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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和平、友好一直是中印关系的主流。妨碍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英国殖民印度时期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西藏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认知和态度出现了积极变化，边界问题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呈减弱趋势。在与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邻国的关系中，中国始终遵循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原则，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在印度对华政策方面，域外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印在战略层面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而非“零和”游戏。中印关系的友好、和平发展是亚洲大陆乃至整个亚洲光明未来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关键词：中印关系 边界问题 亚洲 未来 中国和印度互为邻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宗教、文化、历史等方面源远流长，关系密切，在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和平、友好一直是中印关系的主流。虽然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但20世纪50年代末之前，“印中人民是兄弟”一直是两国关系的总体特征。1959年西藏动乱及随后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以及1962年的边界战争，使中印关系跌入低谷。两国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缓和，80年代末实现正常化。此后30多年来，两国虽在边界问题、西藏问题、外交政策等方面仍存有分歧、不和，但已鲜有对抗。总体来看，两国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都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对话、交流、竞争但不对抗已成为双边关系的主要特征。中印两国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学者和民众认识到，只要中印联手，亚洲就会和平，就会有光明的未来，就能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边界问题的影响在减弱 妨碍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是英国殖民印度时期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西藏问题，不存在其他什么大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两国虽因边界问题发生过分歧、对峙、武装冲突，乃至边界战争，双边关系因边界争端多有挫折和起伏，但从总的趋势来看，边界问题对中印关系大局的影响在减弱，双方对边界问题实行了卓有成效的管控，在处理双边关系时更加务实，越来越具有战略眼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边境形势趋于平和。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问题开始凸显，并导致两国关系不断恶化。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藏叛乱、达赖出逃印度，特别是1962年边界战争使中印关系全面恶化，印度与中国走向战略对立，中国把印度政府视为各国反动派的领头羊之一。6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中印边界又爆发过几次严重危机。1970年，中印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但缓和进程因第三次印巴战争和印方原因屡屡受挫。1971年12月，印度议会通过法案，将印控中印东段争议地区“东北边境特区”升格为“中央直辖区”。1974年9月，印度通过宪法修正案，把锡金变为它的一个“联系邦”，1975年4月又吞并锡金。1975年10月，中印边境部队在东段土伦山口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再度紧张，导致大使级外交关系迟至1976年9月才得以恢复。1979年2月，印度外长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正式访问中国，拟就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全面交换意见，但未接受中国提出的解决边界问题互谅互让的“一揽子解决”意见。1981年6月，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黄华进行了1960年以来中国政府领导人对印度的首次访问，双方同意边界分歧没有必要成为改善中印关系的障碍。同年12月，中印两国边界问题谈判在中断20年后得以恢复。自1981年12月至1987年11月的6年里，中印就边界问题和发展两国关系的具体措施举行了8轮会谈，虽边界问题进展不大，但印度在1987年第八次边界会谈时在边界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开始有所有所松动，除边界问题之外的其他方面获得进展。1986—1987年，中印再度因扯冬和桑多洛河谷发生公开争辩和对峙；12月，印度议会通过法案，将此前在中国藏南地区成立的“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阿鲁纳恰尔邦”，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宣布不予承认。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印关系有了重大进展。1984年10月，接任遇刺身亡的英迪拉·甘地出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接受访华邀请，中印关系的僵局被打破。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应中国总理李鹏的邀请，在其外祖父尼赫鲁1954年访华34年后作为印度总理第一次访华，恢复了中断28年之久的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对话，被称为“破冰之旅”，标志着1962年以来中印相互对立的结束和新的睦邻关系的开始，中印关系走向成熟。此后，中印边界问题虽有争论、争吵，但都有效避免了武装冲突的发生。 二是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分歧减少、共识增加。中印边界问题是典型的英国殖民主义的产物。中印两国在边界争端上的症结源于双方对历史遗留问题的不同认识和解读上的差异。 英国在中印边界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帝国主义者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通过精细谋划，狡诈地埋在中印之间的一颗炸弹。英国为了扩大英属印度势力范围，试图以文件形式划定英属印度的地理边界，为此采取了图谋西藏“自治”、制造“麦克马洪线”等一系列措施，为日后中印边界争端埋下了纷争的种子。中印边界争端长期得不到解决，除了英国因素外，主要还由于中印双方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截然不同的认识和解读。 人们通常把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作为中印边界问题起源的主要历史事件，将西姆拉协定及所附的标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作为中印边界问题起源的重要历史文献。对于此次会议及其文件的有效性，中印双方立场迥异。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虽然（用英文）草签了《中英藏条约》草约，但并未在正式条约文本和地图上签字或盖章，中国中央政府通过三个管道[2]声明陈贻范的草签无效。对于这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细节，印度方面避而不谈，只是笼而统之地说，尽管后来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西姆拉协定，但“三方代表都在协议上签了字”，还进而主观得出结论，说西姆拉会议“确定了印度—西藏，西藏—中国之间的边界”。[3]印度政府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即宣布自然继承英印政府在与中国西藏关系上的“遗产”，接管英国有关西藏的所有条约权利和义务，要求中国接受1914年西姆拉会议的结果，承认“麦克马洪线”。印度的此种宣称显然没有半点道理：一是印度作为新独立国家，怎能“继承”殖民帝国的遗产；二是英国签署西姆拉协定时用的是英国政府——并非英印殖民政府——的名义，英印政府成员参加的是英国代表团的名义，独立后的印度有何“资格”来“继承”英国政府的权益！ 按照印度官方的立场，中印边界东、中、西段都已不存在问题。印度认为，其北部边界“不是习惯上早已被承认，就是已被条约所确定，或两者兼而有之”；其东段边界已在西姆拉会议上“正式确定下来”，麦克马洪线并非一条新产生的边界线，“只是确认了那个地区长期存在的、基于种族的、自然形成的行政管辖线”，“具有完全合法的地位”。[4]尼赫鲁在1950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后声称，“麦克马洪线”此后将继续作为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的边界。[5]关于中段边界，印度认为它沿河系之间分水岭延伸，所谓的根据是“旧时税收记录和地图”以及数百年来印度行使行政管辖权的范围界限。关于西段边界，印方坚称业已划定，所列“理由”是1684年的丁莫冈条约以及1842年10月查谟邦多格拉族统治者、克什米尔国王古拉伯·辛格与西藏喇嘛古鲁莎黑巴和清朝皇帝的代表三方签订的一项协议。[6]尼赫鲁虽然承认“中印边界并没有全线正式划定”，但在后来于1959年9月26日给周恩来的信中却要求把整个阿克赛钦地区划给印度。[7] 中国历届中国政府一直不接受西姆拉会议的结果，否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更是明确认为中印边界从未划定，但主张可根据历史实际情况，通过与印度进行友好谈判协商，重新商定边界线。 对于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印度方面一直有明显误读，主要体现在把中国未做明确表态臆想成是对印度主张的默认。印度政府认为中国没有及时对它宣布的政策提出质疑，如1951年和1952年中印在多个场合讨论印度在西藏的利益时，“中国政府均未提出有何边境问题需要谈判”；1953年12月中印就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关系问题在北京开始会谈，印度政府的目的就是“解决数百年来的老问题”；[8]印度方面主观认定，1953—1954年中印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和签署协定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显然失去了“就西藏与印度边境提出问题的一个机会”。印度官方间接承认，印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之所以对中国友好，在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朝鲜战争、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问题上帮助、支持、同情中国，主要是想得到中国的报偿，其中最想要的就是边界问题。印度官方透露，1954年4月29日中印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时，印度“为了表示友善之意”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区”。[9]但中国政府未及时向印度提出抗议或异议，并不等于默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这是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周恩来在1959年1月给尼赫鲁的复信中说：“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在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从未订过有关中印边界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他还把“麦克马洪线”的非法性与这条线本身区别开来，说中国政府感到有必要对此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10] 鉴于上述在边界历史问题立场上的根本性分歧，再加上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国内政治的考虑，再加上两国建国时间不长、外交上经验不足，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中印在处理边界问题和两国关系时，言辞和行动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够成熟。80年代以后，两国及国际上对中印边界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认识越来越客观、全面，双方过激或情绪化的言行明显减少。虽然两国对“麦克马洪线”的立场没有根本性改变，但在相关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特别是近年来，包括中、印及英国等国在内的一些学者，利用原始档案资料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起源、责任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解读，提出了新的观点，甚至一些印度学者也接受了中国学者的看法，即英国当年在“麦克马洪线”及“西藏问题”上玩了阴谋，对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历史根源难辞其咎，负有直接责任。值得关注的是，中印学术界的研究和交流活动，为官方通过会晤、谈判推动边界问题的解决发挥了越来越多的咨询和支持作用。 就中印两国对边界问题的反应和态度进行比较，可发现更多积极的变化。两国对1962年边界战争的态度大不相同。中国对此一直做淡化处理，认为这只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小插曲，近年来在官方媒体、学术会议等场合，很少提及边界问题，教科书中很少提及甚至略去了对这场冲突的记载。印度政界、议会、公众舆论虽然一直把1962年战败视为羞辱，但也提不出多少支持其边界立场的历史依据，激烈、好战的言论明显减少。此外，对待决策者的态度也差异明显。印度国内有些人把当年战败的责任归咎于尼赫鲁，甚至认为他是历史的罪人；中国虽然认为尼赫鲁对边界冲突和两国关系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仍然视他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发起者，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领导人。中国的态度和做法对于中印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发展，在官方交往、舆论动员等营造氛围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是在边界问题上不断增进互信、有效管控分歧。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印度开始实行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两国领导人增加互访，中印关系发展进一步加快，中印边界问题不断向前推进。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访华，为中印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开设了最高层对话渠道。此后，中印就边界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在若干问题上达成共识，取得阶段性成果。1991年12月，李鹏总理在中国遭受西方国家制裁之时访问印度，双方对边界问题表示了共同的关心与愿望，签署了五项协议和备忘录，两国关系向前迈进一大步。1993年9月，印度总理拉奥访华，双方签署了几个文件，其中，《关于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规定双方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是自1981年两国边界问题谈判以来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1996年11月，江泽民主席应邀访问印度，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印度，为中印发展友好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双方签署《中国和印度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1998年，两国关系因印度政府以“中国威胁”为借口进行地下核试验再次受到伤害。1999年1月，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公开收回“中国威胁”论。同年6月，印度外长辛格应邀访华，中印关系再次开始改善。2000年5月，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01年1月，李鹏委员长访问印度，双方取得许多共识。此次访问被称为“了解之旅、友谊之旅、合作之旅”，中印关系得以修复。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印关系发展掀开新篇章。双方领导人致力于促进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02年1月，朱镕基总理访问印度，双方签署了６项文件，促进了两国在多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中印关系进一步发展。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为两国合作提供了一个共同认可的框架，被视为两国发展“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纲领性文件。根据《宣言》，“双方同意各自任命特别代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得以建立，会晤内容从原来的聚焦边界问题扩大至整个中印关系。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达成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中印边界问题有了重要进展。2016年4月，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举行了第19次会晤。到目前为止，边界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根据双方达成的协定：（1）在边界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维护中印边境地区实际控制线两侧的和平与稳定。1993年和1996年两个协定签订后，中印边境地区未发生过冲突，双方边民、军队和平共处。（2）根据2003年和2005年领导人互访达成的协定规定，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不应影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双方应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通过平等协商，寻求公平合理以及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1996年之后，中印边境地区未发生过冲突，双方边民、军队和平共处。莫迪总理2015年5月访华前夕对《时代》杂志说：“中印边境并非动荡不安。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连颗子弹都没飞过。”在他访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写道：“双方确认，早日解决边界问题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两国政府努力实现的目标。”2015年8月1日，中印两军在2013年曾经对峙数周的斗拉特别奥里设立第五个边防会晤点，16日，中印边防官兵又在此地共庆印度独立日。11月中下旬，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印度内政部长前后脚互访，双方同意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决定加强军事合作。2016年1月，中印就在实际控制线一带开设第六个边防会晤点展开磋商，以强化两军之间的沟通和建立信任措施；3月发布的印度国防部报告在谈到中印边境地区时措辞和语气异常平和，称“继续和平”，“两国军队虽然对‘实际控制线’理解不同，但双方通过热线建立了会晤机制，举行了边防人员会议”；4月，中印为通过新一轮“建立互信措施”改善边边境管理就建立军事热线进行的会谈取得突破性进展，印度国防部长称“对华关系是印度最优先处理的事务”，印度“致力于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李克强总理4月21日会见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时表示，要继续从中印关系大局出发，探讨通过外交途径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边界问题；在找到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前，一定要管控好分歧，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这也可以为两国深入推进经贸合作提供稳定的预期。他还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动荡更加突出；中印两个最大新兴经济体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对世界是鼓舞，对亚洲是带动；双方要珍惜和维护好两国关系发展势头，充分发挥经济互补优势，开展多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发出中印携手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发展进步的积极信号。多瓦尔表示，印中关系取得了积极进展，两国既面临发展经济的艰巨挑战，也拥有开展合作的巨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深化经济、安全等各领域合作，妥善处理边界问题，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处理南亚地区关系更加冷静、务实 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中印两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南亚地区一向被印度视为其势力范围。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尽管中国本着平等互利、坚持原则的方针发展与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等南亚国家的关系，但印度却高度敏感。随着中印关系的明显改善，印度对中国发展与南亚国家的关系反应渐趋冷静，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更加务实。目前中印两国在南亚地区有竞争，但难言对抗。 中国与巴基斯坦经济、军事、外交关系密切，但在处理印度最为敏感的克什米尔问题时一向坚持中立原则，在涉及印控克什米尔时谨言慎行，中印关系缓和后还在印巴之间作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印度虽然对目前正在推进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心有不悦，但也很少有过激言辞。有印度媒体对2015年6月中国潜艇首次访巴进行炒作，但也有印媒认为没必要对此过度解读，印度洋不是印度的“内湖”。[11] 中国西藏地区90%的对外贸易面向尼泊尔，中国对尼泊尔一直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当在情理之中，但在尼泊尔长期有着主导性影响的印度在很长时间里戒心很重，并屡屡对尼施加影响。对于印度的做法，中国并没有提出批评和指责，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为了照顾印度的心理，满足其部分要求，修改了与尼泊尔业已签署的道路建设协议，让出一部分路段给印度。2015年4月尼泊尔大地震后，中印都积极援助尼泊尔重建。10月，印度封锁尼印边境导致尼泊尔汽油严重短缺，中国应尼泊尔请求紧急提供了130万升汽油以解燃眉之急，但并未对印度的做法进行评论。 在与不丹、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的关系中，中国也基本上遵循了上述原则。近年来，印度在与邻国的关系上越来越务实，如2015年6月与孟加拉国互换162块飞地，化解了长达300年的恩怨，被称为“南亚柏林墙倒塌”之举。令人感到欣慰的是，20世纪末以来，印度政府、议会、媒体和公众对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的反应不再像以前那样敏感。如2016年印度国防部报告就与以往不同，没有直接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名。在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印度以往警惕、对抗为主调的心态逐渐被审视、竞争所替代。 域外因素对中印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小 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美国、苏联等国，曾经在不同时期对中印关系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随着中印关系正常化、两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些因素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中印关系上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1962年10月进行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决定，是在国内国际形势最困难的时候进行的。印度方面，其对华政策五六十年代多有其前殖民国英国的影子，此后由于主要接受苏联和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再加上出于共同对付中国的考虑，受这两国的影响较大。美国在1962年边界战争中先是误导印度进行军事冒险，后又向它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欲拖延战事，以图扩大美国在印度和南亚次大陆的影响。但印度独立后推行自主外交，即使在中印关系低谷时期最需要外部援助时也不接受有损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苛刻条件，与其他国家基本上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近年来，印度外交更加灵活，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基本上是基于利益原则。2015年11月，就有印媒文章直言不讳，称印度可从中日之间的经济角力中“渔翁得利”。2016年4月，有印度学者直言，“印度永远不愿公开与美国携手”，但为了平衡中国可以与美国及其盟友进行合作。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夸大、渲染中印不和甚至相互遏制、对抗的主要是日本、美国、英国等外国媒体，印度媒体则很少。如2015年5月，日本媒体称莫迪推行“近交远交”外交战略是为了遏制中国；9月初，日本媒体和澳大利亚媒体称印澳首次举行海军演习剑指中国潜艇；12月，日本媒体把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日印走近称意在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媒体把印日签署铁路和防务协议说成是图谋制衡中国。2015年5月底，在莫迪访问孟加拉国前夕，英、日、美、澳等西方媒体更是齐声炒作“中印竞争”；6月，美国媒体称中国潜艇首次访问巴基斯坦令印度不安；7月，莫迪展开史无前例的中亚之行，英国媒体称莫迪此行是为了在中亚追赶中国的影响力。印度有少数人，如空军参谋长妄称中国“遏制印度”，但多数媒体发声较为理性。如2016年4月，有印媒就中国在斯里兰卡建设港口、加强防务合作只是说给印度带来了挑战，没有使用批评性的语气，还有印媒提醒对美国要保持戒心；同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南海高调刷了存在感之后访印，大谈美印“注定要在本世纪成为战略伙伴”。印媒直言警告，说卡特此行有中国因素，印度应“睁大眼睛”不要被他国利用。美国学者也认为，美方极力拉拢印度反华多半会失望。印度防长在卡特访印几天后便前往中国访问，主要目的是落实两国在2013年达成的边防合作协议。对于美国渲染美印战略同盟关系，声称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支持印度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并未评头论足，而是胸襟宽广，泰然处之。而就在这个节点上，中俄印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晤时发表了南海问题应当通过当事国之间谈判解决的声明，支持了中国的立场。 中印之间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中印之间相互了解不对称，中国人对印度的了解要远远大于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边界争端及其导致的关系恶化对中印两国来说，都有值得总结的地方，对于两国自身的建设和发展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印度来说，1962年战败对尼赫鲁和整个国家都是羞辱，心理和战略层面的影响持续至今。中、印分别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末开始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虽然边界问题至今仍未解决，战略谋划多有不同，也存在竞争，但两国良好的双边关系至关重要，拥有越来越多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中印双边贸易额在2015年达到700亿美元，且增长趋势明显。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上利益相同或接近的方面远大于分歧，其演进前景绝对应当是双赢而非零和博弈。2015年6月，中国自1962年战争后首次开放乃堆拉山口，为印度朝圣者进入西藏提供方便。印度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此举表现出极大善意，印度也应释放出更多积极信号。不少印度媒体和高官认为，中国是发展“最好的榜样”，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都是为了建立亚太新秩序，并对全球产生影响，世界应当习惯崛起的中国；印度应积极看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其连通中亚政策应与“一带一路倡议”协调推进，不必担忧中国的战略意图，心态应更加开放，搭上中国的“丝路班车”。2016年4月，中印高层表示要妥善处理边界问题，深化经济、安全等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成为亚洲发展的“巨大引擎”。 虽然中印边界问题极其复杂，解决问题需要有长期准备，中印关系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处理，今后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我们应体认到，边界问题对中印关系的消极影响在趋向减少，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宁、寻求共同发展已成为中印两国的共识。中印两大文明古国，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最终找到公平、公正地解决复杂棘手的边界问题的方法。只要双方都采取主动行动，进一步加强交往和互动，切实照顾彼此的利益关切，妥善管控分歧，就会实现共赢。越来越多的中印有识之士达成共识：只要中印携手，亚洲大陆就会和平、稳定，整个亚洲就不大可能出现大的动荡。中印关系的和平发展，对于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英美印俄五国有关中印边界问题解密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ZD189） （此文首发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8月，上） [1]孟庆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宣部马工程重点项目《世界现代史》教材课题组首席专家，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四川大学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史、世界现代史、国际关系史，近年来致力于中印边界问题与国际关系的研究。主要著作（合著）有《战争与当代国际安全》、《英美新殖民主义》等，以及论文《中印边界冲突中的英国因素》、《英国图谋西藏“自治”与中印边界问题缘起》等。 [2]这三个管道是：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在西姆拉通知英方，称中国政府拒绝对他草签草约的行为承担责任，不会接受此种解决方案；中国政府照会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声明界务一端，不能承认；中国政府电告驻伦敦公使刘玉麟，要他到英国外交部声明：中国谈判代表陈贻范是在没有得到中央政府指示和被迫的情况下草签草约的，中国政府不能承认。 [3][印]D. R.曼克卡尔著，杨双举、王鸿国译，范名兴校，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编印：《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7—8页。 [4]见印度军队官方历史记录：《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秘密，第一章“北部边界”。 [5]Boundaries between India, Tibet and China,1950，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 FO371/84464。 [6]见印度军队官方历史记录：《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一章“北部边界”；《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31页。 [7]《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1958年12月14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以下简称《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1960年，第192—195页。 [8]《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12页。 [9]见印度军队官方历史记录：《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二章“中印冲突的起源”。 [10] 《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总理的信》（1959年1月23日），见《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177页。 [11] 见《环球时报》2015年6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