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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马克•希恩（Mark Hearn）/文 （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历史学家） 孟钟捷 /译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学术研究》2013年第12期 [摘 要]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对澳大利亚的历史做出了多种叙述，这些叙述或拥抱或挑战民族认同和民族建构的神话。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厄内斯特•斯考特围绕“自由天赋”的概念， 建构澳大利亚民族起源和特征的基本框架。20 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反复通过 “后设叙述”的方式，探讨同伴之谊、白澳和战争牺牲等主题，独特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由此产生。此后，这种建构同质性民族的历史叙事遭到挑战，各种修正观念在民族认同、种族和性别等问题上彼此争论激烈。90 年代以后，围绕澳大利亚白人和土著人的历史问题，爆发了新的分歧和争论，澳大利亚的民族叙述受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 澳大利亚、 民族历史、后设叙述、民族叙述 1916年，墨尔本大学历史学教授厄内斯特•斯考特（Ernest Scott，1867—1939 年）在其著作《澳大利亚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Australia）的结尾处，以讨论澳大利亚的小说家和诗人来结束全书。在这段讨论以及该书的最后一段，他这样写道： 或许这些人的许多作品在澳大利亚之外都无人所知。 但这又怎么样呢？她拥有着自己的生活，而且很不错；他们为她撰写了她所拥有的东西；他们帮助了她的民众理解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命运和他们自己。[1] 斯考特可能已经为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们的雄心壮志提供了一种类似的评论。在整个20世纪，他们试图创造并争取对民族经历进行神话般的叙述。贝格尔（Stefan Beger，1964—）等人指出，欧洲的民族历史 “在关注它们独特民族国家的特性时，已经表现出一种十分显著的热情”，这种类似的热情也出现在澳大利亚的民族历史中。然而，它作为殖民地的联邦， 拥有着一种强烈的孤立心态。当它发现自己虽然远离可作比较的西方民族，但同样能找到通往独立民族地位的道路时，这种热情被大大强化了。[2] 澳大利亚为了经济发展和白色文化命运，而防御性地退出了亚太地区。它的民族叙述向内观察，试图从这样一种文化中发现澳大利亚特征的渊源：这种文化可以追溯到英国起源，而在仔细检查后，它又拥有着一种独特超越性的证明。 本文研究的是 20 世纪澳大利亚民族历史中在文化上具有影响力的一些叙述。它们或者拥抱或者挑战了民族认同和民族建构的神话。这些神话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厄内斯特•斯考特提出了进化式的澳大利亚—英国自由主义和进步等范式；到20世纪中叶，出现了文化上与众不同的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最近几十年，人们在民族认同、种族和性别等问题上出现了彼此竞争十分激烈的修正性观念。澳大利亚的数代历史学家们孜孜以求的主题包括：同伴之谊、平等主义、白澳、具有男子气概的进步斗争以及战争中的牺牲。在20世纪上半叶， 澳大利亚的许多历史学家都竭力用索姆斯 （Margaret R. Somers）所形容的一种 “后设叙述”（metanarrative）——即民族认同的神话——来浇灌上述主题的神话般地位。[3]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这种为同质性民族建构的需求而服务的行动，遭到了挑战。1901 年建立联邦以来，澳大利亚社会始终以经济和文化上的保护主义为特征。但现在，受到战后移民和经济自由化的影响，这种特征开始破裂。因此，挑战者希望对不断发展的民族进行更为批判性的分析。 神话是一种被高度掌控的概念，它同历史研究保持着关联：正如科林斯（Rebecca Collins）指出的那样，“神话和历史是被特别建构为接近过去的正反两种途径”。假设传说与事实也许可以协调一致地解释过去，显然是暗示真实与虚构同样可能解释了相同的历史事件。不过，正如科林斯所辩称的那样，神话不可能通过对历史（特别是民族历史和民族认同历史）的思索而被轻易地驳回。所有的历史都包含着神话的一些成分。这反映了一种文化团体之所以看重某种神话， 是为了强化人们所共享的价值观。[4]历史学家们撰写历史，以便同他们同时代的观众们进行交流。正如玛斯洛（Alun Munslow）所指出的，历史学家们“进行分析、做出假设、建构模式、刻画风格等行动”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它们都是为了从过去所挑选出来的叙述轨迹中建构当下。[5] 科林斯在回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 年）时总结道，所有的历史编纂都是紧盯当下政治问题的。[6] 培育历史神话，以为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当下需求而服务，在澳大利亚社会之初便已出现。阿兰•阿特金森 （Alan Atkinson）发现，到 19 世纪20 年代——此时距 1788 年白人殖民开始仅仅只有 30 年时间——已经形成了两种神话构想：这些殖民地是王室惩罚罪犯的场所； 另一种冲动则是转变这种出身，以便创造一种白人的 “无辜”文化，将之视作英国成就和自由的理想在新土地上的延伸。后一种神话是由威廉•查理斯•温特沃斯（William Charles Wentworth，1790—1872 年）在1819 年出版的《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统计、历史和政治描述》（Statistical,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Description of the Colony of NewSouth Wales）中提出的。这是第一本由一位土生澳大利亚人所撰写的历史著作。温特沃斯的父亲是一位寻求正义的罪犯，并在殖民地精英阶层拥有一席之地。[7] 不过，温特沃斯富有创造力的倡议仅仅得到了时断时续的响应。 当时， 职业性的支持者还付之阙如， 直到 19 世纪 50 年代后才发展起来的大学体制缺少研究基础。在整个19 世纪，零星出版的历史著作都显示了作者对于白人进步的欢庆之情，同时却对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所受到的苦难视而不见。这一点反映在威斯特 West）于1852 年出版的《塔斯马尼史》（History of Tasmania）中。始终如一的主题是去论证：澳大利亚白人逃脱了不列颠令人窒息而欲罢不能的贵族结构，并得以发展出一种奇特的自由而民主的社会。约翰•邓莫尔•朗（John Dunmore Lang， 1799—1878 年）的《 新南威尔士的历史与统计报告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ccount of NewSouth Wales）在 1834—1875 年间定期更新。他在 1852 年又出版了《为了澳大利亚金色土地的自由和独立》（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for the Golden Lands of Australia）。这两本书都强调，澳大利亚可以中断这种帝国联系，在南半球建立一种蓬勃发展的共和国。[8]澳大利亚人考虑到他们的文化和种族根源，最终对他们在帝国中的地位做出了妥协。1901年，殖民地联合起来组成了澳大利亚联邦。但与此同时，他们仍然拥有着一种文化和民族的使命感。联邦成立后，自由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们转到了解释和论证这种神话般要求的工作中。 一、 自由天赋： 塑造民族历史 在本文中所讨论的不少历史学家，或许会对任何暗示他们的历史著作包含政治化的神话制造之说，感到气愤。厄内斯特•斯考特受到兰克的经验性历史主义和排他性理论的影响，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去竭尽全力地恢复事实，以澄清澳大利亚人的故事。[9]但是，《澳大利亚简史》这本在 20 世纪出版的首部重要著作，却搭起了有关澳大利亚民族神话起源和特征的基本框架。 斯考特希望解释的是：来自于英国的种族起源及其伴随产生的自由理念遗产，究竟是如何创造性地在澳大利亚繁荣起来。澳大利亚人获得了“最为自由的自治馈赠。早在依赖于母国的殖民地历史中，自治政府便已经得到保障”，因而“纯种不列颠的”澳大利亚人已经“被放任自流地为其自己的命运而奋斗”。正因如此，澳大利亚成为 “……尝试自己的种族天赋， 以适应和征服困境的地方”。[10]斯考特自己便是这种适应天赋的产物：他是私生子、没有学位的移民，起初获得记者的工作， 出版过一些有关发现和殖民澳大利亚的著作，直到1913 年，他才在墨尔本大学获得历史学的教席。[11] 在斯考特有关澳大利亚认同的理想化观念中，他对澳新军团于1915年4月5日登陆加里波利一事所做的观察，最为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当英国在1914年8月陷入到一场同德国的战争时，澳大利亚人 “立即武装起来”，支持帝国。澳新军团的登陆仅仅早于斯考特的 《澳大利亚简史》 出版之前一年。虽然斯考特只是在结语中做出了一些评论，其中大约在“帝国联系和澳大利亚精神”之间做出了连接，但他却竭尽所能地把这场战役推向神话。斯考特强调指出，澳新军团及其牺牲是注定的命运，并早已在亨利•劳森（Henry Lawson， 1867—1922 年）的民族主义诗歌中有过预言。他认为，诗歌是沉思的古典和“缪斯”式的艺术形式。对于希腊神话学的思考，便赋予了诗性或艺术性的灵感，赠与了记忆和语言的礼物。“缪斯的泉水”在澳大利亚“连续不断、丰富充足地”流动着，并从亨利• 劳森“发自内心的热情中” 喷涌而出： 他那充满阳刚之气的 《澳大拉西亚之星》（Star of Australasia） 的一些片段，如同真实的预言信条那样响起。这首诗出现在澳新军团之名熊熊燃烧的 25 年之前： ……我告诉你，南十字星应该会升起——在可怕的战争阴云之中。 澳大利亚人正在完成一种古代的命运，其方法是通过在战争中牺牲自己，用斯考特引用劳森的话来说，去“为一个正确或伟大的错误而战”。[12] 斯考特在他的《澳大利亚简史》中，试图解决澳大利亚人的眼前问题。他通过认同人们所分享的英国起源观念，来提供了一种让人打消顾虑的熟悉感觉，并且十分自豪地论证，澳大利亚人是如何通过面对战争苦难和新世界出现的发展挑战，来证明自己值得拥有他们所继承的传统。斯考特以澳大利亚民族的名义， 界定和表达了这种神话般的历史， 并且将之反过来嵌入到大众的想象中：这本《澳大利亚简史》成为大学生和一般民众的标准读物，并且在 1916 年到二战爆发期间多次重版，在 10 年间卖出了4万册。[13] 在斯考特有关进步和牺牲的神话中，第一代澳大利亚人被欧洲式进步的残忍潮流所影响。他只是简略地描述过“土生种族被消灭”是如何残忍、可恶和不可避免。[14] 他几乎没有提到英国基督教徒多数派和爱尔兰天主教少数派之间在教派与种族方面的矛盾。 在他对于澳大利亚特征的颂扬中，基本上具有性别倾向，并被简单地视作理所当然。这种倾向体现在：男子气概式地征服领土，而且对军事上牺牲予以崇拜——因为这些牺牲是为了女性化的民族和帝国母国。斯考特的 《澳大利亚简史》 在对殖民化和定居过程中的合理化缺失不置一词， 而且还建立了一种澳大利亚历史编纂学十分熟知的模式。这种模式在20 世纪一直受到推崇。它所坚持的那种种族和男性优先权的神话界定了白色 、不列颠的澳大利亚文化的后设叙述。 斯考特的《澳大利亚简史》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文本，得以把澳大利亚历史建立为历史研究的合法场域，并且使之受到欢迎，进而成为不可抗拒的叙述，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过，直到10 年之后，斯考特才在 1926 年设立了名为“澳大利亚历史”的课程。该课程是试图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研究置于帝国的背景之中，这也是这种课程首次由澳大利亚大学来设置。不过，斯考特显然并不认为，他可以按照《澳大利亚简史》中所形容的那条民族建构路线，来组织这一课程。[15] 在悉尼大学，乔治•阿诺尔德•伍德 George Arnold Wood，1865—1928年）已经着手扩展澳大利亚历史编纂学的研究视野。伍德像斯考特那样，也是一位英国移民。不过，他最初便在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被训练为一名历史学家。在牛津，他受到兰克方法论的影响， 被鼓励去挖掘第一手材料。当他在 1891年获得历史学教席时，他是一位热情的自由主义者，深信历史必定照亮当下，并将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塑造未来领导人的价值观。[16]尽管伍德工作繁忙，有时还同悉尼大学的领导层存在矛盾，但他仍然主持设计了一种在研究生层面上超越英国史和欧洲史的教学大纲；但他本人仅仅在 1925年教授了一次有关澳大利亚历史的研究生课程。他鼓励研究生去钻研澳大利亚历史，获取第一手材料。1910 年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的开放，他自己在 1914—1925 年间参与到出版《澳大利亚历史档案集》（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Australia）的项目中，两者都方便了研究生去获取第一手材料。那些记录早期殖民时代的官方档案，为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研究资源。[17]在 20 世纪初，当历史协会在不同州成立起来，各自出版自己的期刊时，白人进步故事的研究获得了加强，并得到了优先权。[18] 1922 年，伍德出版了《澳大利亚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Australia）。这是一本发现澳洲大陆方面的开拓之作。同年，他又在《皇家澳大利亚历史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ustralian Historical Society）上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讨论白澳起源于一个罪犯流放地。伍德对避免讨论羞耻罪犯污点的已有倾向提出异议，思考了被大多数体面澳大利亚人深觉尴尬之事。伍德辩称，这些罪犯只是犯了“低等级的一般罪行”，但是国家以保护业已腐败的英国贵族体制的利益为名，把他们运送到澳大利亚，而他们在民族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穷凶极恶的罪犯们继续呆在英国，而被他们迫害者，无辜却拥有男子气概之人，建立了澳大利亚的民主——这难道不是清楚的事实吗？”这些罪犯体格健壮，而且都是男性， 这两个因素都是民族建构所需要的。澳大利亚人在加里波利和西线的牺牲，证明了罪犯的血统所产生的澳大利亚人，已经 “证明自己拥有着不列颠种族中最伟大、最高贵的灵魂”。伍德及时返身，找到了为他所欢迎的那种自由民主的民族主义的辩护之词。[19]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澳大利亚历史进行自由主义解释的最为精到的表述，来自于R. M. “马克斯”•克劳福（R. M.“Max”Crawford，1906—1991年）和基斯•汉考克（Keith Hancock，1898—1988年）。克劳福曾是伍德在悉尼大学和牛津贝利奥尔学院的学生。1937 年，他接过了厄内斯特•斯考特在墨尔本大学的历史学教席，着手建立了今天被人们熟知的墨尔本历史学派。 克劳福改革了历史系的教学大纲和中学历史课程大纲，以便把一些澳大利亚历史研究加入其中。他还扩大了该系的规模，提高了它的研究能力：墨尔本学派开始把 “历史学呈现为一种真正自由的教育”。[20]在悉尼大学，斯特芬•罗伯茨（Stephen Roberts，1901—1971 年）也推动了类似的大中学历史大纲的改革，让澳大利亚研究从中受益，不过其程度还未达到墨尔本大学的水平。罗伯茨本人对欧洲史感兴趣，因而并未赋予民族历史以优先地位。[21]1940 年，《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的创立，同样促进了该学科的职业发展。[22] 克劳福提出了一种对于历史的“概览观”。它既突破了传统的经验主义，又与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分手，而是发展成为一种精到的自由人文主义。1939年，克劳福辩称，历史学家们必须参与到复杂的人类行动和冲突中，并承认人类的力量——这是考证分析的过程和道德评价的宣言。 历史学家应该成为哲学家。[23] 克劳福希望开发包括自己研究领域在内的新领地。《我们自己和太平洋》（Ourselves and thePacific）把太平洋地区的历史引入到澳大利亚的观众面前。克劳福和他的合作者在 1941 年出版该书时，正值日本对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征服快速推进，澳大利亚面临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们邀请澳大利亚人思考自己在世界中的地理位置，而不是沉溺于想象中的不列颠母国：“今天， 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不再怀疑，他们的命运受到了这样一种事实的影响， 即它们处于同中国、日本、美国和俄国相同的大洋之中。” 但是，正如《我们自己和太平洋》一书所承认的那样，对于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国居民的移民限制，有助于英国人在澳大利亚人命运之中的统治地位。把华人移民排斥在外的举动反映了 “……（澳大利亚人）把自己的需求投射在太平洋之外， 而去保存自己的欧洲特征”。[24] 克劳福提出的一种神话是被澳大利亚体验所转换的欧洲特征。他颂扬一种非浪漫类型的个人主义特征。 这种类型是通过定居和战争的挑战而保存下来的， 并由此塑造了一个民族： “澳新军团的英雄主义同早先开拓者的勇气和耐力并无二致。澳大利亚之所以成为（在加里波利）的一个民族，正是因为她首次被赋予了作为一个民族所负有的使命。”[25]克劳福在其1952年出版的《澳大利亚》（Australia）一书中，第一个使用“澳大利亚神话”这一术语，来描述来自于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民族神话”，以满足把澳大利亚体验和成就同那些欧洲“旧世界”区别开来的需求。[26]他形容澳大利亚人在碰到内陆的困境时，总是带着一种“尝试”的意愿，通常显现出人类自负的傲慢一面，但最后却会演变为一种愤世嫉俗、同时又是冷峻的幽默。[27]这种对于澳大利亚人类型的刻画，恰好同克劳福的自由主义相互融合。澳大利亚人珍惜他们的自由独立，并希望建立一个以自由独立而感荣耀的民族： 澳大利亚民主的本质在于一种在个人的光芒之下不考虑身份思想的信念。对于国家行动的要求，也是部分从这种信念中得到支撑：即保证机会的平等、公平而理性的生活、政治权利。在澳大利亚的民主里，对于国家干预的需求，简言之，通常是其自由主义的一种表达。[28] 克劳福知道——这一点判断来自于科林斯——他正在扭曲真相，为过去制造一种神话般的解释，以强化澳大利亚人所分享的那些价值观。正如克劳福在上面引文之后所指出的那样： “澳大利亚的神话并不必然是澳大利亚人的一张画面；但它是一张理想的画面，这种理想已经在澳大利亚占据统治地位，而且理想至少可能也参与到形塑特征的进程中。”克劳福希望，他对于民族神话的传播，将在形塑民族特征中扮演自己的角色。克劳福在其讨论结束时指出， 当澳大利亚面临战争的考验时，澳大利亚特征中的那种清晰无误的英雄主义得到了最终证明。于是，正如在他之前的斯考特那样，克劳福再次强化了澳大利亚神话的这一经历。他从查理斯•比恩（Charles Bean，1879—1968 年）有关1918年澳大利亚帝国军队在法国的历史著作中，引用了大段论述澳大利亚士兵的个人主义品质的文字。 人们可以理解的是，克劳福愿意遵从一战中澳大利亚的一位官方历史学家。查理斯•比恩曾经是澳新军团神话的一个坚决支持者。他不仅在 1916年编辑出版了一部多卷本的历史著作 《澳新军团书》（The Anzac Book），而且还在 1921—1942年间完成了多卷本的 《1914—1918 年战争中的澳大利亚官方历史》（Official History of Australia in the War of 1914-1918）。同时， 他还主张在首都建立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1941年，该馆开放，而且还包括了事实上一个颂扬澳大利亚军事英雄主义的、独一无二的博物馆。[29]比恩自己还收集了许多来自于战场英雄主义的手工艺品： 他曾经作为一名前线战争通信员，从加里波利战役开始到 1918 年德国人投降，一直同澳军在一起。克劳福所挑选的片段，包括了所有体现澳大利亚人个人主义、平等主义和同伴之谊的那些其他混合物的关键因素，而它们正是比恩在战争中所强烈体验到的。1918年，比恩这位澳大利亚“挖掘者”在一篇读起来似乎像证词的文章中指出，这些“无可救药的、平民化的”澳大利亚士兵坚持自己的志愿兵身份，几乎倔强地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权利，拒绝接受 1916—1917年举行有关征兵的全民公决。这位挖掘者从未真正服从军事纪律，但他却同士兵同伴们联系紧密——“一个人必须花费所有代价‘同其战友站起一起’”。他拒绝使用英国人的“社会阶层”划分（这种划分曾在英国军队中颇为明显）；澳大利亚士兵“……仅仅知道一种社会视野，那就是种族” ——甚至连澳大利亚的军官们或许也被归入此类。因此，比恩总结道，澳大利亚人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主人”。[30] 比恩信奉平等的自由主义，是斯考特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之逻辑发展。历史学家基斯•汉考克是斯考特在墨尔本大学的学生之一。他开始注意到，澳大利亚人十分擅长于用一种讥讽的目光来看待自己和他们的国家。汉考克在20世纪20年代到剑桥大学继续学习。当他浸淫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中时，他的分析出现了更为锐利的棱角。这位年轻人所面临的矛盾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批判性——这种矛盾一方面是英国和澳大利亚地区的都市文化，另一方面是他试图不顾现实体验而去考验澳大利亚民族生活的那种理想化特征的冲动。[31]汉考克在其1930 年出版的《澳大利亚》（Australia）中，用“知识的冷静”来同对于澳大利亚民族的“情感依附” 做斗争，以提出一种创新性的解释和结构，并将之聚焦于主题，而非编年史。[32]汉考克别出心裁地使用了一种用语，挑衅性地澄清、同时也是重新界定了民族叙述——殖民地的澳大利亚人曾经是 “移植过来的英国人”，他们变成了“独立的澳大利亚不列颠人”。 在汉考克的评价中 这种特征并非是坏事：“对于澳大利亚人而言，并非不可能的是，他们从一种光辉的文学作品中获得滋养，又在古老的记忆中徘徊。他们可以同时爱上两种土壤。”[33]汉考克提供了一些针对同伴之谊和平等主义神话的敏锐观察结论：当澳大利亚人“无法忍受压迫、同情失败者”成为吸引人的特征时，他们或许竭尽全力地创造了一种非黑即白的庸人式文化，“对于平等公正的情感可以轻易地变酸，成为对于那些获得额外礼物者的忿忿不平……‘同伴之谊’的理想……不仅来自于（澳大利亚人）渴望增强谦逊和驯服的性格，而且还来自于他们试图把强者拉下宝座的热情。”[34] 汉考克是第一位对民族建构方案提出尖锐批判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而这种方案曾经是联邦政府继承下来，通过一系列措施而孜孜以求之的对象。这些措施包括：对非欧洲人的移民限制、关税保护、强制性地调解工业纠纷、包括旧时代养老金在内的社会福利制度。汉考克总结道，澳大利亚人“对国家存在着过度的依赖”。[35]他辩称，澳大利亚人寻求的是“财政上”和种族上的双重保障。在这种保护主义的文化里， “白澳政策是其他每一项澳大利亚政策不可回避的前提”。[36]白澳已经成为民族认同的核心防御因素）。在汉考克看来，这种观念维护了对于非欧洲人的限制：“（澳大利亚人）感到害怕的，并非其他种族提出的物质要求，而是其自身文明的解构和蜕化。他们为自己继承了自由体制、有权自治和自由决定自身命运而感到自豪。”[37]汉考克并没有忽视所谓 “土著种群消失的自然进程” 的虚伪之处。正如他在形容开拓和田园牧歌式扩张进程时，直截了当地指出，“对于澳大利亚的入侵”对土著人产生了“毁灭性的” 影响。“澳大利亚民主是真诚友善的，但它首先关注自己的事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想起那些被它所驱逐的原始人，然后为他们注定的消逝留下几滴鳄鱼的眼泪。”[38] 汉考克相信，关税保护必须进行研究，其原因不仅在于经济，而且还在于它的“情感与意识形态的倾向”。[39]他的分析受到了同时代人爱德华•沙恩（Edward Shann，1884—1935 年）的影响。后者在 1930年出版了《澳大利亚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Australia）一书。[40]汉考克如同沙恩一样，批评了保护政策的财政影响。此外，汉考克还对该政策的文化结果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澳大利亚的保护政策是一种 “信仰和教条”，它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因为它不可抵挡地唤起了澳大利亚民主最为炙热的情感”。[41] 总理阿尔弗雷德•迪金 （Alfred Deakin，1856—1919 年）在 1905—1908 年间的新保护方案，已经取得了刚成立的澳大利亚工党的支持。该方案通过承诺向制造业工人提供“公平而合理的”工资，来换取工党对关税政策的理解。即便到20 世纪20 年代，关税保护政策已经导致了严重后果，但是澳大利亚人仍然不愿意放弃该政策，将之视作其生活标准的保障，作为抵制“节俭且无道德原则的外国人” ——尤其是北部人口稠密的亚洲邻国——的堡垒。[42]这种对于保护主义的“悠闲”和理智上的懒散信念，同样使澳大利亚人倾向于父权主义式的、功利主义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到 20 世纪 20 年代，工党已经成为这种想法的主要宣传者。[43] 汉考克认为，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成为“自我实现的工具”。借助这样的政府，澳大利亚民族试图……把国家的集体权力用于为个人权利的服务中”。[44]尽管澳大利亚人存在着这种对于国家干预的过度热情，但汉考克认为，澳大利亚的民族使命仍然在本质上是自由的，即便这种自由观是病态地向内审视。提姆•罗什（Tim Rowse）曾经把汉考克（的理念）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认为他在贸易和工业关系中是一种自由市场观念的鼓动者。他还指出，这种想法正是汉考克文本的核心主题，但却没有被大部分人所发现：“《澳大利亚》一书与众不同处是它的精妙安排。这种安排使其政治和经济意义隐藏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对澳大利亚文明和民族地位的公正调查之中。”[45]罗什是从20世纪70年代的“新左翼”观点出发进行论述的。他辩称，汉考克试图在经济危机期间（大萧条）保卫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资本利益。不过，正如罗什含蓄承认的那样，看上去，汉考克仍然希望，澳大利亚人有朝一日会实现与众不同的民族特性的“精神成就”——这种期待迫使汉考克信奉 “激进的自由主义”，以此作为迫使澳大利亚人脱离经济依赖习惯的手段，但与此同时，他仍然毫无变化地支持澳大利亚继续依附于英国。[46]正是因为汉考克继续保持着自己的期待，认为一个成熟而自由的澳大利亚社会拥有未来的潜力，所以梅留什（Gregory Melleuish）指出，汉考克实际上并没有使他的分析推向其逻辑结论——即认为保护政策或许也同样是一种自私。汉考克自己导致了这样啼笑皆非的评论。[47]当汉考克的评论出现时，这种对于澳大利亚孤立主义和“同质性平等社会”的尖锐言论，并不适合一个当时正陷入20 世纪30年代初日益恶化的国际性经济大萧条的国家。大萧条业已鼓励各国（也包括澳大利亚）建立更高的关税壁垒。[48] 《澳大利亚》一书对接下来数代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激起了他们重新审视澳大利亚特征的灵感，当然也引起了反对这些观念的呼声。[49] 二、 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克拉克的 “反对革命” 梅留什注意到，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万斯•帕尔默（Vance Palmer，1885—1959 年）和奈提•帕尔默（Nettie Palmer，1885—1964年）影响了汉考克的《澳大利亚》一书，帮助他建构起“土气的澳大利亚在创造一种生气勃勃的现存文化时遭遇失败的画面”。[50]汉考克对民族文化进行了严厉而现实主义的评价，而万斯•帕尔默在 1954 年发表的《九十年代的神话》（The Legend of the Nineties）一书寻求复活神话的那种转换力量。在澳大利亚的背景中，激进的民族主义历史学指的是一种左翼的、平均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视角，由帕尔默提出。《九十年代的神话》一书聚集于那些曾经赞赏囚犯、士兵和丛林工人对于经济公正与政治权利进行斗争的作家们。“这种梦想时代的重要性在于，它把澳大利亚人的目光转向自己，迫使他们发现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帕尔默认为，这种“神话建构”在任何复兴激进且民族主义的意识活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人们早已说过，直到他们浸淫在神话之中，改变周围的自然风貌，他们才能在任何环境下都真正地感到如同在家中一般。”[51]帕尔默希望利用神话，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叶反动的冷战气氛中，同时又在消费主义看来已经消除激进遗产的力量之时，去激发一种新颖而别具一格的澳大利亚文化活力形式。 布莱恩•费茨帕特里克（Brian Fitzpatrick）研究过澳大利亚的经济和劳动生活，对帝国关系进行了批判性的考查。在其研究中，他已经提供了具有分析深度的激进民族主义。他主要关注了被历史学家（如克劳福和汉考克）忽视的阶级关系和结构性不公正形式，辩称澳大利亚人实际上并非是其自己生活的主导者。据称，“老左翼” 历史学家们主要在二战后的岁月里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如同穿着制服的年轻人那样，发现了文化传统”。[52]一个记者之所以无法确保获得学术地位，正是因为他的左翼政治立场和酗酒问题。费茨帕特里克提供的文本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混合物 （澳大利亚的历史编纂学实际上至今为止对此一无所知）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费茨帕特里克在战争年代便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英帝国主义和澳大利亚》（Brit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1939）、《澳大利亚劳工运动简史》（A ShortHistory of the Australian Labor Movement，1940）、《澳大利亚的英帝国》（British Empire in Australia，1941）和《澳大利亚人》（The Australian People，1946）。这些著作可能对此后几代经济史学家和劳工史学家都产生了影响。[53]费茨帕特里克是把劳工阶层置于民族历史核心地位的第一位历史学家，而不是仅仅暗示它的重要性，却只是视之为次要角色。 费茨帕特里克的分析还牵涉到浪漫主义：在 1956年出版的《澳大利亚联邦》（The Australian Commonwealth）一书中，他描写了工人阶级是如何在反感不必要的对话（大多数的话题是 “不值得讨论”）和不愿制造英雄中，将他们的沉默特点加入到民族生活中的：“澳大利亚人不把任何人视作英雄，也不崇拜任何偶像，除非他是罪犯、奈德•凯勒（Ned Kelly，1854/1850—1880年）[54]或卡宾（Carbine）这种马而已。”[55]罗宾•古兰（Robin Gollan，1917—）是战后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也是深受费茨帕特里克影响的人之一。[56]他在1960 年发表的《激进分子和工人阶级政治》（Radical and Working Class Politics）中拾起了劳工运动介入民族生活的话题，并把劳工的出现视作“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 指出他们主张移民限制和英帝国内的强大防御政策，已经从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转向拥护白澳政策。[57]曼宁•克拉克（Manning Clark，1915—1991 年）同样认同费茨帕特里克的开拓性著作。[58]不过，在 1954 年，克拉克却把费茨帕特里克形容为一位 “失望的激进分子”，（因为）后者抱怨现状，对工党的沦落进程感到困惑——工党已经从一种 19 世纪 90 年代“为人类重生而战” 的纯粹力量，沦落为仅仅关注夺取政治权力的机器。克拉克嘲笑道：“这让绝大部分的劳工史读起来像堕落妇女的故事一般。” 人们还是需要一种更为冷静缜密和理解人类特性的历史。[59] 在帕尔默出版《九十年代的神话》的同一年，曼宁•克拉克对该书的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 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一次讲座中宣称，澳大利亚的历史需要重写， 而且这一使命尤其需要强调 “这一代人的问题和愿望”。[60]克拉克曾经是克劳福在墨尔本大学的学生之一，又曾作为奖学金获得者，留学牛津。但是，他与克劳福和汉考克不同，在战前英国深受阶级困扰的经历中变得意气消沉。1938 年在纳粹德国黑暗之中的一段简短经历，又增强了他的悲观主义。1946，克劳福邀请克拉克在墨尔本开始教授澳大利亚历史。这是首次在一所澳大利亚的主要大学中系统化教学澳大利亚历史。一种高度严肃的精神最终促使克拉克奋力重写民族历史。[61] 在 1946—1954年间，克拉克通过编辑数卷一手档案材料，对澳大利亚历史的研究重点以及他自己项目所涉及到的范围，有了清晰的了解。[62]这种开拓与重新思考的进程最终汇集成一次讲座，而这次讲座也显示出克拉克在其工作中体现出来的精明老到的智识。“重写澳大利亚历史”同时也准备了许多修辞上和象征性的策略，让克拉克得以用于自己的著作《澳大利亚史》（A History of Australia）中。在1962—1987年间出版这6卷本著作的进程时，那些策略逐渐从创造性的修正工具，转变为他自己的神话图腾。克拉克不仅希望去解释澳大利亚人的故事：如同伊万•卡拉马佐夫（Ivan Karamazov）[63]那样，克拉克希望 “待在那里，然后每一个人突然明白他们全力以赴所支持的对象”。克拉克不赞成澳大利亚历史编纂学全力以赴所支持的对象：他宣称，自由理念 “破碎了”，并控告大学生产了这种理念最为顽固的捍卫者。[64]他是一位失望的理想主义者。看上去，他无法确认新的道路，而是回头找到一段19世纪90 年代的布道——其作者是帕特里克•莫瑞 （Patrick Moran，1830—1911 年）红衣主教，并将之视作当代幻灭的一种隐喻：“从很多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毁灭的时代”。[65] 尽管克拉克试图在历史中寻求安慰，但他仍然宣称此举是为了强调新一代历史学家存在的问题，因为他们被迫放弃“过去中更为舒适的东西”。[66]他们不得不放弃汉考克对澳大利亚人平庸的嘲笑，放弃那种把欧洲视作“创新中心”的信念。历史学家不得不去发现“天主教世界观与基督教世界观”之间的张力，正如这种张力确实显现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之中那样。他们不得不放弃伍德对于囚犯的自由式浪漫主义（想象），（因为）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职业罪犯：“让我们还是去考查这些罪犯的习俗和价值观吧”，这不仅是其著作的呼吁，也成为随后几十年间出现的囚犯史的丰富领域。[67]克拉克揭示了激进民族主义解释中的弱点：历史学家必须超越不假思索地对于“同伴之谊” 的欢呼， 将之作为一种特殊类型历史背景下的现象来看待——这是19 世纪的丛林生活——并且认识到，“那种认为同伴之谊是对环境的一种回应的信仰，几乎已经全部消失了”。而且，同伴之谊有助于谋划白澳政策，是一种与世隔绝式的民族主义。为了强调新一代的问题，克拉克认为，澳大利亚历史必须由“那些明白人类特性的人”、并可以竭尽全力研究 “某些宏大课题来照亮我们的黑暗大地”之人来编纂。[68] 人们称赞克拉克的分析在澳大利亚历史编纂学中促成了一种“反对革命”的趋向。克拉克当然把自己塑造为一位预言家。[69]克拉克的著作不是此前出版的单本短小历史作品。他的大部头作品强调，澳大利亚历史值得如史诗般仔细观察。克拉克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他如戏剧般地在其历史著作的第1卷中，引用了从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 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1821—1881 年）的名言警句，来作为信号。他的著作研究了天主教和基督教在新土地上的冲突，进而面对启蒙运动对信仰的挑战，随后这些张力出现在个人和集体经历的困境之中。[70]这些话题使他的历史著作完全不同于此前以及同时代人的作品。在当时看来，克拉克叙述的民族历史远远超越了该民族的本身，提高了该民族历史与澳大利亚的地位。 激进民族主义的同伴之谊故事在罗索尔•沃德（Russel Ward，1914—1995年）的《澳大利亚神话》（The Australian Legend）中发现了他们最大的同质性和具有说服力的论断。该书以其精到之处，对克拉克的批判提出了挑战。《澳大利亚神话》出版于1958年，它沿着19世纪丛林工人从其囚犯先辈中发展的足迹。沃德同费茨帕特里克及古兰一样，其著作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夹杂之物，而且还受到了一种愿望的促动——这种愿望是重新评价丛林工人在锻造独特澳大利亚认同中的角色。沃德总结说，他培育了一种神话，但这种神话经过了他的深刻论辩，表现了澳大利亚人的真正经历。这种有价值的神话应该允许存在： 根据这种神话，“典型的澳大利亚人”是一位实践者，举止粗野而敏捷，对于其他人的任何矫揉造作的表现都会飞快地予以谴责。他是一位伟大的即兴诗人，总是愿意做任何事情……他是一位感情热烈的独立行动者，痛恨多管闲事者，反对权威，特别是当这些品质反映在军官和政治家之时。不过，他非常热情友好，而且从根本上而言，他愿意任何时候都容忍自己的同伴，即便他认为他们或许做错了。[71] 在这里，人们可以听到比恩称颂士兵的回声，可以看到类似于汉考克辨识同伴之谊的可怕的社会氛围。英格里斯（Ken Inglis，1929—）已经注意到，“历史学家们把同伴之谊置于民族经历的核心地位”。[72]沃德再次评价了神话对于正在转变之中的澳大利亚民族的意义：“尽管一些剪羊毛工现在据说已经使用无线装置的电动剪毛机，但是‘高尚的丛林人’对澳大利亚生活和文学的影响， 现在仍然十分强烈。”[73]沃德的再评价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所接受。尽管也偶尔出现过一些怀疑的作品，但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对于同伴之谊作为阳刚或民族认同的一种形式，其意义再也没有遭遇到任何严厉的质疑。 三、 新左翼与澳大利亚神话的性别化 10 年后，汉弗莱•麦克奎恩（Humphrey Mcqueen，1942—）的《新布列塔尼亚》（A New Britannia，1970）拒绝接受沃德的同伴之谊神话以及劳工运动对民族建构的贡献。工党屈从于 “资产阶级文化充满诱惑的乞求”，在国会中背叛了工人阶级；工会怯懦地求助于国家支持下的强制调解体制，而不是寻求革命行动。劳工运动拥抱了白澳政策，确保了这种种族主义成为 “澳大利亚民族主义中最为重要的单一元素”，并沉浸在一种谄媚巴结其帝国纽带的文化之中。[74]《新布列塔尼亚》是新左翼的尖锐表达，对已经形成的澳大利亚历史编纂学形成了挑战，并为一种对澳大利亚民族历史编纂学的异质性重新思考和对民族神话的审查提供了基础。康奈尔（R. W. Connell，1944—）和埃温（T. H. Irving）的《澳大利亚历史中的阶级结构》（Class Structure in Australian History，1980）和罗什的《澳大利亚的自由主义和民族特征》（Australian Liberalism and National Character，1978）提供了两份新左翼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最为一致的批判；“老左翼” 浪漫主义的口吻被阶级结构、工人统治阶级的“霸权”和盛行的自由意识形态所取代。[75] 米利亚姆•迪克森（Miriam Dixson，1930—）的《真实的马蒂尔达》（The Real Matilda，1976） 提供了一种对于澳大利亚同伴之谊文化的尖锐分析，认为这种文化用“蔑视”和“野蛮”的方式对待女性。女性被排斥在工作场所和政治生活之外，因此也被排斥在民族历史之外。迪克森针对沃德的典型澳大利亚人的神话，揭示出澳大利亚民族认同中“目无女性” 和 “特别受限的男性阳刚风格”。[76]迪克森如同其同时代的新左翼那样，拥有着一种显露的政治抱负：挑战占据优势的澳大利亚权力组织机构和机制，创造“一个具有更少暴力型的竞争性社会”，以此来反省男性霸权。显然，这种方案不仅需要重新塑造机制，而且还需要一种新的语言：《真实的马蒂尔达》便包括了“一些词汇”，来解释那些对于“妇女和认同”进行新理解的“非同寻常的”概念，例如“雌雄同体”（androgyny）、“大男子主义”（machismo）、“父权社会”（patriarchal society）和“角色模型”（role model）。[77]《真实的马蒂尔达》 出版时，正值惠特拉姆（Edward Gough Whitlam，1916—）的工党政府被总督的法令驱赶下台之时，随后出现了7年的保守政府。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女性获得平等酬劳的准则已经建立起来，但是政治与文化实践中的缓慢转变则说明，自联邦拒绝承认妇女的公民身份以来，一种具有更少暴力型的竞争社会取得成果仍然未能让人感到满意。 尽管麦克奎恩和迪克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澳大利亚民族认同方面的一些重要研究仍然返回到沃德的著作和 “高尚的丛林人”神话。这一现象表明，神话仍然保留在大众的想象和历史学家们思考澳大利亚民族认同的叙述策略之中。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的《创造澳大利亚》（Inventing Aus-tralia，1981）反思了新左翼的影响，但仍然构造了对于民族认同的一种更为自觉和批判式的视角。怀特辩称，沃德在强调丛林人的民族主义因素外，也拒绝将之视作“把帝国扩张浪漫化”的工具和“逃离城市、工业文明的象征”。[78]怀特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影响甚广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更早提出类似的理论。他坚持认为，“并没有真正的澳大利亚等待人们去发现。 一种民族认同就是一种创造”。 历史学家们必须关注白人定居以来所出现的各种民族认同形式的创造者，然后提出这样的问题：“它们的功能是什么？它们是谁的创造？它们服务于谁的利益？”[79]19世纪90年代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宣扬丛林神话，将之视作从澳大利亚快速城市化的文化中逃离的方式。帕尔默和沃德试图在50年之后让这种理由重新复活。当人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灾难性的纳粹统治之后，一种主体种族的幻想已经 “导致整个有关民族类型的观念名誉扫地”。怀特强调指出，战后用多元文化主义“静悄悄地”取代了白澳政策， 是建立在战后移民连续不断的浪潮之上，它创造了一种更为成熟、也更有自制力的民族认同感。[80] 怀特当时抱着相对乐观主义的态度，去讨论一种多元文化式澳大利亚的可能性。那时，有关全球化资本的“新经济正统学说”还没有完全显现出它的潜在混乱一面。然而到20世纪末， 这些压力便显现出来。[81]米利亚姆•迪克森在《想象的澳大利亚》（The Imaginary Australian，1999）中认为，对于沃德的澳大利亚神话之拒斥，走得太远了——至少体现在它激起了一种“毫无根据的”自我憎恨式的“盎格鲁—凯尔特澳大利亚”。当公民的“碎裂化”（如失业、家庭压力、犯罪、毒品）威胁到世界各地的社会时，“对于澳大利亚生活的盎格鲁—凯尔特式的观念作为重要的一致性核心发挥着作用”。迪克森在对澳大利亚民族主义的历史编纂学进行非同寻常的比较时，接受了安德森的理论和国际上有关民族主义的争辩， 试图去解决眼下的这些困境。她指出，一种更为现实和肯定的民族认同感必须从澳大利亚的历史中得出，以便在同质性种族融入的往昔要求同民族主义的苍白空虚之间，寻找一条道路。[82]《新马蒂尔达》（The New Matilda）强调的是妇女在民族历史中被边缘化，而《想象的澳大利亚》则重新审视了女性的“复杂而自负”、实际上又属于“串谋”的角色，这尤其体现在对于民族的那种女性化的理想之中。[83] 对于民族认同的批判性反思，不仅仅是通过宏观分析而实现。《澳大利亚神话及其不满》 （The Australian Legend and Its Discontents，2000）的作者们发现了神话的不同意义。其中，或许最贴切的表述莫过于林茨•姆利（Linzi Murrie）的《澳大利亚的神话和澳大利亚男人》 （“the Australian Legend and Australian Men”）一文。他采取了文化研究和“男性政策”的视角，指出以往有关澳大利亚同伴之谊的历史编纂中明显认为性别编码是毋庸置疑的，缺少对它进行审查。他还着重聚焦于迪克森在《真实的马蒂尔达》中已经发现的“特别受限的男性阳刚风格”： 丛林人的男性阳刚之气被显著地置于同质性和男性价值观的核心地位。英雄式的个人主义曾在其他边疆男性的再现中如此重要，但在这里却付之阙如。取而代之的是男性之间的平等主义，它作为在男性同质社会群体中合法性的策略发挥作用。“典型的澳大利亚人” 不能过于脱离其同伴。[84] 姆利指出，澳大利亚神话中的同伴之谊在性别关系的层次上拥有一种双重作用：它把女性排除在外，并把“澳大利亚人”之外的男性边缘化，使得“民族”和“男性”（联系起来），且为被排斥在外的群体建立边缘区——这种神话“在群体中建立起男性的权威，并确保这种占有统治地位的男性价值观会在男性主体中一再复制产生”。如同所有好的神话那样，这种神话也被证明具有适应能力：19 世纪 90年代的丛林人同伴之谊可以进行重新铸造，以适应将之同掘金人联系在一起的需求，此后再同战争的需求联系起来。 姆利最后总结说，“澳大利亚的神话已经成为建构并论证‘男性’和‘ 澳大利亚人’在澳大利亚文化中占据统治意义的有力虚构”，并由此锻造了“同伴之谊的神话学”。[85] 1997 年，历史学家玛丽莲•雷克（Marilyn Lake，1949—）宣称，“当下，女权主义者属于最富创造力的公民身份解释者”。[86]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新左翼呼吁一种更具渗透性和分析性的历史学，以便在文化史、阶级史、囚犯史和种族关系等研究领域中，激发一连串重要的修正尝试。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对性别关系的持续修正。这种修正尝试不仅揭示妇女受到的待遇，承认她们对澳大利亚民族生活的贡献，而且还证明澳大利亚历史和民族认同中本质上所拥有的性别化特征。 在此类智识发展中，雷克是一位领导性的呼吁者。她强调，性别、种族和阶级这些概念与发现这些相互关联的概念在民族主义意识发展中表现的需求之间，存在着联系。[87] 而在这一民族里，男性观念占据优势的现状，要求研究者对那些被排斥者进行分类：雷克指出哈维斯特判例（Harvester judgement）[88]虽然建立起一种构想，要求为男性养家糊口者提供公平与合理的工资，但是它又使女性在工作场被边缘化，并通过针对土著和非白人劳工的法律歧视，来“确保白色男人的权力”。[89]不过，妇女即便被迫离开工作岗位，进入到母亲角色，但也未能剥夺她们参与到民族（事务）中的权利。正如《创造一个民族》（Creating a Nation，1996）的一名作者所言，澳大利亚的第一代性别史坚持了 “女性的力量和创造力”。 迪克森发现，雷克和她的合作者们 “赋予妇女以一种核心的地位……（作为母亲），女性并非远离民族建构，而是民族建构的核心角色”。[90]《创造一个民族》继续强调妇女在澳大利亚公私领域中的介入，揭示出妇女和儿童的关注与需求是如何塑造公共政策的——儿童通常总是与妇女联系在一起，处在民族故事的边缘地带。 如雷克和安娜•柯托伊斯（Anne Curthoys）这样的女权主义历史学家们，已经站在本民族想象边界的前方，去更好地理解它的本质与需求。雷克强调，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发展必须被视作“民族和种族的跨民族叙述”的组成部分。雷克希望把 “白色男人”的观念发展既界定为一种澳大利亚的“地域性”现象，而且也将之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中，视之为有关白色认同广泛讨论中的一部分，特别还带着那些在美国传播的种族观念。雷克还认为，这种观念又被一种焦虑感所强化，即人们对“白色男人这一殖民统治联系中所产生的形象”充满担忧，同时又受困于一个多种族国家的进退维谷之间。[91] 柯托伊斯参与了最近有关民族及其认同的跨民族争论，并且认识到澳大利亚历史的岛国孤立的特性。她指出，为了理解本民族，我们必须仔细研究围绕在本民族中所创建起来的各种认同形式——例如移民社群的概念，它强调的是对于认同和文化联系的容忍感，通过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的移民进行转移。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对于各种移民团体向澳大利亚迁徙的研究，可以发现本民族与广阔世界的关系，由此可能回头再次对“英国认同和联系”产生兴趣。[92]当然，向内看的传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阿兰•阿特金森重新思考了欧洲在澳大利亚的殖民史，进而指出，澳大利亚从最初开始便呈现出一种十分显著的原始政治文化。尽管阿特金森的著作是多卷本的，范围很广，但他的研究仍然使用了一种“言说”和“书写”的创造性及争辩式的分析，来提供一种对澳大利亚认同的正面解释。这种认同并没有继续维持妇女和土著被边缘化的传统，同时还对澳大利亚政治语言发展的跨民族背景予以关注。[93] 雷克和阿特金斯最近著作的研究重点表明，在对民族认同的本质进行质疑时，人们需要深入的研究，并构建大范围的宏大画面。戴尔•布莱尔 （Dale Blair）的《真实的士兵》（Dinkum Diggers）对澳大利亚帝国军队在一战中的第一营士兵进行调查，并在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层面上，研究了相关的民族神话。《真实的士兵》一书并没有提供一幅比恩风格的英雄画面。在它所提供的画面上，引人关注的工人阶级男性努力应付异常的环境，以其最大能力忍受痛苦，有时还会被战场成果的夸大报告所困惑。布莱尔无法验证沃德的观念，即这些士兵符合一种理想化的、同伴之谊的构想，做到了他们应该表现出来的样子。[94]假如我们不继续把个案研究凝聚为有关民族认同的微观史，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知道，本民族神话究竟是如何在个体生命中、或在共同体和制度化的兄弟情谊（如军营）中发挥作用的。[95] 四、 黑色臂章和三声欢呼？ “发现民族真实面目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他们的经历和符号体系……民族志把民族的系统性和公共的表达告诉历史学家——其中包括他们的仪式、神话和符号环境。”[96] 在《威廉•古奇之死》（The Death of William Gooch）中，格莱格•丹宁Greg Dening）强调了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为了发现民族的真实面目，我们必须发现他们的符号系统，找到他们如何通过神话来塑造自己的面目。在 20 世纪 90 年代，澳大利亚历史的主流是在围绕杰出历史学家的著作与观点进行争论中，去界定本民族的过去及其认同，并竭力论证土著历史的存在争议的事实——尤其围绕边疆暴力和掠夺的历史而展开。斯图加特•麦金泰尔 （Stuart Macintyre）和安娜•克拉克（Anna Clark）的《历史之战》（The History Wars，2003）记录了这些两极化和政治化的历史学。麦金泰尔和克拉克的叙述以事实斗争为基础，逐渐转向神话领域， 并沿着历史学得到召唤而服务于澳大利亚民族叙述的象征需求之路前进。 麦金泰尔和安娜•克拉克注意到，在20世纪90年代初，联邦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 1944—）和他的发言稿起草者、历史学家唐•沃森（Don Watson，1949—）在灵感上依赖于曼宁•克拉克。[97]克拉克在其晚年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公众人物。在他于1991年去世后，他的《澳大利亚历史》 （History of Australia）遭到了其出版商彼得•赖恩（Peter Ryan）的中伤。后者认为，此书实际上是一种并不准确的宣传。他总结说道，曼宁•克拉克是其自身神话的受害者。克拉克提供给读者的是：澳大利亚奋力从英国源头中获得独立的经历，曾经是悲剧般澳大利亚的一段“史诗般的”神话——这也正是沃森和基廷所欢迎的史诗。[98] 克拉克帮助沃森和基廷构思了一种符号性的环境，让劳工政治借助一种受到感情控制的、 来自于过去的精彩故事（或神话）的祈祷，得以占据并扩展澳大利亚公共生活的道德空间。沃森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机会，在民族政治中，利用了历史学家的智慧，用神话的共鸣来起草基廷的发言稿，援引澳大利亚的神话，来纪念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牺牲者，从而在象征层面上掌握了那些无名士兵的命运。[99] 当然，历史也可以得到召唤，去摧毁曼宁•克拉克或许将之形容为“令人感到舒适的”那些神话——借助这种神话，白种欧洲人已经掩盖了他们对土著人的手段。1992年，基廷面对着一群深受感动的、大部分属于土著人的观众，在瑞德芬公园（Redfern Park）发表演说时，率直地提醒白种澳大利亚人：“我们犯下了杀人的罪行”。“我们实行过歧视和排外”。1992 年，澳大利亚最高法院的麦波判决（Mabo judgement）承认了土著的头衔，承认了澳大利亚土著与这片土地之间的历史联系。该判决构成了“补偿历史性错误” 的基础。[100] 历史学家们同样在本民族同其土著人之间关系中的重新思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为麦波判决和基廷政府的回应提供了知识框架。罗雷（C. D. Rowley）和施坦讷（W. E. H. Stanner） 的著作开启了历史编纂学和广泛公众讨论的修正使命。[101]亨利•瑞诺尔斯（Henry Reynolds）的开创性著作《边疆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the Frontier，1981）已经指出，土著部落曾经抵制过欧洲人对其土地的入侵，并估计最多有2万名土著人在边疆暴力中丧生。《土地之法》（The Law of the Land，1987）记录下土著人的土地权利在法律和政治上被剥夺的历史。[102]瑞诺尔斯的著作后来被最高法院的判决书所引用，以支持艾迪•麦波（Eddie Mabo，1936—1992年）代表梅里亚姆人（Meriam）提出的控诉。 拜恩•埃特沃德（Bain Attwood）十分关注历史学家在麦波浪潮所掀起的重新界定民族认同行动中的角色。他认为，历史学家必须同那种把土著有关过去的要求进行“本质化的”趋势保持一种批判性的距离，并指出，认为过去可以如“此前那样”重新收回的想法是一种幻觉。一种 “新的历史”可以“审视垦殖的澳大利亚人和土著人产生理想和价值观的那些时刻——这些理想和价值观应该让所有人都受益，并正因如此，伟大的人类进步才有可能得以实现。”[103]对于白澳与黑澳之间实现和解的乐观时刻，出现在麦波（判例）之后，人们以为可以构建一种新的历史。但是，这种时刻很快便被重新出现的冲突和分裂所取代。并非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承认，本民族对土著人亏欠土地，甚至只是道歉；同样，在拒绝接受工党方案与基廷的民族历史新设计的符号语言界定中，历史学家也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1993年，历史学家杰弗里•布莱恩（Geoffrey Blainey，1930—）对一种别着“黑色臂章”的澳大利亚历史编纂学的解释日益产生主导影响而感到悲哀，（因为）这种解释“猛烈攻击了”此前乐观主义的口吻。 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们已经从爱国的角度对一种进步的历史 “欢呼三声” 了。曼宁•克拉克 “却传播了太多的阴郁观念”； 被工党所拥抱的多元文化主义， 居然还宣扬 “大部分澳大利亚的历史是一种耻辱”，因为人们错误地对待了土著人、华人和太平洋岛国种群。布莱恩发现自己是一位悲观主义的保守派，他认为澳大利亚曾经引人关注的经济成就和充满生气的民主，受到了来自于一种 “右翼—疯狂”社会中运行糟糕的民族感和 “个人负责” 感降低的威胁。[104]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布莱恩已经成功推动了数次对于澳大利亚胜利果实的调查和分析。这些工作令人印象深刻。它们揭示了，澳大利亚的成功表现在它征服了 “距离的暴政”， 实现了采矿业的不断扩展。[105]尽管布莱恩也曾在《游牧民的成就》（The Triumph of the Nomads）一书中，称赞澳大利亚土著展现了一些经营土地的欧洲技巧，但他的著作主要是有关白色自由进步的神话，尤其称赞那些在城市、乡村城镇和土地之上所获得的成就。[106] 1982 年，随着“布莱恩的观点”（The Blainey View）这一全国性的电视节目系列播出，同时推出咖啡桌旁阅读的著作，布莱恩的上述解释得以普及。[107]两年后，布莱恩的欢呼回到了黑暗的预言中。在维多利亚州的瓦南布尔镇（Warrnambool），布莱恩在他的演讲中警告说，澳大利亚的文化已经受到了亚洲移民日益上升趋势的影响。布莱恩让白澳政策中的那种旧有的恐惧感重新复活。此举引发了巨大争论，布莱恩的著作也面临一群修正主义学者的全力反击。 这些修正主义的学者们挑战了他的方法论、价值观和结论。[108] 布莱恩的黑色臂章是如同澳大利亚神话那样的术语，已经促生了自己的文学，并进入到民族政治叙述中。联邦总理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1939—）同样欢迎他对于澳大利亚历史的保守解读 也赞同他拒绝向澳大利亚土著进行正式道歉。[109] 基思•温德舒特尔（Keith Windschuttle，1942—）已经同布莱恩形成了竞争关系。他是自克拉克和亨利•瑞诺尔斯以来在民族叙述方面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历史学家。温德舒特尔出版了《澳大利亚历史的编造》（The Fabrication of Australian History，2002）一书，对瑞诺尔斯及其他历史学家有关土著人受到边疆暴力的程度判断提出了挑战。他指责“政治化的”历史学家用一种“类似于纳粹施加于犹太人的那种有意大屠杀”记录，来误导公众。[110] 《澳大利亚历史的编造》分析了 1803—1847 年间塔斯马尼亚岛上白种澳大利亚人与黑种澳大利亚人之间的冲突，指出很少有土著人在同白人的直接暴力冲突中丧生。温德舒特尔还批判瑞诺尔斯有关2万名土著人在整个澳大利亚边疆暴力中丧生的断言。[111]他辩称，他必须远离过分的政治偏见，仅仅是为了辨识澳大利亚边疆历史中的真实情况。[112]许多历史学家拒绝接受温德舒特尔的观点。瑞诺尔斯也做出了回应。他研究并批评了温德舒特尔的方法论和目的，并指出，温德舒特尔不仅忽视了关键证据，而且还把土著人描写为毫无爱国心或毫无占有土地思想的人，让土著人成为卷入屠杀和偷窃行为的罪犯，以至于引起白人垦殖者的反抗。瑞诺尔斯强调，温德舒特尔的历史解释是对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政策的阻碍，是对“当前的土著政策——土地权、自决、赔偿、甚至对于政府道歉的需求”等目标的猛烈攻击。[113]尽管温德舒特尔的著作经常受到其他历史学家的尖锐批判，但它在2002—2004 年间仍然卖出了6000册精装本。这是最近几年澳大利亚历史著作中比较高的销售量。[114] 澳大利亚的民族叙述受到了日益严峻的挑战。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种族和土著研究时常被几代历史学家所忽视，而现在却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和历史编纂学中发生冲突的关键领域。不过，正如柯托伊斯观察到的那样，“虽然历史学家们越来越关注土著历史，但是看上去，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失去了早前提供表面上统一的民族叙述的能力。大众对于土著历史在澳大利亚历史中所占据地位的理解，仍然是未定型的，而且极端分裂。”[115]这种分裂是由相互竞争的观点所激发的。这些观点来自于现实的需求，而现实的需求又推动了历史学家选择讲述的那些故事。澳大利亚的历史编纂学通常是对现实需求和民族构想的回应。女权主义历史、土著历史或劳工历史希望在历史中发现灵感，来满足妇女、土著或工人阶级在当前斗争中的政治需求，并理解它们的历史体验。但是，有关边缘化或不公正的神话通常还是受到了掩盖。布莱恩和温德舒特尔便坚持一种澳大利亚主流白种欧洲人和自由进步的故事，而且还受到媒体的关注，著作销售火爆。这些叙述继续向公众想象发出了大量呼吁。 编纂历史是一种道德创造性的活动。假如有关民族叙述的表面上相互竞争的观念包含着神话的元素，那么这是因为它们是由其作者们所赋予，拥有符号性的意义，渴望精心设计一种道德故事，以服务于一种为大家所分享的本民族观。 注 释： [1] Ernest Scott, A Short History of Australia, London, 1916, p.340. [2] Stefan Berger with Mark Donovan and Kevin Passmore, “Apologias for the Nation-state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800”，in: Stefan Berger, Mark Donovan and Kevin Passmore, Writing National Histories: Wetern Europe since 1800, Lodon, 1999, p.10. [3] Margaret R. Somers, “Deconst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lass Formation Theory: Narrativity, Relational Analysis, and Social Theory”，in: John R. Hall （ed.），Reworking Class, Cornell, 1977, p.85. [4] Rebecca Collins, “Concealing the Poverty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Myth as Mystification in Historical Discourse”，in: Rethinking History, 7:3（2003），pp.341-343. [5] Alun Munslow, Deconstructing History, London, 1997, p.121. [6] Collins, “Concealing the Poverty of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pp.347-348，p.356;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in: Michel Foucault, Aesthetics: Essential Works, Vol.2, London, 2001. [7] Alan Atkinson, The Europeans in Australia, Vol.2, Melbourne, 2004, pp.17-20，p.61. [8] Walter Phillips, “John Dunmore Lang”； Graeme Davison, “John West”，in: Graeme Davison et al.,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History, Melbourne, 2001, p.379，p.683. [9] Stuart Macintyre, “The Making of a School”，in: R. M. Crawford, Manning Clark and Geoffey Blainey（eds），Making History, Melbourne, 1985, p.11. [10] Scott, Short History, pp.330-332，p.336. [11] Stuart Macintyre, “Ernest Scott: ‘My History is a Romance’”，in: Stuart Macintyre and Julian Thomas eds），TheDiscovery of Australia，1890-1939, Melbourne, 1995, pp. 71-75. [12] Scott, Short History, pp.336-340. [13] Stuart Macintyre, A History for a Nation：Ernest Scott and the Making of Australian History, Melbourne, 1994, p.73. [14] Scott, Short History, pp.184-185. [15] Macintyre,“Ernst Scott: ‘My History is a Romance’”，p.85. [16]Brian H. Fletcher, History as a Moral Force: George Arnold Wood at Sydney University, 1891-1928”， in: Macintyre and Thomas（eds），The Discovery of Australia, pp.13-14. [17] bid., pp.18-19. [18] Don Garden, “Historical Societies”， in: Davision et al.,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History, p.321. [19] G. A. Wood, “Convicts”，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ustralian Historical Society, 8:4, 1922, p.187，p.190，p.197. [20] Macintyre,“The Making of a School”，p.3，pp.9-12. [21] Brian Fletcher,“Australian History”，in: Barbara Caine et al.（eds），History at Sydney: Centenary Relections 1891-1991, Canberra, 1992, p.162. [22] Macintyre, “The Making of a School”，p.7. [23] R. M. Crawford, The Study of History: a synoptic View, Melbourne, 1939; Robert Dare, “Max Crawford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in: Macintyre and Thomas （eds），The Discovery of Australia, pp.188-190. [24] R. M. Crawford （ed.），Ourselves and the Pacific, Melbourne, 1941, p.vi，p.221. [25] R. M. Crawford, Australia，London, 1952, p.166. [26] Ibid., p.145，p.148. [27] Ibid., p.153. [28] Ibid., p.154. [29] The Anzac Book, London, 1916; C. E. W. Bean, Official History of Australian in the War of 1914-1918, Sydney, 1921-1942; 关于比恩的神话性倾向，参见 Martin Ball,“Re-reading Bean’s Last Paragraph”，in: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122, 2003. [30] Crawford, Australia, p.155. [31] Gregory Melleuish, Cultural Liberalism in Australia，Melbourne, 1995, pp. 118-120. [32] W. K. Hancock, Australia, London, 1930, p.vii. [33] Ibid., p.68. [34] Ibid., p.74. [35] Ibid., p.69. [36] Ibid., p.77. [37] Ibid., p.80. [38] Ipid., p.33. [39] Ipid., p.82. [40] Edward Shann, An Economic of Australia, Cambridge, 1930. [41] Hancock, Australia, p.83，p.89. [42] Ibid., p.89，p.102. [43] Ibid., pp.127-128，p.140. [44] Melleuish, Cultural Liberalism in Australia, p.122. [45] Tim Rowse, Australian Liberalism and National Character, Melbourne, 1978, p. 89. [46] Ibid., pp.80-81. [47] Melleuish, Cultural Liberalism in Australia, pp.123-126. [48] Hancock, Australia, p.67. [49] Stuart Macintyre, “‘Full of Hits and Misses’：a Reappraisal of Hancock’s Australia”，in: D. A. Low（ed.），Keith Hancock: the Legacies of an Historian, Melbourne, 2001, pp.36-38. [50] Melleuish, Cultural Liberalism in Australia, p.117. [51] Vance Palmer, The Legend of the Nineties, Cambridge, 1954, p.52，p.172. [52] Stuart Macintyre,“Old Left”，in: Davison et al.,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History, p.482. [53] Brian Fitzpatrick,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1783-1833, Sydney, 1939; A Short History of the Australian Labor Movement, Melbourne, 1940; The British Empire in Australia, 1834-1939, Melbourne, 1941; The Australian People, 1788-1945,Melbourne, 1946.关于费茨帕特里克以及澳大利亚劳工史的发展，可参见 Stephen Garton, “What Have We Done? Labour History, Social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in: Terry Irving（ed.），Challenges to Labour History, Melbour, 1956, pp.42-62. [54] 他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著名冷血杀手——译注。 [55] Brian Fitzpatrick, The Australian Commonwealth, Melbourne, 1956, p.28，p.209. [56] Robin Gollan, Revolutionaries and Reformistes, Sydney, 1975, pp.190-191. [57] Robin Gollan, Radical and Working Class Politics, Melbourne, 1960, p.196. [58] Manning Clark, The Quest for Grace, Melbourne, 1990, pp.176-177. [59] Manning Clark,“Rewriting Australian History”, in: Manning Clark, Occasional Writing and Speeches, Melbourne, 1980, pp.14-15. [60] Ibid., p.4. [61] Crawford et al.（eds），Making History, pp.57-58,p.61. [62] C. M. H. Clark, Select Documents in Australian History, Vol.1, 1788-1850, Sydney, 1950; Vol. 2, 1851-1900, Sydney, 1955. [63]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译注。 [64] Clark,“Rewriting Australian History”，pp.18-19. [65] Ibid., p.7. [66] Ibid., p.4. [67] Ibid., p.10.参见 Marian Quartly, “Convict History”， in: Davision et al.,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History, p.154. [68] Ibid., pp.15-17，p.19. [69] Peter Coleman, “Introduction: the New Australia”，in: Peter Coleman（ed.），Australian Civilisation, Melbourne, 1962, p.6. [70] C. M. H. Clark, A History of Australia, Vol.1,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Age of Macquarie, Melbourne, 1962. [71] Russel Ward, The Australian Legend, Melbourne, 1958. [72] Ken Inglis,“Mateship”，in: Davision et al.,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History, p.420. [73] Ward, The Australian Legend, p.13. [74] Humphrey McQueen, A New Britannia, Melbourne, 1970, p.42， p.51， p.220， pp. 233-236. [75] Rowse, Australian Liberalism and National Character; R. W. Connell and T. H. Irving, Class Structure in Australian History, Melbourne, 1980. [76] Miriam Dixson, The Real Matilda, Melbourne, 1976, p.12，p.24. [77] Ibid., p.230，p.233. [78] Richard White, Inventing Australia, Sydney, 1981, p.103. [79] Ibid., p.viii;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1983. [80] White, Inventing Australia, p.157，pp. 169-170. [81] Ibid., p.171. [82] Miriam Dixson, The Imaginary Australian, Sydney, 1999, p.2-3，p.6. [83] Ibid., pp.56-62. [84] Linzi Murrie, “The Australian Legend and Australian Men”，in: Richard Nile （ed.），The Australian Legend and Its Discontents, St Lucia, 2000, p.90. [85] Ibid., pp.91-92. [86] Marilyn Lake, “Feminists Creating Citizens”，in：Wayne Hudson and Geoffrey Bolton （eds），Creating Australia,，Sydney，1997. [87] Marilyn Lake, “Mission Impossible: How Men Gave Birth to the Australian Nation-Nationalism, Gender and Other Seminal Acts”，in: Gender & History, 4:3, 1992. [88] 该判例出现在1907年，哈维斯特公司是被告，法官要求该公司支付最低工资，该判例一直影响了澳大利亚社会近80年之久——译注。 [89] Marilyn Lake, “On Being a White Man, Australia, circa 1990”， in: Hsu-Ming Teo and Richard White（eds），Cultural History in Australia, Sydney, 2003, p.109. [90] Dixson, The Imaginary Australian, p.59；Patricia Grimshaw, Marilyn Lake, Ann McGrath and Marian Quartly （eds），Creating a Nation, Melbourne, 1996. [91] Marilyn Lake, “White Man’s Country,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a National Project”， in: Australian Historical Studies, 122, 2003, p.354，p.360. [92] Anne Curthoys,“We’ve Just Started Making National Histories, and You Want Us to Stop Already?”，in: Antoinette Burton（ed.），After the Imperial Turn: Thinking With and Through the Nation, Durham, 2003, pp.85-86. [93] Alan Atkinson, The Europeans in Australia, 2 vols, Oxford, 1997; 也可参见 Alan Atkinson, The Commonwealth of Speech: an Argument about Australia’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elbourne, 2002. [94] Dale Blair, Dinkum Diggers, Melbourne, 2001, pp.192-193. [95] Giovanni Levi,“On Microhistory”，in: Peter Burke（ed.），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 Cambridge, 1991. [96] Greg Dening, The Death of William Gooch, Melbourne, 1995, p.157. [97] Stuart Macintyre and Anna Clark, The History Wars, Melbourne, 2004, 242; 也可参见 pp.123-125. [98] Peter Craven, “The Ryan Affair”，and J. S. Ryan,“A History of Australia as Epic”，in: Cal Bridge （ed.），Manning Clark: Essays on his Place in History, Melbourne, 1994. [99] Mark Ryan （ed.），Advancing Australia：the Speeches of Paul Keating, Prime Minister, Sydney, 1995, p.279，p.285，p.287. [100] Ryan, Advancing Australia, p.227，p.232; Don Watson, Recollections of a Bleeding Heart: a Portrait of Paul Keating PM, Sydney, 2002, pp.288-291. [101] C. D. Rowley, The Destruction of Aboriginal Society, Canberra, 1970； W. E. H. Stanner, After the Dreaming, Sydney, 1969. [102] Henry Reynolds, The Other Side of the Frontier, Melbourne, 1981; The Law of the Land, Melbourne, 1987. [103] Bain Attwood, “The Past as Future: Aborigines, Australia and the Dis）course of History”， in: Bain Attwood（ed.），In the Age of Mabo, Sydney, 1996, pp. xxxvii-xxxviii. [104] Geoffrey Blainey, “Drawing Up a Balance Sheet of Our History”， in: Quadrant, July-August, 1993, p. 10. [105] Geoffrey Blainey, The Rush That Never Ended, Melbourne, 1964; The Tyranny of Distance, Melbourne, 1966. [106] Geoffrey Blainey, The Triumph of the Nomads, Melbourne, 1975. [107] Geoffrey Blainey, The Blainey View, Melbourne, 1982. [108] Macintyre and Clark, The History Wars, 第5章; Deborat Gare et al., The Fuss That Never Ended, Melbourne, 2003. [109] Graeme Davision, The Use and Abuse of Australian History, Sydney, 2000, pp.16-17; Dixson, The Imaginary Australian, p.13; Gare, The Fuss That Never Ended, pp.104-105; Macintyre and Clark, The History Wars, pp.128-132. [110] Keit Windschuttle, The Fabrication of Aboriginal History, Vol.1, Van Diemen’s Land, 1803-1847, Sydney, 2002, p.2. [111] Keith Windschuttle,“The Myths of Frontier Massacres in Australian History, Part II: the Fabrication of the Aboriginal Death Toll”，in: Quadrant, November, 2000. [112] Keith Windschuttle, The Fabrication of Aboriginal History, p. 402. [113] Henry Reynolds, “Terra Nullius Reborn”， in: Robert Manne （ed.）， Whitewash: On Keith Windschuttle’s Fabrication of Aboriginal History, Melbourne, 2003, p.115，p.135; 也可参见 Macintyre and Clark, The History Wars, pp.161-170. [114] 由 Keith Windschuttle 向作者提供，2004年9月13日。 [115] Anne Curthoys, “Aborginal History”，in: Davision, Oxford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History, p. 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