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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逢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冯建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来源：《中州学刊》2014年第1期 摘 要：自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法国历代统治者多以鼓吹与实践“自然疆界论”为己任。同时。德、俄等一些对他国领土野心的强国也利用该理论，主张应以对自己国家安全有利的大山、大河等作为其自然分界线。后来，该理论又披着“民族原则”的外衣，渐渐异化为欧洲大国侵略和霸权的道具。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层层揭底，深刻剖析，最终使其无所遁形。 一、引言 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便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规划》(Le Grand Dessin》)：“使哈布斯堡王室降低到比利牛斯半岛一个国君的地位，把土耳其人和鞑靼人赶到亚洲去，重建拜占廷帝国，然后再重画整个欧洲地图。欧洲将分为六个世袭君主国家、五个选举的君主国家和五个共和国。在这一切国家之上，设置一个专门的议政府，负责维护普遍和平并审理国与国之间、国君与国君之间的一切纠纷。基督教国家的这种特种共和国的首脑是教皇，其首相则为法国代表。”[1]在此背景下，亨利四世于1601年曾对新征服的比热和布雷斯等地区的居民说了一段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话：“既然你们历来都讲法语，你们理应是法兰西王国的臣民。使用西班牙语或德语的地方，我赞成分别留给西班牙和德国，但使用法语的地方应归我所有。”[2]肖忠纯认为这是法国“自然疆界论”的肇端。[3]张世明认为，总体上而言，“亨利四世以及絮利的对外政策仍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致力于为本国获取自然疆界而非沉溺于奄有诸国的辽阔梦想”，到了其后继者——法国枢机主教、首相黎塞留执政时，法国对自然疆界的要求才“有了大致的界线，而且自然疆界的概念日趋明晰”[4]。 黎塞留(de Richelieu，1585-1642)，生于巴黎，曾任法国宰相，被称为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的政治家。其在《政治遗书》中留下了有名的政治遗言：“我秉政之目的在于：为高卢收回大自然为它指定的疆界，为高卢人找回高卢人国王，将法国置于高卢的位置上，在原属古代高卢的地方建立新的高卢。”[5]此处的高卢系古罗马人对阿尔卑斯山以西之地的称呼，大致相当于今天法国、比利时，以及荷兰、德国一部分。该地域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为凯尔特(高卢)人占据，公元前1世纪中叶至公元5世纪被古罗马人征服。 虽则如此，但张世明仍认为真正地“更明白地诉诸自然疆界论”者，当属步黎塞留后尘的另一位枢机主教马扎然(Jules Mazarin，1602—1661)。 马扎然系意大利人，出生于西西里岛。他在出任教廷驻巴黎使节时，得到了黎世留的赏识，后来封其为枢机主教，并在临终前向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举荐其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在路易十四执政时期作为外卿入阁成为首相(1643一1661)。马扎然掌权时曾主导了1648—1659年的法西战争，并于战后与西班牙签署了《比利牛斯和约》。根据该和约，西班牙将鲁西荣(Roussillon)、阿图瓦(Artois)、格拉弗林(Gravelines)、蒂永维尔(Thionville)割让给法国，并放弃对阿尔萨斯(Alsace)的主权要求。[6]使得法国追求已久的“自然疆界”终于有机会从空间想象渐次蜕变为现实领土。 迨至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然疆界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经常打着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旗号而登场。 1791年3月，德拉纳维尔(Banchedela Neuville)致信外交事务大臣，建议按照“造物主所原始形成的地球自然划分”确定法国边界。[7]只因当时的国民大会正致力于推翻波旁王朝及抵抗国外干涉势力的围攻，无暇顾及此议。嗣后，伴随着大革命凯歌连连高奏，格雷古瓦(Baptiste Grgoire)教士于1792年伺机提出了“绵延不绝的阿尔卑斯山将萨瓦推入法兰西的疆域，如果它们的政府不是同一个，那将违背于自然的秩序”；“法兰西是个自给自足的整体，既然自然界到处给它设置的障碍使它不必进行扩张，我们的利益与我们的原则恰相吻合”[8]的主张。布里索(Brislot)则明确地抛出了“法兰西共和国必须以莱茵河为边界”的口号。并进而阐释道：“如果把我国的边界推进到莱茵河，如果比利牛斯山隔开的只是自由的各民族，我们的自由就万元一失了。”[9]根据这些理论，法国分别于1792年11月、1793年1月通过了兼并萨瓦与尼斯的决议。趁此时机，大革命领袖乔治•雅克•丹东(Georges-Jacques Danton)于1793年1月底提出了兼并比利时的要求，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然疆界”的政策。他煽动道：“担心共和国过分扩张疆界是杞人忧天。共和国的疆界是自然确定好了的，我们将在地平线的各个角落——莱茵河畔、大洋之滨、阿尔卑斯山麓达到这些边界。这些应该是我们共和国的最后疆界。”[10] 伴随着丹东的充满鼓动性的演说词，后来又搭乘着拿破仑大军横扫一切的气势，“自然疆界论”成为法国攻城略地、拓展疆土的利器。 然而，20多年以后，随着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维也纳体系”于1815年确立，法国又回归到1790年的疆界，其在大革命时期的一切所获，顿时冰消瓦解。 从1815年到1870年，随着法国工业革命的完成，文化的快速发展，法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回升。尤其是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法国因联合英国战胜了强大的俄国，从而使得法国成了欧洲大陆的领导者，也使得在农民的帮助下登上了总统宝座、继而成为皇帝的路易•拿破仑成了伟人。 拿破仑三世即位后，立即继承了以阻止处于分裂状态的德意志与意大利统一为己任的法国政治传统，重新祭起了“自然疆界论”大旗，以期继续分化、分割这两个国家。同时，伴随着该理论在学校教育体系中的展开、普及性历史读物的推广，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流播。 实际上，拿破仑三世不但一直以“自然疆界论”为内外政策底色，辅之以“民族原则”之旗号，以期复兴因滑铁卢之败而消沉的法兰西民族事业，而且对当时欧洲一些分裂国家中出现的建立民族联邦的趋向也很感兴趣。相对于咄咄逼人的德国人而言，法国人似乎更同情意大利人，而拿破仑家族也与意大利有较深的渊源关系。在此诸因素主导下，拿破仑三世认为应在意大利半岛上建立一个由皮埃蒙特(皮埃蒙特——撒丁)王国主导的意大利联邦。1860年，作为拿破仑三世帮助皮埃蒙特王国驱逐奥地利占领者、初步统一意大利的酬报，法国获得了北意大利的萨瓦与尼斯。而法国吞并此领土的根据，就是其所声称的应该拥有沿着其“自然疆界”阿尔卑斯山获得军事保障、领土安全的权利。 与此同时，德国(普鲁士、奥地利)、沙俄等国也祭起了“自然疆界”话语，作为其推行霸权主义的理论根据。 另一方面，此时也是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各国各色执政人物纵横捭阖，力争使本阶级或本国利益最大化之际。凡此种种，使得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关注欧洲局势。那么，马恩是如何看待、评价与剖析这个在当时非常引人注目的“自然疆界论”的呢?以下，我们以马恩论著文本为中心，辅之以相关资料，予以分析。 二、“中欧大国论”语境下的德意志式“自然疆界论” 1858年7月，拿破仑三世与皮埃蒙特王国首相加富尔签署了一份将奥地利从意大利领土上驱逐出去、帮助意大利统一的秘密协议。作为出兵的条件，法国将因此获得皮埃蒙特西北部的萨瓦与西南部的尼斯。嗣后，法、皮两国随即以各种方式向外界暗示这一协议。意大利随之风声鹤唳，皮奥两国冲突一触即发。 在此背景下，恩格斯认为有必要在此时此刻明确昭告其对意大利及其德国统一问题所应采取的立场，并揭穿欧洲各国统治集团用来为其侵略和掠夺政策辩护的“自然疆界论”等沙文主义理论，“并证明这些理论从战略的观点来看都是不能成立的”[11]。1859年2月，恩格斯着手准备素材；3月9日撰就了后来影响深远的《波河与莱茵河》。那么，在这篇受到过马克思高度评价的力作中，恩格斯是如何展开其思想、剖白“自然疆界论”之荒谬的呢? 文章首先以“应当在波河上保卫莱茵河”这一当时德国大部分报刊的口号为切入点，开始层层剖析德国要到遥远的异国——意大利的波河去保卫本国的莱茵河的内在机理：“在所有这些场合所提出的主要论据全都是政治性的，说什么意大利根本不能独立；意大利不是应当由德国统治，就是应当由法国统治；如果今天奥地利人被赶出意大利，明天在艾契河流域，在的里雅斯特的大门口，就会出现法国人，”接着德国整个南部边境就会暴露于“宿敌”之前。因此，“奥地利是代表整个德国而且是为了整个德国的利益而控制伦巴第的”。[12] 而德国上述的荒诞口号的内在机理，事实上来源于当时德国流行的所谓“中欧大国论”。该论的核心内涵是宣称奥地利、普鲁士及德国其他各邦应当在奥地利的霸权下形成一个联邦制的国家。该联邦“对于匈牙利和沿多瑙河的斯拉夫一罗马尼亚各国应当用殖民、办学校和怀柔的方法使它们德意志化；从而使这个国家集合体的重心逐渐转向东南方，转向维也纳；此外，还应当重新夺取亚尔萨斯和洛林”。这个“中欧大国”应当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复活，并且还要兼并原奥属尼德兰及荷兰作为藩属。“这样一来，德意志祖国也许几乎要比现在操德语的范围扩大一倍；如果所有这一切真正实现了，德国就要成为欧洲的仲裁者和主宰。命运已经在设法使所有这一切得以实现”。[13] 那么，德国为了本身的防御到底需不需要永远统治意大利，特别是需不需要在军事上完全占领伦巴第和威尼斯省呢?恩格斯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像剥笋一样层层剖开了事实真相。 首先，恩格斯并不否认在数个世纪之中，北意大利较之比利时在更大程度上是法国人和德国人逐鹿的场所。接着，他依据历史事实，向读者展示了其发现的战略要地攻守转换的节点：自1525年法兰西国王弗朗斯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在帕维亚被德国皇帝查理五世击败以降，发生在波河流域的战争，已演变成间接地决定着法国和德国命运、直接地决定着意大利命运的事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1756一1763年七年战争之前，军队作战的区域还仅限于一个省份，军队的运动在整整几个月里都围绕着个别的要塞、阵地或个别的作战基地进行，而到了18世纪末期以后，由于近代式大规模的常备军的出现，只有很大的要塞群、很长的河流线或高而险峻的山脉才具有战略意义。从这个视角来看，像波河流域的明乔河和艾契河这样的一些河流线的战略价值才凸现了出来，其战略意义就要比以前大得多了。也就是说，我们固然不否认“放弃明乔河和艾契河线德国就会失去一个非常强大的防御阵地”。但“认为这个阵地对南德边境的安全必不可少，那我们是坚决地反对的”。[14] 接下来，恩格斯提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你有权要求的，别人当然也有权要求。如果我们与其说是为了抵御意大利人不如说是为了抵御法国人而要求取得波河和明乔河，那末，如果法国人为了抵御我们同样也要求取得一些河流的话，我们就不应当奇怪了。”[15] 基于地理态势与历史遗产的原因，法国的经济、政治与文化重心处于该国北部，比如塞纳河、巴黎等地。反拿破仑同盟的军队分别于1814年3月、1815年7月占领巴黎便使整个法国投降的事实表明，“只要巴黎一陷落，整个法国也就要陷落了”。换言之，“法国疆界形势的军事意义首先在于这些疆界所起的防护巴黎的屏障作用”。[16]对此，恩格斯有过精确的计算：“由巴黎到里昂、巴塞尔、斯特拉斯堡、洛特布尔的直线距离几乎相等，大约都是55德里。”但“自洛特布尔起，法国疆界即离开莱茵河，与它成直角转向西北；自洛特布尔到敦克尔克，法国疆界几乎是一条直线”。因此，“我们以巴黎一里昂为半径经过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洛特布尔划出的圆弧，到洛特布尔即中断；法国北部疆界简直成了这一圆弧的弦，弦那边的弓形地区不属于法国。由巴黎到北部疆界最短的交通线，即巴黎一蒙斯线，只有巴黎一里昂或巴黎一斯特拉斯堡半径的一半”。所以，“很难想象有比法国与比利时接壤的疆界更为薄弱的国境了”。[17] 法国与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等国接壤之处，没有任何天然屏障，首都巴黎就位于这一马平川之地。法国人坐拥这四战之地，可谓尝尽苦头。且不说古代(公元前2世纪末)罗马人轻松地越过阿尔卑斯山占领高卢，对其实施了长达500多年的统治；最令法国人难堪的是近代，德国人在130多年时间里竟6次从北面突破法国人防线，其中4次让巴黎人亲眼看到了德国军人的皮靴如何践踏其街道。对此，法国著名地理学家阿勒贝尔•德芒戎不无自我揶揄地说：“法国肯定是欧洲各国中最少与世隔绝、最不‘闭塞’的国家之一”[18]。法国原总统查里斯•戴高乐在二战前曾撰写过《建立职业军》的著作，他认为英国孤悬海中，是天然的堡垒；德国的政治中心和工业中心分散多处，难以一举全毁；西班牙与意大利分别有比利牛斯山、阿尔卑斯山作为屏障；唯有法国，不但四周边境缺乏天然屏障，而且首都巴黎集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于一体，对任何来犯之敌都敞开着大门。[19]更不幸的是，法国周边自中世纪以降便有强敌环伺。就像阿喀琉斯之踵一样，法国的这个天然的缺陷屡屡被外敌利用，这个强敌便是哈布斯堡王朝。[20] 为了弥补这个天然的地理缺陷，早在1678年，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沃邦(1633—1707年)被国王路易十四任命为“筑城总监”，设计并改建了几百座防御性要塞，部署在法国西部、北部及东部边境线上，为法兰西王国装备上了一道缓冲带——“铁腰带”，即所谓的“沃邦防御工事”。但“1814年和1815年攻入法国的敌军几乎毫不介意地通过了三层要塞带。谁都知道，1815年在受到仅仅一个普鲁士军的攻击并经过空前的短期围攻和炮击之后，要塞便一个接着一个投降了”。[21] 面对这种独特且难以改变或弥补的地理条件缺陷所造成的千年历史灾难，除了在技术层面予以修补以外，法国历代的统治者更是在战略层面寻求改弦更张之策。从加佩王朝的路易十一(1461—1483年在位)开始，法国便形成了危如累卵的生存危机感及思维定式，尤其是查理五世称霸欧洲时期(1519—1565年)，更是如此。嗣后，将维护法国本土安全的前线向外伸展，直至遇到天然屏障为止的意识，渐次渗入历代法国最高统治者的脑际，并进而成为衍生“自然疆界论”的温床。 在此，恩格斯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向德国统治者发出了诘问：正如“中欧大国”(德国)的理论家在意大利寻找河流一样，“法国人也正在他们北部疆界的那一边寻找一条河流充当良好的防御阵地。那末这能是哪一条河流呢?”[22]恩格斯以幽默的口吻表述道，“现在我们再把圆规的一脚放在巴黎，以巴黎——里昂为半径由巴塞尔到北海划一弧线。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莱茵河由巴塞尔非常准确地沿着这一圆弧流到它的河口。莱茵河上的各要点与巴黎的距离都相等，相差仅数德里。这也就是法国企图获得莱茵河疆界的真正的现实的理由”。[23] 因为，“如果莱茵河属于法国，那末在同德国作战时，巴黎就真正成为国家的中心了”。而且“如果法国人占有了莱茵河疆界，法国的防御体系，就自然的条件而论，就将属于按维利森将军称为‘理想的’、再好不过的那一类疆界了”。[24]但“以莱茵河作为疆界河流仅有一点不足之处。只要莱茵河的一岸完全属于德国而另一岸完全属于法国，那末两国人民谁也不能控制这一河流。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阻止较强的军队(无论它属于哪一个国家)渡过莱茵河；这种事情我们已见过几百次，而且战略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25]所以，“法国人只有当我们不仅把莱茵河而且把莱茵河右岸的桥头堡都让给他们时，他们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正如在拉多维茨、维利森和海尔布隆纳尔看来，我们德国人要保住艾契河和明乔河以及这两条河上的桥头堡培斯克拉和曼都亚，才算完成自己的职责。但是，那时我们就会使得德国对法国完全无能为力，就像目前意大利对德国一样”。但那时，俄国就会像在1813年那样，成为德国的当然“解放者”(正如目前法国，或者更正确地说，法国政府成为意大利的“解放者”一样)，而且为了补偿它的大公无私的行为，它一定会只要求一些“小块”领土——如加里西亚和普鲁士——以便使波兰的版图完整，“因为经过这些省份不是也可以‘迂回’波兰吗?”[26] 恩格斯接着又连续提出几个反诘：“自然疆界”论使德国有权要求波河，“同样也使俄国有权要求加里西亚和布柯维纳，并且在波罗的海方面整化领土，至少把普鲁士的维斯拉河右岸地区全部囊括进去。再过几年，俄国又可以同样有权利提出要求说：俄属波兰的自然疆界是奥得河”；同时，“自然疆界论”如用于葡萄牙，“这个国家也可以要求把领土扩大到比利牛斯山并把整个西班牙划人葡萄牙”；而且，“如果考虑到永恒正义的法则，罗伊斯•格莱茨•施莱茨•罗宾斯坦公国的自然疆界至少应当扩展到德意志联邦的疆界或者甚至更远些——到波河，也可能到维斯拉河”。[27] 实际情况亦是如此，任何一个国家都追求“自然疆界”，都追求绝对的安全，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追求是以其他国家的不安全为前提的。譬如法国，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时，已然实现了法国数百年来追求的“自然疆界”之梦，当时的欧洲，甚至包括英国都默许了这个既成事实，但这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和平。因为既有的“自然疆界”实现了，新的“自然疆界”又会隐现，如此循环往复，永远不会停歇。对于这样_种进与退的悖论，勒费弗尔的评说可谓一语中的：“只要法国超越它的自然疆界，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如果法国不超越的话，大陆列强是否会因此让它保有自然疆界呢?”[28]对此，法国人多弩曾表述过大致同样的意见，他在《哲学旬刊》上撰文说，共和国宪法固定的疆界等于宣告了没完没了的战争和全体法国人同归于尽。[29] 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后果，是因为“在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大国境内不包括有一部分其他民族。法国有佛来米族的、德意志族的、意大利族的地区。英国是唯一真正具有自然疆界的国家，可是它走出这个疆界向四面八方扩张，在各国进行征服”；“德国有半斯拉夫族的地区，有居住着斯拉夫族、马扎尔族、瓦拉几亚族和意大利族的附属地。而彼得堡白帝又统治着多少种操其他语言的民族啊!”所以，“谁都不能肯定说，欧洲的地图已最后确定。但是一切改变，如果希望能长期保持，就应当从下列原则出发，这就是应当愈来愈多地使那些大的、有生命力的欧洲民族具有由语言和共同感情来确定的、真正自然的疆界”。而“军事观点在这里只能具有次要的意义”。[30] 实际上，类似的观点，恩格斯在此前也说过：“奥地利人借口明乔河线是德国南方的自然疆界，企图以此证明他们侵占意大利是有理由的，而德国南方疆界这样的间接防御正好驳斥了这种论调。如果情况真如这种论调所说的那样，那末莱茵河就应当是法国的自然疆界。在一种场合有效的一切论据，在另一场合也可能完全适用。但是，幸而法国既不需要莱茵河，德国也不需要波河或者明乔河。谁要从翼侧迂回别人，他也会被别人迂回。”实际上，“从军事观点看来，德国的阿尔卑斯山疆界控制着威尼斯省，这对于德国说来，应当是很够了”。[31] 恩格斯所得的最后结论是，“我们德国人如果以波河、明乔河、艾契河以及所有意大利的废物换得德国的统一，那就是作了一桩漂亮的生意，因为统一会使我们不蹈华沙和布隆采耳的复辙’，只有统一才能使我们在国内和国外强大起来。一当我们取得了这个统一，我们就可以不再防御了。那时我们就不再需要什么明乔河了”[32]。 三、“民族原则”背景下的法兰西式“自然疆界论” 前面所述的法国和皮埃蒙特联合发动的对奥地利的战争始于1859年4月29日，到了6月24日，奥军失败，退到明乔河。随后，拿破仑三世因害怕战争的节节胜利促使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高涨，故在没有知会皮埃蒙特王国的情况下，与奥皇签订了初步和约。根据这一和约，威尼斯仍然归奥地利统治，伦巴第转到了法国手里。 1860年3月，法国与皮埃蒙特王国在都灵签订条约，法国将伦巴第转交给皮埃蒙特，作为交换，皮埃蒙特王国决定把萨瓦和尼斯交给法国。至此，法国终于如愿以偿。之所以说“如愿以偿”，是因为在此之前的1792年，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军队曾攻占过萨瓦、尼斯以及莱茵河左岸的部分地区。当时的法国政治家、著名将领卡诺(Carnot)就曾声称：“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是法国古老的自然边界，从这天然范围中离弃的各部分，仅仅是非法篡夺的结果”。[33]1797年，法国与奥地利签订的《坎波—佛米奥和约》规定，奥地利承认法国对比利时、莱茵河西岸的占领以及在北意大利建立的山内共和国。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法国占有其几个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以莱茵河、比利牛斯山以及阿尔卑斯山为界的“自然疆界”。拿破仑曾不无得意地宣称，法国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伟大的国家，它的领土疆界就是自然向它提供的疆界本身。然而，好景不长，伴随着拿破仑帝国的瓦解，法国的领土范围又被迫回复到1792年以前的疆界。 拿破仑三世通过与皮埃蒙特王国的联合对奥作战，获得了萨瓦和尼斯两块疆土，在某种程度上往自己的“自然疆界”梦想靠近了一步，但就总体而言，这场战争获得的结果与其设想的目标并不一致，反而有弄巧成拙之虞：最初，拿破仑三世发起这场战争的口号即是为了“解放”意大利而战，他怎么好意思考虑莱茵疆界呢!最终法国不得不将割让给它的伦巴第又慷慨地“赠给”了皮埃蒙特；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高举拿破仑三世所拥护的“民族原则”，趁机将中意大利暂时并人皮埃蒙特，皮埃蒙特王国立即成为当时颇为可观的力量；拿破仑三世要求奥地利放弃威尼西亚，遭到拒绝；英国认为法国并吞萨瓦及尼斯，是又一个拿破仑征服时代的开始；德国人趁机推动其国家统一大业。所有这些，显然不是波拿巴政府所乐见的。 为此，拿破仑三世大声疾呼：法国人现在不能容许，并且将来也不会容许意大利统一。在此过程中，法国人一边高举独立和自由的“民族原则”，一边试图将意大利的独立和自由扭曲为以法国霸权代替奥地利霸权。所谓的“民族原则”，是拿破仑三世统治法国30多年时间里一直高举的旗帜。他曾依靠这个口号，一边致力于法兰西民族的复兴事业，一边调解欧洲的民族纠纷，对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及欧洲近代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该原则的基本内涵，是在有争议的由多民族聚居的混合边界区域，应以“语言”划分。有如法王享利四世所宣称的“让说西班牙语的地方归西班牙人，让说德语的地方归德国人，而让说法语的地方归我”[34]。当“语言”无法解决问题时，则诉诸民族“感情”，即依照民族愿望，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让混合边界内的居民决定他们的归属，也曾有过成功案例。[35]但在实践过程中，“民族原则”曾经常被以“民族的保卫者”自居的拿破仑三世滥用，他利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便巩固法国的霸权并扩大其疆域，从而使得该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之间产生了乖离，乃至于毫无共通之处，成为其挑拨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弱小民族的运动变成互相竞争的大国霸权政策的工具。[36] 那么，究竟应看待法国再次获得萨瓦、尼斯这个问题呢?对此，恩格斯于1860年2月撰就了《萨瓦、尼斯与莱茵》一文，以期揭露拿破仑三世要求占有萨瓦和尼斯的实质。该文系恩格斯另一著作《波河与莱茵河》的续篇。恩格斯利用他在军事科学、历史学和语言学方面的渊博知识，揭穿了波拿巴对萨瓦、尼斯以及莱茵河左岸地区的要求是没有根据的。恩格斯写这一著作的另一个目的是根据对奥意法战争的经过和结果的分析，证明马克思和他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所坚持的革命无产阶级的立场的正确性。[37] 恩格斯在文章的起首，提出了“问题将起于提契诺河，但最后将在莱茵河结束。一切波拿巴战争的最终目的，只能是夺回法国的‘自然疆界’——莱茵河疆界”的议题。事实上，拿破仑三世上述那种前后矛盾、口是心非的政策，伴随着皮埃蒙特王国渐次统一北意大利以后，亦随之明显，同时，法国进行这次战争所追求的“观念”亦暴露无遗：原来，法国之初意，即是要把萨瓦和尼斯并人其疆域。正如恩格斯所说，“尼斯和萨瓦是路易•拿破仑同意威尼斯和伦巴第归并于皮埃蒙特而要求的代价，他所以要求以这个为代价而同意中意大利并人皮埃蒙特，是因为目前不能取得威尼斯。而法国之所以要合并尼斯和萨瓦，是因为阿尔卑斯山是法国的自然疆界，法国有权占有这些山脉”。[38] 所谓的“自然疆界”有其存在的道理吗?恩格斯认为，从军事方面来看，法国即使获得了萨瓦，其北部疆界仍然是完全暴露的。事实上，在巴塞尔和勃朗峰之间的那段疆界，没有一处是用自然界线划分的；确切地说，这里的“自然疆界”是沿着到埃克留斯堡垒的汝拉山脉这一条线走的，并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凹形的圆弧。也就是说，按照法国人主观观望与自我利益来界定的“自然疆界”，这条天然的直线不能完成它的任务，这个真正的“自然疆界”也就不再是法式“自然疆界”了。于是，恩格斯幽默地顺着法国人的逻辑问道：“既然如此不自然地使我们的疆界向里弯进去的这个凹曲的弓形地带的居民在‘语言、风俗和文化’方面说来又是法国人，那难道就不应当改正自然界所造成的错误，实际上恢复理论所要求的外凸形状或者至少使它成为一条直线吗?难道住在自然疆界那一边的法国人就应当作为自然界恶作剧的牺牲品吗?”[39]看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自然疆界”是强者肆意兼并他人领土而不问所有者，特别是当地居民是否同意的强权者的霸权话语。 实际上，即使是“最完善的疆界也有可以修正和改善的缺陷；如果不是需要客气一下的话，这种兼并可以无止境地继续下去。至少从上述论据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从民族成分方面或者从法国的军事利益方面来说，为吞并萨瓦而制造的一切说法，实际上也同样适用于瑞士法语区”[40]。因为“所谓自然疆界和民族疆界恰恰相合而且同时又非常明显的国家并不很多”[41]。显然，“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42]。 彼时，法国人为了获得萨瓦和尼斯，还提出了语言问题。萨瓦位于阿尔卑斯山北侧，据当时的法国报纸说，萨瓦在语言上和风俗上和法国接近。但据恩格斯观察，“虽然如此，在战前并没有听到过任何同情并人法国的说法”。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1792年到1812年期间曾合并到法国的那些地区中，没有一个有丝毫想要回到法国鹰的卵翼之下的愿望。虽然它们已尝到了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果实，但是它们从心底里厌恶严格的集权统治、地方长官的管辖以及巴黎派来的文明传教师永无过错的说教”。[43]这是因为，法国对萨瓦等地区的进口贸易大都采取了中国式的闭关自守政策，“除了罗马恺撒时代的专制统治，除了把商业和工业关闭在它那关税壁垒的大牢狱之内，第二帝国没有给它们带来任何东西，最多不过是发给它们一个远走他乡的通行证”。即流放到法属海外殖民地圭亚那。所以，“尽管语言上有共同性、种族上血统亲近，并且还有阿尔卑斯山脉，萨瓦居民似乎没有半点愿望想要人家用伟大的法兰西祖国的各种帝制设施去为他们造福”。[44] 另外，在萨瓦人的脑际里，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传统意识：“不是意大利征服了萨瓦，而是萨瓦征服了皮埃蒙特”。想当年，该地“强悍的山民以面积不大的下萨瓦为中心，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国家，后来又下山进入意大利平原，采用各种军事和政治措施，依次兼并了皮埃蒙特、蒙费拉、尼斯、洛梅利纳、撒丁和热那亚。这个王朝建都于都灵，成为意大利王朝，但是萨瓦仍然是这个国家的发源地，并且萨瓦的十字徽号到现在还是由尼斯到里米尼、由松德里奥到锡耶纳的北意大利的国徽”。[45]历史上，法国曾于1792年征服了萨瓦，并且将这种统治一直延续至1815年3—6月拿破仑“百日”帝制时期。嗣后，法国将其归还给皮埃蒙特。恩格斯分析，就当前的情况而言，“不存在想要使萨瓦与皮埃蒙特分离的要求”[46]。 事实上，法国人执意要并吞萨瓦，乃是因为“占有萨瓦，首先就会使法国获得一个进攻意大利时必不可少的地区，不然，它就得预先夺取它”[47]。对此问题，恩格斯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萨瓦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特别是由于它那些通过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如作为法国的一个省，能够使法军甚至在数量优势不大的情况下占领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境内的山坡，并向谷地出击，因而会发挥比本身力量大得多的作用；不仅如此，小圣伯纳德山口还会迫使意军向很远的地方派出掩护部队，那时法军在某些情况下就可以利用这个山口进行决定性的攻击。[48]基于此，恩格斯断言道：“萨瓦在法国手中，与在意大利手中相反，只能成为进攻的武器。”[49]如此一来，从瑞士的利益来看，北萨瓦对瑞士来说等于丹瑙人的礼物。[50]不仅如此，“这种礼物还包藏着一种威胁。在这种场合下，法国将在军事上控制整个瑞士法语区，使它无法进行任何哪怕是半真半假的防御。法国兼并南萨瓦以后，就会立刻提出并吞瑞士法语区的要求”[51]。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尼斯的情况。尼斯则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意大利一侧，其西部操普罗凡斯方言，东部则操意大利方言，城里则法语和意大利语不相上下。故其居民在种族、语言、习惯上更接近于意大利人。所以，法国想在尼斯博得同情，似乎比在萨瓦还要难些。至于在皮埃蒙特防务上的价值，尼斯比萨瓦具有更巨大的意义，“把尼斯让给法国，在军事上就等于把意大利军队的集结地点向后移到亚历山德里亚，并放弃皮埃蒙特本土的防御，因为整个说来，只有在萨瓦和尼斯才能够防守皮埃蒙特”[52]。 实际上，法国在尼斯这段边界上拥有很好的屏障，握有这样一些防御手段来对付最软弱的意大利，实际上是无需乎扩充领土了。但“如果波拿巴主义正好看中了这一点，才借口法国没有自然疆界便无法进行防御而提出所谓自然疆界的要求，那它为占有莱茵河的要求找根据就不知要容易多少倍”[53]。 基于上述分析，恩格斯提出，在围绕尼斯和萨瓦问题进行的这场交易中，亟应关注法国公开宣扬的“自然疆界论”。恩格斯对此问题作了深人阐述，他指出，“由于对这两个省份的领土要求，恰恰使自然疆界论的观点被重新抬了出来，并使法国人重忆起这种观点，而欧洲人不得不再习惯于听这个口号，就好像习惯于听10年来不同时期所宣布而后又被抛弃的其他波拿巴的口号一样——这些就特别同我们德国人有关了。在《国民报》的共和主义者们十分卖力地继续使用的第一帝国的语言中，所谓法国自然疆界主要是指莱茵河。就是今天，一谈到自然疆界，任何一个法国人都不会想到尼斯或者萨瓦，而只会想到莱茵河。哪一个依仗自己国家的侵略野心和侵略传统的政府，敢于重新鼓吹自然疆界论，却让法国满足于尼斯和萨瓦呢?”[54]显然，在恩格斯的理解，法国重提“自然疆界论”，是对德国的一个直接威胁，其远景目标是为了恢复所谓莱茵河“自然疆界。” 恩格斯还认为，路易•拿破仑在意大利独立问题上布局亦有其深远意义，它服务于法国所追求的“自然疆界论”，即“意大利至少被分裂为3个或者甚至4个国家；威尼斯属于奥地利；法国由于占领萨瓦和尼斯而控制着皮埃蒙特。教皇国在罗马涅分出去以后将把那不勒斯同北意大利王国完全分割开来，从而使北意大利王国无法向南方作任何扩张”。“同时，对北意大利王国来说，威尼斯仍然是一块摆在嘴边的诱饵，意大利的民族运动也就会以奥地利为直接的和主要的敌人”。“这便是波拿巴主义在意大利布下的阵势，一旦发生争夺莱茵河疆界的战争，这种阵势可以代替它整整一个军团”。[55] 四、结语 历史上，由于边界的开放性，法国的安全环境和生存状况一直饱受困扰。为了寻求绝对的安金自法王亨利四世以降，迄至拿破仑三世时代，历代法国统治者多以追求“自然疆界”为己任，即不断以征服者或霸主的身份来获得最大的安全。 早在黎塞留主政时代，他就力主内外兼修。他的一段话或许可以为此作为一段注脚：“就国事而言，有权力者便有权利，弱者仅能勉力顺应强者之意见。”[56]法国的国内政策是维护社会安定，政治团结，没有独立于国土的权威；对外政策则是促使国家强大，没有威胁法国安全的敌人。[57]拿破仑更是如此，他认为法国“由于其地理位置，肥沃的土地，以及居民的能力和智慧，是欧洲国家的仲裁者”，故而他“有雄心要做到把欧洲所有的巨大利益融合在一起，如同对法国各派所已经做到的那样——成为各族人民及其君主之间的仲裁者”。[58]法国在二战中曾不堪一击，在德国面前，甚至连波兰那样的弱国都不如。即便如此，在二战后的戴高乐时期，这种争霸欧洲、自以为大国的意识都没有泯灭。被称为“戴高乐主义”的内政外交就是对外塑造大国形象，对内强调法国的“伟大”和“历史使命”。[59] 可见，法国人自己认为，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对“自然疆界”的向往无可非议，但现实却是，过于执著的追求“自然疆界”，往往异化为侵略和霸权，以至于在许多欧洲国家看来，“自然疆界原则”已成为法国外交政策的一把标尺。 因此之故，早在19世纪初，英国资深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就时常站出来提醒英国人民说：法国的势力已突破它的“自然疆界”——即以居民语言为界限的边界，这说明它的目的并不是要维持欧洲“均势”，而是要称霸整个欧洲。[60]稍后，在不同时期，这种“自然疆界论”为一些有领土野心的资本主义强国所接受。德国、俄国等不同时期在欧洲历史上占据过主导地位的野心勃勃的国家，均先后主张各国应该以大山、大河等天然障碍作为它们的分界线，认为没有这种疆界的、但有扩张能力和动力的国家“有权”取得这种疆界。即使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人在谈到中俄《瑷珲条约》时，还竭力强调“阿穆尔河(黑龙江——引者注)是一条无疑义的最好的天然边界”，妄图以此证明沙俄攫取中国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中国固有领土的“合理性”。余绳武认为，这正是恩格斯批判过的“自然疆界论”的旧调重弹。[61] 与此同时，法国在追求所谓“自然疆界”的过程中，为了师出有名，经常会以“解放者”的名义在欧洲大陆纵横捭阖，征伐异己。于是，“民族原则”经常会挂在法国统治者的嘴边。本文引言所引亨利四世之名言“让说西班牙语的地方归西班牙人，让说德语的地方归德国人，而让说法语的地方归我”，稍作解读的话，亦即强调以语言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和归宿，这是最初“民族原则”使用的一个典范。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掌权的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先后以“民族原则”作为旗帜，试图将民族解放运动的烽火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以对内减轻来自国内反动贵族势力的压力，对外消解其他欧洲国家干涉法国革命的力量。后因滑铁卢之败，法国曾消沉半个世纪，但经过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拿破仑三世联合英国在克里木之战中击败了沙皇俄国，标志着法国再次崛起。凭借着这个资本，向来以实现叔父遗愿为己任、相号召的拿破仑三世自然而然地要将法国扩张到莱茵河地区的梦想付诸于实践，以实现法国沙文主义的传统夙愿。但占领莱茵河地区并不是波拿巴三世力所能及的。况且，法国在这方面的每一次尝试，必然都会招致欧洲一次次结成反法同盟。于是，拿破仑三世便祭起了“民族原则”这面大旗，当然，其中亦夹杂着“自然疆界”的私货。稍后，所谓“民族原则”，更是被俄国人挪用，频繁地应用于对欧洲大陆诸国内政的干涉。 追溯这段历史，彼时有论者指出：“踩着民族原则和自然疆界原则这副高跷，(法国)可以从日内瓦湖走到阿勒河，最后走到博登湖和莱茵河——只要两腿足够硬实的话。”[62]事实的确如此，恰如本文研究所展现的那样，“自然疆界论”与“民族原则”在18世纪以降，尤其在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者对于彼时欧洲民族国家的构建和领土疆域的划分影响至深。如果要对两者的作用与关系做一个比较的话，发端于法国的“自然疆界论”才是影响彼时欧洲政治格局与领土疆域的霸道；而所谓“民族原则”从来都是一个幌子或一种话语，它可以被法国、俄国等欧洲大国用来号召意大利、德意志、巴尔干半岛等诸小国投入到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中去，然而，一旦这种运动超越了法、俄等国所能控制的范围，这些大国一般会从自身的利益考量出发，对所谓的“民族原则”予以淡化，直至渐渐地隐去。对此，恩格斯有过深刻的洞察，他说：“在战争前夜，也和在战争中一样，双方通常都力图占领每一个可以威胁敌人和挫伤敌人的有利阵地，而不从道德原则方面去考虑这是否合乎永恒的正义或者民族原则。那时大家都只顾维护自己的私利。”[63]从这一层面考量，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所谓“民族原则”只是一种想象或道德高地，“自然疆界”才是实质或心底渴求。即“民族原则”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要服从于、服务于“自然疆界论”。换言之，如果说，宣扬“自然疆界论”是欧洲大国追求的一种想象的疆域的话，那么，“民族原则”则是其经常用来实现其现实领土要求的一个时常高举的一块遮羞道具。 注释： [1][5]波将金等编，史源等译《外交史》第1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341、345页。 [2]Auguste Longnon，De la formation de Iˊunité françise：leçons professées au Collège France en 1889-1890，A．Picard，1922，p325． [3]肖忠纯：《论近代法国对外政策的扩张性》，《世纪桥》2007年第4期。 [4][7][8][33]张世明、龚胜泉：《自然疆界论的话语建构与时空延异》，《中国边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6]杜兰著，幼狮文化公司译《世界文明史》，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8页。 [9][10]阿尔贝•索布尔著，马胜利等译《法国大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19、220页。 [11][12][13][14][15][16][17][21][22][23][24][25][26][27][30][32][41][63]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2月底一3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49、250、251、277、282、282、282—283、283、285、286、286、287、288、293—294、298、298—299、278、249—250页。 [18]菲利普•潘什梅尔著，叶闻法译《法国》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9页。 [19]Charles de Gaune，Vers lˊarmée de métier，Beyrouth，Les Lettres françaises，1971，p．14． [20][56]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等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43、46页。 [28][29]乔治•勒费弗尔著，河北师范大学《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拿破仑时代》上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75、74页。 [31]恩格斯：《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19—220页。 [34]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06页。 [35]1860年4月15日和22日，尼斯和萨瓦两地的居民经过公民投票，赞成并入法国。1860年5月，原被撒丁兼并的芒托纳和罗卡布津纳的人民经过公民投票，绝大部分赞成和法国的结合。同时，占领摩纳哥的撒丁驻军也被迫撤离，摩纳哥也得以永久地保存下来。 [36]对波拿巴的“民族原则”的剖析，参见马克思：《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26—527页；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0—183页。 [37][38][39][40][43][44][45][46][47][48][49][51][52][53][54][55]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5、447、451、451—452、448、449、449—450、450、452、456—457、458、463、468、472、475、474页。 [42]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5页。 [50]丹瑙人的礼物是指谁得到谁就可能死亡的礼物。此典来源于罗马诗人味吉尔的长诗《亚尼雅士之歌》中的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我害怕丹瑙人，甚至害怕送礼的丹瑙人”。系指 特洛伊城战争期间，当时，丹瑙人(希腊部族之一)送给特洛伊人一匹木马表示和解，但其中藏有武装的军士，后来这些军士与城外军队里应外合攻占了特洛伊城。参见恩格斯：《萨瓦、尼斯与莱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3页。 [57]Henry B．Hill，The Political Testament of Carding Richelieu，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1，p．45． [58]王养冲：《拿破仑书信文件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40页。 [59]王福春等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1页。 [60]辛晓谋、宫少鹏编著《外交家》，晨光出版社，1995年，第158页。 [61]余绳武：《美化沙俄侵略的强盗理论》，《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62]马克思：《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0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