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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简要叙述近代新疆基督教的中外史料，并据外文史料勾勒出新疆天主教的基本轮廓。 关键词：新疆；近代；基督教 一 对于1949年前新疆的基督教史，我们所知不多，还没有什么较深入的研究。实际上，新疆的基督教主要是近代，也就是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势力而来的。在新疆传教的主要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新疆还有东正教的存在，但信仰者主要为俄侨，一般不向当地异族传教。就史料而言，在华的天主教和新教均有年鉴性质的资料，内有新疆部分，记载比较清楚；两位在迪化传教的新教内地会英国牧师死后，还有同会人据他们的书信档案编写的传记专书出版，史料颇为丰富。而东正教就缺乏这方面的史料，不过张绥先生前些年所出一部关于东正教及在华一书有新疆一章，乃据俄文史料写成，做了比较清楚地概述。至于汉文方面的史料和记述，早在1984年，唐世民在《新疆社会科学》第4期发表《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做了初步的探讨，但几乎没有使用上述外文史料，也未见使用清代汉文档案。1988年，笔者在《新疆社会科学研究》第11期发表《历史上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对这一重要的课题据新疆学者鲜有使用的外文史料做了初步的探讨。实际上，在此前后，新疆仅文史资料刊登这方面题目的记述。关于天主教，1979年，吉六在《新疆文史资料》第3辑发表《从〈新疆图志〉谈外籍教会的问题》，主要谈的是天主教，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第3册第568页误列入新教类，且将《新疆图志》误为《新疆图表》。此文主要据亲身经历，由于当时的条件，没有使用外文史料。1985年，李长青在《呼图壁文史资料》第2辑发表《天主教在呼图壁》，又刊同年《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6年，田韶瑛在《玛纳斯文史资料》第2辑发表《绥来县的天主堂》。关于基督教新教，1983年，《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6辑以本刊资料室名义发表《关于迪化福音堂的三份档案材料》。1984年，黄清治在《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7辑发表《乌鲁木齐基督教史谭》。1986年，张心清在《玛纳斯文史资料》第2辑发表《绥来县中华基督教分会》。1987年，杨国梁在《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发表《基督教在阜康县的传播》；裴寿山在《昌吉市文史资料》第2辑发表《基督教在昌吉县的传播》。殷宗林等在《奇台县文史资料》第11辑发表《漫话古城基督教》。1989年，孙志斌在《奇台县文史资料》第18辑发表《奇台佛教、道教、基督教简介》。一江在《喀什文史资料》第4辑发表《瑞典传教士在喀什》，《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第3册第552页误列入天主教类。同年，赵慕萱在《北庭文史》(吉木萨尔)第5辑发表《基督教在我县的传播梗概》。1990年，李继文在《米泉文史》第5辑发表《米泉基督教的历史》，主要言1945年后的情况，言一后来在米泉传教的华人基督教人士在兰州见到了英国传教士胡世杰(即胡进洁)，后者让他合作传教，但他拒绝了。 以上文章，除了笔者的《历史上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基督教均照中国的习惯，仅指基督教新教。实际上，广义的基督教不但包括了天主教，也包括了东正教等古今一切信仰耶稣基督的派别。简单地说，天主教与新教的基本区别在于，天主教神职人员在中国称作神父和修女，神父可抽烟喝酒，但不可结婚，以罗马教皇为最高宗教领袖，一旦来到中国，非因教务，将在华终老，不可返乡，而且要求从语言及服装上从当地之俗；而新教神职人员称作牧师，不可抽烟喝酒，但可结婚，没有世界性的类似教皇的宗教领袖，来华有定期的回国休假制度。在华的天主教早期在农业区多通过农业手段拉拢中国农民，使灾荒频仍的农民得暂缓饿毙之忧，特别注重收留被弃女婴，所以比以教育为主的新教在某些方面有更胜之处。 对于天主教新疆教区，我们所知不多，这应当是1952年前的事情了。天主教新疆教区创建于何年?教区范围有多大?所属天主教支派为何?主要人物有谁?天主教新疆教区在新疆基督教史上的地位如何?这是本文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由于有关史料不多，在此只能略述大要。而且以上新疆方面的记述均未对在新疆的传教士和教派的外文名做出比勘，这是本文所要力求做到的。 二 在近代新疆历史上，天主教的传入不但比新教早，而且势力大得多。毫无疑问，新疆天主教和新教史的研究是新疆近代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不仅牵涉到新疆宗教史的研究，也是新疆对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出版的新疆通史等书不列基督教一节是不妥的。上引吉六一文主要据亲身经历，讨论所遇新疆的基督教传教士，很有价值，但没有使用有关外文史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因为研究外国教会在新疆，不使用有关的外文史料必有不足，甚至立论错误。如吉六文引《新疆图志》卷57交涉志:“案查新疆教堂之设，实始于光绪十三年(1887)，法国神甫石天基、梁萌德于宁远(民国改称伊宁)城外东梁上设天主教堂”。吉见过两人，言他俩非法国人。这是正确的。但言两人均为比利时人则有误。另外，吉先生未能指出俩人的外文名字。吉先生言他们属“圣母会”。这是不准确的，该会在华的正式汉译名为“圣母圣心会”。吉先生未给出该会的外文名称，也未较详细地介绍该会的历史。却言“该会在上海设有中心教堂，拥有大量房地产，租金收入，以供各地教堂的费用”。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该会的中心教堂并不在上海。 在此，我们要必要介绍一下圣母圣心会的历史，该会的拉丁文名称为Conggregatio Immaculati Cordis Mariae.意为玛丽娅无污心会，缩写为C.I.C.M.，英文名称为Congrega-tion 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创建人为南怀仁(Theophilus Verbist.1823年6月12日—1868年2月23日在世)，此人不可与17世纪在华的另一姓相近同汉名同国的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923—1688年在世)相混。他生于比利时，在家乡的耶稣会学校及新神学校学习后，1847年9月18日升为司祭(即成为神父，此日又称祝圣日)，1860年任比利时圣婴会长，这时他与另几位神父筹划创建新会，于1862年11月28日获枢机卿批准，自任首任会长，并受罗马教廷之命在蒙古地区传教，1864年10月24日在枢机卿前立了修道誓。南怀仁1865年8月25日从比利时近郊的舍乌特出发赴罗马，接收蒙古代牧代理位，同年9月19日出港，12月6日抵西湾子，在当地建神学校和传教。死于当地老虎沟(今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其遗骸1931年送返比利时的舍乌特本部教堂，墓上有漂亮的铜像。因该会总部在舍乌特，所以人们通称该会神父为Scheut Fathers.在比利时又作Scheutists.也有称该会为舍乌特会的。该会在新疆传教完全是因为新疆处于蒙古地区的比邻，而该会对“蒙古”的真正准确地域并不太讲求。 可以说，圣母圣心会是从耶稣会派生出来的[1]。 据该会一位在华教史研究神父在一部专著的记述:该会从1878—1922年负责新疆教区，1922年将该教区交给了圣言会神父们(Steyl Fathers.S.V.D.)。1883年，神父们Jansen(此人可能为1918年在张家口传教的该会荷兰杨神父J.Janssen和1922在内蒙古丰镇传教的同一人Ed.Janssen[2])、(R. P.Jean-Baptiste)Steenman(石天基)和De Deken被从甘肃派往新疆，这些无畏的传教士们历经88天，穿过沙漠抵达了目的地[3]。 石天基1853年4月5日生于荷兰布里勒(Brielle[泽兰德(Zelande)])，1876年23岁成为神父，1878年3月4日到内蒙古传教(25岁)，1880年27岁转往甘肃，1883年11月26日被甘肃主教韩默理派往有过去被流放基督徒后裔的伊犁(30岁)，1888年10月1日，伊犁传教团(Mission D’Ily)从甘肃代牧区分出(Detache du V.A.du Kansu)(35岁)，石氏1893年9月任伊犁传教团最高负责人(Su-perieur )(40岁)，1918年2月19日在伊犁传教团驻地绥定死于斑疹伤寒(55岁)，向总部用电报告知了此事。当时伊犁除绥定外，还有三个传教点，各驻一比利时神父，即:宁远县(Kuldja)郎(E.Raemdonck.即吉文所言梁萌德，1923年的《中日传教》已无此人名，则1922年时大概不是离华就是死去，以后者可能性为大)，绥来县(玛纳斯)夏(荣昌，H.[Henri]Verberne.又言为荷兰人)，迪化府高(日升，F.Hoogers.非比利时人)[4]。伊犁传教团存在时期是新疆唯一的天主教最高机构。 高东升(T.R.P.GerardJoseph-Hoogers.高日升之兄)1867年12月12日生于荷兰霍斯特(Horst.林堡[(Limbourg)])，在韦尔特(Weert.荷比两国均有此地名)学习后，在罗尔杜克(Rolduc)学哲学和在卢万(Louvain.荷兰天主教中心)学神学，入舍乌特研习班，1891年9月8日入圣职(24岁)，1894年12月31日在比利时马林(Malines)受圣职(27岁)，翌年9月17日从马塞渡华，分在内蒙古，1909年5月转往上海，1918年6月8日任伊犁—新疆传教团( Mission D’Ily-Sinkiang)最高负责人(Superieur)(52岁)。 1922年时的伊犁—新疆传教团驻迪化府，宁远县仍为郎神父，绥来县为高日升神父，绥定县为上述荷兰夏神父。当时伊犁有基督徒(指天主教徒)320人。受圣洗儿童异教徒15人，儿童天主教徒19人，成年5人。大小教堂4座[5]。 在宁夏教区传教的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神父贺歌南(Joseph van Hechen)出版了一部佛兰芒文的该会的闵玉清传，内叙述了该县亨德里克斯神父(Pieter-Pauwel-Jaak Hendriks)1846年4月生于芬洛(Venlo.在荷兰)，后在内蒙古靠近宁夏与陕西的城川一带传教，1877年6月21日离去，前往喀什[6]。 所谓佛兰芒文是比利时两大民族之一佛兰芒人(Flamands.另一为操法语的瓦龙人)所使用的语言，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与荷兰语相近。佛兰芒人住在比利时北部，是日耳曼人中法兰克人的后裔，1975年时约有520万人。来新疆传教的比利时神父多为佛兰芒人。该传也记载了一些在新疆传教的该会神父的情况，为我们重建当时新疆的该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而且该传主要据闵氏当时的书信写成，有准确的时间。大约在1962年，当时在内蒙古的学者戴学稷先生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内蒙古反洋教的论文，其中引了《闵玉清传》汉文稿本，我们没有见到，至今未见出版，不知是否从佛兰芒文本翻译?或许另有法文本等。听说在呼和浩特藏有抄本。 关于绥定的天主教与石天基，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史档是这样记载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月十七日，法国公使施阿兰函称:日前因伊犁教堂在绥定城买地一事，特请贵署电饬地方官照约及柏大臣致教士石天基一电，代为寄送去后。现接该教士复电内称:均电已由将军连递，直云案不为办等语前来。查两国互定约章，何至独伊犁将军而不为办照乎?相应专函务请贵王大臣速行电知，条约及柏大臣章程固在必遵，令速将案妥照办理，勿在搪塞。致滋不便为荷。专泐。顺颂日祗”[7]。 1922年，罗马教廷将新疆教区交给了德国圣言会神父[8]，一直到新疆解放。1922年后圣言会负责的新疆教区属西部甘肃代牧区，1924年时有传教点、教堂、神父(均为德国人)各一，绥定(总堂所在地)[Hugo]Grun-wald(总负责人)，迪化府[Oscar]Lederman(雷德满，一说为欧洲双重国籍，后言为奥地利人)，有教民386人，宁远县[Ludwig]Golomb(葛伦布)，绥来县[Georg]Hilbrenner(奚伯柰)[9]。但圣言会同年的档案又记载绥定与宁远两神父的位置正好对易，则宁远成了总堂。圣言会1925年的档案记载同上一年一样，还是以上四人，只是分成了迪化(辖绥来)和宁远(辖绥定)两分教区。1926年的建置相同，但迪化来了Heinrich Veldman取代了雷神父，而绥来的奚神父成了分教区负责人；宁远来了霍神父(Theodor Hufnagel)取代Grunwald成了分教区负责人)[10]。1930年情况为:新疆分教区(不再分两分教区)属兰州代牧区，迪化，奚伯柰(长老，“奚”一作“席”)；绥来， Joseph[Wilhelm， Gulielm]Zil-likens(齐玄根，德国人)；宁远，仍为上述霍神父(长老)；绥定，仍为上述葛神父；古城子，为上述雷神父；另标一Roma (罗马)， PiusTchang(张，华人，大概指位置未定，属游方性质，故标罗马。也可能是错标。此人1932年时驻兰州，1936—1937年驻甘州分教区[张掖]高台，1940—1941年驻兰州)[11]。 天主教新疆独立布教区(Mission Inde-pendante du Sinkiang)1931年(一说1930年)从兰州代牧区分出(Detache du V.A.de Lan-chow)，最高负责人称Superieur，首任为卢斐德(T.R.P.Ferdinand Loy)，1931年11月20日上任，他1892年1月17日生于德国西部的明斯特，经在荷兰的圣言会学习，后又学了语言学和神学后，于1913年9月8日任圣职，1920年11月14日升为神父，翌年12月31日来华传教，1922年在山东省戴家庄，1930年为甘州分教区负责人。1932年，该教区人口400万，教民500—600人[12]。 1933年时，新疆教区有外国神父11人，无华籍神父，教民638人，新入教者100人，117人入洗，20人行按手礼，忏悔2500人次，用圣餐1300人次，行婚礼10次，行临终涂油礼10次[13]。1935年5月时总堂仍在迪化，驻卢教区长、郝伯良(Mathias Hasberl)和葛氏；绥来驻奚氏(负责人)和米杰(Henri Motter.荷兰人)；呼图壁驻安庆澜(Henri Allroggen)；奇台驻雷氏；绥定驻毛礼慈(Philipp Moritz.负责人)和奇氏；宁远驻霍氏(负责人)，伊宁驻鄂修德(Petr.VanOirschot)。同年底教民增加到714人，呼图壁安氏离去，由葛氏取代，其余神父情况未变[14]。1937年的情况仍相同[15]，1938年天主教新疆独立布教区升格为新疆代牧区，卢氏升为主教，到1939年盛世才将外国传教士逮捕收监之前，天主教在新疆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盛世才掌权后，有的天主教神父被关入狱中，受残酷的折磨，其他人员撤往兰州[16]。盛世才下台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是否回到新疆?我们没有发现史料，不好断言，但他们要回新疆的企图是肯定有的。 总的说来，在新疆传教是十分寂寞的，但新疆一直没有内地那样的反教情绪，也没有闹过什么教案。 关于瑞典的新教传教士，清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史档是这样记载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初八日，收新疆巡抚文称:窃据疏附县知县钱炳焕申称:窃查瑞典国教士恩特生回国，出境日期业经申报在案。兹该教士恩特生携带其妻玛力牙罕一口、幼子一丁，并带男教士约口拜尔一名，跟丁一名，使女二名、骑马七匹、驮马四匹，于十月初七日由明约路卡(在喀什西境)入境，驻喀传教。出照约保护外，理合具文申请鉴核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该教士恩(特)生一名，前据该县申报于三十二年九月初五日由明约路卡出境，当已据情咨呈在案。兹复据报前情，除批饬照约妥为保护外，相应咨呈。为此咨呈贵部，谨请鉴照施行。须至此咨呈者”[17]。有关南疆瑞典传教士的材料较多，他们也是在盛世才掌权后被驱逐的。 总的说来，除了盛世才统治时期，由于德国神父及其他外国基督教教派并未侵犯到新疆统治者们的利益，所以互相关系不错。1952年前后，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几乎全部被驱逐出境，从此永远结束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历史。 小结 纵观比利时圣母圣心会在新疆传教的短短4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出:该会的外籍神父主要为比利时籍，少数为荷兰籍。而圣言会主要为德国神父。由于新疆为穆斯林居住区，他们几乎没有从穆斯林中争取到过信徒，信仰者几乎为清一色的汉族。这些汉族信徒文化水平很高的较少，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史料。此后由于较有水平的多因与西方神父的关系，在历届政治运动中入狱或受到冲击。所以尽管后来新疆一些市县级政协抢救出一些笔记史料，但仍较简单。而比利时和德国神父在新疆传教不易，故鲜有显者，即使有显者，亦是在今内蒙古和甘肃，他们留下的史档内蒙古和甘肃部分远多于新疆部分，而且主要为佛兰芒文和德文，其次是法文，藏在罗马、比利时和德国，也有不多的英文译本，我国专攻或研究新疆天主教史的学者本来就几乎没有，而研究新疆近代史的学者不会有通佛兰芒文的，通后两门语言的就更少了，这就给我们研究新疆天主教史留下了很大的困难。至于新教，主要在乌鲁木齐和喀什传播，从清末就已开始，在乌鲁木齐主要为英国的内地会和美国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喀什的则为瑞典行道会，留下了不少英文和瑞典文文献。至于瑞典文，华人能看懂的不多，但瑞典传教士也有用英文写作的，这就多少解决了一些问题。总之，近代新疆基督史的研究意义重大，但在中国尚待学术界重视，进行通力合作研究。 注释： [1]关于圣母圣心会在华的情况，见《在华比利时传教团，舍乌特传教士们》(La Mission Belge enChine，par un missionnaire de Scheut.Bruxelles，office de Publicite， 1942. 123p. [collection Na-tionale，15])。 [2]见北京北堂遣使会包神父(J.-M.Planchet)编:《中日传教》(Les Missions de Chine et du Japan.北京，1919年)，第66页；同1923年，第69页。《中日传教》是部天主教传教年鉴。 [3]见圣母圣心会大同大神学校校长桑世希神父(Jacobus Leyssen，比利时林堡[Limburg]省布雷[Bree]人，1989年12月18日生，祝圣日为1915年6月20日)著:《长城上的十字架》(The Crossover China’s Wall.北京，遣使会出版社，1941年)，第64页。 [4]《中日传教》(1919年)，第140页。 [5]《中日传教》(1923年)，第135—136、466页。 [6]《闵玉清主教阁下》(Mgr.Alfons Bermyn.比利时，韦讷海姆，1947年，上卷187页，下卷155页)，上卷，第177页。曾在新疆传过教的和1922年后离开新疆的圣母圣心会神父的情况见《圣母圣心会，班子指南(在华)》(Congregationof the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Directorium-seminarioum(in Sinis). Pekini， Missionariis con-gregationis immaculati cordis Mariae (Scheut)，[1949]xxxix，745p.)。 [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台北，1980年，第6辑)，第2171页。 [8]《中日传教》(1923年)，第428页。 [9]《中日传教》(1925年)，第106页。 [10]见圣言会神父哈尔特维奇(Richard Hartwich)编:《斯泰依勒尔传教士在华，卷六，在中国内战的纷乱中，1924—1926年》(Steyler Missionare inChina.VI.Auf den Wogen des Chinesischen Burg-erkrieges，1924—1926.罗马，1991年，713页)，此档案史料集收集了在新疆圣言会神父们(斯泰依勒尔是圣言会创始人，故斯泰依勒尔传教士也指圣言会传教士)的报告。 [11]《中日传教》(1931年)，第132页。 [12]《中日传教》(1933年)，第226页。 [13]见耶稣会士Paschal M.D’elia，S.J.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The Catholic Missions in China .上海，1934年)，附表。 [14]北京北堂遣使会(Lazaristes du Petang)编:《中国天主教志》(Les Missions de Chine .上海，1936年)，第239页及VIII-IX页的补正。 [15]同上北京北堂遣使会编:《中国天主教志》(1938年)，第195—196页。又见(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嘱托平山政十著:《蒙疆天主教大观》(张家口，1939年)，第450—451页。 [16]同上北京北堂遣使会编:《中国天主教志》(1942年)，第197—198页。 [1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台北，1981年，第7辑)，第114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