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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编审〕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继续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稳步向前发展，产生了一大批有创见、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并且表现出以下突出特点：重视世界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重视追踪国外世界史研究中的学术前沿问题；重视基础性研究与对策性研究相结合；重视史学研究中的现实关怀，即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 2011年世界史领域最为重要的事情，是世界史学科由二级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年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下发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来说，新目录最大的变化在于历史学门类下由“历史学”1个一级学科变为“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3个一级学科。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将会对整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1997年学科目录调整之前，世界史拥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地区国别史”3个二级学科。1997年学科目录调整，将世界史的3个二级学科合并为1个，成为了“历史学”一级学科下8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由于这次学科目录调整等原因，近十余年来，世界史学科队伍呈明显的缩减趋势，世界史学科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世界史学科现在升级为一级学科是时代的需要，说明世界史学科在中国面向世界的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了因应学科目录变动的新形势，推动中国世界史学科的新发展，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多次召开会议，以世界史学科建设为主题，围绕世界史学科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学科体系构建、学术队伍建设、课程设置、今后的发展方向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达成了一些共识。 现从外国史学理论、世界古代中世纪史、世界近现代史三方面述评如下。 外国史学理论 2011年，面对当代呈多元存在的史学理论情形，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继续坚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去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同时，对现当代出现的其他西方史学理论也进行研究。两者取得了新进展，研究继续深入，已由概括性的介绍转为系统的研究为主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 本年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品的文本研究，即主要对唯物史观等的研究；二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流派的研究。 1．对唯物史观等的研究 主要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作正本清源式的研究，即学术界通称的“回到马克思”的研究。沈斌通过对马克思所使用的“农业公社”一词的考证，认为《复信草稿》中的“农村公社”与“农业公社”是不能简单等同的两个概念,“农业公社”的提法是马克思的一种新的理论尝试,但其本身并不成熟,他最后放弃了这一提法。但我国有些学者将马克思有关“农业公社”特征的界定作为其标准特征用来对中国的公社进行裁定，这是不科学的。[1]李杰则对列宁的历史认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考察，阐释了列宁独特的历史认识论的形成，并就列宁历史认识论对于建设唯物史观认识论的意义归纳为三个方面。[2] 还有学者从不同维度和视域对唯物史观进行解读。如，干成俊认为，对唯物主义、实践观、历史原则和辩证法的理解,是解读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最重要的四个理论视域。[3]邹诗鹏认为，唯物史观包含三个维度：结构维度、批判的或方法的维度、人学或历史学的维度。[4]安启念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包括纵的和横的两个维度,既唯物主义地说明了社会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又唯物主义地说明了这些因素的历史发展。以往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纵的维度重视不够,对其历史性缺乏深度挖掘,没有全面反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思想。[5]黄敏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从初创到最后的基本形成过程，最后成为相对平衡的历史发展观。[6]王东等认为，马克思晚年深化和拓展了唯物史观理论,将自己的理论上升到世界史观的高度,实现了重大的哲学创新。[7]张文喜通过分析马克思与韦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相关理论，认为传统“唯物史观”需要重述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8]左亚文则针对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提出，我们应在总结和反思以往理论研究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复归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和辩证方法。[9]魏森杰等认为，只有从唯物史观角度看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而弄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关系问题,才能深刻地理解这一理论。[10]谢毅主要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和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11]沈江平认为，马克思历史主义原则是在研究具体的历史问题时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所以，关照现实，对时下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应有“历史”的考量。[12] 2．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流派的研究 近些年，虽然国际上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受到质疑，但是，中国学者仍然关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体系，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面有较大影响的成果问世。如，张广智编著的《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13]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专著。它聚焦史学思想，从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源与繁衍、传播与变异、危机与前景入手，集中探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特征及其发展变化。彭小瑜则通过将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比较，指出两本著作反映了两种立场。与韦伯标榜中立的学术研究态度不同，托尼在他一系列学术著作和政论文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尖锐批评，也在他的政治活动和毕生关注的工人教育中努力实践自己的社会公平理想。在托尼看来，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与人的尊严相抵触的，是对财富的顶礼膜拜。同时，他对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也进行了反驳，认为真正让人们奴化的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贪婪。[14]何顺果为了回应西方全球史学对我国世界史教学、研究和编撰工作提出的挑战，着重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及思想体系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各民族“普遍联系”论和“社会形态”演进论可视作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及思想体系的两个要点，有关“世界历史”的横向和纵向发展问题都注意到了。并就由此产生的五大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此来揭示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丰富内涵。[15] 二、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研 本年度的西方史学理论、思潮、方法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后现代思潮进行更为科学的评价和研究，重点集中在对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安克斯密特的研究上；二是全球史、环境史、城市史等专门史的研究依然成为热点；三是对文明史、国家起源的研究热度不减，新的发展是对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进行研究；四是对西方史学方法的研究。 1.对后现代思潮等西方史学理论的研究 作为一种影响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乃至文化的重要理论思潮，后现代思潮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以来，学界的研究就一直没有停止过。2011年，《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的“圆桌会议”专门以后现代史学代表人物安克斯密特为题，探讨了“安克斯密特与西方史学理论的新趋向”论题。彭刚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安克斯密特的史学思想，一方面对安克斯密特史学理论的新思维、新思维的贡献及政治动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另一方面，也对其理论上的缺陷、矛盾以及国外对他的批评进行了介绍和分析。[16]此外，还有学者将后现代史学与唯物史观进行比较研究。王志华即以海登·怀特的历史哲学为例，从本体论与语言的起源和作用两个方面比较了唯物史观与后现代史学，肯定了唯物史观在两个方面更具有优势地位，由此论定回到唯物史观是唯一的出路。[17]张安玉则从历史哲学的新视角对安克斯密特的历史经验理论进行探讨，认为安克斯密特将历史经验分为主观的、客观的和崇高的历史经验三种类型，而最为推崇崇高的历史经验。他的历史经验理论反映了当代哲学、历史哲学以及史学实践领域的变化，企图促成历史哲学的新转向，弥补历史哲学与史学实践间的隔膜。[18] 另外，金寿铁通过辨明“历史”、“历史叙述”、“历史学”、“历史哲学”等相关概念的不同内涵，指出，人类已跨入新世纪，所谓单一文化圈的“欧洲中心论”时代早已终结，一个多元文化圈的跨文化时代已经到来。与这种新的时代相适应，人类必须构筑一种新的世界史观。[19]张广智主编的《西方史学通史》（六卷本）作为国内第一部有关西方史学史通史性著作，开中国多卷本西方史学史著作之先河，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和研究了西方史学发展史。[20] 2.对全球史、环境史、城市史等专门史的研究 在全球化化的影响下，全球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本年度，全球史研究依然成为热点，以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为骨干的全球史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使研究不断深化。[21]另外，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环境和生态危机的出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史”、“城市史”等一些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的专门史研究得到重视。本年度，其研究热度依然不减，学术水平有显著提高。对环境史的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美国环境史领域，如对美国环境政治史、城市环境史、“生态的印第安人”、环境正义运动、 美国主流环保组织、美国环保运动展开研究。[22]同时，也开始介绍环境史研究在欧洲的兴起、发展及特点。认为与美国相比，欧洲的环境史研究具有更多的跨学科特色和全球史的视野。[23]2011年的城市史研究与环境史研究一样，重点同样在美国城市史研究。不过也有其他亮点，如对中东城市史、欧洲中世纪城市史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王旭的《中国的美国城市史研究述评》[24]是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其对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的美国城市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和总结。另外，俞金尧以拉丁美洲和印度为主要对象，考察了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的城市化历史，指出其城市化的特点、问题及原因，以此作为历史反思。[25]刘景华认为，对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有必要区分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这两个概念。老城市的转型和新城市的兴起构成了英国城市现代化准备阶段的两个方面。[26]另外，还有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城市史进行了研究。[27]此外，作为20世纪中叶在美国兴起的一门重要历史学分支学科，口述史学也被学者们重视。杨祥银分析了过去六十多年来美国口述史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主流趋势。并且介绍了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教育手段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28] 3．对文明史的研究 一直以来，人们对文明史的研究热度不减。本年度关注的是对不同文明间的交往、欧洲文明的来源、文明与文明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2期以“世界历史上的文明交往”为题专门请彭树智、刘德斌等学者进行讨论。彭树智认为，文明交往的意义不仅表现为交往的内容和形式由低级向高级、由野蛮向文明化上升；而且也使历史逐步转变为全世界的历史，这种转变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划时代转折。人类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全世界性的、紧密联系的、文明交往的新的自觉时期。文明交往的每一进展，都包含了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16世纪加快了步伐，逐级演化成为当今的全球化交往。刘德斌认为，文明之间的交流和碰撞不仅影响了不同文化、区域和国家的发展变化，而且也对整个国际体系的变迁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29]侯建新从文明的交融与创生的角度探讨了西欧文明的三个来源：古代日耳曼传统、古典希腊罗马文明和基督教不同质的文化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三要素熔为一炉,逐渐生成西欧文明的雏形的过程。指出，西欧文明是次生的、混合的文明,其创生过程也是不同文明的融合和嬗变过程。[30]侯树栋则介绍了欧美学界关于中世纪早期文明与罗马文明之关系研究的新趋向，对欧洲文明究竟是“断裂”还是“连续”这个中世纪早期史的焦点问题进行了评述。他认为，应当从中世纪历史发展的趋势中认识罗马文明与中世纪早期文明之间的关系。罗马因素是作为一笔巨大的文明遗产影响中世纪的历史进程的，但中世纪文明决非是罗马文明的翻版。[31] 4．史学方法研究 史学方法在历史学研究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一种方法、一种视野，更体现一种思想。刘文明通过探讨克罗斯比的史学研究方法，即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考察历史的方法，认为克罗斯比是从这两个角度来理解欧洲的兴起与扩张,并试图构建起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历史研究的“脚本”。其借用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具有开创性,其治史思路与方法值得借鉴。[32]方万鹏则探寻了中国史学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是否成为可能的问题。他以环境史为例，认为环境史学的兴起为自然科学方法名正言顺地入史提供了可能，但同时存在限度。[33]赵中维则主要介绍了家庭重构方法及其使用的资料、该方法在历史人口学研究中的应用与贡献。[34] 世界古代中世 2011年，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继续以地区史、专题史为主，并继续关注一些宏观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同时，继续进行基础性的学术研究，并对一手文献更加重视。 一、世界古代 本年度，世界古代史研究依然注重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研究，但研究领域有所拓宽，并且更加注重对原始资料的挖掘；西亚、北非史研究继续保持专题研究特点，并有突出表现；希腊化时代的研究十分薄弱，而古代其他地区研究则少有问津 1．西亚、北非 在西亚两河流域研究方面，学者们比较关注两河流域文明中的人本主义思想、古代国家与专制主义问题、奴隶制等问题。于殿利在其专著《巴比伦法的人本观——一个关于人本主义思想起源的研究》和一系列论文中对人本主义思想展开研究，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观点，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包含的人本主义是人类社会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35] 对于乌尔第三王朝的研究，刘健注重的是对乌尔第三王朝专制国家特点的研究；[36] 而李学彦、吴宇虹则通过乌尔第三王朝的一件大礼品单来看当时帝国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情况。[37]王俊娜等还对乌尔第三王朝的阿比新提王太后和舒勒吉新提身份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考证。[38]另外，李学彦等还分析了奴隶劳动在两河流域家庭农业中的重要作用。[39] 郭丹彤认为，公元前1600至前1100年的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战争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本质是为争夺势力范围的非正义的争霸战争。[40]李海峰则对古巴比伦时期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借贷利率进行了考证，认为《汉穆拉比法典》中规定的利率只是众多利率中并不常见的一种利率。[41] 郭子林对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对法尤姆地区进行农业开发的原因、举措、影响及意义进行了研究。同时指出，从长远来看，该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尤姆地区的自然环境。[42] 2．古印度史 在古印度研究领域，张永秀的《论古印度文明的特性》[43]宏观地审视古印度文明的诸种特性：政治上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很少形成统一局面；宗教繁多；等级制度森严；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各地文化多彩多样，各种文明相互包容。毛世昌等编的《印度神秘符号》[44]则从符号与宗教角度探究丰富多彩而又神秘的古代印度文明。 3．古希腊史 在古希腊研究方面，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在古希腊的史学史、神话、宗教与政治、政治制度、思想意识等方面。何元国认为，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修昔底德“科学”“客观”“超然”的史家形象认识经历了一个从质疑、反驳、颠覆到回归理性、肯定、褒扬的过程，在这些波折的背后，是西方学术思潮转向大背景下学术研究取向的结果。[45]李永斌、郭小凌通过对阿波罗崇拜起源和传播路线进行考察，认为阿波罗是一个多种文化元素融合后塑造成的希腊本族神。阿波罗崇拜形成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正是希腊文明吸收周边文明的具体体现。[46]裔昭印从神话和仪式两个方面，论述了宗教与古希腊人政治生活的关系，以及对政治的影响和原因。[47]刘军整理出反映古斯巴达社会组织形式“奥巴”的19篇铭文进行翻译并加以注释，为研究奥巴的时代属性、认识希腊化时代晚期及罗马统治时期奥巴在斯巴达的历史情状提供了重要资料。[48]李尚君研究了德谟斯提尼的修辞策略与雅典民众政治角色塑造间的关系，认为德谟斯提尼利用其修辞策略，塑造和强化了民众作为“一致的行动者”的政治角色意识，从而对雅典城邦政治的运作发挥一定程度的实际影响。[49]石庆波则介绍了西方学术界有关希腊城邦国家资格的争论，认为这场争论实际上折射了古典史学界以及人类学界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某些分歧。[50]有关奥林匹亚赛会的研究，王大庆从奥林匹亚赛会来研究古希腊人的平等观念；[51]邢颖论证奥林匹克赛会与古希腊的民族认同意识之间的关系。[52] 4．古罗马史 在古罗马研究方面， 胡玉娟论述了罗马起源传说如何生成以及如何演变的过程。[53]吕厚亮分析了晚期罗马帝国的多神教知识精英在表达各自历史观念的作品中是如何不约而同地采取高度相似的叙述模式，即“再造罗马”的。[54]王鹤探讨了辅军与罗马化的关系，认为辅军本身在公元1—2世纪也经历了罗马化的过程，其性质、规模、地位和职能等均发生了演变。[55]李大维则论述了罗马帝国消防军建立的原因、职责、目的和影响，认为消防军的建立是古罗马的一个创举。[56]杨共乐指出，中国丝绸西销导致罗马帝国经济衰落说是学界较为流行的观点。通过梳理这一观点的源流、脉络，分析这一观点所依赖的基础后，他认为，进入罗马的中国丝绸不但数量少，而且对帝国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根本无法撼动罗马帝国的根基。[57]蔡丽娟通过论述撒卢斯特历史写作的目的、内容和其历史作品后面隐藏的深刻含义，从中分析指出撒卢斯特史学因此成为地道的凯撒派史学。[58]冯定雄指出蒙森对罗马史研究所做的重要贡献，并揭示其没有完成《罗马史》第四卷的真实原因。[59] 5．希腊化时 符莹岩通过研究希腊化时期阿凯亚城邦联盟的政治体制，指出其为我们提供了有别于城邦民主的另一种古希腊民主的模式。[60]有关希腊化时代的研究情况，杨巨平的《近年国外希腊化研究略论（1978—2010）》[61]一文，较全面地介绍了三十多年来国外有关希腊化研究的整体情况，对研究者大有裨益。 二、世界中世纪史 本年度，世界中世纪史研究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军事等各个领域。其特点表现在：不仅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如涉及有关新史学的研究领域；而且有深度的理论性思考也有所体现，如关于西欧文明的三个来源[62]、中世纪早期文明与罗马文明的关系[63]、对于宪政史研究的反思，等等。 政治制度史研究方面，程汉大介绍和总结了有关中世纪宪政价值研究的状况，并对此进行了反思。指出，该问题的研究应超越单纯证伪补偏的学术理路,立足于人类宪政史的整体高度,将历时态考察与共时态比较、宏观概括与微观探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其价值做出一个更加完整而准确的历史定位。[64]摄政制度是君主制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都铎中期是摄政制的形成时期。边瑶即对1547年英国摄政改革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探讨。[65] 董晓佳探讨了拜占廷帝国早期皇位继承制度的演变，认为这对此后帝国政治史产生了深远影响。[66]徐延昭通过分析中世纪晚期的社会变迁，指出官吏阶层的产生正是这一社会进程的产物。[67] 经济史研究方面，沈琦对中世纪英格兰庄园中运输役的起源、发展、衰落进行了探讨，认为运输役的兴衰与中世纪英格兰的市场发育密切相关。[68]刘超等认为，12至15世纪是英格兰农业生产关系发生重要变革的时期，其具体表现就是货币地租的确立。[69]孙立田通过研究中古英国的敞田制，认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背景下，敞田制对社会起了很大的作用。[70]陈敏等认为，中世纪时期西欧庄园会计的发展出现了质的飞跃，而社会变化是导致其改变的重要原因。[71]雍正江通过对西欧隐修运动鼎盛时期修道院商业活动的研究，指出修道院的商业实践活动成为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为西欧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做出了贡献。[72]宁凡选取威尔特郡的呢绒业作为考察对象，以此来认识中世纪晚期英国经济的发展态势。[73]魏跃军通过研究15世纪末至16世纪中叶的西欧市场，认为西欧市场国际化的特点比较明显。[74]刘招静则介绍了有关中世纪城市国家的“公债”与其 “合法性”的论争情况。[75]陈玥关注于爱德华三世与意大利银行间的信贷关系研究，认为双方的信贷关系是各取所需的关系。[76]侯建新、龙秀清则向史学界介绍了近二十年英国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77] 法律史研究方面，陈敬刚的《普通法的中世纪渊源》[78]是一部专门论述中世纪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与发展的学术专著。全书围绕普通法的中世纪渊源这一主题展开，其中论述《司法之镜》的宪政思想等内容在国内同类著作中少有提及。陈太宝则从中世纪西欧法律观念的视角下探讨王权，认为在中世纪形成的法律限制统治权威的传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79] 社会史研究方面，赵文洪通过研究中世纪的欧洲公地制度，认为中世纪的欧洲公地共同体公共事务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民主、平等和法治的精神，这些精神即是公地制度留给后世的政治学遗产。[80]陈立军通过对中世纪西欧村庄共同体中早期村规的制定、内容及内涵的探究，认为这为我们了解村庄共同体在整个西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视角。[81]张巨斌从社会结构角度分析了欧洲中世纪特点，指出多元社会结构是西方近代文明的核心要素。[82] 陈志坚考察了中世纪英格兰教会在保护私生子这一弱势家庭成员权利方面所起的作用。认为教会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向社会传导了一种理念，即人生而平等，即使私生子也有生存并获得社会资源的权利。[83]李化成探讨了14世纪英国的聚落环境与黑死病传播间的关系，认为黑死病的流行既有普遍性,又体现出不同人群和地域间的差异性，而这种流行特点与当时英国的聚落环境密切相关。[84] 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长期以来，“启蒙”一直是思想史领域的重大课题，孟广林从历史比较的视野，对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的思想启蒙作了系统梳理和深入探究。[85] 佘碧平的《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哲学》[86]是一本专门研究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哲学的通史性著作，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从古代到近代早期的西方哲学。沈坚强调要加强法国中世纪史研究。他认为，法国史学发展的新成就主要体现在中世纪方面，而中国对法国封建制度的研究显得尤为不足。[87] 军事史研究方面，王向鹏、徐家玲、王首贞等都将目光投向中世纪十字军圣战的研究方面。[88] 世界近现代史 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史 （一）亚洲史 本年度的世界重大事件之一即是西亚北非的动荡，这促使人们反思亚非拉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也因此使亚非拉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凸显。但是，亚洲史研究从整体上看，依然较薄弱，从国别史来看，日本史、印度史成果较为丰富，中东史研究有所发展，非洲及拉美各国成果较少。 1.日本史 我国学者长期以来注重日本近现代史的研究，这源于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近代以来日本的侵略扩张；其二，日本在亚洲率先走向现代化。因此，学界对日本史的研究长期围绕以上两个主题展开。除此之外，中日关系、日本对外政策、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广泛展开。 对日本侵略扩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日本侵略扩张罪行的揭露与分析；二是从思想和理论高度对战后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及中日关系进行思考。前者的重要成果是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8卷）[89]，至2011年已全部出齐。该史料集尽其所能搜集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各种史料，其中包括大量的外国史料，不仅成为日军犯罪事实的铁证，同时为人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著述也论述了这一问题。[90]对于日本侵略扩张之路的原因分析，有学者从日本当时出现严重的农村和农业问题角度进行分析[91]；也有学者从对外战争与现代化的关系角度进行分析。[92]后者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关于“二战后东亚与欧洲历史反思与和解进程比较”的讨论》[93]上。 步平认为，中日历史问题其实是反映在政治判断、民众感情与学术研究三个不同的但又相互联系的层面上的问题。科学地研究中日历史问题，从学术研究的高度为政治家与民众之间的对话提供准确客观的历史依据，促进在不同层面建立对话的话语体系是中日两国历史学者的责任。[94]王希亮则剖析了战后日本教科书关于侵略记述不断退步的历史过程和原因，指出日本应反思历史，吸取历史教训，纠正被歪曲的历史。[95]徐勇等试图从东京审判与《旧金山和约》中寻找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根源。[96] 曹阳则认为日本二战史观的形成是由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决定的，正是日本政治文化造就了日本偏执的历史观和错误的二战史观。[97] 关于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对华政策，王希亮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决策层在侵华问题上是如何走向一致，从而推动日本走向扩大战争，完成举国一致、趋同侵华国策的异变过程。[98]文春美认为，二战前日本两大政党内阁对华政策缺乏一贯性。但在国内经济环境变化背景下，支持政党组阁势力的经济利益成为日本对中国政策调整的决定性因素。[99]武向平探讨了九一八事变与日本退出国联的关系，指出当日本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欲望无限膨胀时，同列强间的“协调侵略”政策必将被“强硬政策”所取代，于是日本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和退出国联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起挑战并最终退出世界裁军条约。[100] 我国学者对日本现代化的研究则是对以往研究的总结。杨栋梁主编的十卷本《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101]于2010年底全部出齐。该丛书涵盖了日本近现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外交史、教育史、对华关系史、文学史、绘画史。是我国学术界首次系统探讨明治以来日本现代化历程专史系列研究丛书，整体性、学术性特色鲜明，展示了我国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杨栋梁认为，中日古代关系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证明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友好”还是别的什么，而在于阐明不同历史环境下双方的政策选择推进还是倒退了两国关系，并以资借鉴。[102]孙立祥梳理了中日复交前五位日本首相及其内阁的“两个中国”政策并进行考察，指出这一政策是导致日本长期成为“台独”活动大本营和阻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原因之一。[103]宋成有则分析了池田大作对中国文明的看法，认为是有关中国文明论的一个新视角。[104]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编的《大平正芳与中日关系》[105]则以论文的形式从各个方面论述了大平正芳对中日关系所作的贡献。 经济史研究方面，张兰星分析了切支丹时代欧洲人从日本运出白银的情况。他通过分析日本白银的开采冶炼状况、白银被大量运出的原因、日欧白银交易的具体数据，认为日本白银不但是日欧贸易中重要而特殊的商品，而且是16—17世纪东西方交流交往的集中体现。欧洲人从日本运出白银不但促进了欧亚的经济交流，还推动了世界交通和贸易的发展。[106] 此外，对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历史人物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多，如对原敬、丸山真男、南原繁、田中角荣等人物的研究。[107]还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战后日本的汉字政策；[108]战后日本的宗教与政治；[109]还有人对日本近代“道德”、“伦理”概念的变迁进行了研究。[110] 2.朝鲜史 2011年，我国学者的朝鲜史研究产生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成果。李宗勋等主编的《东亚历史与朝鲜半岛》[111]是全国首届“世界史学科博士生论坛”的会议论文集，包括了有关朝鲜相关领域的23篇论文。此外，朱明爱以稳健开化派为主，集中论述了朝鲜开化思想。指出，开化思想是旨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资本主义改革思想，也是以反对腐败无能的封建主义、实现近代化为目的的近代启蒙思想的雏形。[112]杨雨蕾则将目光投向明清以来的中朝文化关系上，着力探寻这一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文化交流的起源、发展、变迁情况，并分析中朝朝贡关系背后隐含的文化因素。[113]孙春日等主要围绕战后朝鲜的建国过程，探寻朝鲜的建国理念及其实践过程，并分析了南北分裂产生的原因。[114] 另外，有关东北亚史的关注点在近代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上，尤其是在中、日、韩、俄等多国关系方面，例如：《东北亚史研究导论》、《20世纪中日俄（苏）三国关系史研究》。[115] 3.印度史 印度作为“金砖五国”之一，其世界地位日益重要，近年来学界给予高度重视，开始加强对其全方位的研究；尤其是有关印度的民主制度方面，2011年出版了两部专著。一是王红生的《论印度的民主》[116]，主要对印度的民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印度的民主制度与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不相同，而是具有自己的历史文化特点。另一是洪共福的《印度独立后的政治变迁》[117]， 主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印度的民主制历程进行了梳理和考察。 外交政策方面，近几年来成为研究热点，成果较多。宋海啸的《印度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与模式》[118]一书，通过对印度独立六十多年来各种政治力量的研究，关注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外交决策中的互动以及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此外，关于印度大国理念框架下的亚太外交战略、东向政策研究也有成果发表。[119] 经济研究方面，主要在以下两方面展开：其一，印度的经济改革研究，这方面有沈开艳等人的《印度经济改革发展二十年：理论、实证与比较(1991—2010)》[120]一书，以及殷永林和刘娟凤有关印度经济改革的特点、影响、发展型联盟的文章。[121]其二，中印经济的对比与合作研究，专著有龚松柏的《中印经济转型与发展模式比较 》[122]，重点对中国与印度的经济转型和不同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对比研究。 4.中东、北非史 2011年发生的中东变局，使得中东研究成为热点。本年度的中东史研究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注重从理论的高度探讨中东问题；另一是注重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来探讨中东问题。王京烈在《解读中东：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123]中强调理论对实证研究的指导意义。昝涛通过对建构主义民族理论进行梳理，从而对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从“土耳其主义”到“土耳其史观”的演变作了细致、深入而辩证的考察，以此解读现代国家与民族构建的关系。[124]韩志斌则研究了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与其实践之间的关系。[125]黄民兴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中东民族主义的研究》为题，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东民族主义研究经历的阶段、研究重点、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126] 2011年，土耳其研究成为热点。王黎从历史角度探讨了奥斯曼帝国加入欧洲外交体系的历史过程。[127] 王三义注重土耳其近代化道路问题，认为影响土耳其近代化的主要因素包括多种。[128]王林聪研究了“土耳其模式”问题。[129]李秉忠则通过对海湾战争与土耳其中东外交政策转变的研究，认为海湾战争是土耳其中东外交的分水岭。[130] 中东城市史、社会史研究也是中东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而且体现出城市史与社会史相互交融的研究特色。为什么中东城市曾经繁荣一时却无法率先跨入资本主义，其原因是什么。车效梅从中东中世纪城市社会结构角度出发探索其原因，认为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使其失去了率先走向资本主义的历史机遇。[131]王泽壮等则关注于过度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的关系。[132] 尤以伊朗为例，可以更好地说明过度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的关系。[133] 其他，如阿富汗研究方面，姚大学等从历史的角度对阿富汗的毒品问题进行了考察，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134]埃及史研究方面，王泰认为，埃及现代化进程中世俗政权和宗教政治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导致埃及在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步履维艰。[135]对于立宪君主制时期埃及华夫托党的兴衰原因，谢志恒认为,深刻的经济危机和激进民众政治的兴起最终导致华夫托党走向了衰落。[136] （二）非洲史 2011年我国的非洲史研究表现为三个特点：注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注重跨学科研究方法；注重外部力量对非洲的影响。 国际关系史一直是我国非洲史研究的重要领域。 何先锋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对非援助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从三个方面总结了中国的援非经验。[137]张莉清则探讨了联合国非殖民化机制的创建对南部非洲非殖民化运动所起的推动作用。[138]由于苏丹事态的发展，对苏丹问题也开始关注并有成果出现。[139] 民族国家构建是个长盛不衰的选题，国内学者多从殖民主义的历史影响、领导人个案研究、民主化进程、种族关系、传统政治力量作用等角度进行研究。李安山通过对新南非和津巴布韦两国在民族问题上采取的民族政策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两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有同有异。并指出，尽管民族问题的重要性下降，但激进民族主义带来的后果仍然十分严重。[140] 学界一直以来热衷于非洲国家发展模式的研究，并开始走向深入和细致阶段。除了宏观上总结非洲独特道路外，已开始致力于农业和矿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如对安哥拉和津巴布韦等国情况的研究。[141]另外，有关非洲经济领域方面的研究，刘伟才对尼扬姆维奇人的经济身份、从事贸易活动的动因、放弃贸易活动的原因等进行了研究。[142] 非洲专门史方面，主要注重法律史和教育史研究，并且具有共同特点，即不仅研究法律或教育本身，而且注重研究法律、教育与非洲社会发展的关系。肖海英认为，传统宗教对习惯法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形式上、管理模式上、诉讼审判中、刑罚观念上。[143]王奎通过梳理南非习惯法的历史发展过程，认为在前殖民时期、殖民时期和独立以后新宪政时期，习惯法在南非的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特点、适用范围和条件都是不同的。[144] 非洲与全球性问题（包括人口、难民、疾病、环境、能源、安全、发展等）研究是本年度的热点问题。李建勋通过探讨非洲海洋污染控制法律机制的建立，认为一系列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法律机制有利于但未能解决非洲的环境问题。洪永洪等则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探讨解决尼罗河水现实争端的问题。[145]王丽玉通过勾勒世界范围内海盗的过去、现在，阐述了惩治海盗的国际法主要制度的创制、沿革及实效，以此论证索马里海盗对现有国际法的挑战。[146] （三）拉美史 2011年是拉丁美洲独立200周年，由此形成的热点是，围绕拉美独立200周年过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关系、国别史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2010年底，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主办了“纪念拉美独立200周年学术研讨会”，围绕独立运动的起因、性质、领导力量、意义、独立后经济模式和政治发展的反思等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会议之外，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独立运动的意识形态根源，传统观点认为欧洲启蒙思想发挥了主要作用。对此，韩琦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西属美洲独立运动的意识形态根源,是欧洲启蒙思想、西班牙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和克里奥尔民族主义三者的合流。[147]曾昭耀通过独立运动的影响分析了拉美国家现代化的困境。他认为，拉美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失误就是独立运动未能阻止拉美民族的分裂。[148]沈安从融合的角度指出拉美独立的200年是一个从地区经济一体化逐步走向政治经济联盟的进程。[149] 经济史研究方面，主要针对拉美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以及“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进行探讨。江时学认为，拉美国家独立以来，尽管在很多领域取得了不容低估的发展，但仍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其中,最突出的有五大难题。[150]对于19世纪下半叶到1914年间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主导思想，学界存在分歧。传统观点认为，这一时期拉美国家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但杨威等并不认同，他认为此时期拉美国家实行的是高关税贸易保护政策。[151]对于拉美国家工业化模式的转型问题，苏振兴等通过分析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之路，指出工业化模式转型的历史性延误是拉美国家“去工业化”的深层背景。[152]赵丽红则认为比较利益原则与包括拉美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悖论是普遍存在的。[153]对于拉美“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及教训，张勇等学者表示应归咎于经济社会体制机制与经济发展方式没能随着中等收入阶段的到来实现根本性的调整和转变。[154] 社会史方面，拉美城市化成为热点问题。这方面，郑秉文主编的《拉丁美洲城市化：经验与教训》[155]比较全面地论述了拉丁美洲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出现的问题以及政府的对策和得失，并将拉美城市化问题归结为“六大陷阱”。[156] 国际关系史方面，中拉关系、美拉关系仍然是研究的重点。韩琦指出，发展中拉关系不仅应重视拉美的资源和市场，更应重视双方的人才交流这种“无形资源”。[157]在双边关系方面，王晓德从外交层面分析了拉美独立运动与南北美洲“两个半球”理论形成之间的联系。[158] 国别史研究关注的焦点仍注重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等大国。有关墨西哥研究，韩琦的《跨国公司与墨西哥的经济发展》是一本系统论述拉美国家与跨国公司关系的专著。着重对1940—1982年墨西哥进口替代工业化期间跨国公司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墨西哥如何应对跨国公司的做法进行了详细的考察。[159]朱适则分析了墨西哥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英墨的矛盾及分歧。谌园庭论述了墨西哥石油公司的改革状况及发展前景。[160]阿根廷研究方面，董国辉主要探讨了1870—1914年初级产品出口与阿根廷早期现代化间的关系。[161]王萍主要对独立以来阿根廷的土地政策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162]巴西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关注以下几方面：巴西新兴产业的发展，如生命科学产业、生物创新体系等；二战后巴西和智利在应对西方危机策略和方法上的异同比较；中产阶级对巴西现代化中的影响和作用。[163] 二、俄罗斯、东欧史 （一）苏联史 2011年恰逢俄罗斯历史上两个重大事件：俄国农奴制废除150周年及苏联解体20周年。对这两大历史事件进行探讨，不仅是俄罗斯史学界而且也是中国史学界的热点问题。 关于苏联解体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本年度，关于苏联剧变原因的讨论仍是重点，并形成了两部重要的成果：一是由李慎明主编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164]；一是由陆南泉等主编的《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165]。对于苏联剧变根本原因的认识，两本书的观点并不相同。李慎明主编的《居安思危》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说，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陆南泉等主编的《苏联真相》则认为，苏联剧变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对于以上两种不同观点，许多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余伟民认为，在讨论苏联解体发生的原因时，许多因素都需要放到苏联国家体制的建构和历史演化中作具体的分析。[166]曹长盛认为，意识形态的变化对苏联解体起了根本作用，这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167]何干强认为，苏联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解体的，究其原因，不能不反思经济学“西化”所起的恶劣作用。[168]郑异凡认为，苏联剧变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规律、社会规律、经济规律的结果。[169]韩松洋则尝试从宗教角度解读苏联解体的原因。[170] 苏联其他问题研究方面，李淑华考察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书刊检查制度。[171]徐芹阐述了列宁关于早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和进步性的思想。[172]张建华认为，冷战时期，苏联运用了“敌人形象”的特殊影响，借以整合和唤起苏联公民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意识,以对抗美国和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压力。[173]李琼依据新的解密档案，对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决策过程和深层原因进行了探究。认为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国家利益的需要，二是意识形态的驱使。[174]张广翔、王学礼还研究了有关苏联二战战俘的问题。[175]白晓红则对早期苏维埃文化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探讨。[176] （二）俄罗斯史 关于俄国农奴制改革，唐艳凤通过研究认为，俄国1861年改革后农民的赋役负担和土地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177]雷丽平则阐述了9—20世纪初期俄国社会中的农民问题。[178] 政治研究方面，刘军从空间、帝国与俄罗斯国家安全角度分析了从沙俄帝国到苏联到今日俄罗斯的共同点和不同特点。[179]张盛发则分析了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在对待苏联历史观、斯大林评价、治国理念上的分歧，以及分歧的实质、根源和含义。[180]侯艾君探讨了当代俄罗斯社会以“阴谋论”方法和观点解读历史问题的现象，研究了有关“反俄阴谋”的主要内容并剖析其根源和实质。[181]潘晓伟通过研究十月革命前俄国东部合作化运动，指出十月革命前东部的合作社为东部商品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的普及作出了一定贡献。[182] 经济研究方面，陆南泉的《中俄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183]一书从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两部分考察了中俄经贸关系的发展历史。韩爽等则对20年来俄罗斯金融制度变迁之路进行了考察。[184]于春苓通过对俄罗斯的石油经济进行研究，认为石油经济对俄罗斯的经济、政治、外交影响非常大。[185]柳若梅则对历史上俄罗斯通过广州开展对华贸易的问题进行了考察。[186] 文化及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杨翠红认为，俄国中世纪时期的文化是与东正教修道院密不可分的，修道院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文化功能，[187]季明举指出，19世纪上半叶是俄国社会思潮和文化运动发生剧烈变动的重要时期，其对以后的俄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188]祖雪晴认为，村社精神和东正教文化决定了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对俄罗斯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189]靳会新通过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分析俄罗斯民族性格形成中的历史文化因素。[190]吴贺、琅元则考察了英国数学家、航海学家法夸尔森与俄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关系。[191]王晓菊从西伯利亚开发的视角，研究了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创建与发展。[192]陈树林、徐凤林则从哲学的角度探讨和反思了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阻力问题，俄罗斯哲学促进还是妨碍了俄国的现代化？即俄罗斯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193] 关于现代化的研究，张广翔从先决条件与启动模式两个方面对中俄两国早期工业化进行了比较研究。[194]庞大鹏则研究了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问题。[195]另外，是否存在中国模式是俄罗斯学界热议的话题，郭小丽阐述了俄罗斯学界对中国模式问题的观点。[196] （三）东欧史 2011年度，中国的东欧史研究有其亮点，这就是作为东欧史研究弱项的东欧国别史之一《保加利亚史》[197]的出版，弥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缺憾。本年度中国的东欧史研究主要关注点在以下几方面。 东欧转型20年研究。东欧史领域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东欧国家转型问题。围绕该主题，2011年召开了几次学术会议：“后金融危机时代俄罗斯东欧经济政治发展新态势”学术研讨会；“东欧转型与欧俄关系”国际研讨会；第一届“中国—中东欧论坛”，主要围绕“中东欧研究：国家转型与加入欧盟”展开讨论。除此之外，学者们的探讨也广泛展开。金雁的《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198]即是一本从历史根源到现实考察全面研究东欧国家转型问题的专著，探寻20年来“东欧”转变为“新欧洲”的艰难之路。曲文轶从体制变革进展、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状况三个方面比较研究了原苏东国家的转轨实践。[199]姜琍则分析了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政治右倾化的原因。[200]值得关注的是，在对中东欧转型问题的研究中出现了“民族民粹主义”新概念。徐刚、姜琍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中东欧新民粹主义既具有传统民粹主义的特点，又具有新的时代特征。[201] 东欧剧变原因探讨，本年度有关此问题的探讨仍在继续。高歌从中东欧国家20世纪几次发展道路的选择来探讨剧变原因。认为中东欧国家在选择发展道路的关键时刻易受大国的影响，多移植外来模式。[202]闫文虎认为，回顾整个冷战历史，非政府组织有意无意成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平演变”的工具，对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3] 冷战时期苏联与东欧国家关系。这一主题是近20年来东欧史研究的热点，其特点是对原始文献等一手资料的应用。从2011年发表的论文看，其关注点较集中在战后初期东欧历史发展进程方面，包括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系，美国对东欧的政策等。[204] 其他问题的研究。还有学者对俄罗斯及中东欧转轨国家的金融脆弱性、“欧洲化”进程与中东欧国家的政党政治变迁等问题进行研究。[205]马细谱对近20年来保加利亚史学界争论激烈的几个理论问题进行了介绍，认为史学争论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和党派利益之争。[206]王一诺则介绍近年来国内有关中东欧研究的状况。[207] 三、西欧、北美史 2011年度，国内史学界在西欧、北美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由于历史原因和大国的因素，使得英、法、德、美几国一直成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所以，这里主要就近代英国史、法国史、德国史、美国史和跨地区的国际关系史研究进行介绍。 （一）英国史 2011年度，英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多成果。表现在研究的深度及广度有较大发展；采用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已成发展趋势。总体来看，政治、经济、社会史依然最受青睐，成果最多。与此同时，全球视野和文化转向开始成为英国史研究的新趋势。 政治史研究方面，有关英国民主宪政制度的研究一直是热点问题。刘金源对英国的内阁制到责任内阁制的发展变迁历程进行了考察。[208]刘成认为，英国现代政党政治到19世纪才逐步发展成熟，特别是英国议会改革后的英国社会现实对现代政党政治的确立至关重要。[209]史林凡则探究了1934—1935年的“和平投票”与英国的政党政治，认为“和平投票”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指出了英国政党政治的弊端。[210]吴必康剖析了英国民主与简单多数选举制之间的联系。[211]柴彬则对英国近代早期的“政治性的四旬斋”运动进行了探究。[212]张志洲在其专著中梳理了工党成立一百多年来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迁的基本轨迹，并深入分析了工党意识形态变迁的内外动因。[213]潘兴明通过对二战后丘吉尔政府非殖民化政策的历史考察，指出，这一政策对英帝国向英联邦转型的继续和完成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214]洪邮生针对加入欧共体后英国人关于“议会主权”的争论，指出，实际上“革命”早在英国加入欧共体时即已发生，经典议会主权理论的核心已受到冲击，但这种“革命”是有限的，它并没有动摇英国宪法主权的地位。[215] 还有学者从19世纪工人运动、英格兰与苏格兰合并、英国早期出版专制与反专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216] 经济史研究方面，其亮点在对财税政策、国债政策、地产代理制等的系统考察上。郭家宏等通过对19世纪下半期英国财税制度改革的研究，认为这些改革对社会具有重要意义。[217]滕淑娜通过对英国近代赋税来源与用途的分析，说明现代化税制的建立对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意义。[218]薛向君则探讨了英国近代初期国债政策取得成功的前提。[219]郭爱民认为，工业化时期英国形成了以大地产为主的土地结构。由此，地主因袭中世纪以来土地管理方面的庄官制度，从而发展出地产代理制度。[220] 刘景华通过对“原工业化”的先锋和英国毛纺业生产中心的西部诸郡的考察，发现它们并没有引导西部向工业化挺进。认为应对“原工业化”论题作多向度反思。[221]徐滨则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业工人工资和农业工人工资进行了系统研究。[222]张顺洪则对1947年英国海外粮食公司成立的背景、原因、目的、结果、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考察，并强调其失败的重大时代背景。[223]英国与欧共体预算矛盾是英国加入欧共体后的一个保留问题。朱正梅认为，撒切尔政府之所以能够解决这一矛盾，是因为英国和欧共体双方都感到解决矛盾的紧迫性。[224]沈汉通过分析英国19世纪租佃农场的生产方式和性质认为， 19世纪英国农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与后封建主义的混合。[225] 社会文化史研究方面，作为史学研究新动向的社会文化史在国内也开始有所反映。如刘成等人从和平学的冲突与化解视角对20世纪英国工会与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和研究。[226]王谦则考察了英国近现代情报体制的由来和演变。[227]针对西方学界掀起的消费社会研究热，李新宽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实证研究，试图论证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英国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消费社会，并分析其原因。[228]郭家宏着重论述了19世纪英国民间慈善活动对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229]尹建龙则关注于英国工业革命中出现的乡村工业社会及其“乡村工业社区”。[230]魏秀春则阐述了英国学术界对英国食品安全监管研究的历史。[231]英国的济贫实践与福利国家的建立长期吸引人们目光，并对此进行探究。2011年，国内学者从济贫法到福利国家的建立、普遍主义福利原则、新济贫法制度、1834年济贫法改革几方面进行了研究。[232]另外，还有学者从假发与社会变迁、巫术迫害的心理成因、印刷媒介与教育变革等方面展开探讨。[233] 思想史研究方面，于语和探讨了英国宪政自由主义传统的理论基础和基本价值问题。[234]姜守明通过玛丽女王时期宗教反复的失败，说明民族主义已经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主导因素，不可逆转。[235]许洁明等则分析了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指出其促进了英国社会现代伦理观念的建立。[236] 法制史研究方面，李栋的《通过司法限制权力——英格兰司法的成长与宪政的生成 》[237]一书选择以英格兰司法与宪政之间的关系作为论题，立足于司法，重点探讨了英格兰司法的宪政意义。另外，英国史研究最新转向可以通过《英国史新探——全球视野与文化转向》[238]一书充分体现。该书是中英两国从事英国史研究的学者首次深入对话与讨论的成果，反映了英国史研究领域的最新前沿动态。 （二）法国史 2011年度，法国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从涵盖的年代上说，旧制度时期研究者较多，其他时期则较少；从研究领域来说，偏重于政治史，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而对传统的经济史关注则较少。 政治、经济史研究方面，孙一萍的《沉默的决策者：法国公民投票制度化进程研究》一书，专注于研究法国公民投票制度的发展历程。通过分析法国大革命后各个时期公民投票的基本情况，以此揭示这一进程后的深层历史原因。[239]滕淑娜从历史的角度对法国农业经济政策进行了考察，认为从中古晚期至今，法国农业经济政策包括赋税政策经历了重视、解放、保护到补贴农业的过程。[240]周立红则探讨了法国财政总监杜尔哥推行谷物贸易自由化改革的积极意义，认为这正体现了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特色，即“国家是市场发展的工具”。[241] 社会史研究方面，詹娜对贵族附庸关系这一近代法国社会上层人际关系网进行了研究，认为它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另外，她还论述了近代法国贵族沙龙对女性教育所起的重要作用。[242]黄艳红考察了18世纪中叶法国“商业贵族”和“军事贵族”之争，指出双方既有不同也有相似之处，并试图用“等级社会”理论对其剖析。另外，他还通过考察旧制度时代的包税制度，指出包税制反映了公共权力和私人利益相互纠缠、难以厘清的状况。[243] 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王加丰通过对1800—1870年间法国社会思潮的研究认为，法国工业化时期的历史远比我们以前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它的资本主义是在摸索中发展起来的。[244]洪庆明认为，18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总体上经历了从注重书籍计量到强调文本解读、从书籍社会学到阅读社会学、从文化社会史到社会文化史的转变。他还认为，把握旧制度末期公共舆论的状况，是理解大革命发生的新路径和新视阈。[245]李宏图认为，在反启蒙和后现代的思潮下，我们更需要理解和思考什么是启蒙运动，以及它在今天所呈现出的意义。[246]许明龙通过研究孟德斯鸠对“礼仪之争”的解读，认为孟德斯鸠独具特色的中国观即在此基础上形成。[247]周立红介绍了以孚雷为代表的法国大革命修正史学与以索布尔为代表的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展开的长达30年的论争。[248]移民一直是法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马丁即介绍了法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管理经验以及对我们的启示。[249]另外，还有学者从学术史的角度介绍了当代法国政治史的复兴、记忆史的建构、教育史学的发展、对基佐政治思想的“重新发现”、巴迪欧的解放政治学逻辑等。[250] （三）德国史 2011年度，德国史研究在一些传统领域有所发展。其关注的问题涉及德国近代化道路、社会保障制度、劳资关系、贵族研究等方面。 本年度，德国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为朱孝远的《宗教改革与德国近代化的道路》[251]和姚玲珍的《德国社会保障制度》[252]两部著作。前者考察了宗教改革运动爆发的背景和政治经济因素、改革的过程、结果和意义。重点分析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即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在哪些方面促进了德国的近代化。后者则从养老、医疗、长期护理、住房保障、失业、工伤保障、家庭保障以及社会赡养、赔偿制度和国际社会保障等角度，对德国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全面系统、客观真实的介绍。 此外，经济史研究方面，徐健研究了十六七世纪德国威尔瑟—福格尔商社在东方的贸易活动，试图揭示德意志商人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所处的地位。[253]王超则通过对二战后初期德国内部区域贸易的研究，指出，德国内部区域贸易发展历程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占领国在战后对德问题上的合作与对抗，同时也勾勒出战后德国是如何由经济分裂到政治分裂的整个过程。[254] 社会史、文化史研究方面，李工真研究了逃亡至美国的德意志人最早对纳粹暴政与德意志历史所作的反思，指出，战后德意志社会全面深刻的反思正是在此思想平台上进行的。[255]邢来顺则探讨了近代以来德国贵族政治特权延续的原因。[256]孟钟捷以8小时工作制的兴衰为中心，分析了魏玛德国劳资关系经历的从合作走向对立的演变历程。 [257]张敏杰则对德国自魏玛时代至东西德统一后的家庭政策进行了较全面的回顾与梳理。[258]孙红国通过对近代德国历史上公民身份问题的考察，指出德国与英法在公民身份发展史上的差异。[259]高宇轩等对16世纪早期德国路德新教的济贫改革进行了阐述。[260]孟钟捷还对魏玛政府为解决住房问题形成的住房统制模式给予了关注。[261]陈从阳等则探寻了德帝国晚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中国文化热产生的多重原因。[262]另外，还有学者对德国军事史方面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263] （四）美国史 2011年度，我国学者的美国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研究内容的广度与深度，还是史料的丰富程度上都有所体现。其特点还体现在：研究领域比较广泛，研究队伍配置相对比较合理。 政治史研究方面，崔志海研究了美国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行为，指出美国表面声称中立，实则偏袒日本，而偏袒日本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美国的利益。[264]叶凡美和梁红光则注重对杰斐逊的联邦制思想及反联邦主义者的联邦制理念的研究。[265]梁立佳认为，易洛魁联盟对18世纪的美国革命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266]谭融等通过对进步主义运动的研究，认为它为美国工业化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坚实有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67]蔡萌探讨了“罗得岛问题”对美国的代表制民主的深刻影响。[268]杨捷认为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有关核问题的决策，成为美国以“核威慑”为核心的对苏核战略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269]茹莹分析了在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美国态度发生极大变化的原因。指出，美国的俄国观、使命观及其革命观是导致它在此问题上立场变化的重要原因。[270]陈旭兰以联合国《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的批准为中心，论述了美国在全球精神药物管制体系建立中的重要的角色。[271] 经济史研究方面，付成双认为，美国工业化的起源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所以，它走上的是一条与英国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道路。[272]李月娥则主要对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大企业应对经济危机的举措“斯沃普计划”的重要性给予了较高评价。[273]而吴万库对学术界争议较大的问题，即美国革命期间约翰·亚当斯争取荷兰贷款一事进行了剖析。[274]张德明尝试对19世纪50年代美国打开日本市场的原因寻找新的答案，认为其原因不止一个。[275] 文化史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对古典传统在美国建国历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一学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李剑鸣认为，美国的建国者对古典知识采取了一种实用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建国者在雅典和罗马之间走出了一条新的建国道路。[276]王晓德则对杰斐逊的“自由帝国”观的内涵、实质及其影响进行了阐述。[277]王恩铭关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美国“社会福音”运动，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保守派与进步派展开的“文化战争”的原因、内容和实质。[278]谢文玉从“语境主义”史学的视角考察了新左派“政治改宗者”对其“改宗”动因的记忆与认知。[279]刘青主要论述了新美利坚帝国史研究兴起的原因。[280] 外交史研究方面，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受到重视。徐以骅以美国宗教团体的“苏丹运动”为例，探讨了宗教对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281]邹函奇也指出，冷战后，宗教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日益走向组织化、法制化和机制化。[282]李朋认为，应从国家利益分析的角度重新认识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东亚政策。[283]李昀指出，欧洲复兴计划的出台是美国政府与利益团体合作的产物。而且，经济合作署的成立促进了美国政府和利益团体在马歇尔计划实施中的合作。[284]邵笑研究了福特政府的越南政策及其影响。[285]臧平等研究了肯尼迪政府对以色列开发核武器的政策。[286] 社会史研究方面，史学界近几年展开了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董瑜从1798年《惩治煽动叛乱法》的颁布与美国“公共领域”的初步发展的角度论述了该问题。认为围绕该法令的争论与行动在客观上使“公共领域”成为美国早期民主运行的重要媒介。[287]石庆环主要介绍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新式中产阶级”形成时期的文官群体，以及他们的 “政治中立”原则。[288]杨超论述了美国黑人平等就业政策的形成，认为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289]闫金红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难民政策，认为冷战意识形态因素主导了美国的难民政策。[290]兰教材对美国1906年纯净食品药品法的由来进行了阐释。[291]另外，谢国荣、吕洪艳、祝曙光等围绕布朗案判决与美国民权运动、20世纪中期美国的福利危机、美国排日运动等问题展开了研究。[292] 军事史研究方面，张小龙、孙建霞、赵学功等主要研究了美国内战时期联邦海军反干涉战略、北美独立战争中的大陆军、制约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若干因素、肯尼迪政府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军事反应等。[293] （五）国际关系史 国际关系史长期以来是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其特点表现为立足历史、关注现实。2011年，我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表现在，研究重点虽然依然主要在冷战、二战时期的大国关系上，但其他方面也有较大发展，如理论探讨的加强、研究视野的开阔以及对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关注等。 1.冷战史研究 王立新认为，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深受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正是冷战意识形态把美苏冲突建构成自由与极权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使冷战超越单纯的地缘政治争夺变成争夺人心的较量，冷战在某种意义上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工程”。[294] 对美苏在中东的冷战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观察今日错综复杂的中东局势。黄民兴指出，中东在美苏冷战中具有重要意义。中东是冷战的发源地之一，正是冷战在中东地区催生出高度敌视西方的极端伊斯兰主义。[295]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以往我国学者研究不多。崔海智希望不囿于西方的研究模式，从二战结束前后苏美两国进行的经济合作尝试的失败这一问题入手，试图寻找经济冷战的起源。[296]谢华认为，经济外交是认识冷战历史的重要视角，对外援助则是经济外交最重要的表现形式。而美国实现冷战目标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即是经济外交。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的经济援助计划，是其遏制苏联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297] 汪诗明指出，《澳新美同盟条约》是冷战时期新西兰与非英联邦国家签订的第一个防务同盟条约，该条约的签订对其外交和防务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98]王艳芬分析了冷战初期美国对尼泊尔的外交政策，认为其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战略目的。[299]通过研究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发展援助政策的调整，刘国柱认为，其主要动因还是出于对苏冷战的考虑。王苏敏则论述了肯尼迪时期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形成背景。[300]金海以冷战初期美国公民舆论与美国政府对苏联政策转变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民间舆论与美苏关系。[301]值得一提的是夏亚峰的《近十年来美英两国学术界冷战史研究述评》[302]，这篇述评非常详细地介绍了美国主要的冷战中心、研究冷战的资源来源、新的研究方法、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最新成果和英国冷战研究概况，为冷战研究者提供了较详细的学术信息。 本年度，对冷战后国际关系的研究有所加强，如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未来趋势、冷战后的欧洲安全重建、后冷战时代的国家关系、冷战后的地缘政治思想、外交政策，等等。 2．国际关系史其他问题研究 在国际关系史理论探讨方面，对有关帝国、霸权和战争起源理论的研究有所加强。刘德斌、孙兴杰认为帝国与霸权既是国际关系的两种组织形态，也是国际关系演进的两种逻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种形态与逻辑交互出现并呈现出帝国向霸权转换的趋势。研究中，一定要厘清这两个概念，特别是弄清楚两者的联系与差别及文化内涵。[303] 2011年度，相关专著有黄正柏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问题研究》[304]和陈景彦等著《20世纪中日俄（苏）三国关系史研究》[305]。前者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有关国家主权的相关分歧与争论的发展轨迹作了系统的历史考察。后者是一部研究 20世纪中日俄三国关系史的专著，主要介绍了近代以来中日俄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此外，学者们还在许多方面展开研究，这里择其要者而介绍。何慧以美国第63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为中心，详细解读了美国尼克松政府的大三角战略决策。[306]李永胜则对1907—1908年中德美联盟问题进行研究。[307]马德义通过研究卡特政府在韩国撤军政策上的前后变化，认为国际局势变化促使美国以国家利益为主线在“撤”与“留”之间徘徊。[308]白建才主要研究了美国针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制定的政策及其隐蔽行动。[309]苑爽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德“智力索赔”计划的内容、实施、结果和影响。[310]宋晓芹关注于朝鲜战俘遣返谈判中的苏联因素。认为在遣返战俘问题的谈判中，苏联作为一种外部因素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311]耿志论述了麦克米伦政府在塞浦路斯独立问题上政策的变化。[312]王小欧对1934年日英曾构想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一事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和分析。[313]汪诗明论述了二战后澳大利亚的对日战略由“硬”和平到“软”和平转变的原因。[314]徐振伟分析了一战后美国对中东欧国家实行粮食外交的政治目的。[315]滕帅主要论述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初期，英国主张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危机的外交立场和政策。[316]二战后美国对东欧政策是一大重点，孙山亦对此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西德与苏东国家间的关系，以及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差别，指出美国进行冷战的实质。[317]胡礼忠依据解密档案对冷战期间尼赫鲁访日与岸信介政府的对印政策进行了考察，着重对岸信介政府的对印政策加以分析。[318] （原载《世界历史》2012年第3期） 注释： [1] 沈斌：《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复信草稿>中的农业公社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2] 李杰：《列宁的历史认识论》，《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2期。 [3] 干成俊：《解读唯物史观的四重视域》，《哲学研究》2011年第6期。 [4] 邹诗鹏：《唯物史观的三个维度》，《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 第5期。 [5] 安启念：《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的两个维度——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谈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6] 黄敏等：《历史唯物主义是相对平衡的历史发展观——唯物史观主客体二向度构局的历史分析》，《前沿》2011年 第1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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