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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深化与时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前提，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现人的真正自由与全面发展作为自身主题，但却明确指出自由属于人类社会实践范畴，因为与自然界的进化史不同，人类社会历史是由构成全面生产的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能动发展过程，而自由的实现须有赖于对该历史规律的科学探讨，其思考结晶就体现为作为自身最高智慧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则须树立如下方法自觉：其一，要在思想比较研究中呈现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实现历史观革命的积极成果；其二，要在深层历史文本学视域中恢复历史唯物主义本来面貌，这是超越马克思哲学传统理解模式的内在诉求；其三，要始终保有现实关切、站在时代前沿回应历史唯物主义所面临的新挑战，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体现在与现实实践结合中不断发展完善自身并为未来开辟道路。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自由;社会规律;全面生产;方法自觉 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1]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精神并促使其有效走向当代，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学界持续关注的重点论域。但是只要简略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一个半世纪以来特别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被引入中国以来传播与发展的曲折历程，就可以看到，从恩格斯晚年对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并庸俗化为“经济唯物主义”的“德国大学生骚动”的批评，到其一再强调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详尽而确切的诠释；[2]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力图纠正第二国际以“经济决定论”来诠释历史唯物主义所造成的误读，进而把重新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作为其主题之一，到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从中国理论界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文革”反思而兴起的人道主义大讨论，到对“两个凡是”思维范式矫正而兴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所存在的“人的缺场”的反思，到以实践唯物主义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等等，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便突出表现在，围绕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面貌并呈现其精神实质和当代意义问题的探讨，始终是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与讨论的深化为中心而展开的。因为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解读的不断深化，人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理解范式的历史反思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才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要义、思想精髓和最高智慧，相应地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并促使其发展创新，无疑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时代要求。有鉴于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返本与开新”，在反思中进一步深化如下几个基础问题的理解显得至为重要：其一，如何准确定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深化与时代创新的当代意义；其二，历史唯物主义何以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智慧；其三，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需要树立何种方法论自觉。 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深化与时代挑战之回应：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前提 如何准确定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深化与时代创新的当代意义，关涉能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并促进其当代发展。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与发展的历程已经表明，如若我们不能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就无法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如若不在与时代实践结合中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自我创新，就不能呈现其现实生命力并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究其原因，或许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实现人的自由这一主题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之谜正确破解的基础之上。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穷其一生进行理论和实践探求的最高价值旨趣，虽然集中表现在致力于寻求“如何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有效路径问题，但是围绕自由及其实现这一人类哲学史上的“存在论—本体论问题”[3]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呈现出如下鲜明特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由目标的实现绝不能像西方传统观念论哲学那样，或者诉诸神的拯救，或者诉诸个体理性自觉、精神改变乃至自我意识革命，而是必须通过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揭示，以先进的历史观武装无产阶级，通过无产阶级的现实实践活动去改变不合理的私有制生产关系，进而推动人类历史进入到一个崭新的社会阶段才能达及；这一新的社会形态的显著特征就突出表现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如果我们不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到先进的社会形态，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就只能是一种美好愿望而不可能变为现实存在。很显然，要达及只有通过漫长历史进程才能趋近的新的历史时段，不通过对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探求肯定是无法自动实现的。这就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对自由问题的探讨和对历史规律问题的思考始终构成一而二、二而一的重大课题，也即寻求自由实现的正确路径必须有赖于对人类历史规律的科学探讨。反之，对人类历史规律科学探讨的目的也正是为了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可以说，正是在破解自由与必然的矛盾之谜上开启了突破性的创新维度，历史唯物主义才成为人类思想史上最为先进的历史—自由理论。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革命是其哲学创新最为重要的标志。哲学思考的目的在于为人类提供把握世界的合理范式进而实现人的自由，但是因为如何解读历史直接关系到人类如何面对当下乃至如何走向未来，因此，关于历史规律的哲学反思始终构成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哲学史上诸多哲学流派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理论创新的关键就在于，它把历史观革命作为把握世界的切入点，在超越传统西方观念论哲学思维范式的过程中，放弃了那种把神、先验理性(理念)、自我意识等作为逻辑起点去建构体系进而把握世界的思维范式，而是把作为人类历史展开前提的物质实践当作分析现实历史规律的前提，以此“历史—逻辑”起点去揭示历史的动力、过程、主体以及价值目标实现途径等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从中呈现历史规律的真谛，进而在实现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历史观革命的过程中积淀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智慧，以此为人们提供把握世界的全新方式和理解历史的全新视域，为破解自由实现路径之谜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使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历史规律探讨上始终在黑暗中摸索。因此，马克思的历史观创新构成其哲学创新的最为关键的标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终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其“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5]。 其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亟须在更为科学的涵义上重新诠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众所周知，学界长期以来通常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来阐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此建构了传统原理教科书体系，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对自然、社会以及思维的普遍规律予以揭示的科学世界观，既包含对自然规律进行唯物主义解读的自然观，更包含对社会生活规律进行唯物主义解读的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把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予以贯彻、推广和应用所形成的理论成果，恰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成熟的标志，两者构成了相互渗透与贯通的有机统一整体。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也的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征，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更是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只要我们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就需要在理解上述解读模式时避免如下一种诠释倾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在思维前提下把世界划分为自然、社会与思维等领域，尽管也强调社会实践在其中所起的纽带作用，指出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都属于社会历史活动，但由于侧重于强调对世界一般规律进行唯物主义研究，即对唯物主义一般世界观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把研究社会运动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对研究一般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或有益补充，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标志，进而很容易在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特征时，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出发来理解生产实践，把以自然为对象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部分，把作为第一性的抽象的物质作为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础。[6]特别是，还应防止在实际建构哲学教科书体系时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分开来加以论述，否则极容易造成辩证唯物主义内容中人的缺场，即使这种解读模式试图诠释作为一种哲学大全的马克思哲学的整体性特征，但相较而言却容易淡化马克思恩格斯围绕自由这一主题探求所彰显出的哲学智慧的针对性，因而不容易把握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精髓。实际上马克思本人一再强调：“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7]。这就告诉我们，如果只停留在抽象的物质层面和一般经验层面，即使强调了世界的唯物主义特征和思维领域的辩证法，也无法正确把握资本主义社会乃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实质。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没有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人物施密特在谈到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时，就指出其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它的社会—历史性质：“一切自然存在总是已经从经济上加过工的，从而是被把握了的自然存在”[8]。这实际上就意味着，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意蕴和维度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与探求的领域，它当然也无法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而深刻挖掘历史唯物主义智慧才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活的灵魂并促进其当代发展的关键。 其四，以历史唯物主义本来面目回应时代挑战并结合时代背景实现自我创新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迫切诉求。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创立以来产生了其他学说无法与之相比的巨大理论和实践效应，但同时也遭遇到来自各个领域的攻击和挑战，这种挑战主要集中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比如，美国哲学家悉尼·胡克就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把一种梦想错误地当作关于存在和历史的一种清醒的假设”[9]，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生产状况最终决定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是混淆因果序列，认为“尽管在理论上承认历史中有多元的因素，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却并没有得到对事实的科学研究的证实而就趋向于指定经济生产方式对政治和文化有一种压倒的决定性的影响”[10]。法兰克福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基于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分析指出，由于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实际上决定着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科技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独立的变数”和“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而“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越来越不重要”，所以“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条件不存在了”。为此，他提出以生产和交往的二元论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即按照劳动与交往、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平行进化的二元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1]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背景下所遭遇到的挑战主要集中在社会历史领域，因而亟须通过还原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来面目并实现其自我创新来予以回应。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发展状况与马克思所生活其中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成就，但同样面临如何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尊重人权等发展难题，时代迫切要求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性发展来指导现实。 二、自由属于人类社会实践范畴：历史唯物主义何以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高智慧 廓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身最高智慧的深层根源，关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及其精神实质的理解，也构成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及其时代创新的基本前提之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与自然界自身所遵循的必然规律有着本质区别，它是一种关乎人的自由本性的更为复杂的规律。如果不能彰显社会规律的复杂性并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而任凭人类社会发展流于一种类似自然界那样流水浮萍式的自然演化，其结果必然是，或者把人类社会发展理解为类似通过性状变异的积累为特征的生物进化意义上的缓慢演化，从而导致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理解上的历史宿命论；或者把人类社会发展看成由单一因素主宰的似自然性必然历程，陷入追寻自由实现路径问题上那种类似自然界演化规律的科技决定论以及经济决定论等思维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超越，属于人类社会实践范畴，人类的伟大就在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由人的能动实践活动开启的全面生产过程，人类有能力在诠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复杂性的基础上，通过先进阶级的社会革命去实现人的真正自由这一目标。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在对自由问题的本性、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特殊性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破解自由实现之谜的积极成果。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之所以有别于自然界的进化史，首先就表现在自由的实现并不在于人的自然属性的进化，而在于人类能动的实践活动所取得的文明进步及其所导致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快速变化。 人是自然界中生物不断进化的产物，超越自然必然性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当然离不开人的自然进化。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把自身和动物开始区别开来的首要标志就表现在“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12]，此后人的自由实现就主要不依赖于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的机体生理特征的根本变化。研究表明，从1万年前的晚期智人(现代人)完成进化以来，从解剖学上来看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其生理结构、身体结构和特质特征并没有多少根本性变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相较于生理意义上人类的缓慢进化过程，由人类能动实践活动而展开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却呈现出加速度发展的特点，经历着从“人对人的依赖”到“人对物的依赖”再到“人的自由个性”实现的历史进步历程。[13]因此，人的自由的实现实际上就演变为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问题。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通过对历史规律的考察来探讨自由实现问题时明确指出，“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14]换言之，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当然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但是关于自然关系也即“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以及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就从根本上并不构成旨在寻求自由实现路径的历史唯物主义要予以深入研究的领域。[15] 自然界的变化过程表现在构成其因素之间各种盲目力量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自在、自发的过程，它始终受外在必然规律支配，其结果是自然界中生物进化依赖于生物体自身自然结构的演化和具有遗传性的性状变异的积累，其中新质的出现与旧质的减退交织在一起，使自然界的变化总体上呈现缓慢演化的特点。而人类活动的实践本性使得人可以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能动创造性活动，既可以通过科技进步在改造自然界方面取得进步，也可以通过时刻调整社会关系以及先进价值观的引领，在改进、否定、超越社会中不合理因素的过程中，把自身的价值目的转化为现实存在，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因此，人类社会发展就表现为自觉、自为的历史进程。就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的这种特征，恩格斯指出：“随同人，我们进入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态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对它们来说是被创造出来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与了创造，那也是不自觉和不自愿的。相反，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16]也就是说，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有主体意识、目的、精神力量参与其中发挥作用，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就表现为人通过自身的主体实践活动把自然世界改造成“为我之物”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过程，使得人类社会呈现出加速度发展的特点，进而才能为人的自由的实现提供无限的可能。 人类实践活动通过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为自身不断觉醒、文明不断成熟、社会不断进步创新提供了保证。特别是近代社会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世界市场的开拓、资本的扩张导致科技进步呈现加速度发展，而科技进步又迅速物化到生产力诸要素中并发挥作用，使得劳动者通过生产技能的提升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在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却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反过来又对人的实践活动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由此，社会生产力才可以取得快速增长，表现为“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很有力量，可以说同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距离的平方成正比”[17]。近代社会不仅生产力取得快速增长，人类的思想意识也在快速进步，而人的自由的最终实现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对近代文明发展成果的继承基础之上。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从根本上来说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带来知识积累、文明积淀、科技进步以及道德提升，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快速变化促使人类社会加速度发展，才为超越自然必然性进而实现人的自由提供了保证。正是对这种不同于自然界演化规律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究，构成寻求人的自由实现规律的关键，而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的重点，也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重要环节之一。 其二，人类社会发展是由“四种生产”[18]相互作用的极其复杂的自由实现的历程，而破解人的自由实现之谜只有诉诸对人类全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规律的科学解读。 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超越由自然必然性所主宰的自然界的自然进化，带来人类文明进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快速变化，为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提供充分可能，就在于人类历史遵循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由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关于全面生产的理论呈现出来。马克思在其早期哲学探索中就已经认识到，“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19]马克思恩格斯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人类社会如何通过由四种生产组成的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20]才冲破自然必然性的束缚而达到自由的实现，从中呈现出历史唯物主义智慧的。 首先，人类社会历史的起源就在于人把自身和动物开始区别开来的首要标志“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因为人们创造历史须基于人能够生活，而人们为了生活则必须诉诸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并自觉展开改造自然的过程，从中生产满足生存需要的资料，这是满足人的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这种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体现人的本质性的以及始源性的历史活动，在构成了“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每一个前提”[21]的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展开的过程，就注定本身已经成为社会历史活动了，因为在物质生产的同时已经伴随着人的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及其相互作用，[22]从而带来了根本异质于自然界进化的人类社会发展复杂而独特的景观。 其次，物质生产的展开并得以持续离不开社会关系的生产，而社会关系的生产状况决定着自由的实现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认物质生产的始源性地位的同时特别注重强调社会关系的生产。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人们不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就无法保证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展开与持续，脱离人类社会而孤立进行生产活动的现象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23]人总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任何人不可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我们通常所谈的社会就是指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24]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也生产新的社会关系便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而自然界中的同类动物个体之间仅仅具有群体性，甚至生物个体可以离开群体而生存，它的种的延续仅仅是自然本能繁衍，只能听凭宿命和必然的主宰去自生自灭因而无法预测自身的未来，也就是说根本无自由可言。而人类社会不仅能够超越自然规律的主宰，而且人的自由实现程度直接由社会关系所决定，“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25]，真正自由的标志恰恰就在于现实社会关系的合理化，“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26]。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规律，寻求导致无产阶级异化的根源，并致力于通过社会关系合理化而达及人的自由实现的路径。 再次，人的生产是种族的繁衍、代际的延续进而人类实践活动得以持续的根本保证，但人的生产摆脱动物生殖本能的特点在于其社会性，它时刻受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的制约并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因为“单纯的物质生产可以使生产者和通过生产可能被养活的人生存下去，然而，一代人乃至数代人的生存仍然无法解决整个人类种族繁衍的问题”[27]，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人类历史得以延续的角度强调了人的生产的重要性：“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德国除外)。”[28]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的生产的特性在于从根本上有别于动物出于生殖本能的自然繁衍，其原因就在于人的生产具有社会性，表现在通过劳动生产自己的生命，以及通过生育生产他人的生命，实际上涉及社会关系和自然关系的双重生产，但人的生产的状况既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更受生产关系生产的制约。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也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以此保证生产力水平的稳步提高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表明了人的生产始终参与着历史发展的进程。 最后，精神生产来源于物质生产并直接受社会关系生产的制约。精神状况的改善也是人的自由实现的重要标志，但针对传统西方哲学家从精神出发来理解世界和历史的错误思路，历史唯物主义着重指出精神生产受物质生产和生产关系生产的制约性特征，认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29]。马克思指出，精神生产直接受社会关系生产的制约，社会关系对精神、意识生产具有直接决定性，“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30]。由于社会关系生产受物质生产制约，因此马克思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31]，自由人联合体的重要特征就表现在阶级差别的消失，“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32]。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人类实践活动导致人类社会的发展就表现为上述四种生产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虽然尚未能摆脱抽象人本主义异化逻辑，但仍然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33]此后马克思恩格斯着重指出，只有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才能够完整地描述社会历史及其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提供解读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视角，而构成社会历史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恰恰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其中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是根本性的生产形式。社会关系的生产既与物质生产一样具有始源性，又决定着精神生产，因而处于中介位置。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不仅贯通在物质生产、人的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整个过程中，也贯通在马克思所探索的一切哲学领域和哲学问题中，并深刻地透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倾向和革命态度，[34]也即人的真正自由的标志恰恰就在于现实社会关系的合理化，它必须在人类上述四种生产的良性互动中加以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宗旨就是要试图科学解读、全面洞悉人类全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复杂规律，在实践中自觉改变社会关系，并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到“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35]的历史时期，这样人的自由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三、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与时代创新需要树立何种方法论自觉 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错误理解范式中超拔出来，这是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及其时代创新的内在诉求，它要求在对以往研究方法的反思中，确立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并实现其当代发展的如下方法论前提。 其一，采取思想史研究的比较视野。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理论探索的历程表明，着眼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生成源头的传统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是进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深处的内在要求。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没有离开人类思想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即“人类思想文化的前进只能是靠继承发展和不断创新”[36]。我们知道，如何解读历史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面对当下乃至如何走向未来，因而关于历史问题的哲学反思始终构成西方哲学史上诸多哲学流派的重要论域，历史唯物主义更是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并超越前人思想的理论结晶。列宁明确指出：“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37]。在此之前考茨基也指出“无产阶级眼中的社会科学”体现了“综合德国思想、法国思想和英国思想”的特点。[38]还有西方学者认为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伟人有如下四位：自由的唯物主义方面是伊壁鸠鲁，他被比喻为偏差论或原子的随机偏差；创建平均主义的自由主义并主张平民直接参与一般决定的卢梭；提出创造财富的基础是劳动的亚当·斯密；最后也是最重要和最含混不清的、在辩证法的矛盾方面和历史性方面构成马克思工作的启发者与坚定不移的反对者的黑格尔。[39]这实际上直接指出了马克思与以往理论家的继承与超越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考的过程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和活的灵魂，蕴含在其留给我们的卷帙浩繁的经典文本中，从中更可以发现马克思不但继承了前人的智慧，更超越了前人的理论局限。马克思哲学著作大多以论战性著称，其论题有着明确的超越对象，为了实现自身的哲学主题，马克思恩格斯采取了对以往思想进行批判与超越的方式。从作为马克思哲学建树起点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对古希腊两个唯物主义哲学家自然哲学的比较中，通过对伊壁鸠鲁这位古希腊最伟大的启蒙者和无神论者的辩护，表达实现自身个性自由的价值诉求，到《克罗茨纳赫笔记》广泛研究各种历史政治著作；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批判，到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萨伊、斯密、李嘉图、穆勒、麦克库洛赫、特拉西和李斯特的论著摘录后写下《巴黎手稿》，以人本学唯物主义展开对私有制现实的批判；从《神圣家族》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主观唯心主义批判，到《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对提倡国家主义经济学说但主张现有私有制的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的批判；从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完整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对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建立在抽象法权基础上的抽象社会改良方案予以批判的《哲学的贫困》，到科学共产主义的最伟大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从1850年重新研究经济学并在大英博物馆阅读和摘录经济学资料而形成的24本《伦敦笔记》，到探讨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剩余价值为内容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与新生产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从深化“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内在矛盾，并对庸俗经济学三位一体公式进行彻底批判的《资本论》，到吸收人类学、历史学思想而形成的马克思晚年笔记，以及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探求始终没有离开与传统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对话。从马克思哲学思考经历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从最早受康德和费希特的影响，到迅速转向黑格尔哲学寻找解决精神危机的资源；从批判黑格尔哲学而形成自我意识哲学，到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批评异化现象；从超越费尔巴哈树立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到以此方法批判蒲鲁东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从早期受古典经济学家的影响，到最终超越历史经验主义并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验证与丰富，马克思哲学探索的过程就表现为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过程。因此，如果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思想比较视野不缺失的话，显然就能进入马克思哲学思考的深层理路和思想深处。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实现其历史观革命的思想结晶，如果不能在了解其革命对象基本理路的基础上采取比较研究方法，那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了解或许就只能停留在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公式化、简单化结论层面。 其二，坚持深层历史文本学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智慧蕴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之中。改变过去那种以某种解读模式和解读结果作为“中介”来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方法，直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进行科学研读，通过扎实的文本研究做出中国学者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及其时代创新的内在要求。深层历史文本学研究方法就是对这一要求的自觉回应。它要求我们以思想生成史视野去面对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的原始经典文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变化轨迹和形成过程中呈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思想内涵。为此，需要“分析每一时期、每一阶段不同文本中的问题提法、解决思路、特殊语境以及每一个重要哲学术语的具体内涵，运用历史主义发生学的方法进行分析和推理，从中发现马克思思想的深层变化”[40]。因为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深入解读以及对传统理解范式的不断反思，学界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通过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的西方哲学史上的历史观革命才得以凸显出来，但是马克思历史观革命又并非同质性地同时完成，它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自我发展和超越过程，如果像以往那样同质性地对待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的文本和思想，其结果则是“仅仅停留在术语的字面含义上，而看不到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同一个术语(如社会、社会存在)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观点，那我们将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41]深层历史文本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得以凸显，则主要基于如下三个方面的深层根源。 首先，该方法来自于回应并克服现实危机所带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深层思考，也即来自对1966年至1976年间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东剧变”的理论反思。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一现实危机迫使理论界不得不进行理论上的反思：马克思主义学说本来是关于人的全面自由与彻底解放的理论，为什么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为指导，试图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进社会进步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实践，却造成了人性的摧残、制度的扭曲、生产的无序以及民主的破坏，演变成一场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灵魂和方法到底是什么。特别是针对“文革”结束后仍然存在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以及“两个凡是”的提出，理论界还要回答“检验真理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摆脱教条主义的禁锢”等一系列理论问题，而对上述问题的回应直接带来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重新反思。这使我们认识到，要真正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直接解读。此外，对“苏东剧变”的反思也是促使学界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重要因素。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导致了苏联及东欧执政的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同时在这些国家实行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宣告终结。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促使国内理论界必须直面下列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精髓到底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问题还是这些国家自身背离马克思主义进而导致剧变事件的发生，马克思主义是否还具有生命力，等等。要反思并科学回答这些问题，也迫使理论界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本身的重新解读中寻求某种合理思考。 其次，该方法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教科书体系”诠释模式所引起的理论危机的再反思，因为对现实危机的反思必然升华到对传统理解模式的再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创立以来对人类历史进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它在中国深深扎根并把其理想变为了现实。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理解与发展历程的结果之一，就是把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教科书体系，作为中国人普遍理解接受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这种通过某种“中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的解读造成了正反两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效应：它在为社会主义革命修筑了牢固的思想阵地，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的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做了机械化、简单化和教条化的阐释和解读。[42]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作为中介的传统理解模式，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特征时容易离开人的主体性而强调所谓规律的客观性，却忽视了马克思从来不在抽象的范畴演绎基础上谈历史规律，而始终是在对人们的具体生产实践过程及其引起的社会内在矛盾的揭示基础上，通过全面生产理论来呈现社会发展趋势与人的自由实现路径。另外，该解读模式从强调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出发，把生产力发展看作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而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之一便是通过科技进步与人的素质的提升而带来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样就很容易在强调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时把经济发展看成是决定性的，造成以“经济决定论”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将全部社会历史关系不由分说地统统还原为经济关系，历史变成了由人之外的经济力量决定的宿命”[43]。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都是以马克思的狭义生产理论，即物质生产理论作为出发点，割裂了物质生产与其他三种生产形式之间的有机联系”[44]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因此，以深层历史文本研究方法完整呈现历史唯物主义本来面貌，就构成超越“传统教科书体系”诠释模式的必要环节。 再次，深层历史文本学研究方法还来自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范式的批判性借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学术交往不断扩大，西方学界马克思哲学研究方法与成果不断被引入，在给我们带来某种借鉴的同时也迫使我们不断检视自身的研究范式。其中“西方马克思学”以去意识形态化的价值中立立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把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方法以及批判资本主义作为两大主题，试图告别苏联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解释模式，其研究思路与成果也促使国内学界以新的方法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典的重新解读，并以富有成效的学术研究展开与西方学界的实质对话。比如，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这个关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与精神的准确把握的问题就是如此。随着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开问世，编纂者郎兹胡特、迈耶尔以及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德曼就提出“两个马克思”论。郎兹胡特、迈耶尔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某种意义上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著作”，因为它把“人的本质的全面实现和发展”作为最终目的，其中心思想就否认了马克思在后期著作中所确认的“把通过剥夺剥夺者所实现的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废除剥削看作是历史的真正目的”。德曼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最为充分地彰显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后面的人道主义主题为由，指出马克思的晚期著作恰恰表现了马克思创作能力的某种衰退和削弱。[45]此后西方学者不断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解读模式的真理性和正统性基础提出质疑。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性思潮之一的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阿尔都塞，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保卫马克思》一书，试图通过追溯到马克思思想方式的基本命题和前提，通过在马克思思想内部进行研究来反对马克思思想传统解读模式，指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一个被称之为“认识论断裂”的重要思想转变，即从1845年起“马克思同一切把历史和政治归结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彻底决裂”，开始由“意识形态”阶段转向“科学”阶段；此前马克思哲学探讨的全部领域和阐述建立在人性(人的本质)这个总问题的基础上，属于哲学人道主义意识形态，而此后马克思在历史理论中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新概念代替了个体和人的本质这个旧套式。[46]当然，上述研究未必符合马克思思想创立过程的实质，但这种文本深度解读的研究方法，促使我们反思同质化对待马克思主义文本现象之不足并形成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针对马克思到底在何时完成其思想转变的问题，有学者就概括出西方学术界至少存在三种解读结果。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问题”也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有无差异的问题，也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47]西方学界提出的上述问题涉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理解，因而引起国内学界的广泛讨论，而他们的研究思路对我们确立历史文本学方法无疑具有批判性借鉴意义。 其三，要始终保有现实关切，立足时代前沿回应历史唯物主义所面临的新挑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始终强调实践是一切历史的源头，因而指出理论只有在与现实实践的密切结合中不断发展完善自身才能为未来开辟道路。与马克思所生活于其中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比，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向后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快速迈进，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发展状况发生很大变化，突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经历了从资本家私人资本所有制到私人股份资本所有制再到法人资本所有制的变化，国家资本所有制形式开始发挥作用；在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为了缓和劳资关系，采取职工参与决策、终身雇佣、职工持股计划等激励制度，这些国家还辅之以较为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方面，所有者队伍不断扩大，劳动者与所有者合一趋势增强，阶级和阶层的明显差别与对立不再像以往那样明显；在经济调节机制和经济危机形态的变化方面，国家更加注重在宏观层面对经济的干预，企业在微观层面也更加注重现代管理制度的应用，经济危机产生的破坏作用减轻，金融危机对整个经济危机的影响加强；在政治制度的变化方面，公民权利不断扩大，政治制度渐趋多元化，法制建设得到加强等等。此外，自新科技革命以来，这些国家抓住了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而且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向世界市场的扩张，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资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狭隘性。综上因素，这些国家经济取得快速增长、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得以削弱，因而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这一社会矛盾得到暂时缓和。[48]但是，尽管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上述变化，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所决定的该社会状态的暂时性特征这一必然趋势并没有改变，时代迫切要求我们深入剖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机制及其存在的基本矛盾，纠正西方马克思主义离开对政治经济领域规律的探讨而仅仅诉诸文化批判或意识形态批判来考量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所存在的理论局限，从而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发展。同时，中国社会也处在前所未有的急剧转型过程之中，也要求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深刻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其克服路径，从中促进历史唯物主义的与时俱进，取得富有时代活力的理论新解释与新发展，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现实社会不断取得快速进步，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时代创新的关键之所在。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的确是一项重大的时代课题，只有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方法论自觉才有可能完成这一时代使命。 注释： [1]在当代语境中，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术语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蕴涵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著作、手稿和书信中的“原生态”的哲学思想，而广义上则指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以及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所形成的哲学思想体系的综合。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用则根据论述的具体语境来界定其狭义或广义涵义。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0～594页。 [3]俞吾金：《论马克思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扬弃》，《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6]参见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2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3页。 [8][德]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7页。 [9][美]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金克、徐崇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09页。 [10][美]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金克、徐崇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27页。 [11]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序言。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 [1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0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1～422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0页。 [18]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3～274页。 [20]参见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2页。 [2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 [22]参见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5～337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5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222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95页。 [27]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6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1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8页。 [34]参见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8～345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页。 [36]何兆武：《西方哲学精神》，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37]《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38]参见[法]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王吉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39]参见[法]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王吉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40]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67页。 [41]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67页。 [42]参见李成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本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88～198页。 [43]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页。 [44]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1页。 [45]参见《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哲学系编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页。 [46]参见[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22～225页。 [47]参见韩立新主编：《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26页。 [48]参见李成旺：《马克思哲学的消极历史评价及其回应》，《思想战线》2012年第5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篇文章来源于中央编译局网站（www.cctb.net） 原文出处：《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京)2016年第2016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