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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义飞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内容提要 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长期以来是欧美学术界的学术热点之一。在其漫长的研究历程中，主要经历了四种研究范式的变革：理性主义范式、浪漫主义范式、新社会科学或人类学范式、现实主义范式。而在阐释体系中，自然、社会、文化领域的跨学科综合分析、真实性与可感性以及重视微观问题等成为时下研究的常态。 数个世纪以来，近代早期巫术史研究一直是欧美学术界的学术热点，由此使得研究领域日渐宽广，相关出版物不断涌现，学术争论没有停止。在其漫长的研究历程中，主要涌现出四种研究范式。 一、 理性主义范式 18世纪早期，理性主义者强调演绎推理的绝对性，而将中世纪视为以猎巫为典型特征的野蛮、迷信的黑暗时代，并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专制。为此，法学教授托马修斯于1701年发起巫术史上第一次反教权主义运动。[1]随后，在启蒙运动思想指引下，反教权运动不断深入。19世纪，众多学者承继了理性主义观念，如乔治•康拉德•霍斯特就相信进步的德国人在18世纪前就同猎巫行为作斗争，法国人儒勒•加里内也为其先辈打着相似旗号。19世纪40年代，德国学者威廉•索尔丹再次发起反教权运动，认为巫术是由教会和宗教法庭法官发明的并不存在的一种罪行。[2] 20世纪早期，科隆档案学家约瑟夫•汉森再次阐释了这一思想，这也直接启发了后来一些学者，如乔治•伯尔采用宗教政治观点来为新兴民族国家与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提供辩护。[3]理性主义者还在哲学、医学、法学等领域，尤其是在猎巫运动的结束中找寻理性进步的例证，如20世纪30年代，格雷戈里•齐尔伯格就曾称颂16世纪的巫术怀疑论者约翰•韦耶为医学精神病学的奠基人和弗洛伊德思想的先驱。而弗洛伊德事实上也的确曾向韦耶致敬，认为医生证明自身的正确方法是治愈病人而非将其烧死。[4] 这种解释范式经历了时代变迁并一直延续至今。理性主义巫术研究范式的特点即在于反对教权，反对封建专制，视猎巫为政府、教权专制的非人性的表现，以证明中世纪的非理性，从而否定中世纪并宣扬历史理性发展的进步性。在许多学术著作、新闻杂志、广播媒介、博物馆和大众出版物中仍更多地沿用了这种解释体系，将猎巫视为残忍、愚昧和恐怖的故事。英国、瑞士等地也多次出现民众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向被处决巫师道歉等纪念活动。 应该承认，这种理性主义历史认识论常常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来的世界近现代史简单化为一部精神祛魅的进步史，而传统基督教信仰就是这部历史应首先要面对的“魔魅”。一些习惯于把传统与现代截然相割裂的学者显然犯了时代错误，他们脱离人物或事件出现的历史情境结构，把当代信念和态度扩展到传统社会，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传统对时人的重要性，否定中世纪的价值，高估教会在猎巫中的作用。由此，理性主义范式也受到更多挑战。如贝林格就曾公开反驳15世纪早期巫术审判中司法起源研究中的理性主义观点。[5]一些研究者也指出，早期巫术怀疑论者并不具有理性主义者所称的高度。彼得•埃尔默就指出，16世纪巫术怀疑论者约翰•韦耶和斯科特的观点既不新奇也不令人信服，而且其巫术态度与其对手并无二致。此外，列维克、威廉•蒙特、马克斯韦尔等人都对理性主义进行了某些修正。[6] 二、 浪漫主义范式 与理性主义相伴生的是强调情感直觉和想象力的浪漫主义。英国教授特雷弗-罗珀指出，文艺复兴复兴了异教文化和异教神秘信仰，科学革命捡起了毕达哥拉斯神秘主义和宇宙幻想。[7]对巫师及其行为的想象久已有之，16世纪法国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博丹就曾凭借想象将猎巫行为比附为国家对善之坚守和对恶之惩罚，以此来为猎巫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辩护。由于巫术背叛上帝权威而投向魔鬼，是对上帝及其信仰的否定和亵渎。同时，巫术犯罪人既是对受害人的一种侵犯，也是对君主人格和法律的一种侵犯，因而对巫师的审判来自上帝。博丹声称，巫术危害具体表现为谋害君主、亵渎神明、信奉魔鬼、用法术祸害牲畜和庄稼等十数种罪。正因为巫术罪大恶极，猎巫将获得许多益处：增加国家收益，平息上帝愤怒；获得上帝赐福；增加对上帝的敬畏；保护人们免受一些人毒害；保障善民福祉；减少邪恶巫师数量等。因而，猎巫这一迫害行为在他看来就变为一种神圣事业，旨在消灭那些罪恶之人并将其灵魂从魔鬼处拯救出来。[8] 而在18世纪末的狂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浪漫主义运动中，许多对理性主义不满的人提出了“回到中世纪”的口号，他们反对理性主义标榜的物质主义、不敬畏神和革命过激行为中的不讲人道，从而产生了新的思想检验标准，即能否与传统相衔接。在这种氛围中，许多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十分关注中世纪和过往历史，喜好陌生而疯狂的事物，却并不注•重是否能反映历史真实，更多地撷取语焉不详的历史片段表现自我想象，寻求个性解放，重视政治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呼唤民族意识觉醒，由此再次激发了人们对超自然现象的兴趣，魔鬼、巫术的浪漫传说再次兴盛。例如，19世纪德国童话作家雅各布•格林给传统的理性主义加上了民族主义的精神内核，从而开启了德国浪漫主义巫术观念。他宣称，巫术包含了许多德国传统民俗文化和前基督教的宗教信仰，而巫师是被教会迫害的具有普鲁士精神的聪明女人。法国学者儒勒•米什莱遵循着相似行进路线，将巫师装扮成反封建斗士和革命先驱以及欧洲历史进程中合理而必须的步骤，巫师是严苛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牺牲品。[9]在英国，斯科特爵士、哈里森•安斯沃思和其他小说家笔下详细阐述的巫术浪漫主义中，巫师不是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因犯罪而遭受迫害的无辜者，而是现实生活中不应遭受惩罚的真实存在的巫师。[10]这种以反抗理性支配的哥特式文学体为特征的想象力的迸发深刻影响着部分读者的巫师观念。20世纪后，许多通灵者、招魂者将巫师视作祖师爷，鼓吹灵媒崇拜等替代信仰。20世纪20年代，民俗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和玛格丽特•默里就在其著述中认为，魔法信仰是属于古代的、值得尊敬的传统，巫术曾是地道的大众宗教。他们在古代信仰中寻找所谓的角神或狄安娜的生育力崇拜，并认为不列颠十六七世纪巫术迫害运动的大规模出现是教会为巩固自身地位而发起的。[11] 这些关注非理性的人类体验并颇具想象力的著作在普通读者中受宠，但其观点在学术界遭到批驳，档案学家C埃文率先发难，到20世纪70年代最终被诺曼•科恩驳倒。科恩、R基耶海夫等人还对早期研究者依赖的材料进行证伪。[12]马克斯韦尔-斯图亚特的研究也在引导人们远离浪漫主义者创造的巫术神话，其中一些即由默里等人所播种，并由后来女权主义者所培育。马克斯韦尔-斯图亚特：《巫术史》，第165页。虽然后来的巫术崇拜者和女权主义者通常对这种驳斥不屑一顾，但他们都是通过默里的想象关注并憎恨“火刑时代”的父权、教权暴行。[13]时至今日，这种浪漫主义巫师情结和巫术崇拜依然非常盛行，所以哈里•波特等巫师形象深入人心。浪漫主义的研究取向也随之更多地渗透到传统学术研究领域。 三、 新社会科学或人类学范式 理性主义范式和浪漫主义范式在某种程度上渗入了太多的想象空间（甚至于妄想）、道德评价和政治诉求，巫术信仰和实践也未能被作为一个整体或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来充分对待，从而使巫术研究显得极为粗糙，甚至被降至所谓的鬼神学家或猎巫者编造的想象领域或大众的荒诞迷信，其受到的质疑越来越多。在这种背景下，借助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新史学、新时代运动、大量档案材料的发掘和社会科学知识，近代早期巫术史研究实现了向新研究范式的转向。 英国学者特雷弗-罗珀充当了这一研究转向的先锋。特雷弗-罗珀使用了大量社会冲突、替罪羊等术语去审视转型时期西欧复杂和独特的文化环境，并注重归纳研究，由此推动了巫术史研究。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仍以其广度、深度和综合性为人所称道，一些历史学家一度将之视为新旧巫术史研究的分水岭。[14]之后，更多学者参与进来。英国以艾伦•麦克法兰对埃塞克斯巫术和基思•托马斯对十六七世纪英格兰宗教和巫术的分析为新转向的代表，他们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运用社会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阐释英国巫术，一度被认为是开创了人类学的解释模式。美国则以埃里克•米德尔福特和威廉•蒙特的研究为代表，他们发表了将理性维度与社会文化维度相联系的研究著述，并对巫术研究的三种范式：理性主义、浪漫主义、新社会科学或人类学范式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5] 这种转向强调近代早期巫术是可接受的文化真实，强调巫术幻想成分和巫师迫害者的双重动力。[16]欧洲巫术和巫术审判则在一个特定社会结构中履行其功能，即巫术提供了解释日常生活不幸（诸如死亡、疾病等）和理解社会生活方式变迁的可能性。换句话说，现实生活中的恐惧和压力经由巫术审判寻找出口，巫师就像替罪羊一样在发挥功能。稍后，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巫术功能性解释，如拉娜将巫术审判视为对落后居民一致性的强化手段，另一些人将巫术审判视为男性压迫女性的工具。初期人类学模式得到不断补充。这一新转向对学术界传统观点，如猎巫主要时段与地点，国家、法律和社会文化精英在猎巫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史料真实性等均发起挑战，为巫术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17]一时间，巫术史研究著作涌现。到20世纪90年代初，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注意到，巫术研究已经从历史学关注的外围进驻到中心附近。[18] 学术成果涌现的同时，研究弊端不断显现：简单的类型学划分、人类学实用主义和生物学类比，就宏观背景而作的泛泛而论或推此及彼而无法印证或考察角度、方法的单一，以及对分期和时段的过度专注等。例如，托马斯-麦克法兰命题主要弊端之一，即在于无论它如何有效适用于英格兰，对欧洲大陆和苏格兰则效用有限。大陆模式强调的恶魔崇拜、与魔鬼契约交易、巫师夜半聚会、与魔鬼狂欢等特征很少出现在英格兰的案例中。英格兰也很少真正将巫术视作异教行为，而是更多地当作特定的反社会犯罪。即使许多案例中聚焦于魔法迫害行为指控的英格兰模式与以审讯者的鬼神强迫症为特征的大陆模式并存，也都未能得到人类学充分与合理的解释。因而20世纪80年代后，巫术史论著中人类学和历史学开始分道扬镳，90年代更是极少以人类学为特征。[19]与此同时，学者还看到了更多的令人困惑的地域差异，其独特性直接威胁到过去范式所依赖的西欧巫术的同源关系。为此，1984年学者们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次专题讨论会，由此也产生了一大批论文，提供了此前所知甚少的南欧、北欧和中欧巫术的大量情况。[20]1991年，埃克塞特专题会议上，罗宾•布里吉斯和马尔科姆•加斯基尔等人的论文都指出托马斯命题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巫术主题以往的一致性和现在各种敌对阐释的激增。与会的托马斯则以“我们现在将何去何从？90年代的巫术研究”为题主持了总结会，并宣称会坚守自己的阵地而不论日后的巫术研究将走向何方。[21]但此次会议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的下一步走向已然明了。 此后，巫术研究更加注重综合研究以及在社会文化史方面的探索。1993年，穆尚布莱大胆地将广阔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相联系。[22]1996年，詹姆斯•夏普和罗宾•布里吉斯超越传统的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范式，并以社会科学知识的广泛使用，分别就英格兰和欧洲巫术进行了考察，进一步对早期功能主义人类学范式展开批驳。[23]同年出版的埃克塞特会议论文集、贝林格对巴伐利亚巫术迫害的研究以及特里尔、洛桑等几个极为活跃的团体的研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24] 四、 现实主义范式 20世纪末，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以及传统解释的有限性和跨学科研究的扩展，巫术史研究再次出现转向。一些学者如斯图亚特•克拉克、林德尔•罗珀、德博拉•威利斯、黛安•珀基斯、马里昂•吉布森等人的研究掀起了主观想象和巫术客观真实之间关系的讨论。他们强调，为避免史学研究中常见的时代错误，当代词汇需要被置于巫术自身语境中使用。[25] 1998年斯旺西会议以及2002年约克会议的召开，展示了巫术研究的持续活力和巫术观念的变革。由此，巫术史研究在新时期开始异彩纷呈。具体来说，当代的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的学术兴趣中呈现出较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跨学科综合分析、视角多元以及对微观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巫术可感性的追求等。[26] 1. 跨学科综合分析或总体史的追求。因为巫术与近代早期欧洲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联系，近十余年来巫术史研究的一大特色是利用多元史料和研究成果，打破学科藩篱，以史学为中心，在其周围组织了一个社会科学系统，扩张了史学研究的外延和内涵。近来，近代早期巫术史研究需要的分析工具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人类学和社会学，而是拓展到民俗学、心理学、文化理论、社会共同体、性别、科学、医学、宗教和政治知识等领域。而围绕在巫术周围的观念、现象和实践也拥有了理性、法律、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等各种解读，具有鲜明的综合分析或总体史的追求特色。[27]各种综合性理论分析著作层出不穷，视角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例如，巴里和戴维斯编著的《巫术史》中涉及埃尔默的巫术哲学，内诺宁的文化移入和社会控制视角，列维克的犯罪—法律视角，吉布森的“新历史相对论”和“语言学转向”解读，霍奇金对背景、语言和性别的关注，等等。列维克更是表示，社会、经济条件可能与政治、法律和宗教条件相互影响，诱发巫术审判。[28] 不仅如此，巫术研究还闯入自然科学领域，将自然科学成果与巫术相联系。例如，贝林格、奥斯特、普菲斯特的气候与巫术关联研究或“小冰期影响”模式[29]，为猎巫与气候间建立基本的社会—历史关联。虽然这种方式尚未获得学界全面接受，但无论如何，这种跨学科的勇敢尝试还是值得肯定的。“小冰期影响”模式体现了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系统时空互动的进程以及自然和社会时空的变化，弥补了传统史学的某种缺憾。 2. 高度重视微观问题。近年来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另辟蹊径，研究论著中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现实主义。它注重细节，注重形象典型性，从历史细部的发展探索当时社会深层架构约束与个体独特性之间微小不可见的互动，力图重新建构经验的动力。这是因为大量出现的巫术史研究成果，以及巫术研究与地理、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也使得学者们要清晰构建一个完整统一的结论性理论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因而，最近十多年出现了从宏观的社会经济过程、国家制度、社会精英等的研究向传统上不为人注意的地区实践、具体观念、无名的个人和小群体的故事、日常生活个案研究的转向，如针对沃博伊斯村庄的巫师、猎巫发现者以及1619年贝尔沃巫术案所作的微观研究。苏格兰地区保存下来许多丰富的法庭记录，十分适宜这类研究，近来也是成果显著。一些学者对大众文化的考察也颇有收获。戴维斯对英国民俗、奇普对苏格兰博物馆中保存的反巫术饰物的考察，揭示出大众文化的适应力；罗兰兹对近代早期罗腾堡巫术审判的政治背景、社会结构和生活纹理的重建，打破了巫术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某些神话；列维克详细探讨了英格兰—苏格兰巫术关联，并指出苏格兰巫术审判需要在其特殊的法律、政治和宗教领域中被理解。而国家角色至关重要，它不是猎巫的加速剂而是其制动阀。[30]这些研究集中关注社会规范体系之中的内部矛盾，关注视点的碎片化和多元化，注意到社会体系网络中的错综复杂的空隙，从而深化了巫术史研究。 3. 对性别与巫术关联的研究也是其一大特色。早期的巫术想象中，一度认为转型时期大约有900万又老又病且贫穷的女巫死于迫害，但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女性受迫害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现象，并未特别将巫术迫害与性别特征相联系。到了20世纪70年代，受到女权主义影响和许多女性研究者加入所推动的巫术史研究，使研究方向往性别问题方面深入。基于现实女性主义斗争的需要，众多学者甚至把这次猎巫等同于一场性别屠杀，即由男性发动的专门针对女性的有计划的迫害运动或战争。[31]此后，转型时期欧洲巫术史研究长期被这样一个问题所主宰，即为何面临巫术审判的巫师（中的大多数人）是女性？ 近来的研究不断对建构在神学—政治—性别核心解释轴线基础之上的巫师迫害理论进行质疑。学者们指出，虽然许多地区女巫比例极高，如德国、法国、瑞士和苏格兰等75%—80%的巫师是女性；匈牙利、卡斯提尔、意大利北部、巴塞尔主教区、那穆尔郡、埃塞克斯郡等甚至高达85%甚至90%以上，[32]但研究中往往忽略了男巫。而近年来对男巫问题的关注改变了以往的一些错误观点，如以往猎巫运动过度关注的性别特征。这和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取向也有所不同。他们指出，以往许多研究结果存在着对遭到巫术审判指控的男性的轻描淡写，而事实上男性构成了巫术审判数字的20%—25%，男女受迫害比例在各国、各地区随审判类型不同而呈现出不均衡，如芬兰为50%，爱尔兰、诺曼底、冰岛等地男性占受迫害者的绝大多数；男巫较之女巫对保护家庭成员、食物和其他维持生命的物品、家畜、田地、牧草和树木相联系等方面具有重要性，等等。[33]而对于女巫猎杀的问题，列维克指出，猎巫热是诸多因素汇聚而成的结果。[34]艾莉森•罗兰兹也认为，将巫师和原告视为强有力的男权精英恐吓和野蛮的结果，这过高估计了其猎巫热情，无视巫师和其原告的动机及个性对审判过程的重要性，并从根本上误解了法律运作。[35]霍奇金指出上一代学者，如麦克法兰和托马斯等历史学家对情感和经历的忽略；一些历史学家出于某种厌女症而对其大声斥责；而女权主义者则滥用性别。[36] 4. 巫术的真实性与可感性。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近代早期的书写，也是对我们自己时代需要的书写。出于对现实世界巫术存在的感知，如经济学家菲斯曼和米格尔对现代坦桑尼亚社会巫术实例的研究。[37]一些史学家认为，巫术世界是与日常现实同样真实的存在，对过去社会的认知也应在可感知的真实背景下进行。这种观念加速了研究者从新社会科学范式来诉说近代早期欧洲的巫术真实变为感知真实。研究中，对当时社会记忆的大量使用也是其一大特色，彰显了时代特征。[38] 现实主义研究范式要求巫术史家要有真实的细节描写，用历史的、具体的人生经验来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与互动，以典型形象的现实性、具体性和典型环境感染人，使读者入境见人，从而获得真实感。因而许多学者特别注重对巫术可感知真实的构建。列维克在其著作中构建起一种心理学上的可感知真实，他表示，各种条件相互影响形成的焦虑情绪让人们心理上更加意识到巫术的危害性，且更渴望去抵制它。[39]古德尔认为，历史学的巫术真实不仅存在于精英和平民思想的相互作用中，也存在于文化上植入的魔法信仰和固有的生物学规则的联系中。这是与生俱来的巫术真实，而非审讯室的臆想。[40]怀特认为，异端在中世纪后期的可感知威胁带来了教会的宗教怀疑、焦虑和冲突，尤其是日益增加的撒旦崇拜主义和世界末日元素成为后来司法行动的一个基本前提。[41]斯图亚特的《巫术史》也清晰描绘了15世纪的意识形态纯化活动，在宗教臆想中，异端魔鬼化和恶魔崇拜组织化具有鼓励宗教审判官视所有魔法行为为含蓄的异端行为的作用；贝林格的著作展现了巫术在不同时代、地域的不同表现，呈现出一幅建立在某种普遍性基础之上的巫术真实；罗兰兹关注国家和民众、邻居和家庭的关系，而对个人经历、社会和政治动荡、被告复杂的精神感情世界进行的细节考察带来了可感知的真实感。[42] 总之，学者对近代早期巫术史的考察经历了理性主义、浪漫主义、新社会科学或人类学、现实主义等主要范式的变迁。这种巫术史研究范式的转换某种程度上并非处于所谓理性的进步，而是整个社会环境与社会文化思潮变迁之间的互动——诸如反教权、民族主义等权力关系变迁及反男权、寻求女性解放等政治文化诉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时下，这种互动正在深刻影响着学术研究，掺杂了各种利益诉求的巫术话语体系建构也正在蓬勃发展，使得近代早期巫术史的学术兴趣、研究思想、方法和视角都在随新的话语体系而悄然发生改变：它反对近代早期巫术研究的简单化、不确定性和破碎的真实性，而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感。设定假定前提—确定核心概念—搭建理论框架—进行现实检验，是现实主义生成的一般逻辑理路，而其主导思想则在于“历史知识只是为某些利益而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历史是可确立并加强群体认同的一连串神话” [43]。在这一多维度、多主体的史学主题重构进程中，每个研究主体都有自己加入其中的轨迹，也在寻找自己的位置，并诠释自身选择。“在每一个知识和生活领域，过去那种一统性、封闭性和规范性均已失效。这种多元性强调而不是企图抹杀或消灭差异，主张的范式并行不悖、相互竞争，因此它是一种彻底的多元性。” [44]正是在这种多样化社会价值观的话语体系中，真实的和想象的事件被赋予某种意义和连贯性。诸如前述的巫师性别分析，我们也可发现这种倾向。诸多女性研究者的视角越来越强烈地呈现出一种既存的后现代主义或女权主义来对抗现代性的分析逻辑，她们关注如何在当下意识中使历史考察化约为使女性经验变得可见，并反映她们的所思所感和所做，从而构建她们的社会角色和意识认同，并体现出新时期的现实诉求。可以预计未来将会出现更多的以多样性来取代统一性，在部分史实的基础上倾向于在现实和想象之间进行糅合，进而探讨区域性、群体性巫术话语体系合理性的案例，从而来揭示历史解释的内涵。这从克拉克、林德尔、罗兰兹等人的著作中可见一斑。当然，当下学者的解读也可能融合了上述四种范式的诸多因素，对此，著名学者赫顿认为，巫术研究中呈现诸多可变性并不奇怪，因为许多学者拥有特殊偏好及成见。[45]不同的巫术史观真实反映了不同群体对历史进程话语权的争夺，反映了巫术史研究进程中对规则制定权和制度设想权的争夺，而这也必然融入更多的史学争论，加深固有的学术与大众、客观与主观、事实与虚构、整体与碎片、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叙述与阐释、建构与解构等二元对立的史学研究矛盾。 注释： [1] 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魔法犯罪》（Christian Thomasius, De Crimine Magiae），哈勒1701年版。 [2] 克里斯塔•图科萨：《19世纪：中世纪信仰和巫术》（Christa Tuczay,“The Nineteenth Century: Medievalism and Witchcraft”），巴里和戴维斯编：《巫术史研究法》（Barry and Davies， eds., Witchcraft Historiography），贝辛斯托克2007年版，第53—68页；威廉•索尔丹：《猎巫运动历史探源》（Wilhelm Soldan, Geschichte der Hexenprozesse: aus den Quellen Dargestellt），斯图亚特1843年版。 [3] 约瑟夫•汉森：《中世纪的巫术妄想、宗教裁判所以及女巫大迫害的出现》（Joseph Hansen, Zauberwahn, Inquisition, und Hexenprozessen im Mittelalter und die Entstehung der Grossen Hexenverfolgung），慕尼黑1900年版；乔治•布尔编：《1648—1706年的巫术案故事》（George Burr， ed., Narratives of the Witchcraft Cases, 1648-1706），纽约1914年版。 [4] 理查德•高登编：《巫术大百科》（Richard Golden， ed., Encyclopedia of Witchcraft: The European Tradition）第4卷，圣巴巴拉2006年版，第1193—1194页。 [5] 沃尔夫冈•贝林格：《巫师和猎巫：一部全球史》（Wolfgang Behringer, Witches and Witchhunts: A Global History），剑桥2004年版。 [6] 彼得•埃尔默：《科学、医学和巫术》（Peter Elmer, “Science, Medicine and Witchcraft”），巴里和戴维斯编：《巫术史研究法》，第41页；P. 马克斯韦尔-斯图亚特：《巫术史》（P. Maxwell-Stuart, Witchcraft: A History） ，斯特劳德2004年版；威廉•蒙特：《英国巫术情境再考察》（William Monter, “Re-contextualizing British Witchcraft”），《跨学科历史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2004年第35期；布赖恩•列维克：《苏格兰的猎巫：法律、政治和宗教》（Brian Levack, Witch-hunting in Scotland: Law, Politics and Religion），纽约2007年版。 [7] 特雷弗-罗珀：《十六七世纪欧洲的巫师狂热及其他论文》（Trevor-Roper, The European Witch-craze of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and other Essays），纽约1969年版，第90页。 [8] 让•博丹：《巫师的魔法狂热》（Jean Bodin, On the Demon-Mania of Witches），多伦多1995年版，第203—208页；《主权论》（On Sovereignty），剑桥1992年版，第24、50—58、110页；《国家六书》（Six Books of the Commeanwealth），牛津1955年版，第61—62页。 [9] 儒勒•米什莱：《撒旦崇拜和巫术：中世纪迷信研究》（Jules Michelet, Satanism and Witchcraft: A Study in Medieval Superstition），纽约1939年版。 [10] 罗伯特•普尔编：《兰开夏郡的巫师：历史和传说》（Robert Poole， ed., The Lancashire Witches: Histories and Stories），曼彻斯特2002年版。 [11] 詹姆斯•弗雷泽：《金枝》（Sir James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yth and Religion），伦敦1922年版；玛格丽特•默里：《西欧巫师崇拜：一项人类学研究》（Murgaret Murray, The Witch-cult in Western Europe: A Study in Anthropology），牛津1921年版；默里：《巫师之神》（Murray, The God of the Witches），伦敦1933年版。 [12] C.埃文：《巫术和魔鬼信仰》（C.Ewen, Witchcraft and Demonianism），伦敦1933年版；诺曼•科恩：《欧洲的内鬼：大猎巫引发的问题》（Norman Cohn, Europe’s Inner Demons: An Enquiry Inspired by the Great Witch-hunt），查图1975年版；R.基耶海夫：《欧洲的巫师审判：1300—1500年的大众和精英文化基础》（R. Kiechhefer, European Witch Trials: Their Foundations in Popular and Learned Culture, 1300-1500），伯克利1976年版。对默里的驳斥，还可见罗宾•布里吉斯著，雷鹏等译：《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8页。 [13] M.海斯特：《荡妇和邪恶巫师：一项男性统治的动力学研究》（M. Hester, Lewd Women and Wicked Witches: A Study of the Dynamics of Male Domination），伦敦1992年版；A. 巴斯托：《巫师狂热：欧洲猎巫史新解》（A. Barstow, Witchcraze: A New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Witch Hunts），伦敦1995年版。 [14] 马瑞耶克•基思韦耶特-霍夫斯特拉：《欧洲巫术争论和荷兰变型》（Marijke Gijswijt-Hofstra, “The European Witchcraft Debate and the Dutch Variant”），《社会史》（Social History）1990年第2期，第181页。 [15] 艾伦•麦克法兰：《都铎、斯图亚特时代英格兰的巫术》（Alan Macfarlane, 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A Regional and Comparative Study），伦敦1970年版；基思•托马斯：《宗教与魔法的衰落》（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伦敦1971年版；埃里克•米德尔福特：《近来猎巫研究或我们将去往何方？》（Erik Midelfort, “Recent Witch Hunting Research, or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美国目录学学会论文集》（Paper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 of America）1968年第62期；威廉•蒙特：《欧洲巫术史研究法：进程与展望》（William Monter, “The Historiography of European Witchcraft: Progress and Prospects”），《跨学科历史杂志》1971—1972年第2期。 [16] 克里斯塔•图科萨：《19世纪：中世纪信仰和巫术》，第61—62页。 [17] 克里斯蒂娜•拉娜：《上帝的敌人：苏格兰的猎巫》（Christina Larner, Enemies of God：The Witch-Hunt in Scotland），伦敦1981年版；徐善伟：《男权重构与欧洲猎巫运动期间女性所遭受的迫害》，《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4期；蒋焰：《浅析近代早期英国中央政府与巫术诉讼的关系》，《世界历史》2010年第6期。 [18] 彼得•伯克：《欧洲巫术比较研究》（Peter Burke, “The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European Witchcraft”），本格特•安卡罗、古斯塔夫•亨宁森编：《近代早期欧洲巫术：中心与外围》（Bengt Ankarloo and Gustav Henningsen， eds., Early Modern European Witchcraft: Centres and Peripheries），剑桥1990年版，第435页。 [19] 罗纳德•赫顿：《巫术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法：新的合作潜力？》（Ronald Hutton,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Approaches to Witchcraft: Potential for a New Collaboration?”），《历史期刊》（The Historical Journal）2004年第47期，第413—434页。 [20] 本格特•安卡罗、古斯塔夫•亨宁森编：《近代早期欧洲巫术：中心与外围》。 [21] 乔纳森•巴里等编：《近代早期欧洲的巫术：文化和信仰研究》（Jonathan Barry， et al.， eds.,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tudies in Culture and Belief），剑桥1996年版。 [22] R.穆尚布莱：《国王与巫师：15—18世纪欧洲的柴堆》（R. Muchembled, Le Roi et la Sorcière: L’Europe des Buchers XVe - XVIIIe Siecle），巴黎1993年版。 [23] 詹姆斯•夏普：《邪恶契约：英格兰的巫术1550—1750》（James Sharpe, Instruments of Darkness: Witchcraft in England, 1550-1750），伦敦1996年版；罗宾•布里吉斯：《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Robin Briggs, Witches and Neighbour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European Witchcraft），伦敦1996年版，2002年修订版（书后附有当代以来直至2000年欧洲各国的巫术研究参考文献，极有价值。更多请参见“巫术参考书目在线”Witchcraft Bibliography Project Online，地址为http://www.witchcraftbib.co.uk/），其中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该书一度被视为开拓了新社会科学范式中的心理学解释模式，相关书评见孙义飞《心理—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杰作》，《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24] 巴里等编：《近代早期欧洲的巫术》；沃尔夫冈•贝林格：《巴伐利亚的巫术迫害：近代早期欧洲的魔法、宗教狂热和国家理性》（Wolfgang Behringer, Witchcraft Persecutions in Bavaria: Popular Magic, Religious Zealotry and Reason of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剑桥1997年版；罗宾•布里吉斯：《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 [25] 斯图亚特•克拉克：《关于魔鬼的思考：近代早期欧洲巫术观念》（Stuart Clark, Thinking with Demons: The Idea of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urope），牛津1997年版；斯图亚特•克拉克编：《巫术的语言：近代早期文化中的叙事、意识形态和意义》（Stuart Clark， ed., Languages of Witchcraft: Narrative, Ideology and Meaning in Early Modern Culture），贝辛斯托克2001年版；林德尔•罗珀：《俄狄浦斯和魔鬼：欧洲近代早期的巫术、性和宗教》（Lyndal Roper, Oedipus and the Devil: Witchcraft, Sexualit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伦敦1994年版；德博拉•威利斯：《邪恶的培育：近代早期英格兰的猎巫和母性力量》（Deborah Willis, Malevolent Nurture: Witch-hunting and Maternal Pow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伦敦1995年版；黛安•珀基斯：《历史中的巫师：近代早期和20世纪的表现》（Diane Purkiss, The Witch in History: Early Modern and Twentiethcentury Representations），伦敦1996年版；马里昂•吉布森：《阅读巫术：英国早期巫师的故事》（Marion Gibson, Reading Witchcraft: Stories of Early English Witches），伦敦1999年版。 [26] 布赖恩•列维克：《近来巫术研究主题》（Brian Levack, “Themes of Recent Witchcraft Research”），《北欧民俗年鉴》（Nordic Yearbook of Folklore）2006年第62期，第7—31页；沃尔夫冈•贝林格：《历史研究法》（Wolfgang Behringer, “Historiography”），高登编：《巫术大百科》第2卷，第492—497页。 [27] 巴里和戴维斯编：《巫术史研究法》；布赖恩•列维克：《近代早期欧洲的猎巫》（Brian Levack, The Witch-hu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哈洛2006年版；沃尔夫冈•贝林格：《巫师和猎巫：一部全球史》；本格特•安卡罗和斯图亚特•克拉克编：《阿斯隆历史系列——欧洲的巫术和魔法》（Bengt Ankarloo and Stuart Clark， eds., The Athlone History of Witchcraft and Magic in Europe），伦敦1999—2002年版；G.史凯尔和J.卡洛：《十六七世纪欧洲的巫术与魔法》（G. Scarre and J. Callow, Witchcraft and Magic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贝辛斯托克2001年版；罗伯特•瑟斯顿：《巫师、巫术与古斯大妈：欧洲和北美猎巫运动的兴衰》（Robert Thurston, Witch, Wicce, Mother Goos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itchhunt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哈洛2001年版；J.罗素和B.亚历山大：《新巫术史：魔法师、异端和多神教徒》（J.Russell and B.Alexander, A New History of Witchcraft: Sorcerers, Heretics and Pagans），伦敦2007年版，等等。 [28] 布赖恩•列维克：《近代早期欧洲的猎巫》，第163页。 [29] 沃尔夫冈•贝林格：《巫师和猎巫：一部全球史》；艾米丽•奥斯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巫术、天气和经济增长》（Emily Oster, “Witchcraft, Weather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enaissance Europe” ），《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第18卷，2004年第1期；克里斯蒂安•普菲斯特：《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欧洲社会的极端气候、周期性危机及应对外生冲击的猎巫策略》（Christian Pfister, “Climatic Extremes, Recurrent Crises and Witch Hunts Strategies of European Societies in Coping with Exogenous Shocks in the Late Sixteenth and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ies” ），《中世纪史杂志》（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第10卷，2007年第1—2期。关于小冰期影响模式，可参见孙义飞《巫术史研究新理路：小冰期影响范式》，《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17世纪欧洲巫术迫害心理成因考察》，《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1期。 [30] 马尔科姆•加斯基尔：《巫师发现者：一部17世纪的英国悲剧》（Malcolm Gaskill, Witchfinders: A 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Tragedy），伦敦2005年版；菲利普•阿尔蒙德：《沃博伊斯的巫师：一个关于巫术、虐待狂和着魔的奇特故事》（Philip Almond, The Witches of Warboys: An Extraordinary Story of Sorcery, Sadism and Satanic Possession），伦敦2008年版； 迈克尔•哈尼伯恩：《邪恶实践和巫术：1619年贝尔沃巫术案》（Michael Honeybone, Wicked Practise & Sorcerye: The Belvoir Witchcraft Case of 1619），白金汉2008年版；欧文•戴维斯：《术士：英国历史中的大众魔法》（Owen Davies, Witchcraft Cunning Folk: Popular Magic in English History）， 伦敦2003年版；欧文•戴维斯：《巫术的延续：现代欧洲的大众魔法》（Owen Davies, Witchcraft Continued: Popular Magic in Modern Europe），曼彻斯特2004年版；朱利安•古德尔等编：《近代早期苏格兰的巫术和信仰》（Julian Goodare, et al., eds., Witchcraft and Belief in Early Modern Scotland），贝辛斯托克2008年版；艾莉森•罗兰兹：《德国的巫术故事：罗腾堡1561—1652》（Alison Rowlands, Witchcraft Narratives in Germany: Rothenburg, 1561-1652），曼彻斯特2003年版；列维克：《苏格兰的猎巫：法律、政治和宗教》。更多情况参见斯图亚特•麦克唐纳德《上帝的敌人再探：近来关于苏格兰大猎巫的出版物》（Stuart Macdonald, “Enemies of God Revisited: Recent Publications on Scottish Witch-hunting” ），《苏格兰经济和社会史》（Scottish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2003年第23期；马克斯韦尔-斯图亚特《庞大巫师：苏格兰大猎巫》（Maxwell-Stuart, An Abundance of Witches: The Great Scottish Witchhunt），斯特劳德2005年版，等等。 [31] 玛丽•黛莉：《妇科/生态学：激进女权主义的元伦理学》（Mary Daly, Gyn/Ecology: The Metae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 ，波士顿1978年版；M海斯特：《荡妇和邪恶巫师》；巴斯托：《巫师狂热：欧洲猎巫史新解》；玛格丽特•金：《文艺复兴时期的女性》（Margaret King, Women of the Renaissance），芝加哥1991年版；琳达•米雪：《中世纪西欧文化中的女性》（Linda Mitchell, Women in Medieval Western European Culture），纽约1999年版。最近秉持此类观点出版的著作是埃瑞克•迪施密德的《恶魔的娼妇：猎巫和巫师审判》（Eric Durschmied, Whores of the Devil: Witch-Hunts and Witch-Trials），伦敦2007年出版，该书仍侧重关注厌女症和男权控制下的女性。 [32] A.罗兰兹和J.格伦迪编：《近代早期欧洲的巫术和男性特征》（A.Rowlands and J.Grundy, eds., Witchcraft and Masculin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贝辛斯托克2008年版，第1页。 [33] L.阿普斯、A.戈尔：《近代早期欧洲的男巫》（L.Apps and A.Gow, Male Witch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曼彻斯特2003年版；A.罗兰兹和J.格伦迪编：《近代早期欧洲的巫术和男性特征》；C.奥皮茨-贝拉克海尔：《近来女性和性别史视角下的巫术史研究报告》（C.Opitz-Belakhal, “Witchcraft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men’s and Gender History:A Report on Recent Research”）,《魔法、仪式和巫术》（Magic, Ritual, and Witchcraft）2009年第4卷第1期；E.J.肯特：《新旧英格兰的男性特征与男巫：1593—1680》（E.J.Kent, “Masculinity and Male Witches in Old and New England, 1593-1680” ），《历史研讨杂志》（History Workshop Journal）第60卷，2005年第1期。 [34] 布赖恩•列维克：《近代早期欧洲的猎巫》，第57—60、85—90、110—113页。 [35] 艾莉森•罗兰兹：《德国的巫术故事：罗腾堡1561—1652》。 [36] 凯瑟琳•霍奇金：《性别、心灵与身体：女性主义和心理分析》（Katharine Hodgkin, “Gender, Mind and Body: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 ），巴里和戴维斯编：《巫术史研究法》，第182—202页。 [37] 雷蒙德•菲斯曼和爱德华•米格尔：《经济黑帮：腐败、暴力与国家贫穷》（Raymond Fisman and Edward Miguel, Economic Gangsters: Corruption, Violence, and the Poverty of Nations），普林斯顿2008年版。 [38] 马尔科姆•加斯基尔：《追寻真实：近来巫术史研究》（Malcolm Gaskill, “The Pursuit of Reality: Recent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历史期刊》（The Historical Journal）第51卷，2008年第4期；伊丽莎白•卡尔森：《“巫术是我们这些时代流行而常见的罪恶”：英国魔鬼学中巫师的力量，1580—1620》（Elizabeth Carlson, “‘Witchcraft is a Rife and Common sinne in These Our Daies’: The Powers of Witches in English Demonologies, 1580-1620” ），《西伊利诺伊历史评论》（Western Illinois Historical Review）2011年第3卷。 [39] 布赖恩•列维克：《近代早期的欧洲猎巫》，第163—164页。 [40] 古德尔等编：《近代早期苏格兰的巫术和信仰》，第26—50页。 [41] 加里•怀特：《近代早期欧洲的异端、魔法和巫术》（Gary Waite, Heresy, Magic, and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urope），贝辛斯托克2003年版。 [42] 马克斯韦尔-斯图亚特：《巫术史》；沃尔夫冈•贝林格：《巫师和猎巫：一部全球史》；艾莉森•罗兰兹：《德国的巫术故事：罗腾堡1561—1652》。 [43] 乔伊斯•柯普尔比等著，刘北成、薛绚译：《历史的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44] 沃•威尔什：《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让-弗•利奥塔编，赵一凡等译：《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45] 罗纳德•赫顿：《巫术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法：新的合作潜力？》，《历史期刊》2004第47期，第43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