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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我国加强沿线与欧亚非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也是我国扩大对外交流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我们瞩目它的世界影响，更应关注它的国内作用，这是我国提出、倡导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初衷所在。“一带一路”理念的提出对于涉及到的国内省区来讲，意味着迎来难得的发展契机。本期我们的探讨将围绕“一带一路”这个话题来展开。 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很多问题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大主题中呈现出来，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处理沿边民族地区发展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问题。发展与安全，本就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两者如果再与民族因素相叠加，问题的复杂性可想而知。基于此，以国家最近提出的“一带一路”大愿景为切入点重新思考民族发展，尤其是沿边民族地区发展与国家安全关系，不仅能够扩展理论空间，更有可能为我们处理民族发展事务、维护国家利益以及保障国家安全带来新的思路。 一、发展与安全的多样关系 一般来讲，发展与安全之间存在着正向互动关系，实现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是国家安全的可靠保证。但具体到政策与实施层面，发展与安全问题的因果关系却并不会直白而简单地表现出来，在一定时间段内对发展与安全问题的强调程度不同，会造成两者之间不同的平衡样态。如何排除复杂因素的影响，在沿边民族地区特殊的发展样态与国家安全两者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既关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关系到中华民族与各个民族的发展，更关乎国家安全大计。具体到沿边民族地区发展与国家安全问题上，比较务实的做法是寻求两者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达成。此处所谓的“良性互动关系”至少应包括以下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两者的互动关系至少应当遵循安全与发展的一般逻辑，即至少应该努力实现安全保障发展，发展促进安全的基本理念；二是从动态的角度，发展与安全良性互动关系的存在，应当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强调或注重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应对另一方产生负面的传导。“一带一路”国策的提出，为思考如何构建与保障“发展——安全良性互动关系”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更多关注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安全问题，而非传统安全观则将国家安全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下进行思考，认为金融、生态环境、信息安全等领域同样存在着维护与保障国家安全，应对非传统威胁的问题。在安全问题上，世界各国政府与研究者对21世纪的国家安全问题从各个层面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当前我国在国家安全观方面倡导并确立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表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201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讲话的核心部分比较全面地表达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表述，说明国家始终保持着广阔的安全视域，将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也说明我们认识到经济的停滞不前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安全，认识到实现发展也是保障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从这个角度讲，“一带一路”愿景的提出不仅是一项经济国策，更是一项事关国家总体安全的大布局。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沿边民族地区发展的受益者，不仅是民族地区同胞，也是国家内部每一个期待政通人和、国家安定的国家公民。 二、“一带一路”愿景中沿边民族地区的新机遇 新的时代背景下，如果要从更高的层面去理解国家安全，就必须对包括沿边民族地区发展在内的民族发展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 实现发展是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必经之路，更是各民族同胞，尤其是少数民族同胞的迫切要求。在求发展问题上，中国各民族人民存在着高度的共识，但在如何实现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问题上，各族各地区因身处不同的发展条件与背景而各有不同。总体而言，少数民族，尤其是沿边地区的少数民族因其独特的边疆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与内陆比较在发展问题上呈现以下特点：首先是发展起点不高，各项基础设置建设尚处于起步期，市场发育不够；其次是现代化发展的人才与知识储备相对不足，广大沿边民族地区面临的人才供需矛盾要远远大于东部地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具体的发展方式方法上，沿边民族地区存在着一定的硬性政策制约，传统的工业大开发与农业大发展模式很多情况下无法适用于沿边民族地区。 “一带一路”愿景的提出给沿边民族地区解决类似困局带来了历史性机遇，相关配套政策的陆续推出在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人才流动优惠政策等方面提供了极大的施展空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国家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面较广，内通外联，覆盖了广大沿边民族地区，与之相配套的细则的陆续出台，必然给该地区的广大人民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三、国家宏观愿景与沿边民族地区“发展——安全良性关系”的构建 综上所述，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推出，沿边民族地区发展，尤其是“一带一路”途经地区的发展正式成为国家宏观发展与安全政策的有机一环，借助这一新的时代构想，沿边民族地区发展与安全良性关系的构建也面临着一个极佳的机会窗口。 首先，“一带一路”愿景的提出分别对沿边民族地区发展实践与维护新型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政策资源。 如前所述，“一带一路”是一个总的宏观愿景，既事关国家民族发展，又关切到新领域中国家安全的保障与维护，在推进“一带一路”构想的过程中，国家已经或即将推出更多的具体政策，这些旨在塑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更深层次合作与交往的政策能够为沿边民族地区发展提供物质保障，也可以为生态、金融、信息等新型国家安全领域提供政策支持。 其次，“一带一路”是构建沿边民族地区“发展——安全良性关系”的重要宏观政策依据之一。 新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解决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问题，而两者间良性关系的建立，离不开坚实的宏观政策依据。“一带一路”构想的适时提出，为两者关系的构建提供了这一保障。“一带一路”构想表面看来更注重经济领域的合作与谋划，但认真分析后可以发现，这个构想本身也是新时代中国领导人突破传统国际关系视野，扩展新型国家间合作方式方法的努力。“一带一路”构想中明显带有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复合式思考，因此，也必然能够给沿边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国家安全问题带来指导性的帮助。 再次，“一带一路”愿景若要成功实施，就必须从构建沿边民族地区“发展——安全良性关系”方面进行更多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表述中明确提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这不仅又一次强调了发展的急迫与重要，也扩展了国家安全的领域与范围，怎样在保证总体国家安全的原则下追求沿边民族地区的真正发展，是发展与安全良性互动研究的目标，也是包括沿边民族地区在内的全社会的努力目标。 从发展机遇上讲，“一带一路”构想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直接的经济利益或物质好处，而是一整套可供选择与借重的“发展机遇大组合”，对沿边民族地区而言更是如此。从安全战略上讲，“一带一路”构想已经跳出了国内发展层面，进入了国际安全与合作领域，因此，未来后续政策的推出也必然直面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的结构的重塑、新形势下中国外交战略的升级，乃至细化到如何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安全合作等问题，但思考这些问题却绝对不能忽视民族发展，尤其是路带沿线地区和国家中沿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直白地讲，发展固然要促进安全，民族发展与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一带一路”构想中的良性关系同样应当遵循此种逻辑，但是，反过来讲，安全盾牌的构筑过程中，也必须认真思考民族发展与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性问题。“一带一路”构想已经在经济开发与发展模式上先行一步，那么，后续相关国家安全政策的推出，也应当切实考虑如何将民族与民族地区发展统合进国家“一带一路”宏观政策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