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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两汉时期中原人口向东北地区的迁移，是东北史研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这一时期中原人口向东北地区的移民，是继商周鼎革之际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迁移。移民的原因多样，移民的成分复杂。相比于中原，此时的东北地区各个方面还处于后进状态。所以，这些新移民的到来，对东北地区社会的冲击甚大，尤其表现在以下层面：中原人口与东北古民族杂居状态的形成，双方彼此间认知和接纳的程度进一步提高，促进了东北地区文化艺术的迅速发展。 关键词：两汉时期；中原人口；东北地区；移民 在汉代的东北地区，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十分频繁，各民族的人口经常流动，居地亦不时发生变化。各民族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往往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的融合状态，联系十分紧密。这是与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潮流相适应的，与中华民族内部整合的历史诉求也颇为符合。在这里，我们将这种民族融合分成两个大的阵营，一方是占据文化优势地位的来自中原的汉族，一方则是故居于东北的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的汉代东北各边疆民族。 一、汉代中原人口向东北地区的迁移 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其民族主要由夏、商、周三族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分支民族构成。在先秦时期，华夏族向东北地区的迁徙就已经开始了。据《尚书大传》：“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1]又按朝鲜安鼎福《东史纲目·卷一》：“箕子之来，中国人随之者五千。”[2]这表明箕子在周初即已经率领一部分族人来到了东北地区，并且已经深入到了朝鲜半岛。箕子本属箕族，箕族是殷商的亲属民族，是华夏族系的重要成员之一。至战国时，又有大批燕人迁居东北。秦开伐东胡后，燕国“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3]2886，其中位于东北地区的辽东、辽西二郡以及一部分位于东北地区的右北平郡必然要有大量的燕国人迁居。 这样的潮流在汉代仍然继续，汉代中原人口向东北地区的迁徙仍然比较频繁，这种人口的迁移主要有三种形态。 1.为躲避战乱而来 秦末汉初时，“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4]848。这说明汉初时，由于战乱影响，燕、齐、赵三地曾有数万人口来到了东北地区居住，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中原华夏族系人口向东北地区迁徙的事例，这些中原移民与当地的土著居民逐渐融合。又据《史记·朝鲜传》：“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卢绾反入匈奴当在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是汉朝建立之初，这次由燕人卫满率领的人口迁徙规模上比更早一些的燕、齐、赵人的迁徙要小，但由于卫满随之建立了卫氏朝鲜，其影响要更为深远。由此之后，“每逢中原战乱，便有大批汉人举家举族迁来东北。自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始终未能平息，中原地区的汉族向东北地区的迁移亦始终未能停止。”[5] 2.由东北边疆民族掳掠而来 汉代东北边疆民族对汉族人口的掳掠以鲜卑、乌桓为甚，此二族的民族文化当中，游牧文化的成分很大，又兼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对更多的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先进文化十分渴求。从历史记载来看，自鲜卑族与汉王朝发生直接接触以来，其对汉王朝的寇钞就从未断绝。东汉光武帝时，“匈奴强盛，率鲜卑与乌桓寇抄北边，杀略吏人，无有宁岁”[6]2985，此时的鲜卑就已经开始频繁入寇。随着鲜卑民族日益强大，对汉王朝边郡的掳掠就更加猖獗，至汉末灵帝时已经发展到“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不可胜数”[6]2990的地步，其掳掠汉人数量虽无明文记载，但当不在少数。而乌桓对汉王朝边郡的寇钞亦十分频繁，其掳掠人口的数目相当庞大，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三郡乌丸承天下大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计。”[4]28随着这些汉族人口与边疆民族的紧密结合，民族间的界限在逐渐地被打破，许多东北边疆民族已经走上了汉化的道路。同时，这些被掳掠来的汉人补充了边疆民族的劳动力，并且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促进了这些边疆民族与区域的发展。 3.自发地迁徙而来 这种由中原向东北地区的移民主要是向东北的汉郡地区进行，其主要由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被汉王朝任命的地方官员。汉代的东北地区郡县变更频繁，随着辽东、辽西、苍海、玄菟、临屯、真番、乐浪等郡的设置与变迁，就必然要发生官员的就任与变更。这些官员多为汉人，且每至东北皆非孤身一人，其亲属和扈从也必然要随之迁徙而来。除郡县外，东北地区地方性的行政机构也屡有废立，如护乌桓校尉、辽东属国等边疆民族治理机构的设立，也必然要使相当一部分汉人来到这里。第二部分则是民间的自发移民。如《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记载管宁由于汉末时“天下大乱，闻公孙度令行于海外，遂与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辽东。度虚馆以候之。既往见度，乃庐于山谷。时避难者多居郡南，而宁居北，示无迁志，后渐来从之。”又同书《邴原传》记载：“邴原……原以黄巾方盛，遂至辽东……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这些自发移民而来的汉人有很多是知识分子，如本为琅玡人的乐浪王景、本为北海都昌人的辽东逄萌，本为北海胶东人的辽东蜀国都尉公沙穆，皆为一时名儒。又如国渊，“师事郑玄。后与邴原、管宁等避乱辽东”[4]339，“渊笃学好古，在辽东，常讲学于山岩，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 [4]339。类似的史料还有很多，这些原居中原地区的汉人来到这里以后，传播了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扩大了中原文化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力。 这一部分汉族人口还有相当一部分自发地来到东北边疆民族地区生活，并逐渐融入到了这些民族当中。如《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载：“中山太守张纯叛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为三郡乌丸元帅，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杀略吏民”，就是这种情况。这些汉人往往在汉族中拥有一些地位，来到边疆民族中后，通常也会掌握相当的权力或拥有一定的社会声望。此外，还有一些普通百姓也来到东北边疆民族地区，并与当地民族融为一体。 二、中原人口向东北地区迁移的影响 1.东北边疆民族向汉族居地的靠近 随着汉族聚居地的逐渐发展，汉文化展现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与辐射作用，在先进文化与生产力的吸引之下，东北边疆民族逐渐向汉族居地靠拢成为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势。 在汉代的东北，从总体上看，各民族居地的分布以汉族居地为中心，其他边疆民族则在汉族居地的北部、东部环而绕之，呈众星拱月之势。在整个汉郡地区的北部，盘踞着鲜卑、乌桓等族，在东部和东南部则有夫余、高句丽、沃沮等族，这些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与汉族居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虽然双方的居地频繁变化，双方的力量屡有消长，而且东北的区域政治和经济态势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但这种周边民族围绕汉族居住的特征却从来没有发生变化。这足以说明汉代的很多东北边疆民族并不愿远离汉族的居地而生活，他们更愿意与汉族发生密切而长久的联系。 在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当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面对比自身更为发达与先进的文化，而且发现这种文化的包容性非常强大，排他性与侵略性相比较而言比较弱，那么试图加强联系汲取营养而壮大自身就会成为必然的选择。这一点从汉代东北各边疆民族的社会发展情况就可以一窥端倪。在汉代的东北边疆民族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样的民族分布规律：距汉族居地越近的民族，其社会发展程度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在这些民族中，就生产力发展程度而言，发展水平最高的是夫余与高句丽，这两个民族在汉代已经基本踏入了农业社会的门槛，其社会经济成分中虽仍然保留着一定的原始渔猎经济因素，但农业生产已经无疑地成为他们社会生产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两个民族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其居地从其民族起源之时就与汉族的居地紧密联系，在与汉文化的频繁交流中逐渐壮大自身，从而成为东北地区有数的强族，甚至于他们在汉文化影响下发展的民族文化又可以向其周边的其他民族进行传播，呈现出汉文化的次级辐射效应。反之，如挹娄等并未与汉族发生直接接触的民族，其社会发展水平在整个汉代却始终处于落后状态。在所有的汉代东北边疆民族中，这一特征在鲜卑族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前汉的鲜卑并未与汉族发生直接联系，其民族力量十分弱小，被迫沦为匈奴羽翼。而自后汉与汉族居地发生接触之后，随着双方的联系不断加深，其实力迅速发展壮大，虽然在社会组织形式上仍处于较为落后的部落联盟阶段，但其文化的其他方面受汉族的影响十分深入，在东汉的中后期已经成为汉王朝最大的边患，进而的，鲜卑族在北朝时期成为我国北方最为强大的种群势力。在这些历史现象的背后，我们很难说这些民族的发展壮大与他们频繁和汉族产生接触没有关系。 正是在这种壮大自身的强大推动力影响之下，我们发现，向汉族居地靠近，甚至觊觎并占据汉族的原居地从而与汉族发生更多的接触与联系成为汉代东北边疆民族的一个共同选择。这种选择或是有意为之或是并无意识，但已经成为汉代东北地区一个重要的历史趋势——越是强大的民族，接受汉文化的熏染越多，就越是如此。 以鲜卑族为例，在《后汉书》的记载中，自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到汉灵帝中平二年（185）的一百余年间，鲜卑对汉王朝北方沿边诸郡的寇钞不胜枚举，十分猖獗，五原、朔方、定襄、雁门、代郡、云中、上谷、渔阳、辽东、辽西等郡皆常为侵扰，为鲜卑所劫掠财物人口不知凡几。此种情况固然是东汉时期鲜卑族实力增长而汉王朝逐渐衰弱而往往反击无力的客观原因造成的，但汉族居地在文化上对鲜卑的强大吸引力才是鲜卑如此不知疲倦地进行寇钞的根本原因。无论鲜卑与汉王朝的实力如何消长，鲜卑族的活动始终都是紧紧围绕着汉族居地进行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历史事实。 再如高句丽，其初建国时当在沸流水（即今富尔江）流域，高句丽民族亦起源于此，随着历史的发展，高句丽族逐渐占据了相当范围的原汉郡区域。西汉时高句丽族的活动范围由富尔江流域向东拓展到了今桓仁县附近，新莽时又向北占领了高句丽县，东汉初期基本占据了第二玄菟郡的全部区域，至汉末时则已经占据了浑河以南，清川江以北，盖马大山以西，汉长城以东的广大区域。这一区域的相当部分是原玄菟、临屯等郡故地，在高句丽族的积极向外拓展下，成为高句丽的聚居区。 又如夫余。在夫余族的发展过程中，其居地从来都没有远离汉族居地。夫余族同汉王朝的关系可称世代友好，除新莽时由于民族政策的混乱而有所反目，但光武登基后很快就恢复如初。夫余与汉王朝的交流十分频繁，其国君接受汉王朝的册封，且经常派遣使节朝贺，表现得十分主动。 除上述三大强族外，其他的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有很多干脆将自身的居地与汉族居地相融合。如乌桓族基本上整体性地迁入了汉郡地区，从属辽东属国，汉王朝设护乌桓校尉治理之。又如沃沮族，直接接受了汉郡的管辖与治理。除远在临海的部分民族外，汉代的东北边疆民族都或多或少地依附于汉族居地周边，以此来获得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动力。 2.汉—夷混居状态的形成 在汉族人口向东北地区迁移以及东北边疆民族向汉族居地靠近的两大历史潮流影响之下，在汉代的东北地区，汉族与东北边疆民族通过频繁的相互接触与交流，彼此认识，相互接受，民族间的隔阂逐渐消融，民族间的居地也不再泾渭分明。 双方的居地状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先秦时期，华夏族与东北边疆民族之间有着鲜明的界限，秦开破东胡后，将东胡族驱赶到了东北腹地，在燕郡内为燕人，郡外为夷人，双方有着明显的地域间隔。而到了汉代，在东北边疆民族的传统居地内，不仅仅是原本的民族在这里居住，汉族人口通过种种方式自发或被动地来到这里，成为这些边疆民族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推动力量，汉、夷的界限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被跨越。自从出现所谓的“华夷之辨”以来，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的交流融合就从未停止，“周边民族到中原来，就被中原民族同化，同样，中原民族到周围地区，就被当地民族同化。这种同化过程往往是很快的，不过一两代人，而且进来是华，出去就是夷……华夷之间的差别也并不是绝对的。”[7]就汉代的东北地区而言，这种情形也十分常见，如卫氏朝鲜，是燕人卫满“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3]2985建立的，而卫氏朝鲜之前的箕氏朝鲜，实际上也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故而傅斯年说“朝鲜冽水间，就人民论，久为诸夏”[8]。又如“元朔元年，秽君南闾等畔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6]2817，这一部分秽人后来逐渐融入了汉族。鲜卑所掳掠的汉族人口以及高句丽占据玄菟、临屯故地后所俘获的汉族人口都是如此，更有如汉初时燕、赵、齐人一样主动来到边疆民族聚居地的汉人更是如此。同时，汉郡地区也绝非仅仅是汉族的聚居地，如前文所述，乌桓、沃沮等边疆民族也经常通过种种途径进入到汉族聚居地，在此长期生活，并最终融入了中华民族之中。 同时，在东北边疆民族的内部，各民族之间的隔阂也在被逐渐打破。东北地区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从来没有间断的。在文献记载中的汉代以前，关于东北民族交流与构成的记载较少，而到了汉代开始增多。随着一些强族的崛起，一些实力弱小的民族依附于这些强族，甚至被合并其中。在夫余、高句丽等族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如夫余，从其立国初始，就没有停止对周边各民族的吞并与融合，如挹娄等族，“自汉兴已后，臣属夫余” [6]2812，为夫余国的民族构成做出了贡献。又如高句丽，其对周边民族的大规模兼并活动从未停止，如沃沮、北沃沮、夫余、梁貊、盖马族、真番等族皆曾举族或一部被其兼并，“其民族构成是十分复杂的”[9]。他们吞并收服了一些同源弱势民族，整合了各自区域内的民族文化，使汉代东北地区的民族发展脉络更为清晰，符合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形成的历史趋势。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居形态，呈现出汉代整个东北区域内民族整合的历史进程。 3.汉—夷混居状态形成的历史影响 汉—夷混居状态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第一，汉—夷混居促进了东北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民族融合进程。 汉代的源自中原的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而汉代东北边疆民族则是先秦东夷族的后裔。在先秦时期，东夷族与华夏族都曾作为我国的统治民族开辟朝代，东夷族建立了商朝，而汉族建立的周朝又继殷商而立，从这一角度出发，两个民族之间又有着尖锐的矛盾与冲突，有着不可避免的民族矛盾。周朝建立后，周人对于殷商遗民虽有存亡续绝之意，但亦不缺取乱侮亡之心。一方面周王朝并没有灭绝商人族裔，甚至作为帝乙长子、纣王庶兄的微子启还被封为了诸侯，武王对箕子的尊重也足以说明问题，但另一方面又采取了种种措施对之加以防备，管叔、蔡叔即被周公分封至殷商遗民居地坐镇以对之进行统治。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周王朝对待殷商遗民的态度始终带有一定的民族偏见与防备之心，华夏与东夷的矛盾从来没有被根本性地消除。商人屡有反意，并事实上付诸了行动，虽然这些带有叛乱性质的行动最终都被镇压，但表面和平的背后是双方并不平衡的实力对比。相比于逐渐式微的商人而言，以华夏族为根基的周王朝的总体实力是不可对抗的，即使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王的权力已经极度分散至诸侯手中，但亦非东夷所能抗衡。因此，虽然在整个周代，以殷商遗民为代表的东夷族人从来没有能给周王朝的根基带来根本性的打击，但武力镇压对缓解双方的矛盾并不能起到正面作用，民族间的相互仇视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缓解，双方的民族矛盾也从来没有真正地消除过。 这种情况直到汉代才得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其中汉—夷混居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民族之间唯有长期的相对的和平共处，才能在不断的接触与了解中彼此接受，相互认同，进而变得亲密共存。汉代的东北地区恰恰体现了这一民族交往的状态，汉族与东北边疆民族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中彼此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双方不再处于尖锐的矛盾对立状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种群间的界限也逐渐地被打破，并混同居住在一起。这使得双方在保留了各自鲜明的民族特征的同时，在伦理信仰、风俗习惯等最具备民族特征的方面都进行了密切的交流。汉族的学术思想与伦理道德为东北边疆民族所崇尚，汉族的风俗习惯也被他们所广泛地接受，同时，很多东北边疆民族的礼仪风俗也成为汉族社会中的时尚，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事物也在汉族居地广泛地流传。这说明，汉代的东北地区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混居融合特征，各族的民族文化相互补充、互相融合，这种双方相互的认同与接受为华夏族系与东夷族系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源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双方交流与融合的深入，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开始真正形成。 从文献的记载推测，这种民族融合的潮流很可能是从汉代开始真正形成规模的，也就是说，汉代应该是东北民族融合的奠基期。 第二，汉—夷混居是汉代的东北地区得以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先秦时期，东北的边疆民族基本处于较为原始的社会发展阶段，渔猎与游牧是他们最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发展相对滞后，原始的石器生产方式仍然较为流行，社会组织形式也较为落后，从精神文明的角度而言，更是处于原始而野蛮的状态。相比较而言，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华夏族乃至后来的汉族，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上都处于更为先进的地步，农业文明的先天优势使得他们在文明程度上走在了前面。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东北汉、夷杂居区的形成，汉族将自身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思想文化传入到东北地区，东北边疆民族迅速受其影响，基本上都走上了逐渐汉化的道路。农业文化在东北地区得到广泛的传播，生产工具上，从考古发掘来看，东北各地都有大量中原制式的农业生产工具出现，在靠近汉郡的地区，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铁制农具，而在较为偏远的地区，也有仿制农具出现。农业在东北边疆民族社会生产活动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很多民族已经将农业作为最为主要的经济活动，如高句丽，“其国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万余口，下户远担米粮鱼盐供给之……无大仓库，家家自有小仓，名之为桴京”[1]843-844，农业已经成为高句丽等族最为重要的经济成分。而汉族的思想文化也在东北边疆民族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王充曾论：“辽东、乐浪……周时重译，今吟诗书。”[10]这一方面说明东北边疆民族在语言文字上在周时尚需翻译，而在汉代已经可以非常流畅地使用汉语和汉字，另一方面也说明汉族的思想文化在东北边疆民族聚居地有着深远的影响。 而这一切的进步都依赖于东北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族的长期深入的接触与交流，而汉族—东北边疆民族杂居区的形成，正是这种接触与交流得以长期稳定持续的基本保障。 第三，汉—夷混居是汉代东北地区文化发展的重要保证。 王绵厚先生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即“汉文化”在历史上的东北是一种主体性文化，我们审视东北地域文化时需要从“汉文化圈”的角度进行思考。他认为，“汉文化圈”在东北传播要分成三个阶段，其中第三阶段是“以汉武帝开拓边郡为标志的，汉文化在东北的确立期，即汉文化作为一种主体文化，向东北亚腹地和边域的广泛深入传播期。”[11]这一论述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东北的区域文化，是汉文化与东北边疆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之后才产生的。而这种融合与交流需要汉民族与东北边疆民族之间长时间、频繁的相互接触才得以形成，汉—夷混居无疑是这种长期接触的重要保障。 这种混居状态对汉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以及东北边疆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都有着积极的意义，这基本在汉代东北各个民族的身上都能有所体现。以高句丽族与乐浪郡的关系为例，乐浪郡本为汉郡，“自汉置乐浪郡，至该郡为高句丽所并，前后400余年间（前108—313），汉文化大量输入朝鲜……在此期间，朝鲜古文化也输入到辽东、辽西和幽州各郡。”[12]在此期间，汉文化以种种形式影响着高句丽。在生产方式上，汉代的高句丽族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在学术思想上，儒家思想在高句丽十分盛行，诵读中原诗书成为流行的文化活动；风俗上，汉服成为高句丽族的流行服饰；政治上，高句丽臣服于汉王朝，接受汉王朝的册封。同时，高句丽的很多民族文化也流传到中原内地，如其“好蹲踞，食用俎机”[13]的风俗，在中原地区已经广为人知。这种双方密切的相互影响与交流，如果没有长期的相互接触与联系，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四，汉—夷混居极大地促进了汉代东北地区的文化艺术发展。 就艺术性作品而言，汉代东北各边疆民族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在固有的民族性艺术中表现出中原文化的影响。从考古资料来看，辽东、辽西以及各少数民族聚居区都出土了大量带有装饰性纹饰的器物。一方面，这些纹饰广泛地描绘了如鹿、豹、羊、猪、狗、鱼等动物形象，这与东北地区广泛流行的渔猎文化是相吻合的。另一方面，这些充满艺术气息的纹饰中也同样带有中原文化的特征，高句丽、夫余等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自不待言，甚至是受畜牧文化影响颇深的鲜卑聚居地也有所发现。如内蒙古察右后旗赵家房村鲜卑墓葬曾出土“长宜子孙”铜镜，察右后旗二兰虎沟墓群则出土了带有双龙纹饰的铜饰[14]，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原艺术象征手法，被东北地区的边疆民族所借鉴采用，体现出民族审美意识上向中原地区的靠近。文学作品上，东北边疆民族在汉代的创作我们仅见前文所述的高句丽琉璃明王所作一首诗歌，这首诗可以明显看到受《诗经》影响的痕迹。 汉郡地区则更是如此，辽阳地区曾发现了多处汉代古墓壁画，体现了浓郁的中原文化风格。如棒台子墓葬壁画中有杂技图，其场面宏大，描绘细腻，图中觥筹交错之余，杂技纷呈，浓歌艳舞，人群奔走，在展示了当时辽东地区真实的社会生活图景的同时，亦不得不令人联想起张衡《西京赋》中对长安歌舞杂技场景的生动描写。又如辽阳三道壕遗址中有车马仪仗图，其中的仗马图线条饱满，姿态生动，构图写实，整体造型上令人联想起甘肃武威擂台东汉墓中出土的马踏飞燕汉代铜像，两者之间显然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总之，无论从任何方面看，“辽阳壁画……继承了中原内地绘画的优良传统……是中原艺术在东北的移植和发展。”[15]文学艺术方面，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时当有辽东太守苏季擅长作赋，另有乐浪令延年存赋七篇，从形式上看，显示出汉代赋体文学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另有高句丽琉璃明王作诗一首，该诗则显然受到《诗经》的影响。 参考文献：[1]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M].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狮伏堂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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