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20世纪30年代，藏传佛教四大活佛系统之一的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罗桑贝旦丹贝仲美，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以“蒙旗宣化使”的身份，受命赴内蒙古地区进行“宣化”，以阻止德王等人发动的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章嘉呼图克图的宣化活动对宣传国民政府的对蒙政策，强化蒙古族民众的国家认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统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章嘉呼图克图；内蒙古；宣化活动 元明以来，利用藏传佛教加强和巩固对蒙藏地区的统治，是历朝政府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它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蒙藏民族及蒙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藏传佛教的许多上层人士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备受清廷和民国政府尊崇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活佛系统之一，分管京城及漠南蒙古地区佛教事务的章嘉呼图克图就是他们当中相当突出的一个典型。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历代章嘉活佛建寺院、译佛经，在宗教、文化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他们以佛教高僧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解决了许多民族、宗教问题，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由于章嘉活佛系统在历史上崇高的政教地位和在蒙藏地区的影响力，学术界不乏对该活佛系统的研究。但从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偏重于对第三世章嘉活佛的研究，对其他几世章嘉活佛关注甚少，尤其缺乏对第七世章嘉的研究。鉴于此，本文爬梳相关资料，拟就民国时期七世章嘉在内蒙古地区的宣化活动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及其出任“蒙旗宣化使” 章嘉呼图克图，原系青海佑宁寺(亦称“郭隆寺”)的五大活佛系统之一。“章嘉”，原称“张家”，因第一世章嘉活佛扎巴沃色(?－1641)出生于青海佑宁寺附近之张家村(今青海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故名。清康熙以后，以“张家”二字不雅，易称“章嘉”。章嘉活佛系统共传七世。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清廷封授二世章嘉活佛阿旺罗桑却丹“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封号，驻锡多伦诺尔汇宗寺，奉旨总管漠南蒙古即今内蒙古地区的佛教事务。五十二年，康熙帝面谕二世章嘉：“黄教之事，由藏而东，均归尔一人掌管”。从此，章嘉活佛正式成为漠南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领袖，形成了蒙藏地区黄教大喇嘛分主教权的局面，即达赖喇嘛主前藏，班禅主后藏，哲布尊丹巴主喀尔喀(今外蒙古地区)，章嘉活佛主漠南蒙古。此后，历世章嘉活佛被尊奉为“大国师”，受到清廷及民国政府的特殊尊崇，掌管内蒙古及京城等地的藏传佛教事务。 第七世章嘉呼图克图法名罗桑贝旦丹贝仲美，清光绪十七年(1891)出生于青海西宁附近之拉罗地方(今青海互助县南门峡乡却藏滩)。三岁时，经理藩院在北京雍和宫掣签，认定为前世之转世灵童，迎至佑宁寺供奉教养，开始诵习经典。七岁时，由西宁办事大臣主持举行坐床典礼，登上了历辈章嘉的法座。光绪二十五年九岁时，奉旨入京，晋谒光绪帝，赐金印，赏乘黄舆车。翌年，授扎萨克达喇嘛，驻京任职，并赏前辈各项荣典。光绪二十八年，请假三年，回青海佑宁寺学经。光绪三十年九月，返京驻锡嵩祝寺。是年，因驻京副扎萨克达喇嘛敏珠尔呼图克图圆寂，奉旨管理多伦诺尔善因、汇宗二寺，以及京师之嵩祝寺、法渊寺、智珠寺、法海寺，青海之佑宁寺、广济寺，五台山之镇海寺、普乐院等，赏给“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印”及敕书。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遵照前辈惯例，赏赐貂皮坐褥、九龙黄伞。此后，章嘉活佛经常往来于内蒙古、五台山、北京及西北甘青等地的各大寺院，广学经教，勤修定慧。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2月中旬，清帝下野，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由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仍以北京为民国首都，各省纷纷通电赞成民主共和。然而，在沙俄的唆使下，外蒙古佛教领袖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乘辛亥革命之机，于1911年12月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帝国”，自称“日光皇帝”，并“劝谕”内蒙古各旗响应库伦“独立”。一时间内蒙古地区喧嚣“独立”之声不绝于耳，甚至已有不少盟旗王公响应或支持库伦“独立”，政治气氛十分紧张。然而，章嘉呼图克图作为一方的宗教领袖，秉承了其前世护国护教的传统，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着敏锐的政治头脑，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国家政治服务。1912年8月16日，章嘉活佛毅然从内蒙古赶抵北京，发表声明，表示赞成共和，并出面劝导内蒙古地区的王公贵族放弃“独立”主张，拥护中华民国，共谋五族幸福。由于他在内蒙古地区的崇高威望和积极劝导，使得内蒙古地区的甘珠尔瓦、察罕、东阔尔等呼图克图、格根相继表示赞助共和，服从民国政府，并纷纷进京，晋见大总统袁世凯。 民国政府成立后，基本上沿袭了前清的宗教政策，对宗教上层采取了笼络和利用的政策。民国政府于1912年8月公布的《蒙古待遇条例》中就规定“蒙古各地呼图克图、喇嘛等原有之封号，概仍其旧”。1912年10月19日，民国政府对于首先表示“翊赞共和”的内蒙古藏传佛教领袖七世章嘉呼图克图大加笼络，承认其清代所授予之“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封号和金印、金册及各项荣典，特加封“宏济光明”名号，“赉予银一万元”，复“加给年俸银一万元，以示优待”，还加封章嘉的父、母、弟及师傅等各种名号。 受到民国政府恩宠的七世章嘉呼图克图，于是愈加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新政府效忠。1913年4月，他致函外蒙古的“博克多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强调了共和制度的先进性，讲述了自己在新政府受到的信任和优待情况，并要求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劝导外蒙古取消独立，“为了现在和将来表明自己的意见”。 1916年1月9日，袁世凯又颁令，给章嘉原有名号“灌顶普善广慈弘济光明大国师”上加封“昭因阐化”四字，颁给金册。陆军部还给他配备了骑兵卫队。1919年，北洋政府又对章嘉活佛委以重任，颁赠“导持黄教”匾额。1924年3月，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在库伦圆寂，外蒙当局废除其转世制度，章嘉呼图克图便自然成了整个蒙古地区的宗教领袖，深受蒙古僧俗民众的崇奉，因此，北洋政府对章嘉呼图克图也愈加崇敬。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章嘉呼图克图从北平遣使致贺，表示拥护南京政府。1930年，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1929年，在南京设立“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章嘉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1931年9月，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土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惨遭蹂躏。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章嘉呼图克图“素具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信念，秉循国策，宣扬教义，祈愿国家昌盛”，不遗余力。当年4月7日，国民政府在河南洛阳主持召开“国难会议”，章嘉大师应邀从太原前往参加会议。章嘉乘火车抵达洛阳时，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要人亲到 车站迎接，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在当地各界民众举行的欢迎大会上，章嘉呼图克图致辞表示“中华民国系汉、满、蒙、藏、回五族共同组织而成，现在国难当头，希望全国上下，不分界域，不分党派，一致精诚团结，共同御侮”。国难当头之际，各界民众对章嘉呼图克图赋予了诸多身份、角色和期望，这在欢迎章嘉活佛的口号中有具体体现：“一、欢迎代表蒙藏的章嘉莅洛抗日救国；二、欢迎章嘉决定救国大计；三、欢迎宣传党化巩固边疆的章嘉大师；四、欢迎拥护中央的章嘉大师；五、欢迎蒙古政教领袖的章嘉大师”，等等。这次大会上，章嘉大师被推举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并用蒙古语发表了演说，他的“精诚团结，一致抗日，保国卫民”的主张，赢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和赞许。让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宗教人物出任“国难会议”名誉主席，说明在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各民族齐聚在抗战的大旗下，齐心协力，共赴国难。同年4月25日，国民政府以章嘉“此次出席国难会议，跋涉不辞，期抒国难，忠诚奋力，振导宗风，殊堪嘉尚，着加给‘净觉辅教，四字名号”。 “九•一八”事变后，我国东北三省迅速沦陷，日本军阀很快将其侵略魔掌伸向内蒙古地区，内蒙古东部盟旗相继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西部盟旗也危在旦夕。日本军人、特务等纷纷潜入西部盟旗搜集情报，引诱控制蒙古王公上层，采用经济、文化渗透和政治、军事威逼相结合的手段，准备西侵察、绥。然而，国民党政府却对日本侵略者采取妥协退让的“不抵抗主义”，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待蒙古民族，继续采取怀柔、羁縻政策，不仅没有兑现其种种开明、进步的许诺，而且在内蒙古推行设省置县、移民放垦等民族压迫政策。因此，蒙古族各阶层普遍感到了民族存亡的危机，一些蒙古王公“向心力既无，而离心力日深矣”，由此激发和催化了一场较大规模的以内蒙古自治为主旨的民族运动(史称“高度自治”运动)。以“民族自强”标榜的苏尼特右旗扎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很快成为这次自治运动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有更多不同政治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蒙古族国民党人和各界人士参加进来。 当时德王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是在日本西进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当时不少人认为德王的自治运动具有日本背景，是在日本人利诱和操纵下发起的：“少数有能之王公，为日人所利诱，且受日人之帮助，倡言自治，以资号召”。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的黄绍竑后来明确指出：“此运动是直接间接受了日本人的煽动与指使”，是“一个脱离国家统治的独立运动”。基于这种认识，国民政府对这次内蒙古自治运动采取了“宣慰消弭”的政策，派员赴各蒙旗宣抚、劝阻自治成为其具体措施之一。在这种背景下，1932年4月19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提议，国民政府会议批准，任命章嘉呼图克图为“蒙旗宣化使”，其任务主要是：对内蒙古进行宣传感化工作，要他们放弃独立或自治的主张，服从中央政府。在章嘉活佛受任“蒙旗宣化使”的同时，班禅大师也被国民政府任命为“西陲宣化使”，宣化蒙藏地区。12月26日，章嘉大师赴南京出席“蒙旗宣化使”就职典礼，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授予印信和任命状，希望通过章嘉大师宣化蒙旗，“中央与蒙旗的关系，将日趋密切”。章嘉大师在就职典礼的致词中，表达了他宣化之目的和决心，云： 章嘉世掌蒙古教务，值此国难方殷之际，无补时艰，深滋内愧。中央眷念边民，特令宣化，宏谟厚泽，薄海同钦。本使已遵于本日就职，举行宣誓，恭聆训词，当竭虔诚，秉中央绥辑边疆，抚慰边民之至意，宣扬三民主义，启迪忠枕，务使精诚团结，同心御侮，择期巡行蒙古，宣扬中央德意。并本我佛入世救众之决心，阐彰教化，显扬三宝，俾忠贞爱国之蒙民，益坚向内之枕，而使暴虐凶顽之强寇，无所使其伎俩，发扬五族团结之精神……。 章嘉呼图克图在南京受任“蒙旗宣化使”后返回北平，在其驻锡地嵩祝寺成立了蒙旗宣化使公署，内设总务、宣传两个处，直隶行政院，并等待时机，欲赴内蒙古地区开展正式的宣化工作。 二、旅居北平蒙古人抵制章嘉呼图克图赴蒙旗宣化 1933年1月4日，章嘉呼图克图回到五台山，并于五台山设立行台秘书室，继续准备宣化资料。当时，对德王等人策划发动的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锡林郭勒盟各旗王公并无好感。而且德王也非常清楚，内蒙古宗教领袖、“蒙旗宣化使”章嘉呼图克图是影响其“自治”目标的一个重要人物。因此，为了做通章嘉的工作，并利用章嘉在蒙古王公中的威望，德王于是年春天，便陪同他的母亲，带领40余名随从人员从察哈尔到五台山朝圣拜佛。他们一行先到镇海寺等各寺朝礼施供后，到普乐院拜见章嘉国师，呈献布施礼单。章嘉出于礼节，为他和他的母亲等人摸顶祝福，并在普乐院寝宫中设席招待德王。在席问，德王谈了一些蒙古地区的形势和日本人的行动意图，并谈到内蒙古要实行自治，建立自己的政权、军队等的道理，以试探章嘉对他的看法。而章嘉对所施舍的大量布施毫不动心，当即态度明朗地表示：“内蒙古地区形势复杂，事关重大，一切事情报中央政府从长计议，切莫造次，万勿擅作主张。”这次会晤，使德王满怀希望而来，大失所望而去。德王争取章嘉的工作失败后，则转向接近和争取班禅大师，他与章嘉从此关系疏远，再也没有任何联系。 1933年7月26日，德王等人在乌兰察布盟的百灵庙召开了第一次内蒙古自治会议，次日向国民政府相关部门发出“请求国民政府实践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准许蒙古高度自治通电”。但是，不少蒙古王公对德王的自治运动持观望或反对态度。其中前锡林郭勒盟盟长杨桑等人不赞成德王的“高度自治”主张，并且派人赴五台山，邀请章嘉呼图克图前往锡盟进行宣慰。章嘉于是决定赴蒙，当年10月2日经太原乘火车抵达北平，“惟以赴蒙尚需有待，先致电内蒙各蒙旗，盼勿入歧途”。 德王等人发动的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本质上是由蒙古族封建上层发动的以维护封建王公制度和封建特权为宗旨的运动，但它是在反对民族压迫和维护民族利益的呼声中产生的，所以在蒙古族各阶层中引起了较大震动，有着比较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当章嘉呼图克图就任“蒙旗宣化使”，准备赴内蒙古阻止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时，遭遇到不少蒙古人的抵制和反对，其中旅居北平的蒙古人，尤其是在北平求学的蒙古族青年学生的反应尤其强烈。 1933年10月2日，章嘉呼图克图从五台山抵达北平的当天，遭遇了北平内蒙籍学生前所未有的示威、抗议活动。他们聚居在章嘉抵达的火车站及章嘉的驻锡地嵩祝寺周围，抗议章嘉赴内蒙古百灵庙宣化，甚至扬言不惜夺取章嘉的性命。当天北平、天津的各主要报刊都报道了蒙古族学生反对章嘉涉政、赴蒙宣化的新闻。关于此事的缘由，这一事件的亲历者、著名蒙古族学者札奇斯钦先生认为这与章嘉活佛给南京当局的一封密电有关。他说：班禅大师暗中支持德王，不少事情使一直关注内蒙古问题的章嘉呼图克图觉得蹊跷。加之班禅大师的宗教地位高于自己，这将影响到自己在内蒙古地区的影响，所以当阎锡山怂恿他阻止内蒙古自治运动时，他自然是乐于接受。章嘉觉得，班禅大师驻锡在西三盟，可能对他的宣化活动带来不便，于 是在出发之前，章嘉给南京当局发了一封密电。电文称：“蒙古官民事吾唯谨，分属师徒，情若骨肉，虽孝子之事父，亦不过此。乃近得报，西三盟竟有人背吾从人，甘傀儡，在百灵庙开会，草有自治政府大纲，值此蒙边吃紧，若我政府能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将班禅请出三盟，则鄙人自有妥处办法，能使蒙人内向。否则障碍不除，吾虽尽力宣化，恐不敌破坏者力大。”这封电文表明章嘉和班禅这两大活佛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另外从相关资料看，由于德王的各种笼络，班禅大师起初对其“高度自治”持支持的态度，这与民国中央政府及章嘉大师力图阻止的态度相左。加之班禅长期驻锡本属于章嘉活佛教区的内蒙古地区，对章嘉活佛在内蒙古地区的政教地位和影响力产生了某种威胁和挑战，这无疑也会招致章嘉活佛对班禅大师的不满。因此，章嘉拟具这封电文，可谓事出有因。有学者说这封密电是章嘉活佛在阎锡山的怂恿下拟发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