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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给民国以来关内人民的“闯关东”运动带来了深刻影响。它一方面使关内人民出关受阻，移民数量骤减，中断了正常的移民进程；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它使“九•一八”事变后关内与东北间人口的迁移与流动发生了根本变化，完全被纳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轨道，其发展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移民；东北 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反映在移民问题上，它使20世纪20年代以来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正常进程被打断，完全被纳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轨道，其发展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因而，这一时期移民的数量、迁移特征及性质与事变之前迥然不同。本文运用比较丰富的中、日文资料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以此来揭示“九•一八”事变对关内移民东北，乃至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 一、“九•一八”事变后移民运动的中断 关内向东北移民由来已久，“远在宋辽金元时期，就有汉族流民出关觅事”。[1](P119)及至清末，移民浪潮已蔚为大观。中华民国成立后，这种移民的势头有增无减，持续增大，至“九•一八”事变前达到顶峰，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移动之一”。[2](P638)据“满铁人事课”统计，从1927年开始，关内移往东北的人数猛增，由1926年的50多万人增至100多万人，并且持续了3年之久。[3](P1270)正当关内大批难民迁往东北之时，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变后，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了东三省，把东北变成了它独占的殖民地，这样，关内难民向东北迁移的途径受阻，移民运动的高潮中断。 1、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法西斯统治和经济掠夺，使关内移民望而生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建立了伪满傀儡政权。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一方面通过强化军事机器疯狂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一方面通过伪政权的各级行政机构，对东北人民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在“讨伐”和“围剿”东北抗日武装、推行反动的“治安肃正”计划时，侵略者采取了一项十分毒辣的“匪”民分离政策。实施该政策的主要措施是推行保甲制度、“连坐法”，建立“集团部落”，制造“无人区”。 伪满的保甲制度和“连坐法”，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专制统治与日本法西斯统治的混合体，是极端反动残暴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推行使广大民众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使人民的活动受到了种种限制。一般说来，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带有很大的流动性，春来冬返，往往没有居住户口和固定的职业。保甲制度的推行，使大部分移民成为“非法”之人。日伪当局以“扰乱治安”、“通匪”、“思想不良”等种种借口，可以随时驱逐和屠杀他们。据1935年2月报载：“因所谓治安关系，驱逐农民出境，以当地农民以极大之不安，本年度山东农民被驱逐出境的含有永久驱逐之意义。前年4月至11月前赴东北的仅10,129名，而同年4月至11月被驱逐出境者超过8,400名。特别是去年10月至11月被逐之人数较前年同期多3倍。”[4](P70)这样，关内的自由移民到东北后已失去了临时安身的条件，像以前那样以老乡和亲属的名义接纳关内移民已为日伪当局所不允许。而实行集屯并村、设立“集团部落”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的企图阻碍抗日武装与广大民众联系的又一法西斯政策。他们强迫小村庄和分散的人民群众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和土地，集中到日伪指定的部落之内，如有反抗，便遭毒打，甚至屠杀。而对原住的村庄则一律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这给东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许多村民被杀或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很多早年在东北定居的关内移民，只得返回家乡。如1936年“敌伪实行所谓集家工作，使一部分移民无家可归，乃相率进关回籍，因此回籍数反超过移入数”。[5](P17) 日本侵略者在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同时，在经济上还进行残酷掠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东北的经济命脉，对一些重要经济部门如铁路、航空、银行、邮政、钢铁、矿业、石油等宣布实行“国家统制”，只能由国家或特殊会社经营，严禁私人特别是华人经营。这种经济统制政策，使原本就很薄弱的民族工商业受到压抑、排挤和摧残。如哈尔滨，1933年民族资本的商店有7,604家，至1936年减至4,754家，而日本商店则由1933年的347户增加到1936年的800户。[6](P266)一些中国商户因无力与日商竞争，经不起打击，纷纷休业，甚至倒闭、破产。据统计，1936年1月至6月，仅哈尔滨市道外区的10个行业，倒闭者即达160户。[7](P461)因此，曾经在东北经商的山东、河北商人多返回关内。 日本侵略者的掠夺，也使东北的农村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农民大量破产，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从而冲击了劳动力市场，使“九•一八”事后东北地区的雇工工资锐减。1932年，东北的劳动工资普遍减低了50%，“就是这减少了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工资，东北的中国工人也很难安心拿到”。[8](P580)工资的降低，从移民返乡所携带的钱款数额也可以看出来。据满铁的调查，1926年返乡的华工平均每人携带的款额为2545元，[9](P265)而到了1935年则降至1851元。[10](P5)同时，大量雇工失业。据1934年统计，东北各地失业群众达40万，其中很多是失去土地的农民。[4](P71)因而，“九•一八”事变后移民在东北找工作非常困难，到了1935年上半年，“甚至有人只求吃饭，不问工资，但仍找不到雇主”。[11](P107)即便找到工作，由于工资微薄，所剩无几，关外高工资收入的吸引力没有了。 此外，日伪还加强了汇兑管理。关内移民到东北打工，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挣得工资以养活在原籍的一家老小。所以，他们尽量节衣缩食，在劳动一、二年之后就携带所得返回家乡。据统计，1936年，移民返乡者共44万人，其汇款和携带金额共计18,035,600元。[10](P5)这上千万元的关内工人持归款引起了关东军和伪满当局的不安，遂加强了汇兑管理，对移民的持归金额进行限制。这给关内移民汇兑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很多移民因此不得不离开关外返回家乡。此外，日本对关内移民还采取了限制的措施。 2、日伪的限制政策，使移民出关困难重重 1934年1月，关东军特务部召开了第一次全“满"劳动统制委员会，做出了限制关内劳动者入境的决定。1935年3月，伪满政府又公布了所谓《外国劳动者取缔规则》，规定：“外国劳动者”入境必须持有外国劳动者经管人发给的身份证明书。这里所说的“外国劳动者”其实是专指关内劳动者而言，因为“与本邦有特殊条约国之劳工不在此限”。言外之意“对日人不加限制，所限制的只是由河北一带陆路前往的华工”。[12](P3)按此规定，关内劳动者出关必须通过“外国劳动经管人”的审查，取得贴有像片的身份证明书，并在入伪国境时，向警察官呈验并加盖许可检验后，才允许进入东北。而在入境后，一旦被各地警察官认为有“扰乱安宁秩序或有害风俗之虞”，还会被立即驱逐出境。同年9月，伪满又颁布“公开指明限制国人的所谓《关内人民入满条例》，规定每日入关之劳工至多不得过70人”。[13](P96)这样，从1934年开始，在伪满洲国和日本直接统治的关东州便实行了以限制关内劳动者入境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统制。 日伪之所以对关内劳工采取限制政策，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伪满建立之初，由于统治未稳，为建立殖民统治秩序，全力维持“国内”治安。因此，日本侵略者惟恐关内移民中掺杂所谓“非法与不良分子"、“不逞之徒"、“八路军便衣队"威胁其统治。所以，早在1932年4月伪民政部发出的训令中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劳工当中良莠不齐，难免混入便衣队，对之殊难鉴别"，因此，对无证明入境者“应严予取缔"。[14](P55-56) 第二，如前所述，由于日伪的“治安肃正"，使农村出现了废耕地，造成农村劳动力过剩，但日本侵略者却把它归咎于关内劳工的大量移入。认为“关内劳工具有生产效率高，工资低廉的特点，历来为企业主所欢迎"，他们大量进入东北对“当地劳工是一种冲击力量，势必将当地劳工排挤到失业线上去，他们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有沦为盗匪之虞"，[15](P4)最后酿成社会问题，构成对日伪统治的威胁。 第三，关内移民回乡时，会带走大量劳动收入，使货币外流，不利于日伪的外汇储备。 第四，从日本移民政策出发，为防止其移民用地被关内移民占用，需要限制关内移民的大量涌入。 第五，日本侵略者认为伪满洲国“大部分劳动力依靠国外，很不正常，且有危险性”。[16](P70) 基于上述原因，日伪决定伪满所需劳力尽量在东北当地解决，仅以其不足部分为限，允许关内移民入关。这样，不但对每年关内移民的限额进行了规定，而且对出关的关内工人进行所谓“质的选别"。对于身世不明、身体不强壮、无就业希望和曾经被禁止居住或入境者，都不准入境。 由于日伪对关内移民出关严加限制，使关内移民层层受阻，出关人数大为减少。正如时人所说：“上月间（1935年3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与秉承日本意志的伪满，先后宣布‘外国劳动者入境取缔规则’，以致我冀鲁各地前往东北的劳工，在山海关被阻者达千余人；同时，由青岛水路前往者，亦在大连被阻登陆，流离颠沛，进退为难。”[12](P3)“伪组织下令禁止山东省人出关，并禁止从关外汇款回关内，如此当然关内的人既无从出关，而向在关外的劳动者也无法不回老家了。”[8](P509) 3、日本侵略者的移民狂潮，使关内移民无法在东北生存 在限制关内移民进入东北的同时，日本侵略者实行了向东北移民的政策。移民东三省是日本帝国主义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日俄战争后，日本就提倡向东北移民。但由于种种原因，收效不大。“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陆军省、拓务省，特别是关东军不断炮制移民东北的计划，掀起了移民狂潮。1932年1月，日本侵略者在奉天召开了第一次移民会议。1932年2月，第一批武装移民500名到达黑龙江省桦川县永丰镇，称“弥荣村”开拓团。到1936年7月为止，日本共组织了这种武装移民5次，计2,900户，7,296人。[17](P341)随着武装移民计划的实施，东北地区的日、韩人数逐年增加。据统计，1932年东北的日本人为269万人，而到了1936年7月，则增至717万人，比1932年增加2倍以上。[8](P509) 日本侵略者为了保证其移民计划的完成，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移民所需土地问题。为此，日伪当局采取了种种手段大肆掠夺农民的土地，使成千上万的农民丧失了土地，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正如王寅生所说：“从1932年起，我们的‘友邦’，在黑龙江省的通肯河流域、吉林省的松花江下游和牡丹江流域、辽宁省的辽河下游和鸭绿江流域等土地最肥沃的区域里，都逐渐进行他们的移民政策，这使当地原来有地的农民都丧失他们的土地，原来没有地的农民连租地耕种机会也丧失去，根本使许多中国的农民失去存在的条件。”[8](P515)大量关内移民只得返回关内故乡。 二、“九•一八”事变后人口迁移特点的变化 由上可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残酷统治以及对关内移民的种种限制，使出关移民大减。更为重要的是，它使20年代以来的移民运动被纳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轨道，不能自由发展，因而这一时期移民运动呈现出与事变前不同的特点。 1、移民的数量少、波动大，到1937年基本呈下降趋势 表1：1926-1937年关内移民入、离东北人数统计表(单位：万人；1926=100)  资料来源：[日]满洲矿工技术员协会：《满洲矿工年鉴》，东亚文化图书株式会社1944年日文版，第70页。 上表是日本人对1926-1937年关内移民入、离东北的人数统计。表中显示：1931年前的5年（1926-1930）间，迁入东北的关内移民总数为400余万人，平均每年为85万人。1931年后，进入东北的移民数明显减少。“九•一八”事变的次年，由于战事的关系，早年移入东北的一部分人不得不进关避难，故回籍数（449万人）反超过移入数（只有373万人），1934年回升为627万人。从1935年开始，逐年减少，1936年移入数为359万，移出为383万，这是由于该年日伪实行所谓“集家工作”，使一部分移民无家可归，乃相率入关回籍，因此回籍数亦超过移入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移入数达到了最低点，只有323万人。1932-1936年的5年间总计移入数为200余万人，平均每年为47万余人。离开东北的人数，1931年前的5年，离开东北的移民为187万余人，平均每年为37万余人，即半数以上留在东北；1931年后的5年，返回关内的移民总数为209万余人，平均每年离开东北约41万余人，仅有12%的人留在东北，这种人口移出多于移入的现象在近代东北移民史上是少有的。可见，1931－1937年间迁入东北的移民不仅数量少、而且波动大、起伏不定，到1937年基本呈下降趋势，正常的人口迁移被迫中断。 2、移民多流向南满地区的城市和工业区 “九•一八”事变前，进入东北的关内移民，多分布在东北地区的北部，即所谓的“北满地区"。据何廉估计，1927年赴北满者约57万人，占全年移民总数的57%；1928年约56万人，占总数的60%；1929年约37万人，占总数的36%。[18](P241)长春是移民入北满的必经之地，据满铁会社调查，搭乘南满铁路赴长春者，各年人数均占首位。1927年占移民总数的50.4%，1928年占49%，1929年占46%。[19](P20)这一统计还是不全面的，因为除搭乘火车迁移外，还有乘大车甚至步行的，亦不在少数。 另据1929年上半年日本外务省的调查，60余万由中国关内各省到东北来的移民，差不多有2/3移往北部。[20](P48)来东北的关内移民大多流向北满，关键在于东北南部人口稠密，其土地开发殆尽。与此同时，北部地区尚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垦，人口密度也较低，加之地价便宜，工资较高，所以移民多乐就之。因而“民初到沈阳事变前夕，东三省农业垦殖的中心不在南部，而在东三省北部”。[21](P166)这使民国时期吉、黑两省，尤其是黑龙江省人口数量剧增，1931年黑省人口达6,631,491人，几乎是1912年的2倍，[22](P510-511)如此迅猛的人口增长速度，全赖移民的大量涌入，移民向北满迁移，由此可见一斑。 事变后，移民的流向发生了变化，绝大多数分布在南满地区，尤以辽宁省及“关东州”境内居多。我们先考察一下1931年后关内离村农民的去向。30年代初，中央农业试验所曾对关内农民离村后的去向作过调查，结果如下： 表2：关内农民离村去向百分比(1935年调查)  资料来源：《农情报告》第4卷第7期，第177页，1936年7月。 由上表可见，农民离村后的去向，到城市者为数最多。从数据来看，河北为638%，山东为542%，河南为594%，三省平均比率为591%，有一半以上进入了城市。可见，在关内农民离村的去向中，城市为其首选。由于在关内移民中，山东、河北、河南三省占绝大多数，因而三省农民的去向应具有代表性。我们再看一下移民的地域分布。 表3：1935-1937年关内移民地域分布一览表   资料来源：1935年数字据[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分论》(下)，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1990年中文版，第808页；1936-1937年数字据东北物资调节委员会研究组：《东北经济小丛书·人文地理》，京华印书局1948年版，第44-45页。 上表是1935-1937年关内移民的地域分布统计表。由上表可以看出，1935年，南部地区的移民数为316,329人，占移民总数的74.6%，其中关东州和奉天省占了69.2%，中部、北部及西北部仅占25.4%；1936年，南部移民数为242,563人，占移民总数的66.6%，关东州及奉天省占55%，其它地区占33.4%；1937年，南部占总数的62.8%，其中关东州及奉天省占50.9%，中部、北部及西北部占37.2%。3年中，南满地区的移民平均占68%，而在南满地区中，仅关东州和奉天省的移民数就占了整个移民总数的58%以上。 可见，事变前、后，移民的流向正好相反。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政策造成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对我关内移民加以限制，而另一方面则有计划向东北输入“日鲜移民"。二者是紧密相关的，为了给日本国内移民开道，他们用残酷的手段，掠夺农民的土地，把东北农村中的农民逼回关内，其目的是要铲除东北原有农民在农村中的势力，而代之以日鲜移民。与此同时，他们又招募关内的失业农民运出关外，供非农业的驱使。因此，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主要是吸收工业及城市所需的廉价劳动力。所以，后来的关内移民进入东北后，由于农村无地可耕，更无法生存，因而只有流落到城市或工矿业地区，靠出卖苦力过活。加之南部地区已普遍工业化，尤其是矿产资源的开发，进展异常，所需劳力极多。因此,关内移民多聚集至此，呈激增之势。 3、移民的定居率下降，流动性增强 “九•一八”事变之前，季节性移民不断减少，永居者日渐增多。“移民的特点已由季节性迁移，变为永久的移殖”。[23](P191)“抱着定居目的来东北的移民增加了很多，这点是最显著的”。[24](P145)我们可以将每年自关内移入东三省的人数减去每年的返籍者，其所得之余额，虽不能确定为移民在东北永久居留者的实数，但从中可以看出永久性移民不断增加的趋势。 表4：1923-1929年关内移民定居率年度比较表  资料来源：满铁调查课：《昭和四年度满洲支那移民统计》，1930年日文版，第25页。 由表4可以看出，20年代以来，移民的定居率显著增大，至1927年达到顶点，为67%。1927年以后，各年的定居率有所下降，但都高于1923年。如以1923年的居留数为100，那么移民的定居数1924年增加82%；1925年增加149%；1926年增加145%；1927年增加569%；1928年增加436%；1929年增加318%。可见，事变前，永久居住的移民日渐增多。正如时人所说，“从1923年开始发生的这次移民的特点，是很大一部分人长期定居在满洲”，“据铁路公司统计，从1923年到1929年进入满洲的移民在500万以上，其中有250万人定居下来，许多移民都带着全家老小一道”。[2](P254)事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移民中定居的人数明显下降，流动性加强。 表5：1931-1937年关内移民入、离东北人数表(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王成敬：《东北移民问题》，《东方杂志》43卷14号，第16-17页。 由表5可以看出，移民中留居东北的人数，1931年为1.4万人，占入境人数的3.4%；1932年负7.6万人；1933年为12.1万人，占入境人数的21.3%；1934年为22.7万人，占入境人数的36.2%；1935年为2万人，占入境人数的4.5%；1936年为负2.3万人；1937年为6.4万人，占入境人数的19.8%；7年中留居东北共34.7万人，占入境人数的11.2%。而由表4可知，事变前1923-1929年的7年居留数则占入境总数的48.2%。可见，事变后，移民的定居率大大降低。 流动性增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人的移动率增高；二是工人的连续工龄下降。事变前，移民的职业以农业为主，所以大都较稳定，流动性不大。事变后，移民大都在工厂、矿山中充当苦力，由于物价高涨、劳工不足，加之民族压迫和野蛮管理，工人的流动性明显增强。据满铁经济调查会1934年3月至9月间对制窑、机械制造、化学、纺织、造纸、食品等日本人经营的20个工厂的调查，该年3月末工厂工人总数为9,128人，9月末为9,625人，其中解雇3,183人，雇入3,680人。解雇率和采用率分别为34%和39%，这仅是半年的数字，全年数字更高，即68%和78%。[25](P19-21)又据1936年9月满铁产业部对1,607个日本人经营工厂的调查，全年平均在册总人数为38,699人，总雇佣人员数为28,385人，总解雇人员数为21,289人，就业率为73.3%，离职率为55.5%。这不仅反映了日本人经营的工厂在发展，雇佣人数明显增多，也反映出很高的移动率，即有半数以上的工人在移动。[26](P688-689)矿山方面，1935年8月满铁经济调查会对抚顺煤矿进行了调查，一年雇入工人数为20,488人，解雇19,005人，日平均在籍人员27,593人，就职率为74.3%，离职率为71.1%。[25](P21)可见，矿山工人的移动率是非常高的。在这一点上，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劳动者的流动性极高是满洲的特色，特别是矿山行业”。[16](P76) 事变前东北工人连续工龄较长。据1931年6月关东厅调查，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内，工厂工人总数为49,941人（中国工人为45,226人，占90.5%），连续工龄3年以上的占47%，10年以上的占16%，1年以上的连续率为76.4%。[9](P27-28)事变后，连续工龄有所下降。据大连福昌华工公司1934年12月末对在册装卸工17,349名连续工龄的调查，1年以上的连续率只有28.6%，连续3年以上者仅10.5%。[25](P24-27)另据1936年满铁产业部对160个工厂的调查，工人总数为47,721人，其中工龄不满1年的为42.5%，1-5年的为49.9%，5年以上的不过7.6%。[26](P689-690)可见，工人的连续工龄是比较低的。1937年以后，由于日伪推行“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北边振兴计划”，对劳动力的需求飞速增长，而劳力的供给却严重不足，特别是关内移民的大量离去，更加剧了工人的流动。据统计，移动率最高时竟达200%甚至300%。[27].(P214) 三、“九•一八”事变后人口迁移性质的变化 由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九•一八”事变后，关内与东北间人口的迁移与流动发生了根本变化，即进入东北地区的关内人口，不再是自由流入谋生，而是被作为“苦力”招骗而来，带有明显的强制性。这可以从移民的性别、年龄、职业及迁移过程等几方面得到印证。 1、从移民的性别来看，单身男性增多，携带家眷者极少，性别比例更加失调 事变前，关内各地天灾人祸连年不断，因而移民大都举家来东北避难，妇女的数量明显增加。这些人最初是抱着做短工的打算来的，但家乡恶劣的生存环境，最终促使他们在东北定居下来。据哈尔滨移民收容所的调查，在1927年的3万余名移民中，“男子是一万八千人，女子八千，小孩四、五千人”。“另就从大连上岸者观察之，女子人数亦有所增加。到民国十五年时，女子更为增多，无家族同行者特少。”[28](P40) 表6：1925—1927年大连登岸之关内移民性别比率表  资料来源：王海波：《东北移民问题》，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23页。 上表是1925-1927年在大连登陆的移民性别比例统计。表中显示：1925年，女子为15,474人，占登陆人数的7%；1926年，女子数增至30,461人；1927年，女性的登陆数显著增加，达66,276人，占17%。如以1925年女子人口指数为100，则1926、1927年增长指数分别为197和428。可见，事变前，移民的性别分配，男性的比例偏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女性的比率已呈渐增之势。事变后，在流入东北的关内移民中，全家移居的少，单身男性青壮年比例增大。由于事变后日伪吸收的移民多以劳务移民为主，加之对移民实行“质”的选别和量的限制，因而在其招募的移民中，绝大多数都是体格健壮的单身男性，即使是有家眷的自由移民，出于安全考虑，也多不敢把家属带往东北。据1935年满铁经济调查所提供的关内入满移民配偶状况的典型材料计算，在进入东三省的关内移民中，单身男性占91.7%，携带家眷者只占8.3%。[28](P40)这就使得移民的性别构成，男性比例加大，性别比例更加失调。 2、从移民的年龄来看，劳动适龄者比重下降，老人、青少年比重上升 民国时期来东北谋生的关内移民，年龄普遍较轻，多为青壮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事变前、后人口的年龄构成却有很大差异。事变前，国内对关内移民的年龄构成均无详细准确的调查统计，因此，对移民年龄构成的探讨，我们只能根据满铁的调查资料，抽样加以说明。虽然满铁所调查人员并非全部是移民（也包括东北当地人），但勿庸置疑，近代以来，移民构成了东北人口的主体。作为东北人口的主体，移民在社会生产中也必然占主体地位。因此，我们可以把满铁对劳动者的年龄调查基本上看成是对移民的调查统计。1928年，大连福昌华工株式会社对山东移民占绝对优势的大连码头13,928名搬运工人进行了调查，其中年龄最大者为63岁，最小者为18岁，平均年龄为32岁，20-50岁的劳动适龄者占97.5%，而20岁以下和50岁以上者仅占2.5%，[29](P4-5)适龄劳动人口占绝对优势。 表7：1930年东北劳动者年龄抽样调查统计表  资料来源：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委员会：《满洲ニ於ケル华工(支那劳动者)状态诸统计》，1931年日文版，第38-39页。 上表是1930年满铁会社对东北625个工厂的98，160名劳动者的年龄统计。在上述7个年龄段中，20-30岁年龄段的人数最多，为43，864人，在总人数中约占45%，30-40岁的次之，为30，067人，约占总人数的31%，两者合计约占总数的76%，40-50岁年龄段位居第四，约占总人数的10%。可见，20-50岁的劳动适龄者约占总人数的86%，而非劳动适龄者仅占14%。事变后，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逐渐发生了变化。 表8：1935年关内移民年龄统计表  资料来源：满洲劳工协会：《满洲劳动年鉴》，严松堂书店1940年日文版，第404页。 表8是满洲劳工协会1935年对移民年龄的统计，由表中可知，20-50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比例有所下降，占总数的78.6%，而未成年人和50岁以上者比例上升，占21.4%。路遇在80年代中期对山东回返移民的调查，更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统计数字的正确性，如惠民地区邵平县孙镇公社有144名“闯关东”者，多数在18、19、20这三个年龄。[30](P85) 可见，事变后，在进入东北的关内移民中，老人和小孩子的比重明显上升。它一方面反映了劳动力素质的下降，而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事变后日伪的劳力严重不足，因而不得不使用老人和未成年人作为苦力。日本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近年来受劳力不足的影响，矿山劳动者中未成年人及老年人增加了一定数量。工厂与矿山相比，未成年人的比率更高。”[16](P74) 3、从移民的职业来看，农业移民减少，劳务移民增多 事变前，由于政府的提倡，移民中务农者日渐增多。正如时人所说：“中国移住吉黑奉一带之居民……多数皆从事……农业。二三十年间，遂化北满渔牧之乡，一变而为农产之地”，“满铁中东铁路及其他公共团体之调查，谓百名难民中，八十五人志在农业，为工者百分之十”。[31](P16-18)据沈阳难民救济会1927年四、五两月间的统计，在25,836人中，有20,191人从事与农业有关的职业，占全数的78%；长春难民救济会在同一时间对12,253人的调查显示，其中务农者为9,284人，占总人数的76%。再据满铁调查课的统计，1927年上半年由关内移入东北的总人数为63万人，其中进入北满的有36万人，从事与农业有关工作的为28万8千人，占入北满总人数的80%；在入南满的27万人中，从事农业的为16万2千人，占南满总数的60%；而在全满中，从事农业的为45万人，占入满总数的71%。[24](P145)可见，从事农业的人口占绝大多数。事变后，由于日伪实行经济统制政策，强制移民的就业方向，从而使移民的职业构成发生了变化，从事农业者为数极少，大多从事工矿、土木建筑、铁路等劳务工作。据满洲劳工协会统计，1936年移民的职业分布是：农业占15.71%、工业占35.75%、土木建筑业占22.48%、商业占6.6%、交通业占6.1%、矿业占2.63%；到1937年时，上列各业从业者所占比例相应改变为15.48%、27.62%、24.77%、9.85%、4.99%、4.26%。[28] (P45-46)从事农业者的比例有较大下降，工业和建筑业仍位居第一、二位，矿业的比例增大。这反映出事变后从事农业的移民减少，劳务移民增多。 4、从移民的迁移过程来看，来去完全没有自由 事变前，关内人口迁往东北基本上是自由的。事变前，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从各个方面为移民提供帮助，积极鼓励向东北移民。此外，社会团体的救助对移民顺利到达东北也起了巨大作用。这方面，学界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参见刘兰昌：《论东北三省政府对1927—1928年移民潮的管理吸引措施及其影响》，《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张艳芳：《民国前期移民政策刍议》，《文史哲》2000年第6期。之后，特别是1934年以后，关内向东北的自由迁移受到限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出关困难。众所周知，关内移民到东北谋生，山海关是必经之路。日伪在限制关内劳工进入东北的同时，又不得不派出专门机构在关内各地招募工人。1934年成立的大东公司，正是执行这种双重职能的专门机构。因此，过关的人必须到大东公司办理出“国”手续，领取所谓的“入国证”。大东公司名义上是办理“出国手续”的企业机构，实际上是日寇敲诈勒索中国人民的吸血所，是地地道道的过关旅客的要命所。因此，出关的移民把它称为“雁过拔毛的鬼门关”。单是领取“入国证”一项，就要经过5道手续，俗称过“五关”，即“住店关”、“审查关”、“照相关”、“检疫关”、“验证关”。移民们经过这“五关”，要历尽折磨，有的侥幸通过，但取得“入国证”时已被剥夺得身无分文。无数的穷人因无钱没法熬过这层层剥皮的5道关，因而长期困在“鬼门关”里，出关出不去，回家又无路费，被迫卖儿卖女，甚至自杀。据1936年大东公司《业务年报》载，1935年日伪劳动统制委员会下令在关内招募劳工总数为44万人，而该年提出申请进入东北的打工者为51万余人，有7万余人因大东公司未发给各种证书而未能进入东北。1936年的控制数为36万，该年申请者达61万人，有25万余名未能按愿望进入东北劳动。即使已发给身份证明书等证件的打工者，因关卡盘查人员的刁难等情，该年尚存1.8万人未能最后进入东北。[32](P3-6) 二是到东北后，人身失去自由。移民来东北之前，日伪采取欺骗手段，在报纸上用巨大篇幅刊登“招募华工”的广告或直接派出劳务机构人员、企业把头等，把所到工矿企业或工程工地的生活条件说得十分优越，什么“关东城，钱没腰，腰一弯,装满包”，“要想发财快到满洲来"，什么“待遇高、挣钱多、生活好、吃大米白面”等等，竭力宣传到东北做工的好处，并许以各种优待条件。当大批农民受骗后，便被分批装进闷罐车里强行押送到劳动地点。途中不许下车，每天只给一两个窝窝头充饥，一连几天或十天半月，不少人在饥饿口渴、恶劣的卫生条件下得了病，有的未到招工地点就已死去。如，从河北南皮县被招骗到鸡西麻山煤矿的劳工许怀申，途经唐山站时其父亲得了病，到长春站被把头发现，以防止传染为名，强行把病人扔出车外。[33](P209)“甚至发生这样的情况，在某一车站，有一闷罐劳工，车门上了锁被甩在一个闲道上，过两天开门看时，已全部冻饿而死。”[17](P399)到达东北后，“他们天一明便开始工作，一直到黑夜还要点着汽灯赶工，每天工作最少在十二小时以上。不管狂风暴雨，不准有一天休息……假使谁动作稍微慢些，监工和工头的木棒和皮鞭就立刻落到他的身上。至于工资呢，二三个月不发一个大钱，每天三顿稀粥或者臭高粱米饭，由工头供给。谁敢做声一句半句，日本军队就把他带去当共产党枪决。”[8](P592-593)下面这首歌谣反映了劳工悲惨的生活：“睡的光炕头，枕的硬砖头，穿的麻袋头，挨打受骂没有头，随时随地死里头，多咱拨云见日头。”[34](P289-290)当时就有人揭露“他们简直不是工资劳动者，而是纯粹的奴隶”。[35](P154)可见，“九•一八”事变后，“被招募出关的苦力，与以前的流动农民的性质完全不同。而且事实告诉我们：天津、榆关解放前，山海关是临榆县县城所在地，故又称榆关。的招募华工，简直与南洋的贩卖猪仔无异”。[4](P71)有的则称大东公司为“猪仔公司”，[36](P133)其强制性和掠夺性昭然可见。 综上可见，“九•一八”事变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打乱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原有秩序，反映在移民问题上，它使中华民族内部自行调节的人口流动被迫中断，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移民运动的畸形发展。它完全被纳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轨道，其发展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而变化，主要是为日本的经济侵略和殖民统治服务。在此期间，大量人口被掠往东北，关内的劳动力资源受到极大的破坏与摧残，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参考文献： [1]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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