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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对两汉三朝在经营西域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做了探讨。认为决定经营成败的首要因素是统治者对西域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在具体政策中则因俗而治、屯田、对动乱镇压是否果断、是否拥有一批素质很高的官员队伍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主要因素；国力强盛是这些政策是否有效实施的基础和可靠保障，而中原地区稳定是国力增强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西域依靠河西走廊和内地联系，今甘青地区的稳定由此也成为影响西域治理大局的基础性因素。 关键词：西汉；王莽新朝；东汉；经营西域经验 在古代，新疆及其周围地区统称西域。《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初期“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1](3872)。也就是说，匈奴早于西汉在西域实施了有效管辖，西汉是继承了匈奴对西域的统治。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希望联合月氏共同抗击匈奴，此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之始。经过汉武帝、昭帝、宣帝三代人的努力，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开始对辽阔的西域实施有效管辖，以后历朝各代多效仿之，西域遂成为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两汉时期对西域的经营，以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2]、齐清顺和田卫疆《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研究》[3]为代表，以往学者已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多侧重于论述具体的治理过程，鲜有专论其经营成败得失之教训者，笔者试作探讨，抛砖引玉。综观两汉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以汉武帝为开端，宣帝时完善管理体制，王莽新朝丧失西域，东汉“三绝三通”，期间颇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一) 统治者重视与否是经营成败的关键因素 两汉三朝(西汉、新莽、东汉)，如果从公元前138年算起，至公元220年东汉为曹魏取代，经营西域历时三个半世纪之久，决定经营成败的首要因素是统治者对西域地位重要性的认识，西汉和东汉两朝经营西域的结果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汉武帝经营西域的初衷，是为了联合月氏解决北部边疆的匈奴问题，这一点已为后人熟知。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从匈奴降人的口中得知月氏被匈奴击败而被迫西迁的消息，便敏感地觉察到这是一个联合月氏、共图匈奴的良机，于是有了张骞的应募西行。对汉武帝经营西域的行为，史书记为:“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4](3928)正是有了对西域的积极经营西汉顺利地解决了匈奴问题。不过，汉武帝经营西域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匈奴问题，更有完善国家“大一统”的意图，对此后人往往忽略。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因出兵统一南越第一次阐述自己的治边概念，其中“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5](2787)，反映着汉武帝已经有了完善边疆统治秩序的思想，而张骞所言经营西域可以“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迎合了汉武帝实现“大一统”的这一认识。汉武帝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虽然遇到了诸多困难，并在公元前89年颁布过“罪己诏”检讨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但却始终没有放弃对西域的积极经营，即是源于“事征四夷，广威德”，将统一西域作为实现“大一统”重要组成部分的认识。值得关注的是，汉武帝的这一积极经营西域的政策为其后的昭、宣二帝继承，西汉终于在公元前60年于西域的中心区域乌垒设置了西域都护府，“都护督察乌孙、康居等三十六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不可者诛伐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6]西汉对西域的统治也开始不断完善，为之后历朝各代经营西域奠定了基础。 和西汉相比，东汉的统治者则对西域的地位缺乏正确的认识，直接影响到了经营效果。东汉建立不久，西域各国就多次遣使，请求东汉王朝派遣西域都护。但由于当时中原地区尚未统一，所以光武帝刘秀一直没有同意，甚至在建武二十二年(46年)给出了“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7]的答复，匈奴由此重新确立了对西域的统治。光武帝刘秀采取的“无为”政策对以后的历代皇帝影响很大，“议者但念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不见先世苦心勤劳之意也”，于是也就有了尽管有如班超那样的高素质的官员出任西域都护，但东汉经营西域的结果依然是:“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8](2912)。对西域地位缺乏正确认识成为东汉难以在西域建立和实施有效统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因俗而治是维持统治稳定的重要因素 因俗而治是汉代成功解决边疆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西汉尤其如此，而利用西域原有的统治体系进行管理是主要的表现。西汉除设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伊循都尉及其属官等进行管理之外，同时也任命了西域各地方原有的官吏，“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其来贡献则相与报，不督录总领也。”[4](3928)这些地方官员既是西域各政权的首领，同时也是西汉的地方官员，具体管理各地方的事务。因俗而治政策在其他方面也有体现，如对于和亲乌孙王的细君公主，西汉要求其在老王死后“从其国俗”改嫁其孙岑陬，显示了对西域各民族习俗的尊重。也正是这种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不仅保障了西汉对西域统治的长期稳固，也促成了东汉建立之初西域各民族“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8](2909)的向化之举。 漠视文化差异而刻意否定因俗而治的政策，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不仅不能强化统治，反而有可能导致统治秩序的瓦解，王莽新朝对西域的统治就是如此。但钦是王莽时期的都护，任职期间因为为政苛严，西域发生了多起不利于统治的事件:一是去胡来王唐兜因为和其邻国赤水羌屡屡发生武装冲突，求救于但钦，但钦没有进行干涉，结果唐兜领众降服于匈奴。二是杀掉了因害怕难以负担右伯前来西域的供给而图谋出降匈奴的车师后王须置离，导致其兄“辅国侯狐兰支将置离众二千余人，驱畜产，举国亡降匈奴”[4](3925)。三是王莽新朝的驻军官吏发生了反叛活动。公元16年，王莽派遣李崇任都护，但结果也没有如愿，不仅焉耆的反叛没有得到镇压，相反，姑墨、尉犁、危须等国也站到了新朝的对立面，新朝在西域的统治体制陷入了崩溃之中。 (三) 屯田兴废影响治理效果 地域辽阔、人丁稀少和远离中原是西域的一个显著特点，由此也确立了屯垦在治理西域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历代王朝在新疆的屯田，最早始于西汉，并和西汉对西域的统一和统治活动密切相关，屯田与西域的治理相伴始终，称之为“因戍兴屯”最为恰当。自西汉王朝在西域首开屯田之后，以后历朝各代凡在西域实施有效统治者多效仿之，新疆的屯田事业受政治环境、各王朝国力强弱及其治边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屯田产生的效果也各不相同，但就两汉时期而言，屯田成为影响治理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 《汉书•西域传》载:汉昭帝时，和亲乌孙的解忧公主上书昭帝，言:“匈奴发骑田车师，车师与匈奴为一，共侵乌孙，唯天子幸救之”，其中的“发骑田车师”即是对匈奴在西域开设屯田的真实记述，以游牧为业的匈奴为了统治西域已经注重屯田西域。为了和匈奴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西汉也开始屯田西域，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军队和使者来往所需要的粮食等供应问题，另一方面屯田的军卒也可以成为驱逐匈奴势力、稳定西域局势的重要力量。西汉在西域屯田最迟是在公元前105年已经存在，大规模的屯田则是在公元前68年以后。之所以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漫漫长路，是因为西汉武帝一度放慢了统一西域的步伐，并对屯田是否能够满足军事行动的需要而心存疑虑。搜粟都尉桑弘羊屯田西域的建议虽然引发了汉武帝“罪己诏”的颁布，但屯田之举在昭帝时期得到了推广，派遣扜弥太子赖丹为校尉在轮台诸地领军屯田，宣帝时期郑吉的屯田则是这一政策的延续。由于有了充足的粮草供应，西汉在和匈奴争夺车师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郑吉遣“吏卒三百人别田车师”[4](3923)，不仅将匈奴的势力驱除出了西域，而且西汉在西域的统治体系也由此逐步建立了起来。公元前60年，负责管理渠犁屯田的郑吉成为西汉在西域设立的管理机构西域都护府的长官──西域都护，西汉王朝在西域的屯田规模和地点也逐渐扩大，屯田遂成为西汉王朝解决驻军和来往使者、商人的粮草供应的重要途径，而屯田士卒则成为西汉王朝统一、统治西域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历次平叛中都有屯田将士的身影。 王莽新朝和东汉，因为各种原因难以在西域大规模屯田，其对西域的经营陷于崩溃或时断时续也是很自然的结果。公元9年，王莽篡汉立新，延续了西汉对西域的统治，但屯田制度的衰败很快即导致了统治体系的瓦解。先是屯田难以满足官员进出西域的需要，而城邦诸国，如车师后王更是因难以负担王莽新朝官员的来往供应而叛亡匈奴，继之匈奴对西域的进攻又导致了部分新朝屯田官员因生存环境的恶化降入匈奴，最终西域都护但钦在焉耆联合匈奴的叛乱中被杀，统治秩序陷于混乱。新任西域都护李崇赴任途中遭遇焉耆伏兵，兵败退守龟兹，“西域因绝”[4](3927)。进入东汉，屯田依然是东汉经营西域活动的重要内容，屯田也多处于战略要地，主要集中在伊吾庐、车师、疏勒、于阗等地，虽然和经营西域的活动相始终，但是由于受到东汉经营西域缺乏连续性的影响，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如伊吾庐位于今哈密附近，为中原、匈奴进入西域的门户。东汉先后三次兴屯于此，但都因对西域经营的放弃而撤罢，公元131年虽然在伊吾庐得以重新恢复屯田，但其作用限于规模已经十分有限了，只是有利于东汉在河西地区的统治了。 (四) 果断镇压动乱是维持稳定的主要措施 对动乱进行镇压是三朝治理西域政策中普遍存在的共同特征，但实施的结果却有不同，甚至差异很大，究其原因，镇压是否果断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镇压动乱是西汉经营西域过程中经常采取的政策，不仅列为西域都护的重要职责:“镇抚诸国，诛伐怀集之”[9](3006)，或称“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1](3874)。也即遇有动乱，西域都护认为可以安抚的事件以安抚的方式解决，不能安抚但可以出兵平息的事件要出兵平息。与此同时，西汉皇帝也经常派遣使者前往西域镇压动乱。镇压分为数种:其一，是诛杀叛首，迅速平息动乱。在统一西域的过程中，此政策经常使用。如公元前77年，因为楼兰王安归屡屡和匈奴勾结劫杀西汉的使者，西汉派遣傅介子以赏赐为名，设计诛杀了安归，册立尉屠耆为王，更其国名为鄯善。公元前65年，莎车王万年之弟呼屠徵在匈奴的支持下谋杀了万年及西汉的使者奚充国，“攻劫南道，与歃盟畔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时西汉使者冯奉世出使西域，“以为不亟击之，则莎车日强，其势难制，必危西域，遂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更立他弟昆弟子为莎车王。诸国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罢兵以闻。”[10]其二，是果断处理王位更替，消除动乱于萌芽中。如乌孙王翁归靡死，汉外孙元贵靡未得立，即位得狂王与和亲公主不和，“又暴恶失众”，西汉使者卫司马魏和意等遂与公主解忧合谋，设宴欲除掉狂王。结果狂王受伤逃亡，为其匈奴妃所生子乌就屠杀，乌就屠扬言匈奴援兵降至，自立为乌孙王，西汉和乌孙的关系遇到了严重挑战。面对这种状况，西汉一方面派遣破羌将军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做好征讨的准备，一方面派遣解忧公主的侍女冯嫽前往劝降乌就屠。最终，乌就屠接受了劝降，西汉外孙元贵靡得以立为乌孙大昆靡(王)，乌就屠被立为乌孙小昆靡，西汉为其划分了人民、地界，并遣长罗侯常惠领兵三校屯田赤谷，乌孙由此被纳入到西汉的有效管辖之下。其三，果断利用有利形势铲除影响西域安定的外来势力，维护统治。匈奴一直是影响西域稳定的外来势力，汉宣帝时期匈奴内乱，五单于并立，其中南下降汉的呼韩邪单于由于得到了西汉的支持而在争斗中逐步处于优势，失势的郅支单于以康居为依托，试图重新确立匈奴在西域的地位。公元前36年，继任为西域都护的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矫制”征调西域各国的军队及屯田士卒，兵围郅支城，彻底消灭了郅支单于势力。 与西汉相比，王莽新朝和东汉虽然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也经常采用镇压的政策对付动乱，但缺乏果断，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如王莽新朝时期，“焉耆国近匈奴，先叛，杀都护但钦，莽不能讨”，公元16年焉耆诈降设伏几乎全歼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所率军队，后戊己校尉郭钦攻入焉耆，但也只是攻杀其部分老弱而退兵，并没有能够挽救西域危局。 (五) 官员素质决定治理结果 两汉三朝对西域的经营，以西汉的治理效果为最好，其原因除最高统治者重视西域以及有关治理政策得当等因素外，拥有一批素质很高的官员队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张骞，具有坚强的意志，出使途中为匈奴扣留十余载而不忘其使命，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等国，且“知水草处”，被封为博望侯，史书称其所为为“凿空”，后人尤其今人多将其功绩归于丝绸之路的开拓，但没有张骞何来西汉对西域的经营?《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专为有功于治理西域的傅介子、常惠、郑吉、甘延寿、陈汤、段会宗等列传，记录其丰功伟绩，作者对这些官员的政绩有如下点评:“自元狩之际，张骞始通西域，至于地节，郑吉建都护之号，讫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选，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称，郭舜以廉平著，孙建用威重显，其余无称焉。”也正是有了这些高素质的官员，汉武帝经营西域的战略思想有之得以有效实施，西汉才能在西域建立起以西域都护为首的管理体系，西域各国和内地的联系也因此得以日益密切，一直到东汉时期还保持着内心向化的态度。 东汉时期，虽然统治者没有认识到西域的重要地位，对西域的经营也时断时续，而且往往以“西域绝远，恤之烦费”作为放弃经营西域的理由，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优秀的官吏也依然能够确立起对西域的有效统治。东汉的班超即是依靠36个随从，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顺利完成了东汉重新统一西域的重任，其行为充分证明了边疆官吏和边疆稳定的因果关系。 良吏有助于统治的稳固，劣吏则很容易毁掉已有的经营业绩。王莽新朝时期的西域都护但钦，为政苛严，对于因担心无法负担新朝官员迎送费用、仅仅心生降匈奴的想法而并未实施的车师后王置离，不思安抚，而是一杀了之，结果导致了车师后王国的叛离，而但钦本人也在其后的限于动乱中丧失了性命，西汉数代人经营西域的成果也瓦解了。继班超之后未西域都护的任尚，继任之时还装着虚心求教的样子问计于班超，但却对班超所言“宽小过，总大纲而已”的经验很不以为然:“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11](1586)结果数年之间即丧失了班超辛苦建立起的统治体系，东汉也不得已再次放弃了对西域的经营。 (六) 中原及甘青地区的稳定影响西域经营大局 国力强盛是王朝边疆政策是否有效实施的基础和可靠保障，而中原地区稳定是国力增强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西域依靠河西走廊和内地联系，今甘青地区的稳定由此也成为影响西域治理大局的基础性因素。 汉武帝在经营西域的过程中，一直很重视对河西地区的经营。公元前121年，西汉统一河西地区，设置了武威郡、酒泉郡；公元前111年，设置张掖郡、敦煌郡。河西四郡的设置，一方面为进一步经营西域提供了坚固的后方保障，而敦煌太守及其驻军经常参与西域事务的处理也说明其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河西四郡的设置表明西汉完成了“隔绝羌胡”(西羌、匈奴)的计划，并通过设置护羌校尉将西羌纳入到了自己的有效管辖之下。西汉时期，西汉对河西地区的牢固统治，以及和西羌关系的相对和睦，保障了中原和西域交通道路的畅通，对西域的经营由此得以顺利进行。 和西汉相比，东汉对河西地区尤其是西羌地区的经营则充满坎坷。虽然在公元33年东汉王朝就设置了专门管理西羌事务的护羌校尉，但东汉和西羌的关系基本处于反抗与镇压的不断轮回过程，依据《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西羌和东汉之间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从公元76年到公元100年；第二次从公元107年至公元118年；第三次从公元139年至公元145年[12](84—88)。持续发生反抗的原因主要是东汉地方官员的贪暴和残酷的镇压政策。如第一次反抗发生的原因是安夷县吏掠夺羌人妇女，为其夫所杀，安夷县长宗延不仅不安抚羌众，反而捕杀羌人，结果招致羌人的大规模反抗。面对羌人的反抗，东汉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政策，如陇西太守张纡为了给战死的护羌校尉傅育报仇，一次诛杀了羌酋八百余人，但战争持续了近30年才平息。东汉和西羌关系的长期不稳，一方面影响了中原和西域交通道路的畅通，另一方面则牵扯了东汉大量的人力物力，直接影响了东汉对西域的经营，这也是导致经营时断时续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1] (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2]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 [3] 齐清顺，田卫疆.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4] (汉)班固.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5] (汉)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上•严助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6]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六•汉宣帝神爵二年条[M].北京:中华书局， 1956. [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四十三•汉建武二十二年条[M].北京:中华书局， 1956. [8] (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65. [9] (汉)班固.汉书:卷七十•郑吉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10]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五•元康元年条[M].北京:中华书局， 1956. [11] (宋)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七•班超传[M].北京:中华书局， 1965. [12] 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