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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亚民族主义是东方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它的出现晚于西方民族主义，大致形成于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期。其共通点是：它的产生具有“应激——反应”性特点，是反西方列强威逼、侵略的产物；它具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悠久的文化资源，尤其是“儒家文化”的人文资源；往往与权威政权相结合。东亚民族主义的内容十分宽泛，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里，有着多种变形，表现为多种形态和特点，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民族主义就是东亚民族主义的几种重要形态。 关键词：东亚；民族主义；类型；特征；儒家文化圈 一 民族主义的概念当然与民族概念相关，它们都是历史范畴。一般地说，民族主义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而产生的，并为谋求民族权益，包括生存、平等、独立、发展等权益服务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实践运动。具体地说，民族主义是历史上形成的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同、归属、忠诚的一种强烈情感和持久意识；是强调本民族的特性和传统，维护本民族利益，处理民族问题和对外关系的价值观念和行动准则；也是实现民族要求、民族利益的实践和运动。 “民族主义”一词，最先在15世纪出现于德国，1836年首次被列入《牛津词典》。以后，即被人们广泛使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自它问世以来，就受到了各种各样的赞扬与批评。对于民族主义的界说，学界众多学者曾给予不同的定义。由于各民族具有的差异和人们对民族的理解不同，导致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不同。目前学界对民族主义的诠释可以归结为四种类型： 其一，心理、情感说。如卡尔顿·G·H·海斯认为：“民族主义可以界定为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一种融合。”[1](P2)《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诠释是：“民族主义是一种认为个人应对自己的民族国家绝对忠诚的心理状态。”[2]这种心理、情感、心态等说法多是西方学者的见解。他们更注重个体或在日常状态下一般大众的情绪表征，而忽略了深层的思想观念和一些民族主义代言人的理论表述，把具有一定思想内容的思潮和理论视为一种恋祖、恋族情结[3](P8)。 其二，阶级思想说。如称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对民族的看法”[4](P69)；“是资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原则和政策”[5](P253)；或称“民族主义是剥削阶级民族观的核心”[6](P353)。这些看法显然是从前苏联等国移植而来，而且反映出一种“泛阶级斗争论”的习惯影响。 其三，一般意义的危害说。如称民族主义为：“一种强调本民族利益高于其他民族利益或至少不关心其他民族的观念和政策”，“为谋求本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6](P353)。显然，具有这种危害的民族主义是曾经存在或仍然存在的，如人们已经批判过的大日本主义、大日耳曼主义、大俄罗斯主义等。对这些民族主义的批判当然是必要的，但其不足在以偏概全，把民族主义等同于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 其四，文化说。例如普拉蒙纳兹认为：“当特定人民的民族的或文化的特征受到威胁时，保存或增强它的愿望；或者在那些感到民族特征不鲜明或不具备的地方，转型或者重建它的愿望。”他认为：“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来自感到文化劣势的民族的反应。”[7](P42—45) 以上各说都是对民族主义思想的价值性和事实性判断的说法，这些说法之所以不同，主要是因为对民族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有不同的把握。 实际上，民族主义思想首先是既有普遍性也有个别性。这是把握民族主义的关键所在。普遍性是指任何民族主义思想都有辩异族爱同类的基本观念，因而确有畛域界限之分；个别性即是说各个具体的民族主义思想各具特点和取向，如有压迫他民族的民族主义，也有反抗异族压迫的民族主义。所以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不能就一端立论。同时，任何一个具体的民族主义思想，是既有稳定性也有变动性。稳定性源于每个民族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文化传统、道德和风俗乃至这个民族或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均对其民族主义思想起着塑造和定型的作用，因而每一民族主义思想有其稳定性。但民族主义思想又是发展变化的，如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内部主体阶级和领袖人物的新陈代谢，该民族和民族国家力量的大小及在世界上地位的变化，都会使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内容有所改变，如某些被压迫民族原来要求民族平等和民族独立，但强大之后一变而为民族扩张主义；原为先进的民族或民族国家后来衰弱落后，由民族自大而变为民族自卑等。 如果从普遍的意义和价值中立的原则出发来界定民族主义思想，只能说民族主义思想是民族群体对自我归属的体认，是民族存在信念和民族国家理念的结合，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待和处置其他民族群体、民族国家的态度和原则。民族主义思想具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的内容。对内，它认同于共同或相近的民族起源、民族群体中共同或相近的历史价值观和文化传统、一致的经济利益乃至共同的制度信仰和国家主权观念。对外，它需要确定自己在众多的民族中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准则。当然，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内容，都需要贯彻普遍化和个别化统一的原则。 民族主义已经长期存在，今后仍将长期存在。人们必须研究它，对它的定义要能涵盖种种各不相同的民族主义思想，就只能是一般的、普遍的、价值中立的抽象概括。应当指明，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我们研究民族主义，显然不是为了宣扬于己于人有害的民族主义，而是要将民族主义引导向合理的方向和道路。合理的民族主义思想是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凝聚剂；是维护和保卫各自民族的传统和文化的菁华，从而使世界丰富多彩；形成内部成员共同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基础等一致的发展取向的精神动力；也是尊重彼此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和各种实际利益的民族平等、民族互利的道义和原则。为此，对民族主义思想中落后保守的、排他的、自利而损人，乃至剥削压迫奴役杀戳他人，或把自己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等种种有害、错误乃至反动的民族主义，则必须加以抵制、批判和清除。 二 “东亚”又称“太平洋亚洲”(Pacific Asia)或远东。从地理上讲，东亚指的是欧亚大陆太平洋岸的边缘和半边缘地带，包括亚洲大陆东部的大陆、半岛与海岛。狭义的指中国大陆、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台湾岛、蒙古等；广义的东亚包括东南亚即中南半岛与马来岛诸国；再扩而大之，甚至可把南亚即印度半岛诸国也包括在内。就东亚的重新崛起而言，主要集中在中国、日本、朝鲜、韩国、中国台湾、东盟五国这个范围内，大体上是指汉字文化圈影响所及的地区。 从历史上看，东亚民族主义出现晚于西方民族主义，大致形成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东亚民族主义是东方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具有明显地域文化彩色。尽管东亚各国民族主义存有各种各样的差异，但东亚民族主义作为一个醒目的范畴，却包容着诸多的共通点： 其一，它的产生具有“应激—反应”性特点，它是反西方列强威逼、侵略的产物。如果说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产生是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理念相结合而促成的，那么近代东亚民族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则是与民族生存面临危机时所作出的反应有关。自19世纪中期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威逼与侵凌，东亚各国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促使了东亚民族主义的产生。我们可以把这种由于民族危机而激发的、并作为对西方挑战的回应而产生的民族主义，称作“应激—反应”型的民族主义。从根本上说，这种民族主义起源于本民族的危机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避害反应”。因此，它的初期目标只在通过自立自强以及维护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后来，只有日本例外地走上了侵略扩张式的民族主义道路。 其二，它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悠久文化资源。东亚有五千年文化史的巨大遗产，尤其是中华文化遗产。东亚“儒家文化圈”存积有价值无比的宝贵的人文资源。所谓“儒家文化圈”，是指由中国儒学源流相关的东亚各国所形成的文化复合体。历史上的东亚各国，包括日本、朝鲜、韩国、新加坡以及越、柬、老等国，都程度不同地受到过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文化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由中华文明滋养哺育出来的“亚文化”。就象希腊文化影响着的欧洲，印度文明影响下的南亚次大陆一样。儒家文化圈的传统意识形态是世俗的、务实的、功利的和理性的。这种文化传统本身使东亚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强劲的融合机制，主要表现为：一是它的和谐性、兼容性。儒家提倡“合”“和”文化，将其作为天人关系、人际关系和身心关系的准则，从个人、家庭到社会都散发出和谐气氛，能包容不同种族、民族的文化，能与外来文化进行和谐的“对话”并与之融合；二是它的变通性。这种变通性即儒家的“与时并进”精神、富于自省和面对现实的态度。儒家思想在规定一些基本的准则时，也主张因地制宜、因时代变化作出自我调整。这些特点对于东西文化的交融与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当然，东亚民族主义的文化渊源是多元的，东亚文化圈也在复杂的背景下不时发生“裂变”，“文化圈”中的文化终究要适应经济政治发展而发展，但这些都决然不会彻底变更东亚文化的历史定性。 其三，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其民族主义往往与权威政治相结合（或曾一度结合）（注：东亚各国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在现代化过程中都逐渐形成了具有现代导向的权威政体，虽然它们各自的权威政体形式有很大的不同。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情条件诸方面均与上述国家和地区有很大区别。但是，中国在历史文化与民族性方面，在高度集中的政治社会体制及其向市场型的运行体制的结构转型方面，均与东亚各国和地区有着雷同之处。），成为旨在使社会生活一体化、并通过“强政府”的群众动员来推进现代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一般说来，民族主义只能是借助现代政治理念以及现代的社会动员手段才有可能实现，而影响民族主义发展方向和实现程度的重要因素，则是作为民族化身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的意图和导向。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的共通特点，以及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条件，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应付现代化的挑战过程中普遍选择了权威主义政体；它们的权威主义意识形态一般都具有民族主义、集团主义的基本特征，并以此作为权威政体的合法性的基础。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一般均强调国家与集体的价值高于个人与社团的利益，并往往通过对本民族原有的价值体系的转化和改造来凝聚社会人心，以强化对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认同；为了国家的现代化目标，要求社会全体成员必须服从现存政治秩序和权威者的意志；权威政权为了国家的利益和目标，有权向社会成员强制地规定义务和执行义务。在这里，民族主义与权威政治相结合，二者互为特征，构成了东亚民族主义的又一特色。 三 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民族主义一样，东亚民族主义的内容是十分宽泛的。它可以包含思想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多层面，其不同层面是互相联系、相互作用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里，民族主义不同层面表现形式也有所侧重。因此，民族主义可以有多种变形，表现为丰富多彩的形态和特点。本文研究的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民族主义就是东亚民族主义的重要形态。 第一，中国的“反应—自卫”型民族主义 这种民族主义是由于西方列强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而激发的、作为对西方威迫挑战的回应而产生的，旨在通过自立自强来维护自身生存条件的民族自卫意识与运动。中国民族主义，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与西方近代原生型民族主义相比较，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具有“反应性”特点。这种“反应—自卫”型民族主义，从来没有扩展到本土以外的地区和领域，即不具有西方民族主义（包括日本进攻型民族主义时期）的扩张性特点。它的初期目标只在驱除列强侵华势力，恢复本土原有的秩序与安全。随着西方近代文明的传入，中国民族主义者认识到，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实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大业。 其二，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不含有宗教成分，不是依托某种宗教传统作为民族认同的凝聚力与基础。 其三，与近代以来中国爱国主义融为一体，并成为爱国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始终围绕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中心主题，其主流代表着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民族主义。在近代，它以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为主要目标；在当代它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 其四，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政党斗争加剧，民族主义与政党政治紧密结合，国共两党分别坚持各自的民族运动路线，使民族主义在阶级对立的政治斗争中激昂和分流。历史表明，国民党的主张不能引导中华民族走向独立和发展，而只能使中国继续沉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中国共产党则代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五，新中国成立，标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中国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时，民族主义是以社会主义的“强国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现代化民族主义兴起，它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有机结合，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主义的含义继续以爱国主义来表述，中国人民的基本价值观念作为国家共同体的凝聚力的功能意义益发显现出来，使爱国主义的内涵比过去更为扩展，成为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强大动力。邓小平理论是中华民族的新旗帜，它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 第二，日本的“防守—进攻型”民族主义 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萌发于江户时代后期，是以由尊皇所表现的国体意识和由攘夷所反映的对外反应意识展开的。国体意识和对西方的对抗意识则是构成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它所宣扬的日本民族至尊、国家至上的神国意识、天皇绝对神圣观念，并以此为根据强调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国家的神圣性，从而构成18世纪日本的国体意识、民族意识以及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从19世纪开始，在对外危机的诱发下，日本国学的尊皇思想，与后期水户学的攘夷思想结合，产生了日本的“防守一进攻型”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演变与特征是： 其一，具有浓厚的神道宗教色彩。神道教是日本民族的固有宗教。在神道观念中，天皇作为天照大神一直系子孙，“是在现实世界中唯一持有其神圣血统的存在”，天皇成为宗教生活的中心、宗教崇拜的对象。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国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都集中于天皇一身。”把天皇和日本历史与神联系起来，以宣扬日本的优越地位观念和尊皇思想是日本民族主义的显著特征。日本民族正是在这神权崇拜和天皇崇拜下统一起来。日本是“神国之国”，由“万世一系”的“现人神”（天皇）统治，这正是产生日本民族自尊心和优越感的源泉。这种天皇崇拜思想，使日本民族在面临生存危机和为了实现民族共同目标而需要聚集全民族的意志和力量时，很快就表现出以天皇为中心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成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构成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基础。 其二，由于日本是独特的单一民族国家，民族与国家、国民是同一的，所以在日本，民族主义(Nationalism)常常表现为国家主义、国民主义或日本主义。 其三，19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开始了“脱亚入欧”、富国强兵，进行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但是，社会改革却明显滞后，具有封建传统的家族制度继续存在，它在政治上助长了天皇专制主义，导致日本特有的家族国家观泛滥成灾，并在经济上造成资本主义企业的畸形发展，成为滋生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土壤。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1904年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民族主义受到极大的激励而急速膨胀，蜕变为军国主义、殖民主义以致法西斯主义，走上侵略扩张式的民族主义道路。在将近一个世纪里，由于日本民族主义的恶性发展，不断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世界人民以及日本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其四，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在美国的监护下，利用冷战给予的“恩惠”，奉行“经济第一”主义，加快了现代化步伐。与此同时，日本通过民主改革，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但是，战后日本在进行社会改革时，并未对军国主义进行彻底清算，保留了象征性天皇制。一些具有强烈国家民族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思想倾向的派阀领袖人物不时登台表演，甚至主持日本政局，他们主张清算战后后遗症，即消除因战败而产生的自虐、自卑思想和“赎罪意识”，振奋国民精神，弘扬“皇室万事一系”的独特文化，重新确立“国家的主体性”。一些总想重振“大日本雄风”的军国主义势力仍在继续活动，而且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日益变本加厉。这股军国主义浊流的主要表现是：重建强大的战争力量，鼓吹重新评价“大东亚战争史”，以及曲解和颠倒侵略历史，积极开展“改宪”和“扩宪”活动等。这些都是对世界尤其是亚洲和平的威胁，人们必须对其保持高度警惕。 第三，韩国民族主义 韩国民族主义是在近代反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进步思潮和运动，其目标是争取民族独立，建立主权国家。现代韩国民族主义是近代朝鲜民族主义的继续，其目标是维护民族国家主权，推进民族统一，实现国家现代化。争取民族解放自立，实现朝鲜统一的爱国主义精神是贯穿韩国民族主义的精髓。它的主要特征是： 其一，从其产生来看，它是“反应一自卫型”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是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造成的民族危机而激发的、作为对外来威胁的回应而产生的，旨在通过自立自强来维护自身生存条件的民族自卫意识与运动。 其二，这种民族主义是以悠久的历史文化为底蕴，并在复杂多难的民族历史演变中发展的。朝鲜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从公元668年新罗统一，特别是公元918年高丽统一后，朝鲜半岛一直维持着统一的局面。朝鲜在漫长的历史上有过许多辉煌的时期，也经历过不少严重风浪，但真正对朝鲜的命运和生存产生严重威胁的是在近代——受到帝国主义侵略以致沦为日本殖民地，到20世纪40年代末又分裂为两个国家——大韩民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之，这种民族主义就是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寻求国家独立和争取朝鲜统一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进步性在于其现代性：寻求自主、自立、开化，推动了韩国走向现代化；它的现实合理性在于逐步摆脱冷战思维，在发展中寻求民族统一。 其三，战后以来，韩国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里有不同表现形式，其中尤以60年代以来的经济民族主义表现突出，成效显著。战后的冷战格局和南北朝鲜分裂局面是影响韩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韩国建立后一系列独裁政权强化分裂国家体制的过程中，群众的民族统一运动从未间断，强烈地表现了政治民族主义的民主、统一的意向。60年代以后是韩国经济民族主义高涨时期，形成了加速推进国家现代化的理念和运动，使韩国经济迅速崛起，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这种成功不仅是朴正熙政权实施若干经济举措的功绩，而是全体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 第四，新加坡的“融合型”民族主义 新加坡“融合型”民族主义是在反殖民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新加坡的基本国情和战后国际环境是这种民族主义形成的条件和前提：一是新加坡一百多年沧为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二是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的移民国家；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进入经济迅速发展、相对和平阶段。此间，新加坡一群“从英国大学毕业出来的民族主义者”走上历史舞台，以其“融合型”民族主义思想和实践活动，推动着新加坡的独立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8]。新加坡的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是： 其一，这种民族主义首先具有“反应性”特点。随着西方近代文明传入，以李光耀为首的新加坡民族主义者认识到，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实现救亡图存，实现新加坡的解放和建立现代新加坡的大业。这种民族主义产生于战后东亚小国，是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一种反抗和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渴求。它是与当代政治理念想结合，并通过政党组织和社会动员手段来实现的。因之它并不单指民族感情，而是指旨在促进国内和国际的生活和谐、融会.并通过群众动员来决定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 其二，它是“融合型”民族主义[8]。这种民族主义展示了对古今东西文化多方面、多层次的融合。一是学习西方而又继承东方优秀传统，把新加坡引向现代化；二是采用“政治极权化、经济自由化、文化群体本位”的现代化模式.或“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加坡道路；三是从新加坡的实际出发，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融为一体；四是借鉴“瑞士型”经验，主张国内多元化种族和谐共处，用团结意识和国家意识把国内各种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以促使其融会为一个“新加坡民族”。 其三，以李光耀为代表的“融合型”民族主义的理念给新加坡带来了爱国主义情感、稳固的社会凝聚力、稳定合作的国内外环境和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国家发展战略。李光耀的“融合型”民族主义是新加坡特殊历史条件下特殊国情的产物，新加坡的成功之处在于吸收西方的精华，依赖外资和西方技术走向现代化的同时能够与本国的民族优秀传统相结合，使东西文化传统有效地为新加坡现代化服务。李光耀以“融合型”民族主义的治国方略，聚合了新加坡人的国民意识，激发了新加坡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为新加坡人指明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其四，新加坡“融合型”民族主义的思想根基是亚洲价值观，其核心内容是：尊重国家权力、个人服从社会、步调一致、“敬老”和和谐的家庭伦理观念、勤劳节俭、重视教育等等。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是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 参考文献： [1]卡尔顿·G·H·海斯.民族主义：一种宗教[M].纽约，1960. [2]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3]罗福惠.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4]张永谦.哲学知识全书[M].银川：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 [5]赵德水.马克思主义百科知识辞典[Z].南京：江苏教育出版杜，1991. [6]彭克宏.社会科学大词典[Z].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 [7]Marc William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A Reader 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7. [8]李晔.论新加坡民族主义的形成与界说[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