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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前苏联“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中苏关系获得良好发展，其重要表现，就是新中国“一边倒”政策的实行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以及由此而来的前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大规模援助，大批前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帮助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新疆成为这一时期前苏联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是前苏联专家活动的重点地区，人数较多，主要集中在地质矿产、水利建设、农牧业生产、疾病防治以及文化、教育等领域，为恢复发展新疆经济文化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中苏关系；新疆；前苏联专家；活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天，即10月2日，苏联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1]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之时，中苏关系也翻开了新的一页。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年间，中苏两国领导人出于各方面的考虑，都在努力改善双边关系。在这一时期，中苏关系总体上是在不断地向好的方向发展。其获得良好发展的重要表现，就是新中国“一边倒”政策的实行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以及由此而来的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大规模援助。由于特殊的地理区位，新疆成为这一时期苏联对中国进行经济建设大规模援助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是苏联专家活动的重点地区之一。 一、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的概况 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外部不断遭到各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内部长期处于各军阀的割据混战，一直积贫积弱。特别是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和随后的数年解放战争，使中国的大地上疮痍满目，百废待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后，刚要进行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不久(1950年6月25日)又爆发了朝鲜战争，新中国的领导人不得不又把主要注意力和大量的人力财力投入到朝鲜战场。1953年7月27日，《朝鲜半岛军事停战协定》签订，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结束。这时，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把自己的注意力重点放在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上来。 但是，在旧中国基础上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一穷二白”，要想加快自己经济建设的步伐，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有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其中主要的问题有:资金严重短缺，工业基础薄弱，人才严重缺乏，技术极其落后。要想在短期内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得到外部的援助。而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能给新中国帮助和支持的只有苏联。特别是在新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与朝鲜战争以后，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已非同一般，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对中国经济的建设给予援助。事实也正是如此。 在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对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各种援助中，除了提供低息贷款、援建各类项目、提供技术资料等以外，重要的一项就是派遣各个方面的技术专家到中国，直接帮助中国的经济建设。 旧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十分缺乏，高水平的技术专家更是难得一见。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仅有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专家、工程师等约2万人。以当时中国最大的鞍山钢铁厂为例，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工程师只有70名，其中的62名还是在心理上不喜欢新中国的日本人。因此，新中国要想加快进行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就必须尽快解决专业技术人员奇缺的问题。 早在1948年夏，苏联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已经秘密地派专家技术人员到中共建立的东北根据地帮助修复铁路。1949年6月刘少奇在苏联访问。8月，刘少奇从苏联返回时，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还带回了200余名苏联专家帮助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1]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已有600余人。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苏双方达成的有关协议，苏联开始派遣更多的专家到中国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到1951年1月，新中国成立后仅仅几个月内，苏联就有海军专家700余人、空军专家近800人到中国工作。仅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在从1950年到1957年期间，先后共聘请98名苏联专家进行讲学授课。从1954年起，每年都有千名左右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据统计:1954年为983名，1955年为963名，1956年为1936名，1957年为952名。到1956年底，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有3113名，达到最高峰。其中技术专家2213名，经济顾问123名，科学和文化领域的顾问专家403名，军事方面的顾问专家374名。[2]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工作的苏联顾问专家人数的总数，由于其流动性比较大，又分散在全国的各个地区和部门，因此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据有关学者研究统计，在1949年到1960年的10余年中，到中国帮助中国的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建设的苏联专家共有近2万名。[3] 应该实事求是地讲，在华工作的绝大多数苏联专家是真心诚意的在帮助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较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在所承担的各个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刘岩等在《中俄关系的大事小事(1949-2009)》一书中高度评价说:“成千上万的苏联专家来到陌生的中国，本着国际主义精神，胸怀革命的理想，兢兢业业地把知识、经验和技术传授给中国，并与中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中国而挥洒汗水，为新中国政权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工业化基础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4] 二、苏联专家在新疆的主要活动 在这一时期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中，新疆是当时中国受援省区的重点省区之一，也是苏联专家工作活动的一个重要省区之一。 关于新疆聘请苏联专家参与或指导本省的各项建设，早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就已存在。在1933年盛世才主政新疆后的一个时期内，实行“亲苏联共”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建设上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聘请了众多的苏联顾问专家到新疆，参与或指导本省的各项经济项目的建设。在1934年7月21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一项关于新疆经济重建的决议的附件中，就多处提到往新疆派驻专家，帮助新疆进行经济建设的问题。例如:在“工业建设问题”中说:“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以苏新贸易公司的名义派遣3名工程师和几名技术员，就新疆的技术合同和建设及提供设备的合同问题进行协商。这些工程师和技术员将通过伊犁和塔城进入新疆”；在“农业措施”中说:“责成土地人民委员部齐尔科同志不晚于9月1日向新疆运送2名农业技师、2名养殖技师和2名兽医去乌鲁木齐，以便向新疆提供农业援助”。[5] 盛世才主政新疆后于1935年制订的第一个所谓的“三年计划”，就是仿照苏联、在苏联顾问专家的直接参与下出炉的。[6]当时在盛世才政权的各个主要部门，差不多都有苏联的顾问专家在工作。例如，在财政厅担任总顾问、手握新疆财政大权的米哈尔曼，本身就是一个财政方面的专家；1935年新疆兴建的哈密—乌鲁木齐—伊犁的公路，也是由苏联专家设计和直接参与，于1937年完工通车的；新疆的第一座较大型水库——乌鲁木齐红雁池水库，是根据苏联专家特列古布的建议、并在苏联技术专家布列夫的负责监督下建成的。至于在独山子油矿等当时新疆一些矿藏开发等领域工作的苏联专家，人数更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1950年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以后，如前所述，根据中苏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大批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帮助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疆即是当时苏联专家工作比较集中、人数也较多的省区之一，其中在中苏两国合办的《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与《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中，就有大批苏联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工作。据苏方的报告称:在苏中石油股份公司，“截止1954年7月15日，公司共有工作人员5603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403人。苏联工作人员的数量为403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65人。1955年计划全体工作人员达到6841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496人。全体工作人员中，苏联工作人员为357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55人”。该报告又称:在苏中金属股份公司的“各企业中，共有8921人，其中进行生产活动的有5970人，进行基本建设的有691人，进行地质勘探工作的有1750人。在公司工作的苏方人员共计400人”，大多数也是专家或工程技术人员。[7]另外，在《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也有不少苏联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工作。[8] 这一时期，还有为数众多的苏联专家在新疆的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和各个项目中进行工作，帮助新疆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现依据有关资料，对这一时期苏联专家在新疆的工作活动情况做一简要分类叙述。[9] 地理资源考察 新疆地大物博，水土资源十分丰富。但是，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一直没有进行过比较科学的考察，具体情况并不清楚。中国科学院决定组织有关部门的专家对新疆的自然地理和水土资源进行综合考察，以便为新疆的经济开发做准备。为了解决技术人员的不足，决定邀请苏联专家参加。 1957年，中苏两国科学院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59年，中苏两国又签订了科学合作计划，邀请苏联专家帮助中国进行这一项工作。根据以上两个文件，苏联科学院派遣了本院地理研究所的12名专家，到新疆参加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的工作，主要是对南疆的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地区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进行综合性的考察。 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在新疆工作期间，克服了种种困难，深入各地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在对叶尔羌河与和田河两个流域的综合开发上，重点研究了河流地表径流的调节、控制和利用，盐碱地改良，地下水的探测和利用，防风固沙，野生经济植物的开发和利用等。另外，新疆综合考察队还对位于阿克苏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的沙井子农场和胜利七场的土壤改良进行了定位实验研究。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进行该研究中，我收集到了一本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于1958年编写油印成册的《苏联专家报告和谈话记录集》(第一部分)。在这本十分宝贵而数十年后难得一见的《苏联专家报告和谈话记录集》的“前言”中说:“1958年我队各位苏联专家在南疆三个月(7月中旬—10月中旬)考察期间先后在各地作了不少的报告和谈话。这些报告和谈话的内容极其通俗，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对南疆自然条件规律性的描述、生产上的实际建议，及进行考察工作和科学研究的方法。所以它们不但对开发和建设新疆有直接意义，而且对一般科学研究工作者也具有理论和实际的指导意义”。[10] 在这本《苏联专家报告和谈话记录集》中，共收集了6位苏联专家的6篇报告和10篇谈话记录。6篇报告的题目是:A•A•尤纳托夫《波斯腾湖的植被调查总结报告》；B•H•库宁《地下水的利用及其对壤改良的作用》；B•H•库宁《库车冲积扇及库车区坎井开发远景》；Б•A•费多罗维奇《风成地形形成的地带性》；Б•B•戈尔布诺夫《乌孜(兹)别克斯坦植棉区的土壤》；H•T•库兹涅佐夫《塔里木河的迳流》。10篇谈话的题目是:A•A•尤纳托夫的《新疆的地植物学分区》；A•A•尤纳托夫的《尤尔都斯植被调查总结报告》；H•B•罗果夫斯卡娅的《岩性综合体图的编制原则及方法》、《灌区水文地质介绍》；B•H•库宁的《在新疆地区建立地下水观测网的建议》；H•T•库兹涅佐夫的《“新疆水文地理”工作提纲》、《水文区划基础》《关于“河流分类”的报告》、《几个盆地的水量平衡研究》、《关于1958年夏季非常洪水的材料》。从以上列举的各个报告和谈话题目中可以看出，这些苏联专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有比较高的水平和造诣，并能结合新疆的实际，提出一些针对性比较强的建议，对新疆的进一步开发建设有重要参考价值。 地质矿产资源勘察 新疆地大物博，矿产资源丰富，但在新中国建立以前，限于技术能力，新疆自身几乎没有进行过矿产资源的调查，即使有一些这方面的活动，也大多是有苏联方面主持进行的。例如，在1940年，苏联地质考察团在新疆的温泉县发现了钨矿。第二年，苏联地质研究局局长毕利金科、经理米海科夫带领大批技术、工作人员到新疆温泉县的奇克台、胡斯台和祖禄一带试掘开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搞清新疆矿产资源的分布和蕴藏情况，中国决定聘请苏联专家帮助进行工作。1955年6月30日，中苏签订合同，共同在新疆的一些地区进行地质勘探调查。1955年8月，中国国家地质部所属的地质调查队(当时称“第13地质大队”)成立。该队由中苏双方人员混合编队，其中有苏联专家54人。大队及所属各个中队的领导，均有苏方担任正职，中方担任副职。何良什诺夫任大队长，傅轩任副大队长，米哈依洛夫任总地质师，胡冰任副总地质师。另外，大队内设有化验、光谱、制图、照相等，均由苏方专家负责，中方配备技术人员边工作边学习。 1957年5月以后，根据中苏双方达成的新的协议，大队的领导工作改由中方人员负责，苏联专家人数减为27人，改为顾问。 在从1955年7月到1958年12月，“第13地质大队”在新疆的阿勒泰、喀什、阿克苏等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地质调查，面积达4.5万平方公里，编制出了比较详细的地质图，为以后新疆矿藏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1958年5月，苏联专家全部撤离，“第13地质大队”人员改归属到新疆地质局。 在这同时，新疆也于1955年成立了中苏合营的新疆“519地质队”。在这个队中，其中有苏联专家40人。在“519地质队”成立初期，技术方面的工作基本上都有苏联专家负责。在这期间，中方为了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请苏联专家讲课、办短训班，在野外作业中做具体指导，使中方的一些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很快有了明显提高。1959年，新疆“519地质队”由中苏合营改为中方自办，苏联专家大多回国，但仍有4名苏联专家受中方邀请在该队工作。 水利灌溉设施建设 新疆是典型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农业生产几乎全靠灌溉，水利建设在农业生产中重要作用不言而喻。1957年，中国政府的水电部聘请苏联水利专家组，到新疆指导主要河流的综合规划、利用和治理。苏联专家组由水利规划、灌溉设计、水利工程设计等方面的总工程师，以及水文、地质、土壤等各个专业的专家6人组成。 他们在新疆工作的两年时间里，帮助中国方面鉴定了关于乌鲁木齐河与玛纳斯河流域规划草案；审核了开都河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对阿克苏河、开都河、塔里木河流域范围开发的可能性提供了质询；对新疆山区河道引水灌溉、防渗、防冲、防沙石的措施，以及塔里木河近期的饮水灌溉问题进行了研究或勘察；指导了全区水文资料的整编与水文站网的规划。苏联专家在新疆工作期间，还做各种有关报告100次以上，口头解答疑难问题无数。 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经过中方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努力，新疆的水利规划建设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对当时新疆大规模的土地开发提供了水利保证。[11]在1959年5月、12月，及1960年2月，这批苏联专家完成任务后先后回国。 农业开发生产 在这一时期，受中国方面的聘请，有数名苏联的农业生产方面的专家到新疆工作。提托夫、果列洛夫、赫维利亚等人，在50年代初受新疆八一农学院的邀请，到该校讲学，给师生们讲授米丘林的生物学、农业技术、特别是植棉技术及农业机械化的课程，对提高刚刚建立的新疆八一农学院的教学水平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特别是提托夫•彼得•伊万诺维奇(即提托夫)，是苏联比较著名的植棉技术专家，受1952年8月1日由新疆军区步兵学校改建而成的“新疆八一农学院”的聘请来学校教学。随后，又应新疆军区司令部邀请，对军区生产部队的农场规划和农业生产进行技术指导。不久，又应二十二兵团司令员陶峙岳的邀请，对该兵团直属机耕农场(今石河子总场)、二十六师(今农八师)、二十五师(今农七师)的农场规划和农业生产进行具体指导。1952年10月，提托夫陪同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王震视察二十二兵团玛纳斯河流域所属农场的棉田，提出了一系列好的建议，后来使当地的棉花生产获得大面积丰收，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12] 1956年，苏联土地整理专家马斯洛夫应聘到新疆具体指导农场规划，并在南疆的库尔勒地区的博古西湖农场进行规划示范，为新疆各地当时的农场规划、条田设置、灌溉排水、道路、居民点、防风林带等各方面的规划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样板。 1958年，苏联土壤改良专家平斯科依，应聘到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建立了土壤改良排水洗盐实验站，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实验，解决了塔里木河中上游垦区北岸的排水干渠的设置问题，对当地盐碱地的改良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牲畜疾病防治 新疆是我国的畜牧业大省，畜牧业在当时生产总值中占有重要位置。但是，在传统的畜牧业生产中，疫情的不断发生是长期妨碍新疆畜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特别是牲畜中口蹄疫疾病，不但发病的频率高，而且传染性强，影响大，一直是广大牧民难以解决的一大问题。 1951年，新疆的北疆地区牲畜中口蹄疫疾病流行，严重地影响着畜牧业的发展。苏联口蹄疫疾病专家阿不扎洛夫应新疆邀请，带一个专家组前来指导防治。不到半年，这个专家组就完成了北疆地区口蹄疫疾病流行的防治任务。1955年，苏联著名的口蹄疫疾病防治专家斯维里多夫受聘前来新疆，帮助新疆解决了口蹄疫疫苗的制造与病毒毒型的鉴定等技术问题。1956年，苏联专家贝可夫，还受聘到新疆的南疆地区进行牲畜中口蹄疫疾病流行的防治。 另外，据有关资料记载，为了改良新疆的牲畜品质，发展新疆的畜牧业生产，在这一时期苏联还支援了新疆一些品质优良的种畜。其中仅伊犁昭苏的种马厂，苏联在1952年“就帮助运进优良种马6匹，优良种牛8头，最大的种牛体重达到8百多斤”。[14] 蝗虫等病虫害治理 在新疆农业生产发展的历史上，蝗灾都是一种经常发生、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危害而又难以防治的自然灾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蝗虫灾害依然是新疆农业生产中几乎每年都会或多或少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之一。 1950年，鉴于新疆蝗虫灾害频繁发生而又难以防治的现实，新疆省政府为了尽快控制蝗灾，减少农业生产损失，决定聘请苏联专家协助灭蝗，实施以飞机灭蝗为主的计划，并通过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与苏联政府达成了协议。 1951年，苏联派植物保护专家楚克曼、齐普林科二人来新疆调查蝗情，帮助制订治蝗计划，培训治蝗人员。1952年，苏联派遣以齐普林科和奥列宁为首的飞机治蝗团，并带来17架治蝗用的小型飞机专门进行作业，对于新疆当年的蝗虫防治起了很大的作用，效果也比较显著。1953年5月，苏联治蝗专家和技术人员一行21人又携带8架治蝗飞机抵达新疆，协助“飞机治蝗”计划。以后的1954年、1955年，苏联都应邀派治蝗专家和飞机到新疆协助扑灭蝗虫。 苏联专家和技术人才较为精湛的专业技术和较为先进的治蝗灭蝗手段，对于当时新疆及时的防止蝗灾的扩大蔓延，都起了重要作用。 鼠疫等流行性疾病预防 在新疆的历史上，由于疾病预防条件的极其落后，一些传染性较强、对广大群众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疾病不断发生，鼠疫就是其中之一。[15] 1959年5月，根据中国卫生部与苏联保健部签订的协议，苏联鼠疫调查团一行11人，从新疆的霍尔果斯口岸进入新疆，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厅所属的鼠疫防治所以及中国卫生部的人员，共同组成鼠疫调查队，对新疆天山北部的塔城地区、博乐的温泉地区、乌苏的南山地区，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鼠疫、土拉伦斯菌病自然疫源地和布氏菌病的调查工作。 这支有中苏两国专家和工作人员组成的鼠疫调查队在新疆工作期间，还分别在塔城和乌鲁木齐组织了10场学术报告会，由苏联专家作学术报告。另外，他们在所到之处，还为当地居民进行免费看病医疗。他们的这项工作是新疆第一次进行这方面的专门调查和研究，对摸清新疆鼠疫等疾病发生、流行的情况，以及进一步进行预防和治疗，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翻译出版等 在20世纪50年代新疆的人口总数中，少数民族的人口占了80%以上，但是少数民族的文字图书的出版却十分落后，连一本比较好的中、小学教材都没有，水平比较高的翻译、编辑、出版专家更是缺少。 在新中国建立后刚刚成立的新疆人民出版社，新疆的少数民族语文的编辑、翻译力量都仍然比较薄弱。为了适应尽快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的需要，1952年底，新疆省政府报请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从苏联聘请了7名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翻译、出版方面的专家到新疆人民出版社帮助工作(共计工作了4年)。这些苏联专家在新疆工作期间，主要是对从汉语文翻译而成的维吾尔、哈萨克语文的著作从各个方面进行负责和把关。同时，他们还建议结合中国的教学大纲，编写出版少数民族文字的中、小学课本，及其他各种少数民族的文字图书。 三、苏联专家对新疆经济文化建设的贡献 关于这一时期在新疆工作的苏联专家，还远远不止以上谈到的这些方面。在当时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中，就有为数不少的苏联专家在各个部门单位工作。另外，在新疆的各高等院校，也有不少苏联专家进行教学授课。例如前面提到的提托夫、果列洛夫、赫维利亚等人，都曾在当时的新疆军区的二十二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前身)工作过，其工作成绩得到兵团干部战士的好评。但从以上的叙述中，完全可以看出，在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处于良好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为了帮助新疆的经济文化建设，做了许多工作。正如前面所说的:应该实事求是地讲，在华工作的绝大多数苏联专家是真心诚意的在帮助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较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术，在工作中认真负责，在所承担的各个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当时为恢复发展新疆经济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例如，对在新疆工作的翻译、出版专家的出色表现，得到了中国方面的好评，在他们回国时，中国国务院专门给他们写了感谢信，周恩来总理还委托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向他们每个专家颁发了纪念章。 这里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在1960年11月，即在当年的7月苏联单方面决定从中国全部撤出专家以后，中国各地普遍上映了一部反映中、苏两国专家与科学工作者“同志关系，互相救助、忠于共同事业”的感人电影故事。这部影片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变而成的。情节大致是这样:苏联女专家梅什柯娃来到中苏合作的一个地质队，在新疆的阿尔泰山中勘探。在梅什柯娃的帮助下，中国地质工作者发现了一处矿藏。但不幸的是，在勘察过程中，梅什柯娃胃病剧烈发作，需要急救。梅什柯娃在被送往乌鲁木齐途中，突然受阻:在喀拉额尔齐斯河上没有渡口，而船工又在对岸。而梅什柯娃的生命处于危机之中，年轻的中国地质队员李青冒死渡河。影片的最终告诉大家:梅什柯娃得救；而梅什柯娃在1945年曾参加过苏联解放中国东北的战争，当时她是一个护士，并且救过李青的生命。在这部电影放映的同时，中国的有关媒体还作了大肆宣传，称是“热情地讴歌了中苏人民之间深厚的友谊”。对当时中国发生的这种奇怪现象(即对苏联撤退在华专家，中国不但不进行谴责，反而大谈中苏友谊的现象)，当时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人员向苏联当局汇报说:“当苏方由于一些人所共知的原因不得不把苏联专家从中国召回，而且他们已经回国时，中国同志广泛放映关于苏联专家的影片(与北京同时，在郑州、西宁、南京等城市的电影院也放映影片《永恒的友谊》)是想说明，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专家处于正常的条件下，受到中国领导的支持和互相理解等等(影片描述的一切正是这样)。另一方面，摄制这部影片以后，中国同志得到了一张王牌，用于形象地说明在评价苏联专家的作用和宣传苏联援助中自己的‘客观性’”。[16]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人员对当时中国放映影片《永恒的友谊》的评价是否客观暂且不说，当他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中国政府当时对苏联专家在华工作的本身是肯定的，对中苏两国专家和科学工作者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友谊是肯定的。 注释：[1]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2] 刘岩等:《中俄关系的大事小事(1949~200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 [3] 刘岩等:《中俄关系的大事小事(1949~200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 [4] 参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经过统计核对，认为总人数在人以上这个数字基本得到大家的认同。 [5]刘岩等:《中俄关系的大事小事(1949~200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72页。在苏联专家的待遇等问题上，中苏双方也发生过一些摩擦(主要是中方人为苏联专家的待遇与当时中国人员相比，显得过高。)至于后来因政治原因引发的许多事情，与这些专家本人并无太多关系。 [6] 见沈志华主编的《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一书(《新疆通史》辅助项目，正结项中)中的有关档案资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号记录:重建新疆经济(1934年8月5日)”。 [7] 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8] 见沈志华主编的《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一书(《新疆通史》辅助项目，正结项中)中的有关档案资料“伊万年科的调查报告:在中国的苏中股份公司情况(1954年12月11日以前)”。 [9] 当然，在上述公司内工作的苏联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与同时受聘到新疆工作的苏联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还有所区别，这里限于篇幅，不再做更详细的叙述。 [10] 这里主要依据《新疆通志•外事志》第四篇第二章第一节中的“苏联专家”中的记述，同时参阅了其他方面的一些资料。 [11] 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苏联专家报告和谈话记录集》(第一部分)，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编印，内部资料1958年油印本。 [12] 当时正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组建发展时期，需要在各个较大的河流流域开垦土地，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活动。 [13] 《新疆通志•生产建设兵团志》，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97页。 [14] 魏毅:《昭苏种马场访问记》，载《新疆牧区社会》一书(广州市，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版)。 [15]据刘星主编的《新疆灾荒史》“附录”中“新疆人类鼠疫概况及对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载，在1913年南疆和田地区发生的一次鼠疫大流行中，就有约10万人死于此病。在天山北部地区，也不断有鼠疫发生。在1952—1988年新疆共发生人类鼠疫11起，涉及7个县，死亡数十人，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天山北部各县。 [16]见沈志华主编的《俄国解密档案:新疆问题》一书(《新疆通史》辅助项目，正结项中)中的有关档案资料“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关于中国电影《永恒的友谊》(1960年11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