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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缘因素，直到19世纪，新疆对西方国家来说依然较为陌生，有关新疆的西文著述极为稀少，西方人对新疆的了解仅限于马可波罗以及15、6世纪一些耶稣会士，如鄂本笃(Bento de Goes)之纪闻。 19世纪以后，在殖民扩张因素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西方对新疆的关注程度日益增加，有关新疆研究的著作不断涌现，尤其是西方人对新疆的游历、考察获得了非常迅猛的发展。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研究已经成为西方中国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一 19世纪，西方国家之出现研究新疆的热潮，主要与英俄两国在亚洲的殖民扩张有关。在这股殖民浪潮中，内陆亚洲，尤其是英属印度与俄国之间的地区逐渐成为英俄在亚洲瓜分和竞争的主要对象，其地域范围南及克什米尔与阿富汗，北及锡尔河河谷，东为中国新疆，西至布哈拉。英俄争夺的焦点是：阿富汗、河中地区和新疆，当时这些地区在许多地图上尚被称为“未知地区”。对于英俄两国之间的这种争夺，后人一般称之为“大角逐”（Big Game） 早在18世纪，俄国即已明确了向印度洋扩展其地域范围的战略目标，印度便是其扩张的重要目标之一。而欲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中亚地区是俄国的必经之路。因此，俄国自18世纪初就已开始对中亚进行渗透扩张。在此过程中，今天的中国新疆地区逐渐成为其扩张的重要目标。为增进对新疆之了解，配合未来之行动，俄国政府还命令其派往北京之东正教传教士团搜集有关新疆的记载，并对其进行翻译研究。在新疆研究尚属冷门的当时，此举足以表明俄国政府的野心。随着19世纪俄国对中亚诸汗国的逐步并吞，其领土直接毗连新疆，俄国更是利用清王朝国力的日益衰弱，在新疆攫取了更多的利益。 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逐步完成了对整个印度的征服，也开始将其扩张目标对准中亚和新疆。当时，英国主要以英属印度政府为主体来发展同新疆的关系。它在新疆的早期活动首先与谋取经济利益相关；后来，尤其在阿古柏入侵新疆后，出于维护英属印度安全、与俄国展开竞争以及殖民主义扩张之需，政治利益成为其关注的首要问题。英国一直担心俄国会经由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南下，威胁到英属印度的安全，因此，英国势必会与俄国在上述地区展开争夺。在英国人看来，这是英国“寻求阻止俄国威胁英属印度的一种途径”，是“英国为保障英属印度不受到来自西北攻击的危险而寻求的一种方式”。 不过，尽管在这种类似“冷战”的以遏制对方行动、争夺利益最大化的势力博弈中，英俄双方因利益而争，却亦并非处于完全的敌对状态，在一定的条件下，双方还会因利益关系而存在一定的默契和合作：鉴于无法彻底消除对方在中亚的影响和威胁，英、俄两国似乎更倾向于在俄属中亚与英属印度之间建立一个隔离带，以维持英、俄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均衡。正如西方史学家马克斯韦尔（Neville Maxwell）针对英俄两国对阿古柏的争夺所言：“他们深信阿古柏的王国将是在中亚西亚保持均势的一个永久性因素”，只不过其意愿因清朝征服阿古柏、重新收复新疆而破灭。故双方在新疆角逐的几十年间，虽然势力互有消长，却始终没有兵戎相见，反而在有的时候，为了共同的殖民利益而有所合作。包罗杰在其著作《阿古柏伯克传》中即指出，当英国人认识到清朝将出兵征服阿古柏政权、英国在考虑中亚事务时不得不考虑中国因素时，那么，“我们就开始容忍俄国人侵入那个国家（即当时的清朝，俄国人于1871年占领了伊犁地区——作者注）了”。后来发生的英俄瓜分帕米尔问题也是一例。 不过，困扰英俄两国在新疆进行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两国尚缺乏对新疆的足够了解，正如曾前往新疆游历的俄国人瓦里汗诺夫（Chokan Chingisovich Valikhanov）所言，虽然新疆和中亚许多地区紧邻俄国和英属印度，但西方现有的地理书籍对这一地区的记载却非常混乱和自相矛盾，西方人尤其对中亚民族知之甚少，或是正如前文所说许多地方在地图上都属“未知地区”。即使德国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在19世纪6、70年代经过考察绘制了《中国地图集》，指出了中国西北在地理学及中西交通中的重要性，但其对西北的地理状况多属推测，并不甚了解。而在欧洲人当时绘制的地图中，中国西北多属空白，这就使中国西北成为当时西方考察家考察的重点目标。因此，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俄两国逐步开始了对新疆的游历与考察。由于地缘因素，英国一般侧重在南疆进行游历，俄国则侧重于北疆。 在1860年西方国家与清朝签订《北京条约》前，清政府尚禁止外国人进入中国内陆地区，此时两国对新疆的游历和考察还是秘密的、小规模的或是以个体来进行的，多数情况下都是像瓦里汗诺夫一样化装成中亚商人，或是利用中亚当地人混进中国境内。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人获准可以到中国内地传教游历，这种游历活动随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在19世纪6、70年代阿古柏入侵新疆期间，这种游历更是肆无忌惮，两国在新疆的竞争也日益白热化。与之相适应，两国的新疆研究此时也步入了繁荣发展时期，不仅内容日益丰富，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成果越来越多；而且，研究的目的也逐渐发生了改变，由原先以发展和促进经济贸易为目的，转变为为各国政治利益服务。因此，在实质上，19世纪英、俄两国的新疆研究是两国在中亚进行的“大角逐”和殖民主义扩张的产物。 二 自18世纪末期后，英国在对亚洲的殖民扩张中，越来越关注在印度次大陆及其周边区域中建立和巩固外交与战略关系。进入19世纪后，由于俄国对中亚扩张的加强，英国最为担心来自印度北部边疆外的威胁。整个19世纪，保卫印度西北和北部边界的安全、发展跨边界贸易及加强对印度北部边界外地区的了解成为英国对外决策中的重要因素。1829年，英属印度政府派遣军官前往印度北部边疆外的地区进行考察，其考察报告促进了英属印度对这一地区的路线、地形、历史和民族的了解。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完全征服印度，遂欲将其战略范围扩及到新疆，新疆成为英国与俄国展开殖民竞争、保护英属印度安全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其新疆研究随之兴起。 在19世纪，英国对新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对新疆的探查方面。在英国对新疆进行的探查中，其人员组成有商人，如莫尔克洛夫特和罗伯特•肖（Robert Shaw）；有官方人士，如福塞斯（T. Douglas Forsyth）；更多的则是职业军人，军人在其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不管是哪类人员，其背后一般都有浓厚的官方因素存在。这充分说明他们的考察已远远超出了科学与探险的意义，证明了19世纪英国的新疆研究之宗旨主要在于为其殖民扩张服务。即使有一些受学术组织派遣的人员，其背后也脱离不了官方因素的影响。如1868-1869年到新疆游历的英国人海华德（G.S.W.Hayward），他本是一名英国军人，退休后有志于探险，在亨利•罗林逊（H.C. Rawlinson）的指导下，他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获得装备与资金资助，到南疆进行了几个月的测量活动，并绘制了地图。海华德在其报告中专门指出，其所经路线适于驼马运输和两轮武器的运送，这对于英国了解新疆、尤其是了解赴新疆之路线、发展同中亚的贸易、抵御俄国南下的威胁以及将来英国对中亚的渗透自然具有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游历同样可以视为英国对中国的一种侵略。 近代英国与新疆之间的关系发展，最早应该与莫尔克洛夫特有关。莫尔克洛夫特出生于1767年，本是英国的一名兽医。由于英属东印度公司对马匹需求的旺盛，1803年，莫尔克洛夫特被任命为设在英国艾塞克斯的一个养马场的兼职负责人，年薪为120英镑。1808年，孟加拉养马场的负责人席位出现空缺，莫尔克洛夫特凭借其出色的工作被推荐出任此职，并负责兽医工作。其薪水为每年3万卢比（相当于3600英镑），这笔在当时可谓巨额的薪水让人无法将此与其工作等同起来，难怪有人称他一定还肩负有一些特殊使命——换句话说，莫尔克洛夫特与其说是一个养马人，毋庸说是一个秘密代表。他曾到中亚进行了几次游历，并一直想去叶尔羌。其游历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东印度公司买马，实际上是为了打开英属印度在新疆的市场、沟通与中亚的贸易关系，以及确定沿途所经地区的方位，并了解这些地区的地理。但由于清政府的反对，一直未能得逞。不过，莫尔克洛夫特的仆人米尔•伊扎特•阿拉却受其派遣得以两次前往叶尔羌，搜集到了大量有关南疆的情报。莫尔克洛夫特还曾派其副手特雷贝克（G. Trebeck）潜入新疆进行活动。此人为服务于东印度公司的德国人，接受莫尔克洛夫特的任务后，化装成马商自拉达克（Ladakh）进入新疆，先后经过喀什噶尔、帕米尔等地，后又到浩罕、哈萨克大草原等地活动。莫尔克洛夫特通过他们的描述以及自己的见闻，就英属印度在发展同中亚和中国新疆等地的政治经济关系、防范俄国威胁等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向英属印度政府提供了很多报告和建议，比如说要发展同喀什噶尔的政治关系，首先要发展同其之经济关系。不过，由于莫尔克洛夫特与官方的关系并不融洽，因此，其报告和建议不仅未得到英属印度政府的重视，甚至一度还遭到封杀；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其建议方逐渐受到英属印度政府的重视。其著述虽然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逐渐由威尔逊整理出版，却对当时英国了解新疆的影响并不大，难怪有人称莫尔克洛夫特是最受人忽视的一个探险家，其本人及其相关著述直到20世纪20年代仍很少为人所知。在莫尔克洛夫特之后，伯恩斯的著作是又一部涉及新疆的英国著述，但他同样没有亲历新疆，其对新疆的认知渠道主要来自于布哈拉的乌兹别克商人。 上述两人对新疆的记载和关注，主要出于探险和贸易目的。但由于此时英国对新疆的重视程度尚属有限，故对相关的探险行为并未予以明确支持。自19世纪50年代后，随着英国对旁遮普的兼并和对英属印度北部边疆统治的确立，尤其是在对印度西北边疆地区开始进行测绘活动后，英国对新疆的兴趣日增，对新疆的探查活动随之兴盛，且其中充满了浓厚的官方因素。 1847年，英属印度曾企图派员前往叶尔羌和和阗与清朝方面勘定西藏与拉达克之间的边界，但未得到清朝方面响应，不了了之。不过，英国方面的成员之一汤普森（Thompson）却由列城跨越喀喇昆仑山进入新疆，进行了探测及搜集植物标本的活动，他由此成为有据可查的第一个进入新疆的英国人。1866年他获得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此后，东印度公司的斯拉金特维特（Schlagintweit）三兄弟阿道夫(Adolph)、赫尔曼( Hermann)和罗伯特( Robert)经拉达克进入新疆，进行测绘和地理研究活动。他们测量了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的方位，后来还曾到昆仑山探查，成为近代首批到达和阗的欧洲人。此行中，阿道夫被南疆的倭里汗叛军带到喀什噶尔处死。 在阿古柏入侵新疆前，英国在新疆的游历与考察活动略逊于俄国。但在阿古柏入侵新疆以后，英属印度政府对新疆的兴趣日增，越来越重视发展同新疆的政治、经济关系。一方面，这是出于保障英属印度的安全并藉此扩张势力之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发展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正如马克思所指，此时，（英国商品的销售市场）“除了美国和澳大利亚外，最重要的销售市场要算东印度，但是在1852年东印度市场的商品就已过剩，只有采取一种全新的办法，即经过旁遮普和信德省转到布哈拉、阿富汗和俾路支，再从这里一面进入新疆和中亚西亚，一面进入波斯来扩大贸易”。因此，英国利用对阿古柏政权的拉拢支持，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对新疆进行游历考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属印度在新疆的行动基本上都是以此为目的的，其对新疆的研究亦主要以此为指导，对有关英属印度发展同新疆的政治、经济关系方面的相关问题予以了详细的关注和论述。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海华德、罗伯特•肖及福塞斯等。 海华德并不看好英属印度与新疆间的贸易前景，但他对英属印度与新疆之间的路线报告却极为英属印度政府重视。罗伯特•肖则与海华德不同，他对英属印度和新疆的贸易关系充满信心。作为一个茶叶商，他对发展同新疆的茶叶贸易颇感兴趣。其报告促使英属印度施压于克什米尔大公，解除了英属印度货物过高的过境税，疏通了英属印度发展同新疆贸易关系的途径。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在前往新疆调查英属印度发展同新疆的贸易关系的可行性时，他却俨然成为了英属印度政府的官方代表，促进了英属印度政府与阿古柏的关系发展。正是由于此次经历，1869年他被任命为英属印度驻克什米尔驻扎官，并得以在19世纪70年代，两次（1870年和1873年）作为英属印度政府派赴南疆发展同阿古柏官方关系的福赛斯“使团”的成员前往喀什噶尔。1875年，他更是成为英属印度政府派驻喀什噶尔的官方代表。其相关报告及著述对英属印度攫取在南疆的利益、进一步向南疆渗透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罗伯特•肖在其出任所谓英国驻阿古柏政权外交官期间，还从新疆搜集了包括《拉失德史》在内的一些有关当地历史的突厥与波斯文写本，其中一些是较为罕见的。当然，在英属印度政府发展同阿古柏政权的关系方面，19世纪70年代直接为英属印度政府派遣的福赛斯“使团”的影响最大，尤其是1873年福赛斯“使团”的南疆之行是清朝在新疆建省前，英国在新疆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考察活动。发展“官方关系”是其主要目的，同时，其使团还在南疆进行了搜集情报和文物、测量地形等活动。此次考察结束后，由福塞斯主持完成的报告《1873年出使叶尔羌使团报告》可谓斯坦因考察新疆前英国研究新疆的最重要的成果。此次考察的成果对当时西方国家的新疆研究影响非常大，许多成果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当时英、俄有关新疆的记载以及以其为主要参考文献的一些著述，至今仍是研究阿古柏时期新疆历史的重要历史文献。1873年福赛斯“使团”的另一个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在其此次考察中进行的访古活动是19世纪末西方人在新疆考古活动的先驱。 但是，自清朝平定阿古柏、重新确立起对新疆的有效统治后，英国为其亲阿古柏的政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仅在新疆的利益严重受损，而且，在新疆的影响力也大大落后于其竞争对手俄国，尤其是1882年俄国建立的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馆更是成为了英国势力向南疆渗透的障碍，进一步增加了英国对俄国经南疆南下印度的担心。因此，英属印度政府开始对其新疆决策予以调整。她以发展同新疆的贸易为突破口，希望藉此能改善同清王朝在新疆的政治关系，最终达到政治上的渗透，建立英国驻南疆的领事馆。从19世纪80年代直至清朝灭亡，这就成为英属印度政府发展同新疆关系的指导原则和努力方向。正如英国人所言，此时期英属印度在新疆“通商利益固然重要，但政治利益更是无限重要”。因此，当奈伊•伊利亚斯（Ney Elias）——一个在19世纪80年代的英属印度与中国新疆关系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英属印度官员于1885—1886年前往南疆时，英属印度政府给他下达了明确的指示：改进和发展英属印度政府同中国新疆的关系，消除英属印度与中国新疆的贸易限制，关注俄国在这一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行动，等等。1890年，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和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来到喀什噶尔，这是英属印度与中国新疆关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自此以后，马继业成为英属印度派驻喀什噶尔的长期代表（从非官方的身份直至最终成为英国驻喀什噶尔首任领事和总领事，直至1918年退休）。他在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的建立过程中，在维护和发展英国利益、发展同中国新疆的关系、与俄国展开竞争等方面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正是这些人前后近三十年的努力，才使得英国同中国新疆的关系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这些人的相关著述不仅是对英国这些行动的最好写照，同时也是英国重要的新疆研究成果。 值得关注的是，以1890年出土的鲍尔写本（The Bower Manuscripts）的发现为标志，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对新疆地下文物及古代文明的关注程度日益加强，在近代新疆的历史上出现了一股以考古为手段、以掠夺文物为目标的西方对新疆的文化侵略高潮。在这股潮流中，英、俄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新疆文物经历了大规模的浩劫，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沉重一页。 三 19世纪，西方人研究新疆的信息来源主要如下：中国文献，实地游历和考察，中亚文献。其中，以前两者最重要。在西方对新疆的最初了解中，对中国古籍非常依赖，正如西方人所言，中国文献是19世纪的西方人了解中亚早期民族的唯一真实可靠的资料。在西方学者中，最早也是最充分地利用中国文献的是俄、法等国的学者，英国虽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有所推介和利用，但多数还是转引自俄、法学者的著述。在相当长时间内，英国人的著述中并未像俄、法两国学者那样带有明显的中国文献（尤其是清代文献）的印记与影响。以清人的研究成果为例，根据不完全统计，《异域录》、《西域闻见录》、《西域水道记》、《西域图志》、《新疆识略》、《蒙古游牧记》、《圣武记》等都有西文译本，以俄文、法文居多，英文则较少，显然说明英国人对清人成果的了解和利用程度要逊于俄国和法国；而且，从已有的研究看，当时的英国人几乎没有直接利用过清人的成果，很多都来自于法国或是俄国的二手材料。英国人莫尔克洛夫特在其1812年的记载中虽已提及一个清朝将领发自新疆的奏折，但其利用来源是法国人的著述。相对而言，俄文资料尤为英国人重视。19世纪后期，当越来越多的俄国相关文献呈现在世人面前时，英国立即翻译了大批俄国的相关记载，如摩根（Delmar Morgan）对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i Mikhailovich Przhevalski）著述的翻译。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则是罗伯特•麦克尔（Robert Michell），他所翻译的俄国人的著述所涉时限从19世纪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都有，除部分得以出版外，大部分都作为给政府的备忘录保存在了英属印度政府的档案中。 英国之所以较少利用中文文献，原因主要如下： 第一，相对而言，英国政府对新疆的重视程度略逊于俄国。在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对清朝的渗透扩张中，俄国一向将新疆等长城以北以西之地视为其势力范围，英国的利益则主要在长江流域。虽然新疆是英俄在中亚展开的“大角逐”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与俄国展开大角逐的主体是与新疆有直接地缘和利益关联的英属印度政府。就英国政府本身而言，她对英属印度政府在新疆的渗透扩张，多数时候态度较为暧昧，并未给予积极明确的支持。例如，英国首任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几乎得不到英国驻北京公使任何有效的帮助，以至有人将马继业从英国驻北京公使那里得到的帮助称为奇迹。这是因为俄国在新疆的势力一向强于英国，如果英国对新疆直接进行渗透，势必会导致与俄国的正面冲突，英国担心这反而会损害到英国的利益，所以，英国一直希望拉拢并借助清朝的力量来遏制俄国在新疆的扩张。不过，显然当时的很多英国人对清朝是否有能力抵抗俄国是抱有疑问的。 其次，与俄国相比，当时的英属印度缺乏必要的汉语人才。英属印度显然并不缺乏懂得中亚当地民族语言的人才，如达格利什（Andrew Dalgleish）和罗伯特•肖都懂突厥语，前者曾是凯利(Carey)探险队的翻译，后者则曾编纂《突厥语语法》；但汉语人才则为缺乏。因此，1885年，奈伊•伊利亚斯受英属印度派遣到新疆进行考察前，英属印度政府为了给他配备汉语翻译，只能屡次给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提出请求，最终方如其愿。后来的马继业之所以能够成为英属印度驻喀什噶尔的政治代表，与他童年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和拥有熟练的汉语能力不无关系。 第三，英国人不像俄国人那样注重搜集相关的中国文献，中国文献传入英国的时间较晚。清人研究成果传入英国，恐怕已经是19世纪下半叶威妥玛（Thomas Wade）在中国搜集并携回国、于1896年捐献给剑桥大学的那批书籍，其中包括了祁韵士、徐松、松筠、七十一、苏尔德等人有关新疆的相关著述。 19世纪的英国人无法直接从中国文献中汲取相关的信息，加之中国文献多注重对政治、军事和历史沿革等方面的记载，对经济、地质矿产、民族、宗教、地形、生物等方面则语焉不详，或根本没有记载，无法完全满足正处于殖民扩张中的英国了解新疆的需求，因此，对新疆的实地考察和测绘就成为英国了解和研究新疆的重要渠道。 英国人莫尔克洛夫特虽未进入新疆，但其派遣米尔•伊扎特•阿拉于1812—1813年进入新疆却成为近代以来第一次与西人有关的新疆游历。此后，尤其到19世纪下半叶，进入新疆的西方人越来越多，有关新疆的著述也日益丰富。相比中国文献而言，西方人的记载关注的并非单纯的人文地理记载，其范围涉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生物、气候等诸多方面。而且，由于很多人都拥有现代化的设备和测绘技术，故在地理测绘方面取得的成果更为丰富，远非中国文献能比。这些成果，尤其是对英属印度和新疆间的路线的测量和记载对于英国在新疆的扩张显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1884年新疆建省前，英国在新疆进行的考察以1873年福塞斯“使团”在南疆进行的考察规模最大，其考察报告《1873年出使叶尔羌报告》涉及范围极广，成果也最为丰富，迄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他如海华德、亨利•罗林逊、罗伯特•肖、荣赫鹏和奈伊•伊利亚斯等人的著述在英国人的新疆研究中也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殖民扩张的历史背景下，19世纪英国人的新疆研究非常注重实地考察、注重成果的现实意义和实用性。与中国文献相比，其对现实的记载超出了对历史问题的讨论，其对中亚乃至西亚、南亚等地区与新疆联系的研究，对中亚语言文献的研究，对阿古柏政权的记载研究，对新疆的地质、气候、矿藏等的测绘勘测都是中国文献所缺乏和不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斯坦因中亚考古的开始，英国人的新疆研究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以考古和文物掠夺为主要特征的这种新疆研究成为了20世纪西方中国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