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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满族作为曾经建立过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民族，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而且将满文作为清朝的法定文字来推广和使用，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古籍文献。这些满文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本文就满文及其古籍文献作一综述，以期人们进一步了解满文及其古籍文献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满文；满学；民族史；清史；满文古籍；满文档案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自古以来，各个民族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共同的中华民族文化。满族作为曾经建立过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民族，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而且将满文作为清朝的法定文字来推广和使用,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古籍文献，包括图书、档案、碑刻、谱牒、舆图等等。在中国55 个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满文古籍文献都属于最多的一种。它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满文的创制及其改进 满族的祖先肃慎人有无自己的语言文字，因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但有据可考的是，女真作为满族的先人，起先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而借用契丹字。女真首领阿骨打建立金国后，出于治国的需要，金太祖阿骨打命完颜希尹创制女真文。完颜希尹奉命“依仿汉人楷书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这种女真字史称“女真大字”。“女真大字”通用十几年后，金熙宗完颜又创制了一种女真字，史称“女真小字”。从此以后，两种女真字开始并行通用。金灭亡后，进入中原的女真人受汉文化的影响，逐渐汉化，皆改用汉语文，不再有人知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而留在东北的女真人仍然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到了明朝后期，除本民族的语言仍被使用外，文字业已开始被废弃，逐渐变得无人知晓，女真人改用蒙古文字了。 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女真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与明朝、蒙古各部的联系日趋频繁，仍借用蒙古文字记事和交际，已不适应女真社会全面发展的需求。1599 年(明万历二十七年) ,努尔哈赤决定创制本民族的文字，并命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具体创制的过程，在《满洲实录》内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年二月，努尔哈赤想仿照蒙古字创制本民族的文字，并将想法和设想告知文臣额尔德尼和噶盖，要让他们具体实施。于是，额尔德尼和噶盖对努尔哈赤说:“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不能。”努尔哈赤说:“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与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语言编字为难，以他国之言为易耶?”额尔德尼和噶盖回答说:“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努尔哈赤对二人说:“写阿字，下合一玛字，此非阿玛(引者注：阿玛系满语，意为父亲) 乎?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引者注：额默系满语，意为母亲) 乎? 吾意决矣，尔等试写也。”由此可见，在满文的创制过程中，努尔哈赤作为女真的杰出首领发挥了决策和指导作用。额尔德尼和噶盖奉命创制满文后不久，噶盖“以事伏法”，而由额尔德尼单独承担完成了创制任务。满文的创制和颁行，完全适应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有助于推动女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权的建立。 额尔德尼等所创制的满文，是在蒙古文字基础上创制的，其字母基本上仿照蒙古文字母而成，没有圈点，称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这种满文，因属初创，存在一定的缺点和不足。正如《满文老档》内所指出:“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无别，故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不分，均如一体。若寻常语言，按其音韵，尚可易于通晓。若人名、地名，则恐有误。”归纳起来讲，老满文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字母的书写形式不规范，同一个字母有几种书写形式，往往出现混淆，不便于使用；二是一字多音，即辅音和辅音的音位混乱，致使字母之间互相假借，较难识别；三是音译汉语借词，如人名、官名、地名和物名等，明显感到已有的字母不够用。所以，随着女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老满文”所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无论是学习，还是使用，都越益感到不方便，对其改进和完善，已成必然之事。 在“老满文”使用33 年后，即1632 年(后金天聪六年) 初，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颁令，由达海承担完成了改进“老满文”的任务。据《国朝耆献类征·达海传》记载：皇太极“谕达海曰:‘国书十二字头，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犹易通晓。若人名、地名，必致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意义明晓，于学字更有裨益矣。’达海遵旨，寻译，酌加圈点。又以国书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外,添加外字。犹有不能尽协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其切音较汉字更为精当。”达海对“老满文”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是在一些“老满文”字母旁边的添加圈点，使原先雷同的字母得以区别，做到一字一音；二是创制特定字母，以便于准确地拼写外来借词；三是创制满文字母的连写切音形式，解决了音译人名、官名、地名和物名等词汇时容易出现差错的问题；四是规范字体，统一书写形式，消除了过去一字多体的混乱现象。经达海改进的满文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满文，一般是指“新满文”。 满文有楷书、行书、草书和篆书四种字体。楷书的使用范围较广，使用于各种书籍的刊刻、精写本的抄写，以及诏书、谕旨、奏折、题本等公文的缮写。行书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凡书籍普通写本的抄写、各种书稿的起草、中央到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及官员之间来往文书的缮写，以及各类公文档案的汇抄存档等方面，都要使用行书。草书的使用范围较窄，主要用于一些文稿的起草、个人信件和札记的缮写，以及书法作品的创作等方面。满文的篆字,早在满文创制之初就已出现，只是种类较少，字体单调，使用不广。正如《清朝通志》所载：“清字篆文，传自太宗文皇帝时，是清篆原与国书先后并出，特以各体未备，传习尚稀。” 1748 年(乾隆十三年) ，清乾隆帝命傅恒等人，仿照汉文篆字，重新创制了满文篆字，共计32 体，并确定了各体篆字的满汉合璧名称，即玉筋篆、芝英篆、上方大篆、小篆、钟鼎篆、垂露篆、柳叶篆、殳篆、悬针篆、龙篆、穗书、鸟迹篆、垂云篆、鸾凤篆、科斗书、龟书、倒薤篆、鸟书、坟书、大篆、麟书、转宿篆、雕虫篆、刻符篆、金错篆、鹄头篆、飞白书、龙爪篆、奇字、缨络篆、剪刀篆、碧落篆。从此，满文篆字的种类增多，字体规范，名称统一。为了推广新创制的满文篆字，当时用32 种字体刊印了《御制盛京赋》。不过，满文篆字的使用范围较窄，在清代主要用以镌刻宝玺和官印。 从满文的初创到改进，用了30 余年时间，最终使满文成为一种便于使用且完善的文字。无论是老满文，还是新满文，其推广使用都经过了一个过程。满文的创制与改进一样,都是在女真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和指导下完成的，所以两者的推广和使用，必然都会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具有十分有效的作用。满文初创之后，由于大力推广，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得以推广使用。仅从现存的用老满文写的原始档案来看，最早的是1607 年(明万历三十五年)《满文老档》。这就说明，老满文于1599 年(明万历二十七年) 创制后，最晚在1607 年(明万历三十五年) ，即创制后的8 年时间内，至少普遍使用于公文的书写方面。至于改进后的新满文何时得到普遍推广，在史籍内未见明确的记载，但从现存的原始档案中也看到一些基本情况。1632 年(后金天聪六年) 完成了对老满文的改进后，必定会立即推广使用。然而，在1636 年(清崇德元年)《满文老档》内新老满文同时出现，而且仍然存在老满文中的一些问题，识别较难。截至到崇德末年，在公文档案内才没有了新老满文兼用的情况，完全用新满文书写，字体熟练而规范。由此可见，新满文的推行，至清崇德末年才基本完成，用了十余年时间。清入关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后，满文的使用范围更加扩大，除满族原先居住的东北地区、中央国家机关和宫廷各部门普遍使用外，派驻八旗满洲兵丁的全国各重镇要地也都使用满文。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的国力逐渐衰弱，同时满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也越来越深，满文的应用情况也每况愈下。1911 年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朝的覆灭，加速了满文退出历史舞台的步伐。 有清一代，除满族使用满语文外，与其相邻或编入满洲八旗的达斡尔、锡伯、鄂温克等民族还曾使用过满文。在民国时期，居住在呼伦贝尔地方的达斡尔族仍然用满文书写信件和公文。1979 年，笔者到莫力达瓦达斡尔旗进行历史调查时，在当地还有一些老人懂满文。另外，1764 年(乾隆二十九年) 从辽宁携眷移驻新疆伊犁的锡伯官兵及其后裔都普遍使用满语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对满文进行了稍加改革后作为本民族的文字使用，时至今日仍在使用。这对满文的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二、满文古籍文献及其种类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以满族上层为主体联合其他民族的上层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政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历时290 余年之久。有清一代，满文的地位十分显赫，称清字，定为国书。所以，在清代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古籍文献，主要包括档案、图书、碑刻等等。 满文档案是清朝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处理政务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以满文缮写的各种公文的总称。清代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满蒙官员，特别是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否则重者治罪，轻则训饬。与此相适应，有关诰敕、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另外，管理宫廷和陵寝事务官员也不能随意用汉文缮折奏事。因此，在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中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公文，主要包括皇帝颁发的制、诏、诰、敕、谕、旨、寄信，臣工呈进的题本、奏折、揭贴、表、笺、启，各官府衙门移行来往的咨文、移会、照会、札付、交片、牌文、咨呈、呈文、申文、关文、详文等等。清朝各级机构都十分重视公文的归档和保管工作，不仅将原件按一定的顺序排列保存，而且将其重要的文书按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逐件抄录成册，以备案查和修史之用，并设有专门的机构、官员进行保管。由于历史上的战乱、灾害等诸多原因，满文档案并没有完全保存下来。然而，保存至今的满文档案仍为数量巨大，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满文档案就有200 余万件(册)。另外，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黑龙江省双城市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档案馆、土默特左旗档案馆和阿拉善旗档案馆，以及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单位，都保存着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 现存的满文档案，按其形成的特点，可分为以下六类：(1) 公文原件，是指当时形成的官文书的原件，主要有寄信、廷寄、上谕、题本、奏折、咨文、呈文等；(2) 编年体汇抄的档簿,是指按编年体汇抄官文书而形成的簿册，主要有内秘书院档、蒙古堂档、票签档、六科史书、秘本档、清折档、月折档、上谕档、议复档、奏销档、上传档、堂谕档、红本档、行文档、来文档、呈文档等；(3) 纪事本末体汇抄的档簿，是指按纪事本末体汇抄官文书而形成的簿册，主要有俄罗斯档、八旗世袭谱档、准噶尔档、夷使档、熬茶档、北路军务档、西路档、土尔扈特档、西藏档、巴勒布档、郭尔喀档、班禅事件档、金川档、年班来京回番档、回子土司郭尔喀档、回子伯克档等；(4) 日行公事档簿，是指各机构记录日常处理公务过程中有关事宜而形成的簿册，主要有丝纶簿、大事记、日记档、发报档、交事档、值班档、杂录档、钱粮册、注销档、消费档、号簿等；(5) 修书馆档案，是指清代各修书馆保存的档案、书籍稿本，主要有满文老档、内国史院档、起居注、满文木牌、盛京旧档以及满文实录、圣训、本记、列传、大清会典、会典事例、方略、则例、八旗通志、元史、明史、清文鉴等书稿等；(6) 满文舆图，是指用满文或与其他文字合璧书写说明文字的地图，包括地理图、作战图、山水图、名胜图、防务图、建筑图和交通图等等。以上各类满文档案，按其形成的机关，又可分为内阁、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宫中各处、黑龙江将军衙门、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阿拉楚喀副都统衙门、珲春协领副都统衙门、盛京内务府、三姓副都统衙门、双城堡协领衙门、归化城副都统衙门、呼伦贝尔总管衙门和阿拉善旗扎萨克衙门等15 个全宗的满文档案。 版本是一书经过多次传写或印刷而形成的各种不同本子。仅以制版工艺区分有写本、刻本、印影本、铅印本、晒印本等。写本又按其种类区分为写本、稿本和抄本。在此讲的“写本”概念是狭义的，专指成书时即以手写形式流传的本子，既不是稿本，也不是抄本。稿本是写书过程中形成的原稿，包括手稿本和清稿本，稿本又名传抄本，是指根据底本传抄而成的副本。满文档案基本上都是写本、抄本和稿本，没有其他版本。其中公文原件、日行公事档簿和修书馆档案内的起居注、满文木牌、盛京旧档为写本，编年体汇抄的档簿、纪事本末体汇抄的档簿和修书馆档案内满文老档、内国史院档为抄本，修书馆档案内的满文实录、圣训、本纪、列传、大清会典、会典事例、方略、则例、八旗通志、元史、明史、清文鉴等书稿为稿本。至于作为满文档案有机组成部分的舆图，既有手绘制作者，也有雕板印制者，而且手工彩绘者占大多数。 满文图书的种类也比较多，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满文图书约1000 余种，分别收藏在国内国外40 余座图书馆和科研部门。若按版本计算，可达2000 余种书籍，主要有刻本、写本、抄本、晒印本、石印本、印影本、铅印本7 种，其中刻本和写本占绝大多数。满文刻本图书，按其刻书单位又分为官刻本和坊刻本。官刻本是各级政府机构及其附属机关刻的书。清入关前，达海等学者用满文翻译过《三国演义》等汉文书籍，是否以刻本和写本形式流传，因缺乏史料记载和没有实物依据，无法确定其版本。清入关后，根据统治政策的需要,有计划地翻译汉文历史典籍和文学作品，并在皇宫内特设翻书房，任用专门人员，从事翻译工作。同时，在宫廷内雕版印刷。这种版本的书，称之为内府刻本，属官刻本的一种。随着清代社会进入“康雍乾”盛世，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为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充足的物质条件。康熙和乾隆二帝在强调“国语骑射”的基础上，对儒家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进行尊崇和倡导，出现了多元文化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局面。满文官刻图书的出版也达到了鼎盛时期。1680 年(康熙十九年) ，在皇宫内设立武英殿修书处，隶属于内务府,专管编撰和刊印各种图书事宜。从此，满文内府刻本进入崭新的阶段，被称为武英殿刻本,或殿本。武英殿刻本，版式规范，字体典雅，用纸考究，墨色匀润，装帧精美，具有鲜明的宫廷特色。除此之外，属于官刻本的，还有京师八旗官学、京口官学、荆州驻防翻译总学、成都驻防八旗官学、广州驻防官学和西安将军署、江南驻防衙门刊印的图书。这些官学和官署刊印的满文图书，虽属官刻本，但与内府和武英殿刻本比较，书的种类比较单调，多为与教育有关的语言文字方面的书，版本质量也参差不齐。 坊刻本是指书商所刻的书。清代民间的印刷业比较发达，书商遍及全国各地，设置书坊，刊印图书。在清代由于满文的特殊地位，满文图书有一定的需求量，刊印出版也可获利，所以不少书坊必将加入到刊印满文图书的行列中来。仅从满文图书上出现过的书坊来看，当时刊印满文图书的书坊有听松楼、宛羽斋、秘书阁、尚德堂、奇畅斋、天绘阁、文盛堂、四合堂、三义堂、尊古堂、鸣皋阁、敬修堂、宏文阁、中和堂、三槐堂、鸿远堂、墨华堂、精一斋、老二酉堂、文瑞堂、永魁堂、秋芳堂、清宜斋、炳蔚堂、五云堂、聚珍堂、品经堂、带月楼、存之堂、文兴堂、柳荫山房、崇礼堂、镜古堂、彩盛刻字铺、文真堂、圣经博古堂、文光堂、名贵堂、宝名堂、积古斋、保萃斋、玉树堂、文渊堂、书业堂、先月楼、少酉堂、文宝堂、尚友堂、文翰斋、京都翻译书坊、二酉堂、精一堂、修锦堂、文英堂、聚星堂、槐荫山房、双峰阁、大酉堂、文萃堂、绍衣堂、藜照阁、文瑞堂、英华堂、紫竹阁、名德堂等60 余家。这就决定了坊刻本的多样化，不仅图书种类庞杂，而且版本繁多，质量参差不齐。民间书坊，绝大部分在北京，只有少部分在沈阳、南京、荆州等地，体现了北京在传播满文化方面的中心地位。在北京的书坊内，三槐堂属刊印满文书最多的书坊之一，从雍正至宣统年间，近200 年间，连续不断地刊印满文图书。另外，聚珍堂也是刊印满文图书较多的书坊，其前身是康熙时期的天会阁，后改名聚珍堂，长期刊印满文图书。在存世的满文坊刻本内，最早的是南京听松楼刊印的《新刻满汉字诗经》，最晚的是荆防广化善堂刻印《朱文公家训》。由此可见，清代民间书坊长期从事刊刻满文图书的工作，长达250 余年，几乎贯穿于整个有清一代。 家刻本是私人所刻的书。在满文图书内，家刻本极其少见。如阿思哈、佛德刻印的《清语》，就是家刻本。 在满文图书中，除官刻本、坊刻本和家刻本外，还有大量的写本、稿本和抄本。写本主要是皇宫内的写本，属精写本，如实录、圣训、玉牒、方略以及翻译的《封神演义》、《连城璧》、《列国演义》、《南宋演义》等。这些写本，开本较大，纸墨精良，缮写工整，装帧精美，多数是孤本。其中实录、圣训、玉牒、方略等书，多用红栏格纸缮写而成，而且用彩色绫子制作封面装订，较为豪华。另外，列朝实录和圣训每套都分大红绫、小红绫和小黄绫三种不同形式装订成册。如《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就有大红绫、小红绫和小黄绫三种本。小红绫本与小黄绫本比较，不只是封面装帧绫料颜色不同，而且版式完全不一样。小红绫本与大红绫比较，也有本质上的差别，虽然封面装帧绫料颜色相同，但版式完全不一样，小红绫本为包背装，而大红绫本为蝴蝶装。现存的满文稿本，基本上都是官修图书的稿本，版式不规范,字迹潦草，并有涂改之处。满文图书的抄本，主要是民间传抄本，多数是文学、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图书，版本质量普遍较差。 满文碑刻也不少，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为诰(敕) 封、谕祭、建筑、墓葬、地产、记事及诗歌等碑文；按立碑者的身份，可分为敕建、官建和民建三大类。满文碑刻主要分布在北京和辽宁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满文碑刻拓片近700 种，而现存的原碑刻就不会如此之多，已有一定的损失。在所有满文碑刻拓片内，诰封、敕封、建筑、墓葬四方面内容的较多,最早的是《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刻拓片，最晚的是《绰哈布墓碑》和《绰哈布谕祭碑》碑刻拓片。满文碑刻选用的石料普遍都比较好，而且碑身高大，雕刻精致，字迹工整，并刻有各种图案或花纹，不仅有文献研究价值，而且有一定的鉴赏价值。 满文古籍文献的载体也是多元的，有纸、石、金、木和绢5 个类别。其中纸为载体者较多，清入关前，由于当地造纸业欠发达，纸张十分短缺，通过贸易等渠道，从朝鲜获取“高丽纸”后使用，但仍不敷使用，有时还在明朝刊印的图书上记档。其次是以石为载体，除碑刻外，皇帝封皇太后、皇后、后妃等人册文，刻在玉石册叶上，而后颁发。再其次是以木为载体，清入关前，由于纸张奇缺，有些战报性的公文，就地取材，削木为片，书文呈递，今人称之为“满文木牌”。另外，清入关后，在宫内使用一种木牌，叫“绿头牌”、“红头牌”。其形状像人的上身，首部呈圆形，漆成绿色的叫“绿头牌”，漆成红色的叫“红头牌”。这两种木牌,都是满汉合璧，一面书写满文，一面书写汉文。至于以金和绢为载体者更少，也是将皇帝册封用的文书，按被册封者身份和地位的高低，分别刻在金叶或书写在彩色绢上，而后颁发。 从满文档案和图书的装订形式来看，有线装、毛装、包背装、蝴蝶装、梵夹装、经折装和卷轴装7 种。档案中的题本、奏折、咨文、呈文等折件类的公文都采用经折装，簿册类的档案则采用毛装和线装，还有一些舆图、诰命、敕命等档案采用卷轴装。图书多采用线装，而采用包背装、蝴蝶装、梵夹装者较少。一般来讲，佛教经典都用梵夹装。在满文图书内，也有插图者，但也较少。插图分雕刻和手绘两种，墨色多为黑色，彩色套印者极少。 三、满文古籍文献的编目与分类 现存的满文古籍文献数量庞大，种类繁杂，无论是整理编目，还是翻译出版，其工作任务都极为艰巨，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长期开展。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经过几代人的艰苦不懈地努力，满文古籍文献的整理编目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历史档案的管理工作中，整理编目工作是基础，是开展其他各项工作的首要条件。自二十世纪初始，满文档案工作者一直把档案的整理编目作为工作的重点，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到目前为止，所有清代满文档案，经过初步整理。为了保持历史档案的内在联系和原貌，便于保管和利用，在档案的整理过程中，首先按全宗原则进行划分档案。全宗是一个机关或著名人物在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按照全宗原则，现存的清代满文档案划分为内阁、内务府、宗人府、宫中各处、盛京内务府、黑龙江将军衙门、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三姓副都统衙门、阿拉楚喀副都统衙门、珲春协领副都统衙门、双城堡协领衙门、归化城副都统衙门、阿拉善旗扎萨克衙门、呼伦贝尔总管衙门等全宗。每一全宗内的档案，又按其不同的类别，采取不同的整理方法。一般来讲，档簿类的档案，采用“文种——朝年”的原则整理，逐册登记编目。折件类的档案，采用“文种——朝年”，或“文种——问题——朝年”的原则整理，逐卷逐件登记编目。这种整理是档案实体的顺序整理，编制的目录基本上属档案实体的顺序目录，主要用于各项档案工作的开展。经过这种方法整理的档案，虽然便于保管和按时间顺序查找利用，但不便于按问题、人物、地区查找利用。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起，为了适应档案信息的计算机管理和更好地向社会提供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选择利用率较高的档案，根据国家档案局颁行的《档案著录规则》和《明清档案著录细则》等行业标准，采用文件级卡片式著录格式，对档案进行著录工作。著录是“在编制档案目录时，对档案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满文档案的规定著录项目有分类号、档号、胶片号、题名、责任者、文种、文件形成时间、附注、主题词等10 项。所有著录卡片均按国家档案局颁行的《清代档案分类表》进行分类，包括A 政务总类,B 宫廷、皇族及八旗事务，C 职官、吏役,D 军务，E 政法，F 民族事务,G 中外关系，H 镇压人民斗争活动，J 宗教活动，K 文化、教育、卫生、科学研究,M 财政,N金融，P 农业、水利、畜牧业,Q 手工业、工业、公用事业，R 建筑，S 交通、邮电，T 商业,W天文、地理等18 大类。每类之下，再分若干一级、二级和三级项。 另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与有关科研部门合作，利用满文档案著录卡片编制了两部专题目录。一为吴元丰、成崇德、牛平汉主编《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精装12 册,共收录档案条目12 万余条，共计900 万字，1999 年4 月由广西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从档案主题、责任者、形成时间、涉及地区、文种等方面，多视角揭示了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内有关边疆地区问题档案的内容及主要形式特征。清代边疆地区包括盛京、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外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台湾、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等陆疆和海疆地区。《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内各条目，先按地区分类，在各类内再按档案形成时间的先后排序。二为李鹏年、吴元丰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与藏事档案目录》(满文藏文部分) ，平装1 册，共收录档案条目13334 条，其中满文档案条目13040 条、藏文档案294 条，共计100 万字，1999 年12 月出版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本目录收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与西藏和藏族有关的满文和藏文档案条目，分满文和藏文两大部分，未进行具体分类，而按文件形成的时间进行排序。正文后附有分类索引类目，共分A 重大事件、B 官职、C 宗教事务、D 财政、E 农牧业、F 商业贸易、G 矿产、H 政法、L 文教卫生、J 军务、K 涉外关系等11 大类。每一大类下，再分小项。 满文图书的编目工作，始于二十世纪初。当时，李德启、于道泉两位先生合作整理北平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满文图书，编著《满文书籍联合目录》1 册，共收录图书419 种。这本目录虽然不能包括国内保存的所有满文图书，但毕竟是国内第一部满文图书目录，开创了编撰满文图书目录的先河。时过50 余年后，国内的满文学者又开始关注满文图书的编目工作，相继有数部具有一定规模和特色的满文图书目录问世。富丽编著《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共收录文献1122 种、拓片646 种，于1983 年10 月，由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印刊发行。黄润华、屈六生主编《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共收录图书1015 种、拓片693 种，于1991 年7 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卢秀丽、阎向东编《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综目》，共收录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266 种，于2002 年5 月，由辽宁省民族出版社出版。杨丰陌、张本义主编《大连图书馆藏少数民族古籍图书综目》，共收录大连图书馆少数民族古籍图书504 种，其中满文和其他民族文字合璧图书416 种，于2006 年1 月,由辽宁省民族出版社出版。另外，众所周知，满文图书和档案流传到国外者也不少，保存在各国大学和科研部门的图书馆。几乎与国内同一时期开始，国外满文学者也着手编制满文古籍文献目录。他们所编制的目录多以各馆所存的满文古籍为基础编撰，收录的图书文献条目较少，从而造成所编目录的规模都比较小，而且因作者的国籍不同，所使用的文字也各不相同。主要有日本度部薰太郎编著《满洲语图书目录》、《增订满洲语图书目录》，蒙古国拉·卡西格编著《蒙古国乌兰巴托国家图书馆所藏满文书目》，俄罗斯沃尔科娃编著《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满文文献》，俄罗斯雅洪托夫编著《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藏满文书籍目录》，俄罗斯雅洪托夫、瓦西里耶娃编著《萨尔特科夫——谢德林国立公共图书馆藏满文写本和刻本分类目录》，英国纳尔逊编著《伦敦满文目录》，德国稽穆编著《国际满文文献联合目录》，日本河内良弘、中国赵展合编《天理图书馆满文书籍目录》，日本松村润编著《美国议会图书馆所藏满洲语文献目录》等等。 从国内外现已编制出版的满文古籍文献目录上看，其分类法各不相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为按学科分类法，二为传统的汉文古籍五部分类法，三为按版本和学科相结合的综合分类法。在三种分类法中，采用学科分类法者占绝大多数。然而，采用学科分类法的目录，在类目和名称的设置上，还都不完全相同，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富丽编著《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共设政治、法律、军事、财经、民族、民俗、宗教、外交、文学、艺术、语文、考古、历史、天文、地理、水利、数学、医学、哲学、综合20 大类。其中宗教、文学、语文、考古、历史5类之下分项，而其余15 类之下不分项。黄润华、屈六生主编《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共设哲学、伦理学、宗教、法律、军事、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数学、天文、医学、兽医学、水利、综合16 大类。其中宗教、语言文字、文学、历史4 类之下分项，而其余12类之下不分项。采用传统的汉文古籍五部分类法的目录，目前有两部，即卢秀丽、阎向东编《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综目》、杨丰陌、张本义主编《大连图书馆藏少数民族古籍图书综目》。此两部目录按汉文古籍传统的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法分类排序，考虑到收录的条目较少，在一级类目下未设二级类目。实际上，所有一级类目下的条目，仍按二级类目排序，只是没标明二级类目名称而已。在二级类目下的条目，按作者的生卒时间和图书的成书时间排序。采用版本和学科相结合的综合分类法的目录，如日本松村润编著《美国议会图书馆所藏满洲语文献目录》。该目录首先分设版本、抄本、文书三大类，而后仅在版本类下分设一般、哲学与思想、宗教、历史、政治、法律、语言、文学9 项。满文图书的分类,迄今无统一的标准，而且类目名称和分类等级也不相同，一般按作者的认识和习惯采用某一种分类法。 四、满文古籍文献的发现与研究 满文古籍文献的研究，在我国起步比较早，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清入关定都北京时，将关外形成的用老满文书写的档案运到北京，保存在紫禁城内的内阁大库。至1741 年(乾隆六年) ，距新满文代替老满文使用业已109 年，当时阅览和看懂满文老档者已寥寥无几。乾隆帝对此深感不安，唯恐长此以往人们会遗忘满洲文字的来源，或者说忘掉本民族文化的根基。因此，为了防止出现无人知晓老满文的局面，并使满洲文化得以传承,乾隆帝颁谕曰:“无圈点字原系满洲文字之本，今若不编书一部贮藏，则日后湮没，人皆不知满洲之文字，肇始于无圈点字也。著交付鄂尔泰、徐元梦，阅览《无圈点字旧档》，依照十二字头，编书一部；并于宗学、觉罗学及国子监诸学，各抄录一部收贮。”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鄂尔泰、加尚书衔·太子少保徐元梦遵照上谕，查阅内阁库存的《无圈点字档》(后人又称“无圈点老档”、“满文老档”、“满文旧档”、“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等) ,“除读之即可认识字外，其与今字不同难认之字，悉行捡出，兼注今字，依照十二字头，编成一部书。”此书命名为《无圈点字书》，共4 册，实际上是一部老满文和新满文相互对照，并按满文十二字头顺序编排的辞书。另外，鄂尔泰、徐元梦在翻阅《无圈点字旧档》的过程中发现,“此项档册(引者注：即指《无圈点字旧档》) ，历年久远，颇为糟旧。”遂经奏准，将所有《无圈点字旧档》逐页托裱，重新装订后，仍收存在内阁大库。事过33 年后，为了彻底解决《无圈点字旧档》的永久性保存和经常性利用的问题，乾隆帝又决定重抄《无圈点字旧档》，并令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和阿桂承办有关抄写事宜。从1774 年(乾隆三十九年) 底至1779 年(乾隆四十四年) 底，由舒赫德、于敏中、阿桂主持完成了《无圈点字旧档》重抄工作，用时整整5 年。除用老满文重抄《无圈点字旧档》3 部外，还用新满文转写《无圈点字旧档》3 部，并分别命名为《无圈点字档》和《加圈点字档》，装订成册，分别保存在北京内阁大库、上书房和盛京崇谟阁三处。这次《无圈点字旧档》的重抄工作，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重抄，而是具有一定的研究性质。无论是《无圈点字档》，还是《加圈点字档》，在其抄录和转写过程中，对档案内出现的地名、人名、时间、官职以及文字，都进行了必要的考证。而保存在内阁大库的《加圈点字档》抄本，更有特色，凡档案内老满文费解以及直接使用蒙古文之处，都一一做了签注，并贴在书眉上，具有一定的学术性和研究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讲,《无圈点字书》的编写和《无圈点字旧档》的重抄工作，开了满文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先河。 在乾隆帝的倡导下，虽然开了满文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的先河，但没再继续下去，其后一直处在停顿状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绝大部分而且是重要的满文文献都深藏在宫廷或官署库房内，根本不对外提供利用，鲜为人知。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 7 月，日本和俄罗斯为争夺势力范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战争结束。当时作为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的内滕湖南正好在东北，乘战争结束之际，利用4 个月的时间，对沈阳及其周边地区的古迹和历史文献进行了调查。在这次调查过程中，内滕湖南发现了在沈阳故宫崇谟阁存放的《无圈点字旧档》乾隆朝重抄本，而且回国后，在1906 年6 月《早稻田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在奉天宫殿看到的图书》一文，介绍了《无圈点字旧档》乾隆朝重抄本的一些基本情况。 1911 年(宣统三年) ，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中国的政局发生巨变。1912 年初，当时已任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的内滕湖南再次来到沈阳，经过种种努力，与同一大学的讲师羽田亨一起，将全套180 册《加圈点字档》都拍成照片带回日本。 至于北京故宫内所存满文古籍文献的发现，则是另一种情况。1909 年(宣统元年) ，清王朝已处在内外交困，政局不稳，财力枯竭，走向覆灭的边缘。就在这一年，紫禁城内存放大量典籍和档案的内阁大库，因年久失修，多处倾塌，需要维修。遂将一部分典籍和档案移到紫禁城内银库、文华殿等处暂存，以便修缮库房。与此同时，时任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具折奏请，设立学部图书馆，接收内阁大库所藏书籍；其余档案，以为无用，拟定焚毁。1910 年(宣统二年) ，内阁大库修完，在移到别处暂存的典籍和档案内，仅将《实录》、《圣训》仍送回内阁大库保存，其余的档案和书籍，没有送回内阁大库保存，按张之洞所请,准备另行处理。不久，时任学部参事的罗振玉被派到内阁接收书籍，看到大库档案堆积如山，其中多是“近世史上最宝贵的史料”，故经请示张之洞，放弃焚毁档案的计划，将未送还大库的档案移交学部，从故宫搬到国子监南学和学部大堂后楼暂存。这样，清朝“大内档案”首次从故宫运出，其中就有大量的满文古籍文献。1913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国子监设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接收了从故宫运出的档案，并转移到天安门后的端门存放。1916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迁到故宫午门楼上，而后将档案搬到午门楼上整理。由于档案数量巨大、经费紧张、主持人不得力等诸多因素，当时的整理方法极其原始，十分滑稽。据邓之诚《古董琐记》记载:“胜朝内阁红本清厘时，贮麻袋凡口千余，移午门博物图书馆理之，司其事者部曹数十人，倾于地上，各执一杖，拨取其稍整齐者，余仍入麻袋，极可笑! ”然更为可悲的是，1921 年发生了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当时，历史博物馆因经费困难，将挑剩的档案，约计8 千麻袋，共重15 万斤，以4 千元之价卖给同懋增纸店，作为造纸材料。纸店收购这些档案后,“取去麻袋，另备芦席，用机器渍水捆扎成包，由火车分运到定兴、唐山二处，同时也零星卖出不少。”在北平的市面上出现了“大内档案”，并被罗振玉看到，其友人金梁也听到同懋增纸店购买“大内档案”的消息。于是，二人一同找到同懋增纸店，由罗振玉支付比原价高三倍的钱12000 元，买回所有档案。1924 年，罗振玉除自己留一部分档案外，将其大部分以16000 元价卖给李盛铎。1928 年，李盛铎又以18000 元价卖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罗振玉自己留存的档案，于1936 年移交奉天图书馆保存。至此，准备销毁造纸的8 千麻袋档案，经过几经倒手碾转，最终保存到科研机构和图书馆。然而，档案的总重量由原先的15 万斤，剩下12 万斤，减少3 万斤，遭到一定的损失。罗振玉先后两次出面保护内阁大库档案，其功绩是不可磨的，意义深远。 1911 年辛亥革命以后，按照民国政府优待逊清皇室条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暂留住在故宫内，所以存放在故宫内的满汉文图书档案，除上述的内阁大库内存放的一部分运出故宫外，绝大部分仍存放在故宫内，而且仍不被人们所了解。1924 年，冯玉祥将军进京将溥仪驱逐出故宫。1925 年10 月，成立故宫博物院，下设古物馆、图书馆和总务处等机构。图书馆下再分设图书和文献二部，分别负责图书和档案的保管工作。文献部后来改称掌故部，1929 年3 月又改称文献馆，同时从图书馆中分离，成为故宫博物院的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文献部、掌故部和文献馆都是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前身。故宫博物院成立后，设立专门负责保管图书和档案的机构，招聘专业人员，清查故宫内存放的满汉文图书档案，进行妥善保管，开始整理编目工作。这样，大量的满文图书文献才逐渐被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1931 年2 月，文献馆整理内阁大库存放的档案时，发现了乾隆年间整理托裱后重新装订的《满文老档》37 册。1935 年9 月，在整理内阁大库过程中，又发现了乾隆年间整理重抄时未曾发现的《满文老档》3 册。当时，谢国桢、单士元、李德启、张玉全和金毓黻等学者纷纷撰文介绍发现过程和研究情况，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满文古籍的研究，就中国大陆而言，从二十世纪初始，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纵观中国大陆满文古籍的研究，可分为3 个时期，即起步时期、积淀时期和发展时期。 从1925 年故宫博物院的成立至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满文古籍研究的起步时期。清朝灭亡后，由于存放在故宫内的大量满文图书档案被发现，特别是《满文老档》(即指《无圈点字旧档》) 的发现，引起了国内学界和学者的极大关注，并开始研究。1935 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制定《整理内阁大库满文老档之缘起与计划》，组织人员对《满文老档》进行系统地整理和研究，计划编撰《满文无圈点字典补编》、《满文老档总目》、《满文老档细目》、《满文老档原本与抄本校勘表》，以及挑选其中重要的史料翻译，编成《选译满文老档》出版。这一计划启动不久,“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纷飞，时局恶化，故宫博物院的重要文物和文献南运避难，整理和研究《满文老档》的计划被迫搁浅。然而，在这一时期，李德启、张玉全等学者进行了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有李德启《〈满文老档〉之文字及史料》、《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张玉全《述〈满文老档〉》、《关于清三藩事件之满文史料》，谢国桢《天命天聪朝满文档册》，金毓黻《〈满文老档〉考》，关德栋《记满汉语混合的子弟书——〈螃蟹段儿〉》等。这些文章对《满文老档》、《满文木牌》、《螃蟹段儿》等古籍文献的书写文字、形成特点、史料价值进行了研究，成为开山之作，标志着近代中国满文古籍文献研究的起步。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9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满文古籍研究的积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战乱结束，社会稳定，各行各业都处在发展建设阶段。在这一时期，由于诸多原因，满文古籍文献的研究工作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虽然如此，在这一时期，对满文古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而言，做了具有前瞻性的基础性工作。首先设立国家级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对满文图书和档案进行妥善保管，特别是征集流散到各单位及个人手中的历史档案，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并开展了基本的整理编目工作。另外，培养满文专门人才。当时在社会上满文人才奇缺，招收专业人员十分困难，极大地制约了满文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的正常开展。1955 年至1957 年，中国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联合开办满文研习班，招收学员20 名，培养了新中国首批满文专门人才。但仍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故经国家档案部门建议，由周恩来总理批准，于1961 年，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 特设满文班，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21 名，学制5 年。然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满文班学生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大部分学生分配到外地改行，即使分配到北京有关图书馆、档案馆和大学的学生，也无法开展正常的业务工作。1975 年，经有关人士的建议，经由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批准，责成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 开设满文干部培训班，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21 名，学制3 年。1978 年毕业后，其中20 名学员都留在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满文组(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前身) 工作。以上三批满文专业人才的培养，为日后开展满文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有利条件。 1979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今，是满文古籍文献研究的发展时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已有的学术机构逐渐恢复正常的科研工作，新的科研部门先后建立，过去被迫改行的满文专业人员相继归队，从而满文古籍文献的研究工作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科研成果不断问世，硕果累累，成绩斐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对满文古籍文献进行综合性的介绍和评述。主要代表性的文章有任世铎《满文与满文档案》，屈六生《清代军机处满文档案综述》、《简论我国满文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吴元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清代满文档案述论》、《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清内阁满文档案述略》、《军机处满文月折包的整理与编目》、《满文月折包与〈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内新疆史料及其研究价值》、《满文月折包内漠南蒙古地区史料及其价值》、《新近发现的清代中琉关系满汉文档案及其价值》、《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及其研究价值》、《清代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及其史料价值》、《清代珲春协领副都统衙门及其满汉文档案》等。这些文章对现存满文档案的全宗、文种、形成特点、内容、史料价值以及整理编目等情况进行介绍和评价，对学术界了解和利用满文档案具有指南作用。 (二) 对满文古籍文献的专门研究。主要代表性的文章有关孝廉《论〈满文老档〉》、《〈满文老档〉原本与重抄本比较研究》、《〈满文老档〉特点及其史料价值》、《论〈满文老档〉与〈满文老档〉谕删秘要全译》、《〈盛京满文旧档〉及其特点》、《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刍议》，阎崇年《〈无圈点老档〉及乾隆朝抄本名称诠释》、《〈无圈点老档〉乾隆朝办理抄本始末》、《〈无圈点老档〉及乾隆朝抄本译研述评》、《〈无圈点老档〉乾隆朝办理抄本长篇》，佟永功《〈满文老档〉收藏、翻译研究与价值评述》，刘子扬、张莉《〈满文老档〉综析》，季永海《〈大清全书〉研究》、《〈清语易言〉语音探析》、《〈清文启蒙〉语音研究》，胡增益《一部稀有的满文辞典——〈满洲类书〉》，江桥《乾隆朝御制四、五体〈清文监〉编纂考》等。从这些对满文古籍文献专门研究的文章来看，对《满文老档》的研究比较全面而系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同时也说明《满文老档》在满文古籍文献中的重要地位和研究价值。另外，其它研究文章也都有一定的深度和创见，对某一部满文古籍文献而言属开创性的研究，对未来的研究具有参考意义。 (三) 满文古籍文献研究专著的问世。主要有刘厚生《〈旧满洲档〉研究》，赵志强《〈旧清语〉研究》，江桥《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宋和平《〈尼山萨满〉研究》，宋和平、孟慧英《满族萨满文本研究》，赵志忠《萨满的世界〈尼山萨满〉论》、《〈满迷〉研究》等。这些专著对其研究的对象从文献学、历史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多角度进行比较和分析，提出了各自的独到见解，有助于中国大陆满文古籍文献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 除中国大陆外，台湾在满文古籍文献研究方面也占有显著的地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一部分满文图书和档案运到台湾，分别收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单位。从1956 年起，广禄教授在台湾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开设满文课程，培养了一部分满文人才。1962 年9 月，广禄教授和他的学生李学智先生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书库内发现了《老满文原档》，即《满文老档》的原件，引起台湾学界的重视，并开始翻译和研究。研究文章主要有：广禄《〈满文老档〉与老满文》，广禄、李学智《〈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之比较研究》，李学智《东洋文库日译本〈满文老档〉未收的几件老满文》、《老满文原档中所载清代八旗制度创立史料之检讨》、《〈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再研究》，陈捷先《〈旧满洲档〉述略》、《〈旧满洲档〉价值》、《满文起居注略考》、《清朝皇帝的起居注满文本》、《清朝皇帝实录的满文本》、《满洲实录的起源与价值》、《台湾的满文碑》，庄吉发《故宫满文档案的史料价值》、《旧满洲档的来由及其史料价值》、《文献足征——〈满文原档〉与清史研究》、《清代满汉文起居注册的史料价值》、《清代康熙雍正两朝满文奏折的史料价值》、《满文奏折的史料价值》、《清代满文族谱的史料价值——以云保、李佳氏兴垦达尔哈族谱为例》、《佛说四十二章经满文译本研究》、《清代满文族谱的史料价值》、《台湾故宫博物院典藏〈大藏经〉满文译本研究》、《清高宗敕译四书探讨》、《图理琛著〈异域录〉满文本与汉文本的比较》、《〈清语老乞〉与汉语〈老乞大〉的比较研究》等。代表性的专著有：陈捷先《满文清本纪研究》、《满文清实录研究》、《满洲档案资料——〈旧满洲档〉的价值》，李学智《乾隆重抄清太宗满文老档中附签注正误》、《老满文原档论辑》等。从台湾学者研究满文古籍文献的成果上看，二十世纪六十年中叶至八十年中叶，这20 年是台湾满文古籍研究的鼎盛时期，研究力量雄厚，以《满文老档》为重点，对《实录》、《起居注》、《本纪》和奏折等满文古籍文献进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至于国外对满文古籍文献的研究，日本处于比较显著的地位。二十世纪初，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滕湖南和讲师羽田亨将《加圈点字档》拍成照片带回日本，并撰文介绍后,引起日本学者学习满文、研究满文古籍文献的热潮，迄今在日本仍有不少懂满文的学者,从事清史、满族史、满语文研究和教学工作。日本学者的研究重点在《满文老档》及其相关的文献上，主要成果有三田村泰助《满文太祖老档与清太祖实录之对校》、《满文太祖老档考》、《满文太祖老档与满洲实录对校并译》，今西春秋《满文老档太宗纪照像本补记》、《〈满文老档〉的重抄年代》、《关于〈满文老档〉重抄年代的补说》、《崇德三年的满文木牌和〈满文老档〉》，神田信夫《〈满文老档〉中的毛文龙等人的书简》、《〈旧满洲档〉与〈天聪九年档〉》,松村润《关于无圈点老档》、《关于崇德元年的满文木牌》、《关于崇德三年的满文木牌》、《天命朝奏疏》、《关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编纂》等文章。另外，日本学者河内良弘、细谷良夫、中间立夫、加藤直人、楠木贤道，韩国成百仁，德国毫尔、福克斯、海捏什、魏弥贤、嵇穆，意大利斯达理，俄罗斯庞晓梅等学者，也都涉足满文古籍文献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五、满文古籍文献的翻译与整理出版 从满文古籍文献记载的内容上来讲，满文图书内多数是汉文图书的翻译作品和满汉合璧的辞书、教材，而用满文原创的作品极少；满文碑刻也多属是满汉合璧，纯满文者较少；满文档案则不同，纯满文者居多，满汉合璧者较少，特别是清前期的重要档案都是用满文书写，其内容在汉文档案多无反映，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另外，早在二十世纪初故宫满文档案被发现时，通晓满文而能直接利用满文档案者已经寥寥无几，无法利用有价值的满文档案进行研究。这一客观现实，就要求满文学者不仅整理和研究满文古籍文献，而且要翻译出版满文档案。因此，满文学者除整理和研究满文古籍文献外，一直亦将满文档案的翻译出版工作作为自己的职责。 满文古籍文献的翻译出版工作，在中国大陆起步于二十世纪初，经过40 余年的停滞，从1979 年开始，逐渐步入发展阶段。 1918 年，金梁先生发现沈阳故宫崇谟阁存放的乾隆朝重抄的《加圈点字档》(即指《满文老档》) ，组织10 余名懂满文者着手翻译，经过两年时间，至1918 年下旬，翻译完《加圈点字档》。而后，从中择要摘录，冠以《满洲老档秘录》之名，分上下两册，1924 年出版。1933 年重印时，对译文稍作增减，改名《满洲秘档》，不再分册。另外，从1933 年6 月至1936 年6 月,在《故宫周刊》上，以《汉译满洲老档拾零》为题，连载金梁先生主持汉译《加圈点字档》的部分译文。金梁先生是辛亥革命后主持翻译满文古籍文献的第一人，其译著成为中国满文古籍文献汉译作品的开山之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另外，1935 年5 月，李德启先生编译出版《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在此书中，收录了当时发现的26 枚用新旧满文混合书写的木牌照片；以“叙录”为题，对满文木牌来源、文字特点和形成时间作了比较详尽的考证；对满文木牌逐一音译和意译，并作了必要的注释；最后还作为附录刊登了《满文老档》的照片2 幅、《无圈点字书》的照片4 幅。李德启先生编译出版的《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一书，虽然篇幅较少，小16 开本，共计56 页，但为满文古籍文献的编译出版方式方面，开创了新的形式，迄今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从此之后，由于诸多原因，中国大陆满文古籍文献的汉译出版工作，几乎处于一种停滞状态。1959 年，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 从满文档案内挑选有关奉天地震史料5 件，译成汉文编入《清代地震档案史料》出版。1957 年8 月，民族出版社影印出版《五体清文鉴》。除此之外，没有发现其他出版物问世。 1979 年“文化革命”结束后，满文古籍文献的翻译出版工作进入新的阶段，涌现出大量的汉译作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满文专业人员最为集中的单位，设有专门的业务部门，即满文部，下设整理组和翻译组。除从事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工作外，还安排一定的人力专门从事满文档案的翻译工作，编译出版了大量的满文档案。主要有任世铎、关孝廉、安双成等译《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郭成康、刘景宪译《盛京刑部原档》，安双成、屈六生等译《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肖夫、郭基南、汪玉明译《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吴元丰、赵志强译《锡伯族档案史料》，关孝廉、栗振复等译《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任世铎、周远廉、关孝廉等译《满文老档》，关孝廉译《盛京满文旧档》，吴元丰、张玉、宗印茹等译《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关孝廉、屈六生、王小红等译《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关孝廉、王小红、赵玉梅等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郭美兰译《六世班禅额德尼入觐档案史料》、《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档案史料选编》、《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清宫珍藏历世达赖档案荟萃》、《清宫珍藏历世班禅尔德尼档案荟萃》，吴元丰、张玉等译《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吴元丰、王小红、张玉等译《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等，共计1500 万字。另外，辽宁省档案馆及有关科研院所、大学的满文专家和学者也翻译出版了一部分满文档案。主要有佟永功、关克笑、沈微等译《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刘厚生译《清雍正朝镶红旗档》，关嘉禄、佟永功等译《雍乾两朝镶红旗档》、《天聪九年档》、《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沈微、何荣伟、张虹等译《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季永海等译《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何荣伟、张虹、陈大鲲等译《兴京旗人档案史料》等，共计300 余万字。 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满文专家和学者，除编译出版满文档案外，还翻译或整理出版了一部分满文图书。主要有《尼山萨满传》、《随军行记》、《满文无圈点字书》、《旧清语》、《诗经》、《满文虚字指南编》、《古文观止》和《三国演义》等。 中国台湾地区的满文专家和学者也重视满文古籍文献的翻译和整理出版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印《旧满洲档》、广禄和李学智合译《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庄吉发编译《满汉异域录校注》、《雍正朝满汉合璧奏折校注》、《李文成满汉合璧奏折》、《职贡图满文说明校注》、《尼山萨满传》等。 满文古籍的翻译出版，除汉译文外，还有用外国文翻译出版的书籍。日本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教授等人用日本文翻译出版《满文老档》、《旧满洲档·天聪九年档》、《内国史院档·天聪七年》，意大利斯达理教授用意大利文翻译出版《尼山萨满传》等。 从满文古籍文献的翻译出版角度来讲，中国大陆虽然遭受过一定的挫折，但在1979年后的28 年间，满文古籍的翻译和整理出版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可谓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并具有显明的特点。一是数量可观，据不完全统计，翻译和整理出版了近40 种书，合计2000 余万字；二是涉及内容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和外交等方面；三是出版形式多元化，除单纯的汉译出版外，还出现了满文原件影印，以及满文原件影印并附汉译文等形式。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所取得的成绩，是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无法比拟的，世人所瞩目。同时，清代满文档案的翻译出版，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鲜而翔实的材料，从而得到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好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周绍泉先生撰文指出:“当明清历史文书档案的研究价值逐渐为人们认识的时候，都出现了难以利用的困惑。因为这些历史文书档案大都深藏不露，难得一见；有些档案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不谙于此，就无法利用。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继公布《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之后，又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部翻译出版，实在是令学人欢欣鼓舞的事，也是为这个时代学术主流添砖加瓦、功德无量的事。” 六、结 语 总之，满文古籍文献与其他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比较具有显明的特色。首先是满文古籍文献内公文档案占绝大多数。现存的满文公文档案近300 万件，起自1607 年(明万历三十五年) ，止于1911 年(清宣统三年) ，时间跨度长达304 年。其内容可谓包罗万象，涉及面极为广泛，包括内政、政法、民族、宗教、财政、军事、农业、牧业、矿业、交通、工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和外交等方面，而且所反映的内容多不见于汉文档案和其他文献，具有重要的利用和研究价值。它作为清代国家机关处理政务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公文，具有原始性、客观性、真实性和系统性，是研究清代通史和各种专门史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凭证，充分展现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历程。其次是满文古籍文献内有大量的汉文典籍的翻译作品。在清代，由官府组织用满文翻译了四书五经、佛教经典、各朝历史和古典文学等方面的汉文典籍，并刊刻发行。如此众多的汉文典籍的翻译，在中国的民族语文翻译史上极其罕见，不仅有利于满汉文化的相互交流，而且体现了满文古籍文献来源的多元性。再次是满文古籍文献内还有一定数量的多种文字合璧的有关语言文字方面书籍。其中绝大部分是满汉两种文字合璧，还有相当一部分满蒙汉三种文字合璧，而其他类合璧者较少。清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曾有过“康乾盛世”，国力强大，社会安定，经济兴旺，文化繁荣。乾隆年间编写的《御制五体清文鉴》，就是一部多种民族文字合璧的大型辞书，以汉、满、蒙古、藏、维吾尔5 种文字编写，体现了各民族文化和谐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时代特征。这些多种文字合璧的词典类图书，种类众多，内容各异，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辞书编纂学的内涵和形式。另外，在版本方面，满文古籍既继承了汉文古籍版本的基本特征和优点，同时又有其创新的方面，这无疑对中国的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满文古籍文献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经过几代人的长期而不懈的努力，在发掘整理、著录编目、翻译出版和研究利用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对浩如烟海的满文古籍文献来讲，所取的成绩远远不够，任重而道远，仍需要不断培训满文专业人才，扩大专业人员队伍，尽量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在做好永久性保存工作的前提下，加大整理编目工作的力度，进一步搞好翻译出版工作，加强研究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充分发挥满文古籍文献应有的利用和研究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