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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包括两层含义，即对地理上的习惯线和实际控制线的立场，以及对解决中印在地理边界问题上的分歧的态度。70年来印度在地理边界上的立场没有明显变化，但其政府、议会、军方、媒体和公众，特别是学术界，对边界问题的认知以及解决问题的态度，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对于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有关方面档案文献的解读分析，既可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长期性有充分的认识，也会对解决问题的前景充满信心。 关键词：印度 中印边界问题 态度 变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英美印俄五国有关中印边界问题解密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12&ZD189） 作者简介：孟庆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四川大学客座研究员（北京 100006） 中印边界问题是国内外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成果浩繁。关于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著述颇丰，但就印度独立近70年来在边界问题上态度的变化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即便是已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依据的是有关国家主流媒体的报道和评论，美国和苏联的档案文献，以及二手研究成果，而对于最有价值的英国（包括英联邦国家）和印度的档案文献资料，则使用的较少，也不系统。本文主要依据英国、印度和中国的一手档案及文献资料，通过对事实细节的梳理和解读，就中印边界问题的缘起、中印关系从友好到恶化、边界战争后至今三个历史阶段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不同态度的历史背景、发展演变及其影响进行考察和解析，以期为中印边界问题的深入研究及中印关系的正常发展，以学术支持略尽绵薄。 一、印度与中印边界问题的起源 中印边界包括东段、西段和中段，其中东段和西段争议较大，东段边界情况最为复杂，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东段边界问题。东段边界的争端主要源于印度的前宗主国英国的殖民遗产及中印两国的不同看法。 人们通常把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作为中印边界问题起源的主要历史事件，将西姆拉协定[1]及所附的标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作为中印边界问题起源的重要历史文献。这主要是从中印之间或英印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如果从英帝国的整个殖民政策及其对英属印度的政策来审视，中印边界问题的缘起从时间上还可往前推，而西姆拉协定及“麦克马洪线”则是英国推行和追求英属印度“边界安全”的结果之一。对于东段边界问题的产生，英国应当负主要责任。 中印边界争端是典型的殖民主义的产物。印度对整个边界问题的态度及其原因极为复杂。中印边界争端长期得不到解决，并导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武装冲突乃至1962年的战争，除了中印两国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特别是印度政府对中国立场的主管臆断乃至误读以及它所采取的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对策和行动之外，印度政要、议会、军方和公众舆论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起源、发展及解决办法时常意见不一，相互影响，也是重要原因。在有关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形成过程中，印度政府受议会、媒体和公众舆论的掣肘之多、影响之大，在世界大国中实属罕见。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印度政府从来没有及时向议会和媒体道明中印之间的分歧，听凭媒体在中印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上屡屡发出不符合历史事实、无益于中印友好的声音而不予以纠正或说明；二是印度公众对有关边界问题的历史细节真相知之甚少，且所获信息主要是印度方面的一家之言。 中印东段边界问题源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扩张。北美十三州独立后，英国开始打造以印度为中心的第二英帝国，在印度周边进行渗透和扩张，并大力加强对印度的安全防御，其中最重要的战略之一，是想方设法让英属印度与邻国签订各种形式的边界条约或意向书。1849年3月29日英国兼并印度西北边境的旁遮普后，即拟建立旁遮普边界线，试图与每个普什图部落签署和平协议。为了在印度西北边境建立在战略和军事上最能保护印度的“科学边境”，英国发动战争，诱逼阿富汗国王于1879年签订《甘大马克条约》，于1893年签订《杜兰德协议》，使“杜兰德线”成为英属印度与阿富汗的边界线。这样，英国就以其比较擅长的战争/签约方式，把印度的西北边界大大北移，实际上使阿富汗沦为英国的附庸，进而变阿富汗为保护印度的缓冲国。1899年身为边疆地理专家的寇松出任印度总督后，搞出一套印度防御体系（后被称为“寇松体系”），把治理印度西北边境的“经验”运用到印度东北边境，派英军入侵西藏，企图控制西藏。从1913年开始，英国又一手操办中国、英国和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三方西姆拉会议，不择手段地炮制“麦克马洪线”，企图如法炮制上述在阿富汗的做法，确定印度的东北边界。有的印度学者也对英国的意图直言不讳，认为英国“在印度周边组成一个受英国支配和控制的敌对国家的包围圈”的方针策略，是“一项极为明确、坚定和万无一失的政策，其主要目的是使印度边界任何时候都不受威胁”；根据此项政策，“位于印度东北边界的西藏必须是独立的，而且对印度必须是友好的，同时，还得受英国支配”。 [2]因此不难看出，英国的上述做法是中印东段边界问题的主要历史根源，为中国西藏与周邻的边界埋下了纷争的种子。 英国一手操办的西姆拉会议拟定的《中英藏条约》包含了西藏“自治”的条款，但该条约正式条款之外还附有一项重要规定，即中国中央政府、英国政府和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三方代表都在《中英藏条约》和根据此约所画地图上“签字和盖章”后方“表明接受”。[3]中国中央政府代表虽然（用英文）草签了《中英藏条约》草约，但并未在正式条约文本和地图上签字或盖章，中国中央政府通过3个管道[4]声明上述草签无效。[5]对于这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细节，印度方面避而不谈，只是笼而统之地说，尽管“后来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西姆拉协定，但“三方代表都在协议上签了字”，并主观得出结论，说西姆拉会议“确定了印度—西藏，西藏—中国之间的边界”。印度学者承认，西姆拉会议后的30年里，英印政府并未采取什么特别措施来确认“麦克马洪线”。到了1943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景已近明朗，“印度政府决定，为了消除争端的可能性，应具体地划定印度、西藏和中国的边界”。因此，1944年初，印度在鲁希特河谷的瓦弄及什约克河谷的里卡和戛高修建了哨所，把驻色拉鲁帕永久性哨所的兵力增至一个排，此外还在德让宗建立了一个驻有一个排兵力的永久性哨所。除了建立军事哨所之外，印度还在英国人的帮助下，通过政治手段（如调停争端）和在传染病流行季节派去医务人员等做法，来扩大其对印度与中国西藏边界附近地区原住民的影响。[6] 对于英印政府修建新哨所的做法，中国西藏地方政府表示了抗议，要求继续履行有关边界规定。英印政府驳回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抗议，“明确表示他们完全有权在边界建立哨所”，还于1944年12月29日致函西藏地方政府说，英印政府“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有任意活动的自由”，同时“否认对西藏怀有某种野心”，保证“准备永远尽力同西藏合作”。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对英印政府的来函反应强烈，对英印政府“非法占领西藏部分领土表示痛心和不满。并要求印度军队立即从色拉和瓦弄地区撤走”。[7] 1947年8月独立后，印度即宣布自然继承英印政府在与中国西藏关系上的“遗产”，接管英国有关西藏的所有条约权利和义务。但印度的此种宣称没有一丁点道理。一是英国推行的是殖民主义政策，印度作为新独立国家，怎能“继承”殖民帝国的遗产；二是英国签署《中英藏条约》及其附图时用的是英国政府（并非英印殖民政府——英印政府派员参加了英国代表团）的名义，独立后的印度怎能有“资格”“继承”英国政府的权益？ 按照印度官方的立场，中印边界东、中、西段都已不存在问题。印度认为，其北部边界“不是习惯上早已被承认，就是已被条约所确定，或两者兼而有之”。关于东段，“从不丹到伊瓦拉低—萨尔温段的印藏边界”已在西姆拉会议上“正式确定下来”；而“麦克马洪线并不是一条新产生的边界线，它只是确认了那个地区长期存在的、基于种族的、自然形成的行政管辖线”，西姆拉会议召开时，西藏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之前，“西藏一直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国虽然还没有正式认可西藏的独立，就像巴基斯坦拒不正式认可1971年12月孟加拉的独立一样”；“因此，麦克马洪线具有完全合法的地位，尽管它只是描绘了已存在的传统边界线”。[8]1950年1月，印度政府“对西藏深表同情，保证与其友好，并表示，希望西藏保持独立和自治政权”，对于西藏地方政府的军事需求，“印政府将一如既往地给予同情和考虑”。[9]尼赫鲁在1950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后声称，“麦克马洪线”此后将继续作为印藏边界。[10]关于中段边界，印度认为它沿河系之间分水岭延伸，此划法“可由旧时税收记录和地图来证实”，还可通过数百年来印度行使行政管辖权的范围界限来证实。关于西段边界，印方坚称业已划定，所列“理由”均没有什么说服力。如，印度方面主张，“西段边界线在习惯和传统上一直是被认可的，最早确认其存在的条约是1684年的丁莫冈条约”，1842年10月又被查谟邦多格拉族统治者、克什米尔国王古拉伯·辛格与西藏喇嘛古鲁莎黑巴和清朝皇帝的代表三方签订的一项协议所承认。[11] 对于印度的此种说法，不但中国政府未予理睬，就连英国官员及英国出版的地图也没给予支持。尼赫鲁虽然承认“中印边界并没有全线正式划定”，但在后来于1959年9月26日给周恩来的信中却要求把整个阿克赛钦地区划给印度。[12]而这是连英国也从未向中国提出过的要求。 印度政府一直希望中国政府接受西姆拉会议的结果，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是印度拒不接受历届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即不承认《西姆拉条约》及“麦克马洪线”，中印边界从未划定，但主张可根据历史和实际情况，通过与印度进行友好谈判协商，重新商定边界线。 二、中印关系从友好到恶化时期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 中印关系从友好到恶化时期，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表达得最为直截了当，但过于片面，对中国的立场误读太深，而且其国内意见也多有不一。 边界问题的演变及中印关系从友好到恶化都离不开所谓的西藏问题。对于与西藏关系的处理，印度政府起初还算谨慎。1950年1月，尼赫鲁总理的妹妹，时任驻美国大使潘迪特夫人称，英印时期对西藏的政策是“承认西藏自治，但对于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的承认是模糊的”[13]。1952年10月，英国驻印度专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驻西藏使团地位的变化，表明印度人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完全主权，也标志着他们与西藏政府直接关系的结束”。[14]但印度并不甘心失去对西藏的控制和影响。1954年中印关于西藏的协定签署后，印度上层仍有人对西藏农奴主表示“同情”。 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政府、议会和媒体调子并非都是完全一致的。尼赫鲁等政府要员的态度较为缓和，议会多数议员言辞激烈，媒体的调门火药味最浓，且常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尼赫鲁本人多次试图给议会和媒体降温，但一旦面临的国内压力增大，态度便出现摇摆。1950年11月20日，尼赫鲁在人民院谈到东段边界时称：“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那就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个事实没有改变。我们坚持这条边界，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1952—1953年，印度许多报纸报道中国在亚东等地的军事活动时称中国“入侵”了西藏，尼赫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称印度和西藏间喜马拉雅的边界不可能被“入侵”。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的立场有明显误读，主要体现在把中国未做表态臆想成默认。印度政府认为中国当时并没有对它宣布的政策提出质疑，如1951年和1952年中印在多个场合讨论印度在西藏的利益时，“中国政府均未提出有何边境问题需要谈判”。有印度学者认为，1953年12月，中印就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关系问题在北京开始会谈，“印度政府采取这一步骤是希望达到解决数百年来的老问题”的目的。[15]印度方面主观认定，在1953年至1954年中印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和签署协定的过程中，“显然是中国政府就西藏与印度边境提出问题的一个机会，但是它没有说任何对边界有疑虑的话，相反，中国还和印度一样表示要尊重对方的领土完整，尽管中国完全清楚对方认为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是印度的领土”。印度官方间接承认，印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之所以对中国友好，在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朝鲜战争、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问题上帮助、支持中国，主要目的是为了得到中国的报偿，其中最想要的就是边界问题。印度官方透露，1954年4月29日中印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时，印度“为了表示友善之意”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区”。[16]尼赫鲁随后于5月15日在人民院称，“就西藏而言，中印达成的协定是对那里两三年前就已存在的状况的承认”。人民院中的国大党和共产党议员大多支持政府的对华政策，对协定持欢迎态度，但也有一些议员坚决反对这一协定，甚至还坚持认为西藏是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国”。[17]但来自媒体等方面的压力使尼赫鲁的态度又转趋强硬，他在1954年11月再次声称，“我们将保卫自己的边界，无论是否有地图”。[18] 实际上，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之前中印友好时期，双方在边界问题上也一直存在潜在分歧，只是未演变为公开的冲突。1951年2月，印度偷偷占领达旺。中国当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再加上情报不及时、不全面，对西部边界没有太多顾及，故未对印度侵占达旺及时提出抗议。印度政府虽然颇为得意地认为它“能够在中国政府不置一词的情况下完成了对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达旺地带的兼并”[19]，但心里还是有点发虚，因此决策层没有采纳其职业外交官提出的印度应主动向中国提出“麦克马洪线”问题的建议，认为主动提出该问题不符合印度的利益。但中国政府未及时向印度提出抗议并不等于默认了“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1954年中印签订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后刚过几个月，印度就开始抢占中国领土。7月，尼赫鲁在向外交部、国防部和工业部发的通报中说，根据此协定，“北部边疆应被视为确定的、最后决定了的，不容进行任何谈判”。[20]1957 年底，新疆至西藏经过阿克赛钦的公路竣工时，中国邀请印度驻华大使和武官参加通车典礼，两人都拒绝出席。 印度还片面修改关于两国边界的地图。1954年尼赫鲁访华回国后，印度新版官方地图突然改变了此前对中印边界的传统画法，首次把“麦克马洪线”标为中印之间的已定界。此外，尼赫鲁还仅凭自己的理解，在私人笔记里说，1956年末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时实际上已经承认了“麦克马洪线”。[21]中国外交部后来在1958年11月就周恩来访印时的谈话做了说明，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过同各邻国商量并对边界地区进行勘察之后，当会根据商量和勘察的结果，确定对中国边界线的新的画法”[22]。周恩来1959年1月致尼赫鲁的信也指出，边界地图的画法有待于边界问题的解决，“这就需要经过勘察和双方协商”。[23]印度因其在边界问题上的主张缺乏历史依据、未得到英国的支持而底气不足，在看到中国方面的说明后有点惊慌失措。[24]1954年夏，中印两军在中国领土乌热发生首次对峙，但中方为维护两国友谊采取了克制态度，很长时期里未向外界披露。这些潜在分歧、对峙和冲突在1958年前时隐时现，未曾停止过。 1958年8月之后中印关系开始恶化。印度认为中国1957—1958年修筑西藏至新疆的阿克赛钦公路“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25]，但它最初也未敢认定那个地区属于印度。印度政府在1958年11月8日给中国政府的复照中说：“这一地区究竟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境内，是一个争执中的问题，需要另行处理。”[26]这是印度唯一一次承认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存在争执，但几周后它就自己推翻了这一立场。尼赫鲁在12月14日给周恩来的一封长信中说，印度的印象是两国之间不存在边界争端，“印度的这些大片土地（中国地图表明属于中国——著者）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27]周恩来在1959年1月给尼赫鲁的复信中说：“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在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从未订过有关中印边界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他还把“麦克马洪线”的非法性与这条线本身区别开来，说中国政府感到有必要对此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28]尼赫鲁在3月22日的复函中辩称，“印度官方地图上所显示的边界，依据的不仅是自然地形地貌，而且也符合传统习惯，大部分已为国际协定所肯定”[29]。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关于“麦克马洪线”的立场的严重误读，再加上它自己超乎常理的单方面理解，是边界争端日后不断恶化并导致战争的主要原因。 西藏叛乱及达赖出逃对中印关系影响极大。印度也承认这两件事进一步加剧了边界问题的复杂性，“使两国的误解进一步加深”。[30]叛乱发生后，印度政界和媒体一片喧嚣，甚至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把西藏说成“国家”。对于中国的平叛行动，印度官方的反应是杂乱的，起初还算有所节制。1959年3月17日至5月4日尼赫鲁关于西藏局势发表的声明，既有较为温和的调子，如称应谨慎应对西藏局势，将之视为中国的内部事务，但又把中国平息叛乱说成是“武装干涉”。他1959年3月17日在议会作报告时说，中国在拉萨的平叛行动“现在仅仅是两种意识形态之争，而绝非肉体和武装上的斗争”。[31]印度议会和大多数媒体的反应则较为强烈，并把西藏叛乱事件与中印边界问题相联系。3月后半月里，印度各大报纸纷纷用醒目的大字标题报道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4—5月，多数报纸都是同情叛乱者，谴责中共。印度议会猛烈抨击尼赫鲁对西藏的政策。一些主流报纸发表语调激进的文章，如《政治家报》发表了题为《中国地图上的印度领土》的文章[32]。1959年3月底达赖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藏南印控区后，印度政府派外交部司长梅农专程到达旺迎接，待之以贵宾礼；尼赫鲁当日在人民院宣布“印度政府给予达赖喇嘛避难”。4月18日印度外交部联合秘书斯·森向记者散发的用英文写的歪曲事实的“达赖喇嘛声明”，被认为是出自梅农和尼赫鲁之手。西藏叛乱失败后，印度有些媒体及民间和左翼人士发声谴责借口西藏问题破坏中印友谊的企图，但一些政党领袖和政要竟把中国的平叛行动说成是“干涉”和“侵犯”，尼赫鲁之女英迪拉·甘地居然把西藏称为“国家”。不仅如此，还有些印度人说中国平叛已经“威胁”到了印度及他国的安全。4月2日《印度快报》把西藏视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国”，要求印度政府采取“更加坚决的态度”。[33]6—8月，印度出版了小册子《关于西藏的真相》，企图动员亚非国家反对中国在西藏的政策。[34]印度许多报纸刊登了中印两国各自出版的有关边界地区的地图。印度一些驻外使节也发表了措辞激烈的讲话和文章，如，驻美国大使查格拉（M. C. Chagla）9月1日在华盛顿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了题为《印度与共产主义》的演讲，称中国在西藏的平叛行动是“悲剧”；印度与中国友好“并不意味着默认”中国对拉达克及不丹和锡金的“侵略”；印度“将利用其所有的力量和资源”来保卫其“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界”，“不怕与中国开战”。次日，美国记者罗伯茨（Charles M. Roberts）就把查格拉演讲的主要内容在《纽约时报》上作了整版长篇报道。[35]当时，中印关系尚未破裂，作为驻与中国敌对之大国的职业外交官，查格拉发表如此火药味十足、与身份很不相符的言论，在美国、印度乃至世界上都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 针对印度一方面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另一方面又干涉中国内政的态度和做法，为了维护中印友好大局，同时也让国内外人民了解中国平叛的必要性，《人民日报》于1959年5月6日发表了《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此后一段时间印度方面有所收敛。5月8日和9日，尼赫鲁和国大党都表示印度不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希望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印度政府企图把中印关系恶化的责任推给中方。中方明确主张边界问题应通过协商和平解决，中国政府不会蠢到“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的地步[36]。但印度方面没能正确解读和接受中方如此坦诚的友好表示，反而指责中国“对印度政府使用一种甚至对于敌对国家都是不礼貌和不适当的语言”[37]。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印度的态度更趋强硬。1959年8月，尼赫鲁一方面在人民院承认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另一方面又宣称印度有责任保护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的边界安全和领土完整，防止他国侵略。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同尼泊尔签订了经济援助协定，向尼派遣技术专家小组（费用完全由中方承担），修筑连接中国西藏和尼泊尔的公路，此外，中尼还签订了边界协定。印度方面认为，“中尼友好意味着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已经打入了那个至今仍受印度支配的地区”，尼赫鲁宣布，“尼泊尔的边界就是印度的边界，对尼泊尔的侵略就是对印度的侵略”。[38]尼赫鲁还在11月称“将坚定决心，在任何重要细节上都决不会向中国让步”[39]。10-11月，印度报纸集中报道边境地区（如拉达克南部）发生的冲突事件。《印度斯坦时报》、《政治家报》、《印度时报》等呼吁坚决保卫印度边界，绝不容忍印度领土被侵犯，中印边境地区印控区反华情绪加剧。[40]11月4日，印度再度照会中国，称“印度的传统历史边界，与印度过去2000年左右的文化和传统是有联系的，而且已成为印度生活和思想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印度将“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抗击任何对印度独立与完整的侵犯。[41]在中印双方几度互致照会后，印度于1960年2月12日发出一份详细照会，再称“中印边界是以习惯线和传统为基础的，遵循的是天然地形地貌，这条线大部分已被条约和协定所确认。数百年来，这条边界始终是固定的、众所周知的。根据国际惯例和做法，遵循众所周知的，而且是像主分水岭这种不变的天然地形的习惯边界线，本身即是定界，无需再进一步或正式确定”[42]。4月19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访问新德里后，《印度时报》等印度媒体报道说，中国想以承认麦克马洪线来换取印度放弃对阿克赛钦的要求，即“想以正式接受现状来解决边界问题”。媒体还说周恩来“提议说：如果印度在拉达克承认中国当时已推进到的地方为边界，中国在东北边境特区可以考虑接受印度划分的边界，并可撤到麦克马洪线以北”。印度官方对媒体的上述说法既不证实也没否认，甚至未做任何反应。但“当时印度的一般社会舆论特别是国会中的反对党的怒火使得尼赫鲁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周恩来在新德里访问期间，有印度人聚众在尼赫鲁官邸前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印度政府不要“屈服于周恩来个人的压力。尼赫鲁向人们保证，印度的土地一寸也不会割让给中国”。但中印双方一致认为，“各方应尽一切努力避免在边境地区发生摩擦和冲突”。[43]媒体和舆论对印度政府的压力日增。1959年10月，人民社会党在尼赫鲁住所外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要求他辞去总理职务，这是印度独立以来的第一次；[44]11月伊始，印度副总统拒绝了周恩来的访华邀请；印度政府不同意按中国的提议各自从边境后撤20公里。面临国内形势，尼赫鲁再度对外显示其强硬姿态，在1959年11月27日再度声称“对不丹和尼泊尔的侵略就是对印度的侵略”，必须“制止中国的扩张”。[45]此种宣示一方面是为了表明对中国经济援助尼泊尔、不丹的不满，更重要的是对外宣称尼泊尔、不丹等南亚国家是印度的“后院”，他国不得染指。12月下旬，印度外交部发表《印中边界问题》小册子，进一步公开了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1960年1月24日，印度政府出版了中印两国官员关于边界问题的报告，“以大量证据说明，中印边界的传统习惯线就是印度地图中所表明的那条线。中国非法地向印度提出了大约有五万平方英里的领土要求”。这份报告对印度公众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认知及对中印关系的态度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月，尼赫鲁一方面称太忙，近期内不会与周恩来会晤，但却在2月出访尼泊尔、邀请赫鲁晓夫访印，这分明是有意怠慢中国。3月初周恩来接受尼赫鲁赴新德里会晤的邀请后，印度却在会谈前夕出版了印度北部边界地图，不但没有为即将举行的两国总理会晤营造气氛，反而摆出一副强硬姿态。此外，对于1960年中国同缅甸签订边界协定，有印度官员和学者认为中国“宽宏大量地以麦克马洪线为界划分了两国边界”，是“企图对印度进行揶揄和结束在边界问题上缅甸存在的类似印度的异议”。印度还认为中国与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发展友好关系，“目的在于使印度在它的全部邻邦中孤立起来”。印度还指称中国政府“曾提议要尼泊尔、不丹、锡金、东北特区和那加地区联合起来建立喜马恰尔联邦”，“中国在亚非国家的宣传机构还竭力败坏印度的名声以证明它是错误的”。[46] 1962年3月，印度驻华代办班纳吉(Shri P. K. Bannerjee)说，尼赫鲁可能愿意做出让步以有助于中印关系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但受到公众舆论的掣肘。[47]战争结束4年后印度学者在1968年出版的书中指出：“毫无疑问，反对党以其毫无头脑的行动迫使总理在不适当的时机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逼使尼赫鲁“只能采取唯一的步骤，那就是开火”。[48]边界战争30年后、1992年完稿的被列为秘密的印度军史在总结中印边界冲突的历史教训时承认，印度政府受到了来自国会、媒体和民众的巨大压力，但后者并不熟悉军事事务，只知道一味声严厉色地“谴责政府缺乏决心，坚持认为必须尽早收复已被中国占领的印度领土，必要时可动用武力”。该军史坦言，过后回头看1960—1962年议会的辩论、对领导人的质询及全国性报纸的社论，“都有些骇人听闻”；“无知而喧嚣的媒体和反对党，在迫使尼赫鲁不情愿地走上军事对抗道路方面，扮演了极不负责任的角色”[49]。 三、1962年边界战争后印度在边界问题上态度的变化 1962年边界战争前后，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激烈情绪达到顶峰，战争使中印关系跌至冰点。1970年，中印关系出现缓和迹象。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印关系正常化，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趋于温和，与中国的共识有所增加。 1959年8月25日，中印边界东段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郎久事件。此后，双方通过照会相互抗议的频率不断加快[50]，武装对峙和武装冲突事件频频发生。1962年夏，中印关系已大为恶化。9月9日，印度国防部召开会议，认为“必须立即将中国人从塔格拉山脊以南地区赶走，必要时可诉诸武力”，并将命令随即下达到东部军区司令部。13日，中国照会印度，指责印度政府“推行假谈判和真冲突”的两面政策，没有通过和平方法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在和平的托辞下包藏着蚕食中国领土，企图破坏边界现状的阴谋”。印度政府于当日拒绝了中国提出的进行谈判、从边界后退20公里的建议，称“中国的建议是要由侵略者享有其侵略成果”。这是印度第一次称中国为“侵略者”。[51]20日，印度东部军区司令部火速电令所有哨所和巡逻队做好与进入射程内的解放军巡逻队交战的准备。印度军方开始实施驱赶解放军的“里窝那”计划。10月11日，尼赫鲁主持召开有军队、内阁、外交、情报部门高官和代表参加的高层会议，就军事行动做出决定。次日，尼赫鲁启程前往科伦坡在机场接受记者提问时说，军队接到的命令“是解放我们的国家”。几家报纸对此大肆炒作，说尼赫鲁已命令陆军赶走中国军队。[52]需要指出的是，在对中印边界东段的中国哨所采取军事行动问题上，印度政府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显得比印度军队最高层更加强硬。尼赫鲁在10月初接见即将出任印度第四军军长的考尔中将时说，如果不把中国人“从我们的领土上赶出去”，“政府就会彻底失去公众的信任”。连印度媒体人也认为，“一直到最后政府都是在不顾一切后果地要求部队行动，而军队的高级将领则在说服政府勿在军事行动中鲁莽行动。”[53]在印军侵犯事件不断发生、谈判解决问题无望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0月20日在中印边界东、西段同时发起对印自卫反击作战。22日，尼赫鲁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指责中国“以怨报德，甚至走到了发动进攻侵占我国神圣领土的地步”，印度“不会对此容忍屈服”。[54]战事很快对印军不利。印度及英国等国都对战事的发展心中没底，不敢妄断。印度外长称不知道中国将在何时何地停止进攻。24日，中国方面提议周恩来和尼赫鲁进行会谈，提出双方在东部边境地区各自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及友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三点建议。印度当天就予以拒绝，并坚持只有中国军队撤回到1962年9月8日的位置，对话才有可能。尼赫鲁还于10月26日致函各国首脑，称中国的上述建议是试图“威逼印度接受中国制定的有关边界问题的协议”。[55]11月16日，尼赫鲁要求中国军队退回至1959年9月8日线。战事持续一个月后结束，印度承认完败。印度军方认为，麦克马洪线一带的地面战斗“是一场真正的溃败”，“1962年11月20日的黎明，是印度独立以来军事史上最黑暗的一幕”[56]。 对于中国完胜后不提任何要求，主动单方面于11月21日宣布停火、撤军，印度、英国等对中国的动机感到一头雾水。印度对中国的撤军建议反应谨慎。21日当天，陆军司令部发电把中方建议通知了部队，但要求部队保持警惕，不要有任何“挑衅行为”。印度军方认为，“虽然政府没有正式接受停火，但事实上已经默认了”。[57]尼赫鲁感到中国的撤军建议太复杂，不好应对。印度政府认为中国提出停火撤军是为了逼迫印度接受其“三点”建议。12月初，印度要求中国就停火建议做出几点澄清。尼赫鲁数次发表声明以期鼓舞印度民众的士气，还提议把中印边界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58] 印度官方把这场战争的责任推给了中国，同时又感到“委屈”。印度军史的观点很具代表性。它认为1962年的战争“源于中国的扩张主义和对西藏的占领”，“1954年印度虽然通过一纸条约默认了中国人对西藏的占领，却没有在边界问题上获得任何补偿”。[59] 中国宣布停火、撤军后，印度一方面对中国是否会发动新的进攻心中没底，另一方面抓紧进行动员，提高国民士气，增加军事投入，对中国的态度高度一致地强硬，对中国的善意极度曲解。1962年12月6日，印度政府宣布自15日起撤销印度驻拉萨和上海的总领事馆，并要求中国也自同日起撤销中国驻加尔各答和孟买的总领事馆。12月中旬，印度公众情绪稍有变化，中国单方面的停火和撤军行动使印度民众觉得中国再次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不那么大了。12月下旬，印度的广播宣传稿声称和平是有可能的，但不是依中国提出的条件。1963年7—8月，印度报纸和广播起劲报道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但印度陆军参谋长不认为中国会很快发动新的进攻。[60] 1962年战争对印度国内的政治生活和民众心理影响深远。印度军史认为1962年战争是一场“惨败”，“主要还是一场政治上的失败”；[61]“军事上遭受的羞辱在印度国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尼赫鲁说印度国民感到败给中国是耻辱。[62]有印度学者认为，中国“获得全胜”，印度在短暂时间内蒙受了“严重的损失和耻辱”。尼赫鲁1962年10月25日在人民院承认中国的自卫反击作战是对印度的一个“沉重打击”。[63]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尼赫鲁的影响力都比战争前明显减弱，得到的同情和支持并不多。战争前，印度得到了包括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广大亚非国家的支持，尼赫鲁成为国际政治和世界外交舞台上的明星和“宠儿”。战争开始及中国宣布停火、撤军后，印度得到了更多的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苏联等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也有一些西方国家及苏联等国批评和谴责中国，但“印度偶然中发现，准备同他们现在一起反对中国的亚非朋友为数不多”，53个亚非国家中“始终不渝地支持印度的只有两个国家”，18个国家“仅表示了同情，而且是在印度的一番劝说之后”。[64] 民众的怒火既指向印度政客，也撒向了中国。尼赫鲁声望大跌。1963年8月，反对党第一次提出了对尼赫鲁政府的不信任案，“给这位伟大领袖造成了心灵上的伤害”。尼赫鲁后来在议会称，像中国这样完胜后不提任何要求就单方面停火、撤军，世界战争史上从未有过，对他来说不啻是奇耻大辱，早知如此结果，还不如战死在疆场。战争结束一年后，尼赫鲁患上了中风，还驼了背，于1964年5月27日逝世。有印度记者认为，1962年战争“是尼赫鲁难以经受得住的打击”。这场战争经常被印度人描述为“中国的背信弃义”或“背叛”。出于担心影响民众士气等方面的原因，尼赫鲁显然低报了伤亡情况，他1962年12月12日在联邦院说，印军在战争中共阵亡197人，负伤291人，军方认为此数字“足足有6277人未被计算在内”。对于中方主动向印方遣返战俘，交还汽车、大炮、枪支等武器装备的过程，印度认为中国是为了“争取舆论的支持”，“实际上是对印度军队的一种侮辱。中国人交还的大量武器只能表明印度遭受了多么惨痛的失败，或许这才是中国人的本意”。[65] 战争结束时中印双边关系降至低谷。然而我们看到，战争结束后至今，中印边界问题虽出现过起伏，经历过挫折，但是所呈现出的积极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1962年战争后，中印之间多次互发照会、抗议，也发生过少数几次边界对峙，但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印度官方后来总结说，经过1962年那场战争，印度的政治和外交领域“变得更务实了”，此战证明“失败一向比胜利更有教育意义”，但如果这等教育次数过多，“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受得起的”。[66]60年代中期以后很长时间里，议会和媒体对中印边界问题的主调虽然总的来说仍比较强硬，但程度趋于缓和；政府明显受议会和媒体的掣肘，其对华态度和政策也还难说是建设性的。战争过后，印度大力发展国防，且在中印边界部署了其1/4的军事力量，给其经济造成沉重负担；此外，此次战败在战略上对印度的不利影响（1962年战争后世界上有更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印边界问题并未解决），以及给印度国民造成的沉重的心理负担，使得印度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士对这场战争及中印关系恶化的原因和责任进行反思。到了1970年，英迪拉·甘地表示愿意寻求与中国解决边界争端的途径，中国也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中印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但缓和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1971年12月，印度议会通过法案，将印控中印边界东段争议地区“东北边境特区”升格为“中央直辖区”。1974年9月，印度通过宪法修正案，把锡金变为印度的一个“联系邦”，1975年4月又变为它的一个邦，完成了对锡金的吞并。10月，中印边境部队在东段土伦山口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再度紧张，致使大使级外交关系迟至1976年9月才得以恢复。1979年，印度外长访华，拟就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全面交换意见，但未接受中国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1981年6月，双方同意边界分歧没有必要成为改善中印关系的障碍，边界谈判在中断20年后得以恢复。自1981年12月至1987年11月的6年里，中印就边界问题和发展两国关系的具体措施举行了8轮会谈，虽边界问题进展不大，但其他方面获得进展。1984年10月，接任遇刺身亡的英迪拉·甘地出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接受访华邀请，中印关系的僵局被打破。1986年，双方再度因扯冬和桑多洛河谷发生公开争辩，中国恢复对该地区的巡逻，印度提出抗议，印度媒体指责“中国侵入印度领土”。1986年12月，印度议会两院通过法案，将此前在中国藏南地区成立的“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阿鲁纳恰尔邦”，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宣布不承认该邦。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印度开始实行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此后，两国领导人增加互访，中印关系发展进一步加快，中印边界问题不断向前推进。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两国政府都能从中印关系的大局出发，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和处理边界问题。近年来，双方在边界问题上不断增进互信，有效管控分歧。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在其外祖父尼赫鲁1954年访华34年后作为印度总理第一次访华，被称为“破冰之旅”，标志着1962年以来中印相互对立的结束和新的睦邻关系的开始，中印关系走向成熟。两国总理均表示愿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争端，中印边界问题谈判在若干问题上达成共识。此后，中印边界问题虽有争论、争吵，但都有效避免了武装冲突的发生。拉吉夫·甘地访华后，中印就边界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在若干问题上达成共识，取得阶段性成果。1991年12月，李鹏总理访印，双方对边界问题表示了共同的关心与愿望。1993年9月，拉奥总理访华，两国签订《关于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规定双方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1996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印，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印度，双方签署《中国和印度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2003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建立，会晤内容从原来的聚焦边界问题扩大至整个中印关系，至2016年4月共举行了19次会晤。到目前为止，边界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同意：（1）在边界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维护边境地区实际控制线两侧的和平与稳定。（2）根据2003年和2005年领导人互访达成的协定规定：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不应影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双方应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通过平等协商，寻求公平合理以及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1996年之后，中印边境地区未发生过冲突，双方边民、军队和平共处。莫迪总理2015年5月访华前夕对《时代》杂志说：“中印边境并非动荡不安。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连颗子弹都没飞过。”在他访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写道：“双方确认，早日解决边界问题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两国政府努力实现的目标。” 2015年8月1日，中印两军在2013年曾经对峙数周的斗拉特别奥里设立第五个边防会晤点；16日，中印边防官兵又在此地共庆印度独立日。11月中下旬，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印度内政部长前后脚互访，双方同意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决定加强军事合作。[67]2016年1月，中印就在实际控制线一带开设第六个边防会晤点展开磋商，以强化两军之间的沟通和建立信任措施；同年3月发布的印度国防部报告在谈到中印边境地区时措辞和语气异常平和，称“继续和平”，“两国军队虽然对‘实际控制线’理解不同，但双方通过热线建立了会晤机制，举行了边防人员会议”。4月，中印为通过新一轮“建立互信措施”改善边境管理就建立军事热线进行的会谈取得突破性进展，印度国防部长称“对华关系是印度最优先处理的事务”，印度“致力于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68]5月24—27日，印度总统慕克吉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表示印中传统睦邻友好在印度拥有广泛民意基础，发展好印中关系获得印度各党派一致支持；两国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印中合作可以促进两国和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印度有识之士认识到，虽然中印边界问题十分复杂，最终解决需要时间，中印关系还有许多问题要处理，今后的发展过程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但两国要向前看，只要中印握手，亚洲大陆就会和平、稳定，整个亚洲就不大可能出现大的动荡，将迎来光明的前景，这也定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重大的贡献。 余 论 由上可见，印度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态度十分强硬，没有回旋余地，实际上是要求中国同意或默认其关于边界问题的立场。70年代初，中印关系开始缓和，印度宣明的关于边界问题的立场不再那么“执着”。80年代后期，中印关系实现正常化，此后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比以前更加接近中国的，即双方就边界问题进行和平、友好的会谈，不让边界问题影响中印关系的大局。 本文的着重点不在于深入探究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责任，也并非要仔细掂量印度在1962年战争中的得失，而是依据有关方面的档案文献资料，从细节入手，通过对中印边界问题起源的解析、边界问题对中印关系影响的梳理，以及对印度政府、军方、议会、媒体、公众舆论不同历史时期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具体分析，提高人们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长期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考察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的变化，要体认到边界问题对中印关系的消极影响在趋向减少，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宁、寻求共同发展已成为中印两国的共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印两个文明古国，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一定会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最终找到公平、公正地解决复杂棘手的边界问题的方法。中印关系的和平发展，对于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要中印双方都采取主动行动，进一步加强政府领导人、议会、军方、媒体、学术、教育、青年等方面的来往和互动，切实照顾彼此的利益关切，妥善管控分歧，就会由外界渲染的“龙象之争”变为现实中的中印共赢。事实证明，正常发展、不断深化的中印关系的良好互动，已经带动了边界问题的不断向好进展；而边界问题的缓和、边境地区的安宁和繁荣，乃至边界问题的最终双赢解决，反过来一定能促进中印关系的整体发展。作为两个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印两国携手，一定能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此文首发于《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5期。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外交》2017年第1期全文转载。） -------------------------------------------------------------------------------- [1]西姆拉协定包括一份条约和一张附图。条约的名称，中文是《中英藏条约》，英文为Convention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China and Tibet。所附地图是根据条约第9款手工绘制的标有“麦克马洪线”、把西藏划分为“内藏”和“外藏”的地图。 [2] [印]D. R.曼克卡尔著，杨双举、王鸿国译，范名兴校，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编印：《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6页。 [3]Convention, United Kingdom, China and Tibet, 1914，英国外交部文件，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档案号 FO93/105/2。 [4]这3个管道是：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在西姆拉通知英国方面，称中国政府拒绝对他草签草约的行为承担责任，也不会接受此种解决方案；中国政府照会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声明界务一端，不能承认；中国政府电告中国驻伦敦公使刘玉麟，要他到英国外交部声明：中国谈判代表陈贻范是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指示和被迫的情况下草签草约的，中国政府不能承认。 [5]有关英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责任和作用，本人已有专文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可参见孟庆龙：《中印边界冲突中的英国因素》，《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6期，以及《西方霸权阴影下的弱国旧事——英国图谋西藏“自治”与中印边界问题缘起》，《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12月下。 [6]参见《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7—8页。 [7]参见《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8—9页。 [8]参见P.B.辛哈博士、A.A.阿塔莱上校：：《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印度国防部军史部内部资料，1992年，第一章“北部边界”。 [9]参见《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10页。 [10]Boundaries between India, Tibet and China,1950，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 FO371/84464。 [11]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一章“北部边界”；《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31页。 [12]参见《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1958年12月14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以下简称《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1960年，第192—195页。 [13]India’s attitude towards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Tibet, 1950，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84463。 [14]Sino-Indian relations, 1952-1959，绝密, 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35/8817。 [15]参见《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12页。 [16]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二章“中印冲突的起源”。 [17]参见《人民院辩论集》（Lok Sabha Debates），卷5,1954年，Cols.75 47—8。见王宏纬：《当代中印关系述评》，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18]India’s relations with Tibet,1954-1957，绝密, 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35/6710。 [19]卡鲁纳加尔·古普塔著，王宏纬，王至亭译：《中印边界秘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90页。 [20]D. R. Mankekar, The Guilty Men of 1962, Tulsi Shah Enterprise, Bombay, 1968, p. 138。见王宏纬：《当代中印关系述评》，第111页。 [21]参见《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174页。 [22]《中国外交部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备忘录》（1958年11月3日），《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292页。 [23]《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总理的信》（1959年1月23日），《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178页。 [24]王宏纬：《当代中印关系述评》，第114页。 [25]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二章“中印冲突的起源”。 [26] 《印度驻华大使馆给中国外交部的备忘录》（1958年11月8日），《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296页。 [27] 《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1958年12月14日），《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175页。 [28] 《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总理的信》（1959年1月23日），《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177页。 [29]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二章“中印冲突的起源”。 [30]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前言”。 [31]《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110—111页。 [32]Chi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olidation of Tibet,1959，秘密, 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35/8981。 [33]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4月3日、24日、27日。 [34]Chi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olidation of Tibet,1959，秘密, 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35/8982。 [35]Sino-Indian relations, 1959，绝密, 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35/8819；Violation of borders of India by China, 1959，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41271。 [36]参见《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第376页。 [37]《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对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的书面谈话》（1959年5月23日），《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65页。 [38] 《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35页。 [39]Violation of borders of India by China, 1959，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41271。 [40]Sino-Indian relations, 1959，绝密, 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35/8820。 [41]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三章“走向武装冲突”。 [42]印度政府1960年2月12日致中国政府的照会。 [43]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三章“走向武装冲突”；《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33页。 [44]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九章“停火及停火后”。 [45]Sino-Indian relations, 1959，绝密, 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35/8820。 [46]《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25、35—36页。 [47]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64910。 [48]《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150页。 [49]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绪论”；第十章“回顾与反思”。 [50] 据印度方面的说法，至1962年7月上旬时，中印之间互换抗议照会达378次。参见《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43页。 [51]《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56页。 [52]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四章“中国入侵东北边境特区——达旺的陷落”；第九章“停火及停火后”。 [53]《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48—49页。 [54]见印度军队官方历史记录：《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四章“中国入侵东北边境特区——达旺的陷落”；第九章“停火及停火后”。 [55]《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61—62页。 [56]见印度军队官方历史记录：《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四章“中国入侵东北边境特区——达旺的陷落”；第九章“停火及停火后”。 [57]参见印度军队官方历史记录：《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九章“停火及停火后”。 [58]参见英国外交部文件，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档案号FO371/164920；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档案号FO371/164922；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档案号FO371/164926。 [59]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十章“回顾与反思”。 [60]参见英国外交部文件，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档案号FO371/164926；Use of anti-communist material in India, 1962，档案号FO1110/1572；Bord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3，档案号FO371/170674。 [61]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绪论”。 [62] UK/US talks concerning borders dispute with India, 1962，秘密，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64930。 [63]《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74、114页。 [64]《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90—91页。公开支持印度的是埃塞俄比亚和刚果，同情印度的国家是突尼斯、象牙海岸、摩洛哥、多哥、阿富汗、南斯拉夫、坦桑尼亚、叙利亚和尼泊尔等国，参见Bord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3，秘密，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70669。 [65]参见《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九章“停火及停火后”；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116页。 [66]见印度军队官方历史记录：《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绪论”。 [67]见《环球时报》2015年11月16日、18日。 [68]见《参考消息》2016年4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