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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法建交50周年 端木美 （中国法国史学会会长）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05月15日、17日 我长期关注20世纪中国留法学生的历史。我认为，中国留法学生的历史不可以从20世纪上半叶直接跳到80年代。在1964年中法建交之后，我国有一批国家选派的优秀青年到法国学习，他们成为破冰年代的中法文化交流的尖兵。但是此前，我们很难找到他们留在历史上的痕迹。我认为这段空白一定要填补。 2012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多卷本《世界历史》。第36卷《新中国与世界》第四章第二节“中国与法国：打破坚冰的里程碑”部分是由我完成的。《世界历史》是一部集体著述。正如36卷的后记中所言：“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中国踏上改革开放道路，在这近30年之中，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编写过程时，由于各方面原因，不可能全方位涉及这个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但是大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努力尝试依据近年学术界所取得的成果，为读者勾勒出这一时期中外关系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并根据每位作者的特长和个人研究，在一些专题领域有所开拓、有所推进。”因此，作者们发挥专长，力图在无数流传多年的世界历史书版本中，贡献一些新史料、写出一点新意。 我负责的1949-1978年的中法关系正好涵盖了中法建交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因此，在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倍感荣幸。我深知国内许多专家就此课题已经写出许多史料充分、内容翔实的专题论文或者专著。为避免重复，我只好另辟蹊径，按照我研究的20世纪中国留学生在法国的历史线索，试图写出新意。 新中国成立后，冷战使得东西方文化交流受到阻隔。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宣布建交。3个月后，中法双方互派大使，并马上重启两国中断多年的各种交流活动。这其中，派遣留学生的项目最引人注目。在党和国家直接关怀下，两年间，中国先后两次向法国派出约200名留学人员。这些学生年轻、充满朝气，他们延续了留法前辈们的光荣传统，肩负起在特殊年代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任务。他们在国外努力学习法国先进文化，与当地人民交朋友，寻访当年老一辈革命家留在法国的工作和战斗足迹。他们曾有幸在老一辈革命家们留学时经常聚会的一个咖啡店前合影，在此留下他们青春的身影和梦想。 他们成为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直接接受和传播法兰西文化的先行者。虽然他们在1967年就提前结束留学生活，但是，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加强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中国外交外贸、新闻媒体、教学科研等部门的中坚骨干，成为继40年代留法学子后，又一批中法之间承上启下的文化交流使者。可是，在一段时间里，这个优秀的群体仿佛被遗忘。不过，他们终于在夕阳黄昏时刻集体亮相，以一本《金色的回忆》向世人展示了他们已经逝去的，但是不输于任何一代的花样年华，特别是他们无怨无悔的生命亮点。广大读者由此得以分享这些填补了的历史空白和集体记忆。  勒内·迪蒙先生与夫人夏洛特女士（1997年）  勒内·迪蒙先生关于中国的专著（1997年） 在《世界历史》多卷本中，我向读者介绍了一位在中国鲜为人知的法国著名农学家、政治活动家——勒内·迪蒙。迪蒙先生在1974年时，曾被绿党知识分子推举为总统候选人。虽然没当选，但是他却扩大了绿党的影响。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名人一生竟与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历史有着密切关联。他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见证人。他的母亲老迪蒙夫人在20世纪初曾担任蒙塔尔纪女校的校长。1920年，大批中国学生来到法国，其中一部分人进入蒙塔尔纪女校和男校，比如著名的蔡和森、蔡畅、他们的母亲葛健豪、蔡和森的爱人向警予等。仅蒙塔尔纪女校就曾接纳10余名中国女性。 那时，少年迪蒙对遥远的中国一无所知，与中国学生的交流也很困难。但是，他力图理解、帮助中国学生。这些中国学生大多来自南方，习惯吃大米。可是，那时大米在法国很贵，而中国学生的生活又很困难。于是，迪蒙就满怀同情带中国学生到附近农家养鸡场，购买成袋未经加工、价格低廉的大米。正是通过这些中国学生，迪蒙第一次了解到，粮食对于一个贫困国家的重要性。因此，他立志学农。可以说，正是这些中国学生奠定了他一生的志向。从农学院毕业后，他到越南从事水稻研究，并多次考察中国云南、广东等地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以农学家和友好人士身份从50年代起到80年代4次就中国农业问题来华考察，每次都写出一部考察专著。他的表扬、批评以及建议都非常中肯和客观。 迪蒙的贡献在于他提供了生动具体的口述历史，包括有法国同时代人对中国学生的印象，他们间的交往，中国学生对他的人生影响等。这段历史在他的笔下鲜活了起来，成为中法关系史上的华彩乐章。 迪蒙先生对当年西方了解中国农村的变化起了重要作用。从1929年到1982年，迪蒙先生曾经7次来到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法尚未建交时，他就应邀来华访问，此后又在20世纪60、70、80年代分别访华。他针对中国农村的不同时期，做了3次实地考察，总共写出4部关于中国三农状况的专著。虽然迪蒙先生不是汉学家，不通汉语，但是他的著作在西方引起了巨大轰动，影响了几代汉学家，也给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变革中中国农村的窗口。他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农村革命》1957年出版，长达462页。他在1955年对十几个省的40多个村镇进行实地考察、采访后，全面综合地介绍了中国农村的自然条件、社会阶层、传统生活、生产状况、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的推进等。这是一部非常难得的中国三农问题巨著，它科学、客观反映了20世纪中叶的中国农村状况。迪蒙先生在1964年对中国农村再次考察后，出版了《人口过多的中国，饥饿的第三世界》一书。当时的中国农村经历了公社化运动、几年灾荒及曲折道路后，生产虽恢复到了1958年的水平，但人口却大大增加。迪蒙先生看到了人口过多给这个贫穷的农业国所带来的危害，他怀着同情和友好的愿望，以专家的态度给中国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他是当时西方极少数能够清醒认识到中国控制人口必要性的重要人物。在20世纪60年代，他就发出“如果要想加速发展，必须放慢人口膨胀速度”的警告。而且，他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是物质丰富的而非贫穷匮乏的。70年代，迪蒙先生再度访华，考察了18个人民公社，出版了《中国，耕作革命》一书，客观地向世界介绍1965年以后中国农村的发展，农村的土壤改良和利用、乡村工业的发展、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等等。他对广大中国农村人口过多的问题依然担忧。他对刚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表示关注，并且认为此政策的普及可以更快提高生活水平。他对已经开始的地方工业化未能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提出批评。迪蒙先生在1982年以78岁高龄最后一次访华，再度写出专著《非合作化的中国》，向世界介绍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农村。  本文作者（二排中）与勒内·迪蒙先生合影（1997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