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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历史》2014年第1期 内容提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美和平运动，影响非常有限。大战中诞生的苏维埃俄国的和平外交取向以及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原则，揭开了国际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大战的极端残酷性使欧美出现了反战、厌战、恐战的社会思潮，并导致和平运动高涨。20年代的和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限制与反对战争的国际法的发展；30年代和平运动的绥靖化，为绥靖政策的形成和顺利实施奠定了思想和社会基础，间接地鼓励了法西斯国家不断侵略扩张直至发动另一场大战。这一历史现象对和平学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并给予人们重要启示：绝对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有时会事与愿违；在当今时代，发展与完善和平机制，恪守和平共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念和实践，是对世界和平的切实贡献。 在人类社会经历的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中，战争连绵不断，而“和平”作为“战争”的对立物，也一直是人类最基本的愿望和诉求，并成为人类追求的最朴素最美好的理想之一。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烈度越来越强，与此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和平主义的社会思潮和与之相伴随的社会运动，有关和平的研究也逐渐开展起来，并初步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平学[1]。作为一门相对年轻和相对边缘的学科，国内外学术界对它的核心内容和学科体系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就目前总的研究状况来看，和平学研究可以大致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对历史与现实的各种和平运动的探讨与论述；其二，对和平及其对立面如战争、敌对、暴力、冲突等的理论探讨；其三，对和平教育的阐述与研究。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 中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介绍国外的和平学研究。2005年3月，南京大学举办了以“人类历史上的对抗、冲突与化解”为主题的中国首次和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约翰•加尔通教授在内的中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墨西哥、挪威等国家和中国澳门地区的50多位学者参加会议。以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为标志，和平学在中国得以正式确立。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学术界从和平学的视角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至少已有4次，[2]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翻译、撰写的和平学著作有几十部。在这些成果中，大部分是引入和介绍国外的和平理论与和平教育研究，少部分是关于各国和平运动的历史考察。[3]这种研究状况表明，我国的和平学研究仍处于刚刚起步的初创阶段，无论是对作为理论研究基础的和平运动的研究，还是对和平理论的探讨，都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本文拟进一步探讨并梳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美和平运动的发展脉络，揭示其发展的基本趋势，并对和平学理论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及大战中的和平运动 自近代以来，拿破仑战争作为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战争，促进了欧美的和平主义与和平运动的发展。1815年，第一个和平协会在纽约成立。随后几年，伦敦、日内瓦和巴黎也诞生了类似的和平协会。这些协会的会员“谴责一切战争，甚至谴责对无端进攻进行自卫的战争”。到19世纪中叶，这些和平协会已经举行了一系列国际会议，有十几个不同国家的几百名代表参加。尽管他们的呼声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高高在上的界定外交政策的小集团的注意，但是他们确实影响了各国议会中一部分最激进的人士。[4]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形势的日益紧张，和平运动进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和平运动初步形成世界规模。1889年在巴黎召开了第一届国际议员大会和世界和平大会，并出版了奥匈帝国女作家、和平运动的先驱贝莎•冯•苏特纳的反战长篇小说《放下武器》，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反响。[5]以后世界和平大会多次举行，成为大战前最重要的国际和平运动。国际议员大会后来改名为“国际议员联盟”，吸收各国议会中支持和平运动的议员，总部设在伯尔尼，大战前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它与两年后成立的国际和平署（总部也设在伯尔尼），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国际和平组织。1895年著名发明家诺贝尔将其920万美元遗产设立诺贝尔奖金时，列上了一项和平奖，并于1901年开始颁授。一般来说，诺贝尔和平奖成为对那些为和平作出突出贡献的人们的最高奖励。[6]1911年，美国著名的钢铁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设立了总额为1000万美元的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主要用于资助战争与和平方面的研究，美国的大部分和平组织都获得过该基金的资助。据估计，到大战爆发前，欧美国家约有100万人参加过为和平募集资金、宣传和平并游说政客等和平活动。[7] 第二，各国的工人阶级是反战运动的基本力量。在1900年召开的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代表罗莎•卢森堡根据世界经济、政治发生的重大变化，作了题为“世界和平、军国主义、废除常备军”的发言，大会通过的决议“宣布和平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条件”，并要求废除常备军。[8]随着帝国主义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英德海军竞赛的加剧以及列强不断在北非和巴尔干地区制造危机、冲突与局部战争，从1907年到1912年，第二国际集中开展了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1907年召开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列宁、卢森堡等人提出的“修正案”明确提出，如果采取了种种措施而仍然爆发战争的话，各国工人阶级及其代表“就应尽一切努力尽速制止战争，并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受压迫最深的社会阶层，来加速资本主义统治的崩溃”[9]；1910年的哥本哈根大会将“裁军和世界和平”问题正式列入议程，强调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是世界和平的唯一可靠保证，并号召对年青一代进行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教育；1912年在巴尔干半岛局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召开的巴塞尔非常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的统一行动》宣言（即《巴塞尔宣言》），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著名的反战文献。它严厉谴责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备战活动，号召各国人民采用一切手段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战争爆发则利用它来加速社会革命。[10]在第二国际的领导下，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会除了在议会内部进行斗争，拒绝投票通过军事法案和军事预算，拒绝用于侵略殖民地的一切费用之外，也在议会外发动群众进行反战宣传。许多国家的工人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本国人民进行了反战斗争，谴责帝国主义战争是犯罪行为，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准备。[11] 另外，法国和德国的一些和平主义者则力图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来加深两国的理解，防止战争爆发。他们希望在两国师生和专家之间建立联系，举办了两国青年人参加的夏令营等活动。一个在柏林出版的法国文化杂志的主编说，1912年至1913年，他的同事已经带领近3000名法国人到德国参观访问。[12] 第三，有关战争的国际法有所发展。这主要表现在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一些限制战争的公约方面。这两次国际会议之所以称为“和平”会议，是因为它们的正式任务都是限制军备和保障和平。尽管列强各自怀着帝国主义目的，使会议在限制军备方面无所作为，仅仅表示了“限制当前加重世界负担的军费，特别是就使用新型号和新口径的海军武器问题达成协议”以及“限制陆海军和军事预算”的愿望，但它们还是缔结了一些限制战争的公约。 1899年的海牙和平会议缔结了三项公约：（1）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并据此筹建常设仲裁法院；（2）陆战法规与惯例公约；（3）日内瓦伤者病者公约[13]适用于海战。会议还通过了三项有关限制军事行动的宣言：（1）关于禁止从气球上投抛炸弹和爆炸物的宣言；（2）关于禁止使用专为宣泄毒恶气质的炸弹的宣言；（3）关于禁止使用入体膨胀或易成扁形的子弹的宣言[14]。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着重讨论了战争法规问题并缔结了一些公约：（1）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2）限制使用武力索债公约；（3）战争开始公约；（4）陆战法规与惯例公约；（5）陆战时中立国及其人民的权利义务公约；（6）战争开始时敌国商船地位公约；（7）商船改充战船公约；（8）敷设自动水雷公约；（9）战时海军袭击公约；（10）日内瓦公约诸原则适用于海战公约；（11）海战时限制行使捕获权公约；（12）设立国际捕获法院公约；（13）海战时中立国权利义务公约。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禁止从飞船上发射炮弹和投掷爆炸物的宣言。这些公约和宣言被称为《海牙公约》[15]，在国际法上构成了若干限制战争的手段，如禁止使用毒气和达姆弹、保障战时中立国和中立人员的权利、限制敷设水雷和海军炮击等。从现行国际法的观点来看，这些有关战争的“原则和规范”是必须遵守的。美国学者罗伯特•L奥康奈尔认为：在海牙召开的两次裁军大会，标志着当代反战主义的起源，或至少反映了相当一部分高层次的人对现代战争潜在后果的忧虑。不过，这个群体人数不多，也没有十分敏锐的洞察力；虽然有些人提到战争不利于经济发展，但反对战争的公开理由仍主要停留在对它的道德谴责上。这种反战倾向很可能确实反映了更深切的恐惧。[16]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还应该指出，与会各国代表一致同意接受强迫仲裁原则，他们签署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和常设仲裁法院（后来的国际法院前身）的设立，也是国际社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念上升为具体行动的开始。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越来越狂热的帝国主义、民族利己主义、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宣传面前，要求和平的呼声十分微弱，远不足以对现实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而当时的大多数政治家和军事家也信奉用战争手段解决争端。因此，当1914年8月欧洲各国为了一个具体的国家之间的争端而宣布参加这场帝国主义战争时，我们看到的是聚集在这些国家首都的人群的欢呼雀跃，是支持政府进行战争的所谓“爱国主义”喧嚣。而且在大战中，上述有关战争的“原则和规范”也没有得到完全遵守。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对战前和平运动的沉重打击，但是战争的长期化和极端残酷性使人们越来越怀疑究竟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随着战争引起的交战各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的不断深化，反战与和平运动也日益高涨。 1914年12月，在德国国会要求增加军费的投票中，著名社会民主党左派议员卡尔•李卜克内西在700多名议员中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成为有名的“李卜克内西一票”。1915年4月1日，柏林爆发反战示威。4月28日，国际妇女联合会在海牙正式成立，大会通过20项决议，要求“立即实现永久性的和平”、在学校进行“和平教育”、给予妇女选举权。她们还计划向美国以及所有参战国派遣“和平使者”，呼吁世界各国政府结束这场血腥搏杀，建立公正而持久的和平。1916年7月23日，英国妇女在新成立的“妇女和平十字军”的领导下，在格拉斯哥举行了第一次反战示威。[17] 大战爆发后，尚未参战的美国也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各种和平组织纷纷向国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和平，反对卷入欧洲战争。他们将大西洋视为一道隔离战火的坚固屏障。美国驻英国大使沃尔特•H佩奇在给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信中写道：“感谢上帝赐予我们许多东西——首先是大西洋。”[18]即使在1915年5月7日英国豪华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被德国潜艇击沉、包括128名美国人在内的1198名乘客死亡的重大事件发生后，美国民众也只是要求总统表达举国一致的道义上的愤慨，而很少有人希望进行战争。[19]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是美国在战争开始后实行中立政策的原因之一。威尔逊则迎合大多数美国人的心态，在1916年的大选中，以“他未使我们卷入战争”的口号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战争期间，拒服兵役是反战的重要表现。1916年英国宣布征兵后，有16500人拒绝服兵役，其中6000人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800多人因坚持不服兵役而被判两年以上的监禁，一些人还受到死刑的威胁。1917年美国在参战后征兵300万人，约有4000人拒服兵役。[20]前线士兵中也有高昂的反战情绪。1917年5月底，法国西线士兵的哗变扩大，3万多名法国士兵离开战壕，回到后方，他们说再也不愿为每天的5个苏（相当于1／4法郎）去送命；在一个城市，哗变者宣布成立“反战政府”。尽管哗变被残酷镇压，但还是不断扩大。[21]到战争后期，反对战争、要求和平成为一些国家发生革命的重要动力。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罢工人数估计有100万人，他们的口号是“打倒沙皇！打倒战争！面包！”。1917年，法国大约有29万人罢工，罢工的口号之一便是“打倒战争”；德国的罢工人数约30万人，他们的要求是放弃兼并、缔结和约、释放政治犯、解除戒严状态，士兵则拒绝继续打仗；英国有80多万人罢工，拒绝政府征兵和供应前线[22]；奥匈帝国境内的各族人民也要求民族独立、退出战争。应该看到，在当时战争灾难特别深重的国家，下层民众对和平的追求，必然首先集中反映在推翻那种给他们带来战争的政府和制度的革命行动上。实际上，“和平、面包、自由”正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包括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18年的德国革命和奥匈帝国境内革命的普遍口号。 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随着战争引发的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国际政治领域也出现了要求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呼吁，以及争夺和平主导权的斗争。1917年11月8日，即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就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反人类的；建议各交战国政府立即休战，进行公正的、民主的谈判，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和平法令》作为无产阶级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后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显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严厉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实行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取向，揭开了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该法令在通过后立即向全世界广播，但并未获得其他协约国和美国政府的回应。1918年3月3日，苏俄与德国单独缔结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该条约虽然十分苛刻，但它使苏俄彻底退出了战争，赢得了和平喘息、稳固苏维埃政权的时间。 美国对和平问题也十分关心。大战爆发前后，威尔逊总统曾三次派其密友和顾问豪斯上校赴欧洲调解争端，都没有成功，最终美国也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1917年苏俄的和平建议和一系列和平外交措施受到了交战国人民和士兵的欢迎，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是巨大的打击。英国和美国认为，必须消除苏俄的影响，其办法是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一个有关和平政策的声明。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在1918年1月5日给豪斯上校的电报中写道：“鉴于布尔什维克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呼吁，如果总统亲自发表一份声明，阐述他自己的看法，这可能是一个吸引人的方针。”[23]实际上，美国对此早有准备。[24] 1月8日，威尔逊便在国会提出了《世界和平纲领》，即“十四点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了美国认为建立战后和平的若干相互关联的几个原则。第一，通过实行公开外交、航海自由、门户开放、贸易平等、裁减军备等，建立一个开放的世界，以维持和促进和平（第1— 4点）；第二，调整殖民地并改革殖民国家的管理，调整欧洲各国的边界并实行民族自治（第5—13点）；第三，创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具有特定盟约的大小国家都能参加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保证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是达到永久和平的全部外交结构的基础”[25]（第14点）。威尔逊认为，“十四点计划”是他要在战后建立的维护和平的新秩序。但是，美国的设想并不能完全实现。 当然，关于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想并不只限于美国。在整个世界大战中，法国国际联盟协会曾主持了法国、英国、美国及同盟国的公民团体对战后的协议以及国际新制度的构想进行辩论，并出版了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南欧，甚至还有亚洲的各种团体聚集在一起，为保证战后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草拟纲领。尽管这些计划来自不同的大陆，但却惊人的相似。[26]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及大战中的和平运动，为和平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实例，并初步形成了和平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例如：裁军是通往和平的道路，军备与战争密切相关，扩军就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维护和平就必须裁军的理念；通过强制仲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念；必须对战争进行谴责，不仅要发展有关战争的国际法，而且要在战后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建立维护和平的新秩序；等等。这些理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都有所发展。 二、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运动 1914—1918年的“大战”深植于帝国主义的土壤之中，发生在世界已经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的时代，战争双方以争夺世界霸权和重新瓜分世界为目标，因此使它从一开始就具有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和牵动全球的世界性，成为世界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这场战争的发展轨迹却完全超出了战争发动者的预料。大战爆发之初，各国的文官政府考虑的是如何及时应战，以避免削弱自己，坐大对手；军方则仍然设想通过一场拿破仑式的战争或普法战争等方式的战争，即靠一两次大的战役便见分晓。然而由于时代的不同，战争的进程完全走向战争发动者的愿望和主观意志的反面：他们抱着短期取胜的侥幸心理，却形成了长期阵地战的僵局；他们本以为是单纯的军事较量，却变成了倾注全部国力的长期消耗的总体战，从而使整个社会基础受到了空前的动摇与毁坏。 由于这场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欧洲，而且以极其残酷的杀戮为主要特点，因此参战双方的兵员死亡人数巨大，接近1000万：德国180万，奥匈帝国130万，俄国170万，法国140万，英国及英帝国100万，意大利61.5万；罗马尼亚、土耳其、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分别损失33.5万人、32.5万人、9万人和5.5万人；俄、奥、德、法、英等国共有1860多万人受伤。[27]西欧各国几乎失去了一代最有才华和最具创造力的青年。因此，欧美社会中充满了反战、厌战的社会情绪，和平运动重新高涨。 （一）20年代的反战与和平运动 在20世纪20年代的欧美各国，和平主义成为一种社会潮流。正如英国史学家WN梅德利科特所说：“广大民众当然要求和平，他们希望自由自在，不受外国人和外国危机的干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许多年间总的潮流是和平主义，甚至是孤立主义。”[28] 1919年，英国在伦敦修建了著名的塞诺塔夫纪念碑，从此，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日，人们都会在纪念碑前堆满鲜花和由红色小花做成的花环，缅怀那些在一战中牺牲的人们，表达自己的反战与和平诉求。[29] 民众的和平诉求也反映在反战文艺作品的大量涌现方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参加过一战的德国作家埃里希•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和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旧译《战地春梦》）。在学术界，战争与和平问题成为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他们出版了大量论著，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探讨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和保障和平的方法。 在这个反战潮流中，还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国际和平团体。例如在英国，国际联盟协会、费边社等组织推动着战后的和平运动。[30]1918年成立的致力于宣传国际仲裁和全面裁军的国际联盟协会，到1922年已经拥有会员20万人，1932年则发展到100万人。[31]1921年成立的坚持绝对和平主义的“不再战运动”，宣传“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号召其成员不以任何方式参加或支持任何性质的战争，该组织出版的《不再战》刊物一度达1.5万份。[32]在美国：1919年成立的基督教和平团体“国际和解联谊会”，在盛行新教的欧美国家都有分支组织；同年成立的“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总部设在日内瓦，会员则遍及48个国家，在16个国家设有分支组织，而最大的分支组织在美国；1921年成立的颇具影响的和平组织“防止战争全国理事会”，到1935年有21个成员组织和10个协作组织，它通过对国会的游说活动，对华盛顿当局施加影响。[33] 20年代的和平运动，对各国国内政治同样产生了很大影响。英国工党就是在1923年的大选中迎合民意，把“国际和平、国内繁荣”作为其竞选口号并获得了成功。1924—1929年温斯顿•丘吉尔任保守党内阁的财政大臣时，其国防预算历年裁减，均获得普遍赞同，[34]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政策也符合和平运动的要求。 在国际政治领域，要求和平的呼声上升到了国际政治的具体运作层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建立战后世界和平的主张和行动。一种是列宁提出并开始实践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行和平共处原则，以此带来各国及世界的和平；另一种是英、法、美等战胜国通过与战败国签订和约的方法，建立一个维持世界和平的集体安全体系。 苏俄退出战争后，遭遇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尽管如此，列宁在1919年就已经预见，随着战争的胜利，国际关系即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35]。1920—1924年是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重要发展阶段。1920年2月列宁在回答美国《纽约晚报》记者的问题时，第一次较为准确具体地表述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即建立以互不侵犯为前提，以互通有无进行商品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和平往来的国家关系。该报记者采访列宁，当问到列宁对亚洲的计划是什么时，列宁回答：“和对欧洲的一样：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居，同正在觉醒起来要求过新生活，过没有剥削、没有地主、没有资本家、没有商人的生活的各国工人和农民和平共居。”[36]当记者问到苏俄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什么时，列宁十分明确地答道：“请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是不会触犯他们的。我们甚至准备用黄金向他们购买运输和生产用的机器、工具及其他东西。而且不仅用黄金买，还要用原料买。”[37]列宁坚信：“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38] 1922年的热那亚会议是苏俄争取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一次重大的外交实践，会议期间苏俄与德国签订的《拉巴洛条约》，体现了“两种所有制的实际平等”，是列宁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胜利。[39]1924年世界上出现了与苏联的“建交热”，到1925年底，已有22个国家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各种条约和协定已达40多个。因此，尽管苏联仍然是帝国主义包围下的一个“孤岛”，但是在当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局面。 大战结束后，战胜国通过与战败国签订的一系列和约以及战胜国之间的条约，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尽管该体系以强权政治为特征并存在种种弊端，最终但未能维护和平，[40]但是它的裁军要求以及建立一个常设的主权国家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通过集体安全来维持世界和平的主张，仍可视为战后对限制战争的一种实际安排。20年代的和平运动，也主要表现为通过国联所进行的裁军与反战活动，尽管其成果相当有限。 在裁军方面，海军的军备限制有所进展。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上，美、英、法、意、日签订的《五国海军条约》规定，五国主力舰总吨位的限额分别为：美、英各52.5万吨，日本31.5万吨，法、意各17.5万吨，即5∶5∶3∶1.75∶1.75的比率；主力舰的排水量不得超过3.5万吨，舰炮口径不得超过16英寸；各国航空母舰总吨位限额为美、英各13.5万吨，日本8.1万吨，法、意各6万吨；其他舰只未作限制；条约有效期至1936年12月31日。[41]该条约被公认为是世界现代史上的第一个裁军协议。1927年，在美国的建议下，美、英、日在日内瓦召开海军会议（法国和意大利不接受邀请，只派观察员列席），美国提出把华盛顿协定的5∶5∶3的比例扩大到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等非主力舰的建议，但未能实现。1930年，上述五国再次召开伦敦海军会议，法国反对英、美把华盛顿条约的比例扩大到非主力舰的建议，也拒绝意大利提出的与法国对等的要求；日本不满华盛顿条约强加给它的不平等，最终勉强接受将华盛顿条约的比例用于大型巡洋舰，条件是允许它在小型巡洋舰和驱逐舰方面为英、美的70%，在潜水艇方面与英、美对等。因此这个限制条约只限于英国、美国与日本，同时五国同意把华盛顿条约延长5年。但是列强在限制与裁减其他军备方面却未能进行合作。 实际上，自1919年《凡尔赛条约》签订以来，裁军问题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协约国向德国承诺，一旦德国解除武装，协约国也将实行普遍裁军，尽管这绝不意味着把它们的军备裁减到德国的水平。为了显示协约国的裁军“诚意”，国际联盟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裁军列为其活动的重要内容。1922年国联第三届大会通过了一个裁军总原则，即“第十四项决议”：第一，只有普遍裁减军备，裁军才能获得成功；第二，只有各国的安全得到令人满意的保证，裁军才有可能；第三，这项安全保证条约应该是普遍的包括一切国家的；第四，只有在各国实行裁军后，这项安全保证条约的条款方可生效 [42]。实际上，这项决议就像一种连环套或兜圈子的游戏，即裁军取决于各国提供相互帮助的保证，而这种保证又取决于各国的有效裁军。但是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做到，因为各大国在裁军立场上大相径庭。实际上，无论是在20年代的咨询讨论和筹备裁军会议期间，还是在1932—1934年的裁军大会期间，列强始终同床异梦。法国主张裁军之前必先增进安全，以安全并未真正获得而拒绝裁军；英国认为只有裁军才有助于安全，特别要求裁减陆军，其目的是削减法国的力量和法国对德国的优势；德国则坚持与其他国家“军备平等”，坚决要求协约国履行诺言，实行裁军，以掩盖自己的重整军备；美国要求普遍裁减陆海军，以防止欧洲各国把大量金钱用于增加军备，却不愿对其他国家的安全做出保证；苏联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原则也遭到反对。[43]因此，正如1926年5月26日的《真理报》所说：“会议的每一个参加国所考虑的都不是裁减自己的军备，而是裁减别人的军备，从而使自己在军备方面更强大一些。……这不是在裁军问题上，而是在各国武装力量‘均势’问题上的一笔交易。而且每一个国家都力求对‘均势’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44]结果，经过长达14年的吵吵嚷嚷，最终以希特勒在1933年10月坚决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的行动宣告裁军活动的破产。 在反战方面，国联成员国曾提出三个值得一提但并未实施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是1926年由德国提出的。该建议规定国联成员国应预先保证在发生争端时接受并实行行政院为消除战争危机而提出的任何建议，如撤销动员令、撤退军队，如果战事已经开始就要立即停战等。1931年根据该建议形成的“改善防止战争方法总公约”经国联大会全体通过批准，建议所有会员国采纳。但此时正值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发作最严重、日本发动对中国东北武装侵略之时，日本无意对这一条约签字，而主导国联的英、法等国家也无意为中国伸张正义，致使这个建议就只是一个建议而已。[45]第二个建议是1926年芬兰提出的一个计划，目的是使那些可能受到进攻的国家能够从其他成员国以优惠条件得到财政援助，这种援助将是对国联盟约第16条规定的拒绝对进攻国家提供财政便利的补充。1930年国联大会通过了根据该计划形成的财政援助协定，规定由主要国联成员国信用担保一笔约5000万英镑的款项，在行政院表决通过后就可以用来援助被侵略国，其实施要以裁军协定的签订为条件。但是由于裁军会议从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决议，因此该协定始终仅仅是一个计划。[46]第三个建议是1927年波兰在国联大会期间提出的一个“禁止，并将永远禁止一切侵略战争”的宣言，该宣言获得大会一致通过，不过它也仅仅是一个宣言而已。[47] 但是1928年《非战公约》的签订，则应视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反战运动事件。 1927年，法国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接受了美国和平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言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董事詹姆斯•T肖特韦尔提出的“废弃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的呼吁，特意于4月6日在巴黎举行的纪念美国参加大战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发表了一封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歌颂法美友谊，建议两国缔结一项永不相互交战的条约。同年6月白里安照会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正式提出缔结法美双边友好条约的草案，建议两国庄严宣布在两国之间废弃以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48]但美国认为很难想象任何国家利益能导致法美之间的战争，该条约对美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却会给法国带来某种声誉，还可能形成一种消极的军事同盟，[49]使法国成为美国在欧洲的特殊朋友和伙伴，这是美国要避免的。因此，凯洛格在长时间拖延之后，提出了一个反建议作为回答，即已经建议的这个条约应当是普遍适用的。尽管法国不太高兴，但是美国的反建议还是被多国所接受。1928年8月27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比利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英帝国的自治领和印度作为创始国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非战公约》（又称《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或《巴黎公约》）。《非战公约》的主要内容是：缔约各方“斥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纠纷，并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缔约各方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其性质或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处理或解决”；其他国家均可加入。该公约于1929年7月25日生效，到1933年共有63个国家（包括但泽自由市）加入。 从字面上看，《非战公约》相当冠冕堂皇，但是它对废弃战争、维护和平并没有规定任何明确的责任，也不要求各国为此作出任何实际的牺牲。它既未涉及当时世人瞩目的裁军问题，也未制定实施公约的办法和制裁违约国的措施，更没有建立或考虑建立任何旨在解释或实行该公约的机构。不仅如此，各签字国还对这个措辞本已十分抽象的公约提出了各自的保留条件，这些条件在它们签字之前的通信中得到了说明。这些说明集中到一点，就是各国都拥有自己“决定情况是否需要诉诸战争以实行自卫”的权力，而不接受不抵抗的和平主义原则。[50]例如，英国说明它的自卫权包括有权保卫“世界的某些地区，这些地区的繁荣和完整对我们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特殊和巨大的利益”，这些地区指的就是整个大英帝国；美国则认为自卫权包括为阻止侵犯门罗主义而要求采取的任何行动。因此，所谓“自卫权”的保留大大削弱了该公约的普遍性和可行性，根本不能限制帝国主义国家在借口保卫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对殖民地附属国和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战争和镇压活动。曾任国联副秘书长的华尔脱斯对这种“自卫权”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既然每个签字国都是自己行动的唯一判断者，既然它们当中的两个最大的国家对这个字眼作了广泛的解释，那么就凯洛格公约而论，采取军事行动的道路还是敞开着的。”[51]因此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中，《非战公约》只是一纸集体安全的原则声明，而不是一种责任的规定。 但是作为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签字的一项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条约，《非战公约》是一个重要的法律文件。英国已故史学家E.H.卡尔认为，“巴黎公约尽管有缺点，但它是一个划时代的界碑，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几乎全球范围的政治协定”。“条约的美国发起人使用的‘宣布战争为非法’的术语意味着存在一种普世的、未成文的法律，违反这一法律而进行的战争被宣布是一种犯罪。尽管并不存在惩罚侵犯这一法律的行为，甚至也不存在去宣布该法律已被侵犯的任何权威机构，但是这一观念本身已经扎根于国际政治的思想之中。”[52]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可以认为，《非战公约》第一次正式宣布在国家关系中放弃以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从而在国际法上否定了所谓“战争权”的合法性，奠定了互不侵犯原则的法律基础，是国际法的重要发展，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德、日战犯的重要法律依据。 《非战公约》的签订，也表明了20年代后半期国际社会所存在的那种和平还能够继续下去的乐观气氛。[53]但是，当日本以“一个自卫行动”为理由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之后，签订《非战公约》的西方大国的反应却是如此软弱无力，它们在国联所做的只是通过了希望“满洲自治”、维护列强在当地的“门户开放”“国际共管”原则，既不制裁日本，也不援助中国。[54]正如丘吉尔后来所说：“正当世界局势非常需要国际联盟的活动和力量的时候，国际联盟在道义上的权威却显出缺乏任何实质上的支持。”[55]《非战公约》已经成为一纸具文，国联标榜的集体安全也已经有名无实。 （二）30年代和平运动的绥靖化趋势 20世纪30年代，随着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侵略扩张的加剧，国际局势日趋紧张，被侵略国抵抗侵略的斗争日益高涨。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美的和平运动却继续发展成更为普遍的反战、厌战甚至恐战的社会潮流。 在英国，这种潮流有着突出的表现。 1933年1月30日，公开宣扬武力征服的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2月1日他就宣布解散国会，重新大选。2月9日，英国的和平主义者便在牛津大学俱乐部举行了“本议院决不为它的国王和国家而战”的模拟辩论会，这绝不是巧合，而是对英国再次进入战争的担忧和恐惧，因为“为了国王与国家”曾是英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进行民族主义动员的响亮口号。这次辩论会吸引了大约500人，有57名学生要求在会上发言。当时的名作家和讲师西里尔•乔德认为，这次辩论会的动议应该如此表述：“只要政府决定进行大规模屠杀，本议会决不参加。”他描绘了可怕的空战前景：“在对一个西欧国家宣战后不到二十分钟”，轰炸机就会飞抵英国上空，“在一枚炸弹就可以毒死四分之三平方英里地区的一切生物的时候”，高射炮又有什么用呢？他在结束语中说，1918年的胜利是完全无益的，“我们本来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而战，结果，旧世界却处在经济崩溃的痛苦之中。我们本来是为了使英国成为适合英雄们居住的地方而战，结果，这些英雄现在只能从国家那里得到少得可怜的一点救济金”。因此，一旦有人实际入侵，而没有武装的英国“最多也只应该采取一种消极抵抗的政策”。这场辩论会通过了“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决议。随后，在曼彻斯特大学、莱斯特大学、爱丁堡大学和另外大约20所大学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56] 关于“国王和国家”的辩论生动地反映了英国民众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情绪。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长期大屠杀的刻骨铭心的惊恐，使人们感到精疲力竭；战后长期的经济不景气，特别是经济大危机的发生，也使英国社会各阶层的大多数人都不想再有新的战争，而不论这种战争是由谁挑起的以及英国是否应该为正义而战。 1933年3月，伦敦召开英国全国反战大会，出席的代表达1500多人，他们代表各工会、合作社、独立工党、大学生协会和共产党。20多位英国作家声明拥护这个大会。[57]与此同时，一些政治家也持和平主义态度。例如，1933年秋天，英国下议院补缺选举，英国工党仍然以和平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竞选纲领，结果工党从保守党手中赢得了几个重要选区的议席。 1935年夏天，在英国工党、自由党和“国际联盟协会”会员的赞助下，组织了一次群众性的和平投票，1150万人参加了投票。从下面表格显示出的6月27日公布的投票结果[58]看，在日本继续侵略中国、纳粹德国正大肆扩军备战的情况下，英国的和平主义者和公众舆论的绝大多数仍然坚决支持国联的裁军活动，尽管也有一半以上的投票者赞成必要时以军事手段对国联谴责的某个侵略者实行制裁，这是相当矛盾的。
当时的英王乔治五世也“切望”找到可以避免战争的妥协办法。1935年夏天他曾对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说：“我已经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我怎么还能经历另一次世界大战呢？如果我继续在位的话，你必须使我们不要卷入战争。”[59]同年10月，意大利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而11月英国就要大选。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这次选举本来是应该以一项重整军备纲领为基础的，但是政治家们为了选票，自然要迎合公众的要求。鉴于和平投票的结果，即使是7月刚刚上台的保守党政府的首相斯坦利•鲍尔温也对和平团体保证说：“我向你们保证，不会有任何大规模的军备。”[60]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形成的更为广泛的厌战和恐战思潮，以及不分是非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运动的发展，为绥靖政策的形成和顺利实施奠定了思想与社会基础。1938年9月30日，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在《慕尼黑协定》签字后返回英国时受到了盛大而热情的欢迎。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祝贺这一协定的签订避免了一场战争的信件从英国及世界各地寄到了张伯伦的办公室，这些信件装满了几个大盒子，足以说明当时人们恐惧战争的和平主义情绪和对《慕尼黑协定》的支持。[61] 另外，一些政治家也越来越支持绥靖政策。其中一个典型人物就是“不再战运动”的发起者之一、英国工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里。他于1936年、1937年、1938年进行了所谓的“和平旅行”，向各国领导人呼吁和平。[62]1937年，他专程访问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年10月，他出任英国著名的和平主义团体“和平誓约联盟”的会长后，宣称该联盟把防止战争的希望建立在“经济绥靖与和解”的基础之上。1938年，当张伯伦为满足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要求而奔走于英德之间的时候，兰斯伯里竟打电报给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纳斯，要求他接受希特勒的条款，为欧洲和平作出牺牲。[63] 由此可见，30年代英国和平运动的主流已经蜕化为不惜任何代价追求和平，甚至可以牺牲小国的主权利益，这与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已经合拍。英国反战与和平运动的绥靖化，标志着该运动的彻底失败。 在美国，和平主义运动也不断发展，并且与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交织在一起。 在1933年2月英国牛津大学俱乐部举行“本议院决不为它的国王和国家而战”的模拟辩论会期间，美国的学生会也对21000人进行了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其中有8000名和平主义者，另有7000人表示只有在他们的国家遭到入侵时才会战斗。据估计，在30年代和平运动最兴盛的时候，其拥护者有1200万人。 1935年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关系紧张时，由28个和平团体联合组成的“全国和平会议”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组织了一次反战集会，支持国会众议员莫里•马弗里克及参议员杰拉尔德•奈和贝内特•克拉克提出的严格中立法案。全国反战委员会还为此举行了一系列的每周广播。[64]美国普遍存在的憎恨战争、反对卷入欧洲争端而危害美国，以及希望美国保持行动自由等和平主义团体和孤立主义者的压力，促成了1935—1937年三个中立法及一个决议案的通过。[65]这些法案实际上帮助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侵略和德意对西班牙内战的武装干涉。 美国的和平主义团体对政治家的影响，还突出表现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10月5日，罗斯福总统特意选择孤立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发表了有名的主要针对日本侵华的“防疫”演说，以试探民意。他明确指出：“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作出一致的努力去反对违反条约和无视人性的行为，这种行为今天正在产生一种国际间的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状态，仅仅依靠孤立主义或中立主义是逃避不掉的”；然后，他把日本的侵华行动比喻为一场如同传染病一样的“流行症”，“不幸的是，世界上无法无天的流行症看来确实在蔓延中”。他呼吁，“在生理上的流行症开始蔓延时，社会就会认可并参与把病人隔离起来，以保障社会健康和防止疾病传染”；强调“最为重要的是，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和平意志必须伸张到底，以促使可能被诱而破坏协议和侵犯他国权利的国家终止此种行动，必须作出保卫和平的积极努力”。为了不刺激和平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罗斯福在讲演中多次表示了和平的愿望。[66] 但是，就在罗斯福讲演的第二天，《华尔街日报》就在头版刊登了题为“停止对外干涉，美国要和平”的社论。《商业金融记事报》也发表文章，声称美国对欧洲和亚洲国家的政治困难没有责任，应该对国际行动保持疏远态度，因为它们只会损害美国的独立、安全和幸福。《商业日报》也警告说，经济制裁将产生“严重后果”，而且对制裁的支持将是“迈向战争的一大步”。特别是美国的六大和平组织联名发起了一场征集2500万人的签名活动，要求“避免使美国卷入战争”，众议员菲什甚至提议弹劾总统。鉴于此，罗斯福只好赶紧缩了回去，宣布“‘制裁’是一个难听的字眼，它应当被‘抛出窗外’”[67]，并强调他演说的重点在于最后一行，即“美国积极致力于谋求和平”。[68]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制裁日本和援助中国方面都无所作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步步升级。 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时，鉴于国内的反战情绪，罗斯福拒绝进行斡旋，而是向希特勒呼吁通过谈判避免战争。当他听到张伯伦将亲自前往慕尼黑与希特勒等会谈后，他打电报给这位首相，表示了他的支持，并说张伯伦是“一个大好人”。《慕尼黑协定》签字后，罗斯福将其视为一个避免战争的和平措施而加以接受，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也感到宽慰，认为和平已经保住，“大家都觉得松了一口气”[69]。这种说法的根据之一就是在民众中也有高达57%的被调查者赞同《慕尼黑协定》。[70] 由此可见，30年代美国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行径所采取的这些行动，“像英国的绥靖政策一样错误”，甚至“助长了绥靖主义”。[71]而美国政府在作出决策时，和平运动和孤立主义者的声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72]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更为广泛的欧美反战与和平运动，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概括地说，20年代的和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限制与反对战争的国际法的发展；30年代和平运动的绥靖化对绥靖政策的形成与实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成为鼓励法西斯国家不断侵略扩张并最终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73]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运动，以其失败的结果，对和平学研究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并给予人们重要启示：第一，那种认为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不应该以任何形式进行或参与战争的看法，是过于绝对的，因为它有时反而会事与愿违，鼓励战争；那种认为战争既不人道也不合理，防止战争应当永远都是国家政策的首选，但有时进行或参与战争也有其必要性的看法，是更为理智的。在当今时代，同样如此。第二，尽管人们不能完全避免战争，但不断巩固、发展与完善已经存在的各种和平机制，恪守和平共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念与实践，将是对世界和平作出的切实贡献。在当今时代，更应如此。 注释： [1] 一般认为，该学科在国际学术界建立的标志是1959年被誉为“和平研究之父”的挪威学者约翰•加尔通在奥斯陆成立国际和平研究所。1964年加尔通创办的世界上第一本也是目前学术界最具权威的和平研究期刊《和平研究杂志》，以及同年在英国成立的最具权威且影响最大的“国际和平研究协会”，进一步推动并指导了该学科的发展 [2] 除了2005年3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会议外，2011年5月在南京大学、2012年4月在陕西师范大学、2013年1月在哈尔滨师范大学陆续召开了相关主题的会议。 [3] 韩洪文著《二十世纪的和平研究：历史性考察》（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和平学研究的专著；南京出版社出版的“和平学系列丛书”，主要包括池尾靖志著《和平学入门》（池建新等译，2004年版）、约翰•加尔通著《和平论》（陈祖洲等译，2006年版）、刘成著《和平学》（2006年版）、大卫•巴拉什著《积极和平——和平与冲突研究》（刘成译，2007年版）、陈仲丹主编《和平档案》丛书（8本，2006年版）及其撰写的《圣贤讲和》（2007年版）等；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学者安德鲁•瑞格比的《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刘成译，2004年版）。刘成撰写的《和平学》第一章第一节对和平学研究的历史作了简洁而清晰的勾勒，见该书第1—3页；他的“理解历史冲突 关注安全威胁 探寻和平之路——国际和平学概览”一文发表在2011年6月2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熊伟民撰写的《和平之声：20世纪反战反核运动》（南京出版社2006年版）是国内第一部关于和平运动的专著。 [4] 华尔脱斯著，汉敖等译：《国际联盟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5页。 [5] 贝莎•冯•苏特纳是诺贝尔的老朋友，她的小说出版后，据说诺贝尔致信贝莎，称它是一部“值得景仰的杰作”。据研究，诺贝尔之所以设立和平奖，也是受到她的和平运动的影响并由她促成的。1891年贝莎创立了奥地利和平组织，她本人也于190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6] 需要指出的是，诺贝尔和平奖也由于评委的政治偏见而发给了一些并不应该获得这一殊荣的人。 [7] 桑迪•E库珀：《爱国和平主义：对欧洲的战争作战1815—1914》（Sandi ECooper, [STBX]Patriotic Pacifism：Waging War on War in Europe, 1815-1914[STBZ]），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8]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增刊•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4页；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9页。 [9] 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138—139页。 [10] 该宣言全文见伊•布拉斯拉夫斯基编《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历史资料•第二国际》，第178—183页。 [11] 但是巴塞尔大会后第二国际放松了对战争的警惕。从1913年起，各国工人运动的反战活动都表现出沉寂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许多社会党改良派领袖违背第二国际的反战决议，支持本国的战争政策，导致第二国际瓦解，尽管它并未正式宣布解散。 [12] 桑迪•E库珀：《爱国和平主义：对欧洲的战争作战1815—1914》，第181页。 [13] ]日内瓦伤者病者公约签署于1864年，全称《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公约》，简称《日内瓦公约》。 [14] ]即指如达姆弹那样的武器。达姆弹又俗称“开花弹”“入身变形子弹”，是一种不具备贯穿力却具有极高浅层杀伤力的“扩张型”子弹。大约在1897年由英国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达姆达姆地方的兵工厂制造。其致伤机理是：通过外露铅心的弹头，射入人体后，铅心从被甲内鼓出，被压扁成蘑菇状，发生扩张或破裂，迅速释放能量，扩大创伤出口，具有类似爆炸弹头的致伤效果，可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 [15] 其中的第12号公约从未生效。 [16] 理查德•W布利特等著，陈祖洲等译：《20世纪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页。 [17] 马丁•吉尔伯特著，史建云等译：《二十世纪世界史》第一卷上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388、456页。 [18] 伯顿•J.亨德里克编：《沃尔特•H.佩奇的生平与信件》（Burton J Hendrick ed., [STBX]The Life and Letters of Walter H.Page）第1卷：1855—1918，纽约1922年版，第310页。 [19] 托马斯•帕特森等著，李庆余译：《美国外交政策》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2页。 [20] 李巨廉：《战争与和平——时代主旋律的变动》，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 [21] 马丁•吉尔伯特著，史建云等译：《二十世纪世界史》第一卷下册，第505页。 [22]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对英国工人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正如时任英国首相的劳合-乔治所说：“彼得格勒发出的冲击力传到了一切工厂和矿山，首次引起了不安，使征兵工作和前线的供应工作发生了困难。”转引自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99页。 [23] 劳合-乔治：《和约真相》（David Lloyd George， Th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第1卷，伦敦1938年版，第67页；查尔斯•西摩编：《豪斯上校秘录》（Charles Seymour,ed., The Intimate Papers of Colonel House）第3卷，波士顿1928年版，第340页。相关的详细论述，参见齐世荣著《论1917年底至1918年初真假和平的斗争》（《世界历史》1982年第1、2期）。 [24] 根据美国日裔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的研究，他认为，1914—1917年初期的美国，在有关战后和平问题上已经有三种相互关联的看法：（1）世界和平可以通过多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来维持和促进。这种看法的基础是美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2）创立通过多个国家的共同参与来维护和平秩序的国际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各国要遵守经济国际主义原则，以代替旧欧洲的秘密协定和排他式的军事联盟，来保持多国间的合作关系。（3）在恢复通商、设置国际机构的同时，要在主要国家内部进行改革，才能保证实现上述国际政治的改革。有关的详细论述，参见入江昭著，李静阁等译《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45—47页）。但是该书封面将其写为日籍，不妥，应是美籍日裔。 [25] “十四点计划”及美国官方对它的注解，见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修订第2版，第3—12页。必须指出的是，该文件第6点有关俄国的内容，尽管要求废除《布列斯特和约》，但又企图通过肢解俄国的办法颠覆刚刚建立的苏维埃俄国。 [26] 卡列维•J.霍尔斯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Kalevi J.Holsti，Peace and War, 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1648-1989），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176页。 [27] 伤亡的统计数字并不相同。参见约翰•特拉恩著《1914—1918年的大战：图说历史》（John Terraine, The Great War, 1914-1918：A Pictorial History，伦敦1965年版），第183页；托马斯•帕特森等著，李庆余译《美国外交政策》下册，第418页；马丁•吉尔伯特著，史建云等译《二十世纪世界史》第一卷下册，第587页；R.R.帕尔默等著，陈少衡等译《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的没落？》（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17页。据统计，1914年20岁至32岁的法国男子，一半死于战争；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军第一天的进攻就损失了6万人。 [28] W.N.梅德利科特著，张毓文等译：《英国现代史1914—1964》，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18页。 [29] 安德鲁•克朗普顿：《塞诺塔夫纪念碑的秘密》（Andrew Crompton, The Secret of the Cenotaph），AA档案34号，1997年，第64—67页，PDF格式，publications@aaschool.ac.uk。另外，据说在一战结束后，欧洲的许多战场上都出现了很多罂粟花，因此英国人在每年的停战日（11月11日）佩戴罂粟花也就成了一个标志，以纪念战争中的死难者，同时记住战争，祈祷为和平作出更多努力。2010年11月9—10日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访问中国期间，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佩戴了罂粟花，以表示对战争中死难者的纪念。 [30] 乔治•W.埃杰顿：《英国和国际联盟的建立：1914—1919年的战略、政治和国际组织》（George W.Egerton,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Strategy,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14-1919），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一章。 [31] 华尔脱斯著，汉敖等译：《国际联盟史》上卷，第232页。 [32] 马丁•西德尔：《1914—1945年的英国和平主义：一种信仰的界定》（Martin Ceadel, Pacifism in Britain，1914-1945：The Defining of a Faith），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73—74、79页。 [33] 更详细的论述，参见李巨廉著《战争与和平——时代主旋律的变动》，第六章。 [34] 基思•米德尔马斯著，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绥靖战略》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26页。另外，由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十年规则”即“今后10年内不会发生重大战争的假设”为依据拟订军事计划和预算，也导致国防预算逐年削减。 [35]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36]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页。 [37]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58页。 [38]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 [39]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页。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在意大利热那亚城召开欧洲国家经济会议，29个国家加上英帝国的自治领共34个国家的代表出席，美国派观察员列席。英、法等国虽然邀请苏俄和德国参加，但提出苏俄应偿还沙俄及临时政府所借全部外债180多亿金卢布的要求，被苏俄拒绝。会议期间，苏俄代表契切林宣布了和平共处原则，并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德国代表团驻地拉巴洛与德国签订条约，双方互相承认、放弃赔偿并建交。相关的情况，参见E.H.卡尔著《苏维埃俄国史：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年》（E.H.Carr, 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伦敦1953年版）第3卷，第28、29章；安德鲁•罗斯坦著《和平共处》（Andrew Rothstein, Peaceful Coexistence，伦敦1955年版），第35—36页。 [40] 关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矛盾与弊端，参见拙著《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3期。 [41] 条约还规定：美、英、日三国在太平洋岛屿和领地的要塞维持现状；美国不得在菲律宾、关岛、萨摩亚和阿留申群岛，英国不得在香港及太平洋东经110度以东的岛屿，修建海军基地和新的要塞，日本则主要承诺不在台湾设防。这一规定使日本在西太平洋保持了海军的巨大优势。（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作者注） [42] G.M.盖索恩-哈迪：《国际事务简明史，1920—1938》（G.M.Gathorne Hardy, A Short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20-1938），牛津大学出版社1939年版，第58页。 [43] 对裁军过程最详细的和最简洁的论述，分别见约翰•W.惠勒-贝内特著《裁军僵局》（John W.Wheeler Bennett, The Disarmament Deadlock，伦敦1934年版）；E.H.卡尔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E.H.Car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1919-1939，香港1986年再版），第九章。 [44] С.Ю.维戈斯基等编，大连外语学院俄语系翻译组译：《外交史》第三卷下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99页。 [45] 华尔脱斯著，汉敖等译：《国际联盟史》上卷，第429—430页。 [46] E.H.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第115—116页；华尔脱斯著，汉敖等译：《国际联盟史》上卷，第429—430页。 [47] E.H.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第117页。 [48] 雅克•尼尔：《1914—1945年的法国外交政策》（Jacques Néré,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ce from 1914-1945），伦敦1975年版，第85—86页。 [49] 托马斯•帕特森等：《美国外交政策》下册，第407页。 [50] E.H.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第118—119页；参见《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17—1932》（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381—384、203、204、205页。 [51] 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卷，第433页。 [52] E.H.卡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1919—1939》，第119—120页。 [53] F.S.诺斯埃奇：《国际联盟，它的生平与时代，1920—1946》（F.S.Northedge,.The League of Nations, It’s Life and Times，1920-1946.），莱斯特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页。 [54] 有关的论述，详见拙著《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二章。 [55] 温斯顿•丘吉尔著，吴万沈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上部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30页。 [56] 特尔福德•泰勒著，石益仁译：《慕尼黑——和平的代价》上册，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316页。这个决议被丘吉尔称为“一个真够丢脸的决议”，并使其他国家“深深感到英国已萎靡不振了”。见温斯顿•丘吉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上部第一分册，第125页。 [57] 弗•格•特鲁汉诺夫斯基著，秦衡允等译：《英国现代史》，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7页。 [58] 此表根据约翰•惠勒-贝内特的数据制成，作者将这次投票称之为“一个古怪的政治现象”。参见约翰•惠勒-贝内特著，林书武等译《慕尼黑——悲剧的序幕》，北京出版社1978年版，第265页。 [59] 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上册，第262页。 [60] 《泰晤士报》1935年10月31日，转引自基思•米德尔马斯著《绥靖战略》上册，第26页。 [61] 这些信件，保存在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的海斯罗普特藏室（the Heslop Room of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Library）, Box：Neville Chamberlain Printed Items：NC9/2/31-62, 76, 78-81。笔者曾查阅过这些信件。实际上，不仅有贺信，还有鲜花、颂诗、雨伞（张伯伦因随身携带雨伞而使雨伞成了他的象征）、钓鱼竿，荷兰人和比利时人甚至送来了郁金香和勋章，英国各城市的议会还纷纷以张伯伦的名字命名街道。 [62] 查尔斯•洛赫•莫厄特：《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1918—1940》（Charles Loch Mowat, Britain between the Wars，1918-1940），伦敦1956年版，第538页。 [63] 马丁•西德尔：《1914—1945年的英国和平主义：一种信仰的界定》，第274、318页。 [64] 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上册，第316页；罗伯特•达莱克著，伊伟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5、150页。 [65] 1935年8月31日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中立法，为期6个月，规定对交战双方实施武器禁运，但不禁运钢、石油等战略物资，禁止美国船只运载军用品至交战国，该法案用于10月意大利发动的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6年2月通过第二个中立法，延长第一个中立法至1937年5月1日，补充禁止向交战国提供贷款的条款；1937年1月6日通过一项针对西班牙内战双方实行武器禁运的决议案；1937年4月29日通过第三个中立法，即“永久中立法”，禁止向一切交战国和内战国输出军火物资，但不禁止把武器输出到实际卷入内战的其他国家。 [66] 该讲演的全文，见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0—155页。 [67] 多萝西•博格：《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 Crisis of 1933-1938），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391、383页。 [68]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第215页。 [69]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关系文件集，1938年》（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 1938）第1卷，华盛顿政府出版局1955年版，第684—685、688、703页；科德尔•赫尔：《赫尔回忆录》（Cordell Hull， Memoirs of Cordell Hull）第1卷，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8年版，第595页。 [70] 罗伯特•A.迪万：《不情愿的交战国：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Robert A.Divine, The Reluctant Belligerent：American Entry into the World War II），纽约1979年版，第59页。 [71] 托马斯•帕特森等著：《美国外交政策》下册，第461页。 [72]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罗斯福迫于压力，在接受《慕尼黑协定》方面不过是自己说服自己相信慕尼黑已经开辟了一条通向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道路，其实他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点。W.L.兰格、S.E.格里森：《向孤立挑战，1937—1940》（W.L.Langer and S.E.Gleason, The Challenge to Isolation, 1937-1940），纽约1952年版，第35页。 [73] 英国史学家约翰•惠勒-贝内特认为，《慕尼黑协定》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奇耻大辱”，绥靖主义者是“以和平的名义、绥靖的名义宽恕德国的不义和侵略”。“德国的征服国策，英国的绥靖国策，就像两股并行的溪水在奔流”，它们将在一个交叉点即“慕尼黑”结合起来，并成为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参见约翰•惠勒-贝内特著《慕尼黑—悲剧的序幕》，第5、212、2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