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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索邦大学皮埃尔·塞尔纳教授访谈录 编者按：皮埃尔·塞尔纳（Pierre Serna）是巴黎一大（先贤祠—索邦大学）法国革命史研究中心（Institut d'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的主任。其研究重点关注革命年间的思想、实践、人们的政治态度及革命研究的理论，同时涉猎大革命期间两种彼此迥异的政治现象。其一，政治舞台上的极端派，包括极左派与极右派，关注他们的组织方式与革命话语。其二，政治舞台上的中间派，他们如何以现实主义态度创建了一套温和的、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话语，并以国家理由为名进行政治整合。其专著主要有《风信鸡的共和国——政治例外论：极中派的法兰西》（La République des girouette une anomalie politique：la France de l'extrême centre）《共和国时代，1776—1799》（Le temps des Républiques，1776-1799）等。该访谈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潘丹2013年5月在巴黎访学期间所作。 潘丹：您在专著《风信鸡的共和国——政治例外论：极中派的法兰西》中着力研究了法国大革命中的中间派，并提出了关于革命研究的新理论——极中理论，这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兴趣。因为在论及法国大革命时，人们往往更容易想到诸如雅各宾派这样激进的极端派，而对于温和的中间派则鲜有提及。能否请您谈谈为何把研究重心放在法国革命中的中间派，抑或如您所言的“极中派”上？ 塞尔纳：法国革命中的“极中派”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极中理论所关注的是为既往革命研究中所忽略的一些较为温和、中庸的政治派别，包括平原派（或沼泽派）、热月党等，提及这些派别，往往让人联想到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风信鸡、结束革命等词汇。伴随着当时欧洲各国的去意识形态化，加之经济建设与社会构建的紧迫性，人们不断宣称：别再空谈抽象的理念，要实实在在搞建设，革命研究中的传统议题似乎很难再引起人们的兴趣。然而，这也为我们重新审视大革命中的中间派带来新的契机。极中理论的意义就在于丰富了大革命研究的议题，并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大革命留给我们的智慧与启迪，从而让对大革命研究在新的社会环境与问题意识下重获生机。 在论及法国历史时，人们通常认为法国人缺乏妥协的智慧，因此法国政局总是动荡不安，难以稳定下来。而这一局面的形成恐怕得归咎于法国大革命，因为大革命创造了左派与右派，两个派别总是彼此对峙、相互对抗，法国人也因此争斗不休。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法国人总是热衷于左右对抗的强烈激情，致使他们缺乏英国式的审慎与冷静。英国政治家们往往能在议会讨论中尊重不同的意见；而在法国议会当中，左右两派的争论总是带有非此即彼、非敌即友的二元对抗倾向，任何一方都希望议会里只有一种声音，否则就潜伏着背叛、斗争的危机。我对这种观点抱有怀疑态度，因为这很可能是基于对历史素材的片面掌握所建构起来的想象，即相较于沉默、温和的中间派，往往是极左或极右的人为我们留下更多的文字材料，正是这些人最有激情走上街头，参与论战，旗帜鲜明地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当历史学家根据这些档案材料进行研究时，就不自觉地高估了极端派的历史地位及其政治影响。然而，极端派是唯一掌握实权、做出决策的群体吗？他们又是否能够代表大多数相对沉默的法国人？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因此，我尝试从新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尽管大革命中的极左、极右两派占据了人们的视野，但依然存在被人们忽略的第三个派别——温和的中间派，人们往往认为他们软弱、无力、缺乏信念，但事实上，他们在革命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中间派在革命伊始既已存在，如君宪派，意即斐扬派，他们遵循温和节制的政治策略。但中间派总是游移不定、变幻莫测的，也就是说并非只有一个中间派。伴随着革命的演进，中间派总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表现为平原派、沼泽派及其各种变形。中间派缺乏一个清晰的政治界定，它总能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分化、重组，在革命危急关头似乎隐而不现；在形势有所缓和之时又重新浮出水面，而且之后的中间派很可能与之前的中间派持有不同的乃至差异甚大的政治观点。如果说中间派有什么特征的话，那就是它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归属。因为一个人无论属于极左派或极右派，其政治观点与政治立场都是鲜明的；但若一个人属于中间派，就很难判断他的意识形态归属，因为中间派不善于创造理念，提出鲜明的政治纲领，而是更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做出符合现实需要的策略——这也正是研究的困难所在。因为左、右两派往往掌握了对政治形势进行判断的话语权，也因此得以明确地宣告自己的理念，而中间派则只能以否定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不，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 或许可以这么说，中间派以一种“反纲领”，即否定极左、极右政治纲领的方式制定了自己的政治纲领。这看似好像空洞无物，其实内涵丰富，包容性极大。与不断走向激进化、在议会中为自己的政治理念辩护的极端派不同，中间派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显得格外温和、低调，总希望能够协调各方。为此，中间派常常遭到来自极左、极右的非难。与此同时，中间派总在谴责极端派：右派太极端，这不好；左派太激进，这也不行。那么中间派自己的政治纲领究竟为何？似乎也未曾言明，中间派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他们的身份认同是以一种否定他者的方式来实现的。然而，这个非左亦非右的中间派却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在塑造法国政治文化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潘丹：如您所言，中间派缺乏鲜明的政治立场，也不具备明确的政治纲领，伴随着革命的演进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它不断以不同的面貌呈现出来，从意识形态归属的角度来看，它显得模糊不清、游移不定，难以进行清晰的界定，那么是否可以尝试从别的角度来对中间派进行界定呢？另外，作为极端派的对立面，中间派在意识形态归属方面显得温和、中庸，我们又何以称之为“极”中派呢？ 塞尔纳：如果我们把研究视角局限在立法机构，抑或在议会辩论当中，就容易随波逐流地接受既有的研究观点，认为极左派、极右派占据了革命历史的舞台。然而，倘若我们把行政机构纳入研究视野，就能看到不同的历史图景：“极中派”是这样一个政治群体，他们很懂政治，也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这些亲历1789—1794年革命历程的人十分了解议会斗争，并深感激进革命年代政局动荡、战乱不断的原因之一就是立法机构大权独揽。在他们眼中，议会独大恐怕意味着灾难，因此他们尝试探索议会之外的权力形式。他们把探询的目光投向美国，从美国的经验中，他们看到这个运转良好的国家具备强有力的行政权。然而，法国具有立法主义中心的传统，这恐怕是由于深受卢梭学说的影响。卢梭认为，一个好的共和国最为首要的权力应当是立法权，而行政权只能居于立法权之下。但美国在18世纪90年代，也就是华盛顿总统任职期间的经历表明，这种观念并非真理，更为合理的政制安排或许是实现权力之间的平衡，这也是斯塔尔夫人和贡斯当一度潜心钻研的问题。可见，革命的经历让他们明白加强行政权的重要性，因此，这些人放弃了在议会中的竞逐。因为他们认为，有能力的人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休止的议会讨论当中，最后制定出一些无法付诸实施的法律，而应当试图掌握行政权，也就是担任部长，进入官僚机构，占据那些握有实权、执行法律的机构。因此，注重执掌行政权是我们界定“极中派”的第一个要素。 他们不仅掌握实权，与此同时还要声明：我们不问政治，我们不过是尽职尽责的公职人员。这些人从不费力地去声明自己属于左派还是右派，从而在握有实权的同时，发展出一套属于温和派的话语：极左与极右往往意味着无序、内战、仇恨，是法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的对抗与冲突，而作为中间派的我们是温和的、追求秩序的。之所以称之为“极”中派，是因为这些在话语上温和的人，其行为却颇有铁腕之风。在这些中间派所建构的国家机器当中，军队、警察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例如在共和三年，他们以“秩序”之名对工人实施镇压措施，设立军事委员会审判共和国的敌人，从而构建了颇具法兰西风格的国家机器，即强大的行政组织。这就涉及界定“极中派”的第二个要素，即强调国家理由（raison d'Etat），意即强调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利益的至上性，要确保国家事务有序运转。“极中派”是一些灵活的、能够随机应变的人们，他们能够在不断变动的政治舞台上寻找自己的定位，也因此被称作“风信鸡”，在旧制度、革命年代、帝国、复辟时期都能找到他们的踪影。当这些人以“国家理由”这一为法国人所熟知的概念为名执掌政权时，就认可了国家高于一切的理念，也不再囿于意识形态之争。这就涉及法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问题，或许在中间派(centrisme )与中央集权(centralisme)之间是有某些亲缘关系的。 潘丹：这样看来，执掌行政权，强调秩序，注重国家理由，确保国家事务有序高效地运转是我们界定极中派的要素。您认为在法国革命中，哪一段时期或哪一个人物最能体现“极中派”这一政治现象？ 塞尔纳：我认为对“热月—督政府”这一时期的研究十分有助于我们理解极中派这一法国革命中的政治现象。热月—督政府时期起于罗伯斯庇尔在热月政变中倒台，止于拿破仑在雾月政变中上台。在这一时期当政的热月党共和派既不同于极右的绝对主义王权派，也有别于极左的激进的雅各宾派，他们奉行一种温和、中庸的政治路线，并塑造了属于“极中派”的话语风格。对此，我们尝试以《旬报》（La décade）这份报刊为例来进一步阐释。《旬报》是一份非官方的，但支持督政府统治、并能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论证及舆论支持的报刊。 共和五年热月20日，《旬报》刊发了《思考法国国内形势》一文，开篇即表明：共和国始终面临着来自极左、极右的潜在威胁，前者意指雅各宾残余分子，后者意指保皇派势力，他们借助每年一度的议会换届选举进入立法机构，妄图从内部颠覆共和体制。而他们惯用的伎俩，就是在竞选辩论中抹消其政敌之间的微妙差异，一概为之贴上贬义的、极端派的标签。例如，王党往往将温和的共和派与激进的雅各宾分子混为一谈；而雅各宾派则将温和的共和派斥为“戴着面具的保皇党人”。正是这些企图混淆视听的言论让民众丧失了判断力，没有很好地承担起仲裁者的角色，从而让王党分子和雅各宾派有机可乘。此外，这些极端的言论还冲击甚至压制了中间派的生存空间，迫使他们不断在应对极端派谴责的过程中澄清自己的身份，重新界定自己的政治立场：面对保皇派的抨击，他们力证自己与“嗜血的”雅各宾派具有本质差别；面对雅各宾派的质疑，他们力陈自己对共和国的坚定信念。 从意识形态归属的角度来看，中间派对自身的界定显得十分模糊、游移不定，他们似乎只能在被动的反击中，以一种否定他者的方式来澄清自己的立场。那么，中间派如何以肯定的方式来阐明自己是什么？该文从另一个角度填补了这一意识形态上的空白，勾勒出了中间派所依凭的社会基础：首先是既不同于粗鄙的无套裤汉，又不同于陈腐的贵族，并受过良好教育、在社会上令人尊敬的人，这些描述让我们联想到中产阶层；其次是在各个行政部门供职的公务人员；再者还包括支持督政府发动政变的共和国军人。这些人理智、平和、遵纪守法，承担起了捍卫社会秩序、保障国家有序运转的责任。此外，中间派还是一个开放且包容的群体，一个人无论其过去属于什么政治派别，只要他曾为革命效力，如今皈依共和并愿意为巩固共和制尽一己之力，中间派都愿意接纳他。在这一描述中，该文不再通过意识形态归属来判定人们之间的关系，而是更为看重一个人能为共和国做些什么。这就悄然改变了派别界定的标准：从关注其“意识”(idéologie)转而关注其“行动”(action)，而这种对行动的重视，与“极中派”注重加强行政权(exécutif)恐怕是一脉相承的。 中间派一度被诟病为出尔反尔、见风使舵的“风信鸡”，但这一新的判定标准为他们的举措做了最好的辩护。从积极的角度看，所谓的“出尔反尔”不过是因为他们冷静、理智，注重实干，并善于审时度势，能够根据情况的变化灵活调整策略。他们不愿意在论战中耗费精力，在彼此对峙中不断激进化，而是呼吁能够根据巩固革命成果和捍卫共和制度的实际需求做出妥协。这是法国政治生活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阶段。不过，“极中派”的政治纲领在督政府时期并未得到实现，因为缺乏一个合适的人物来承担这项权力；但也并非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因为通过将论辩去政治化，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他们不断声明：温和派的声音意味着冷静；冷静意味着社会安宁；而社会安宁需要警察来维护秩序。在我看来，“极中派”最为典型的代表，恐怕还是1799年到1802年的拿破仑，他所遵循的政治哲学是：“既非小红帽，也非红后跟”（ni bonnet rouge ni talon rouge）。这真是一个精巧的表达，小红帽指革命派，红后跟意指贵族，既非前者也非后者，而是居于二者之间。在二者之间，是一个看似模糊却宽广而内涵丰富的中间地带。在热月、督政府、执政府时期，我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极中派”的存在。 潘丹：斯塔尔夫人是法国革命中一位十分著名的沙龙女主人，她在“热月—督政府”时期信奉了共和制，并一再表示既不赞同雅各宾式的共和国，又反对王党复辟旧制度的企图，而是支持处于二者之间的、温和中庸的热月党共和国。与此同时，她还呼吁加强行政权，以捍卫督政府体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她似乎也可被视为“极中派”。但她与《旬报》团体不同的地方在于，她并不赞同督政府迫害流亡教士、扼制新闻自由等专断措施。您如何看待斯塔尔夫人对督政府的批评？此外，斯塔尔夫人多次论及政治妥协的问题，希望促使各派达成和解，在一个碎片化的社会中进行政治整合，但最终未能成功。她的这种政治构想难以实现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否与法国“极中派”现象有关？ 塞尔纳：你说得有道理。我认为在1796年到果月18日政变之间，斯塔尔夫人及其战友贡斯当都可被视为“极中派”。斯塔尔夫人曾一度支持热月党政府，在她与贡斯当合写的政论中，他们都意识到行政权在整个宪政框架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力陈加强行政权对于巩固共和制的必要性。她曾参与、支持了果月18日政变。1797年5月，王党候选人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并操纵立法机关干涉督政府事务，甚至妄图复辟君主制。果月18日（9月4日），督政官发动政变，宣布5月选举无效，把王党议员逐出两院，挽救了共和制，史称果月政变。斯塔尔夫人认为，导致政变爆发的原因，首先在于王党的挑衅性措施。面临着王党议员的攻击，督政府却无法在宪法框架内找到合法的途径来反抗议会，它既没有否决权，也不能解散议会。在这种情况下，斯塔尔夫人呼吁督政府采取有力手段，并协助贡斯当建立“宪法委员会”，作为对抗保皇派俱乐部的基地。它团结忠于督政府的议员，发布有利于督政府的舆论。在她看来，果月政变就是督政府为了捍卫共和国，“暴力地行使了英国解散议会的权力”。 然而，斯塔尔夫人在支持果月18日政变的同时，却又无法容忍督政府继而采取的种种“专断措施”。在我看来，斯塔尔夫人总是置身于自由的乌托邦之中。尽管我很欣赏她所倡导的一些理念，但若涉及对现实问题的看法，我认为她还是太耽于空想了。斯塔尔夫人才华横溢，聪敏颖悟，但触及政治现实时，往往不够理智，没有意识到政治往往受制于现实的迫切需求，有时为了从大局考虑，不得不采取铁腕行动，清理掉那些危险的敌人。斯塔尔夫人向往理想的政治，但政治家所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对于斯塔尔夫人来说，果月18日政变是一场不小的冲击，为了捍卫共和国，巴拉斯等人不得不发动一场政变，尽管这场政变并不是那么血腥、暴虐，她还是选择与当局保持一定距离，因为她始终很难接受军事力量的介入。 斯塔尔夫人关于达成政治妥协的构想未能实现，是因为她没有认清法国的现状。作为“亲英派”，她与贡斯当都十分倾慕英国政制，包括两党制。她所理解的两党制意味着两个派别虽然政见不同，但并非截然对立，他们都得在议会制框架下竞争、共事，遵守同一套议会制规则。而在法国，作为极右派的极端保皇派与作为极左派的巴贝夫主义者，都已背离议会制的规则了。由于深受孟德斯鸠的影响，她深知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性，应当尊重、保持这种特殊性，但仍希望根据从英国宪政中获取的灵感，在法国的特殊情况下寻求解决方案，问题在于她恐怕没能认清法国的特殊情况。据我观察，在法国，议会中除了左派与右派之外，还有中左和中右，二者还常常在某些时期联合为中间派。斯塔尔夫人认为，法国难以达成政治妥协，是由于左派与右派之间无法调和而导致内战不休，因此寄希望于处于二者之间的较为温和、中庸的派别。但在我看来，法国难以形成英国式的政治妥协，是由于存在居于中间立场的第三党。作为温和派，他们崇尚温和、节制的理念，这自然不如左派、右派的理念那么鲜明、有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原则，更不代表他们对现实政治没有影响力。或许正因为它的存在，才迫使右派更为极端，也迫使左派更为激进，致使英国式的辉格—托利模式无法在法国实现。左派、右派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人们常说，有雅各宾派和反雅各宾派，或者有保皇派和共和派；但现实或许更为复杂，因为还存在第三股力量，它变幻不定、难以辨认、温和低调，常常被人们忽视。但我再强调一遍，他们确实存在，并在法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潘丹：拿破仑在您看来也是一位“极中派”，他似乎最终实现了各派力量的妥协，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您如何评价拿破仑的历史作用？ 塞尔纳：拿破仑很懂法国政治，他不仅是一名军事家，更是一名政治家，因为他懂得团结各派力量。他对保皇派说，只要你们不再复辟王权，我就宽恕你们，允许你们继续信仰天主教。他对雅各宾派说，我需要你们，因为你们是共和国的捍卫者。他对中间派说，你们都是品行端正的人。这似乎是一种对人性品质的判断，而非一种政治的界定，因为它无关左派或右派，但又似乎并非与政治完全无关。为何这么说？在这里，品行不端的人意指那些图谋分裂法国的人，他们企图隐藏分裂之心，虚伪、不诚实，因而品行不端。品行端正的人具备良好的个人美德、淳朴家风，他们是好丈夫、好儿子、好父亲、优秀的实业家，作为有产者，他们十分支持保护财产权。波拿巴对这些人说，只要跟随我，一定会保障你们的财产权。而拿破仑自身，正是这样一个由大革命所塑造出的资产阶级群体的真实写照：他身为军事家的同时，也把持了国家元首的位置，成为行政权的代表，迎合了右派对于秩序的期许。此外，他曾追随罗伯斯庇尔与雅各宾派，是共和国培养出来的军事家，也总以共和派自居，并深知共和制对于法国的意义。最重要的是，他深谙中间派的政治，“既非小红帽，也非红后跟”，拿破仑的政治策略很有意思吧。事实上，拿破仑的政治纲领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坚实的基础与明确的社会纲领：个人自由、财产权、公共安全，这些都是中间派所信奉的理念，虽然没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中间派本就只讲求“切合实际”——捍卫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保障个人自由，这都是渴望安宁、富有才干的资产阶级切切实实向往的。 在我看来，拿破仑实现各派妥协的意义，就在于让法国重建秩序与稳定。雾月18日，拿破仑说：大革命结束了。与此同时，他诉诸全民公决来为其政权赢得合法性：1800年为新宪法诉诸全民公决，1802年为执政府诉诸全民公决，1804年为帝国诉诸全民公决，并因此赋予男性公民普选权。全民公决是人民主权的象征，它与旧制度下的绝对王权不同，但却以另一种“绝对”的形式成为拿破仑当选第一执政，继而登上帝位的支点。大革命的继承者、新王朝的创建者、共和国公民、军事首领、行政首脑等身份令人难以置信地统合在他身上，这就是拿破仑在政治妥协之中体现出来的才干。但就个人而言，我并不认同波拿巴所构建的体制，这是一种独裁体制、军事体制、危及自由的体制，它使法国陷入无止境的战争当中。拿破仑曾给法国带来荣耀，但也使之陷入悲剧。拿破仑或许本应该成为法国的华盛顿，在政局稳定后完善共和体制，但他最终破坏了共和制。作为一名共和派，我从不认为个人独裁是好的解决方案，这会给共和制的发展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 潘丹：那么“极中派”的理论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法国的历史与现实，具体能提供什么帮助呢？ 塞尔纳：从极中理论的视角出发，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法国革命中的一些现象。例如，人们通常把罗伯斯庇尔视为极左派，是激进的雅各宾派的代表。但我认为，罗伯斯庇尔是一名中间派，真正的极左派应当是马拉、埃贝尔等人。在罗伯斯庇尔的一篇重要演讲当中，他声明道：我们处于两种危险的夹击当中，即同时面临冒进的革命派(les ultra-révolutionnaires)与迟缓的革命派(les citra-révolutionnaires)两种潜在威胁，前者意指那些激进的、一心渴望加速革命进程的人，后者即是当时人们口中的温和派。这是典型的“极中派”的语言风格。他没有以肯定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认同，因为他实际上属于当时的中间派。而在那时，温和派不是个好词，意指平原派，是当时议会中十分温和的议员。身为山岳派代表的罗伯斯庇尔，是不可能将自己与平原派混为一谈的。当罗伯斯庇尔发表演说时，他是以救国委员会代表，意即革命政府代表的身份出场的。这一切都符合我的研究假设，尽管有的历史学家并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依然捍卫自己的观点，因为罗伯斯庇尔将自己界定为处于左、右两派之间的中间派。 事实上，中间派一直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就拿最近的一次总统大选来说吧，其中有一些值得玩味的现象，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萨科齐和奥朗德，这个对比是挺有意思的。萨科齐是作为右派代表参选的，他对勒庞夫人的一些观点表示认同，并巩固了右派阵营的支持。至于奥朗德，他虽然不得不声称自己是社会党的代表，但不时地调整政策纲领，使自己处于中间派的位置。他把左派该说的话都让梅朗雄去说了，梅朗雄提出的工人权益、提高薪资等议题，都属于左派的理念。这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奥朗德较为成功地让自己表现为一名比较冷静、温和的人，并作为中间派赢得了选举；而萨科齐则略嫌偏激，梅朗雄也是如此。奥朗德作为一名冷静、节制的左派参与竞选，有助于安定人心。他自诩能成为一名比较温和的总统，尽管他不属于右派——在法国，右派似乎更容易赢得选民，但他至少不像梅朗雄那样偏激。总体而言，奥朗德还是一名比较典型的中间派，但他是否是一名“极”中派恐怕还值得商榷，因为他并不像我们上面讨论到的“极中派”那样重视警察与军队制度的建设。 本文作者潘丹，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