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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保廉(1862—1938)，字拙存，别号淡庵居士，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其父陶模乃清末名臣，光绪年间曾先后任甘肃、直隶、陕西按察使、布政使，甘肃新疆巡抚，陕甘、两广总督等职。陶保廉从小受到严格的教育，在史学、舆地、医药和西学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造诣。 19世纪后期，西北边疆危机日益加深。陕甘爆发回民起义并波及新疆，阿古柏入侵新疆，俄国出兵占领伊犁，英、俄在中亚的角逐延伸向新疆，等等。对此，清政府在经历了“海防”、“塞防”之争后，最终出兵收复新疆，并于光绪十年(1884)设立新疆行省，可谓中央政府加强对新疆统治的重大举措。光绪十七年(1891)，陶保廉之父陶模被清政府任命为甘肃新疆巡抚，赴乌鲁木齐就任。随从侍行的陶保廉对其沿途所见所闻予以记载，鉴于该年系辛卯年，故名曰《辛卯侍行记》。 《辛卯侍行记》并不完全是一部游记。丁振铎言其“顾其中所过名都下邑建置沿革特详，水道邮程脉络弁分悉具，或辨讹而考古，或救敝以论今，征引诸书不下数十百种”。[1]王树枬也曾讲，陶保廉“行历秦晋赵魏齐燕六国之地，西逾长城，渡瀚海，入月氏、鲜卑、车师、蒲类诸国，以达新疆都，行一万一千余里，凡山川关隘之夷险，道路之分歧，户口之多寡，人心风俗物产之异同，罔不勤诹广稽取其事，有关于经史及体国经野之大者，著于篇”。[2]可以看出，它是一部兼具实地考察与考证特征的史地之作，其中尤详于对西北地区的记载。 作为晚清西北史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辛卯侍行记》在地理学上取得的成就最引人瞩目。在《辛卯侍行记》书问世后不久，就被王树枬等人在编纂《新疆图志》时加以引用。在今人对西北尤其是新疆地理的研究中，大多也对《辛卯侍行记》的地理学成就予以了关注。如吴丰培认为在清末旅新之作中，以此书及裴景福之《河海昆仑录》篇幅最多，记事最详，但后者由于多记官场酬酢、诗酒相会之事，学术价值并不大，《辛卯侍行记》则偏重于山川舆地考证，“乃于古地，溯其源流，论及史迹，西域故道，引古证今，博采旧典，真可谓鸿学赡才，精研地学者矣”。吴丰培在参与编写《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尝与冯家昇商订西域地名，“每以《辛卯侍行记》所载为依据”，而冯家昇认为此书为西北地理权威之作。他们综论新疆舆地之作，对徐松之《西域水道记》与陶保廉之《辛卯侍行记》尤为推重，尤其是后者，认为其“稽考精湛，所言可据，洵属纪行之上乘，不可多得之佳作”。[3]日本学者松田寿南则对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中的考证由衷发出了“真不愧是陶保廉，实在使我敬佩不已”的赞叹。[4] 另外，在陶保廉看来，书要“切于身心家国”，否则“若近世之杂家异说汗牛充栋惑世诬民，虽尽付一炬何伤?”[5]因此，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中不可避免会对新疆当时很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给予关注和论述。其中，对新疆很多问题的思考和分析对于今天亦不可谓无借鉴作用。下文将着重从民族、西北开发、屯垦等方面来对其进行论述。 一 民族问题一直困扰着清朝在西北尤其是新疆的统治。进入19世纪后，西北民族问题更显尖锐， 60年代爆发陕甘回民起义，并进一步扩展到新疆地区，清朝在新疆的统治受到沉重打击，导致阿古柏入侵，英、俄亦趁虚而入，尤其是俄国出兵占领了伊犁地区。这一切与清政府的腐败及民族统治政策密不可分。因此，如何消除西北民族危机成为清朝统治者和学者不得不认真关注的问题。 对于西北民族问题产生以及屡屡发生穆斯林起事的原因，清人主要归结为两点。第一，官吏腐败。如魏源指出，新疆地方官员“素愦愦不治事，又酗酒宣淫，甚至留各伯克妻于署，而令兵役裸逐为乐，喜麀怒狼，民无所诉”。[6]曾在西北任职的张集馨也指出:“前此回疆迭次反乱者，皆由于办事大臣逼迫激变。各城办事大臣，半系不学无术，而东三省人尤为贪悍，或奸淫回妇，竟不放归；或遇事科求，肆行洒派。伯克本由纳贿而得，回性贪黩，将亏取赢。是以大臣要米一石，伯克则科派数百石；要物一件，伯克则科派数百件。各壮小回，积怨入骨”；“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民复恃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7]这样就导致矛盾日深，民族问题日益激化。第二，宗教信仰。长期以来，清政府对待穆斯林的政策一直是“恩威并用”，但受西北局势以及回民起义的影响，尤重于对穆斯林的镇压。受此情形以及儒家学说的影响，相当多的官员、学者认为“回人性多疑而嗜利，且习于残忍……以强陵弱，以众暴寡”，“睚眦小怨，动辄寻仇”。[8]因此，他们将穆斯林的反抗与其信仰伊斯兰教联系起来，纷纷要求禁止其信仰，令其改信孔孟之道。雍正年间，就有人提出“请概令出教，毁其礼拜寺”，“令回民遵奉正朔，服制，一应礼拜等寺，尽行禁革”之言论。此后，一些人针对穆斯林不遵儒术而信伊斯兰教予以了侮辱和攻击，如“回人不重儒术，全习西域邪教以牟利”，“查回部狼子野心，不崇礼教，人轻剽而喜乱，性凶狠而嗜杀，入我朝食毛践土二百余年而总不遵正朔”。还有人言其乃“大患所伏”，应令其“急归大教”，并“毁伊狮林，焚伊经典，开伊酒荤之戒，盪伊诡异之踪，其一切冠婚丧祭应酬皆与汉民无异，务与大教如水乳相融”。[9]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下，清朝许多汉人学者都持有民族偏见。如有人在比较太平天国起义与回民起义时，就认为“发逆与回逆不同，发逆本系良民，一经改悔，各有籍贯可归，或编入营伍；回逆本系异类，不读孔孟之遗书，不知国家之正朔，自成一教，与汉民冰炭不相能。……(回逆)性情强悍，难化以善，易隶以恶，狡黠多疑”，[10]其民族与宗教偏见可见一斑。而在一些政府组织编写的著述中(如《平定关陇纪略》)也不乏“回恶滔天，凶残已极”、“其人既习于彼教，秀良者少”[11]等极尽污蔑之语。新疆建省以后，清政府将抚绥、怀柔作为统治新疆的主要方针。刘锦棠提出应“因地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12]左宗棠和刘锦棠在新疆都采取了一些措施，“设学塾，训缠童，为潜移默化之计”，[13]以“化彼殊俗，同我华风”，[14]企图通过设立义塾，用孔孟之道来改变穆斯林的信仰和习俗。左宗棠认为在对新疆的统治中，“非革除旧俗，渐以华风，无以为长治久安之本”。[15]刘锦棠更是指令在义塾中全面教授儒家学说，要当地民众系统地、全面地接受孔孟之学说，以达到易其风俗信仰之目的。[16] 对于即将就任新疆巡抚的陶模来说，西北的民族问题自然是他必须深思的一个问题。随行的陶保廉则以一个学者的角度，通过自己所见对西北民族问题予以了记载与分析，其民族思想基本上体现在《辛卯侍行记》中。 应该说，陶保廉的民族思想与上述民族认识有很大的相似性。他认为西北的民族问题与民族的杂处密不可分，“汉回相雠，匪伊朝夕，睚眦细故，积小成大，平心论之，互有曲直”，而官员的腐败(如官员穷贪，伯克鱼肉乡民等)则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矛盾。同时，作为一个深受孔孟之道影响的学者，他也认为民族间信仰的不同，尤其是伊斯兰教信仰，是造成西北民族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他主张当地民众放弃宗教信仰，改信孔孟之道，“吾原汉民勿藐视回民，勿诟为异种，以消畛域之见，回民如必服膺回教，则宜反居默克故乡，今既世居中土千余年，衣服语言皆同华夏，何妨尽弃旧习，概从孔孟”。[17]他认为只要他们能够信奉儒家学说，“回族不少读书通古今者盍鉴于前车而互申劝诫”，“汉回互为婚姻”，那么就可以“朋党无分，永享承平”。[18]这样的观点和主张有悖于当地民众的宗教感情，自然是不可行的，也是不能被接受的。 不过，在一定程度上，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中也表现出了一种不同于时人的民族思想。例如，他反对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应彼此尊重，和睦共处。他尤其针对民族歧视行为，提出“汉回乃为一家”的民族思想。他从维护国家统治和安全的角度出发，对于当时普遍存在的因相互歧视所致之民族仇杀行为，表示出了极大的忧虑。陶保廉认为，民族仇杀只能使民族矛盾和冲突“仇隙愈深，乱盟愈可虑”，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危及国家的统治。陶保廉还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恶劣的周边与国际环境已经给我国带来巨大危机，因此，他大声疾呼:“况忧患有百倍于此者乎?”各民族应以国家命运为重，彼此放弃仇怨，和睦共处，一致对外，毋趋小利以酿大怨。只有这样，才能化解民族间的矛盾，抵御外来入侵，国家才能有安定的局面。[19] 从中不难看出，尽管陶保廉的民族思想存在时代局限性，并不能真正脱离开他所处的社会阶层与统治阶级的利益，从新角度来对西北民族问题提出更为先进的民族思想，但其“汉回乃为一家”的思想相对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和官员却是进步的。他呼吁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对外的思想也具有宝贵的时代意义，值得今人借鉴。 三 陶保廉非常关注西北地区的开发问题。通过万里之行，他对西北地区有了更多的切实感受，针对西北的贫穷落后局面在《辛卯侍行记》中以相当的篇幅对此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 陶保廉认为，西北的落后局面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如技术落后、信息闭塞和交通不畅。甘肃红柳圆军塘有铅矿，但由于技术落后，开采成本高，人工昂贵，故“所出之铅运至兰州，较由襄鄂购来更贵，销路不畅，力难久支”。[20]新疆本地产铁，乾嘉之际在孚远水西沟开设的铁厂，“大兴冶业，居民数千，隐若巨镇”，所产之铁，曾远销蒙古、哈萨克和甘肃一带，“争相运取”，但在产自俄国的洋铁进入新疆后，其价格较新疆之铁便宜三分之二，水西沟铁厂的市场尽被夺去，[21]遂使新疆铁矿陷入销路不畅、苦于赔累、不敢开采的地步。[22]另外，陶保廉在听闻肃州玉门南山产石油后，马上联想到西方国家以石油冶炼煤油之事，并提到俄罗斯高加索的巴沽(即巴库)省由于濒里海，通轮舟，因此石油销售甚利，而肃州却由于“地处穷荒，大陆运机与售油均不便”，经济发展极为落后。陶保廉遂感叹“大利之兴，非其时也”，[23]表现出了他对西北乃至整个国家贫穷落后的无奈，忧国忧民之心悠然可见。 在陶保廉看来，要解决西北的贫穷落后局面，必得加快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方便西北的人口流动和经济开发。以其对甘肃肃州讨来川的记载为例加以分析。讨来川地处甘肃肃州，不仅土地肥沃、水草丰美，“野牛出饮，群以千计”，而且地多金，是一个极好的淘金之所，自然吸引了大量淘金者。但是，由于淘金者聚散无恒，渐成盗薮，道光三年(1823)政府遂封闭金穴，并以其地为肃州镇标马厂。陶保廉在调查后认为，河西少数民族大多以游牧为生，生活较为困难，他们受金矿之诱惑，乃“居幽谷之险，啸聚奸党，分途出扰”，从而给河西地区的社会稳定造成了危害。陶保廉认为，在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上，首先应该改善交通状况，修筑通往讨来川之路，“俾成坦途，移民深入”，以方便讨来川的开发。在此基础上，政府还应在此地“遣兵筑城”，“化穷荒为大邑”，以为河西四郡“增唇齿”。[24]可见，陶保廉在西北开发问题上并不局限于经济发展，而是从维护西北稳定和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以求利国利民，用心良苦，目光远大。 至于如何才能改善西北的交通状况，陶保廉提出应在西北兴修铁路。其实， 19世纪后期，出于开发西北及防范英、俄觊觎新疆的目的，已经有愈来愈多的国人开始关注在西北兴修铁路之事。如光绪时期的黄懋材曾受命出使印度，受印度之行的启发，他针对英俄两国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侵略扩张和同治时期新疆的混乱局面，提出应在新疆修筑铁路、铺设电线的主张，以加强国家对新疆的统治。这是近世中国人最早提出在新疆修筑铁路、铺设电线的建议。[25]此后，郭嵩焘从消除边疆之乱、维护稳定和开发边疆的角度出发，提出应“以举行电报及火轮车为善后之策，招募内地商民及回民之富者，自护其利，源必不肯轻易从乱，各城声息毕达，如在咫尺。商贾百货到处流通，十数年后，关外各城尽成都会，即可渐次推行其法于内地”。后来的方希孟、罗迪楚、宣统年间曾任新疆巡抚的袁大化和曾流放新疆的裴景福等人都提出建议，希望能够在西北筹办路政，以开发西北，减轻西北对内地的财政依赖，加强国防，抵御外侵。[26] 和上述多数人一样，陶保廉拥有对西北的实地感受，故对交通问题的认识自然亦较为深刻和客观。他主要是从吸引移民前来西北开发的角度来谈论铁路建设的。在他看来，西北的开发需要发展移民，而如果交通不畅，不通铁轨火车，“安能良民携眷而来乎?”[27]所以，铁路建设对于西北的发展至关重要。 同时，陶保廉亦指出腐败问题已严重影响到了西北的开发。如设立电线一事，不仅劳民伤财，而且电局中“不懂电学之局员冗食不少，纵有赢利，仅利入股之巨室，安能利国”，他发出了“仕途之弊以行同商贾也”之叹，因此他指出“外洋以电线为大利，我则如此，电之咎欤?人之咎欤?是故人心不端，虽有富强之术，百举百损，电线其一端耳”。[28]由设电之弊，联想到官员的腐败，又想到国家的富强不仅需“富强之术”，更需根除腐败，大力培养人才，惟有以人为本，才能实现富民强国。 四 乾隆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后，为发展新疆的社会经济建设、巩固国防，清政府开始在新疆实行“移民实边”，在新疆发展移民屯垦。 道光以后，受张格尔叛乱之影响，清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在新疆的移民实边政策，尤其加强了在南疆地区的移民屯垦。在此前后，很多文人学者也纷纷就此提出自己的观点。如洪亮吉、沈垚和魏源等人对此问题均进行了探讨。[29]而在这些人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数龚自珍。龚自珍主要是从解决内地的社会危机的角度来谈论这一问题的。在龚自珍看来，当时的新疆就是国家的财政负担，而内地则由于“生齿日繁，气象日隘”，各种社会问题随之滋生，因此，他提出政府应该资助内地人向新疆进行移民，这样既可以减轻内地的人口压力，缓解内地的社会矛盾，同时可以达到移民实边、开发新疆的目的。[30]从龚自珍在《御试安边绥远疏》中所提出的“以边安边”的建议，即以“富饶”之“南路”开垦，而由只产“青稞蔬麦”之“北路”训练来看，他主张屯垦的重点也是南疆。但由于龚自珍未曾亲历新疆，故其许多建议不免脱离现实，存在很多弊病，左宗棠就曾言“龚(自珍)议多不可行，盖未亲历其境”。[31]陶保廉更是结合实际对其主张提出了率直的批判，直斥龚自珍许多措施都是“臆断”之举，[32]并不符合新疆的实际情况，没有实施的可能。 对于清政府在新疆推行的移民屯垦，陶保廉通过实地考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陶保廉认为，新疆由于“戈壁错杂，可耕之地零星分散，风劲气寒”，且新疆许多地方缺水，并不适宜发展屯垦。如在光绪三年(1877)，哈密东北石城子为引水灌溉，曾使军士用毡单贴地数十里以承流，“谓之毡工”，左宗棠对此曾陈诸奏牍，夸为功绩，但由于“所费殊巨，小民未易仿行”，而且“未几毡败渠涸，军士耕田偶尔为之……军罢即废”，[33]可谓一次失败的尝试。因此，陶保廉认为新疆的地理环境以及水资源的缺乏严重束缚了屯垦的实行。事实上，从当时的一些记载来看，即使是以前已经开发出的一些土地，由于水资源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也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林则徐曾在伊犁办水利，开垦农田，但后来所开之渠“皆为沙掩，犹石田也”。[34] 陶保廉对内地前往新疆发展屯垦者的动机也抱有怀疑。在新疆建省前，新疆的屯田主要分为“兵屯”、“旗屯”、“犯屯”、“回屯”和“民屯”五种。新疆建省后，清政府对原有屯田政策予以变通。首先是裁撤兵丁，将土地分给退伍士兵，租赋同“民屯”。其次，对流人给予“民屯”待遇，并“优给牛籽房具口粮”，[35]以激发其生产热情。再次，咨照各省督抚，鼓励流民前往新疆进行屯垦，由官府借给籽种、耕具、口粮等，并进一步加强对屯民的管制。对此，陶保廉提出了异议。陶保廉认为，在新疆屯垦之各类人中，“策名军籍者志在轻一死，以图金帛，万里而来岂作田舍翁想，谪戍之徒习于游惰，劝令力穑辄思潜逃”，“游民本不屑耕，弃田远行，觊意外名利，强之学稼，孑然一身，银粮耕具旋领旋逃，愈招垦愈滋盗贼”。在他看来，当时发展移民屯垦的条件是不成熟的，除非发展铁路，改善西北的交通环境，引良民携带家眷而来方可。而“良民辟地亦当因其所利，毋以好名者扰民曩者”。[36]实际上，由于移民身份的繁杂，给当时的屯田带来了一定的消极作用，政府也在不断出台措施以对此加强管理，如刘锦棠所指出，“地方官责之委员，委员责之屯正，仍十户出具连环保结，互相纠察，层层钤束，以免领本潜逃”。[37]陶保廉之父陶模在给光绪帝的奏议中也持类似的观点，因此他主张从当地招募有家室而无田产之业者垦种，[38]而非从内地进行移民。 另外，陶保廉认识到吏治腐败也影响到了新疆屯垦的发展。一些地方官“急于邀名僻祸，各报新垦地若干，既经咨部，后来者不敢云，复荒，分摊其粮于旧户，为害无穷”，[39]使得屯垦并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国子监司业黄思永向光绪帝奏称:“新疆自建省以后，已十余年，屯政不能兴，皆吏治不能整之所致。”[40]因此，陶保廉认为，必须在发展新疆屯垦的过程中加强对吏治的整顿。[41] 应该说，陶保廉通过自己的实地观察，看到了当时存在于屯垦中的许多问题。但是，他的某些认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例如，他认为当时并不适合发展移民屯垦，一方面是受到上述新疆地理环境、交通状况等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当时朝廷国库空虚、财政紧张，政府已经无力组织资助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出现了“招民内地，道运费艰”的情况。[42]但是，当时的新疆百废待兴、人口稀少已经大大影响到了新疆的发展，加之当时西北边疆危机尤其是英、俄对新疆的觊觎，所以急需增加人口。而在当时流寓新疆的人中，多为从军之人，他们为了谋生，或一人报一户，或二三人报四五户，户占地百亩至数百亩，实际播种不足三分之一，岁歉则弃之，岁丰则以麦易银回内地，土地荒芜，人无固志。[43]因此，向新疆进行移民以发展屯垦实乃大势所趋，其中尤以“北路户口为最稀，尚须极力招徕抚辑，以期生齿日盛，额赋日增”。[44]尽管交通不便，但是由于新疆建省消除了内地通往新疆的人为壁垒，及内地日益严重的人口、经济压力和政治形势恶化，导致很多人自发向新疆迁徙。新疆建省后携眷来到新疆的内地人“几于盈千累万”，“直隶、山东人居多”。[45]这些人的到来不仅扩充了新疆的人口，也为新疆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46]政府也有意识地把一些移民安置在边界地区，藉以达到发展当地经济和实边的目的。可以说移民已成为近代新疆发展中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总而言之，由于陶保廉有亲历之实，其《辛卯侍行记》对于西北边疆一些问题的记载和认识应该说既有可信度也很有见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辛卯侍行记》中对某些西北边疆问题的关注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值得今人借鉴的。 注释：[1]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光绪丁酉夏养树山房刊，丁序。 [2]陶保廉:《辛卯侍行记》，王序。 [3]吴丰培:《吴丰培边事题跋集》之“河海昆仑录”、“辛卯侍行记”、“甘新游踪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196—197、184—185页。 [4][日]松田寿南著、陈俊谋译:《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5]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1。 [6]魏源:《圣武记》，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9页。 [7]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8—229、241页。 [8]阙名:《回部政俗论》，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光绪三年上海著易堂铅印本，第二帙，第109页。 [9]宁夏哲学社会研究所编:《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9页。 [10]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327页。 [11]《平定关陇纪略》卷1，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史地文献》第十七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 [12]刘锦棠:《新疆命盗案件暂行变通办法折》，《刘襄勤公奏稿》卷2，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 [13]袁大化总裁，王树枬、王学曾总纂:《新疆图志》卷38，学校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14]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6，上海书店1986年版。 [15]袁大化:《新疆图志》卷97。 [16]参见刘锦棠:《拟将义塾学童另行酌奖备取俏生折》，《刘襄勤公奏稿》卷11。 [17]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4。 [18]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5。 [19]参见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4。 [20][23][24]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5。 [21]参见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99—400页。 [22]参见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6。 [25]参见郭双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26]参见黄懋材:《游历刍言》之“西域形胜”，《得一斋杂著》，光绪十二年(1886)梦花轩重刊本；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11，“使英郭嵩焘奏英外相调处喀什噶尔情形折”，光绪三年八月十三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方希孟著、王志鹏点校:《西征续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罗迪楚:《新疆政见》，国家图书馆藏《清代边疆史料稿本汇编》第二十一册，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336页；袁大化著、王志鹏点校:《抚新纪程》，见《西征续录》，第214页；裴景福著、杨晓霭点校:《河海昆仑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李文如编:《新疆地理植物考》之“新疆实业志总绪”，《清代边疆史料稿本汇编》第二十二册，第183页。还可参见《清德宗实录》卷572，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庚寅；《清宣统政纪》卷7，宣统元年正月戊申，卷45，宣统二年十一月戊午。 [27]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6。 [28]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4。 [29]参见洪亮吉:《洪北江全集•卷施阁文甲集》卷1，光绪丁丑孟夏授经堂重校刊；《洪北江全集•更生斋诗》卷2，“百日赐还集”，“自三堡至头堡一路见刈麦者不绝”。沈垚:《新疆私议》，见《落帆楼文稿》，中华书局1985年版。魏源:《答人问西北边域书》，见贺长龄等编《清经世文编》卷80，中华书局1992年版。 [30]参见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见《龚定庵全集类编》，中国书店1998年版，第165—166页。 [31]李柏荣:《魏源师友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42页。 [32][33][36][39]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6。 [34]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345页。 [35][37]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12。 [38]袁大化:《新疆图志》卷103，奏议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40]《清德宗实录》卷404。 [41]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6。 [42][44]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12。 [43]参见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四卷，陶模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页。 [45]瑞洵:《散木居奏稿》卷4，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版。 [46]以伊犁为例，伊犁在1885年的各种粮食产量为213万公斤，到1900年已发展到605万公斤。参见《新疆简史》第二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