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对中国疆域的形成进行了探讨。认为公元前200年—公元1820年，中国原本历史渊源不同、文化传承各异的5大文明板块：大漠游牧文明板块、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东北渔猎耕牧文明板块、雪域牧耕文明板块、海上文明板块，经过长时段的相互撞击与攻防，彼此融合与和解，最后融为一体。统合5大文明板块的粘合剂，则是中国固有的人文地理条件与文化传统。 关键词：中国疆域；文明板块类型；“大一统”思想 引言 从公元前200年左右冒顿单于统一大漠游牧区、公元前100年左右汉武帝统一农耕区到1820年“中国”疆域最终奠定，是一个渐进的道程。[1]这个最终底定的“中国”疆域，在没有被完全“统合”前，[2]经常存在着几个从不同的历史渊源发展起来的“文明板块”，并以此为根基建立各种各样的王朝，或单于朝、汗朝、赞普朝、王国等。它们或向着同样的目标前进，或沿着不同的路线发展，此历史发展的轨迹是多线式的。从战国后期“天下一统”观念的发轫到这种观念变成现实，竟耗时二千多年之久。 就1820年中国疆域的内圈与外缘的人文地理态势，亦即生产方式而言，如从公元前3世纪初以降匈奴与西汉分别统一游牧区与农耕区算起，大体上可粗分为5种类型的“文明板块”。[3]即（1）大漠游牧文明板块（简称“游牧板块”）。从万里长城、天山山脉一线以北至贝加尔湖北岸、西伯利亚森林地带，从大兴安岭以西至锡尔河流域，这片广袤的草原地带是游牧民的天堂。（2）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简称“农耕板块”）。从柳条边（老边）、[4]万里长城一线到南海与中南半岛北部，从巴颜喀拉山、横断山以东迄黄海、东海，这片土地加上夹在昆仑山与天山之间、通过河西走廊与世界屋脊东麓下的黄土高原相衔接的南疆绿洲，是农夫的家园。[5]（3）东北渔猎耕牧文明板块（简称“东北板块”）。被包围在大兴安岭山系、柳条边（老边）、朝鲜半岛北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与外兴安岭山系之中的东北地方，乃渔猎耕牧的乐园。（4）雪域牧耕文明板块（简称“雪域板块”）。南西北东四面分别环绕着喜马拉雅山、喀拉昆仑山、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与巴颜喀拉山、横断山，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系平地丘陵地带适宜游牧、河谷地带有利农耕之域。（5）海上文明板块（简称“海上板块”）。从库页岛沿着欧亚大陆东缘经过台湾岛，再到加里曼丹岛，分布着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等海域，围绕着此诸海，以中国的官府与移民、海商与海盗、帆船与交通、货物与信息、渔民与捕捞等为核心，形成了若干个由人、物、信息、交通、渔场所构成的移动的空间，是支撑着专门以贸易、交通、捕捞等为生业的人们的生活场所。[6] 此5种类型“文明板块”的提出，乃着眼于2000多年的历史时空，决非拘泥于一时一地之态势，故其中或相互重叠，或彼此交叉，或局部游离，或一时不相契合之处，在所难免。各个板块的统合为一，是其相互撞击、彼此交流、渐次统合的最终结果。这个硕果的瓜熟蒂落仅仅是180多年前之事。尽管如此，以往谈论中国疆域问题时，莫不以中原王朝或中原文明为轴心，其他“文明板块”被有意无意间置于从属或陪衬地位，并且其他“文明板块”即使进入中原也常常被视为破坏中原“先进”的经济等。 关于中国疆域形成问题的研究，国外学者往往站在单一民族国家的视角来看待此问题，出现“长城以北非中国论”、“中国乃汉族国家”等论调。国内学者，如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所述也皆为“西周之疆域”到“清代疆域”等中原王朝的疆域。[7]与顾、史先生一样，国内学者对中国疆域形成史的描述，大都未脱出中原王朝中心史观的窠臼。 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视角，以长时段、大空间为研究对象，推断中国疆域形成的基本趋势与模式。以1820年的清朝疆域作为坐标系的时空原点，用近代民族（国民）国家的系谱来回溯中国疆域形成的大体过程。为了论述方便，本文分别以匈奴—西汉（前91年）、唐—吐蕃（683年）、元（1294年）、清（1820年）为坐标系之时间轴上的连接点，并将此诸点横向剖开，作为空间轴上的断面，构成了4个时期的中国疆域的“四维空间”。通过剖析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自匈、汉各自统一游牧区与农耕区到1820年清朝统一“中国”，其趋向性或模式是何种样式？（2）1820年以前的中原王朝与其同期存世的单于朝、汗朝或赞普朝之间是怎样的关系？（3）疆域最终底定的“中国”与在此之前的历代中原王朝、单于朝、汗朝或赞普朝，乃至于地方政权之间是何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选择匈奴—西汉、唐—吐蕃、元、清，而不选择其他时段作为事例，纯粹是为了行文的便利。因为1820年的“清帝国的疆域、边界已取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承认” 。[8]此时清帝国的版图及其版图上的各民族，其历史已成为中国的“国史”，是今日中国可以回溯的当然的历史遗产。换言之，以1820年清帝国版图为范围，承认其历史有溯及力，其效力可以追溯到其源头，无论是相对统一的王朝也好，列国分治也罢，本研究都可以将其纳入视野之内。 一、五大文明板块的基本样态与发展趋向 （一）冒顿单于：大漠南北、东西的最初统合者 1.“游牧文明”的基本特征 至少在4000多年前，作为游牧文明象征的马，业已家畜化。[9]但在欧亚草原地带卷起狂飚且2000多年来给大陆带来一波又一波巨大冲击的游牧文明的成熟，乃公元前9—前8世纪之事。此后，无论是草原地带的东部（蒙古高原），还是中部（天山北路、哈萨克草原），抑或是西部（里海北岸、伏尔加河流域），相继装备了青铜马具与武器的游牧民，次第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历史上最初留下盛名的骑马游牧民，在草原地带的西部为斯基泰人，在东部则是迟后几个世纪出现的匈奴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基泰人与匈奴人的光辉业绩之所以能名传千古，是因为东西双峰并峙的大历史学家分别予以纪录之故。这便是希罗多德与司马迁及其不朽的巨著——《历史》与《史记》。有意思的是，二人虽分处东西方，时代不同，语言不通，更无法交流，但彼此所描述的对象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希罗多德是这样描述斯基泰人的：“他们并不修筑固定的城市或要塞；他们的家宅随人迁移。他们的家就在车上；他们精于骑射之术；他们不以农耕为生，而是以畜牧为主的；斯基泰人认为在公开的战斗中他们是不可能独力击退大流士的军队的……于是决定不对敌人进行公开的战争……（但他们）听到（波斯人撤退）消息之后，立刻火速地集合了自己的兵力……追击波斯人去了。”[10] 司马迁是这样描述匈奴人的：“毋城郭常处”；“逐水草迁徙”；“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毋……耕田之业”；“随畜牧而转移”；“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11]如将共同之处予以整理的话，大致有以下几点：（1）他们均为不事农耕的纯粹游牧民；（2）随家畜移动、没有定居的城市与聚落；（3）弓矢优良、全员为骑马战士；（4）战术富有机动性，且符合现实，不利时迅速撤退。这些共同的特征，皆与定居农耕地带人们的文明形态、社会模式、道德规范不同。斯基泰人与匈奴人的这些相似性决非偶然，因为欧亚草原地带的自然环境为游牧文明的诞生创造了适合的条件。 2.“游牧板块”的最初统合 匈奴民族的摇篮在“农牧交错带” [12]及其以北的河套及阴山一带。公元前3 世纪初的蒙古草原与河西走廊是三大游牧集团东西分列。其中，东胡居东，国力最强；月氏偏处西部，势力次之；匈奴据中，最为孱弱。冒顿单于即位后，首先出兵东胡，臣服之。尔后西向用兵，击走月氏。与此同时，南并楼烦，北服浑庾、屈射、丁令、鬲昆、薪犁等部，并趁秦末中原大乱，夺回被秦占领的河套及阴山一带。进而于公元前200年大败刘邦32万大军于白登，迫其与匈奴和亲。嗣后近70年间，汉朝不敢与匈奴争锋于长城内外。于是乎，冒顿单于便第一次统合了长城以北，东到辽河、西逾中亚的广阔草原，并凭借快捷的骑马兵团，树立了强大的游牧帝国。[13]就时间而言，“游牧板块”的初次统一，早于汉武帝对“农耕板块”的最终统一。[14] （二）汉武帝：“农耕板块”的再拓展 傅斯年曾提出“夷夏东西说”。认为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上，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15]傅氏的推论已为1950年代以降的考古发掘所证实。以泰山为中心，南抵淮河、北达辽东半岛南端、东环渤海与黄海、西至豫东的黄河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相当长的时段中，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文明圈。此文明圈与东抵豫东、西至甘青接壤处、南达鄂西北、北迄长城沿线与河套地区的中原文明区，东西相对。这两个文明区，先是夷、夏相搏，次是商、夏角 逐，逮 至 公 元 前221年秦灭六国，两个农业文明圈最终合二为一。嗣后，秦始皇藉灭六国之余威，举两个文明圈之人力物力，北拓河南地，南下浙闽粤，扩大“农耕板块”。 70多年后，汉武帝承秦始皇之余绪，再度拓展农耕区域：在东方，于今朝鲜半岛北部东海岸建苍海郡（前128）、以卫氏朝鲜之故地立乐浪等四郡（前108），纳朝鲜半岛中、北部于郡县体系之中；于东南则破闽越（前111），浙南八闽之地从此浸染中原文化。在西方，于正西攻讨西羌，占领湟水流域，设护羌校尉（前111），汉朝势力进入青藏高原东北部；于西南则平西南夷，筑犍为（前135）、牂牁（前111）、益州（前109）等郡，西南遂得比于内地诸郡矣；于西北则置河西四郡（前111），进而攻讨西域而有之（前102），最后设立西域都护府以直接统治之（前60）。从此，西域通过河西走廊被连接到“农耕板块”之中，给塔里木盆地及葱岭的历史带来了决定性的转变。在南方，则平南越，立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前111），汉势力突入中南半岛北部及中部沿海地域。在北方，则拓河南地、阴山，设朔方、五原郡（前127）。这样，“农耕板块”的统合滥觞于秦始皇，最终奠定于汉武帝。 （三）松赞干布：雪域板块的缔造者与“西朝”的奠基人 从考古发掘来看，西藏有着久远的文明。[16]一般认为，“今之藏族即古之羌人”[17]但由于文献的不足，对于松赞干布兴起前的雪域景况却无法确知，给人以吐蕃文明瞬间崛起的印象。 6世纪后半，活动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吐蕃部落开始强大，渐次吞并临近部族。 7世纪初，松赞干布承继父祖之业，东征西讨，君临整个青藏高原。到赞普赤松德赞时，吐蕃已是“东接凉、松、茂、間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的强大赞普朝。[18] 应该说吐蕃文明的兴旺，经历了一个长久的过程，既是三大古文明流播之果，[19]更是青藏本土文明的胎动使然。就后者而言，只要仔细嚼咬遗世文献与考古资料便会体察到吐蕃文明的崛起，绝非偶然。仅着眼于地理环境来说，西藏的地形大致可分为山区、高原区、河谷区。就气候条件而言，从藏东南向西北依次呈现热带、亚热带、温带、亚寒带、寒带的分布特征。复杂的地形与多样的气候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生态特征与种植制度，为西藏发展牧、农业等提供了有利条件。就藏族发祥地与吐蕃都城逻些城的自然条件而言，二者皆位于雅鲁藏布江河谷中央地带。雅鲁藏布江在中国境内的长度为2229公里。如果以该江中段为轴线，西起日喀则的拉孜、东至山南地区的桑日，直线距离为440公里，河谷面积约7万平方公里。这里气候温和、地势平坦、人口密集、交通方便，素有“西藏粮仓”、“牧场”之称。这是一个温暖的宜耕宜牧地带，为处于青铜器或铁器时代的部族与政权的崛起，提供了优良的摇篮。松赞干布崛起后，依托此根据地，征服了文化发达的象雄等部，瓦解了出产优秀骑士的苏毗、吐谷浑等强盛部落。 虽然吐蕃的经济类型较全，呈现复合形态，但在其经济体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农业与畜牧业，手工业与商业亦很发达。很难估计农业与牧业经济的相对重要性，就是在20世纪40年代，牧区占地虽然远远超过农区，但却有80％ 以上的人从事农业。[20]伴随着农牧业的高度发展，带动了吐蕃手工业的进步。吐蕃手工业之发达，首先体现在精良工艺所铸就的远远高于唐朝的骑兵装备上。仅以铠甲为例，刘籧记述曰：“其铠胄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21]杜佑赞美云：“人马俱披钅巢子甲，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所能伤也。”[22]在枪炮还没有登场的冷兵器时代，这支快似今日之机械化部队，坚似现在的装甲部队的兵团，实在是一支令人生畏而又无可奈何的力量。同时，与“农耕板块”的缺乏商业冲动不同，统一吐蕃的开疆拓土与对外军事行动，往往与商业贸易相伴而生。吐蕃攻取河西走廊与西域、攻击南诏，主要是为了控制与保卫丝绸之路、滇缅商路等国内、国际贸易通道。[23] 就“雪域板块”构建而言，松赞干布握有吐蕃政权后，在政治上实行了设官定制、强干弱枝（首都强而地方弱）政策的同时，在行政区划与社会组织上实施军政合一、全民皆兵体制；在经济上，因开疆拓土的成功，扩充了社会交流空间，使得游牧、农耕、手工与商业得以相互补充；在文化上，通过文字的创制，促进了部族一体化与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在军事上，“以马为命”[24]的吐蕃人，假以发达的牧业、农业、手工业与昌盛的商业，一支无坚不摧的甲胄骑士兵团得以形成，为各项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保障。伴随着吐蕃政权的崛起，“雪域板块”也瓜熟蒂落。正因为该板块有着农耕、游牧等板块所不具备的优势，所以甫经面世即显出勃勃生机，与强盛的唐朝角逐于西海、西域、关陇等地，并逐渐占了上风。 763年，吐蕃攻陷长安，“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男广武王承宏为帝，立年号，大赦，署置官员”。[25]嗣后，唐、蕃相互攻防，彼此疲惫，双方皆有罢战之意。于是，唐蕃双方于783年商定在清水会盟，划分疆界，其盟文云：“今国家所守界：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陇州西至清水县，凤州西至同谷县，暨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为蕃界……其黄河以北，从故新泉军，直北至大碛，直南至贺兰山骆驼岭为界，中间悉为闲田。”[26]也就是说，除了整个青藏高原、四川西部、天山南路归属吐蕃外，靠近唐朝首都长安的陕西西部、整个甘肃与宁夏的大部分也收归于赞普帐下。 清水之盟既没有改变吐蕃对唐朝处于进攻态势的局面，也没有阻止吐蕃之东向兵锋，其铁骑频繁逼近长安，并常有斩获。821年，唐朝为了减轻压力，又与吐蕃会盟于长安王会寺。盟词曰：“中夏见管，维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为主。……塞山崇崇，河水汤汤，日吉辰良，奠其两 [27]疆，西为大蕃，东实巨唐。” 与上述盟词相参照、可相互印证的还有至今仍耸立于拉萨大昭寺门前的“唐蕃会盟碑”，其碑文曰：“今蕃、汉二国所守见管本界……蕃、汉并于将军谷交马。其绥戎栅以东，大唐祗应；清水县以西，大蕃供应。”[28]此时此刻，唐蕃双方彼此承认各为东、西方之主。按照当时的“中国”景况，可以说，唐朝与吐蕃实际上构筑了古代中国的东朝与西朝，双峰并峙。然就实力而言，西朝睥睨东朝之态，跃然纸上。 元朝时，吐蕃被纳入了大汗帐下，但这决不意味着吐蕃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已完成历史使命。自元世祖封八思巴为“帝师”以统领其地僧尼之后，“雪域板块”渐渐演变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地域。到元顺帝时，黄教兴起，不但在西藏大行其道，在安多，甚至连内外蒙古也惟黄教活佛马首是瞻。同时，黄教在喜马拉雅山南麓诸国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其首领或为黄教势力所立，或附属于黄教最高活佛，使得“雪域板块”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吐蕃强盛时期的政治疆域。直到清末，乃至于民国，黄教影响仍持续不辍。 （四）“东北板块”的逐次崛起 无论是东北最初的国家——孤竹国也好，还是箕子朝鲜、卫氏朝鲜也罢，从严格意义上说，均为“农耕板块”的延长。出现在公元前37年的高句丽及立国于698年的渤海，尽管它们分别存世达705年与228年之久，但它们都是局促于东北偏东一隅，且为依附于“农耕板块”或“游牧板块”的地方政权。唐朝虽然也在东北设置羁縻府州，但其影响力仅波及东北的南部与中部，尚未辐射到黑龙江流域及其外兴安岭之域。辽朝虽然第一次将东北统合为一体，但充其量是“游牧板块”的向东伸展。 由本土力量将“东北板块”最终构筑成型的应属女真人及其建立的金朝。 12世纪初期，渔猎耕牧于黑龙江流域阿勒楚喀一隅的女真完颜部，仅用10多年时间，便消灭了辽、北宋，把领土拓展到淮河流域。引导金朝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是其独具特色的国家体制。而金朝最有魅力、最能体现通古斯系民族特色的体制，莫过于集军事、行政、生产为一体的“猛安谋克制”。就军事而言，与猛安谋克制密切相关的是骑射与围猎习俗。 关于骑射，《三朝北盟会编》卷244“用师”条载：“虏人用兵专尚骑……骑不以多寡，约五十骑为一队，相去百步，而行居常以两骑自随。战骑则闲牵之，待敌而后用。又有一贴军曰阿里喜，如遇正军病，即以贴军代行。至兵都官曰天下兵马大元帅，次曰左副元帅，右副元帅，左帅，左翊都统，又其次曰随军万户，每一万户所辖十千户，一千户辖十谋客，一谋客辖两蒲辇。自万户至蒲辇，阶级虽设，寻常饮酒食略不闲别，与兄弟父子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阂塞之患，每有事未决者，会集而议之，自下而上各陈其策，如有可采者，不择人而用之。其临大敌也，必以步军当先，精骑两翼之或进或退，见可而前，弓矢亦不妄发，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盖骑先贵冲突而已，遇败亦不散去，则逐队徐徐而退，弓力止七斗，箭极长，刀剑亦不取其快，利甲止半身护膝微存，马甲亦甚轻。” 关于围猎，《三朝北盟会编》卷244“田猎”条载：“虏人无他技，所喜者莫过田猎……每猎则以随驾之军密布四围，名曰围场。待狐兔猪鹿散走于围中，虏主必射之，或以雕鹰击之。次及亲王、近臣出围者，许人捕之，饮食阴处。而进或以亲王、近臣共食，遇夜则或宿于州县，或宿于郊外无定。亮以子光英年十二获獐，取而告太庙，裒立尤甚有三事令臣下谏，曰饭僧曰作乐曰围场，其重田猎也如此。” 逮至清朝入关，为了保持八旗骑射的传统，延续通古斯系民族固有的骑射与围猎习俗，特在河北北部与内蒙古东南部开设总面积1.5 万平方公里的围场以习射，每年秋犭尔行围，讲武于避暑山庄。 值得特书一笔的是，满洲人在入关前就汲取汉文化，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在创立与巩固后金（清）政权过程中，大力采纳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制度。清皇室的汉文化修养之高，不仅远远超出少数民族皇室，即便是历代汉族皇室也罕有出其右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满洲人在入主中原以前，就已经有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29]这对他们汲取与农耕文明密切相连的汉文化，提供了心理的与现实的保障。 努尔哈赤崛起前，女真人便集中居住在筑有城墙的城镇、[30]设有防御工事的堡寨 [31]和村庄 [32]之中。他们“无墅不垦，至于山上，亦多开垦”，且“土地肥饶，禾谷甚茂，旱田诸种，无不有之”，以至于“屋居耕食，不专射猎” 。[33]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女真人已能“炒铁，开金银矿”，[34]且能“养蚕以织绸缎，种棉以织布帛”。[35]与此同时，采集渔猎业，在女真人社会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与女真人武功相伴而生的行猎，法令严禁，进退有序，所获亦多。[36]畜牧业亦较发达，“六畜惟马最盛，将胡之家千百为群，卒胡也不下十数匹”。[37] 可见，“东北板块”与“游牧板块”是有区别的。前者兼有渔猎游牧与农耕文明二者之优势。强悍与擅骑射乃渔猎游牧民族之所长，此乃优于农耕民族之处；其不亚于农耕民族的文功，得益于其本身固有的农业传统，此乃优于纯粹游牧民族之处。金太祖仅凭2500多名骑士抗辽并一举获得成功，既而奄有东北、中原；清帝国藉不满10万将士塑造了陆疆1300万平方公里、辽阔的海域与众多的属国或属部尚不计在内的强大帝国，莫不依托其基干的、在“东北板块”上铸造出来的铁骑，以及支撑着这些铁骑的猛安谋克制或八旗制。 （五）“海上板块”的形成与内敛 1.“海上板块”的特殊性 在思考中国疆域问题时，仅仅让视点落在陆地上，对中国疆域的理解显然是不充分的。从广域的东亚历史来看，从库页岛到加里曼丹岛，有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苏禄海等若干个海域组成的链条。围绕着海域，位于其周缘的国家与地域及其交易城市相互影响，构成了历史性的重要海域交易圈。这既是历史的存在，也是这个广大海域的最大特征。各个海域周缘地域之间的相互关连，彼此给予不同程度的影响且十分接近，但绝非保持着同一化的距离，其相互之间仍维持着独自性。各海域均形成相对独立的交易圈，交易圈的周缘生成交易港、交易都市。在各交易圈的交错地带，形成中继都市，市场相对整备，并形成商人居住区，发行通货，交易条件较为完善。这些连锁的海域与朝贡贸易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海域圈在连接着“陆”的地域圈的同时，还保持着独自性。 所谓“独自性”，是指海域世界的组织原理是对人主义的网络性社会，具有流动性、商业指向性、多样性等特色。在此，围绕着海、岛和港，形成环流的信息、人与物的流通空间，呈现出相互协调的多种族性、多文化性，成为有别于“陆”域的秩序空间。这是一个交换网的循环世界。所以，当1820年中国的陆域与外国形成较明确的线状边界时，“海上板块”仍沿着自身的发展轨道向前滑行，以整个海域为内径，并不像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那样，将海域人为地分割。在19世纪上半以前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国的海商与海盗、帆船与使者、渔民与移民，成为这里的主导性角色。正因为如此，日本学者松浦章将中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作为中国内海，置于海洋的视野予以研究。[38] 不可否认，在古代，海洋和阳光、空气一样，被认为是“大家共有之物”。人类确立领海制度，已是18世纪末期之事。也就是说，如以1820年的中国疆域为基点，按照当时的国际海洋法或习惯法，即以3海里为领海宽度的话，中国的领海只能是上述的濒临中国大陆、内水及其所属岛屿水域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可是，对上述的海域而言，与其说有“边境”，还不如说“边境”是“交通”（语言精神上的沟通、物质上的交流）的场所，毫无例外地是“近代”开始的地方，也许更贴切些。 2.“海上板块”的雏形、发展与王朝政策的变容 松浦章先生将714年设置于广州的作为掌握唐朝的海上贸易的官吏——市舶使，视为古代中国王朝正式介入海上贸易事务的起始年份。[39]当时唐朝四大港口之一的广州港已能停泊千艘海船，前来经商的各国客商之多、商货之丰富前所未有。 9世纪时，侨居广州的外国商人及其家属达到了12万人之多。 实际上，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北方沿海居民就开拓了从黄渤海到日本山阴及北陆、从黄渤海到日本北九州的两条比较固定的航线；东南沿海居民已开通了台湾航路，“海上板块”已具雏形。到了西汉，由于天文与气象方面知识被广泛地应用于航海，特别是风帆的出现与季风航海技术的发达，使得西汉的航海事业出现了质的飞跃。其标志是“南海”的发现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由广西合浦沿中南半岛东海岸，经南海以达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出现，说明当时的中国业已具备了远洋航海的能力。“南海”的发现，使得北起鄂霍次克海南迄南海的中国海域已南北联成一气，海上板块已基本成型。 元朝基本上将唐宋的市舶司制全盘继承，并发扬光大。元朝是古代中国海上力量最强盛时代。当时中国的帆船、海商活跃在南海通往印度洋及欧洲的航路上，控制着南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航路、贸易。元朝的海洋事业的高度发达，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完善了市舶司制度，颁行《市舶抽分杂禁》等法规，以保障海外贸易的繁荣与发展；（2）发展了海上漕运业、海上运输业；（3）比唐宋时期的海外贸易范围宽泛的多；（4）是古代中国第一个通过海洋、海军开疆拓土的王朝。 但元朝发达的海洋事业，伴随着朱元璋严厉的“不许片板下海”政策的实施，顷刻间冰消瓦解。[40]使得在8— 15世纪业已形成的世界上最强大海商集团——中国海商的帆船渐渐被后起的欧洲船队所替代。清朝入关后，继承了明朝的禁海政策。从此，明清的海上军事活动的主要职能是缉拿海盗、约束海商，导致官军舰船“窄而脆，其器则朽而钝，或能游弈于沿海，而不能远驾以破敌”。[41] 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时期，国家与私商、海盗密切合作，政治军事征服与航海贸易拓殖同步进行。而对中国明清式专制政体而言，紧闭国门是迫使百姓顺服的最有效的办法。所以中国人冒险海上，贸易或劫掠，都有一个帝国在后面追剿他们，而且常常与西方殖民者合作，使得中国海商成为“没有帝国的商人”。[42]但现实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海禁必出海盗。有明一代，海盗猖獗。我们从后来对中国历史产生强烈影响的郑氏集团的产生与强大，可以窥见中国式海盗的一般面目。 1621年，海盗郑芝龙等起事，到了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已构筑了海上帝国。郑氏“习于海战。其徒党皆内地恶少，杂以番倭骠悍，三万余人矣。其船器则皆制自外番，艨艟高大坚致，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43]郑芝龙被明廷招抚后，“招集流亡，倾家资，市耕牛、粟、麦分给之，载往台湾，令其垦辟荒土，而收其赋”。[44]清朝占领福建后，郑芝龙被清廷招降。郑芝龙的一生，可谓明清时代中国式“海盗”的写照，其并不以杀人越货为本业，而是对明清朝廷海禁政策的反抗，是在代替紧扼自由贸易之喉的朝廷或者在自由贸易事业中缺席的朝廷，维持着另类的贸易秩序。 虽然得不到政府的强力支持，但清朝的海上贸易事业还是有所发展。与明朝相比，清代的海外贸易特征有三：（1）各沿海商人的交易对象固定化；（2）交易定期化与恒常化；（3）海外及沿岸贸易网相对完备化。清朝海上贸易得以恒常化，有赖于被称为“戎克”的中国式帆船的出现。据载，戎克船使用三根帆柱，材质采用外国产的木料。该船较大者可载万余担，小者可载数千担。[45]这种帆船有船主、财副、总管、火长等22人、水手60— 100人。[46]如果以19世纪初期富尔顿发明汽船为分水岭的话，那么在此之前，中国帆船曾以无与伦比的优势，在中国的诸海域与印度洋上纵横了1800年左右。 另一方面，唐以降迄元末，中国人相继移民南洋，16世纪末的吕宋、菲律宾有数千中国移民。[47]到了清代，进出海外的移民迅速增加。但这些移民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与明清海禁政策的实施，始终处于被中国官军与西方殖民者或单独或联合屠杀与迫害的地位，使得海外中国人成为“没有帝国的移民”。[48]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官府势力与海上民间势力在内斗中互相抵消。明清王朝蓄意遏制面向海疆的南洋移民，压制了民间海外移民的冲动。 3.海上板块的奠定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是这样描述中国古代的海上事业的：“自14、15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的贸易逐渐扩大，存在着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以印度为中心的南亚贸易圈，及以此两个贸易圈为两轴，中间夹以几个贸易中转港的亚洲区域内的亚洲贸易圈。欧美各国为寻求亚洲的特产品，携带着白银也加入到这个贸易圈中来。”[49]也就是说，从15世纪左右开始，泰国、马六甲、越南、爪哇、菲律宾、长崎、朝鲜及其他各地和中国（华南、华北、东北）联结的朝贡贸易网，以及与地区间沿岸贸易结合的移民浪潮的扩大，形成了一种内外共同发展的现象。[50]“东亚贸易圈”也好，“朝贡贸易网”也罢，莫不在本文所描述的海域中展开，“海上板块”也随之最终奠定。正因为如此，松浦章氏将17—19世纪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称为“清代的海洋圈”。[51] 由是观之，明清以后的海上板块之构筑，海商与贸易、帆船与移民、海上交通与海盗是起了主导作用的。相反，明清政府的举措，仅仅是被动的应对而已。 二、五大文明板块统合的纵向态势 （一）匈奴—西汉：南北朝对峙与相互承认 1.北朝与南朝的构筑 匈奴政权实行军政合一体制。单于乃匈奴的军政首长，单于以下设左右 贤 王，左 右 谷 蠡王、左右骨都侯、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官职，辅佐单于处理国事。匈奴将其国分为3个部分，一是建于漠北鄂尔浑河上游山区的单于庭，直辖匈奴中部，由单于直接统治；二是左贤王庭，管辖匈奴东部地区，由单于接班人左贤王统治；三是右贤王庭，管辖匈奴西部，由右贤王统治。就军事层面而言，自单于以下，所有官佐都是大小骑长、军事首领，都有 统 领 军队、亲临战阵的职责；就军事首领而言，有万骑长、千骑长、百骑长、什骑长等军阶。匈奴之后，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等先后依靠此“板块”建立了若干个北朝。而具有鲜卑血统的李氏唐朝则承北朝之余绪，第一次将“游牧板块”与“农耕板块”统合。元朝则以“游牧板块”为基地，第一次统合了古代中国的全部陆疆。可见，“游牧板块”在构筑中国疆域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果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算起，到公元前91年汉武帝的征讨事业尘埃落定，经过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由秦始皇初步构筑，汉武帝再拓展的“农耕板块”始告奠定。随之而来，真正意义上的“南朝”也呱呱坠地。 2.公元前91年的中国疆域态势 公元前91年，随着汉武帝“轮台罪己诏”的颁布，其开疆拓土的事业宣告终结。汉武帝所开拓之疆土，大都为长城以南的农业区域。在长城以北，汉武帝虽然与匈奴相互攻防、搏杀30余年，但双方仍在长城一线拉锯。此时，中国的其他文明板块尚未崛起。于是，“游牧板块”与“农耕板块”便在其他文明板块缺席的情况下，构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南北朝”时代。有趣味的是，与后来的“南北朝”双方互相攻讦不同，这个“南朝”与“北朝”是相互认同、彼此承认的。《汉书.匈奴传》载：公元前162年，汉文帝遗书匈奴单于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公元前89年，单于遣使遗汉皇帝书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 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到达长安觐见汉宣帝，表示归附汉朝。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匈奴被纳入汉朝疆域的标志。但从法理的视角来看，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在匈奴呼韩邪单于决定觐见之前，汉帝就以何方式接待征询大臣们的看法。最后，汉采纳萧望之的意见：“以客礼待之，令单于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52]基于此史实，笔者不认同汉朝统一匈奴之说。 （二）唐—吐蕃：农耕与游牧板块的初次统合与东西朝的登场 1.“天可汗”的诞生：第一次南北朝的终结者 630年，唐太宗灭亡东突厥，纳大漠南北于唐朝版图，于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53]到683年唐高宗驾崩，李唐已辖有东起日本海，西迄咸海西岸，北逾贝加尔湖，南达中南半岛中部的广大陆上疆域。唐太宗父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合了“农耕板块”与“游牧板块”，成为第一次南北朝的终结者。 以往论说中国历史时，往往“汉唐”并论，以昭示其国力之盛。但严格说来，以汉武帝之雄才大略，倾举国之力，与匈奴攻防数十年，到最终也仅仅是个“南朝”之主。而唐太宗以唐初疲惫之师，数战即荡平强大的突厥。与唐太宗一身得兼中原农耕民的天子与北方游牧民的天可汗相比，汉武帝当赧然一笑。那么，为什么“天子”与“天可汗”的双重身份偏偏向唐太宗招手而不是汉武帝？这需要从李唐王朝建立者的出身、起家班底及其承继的文化着手，进而研判之。 李唐王朝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其创业与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独孤氏、太宗之母纥豆陵氏、高宗之母长孙氏，皆是鲜卑人，[54]人所共知，不待赘述。至于男系，虽然其姓氏好像是汉族的“李”氏，实则不然。陈寅恪氏考证出李唐自称其先世出自西凉李 詗 之正支后裔纯系捏造，并“假定李唐为李初古拔之后裔”，而“初古拔或车辂拔乃当日通常胡名”。[55]故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56] 李唐王朝的核心文物制度系承继其同族——鲜卑族创立的北朝而来。对此，陈寅恪氏说：“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57]正因为如此，李唐王朝的一系列体制，如经济上的均田制，政治上的任官与选举之权归属中央，军事上的府兵制等，皆是以往汉族王朝所没有的制度。李唐王朝创业者与初期君主身上流淌的胡人血液，使他们有着农耕出身的汉族君主所不具备的尚武精神与进取性格。同时，良好的文化教育又使他们有着草莽游牧民所欠乏的心智。可以说，李渊祖孙三代以胡人汉化之身入主中原，提供了半汉化的胡人入继大统的完美例子——在完全保留着“游牧板块”凌驾于“农耕板块”军事优势的同时，又从汉人那里获得了优于处在原生状态的北方游牧部落的组织能力。李唐的军事优势在于承继其民族固有的以骑制胜。“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所以，“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58]这种双重优势，也是后来基本统一中国的忽必烈与最终统一中国的乾隆帝的制胜法宝。 2.683年的中国疆域态势 683年唐高宗驾崩之时，唐帝国在统合了“农耕板块”与“游牧板块”的同时，还据有“东北板块”中的黑龙江中游一线以南的广大地域。“东北板块”的黑龙江中游一线以北广阔地带的东部（包括库页岛）尚为族群占据，西部仍为室韦族群所据。 “雪域板块”此时正处于上升时期。670年，吐蕃大将论钦陵大败薛仁贵所率10余万唐军于大非川，并趁机灭亡吐谷浑国。678年，又大败唐将李敬玄所率大军于青海。经过反复搏杀，又假以783年、821年唐蕃两次划界，吐蕃已成为可与唐朝东西颉颃的强大赞普朝。[59]唐朝与吐蕃俨然以东西朝之架势登场，且双峰并峙。 西南地方自北周（557— 581）时游离出中原王朝而自治，中经濮部、六诏、南诏、大理等政权更替。南诏与大理盛时，其疆域曾北抵大渡河、南到今老挝中部与泰国北部一线，东达广西西部与越南北中部一线、西接弥诺江中上流一线，即今印缅边境一带。 另外，有唐一代的海上事业有着前所未有的进步，海上板块正逐渐完备。 （三）元朝：陆疆板块初次统合及开拓海疆 1.中国陆疆板块首次统合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时，古代中国正处于“战国时代”。从东往西排列，依次为金、南宋、蒙古、西夏、吐蕃、大理、西辽。可谓诸国纷争，江山破碎，一片混乱。嗣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开始了征服事业。 1218— 1223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西征，灭亡了西辽，以及花剌子模国等。嗣后，乘胜于1227年消灭西夏。成吉思汗驾崩后，其子孙秉其遗志，先后于1234年击破金朝、1247年降服吐蕃、1253年击灭大理、1279年灭掉南宋。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合陆疆的王朝，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将全国陆疆统归于中央政府管辖的政权。所谓“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60]元朝对地方的直接管辖机制体现在其独有的行省制度上。与行省制度相配套，独具元朝特色的站赤制度被彻底实施，元朝在其所统辖的所有地方，每隔60—70里设一个驿站，以便通达政情。 2.1294年的中国疆域态势 1294年忽必烈驾崩时，元朝本部版图东起鄂霍次克海、日本海，西北至额尔齐斯河、西南至喷赤河中流，北起贝加尔湖以北，南至南海诸岛。与唐朝相比，在东部，元朝将朝鲜半岛与济州岛纳入其行省体系，远比唐朝来得彻底；在西北部，二者所得大体相当；在西南部，整个青藏高原与云南及其缅北、印度东北部均被纳入元朝版图，而唐朝在此一无所获；在南部，元朝最终接受了宋朝的遗产，将唐朝深入中南半岛中部沿海的领土放弃；在北部，元朝远较唐朝深入西伯利亚冰原腹地。纵观元朝版图，未被纳入进来的唯有包括台湾岛及其若干岛屿在内的部分“海上板块”而已。 （四）清朝：5大板块最终统合与中国疆域的最终奠定 1.陆疆板块的再统一 当1616年努尔哈赤即大金可汗位时，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列国割据，四分五裂的状态。在陆疆，由东至西排列着后金、蒙古诸部、吐鲁番、鞑靼土默特部、吐蕃、卫拉特、吉利吉斯、叶尔羌国。在海疆，葡萄牙、西班牙与荷兰已纵横中国东海、南海，台湾岛等岛礁孤悬海外。 从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到1820年“中国”真正统合，历经230多年，努尔哈赤祖孙7代，代代英睿非常，始以东北一隅之势，继举全国之力，所经何止数千战，终于缔造出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帝国。 2.“海上板块”全部纳入清版图 1603年荷兰人出现于中国南海，1624年占领了台湾南部，1642年独占了全岛。1661年4月，反清失败而寻找海上栖身之地的郑成功率2.5万余众进击台湾，翌年2月占领之。嗣后，郑氏集团以台湾为据点，长期骚扰东南沿海。由于清军水师较弱，故清廷曾与郑氏集团多次谈判，希冀招抚之。但郑氏集团自立乾坤的态度坚决，不接受清廷所倡导的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提议。 1682年6月清军将领施琅攻下郑军据守的澎湖，消灭了郑军主力。[61]同年8月，郑氏集团投降。台湾岛连同整个“海上板块”被正式纳入了中国王朝的版图。 3.1820年的中国疆域态势 日本学者石桥崇雄先生认为清朝是一个“双性的王朝——‘夷’与‘华’的两面性”、“三重构造的帝国——中华王朝体制、汗体制、八旗体制有机结合”。[62]石桥先生虽然探讨的是清朝国家体制，但若将其运用到清朝疆域态势研究上，也可收意想不到之功。 清朝除了承继明朝的疆域（主要是农耕区域）之外，还将整个东北、游牧、雪域、海上等板块也纳入其版图。清朝虽然是依靠八旗劲旅之力入主中原，但高擎的却是替朱明皇室报仇雪恨的大义名分，因而受到北京明朝官民的热烈欢迎。[63]所以，清朝在中世社会伦理下，是被置于明朝继承者的地位的。因此，清朝既有“夷”（出身东北）的蓬勃向上、开疆拓土的盎然之气概，又有中世以降且被朱氏王朝改造过的“华”（朱氏农耕文明）的保守与绝对专制的一面。 至于“三重构造的帝国”，体现在清朝皇帝在北京则是汉族等农耕民族的天子、在承德则是北方民族的大汗与属国属部的共主、在盛京则是八旗（满、蒙、汉）的总旗主——三位一体、三个中心支配体制的出现，正好映照了清朝的疆域态势。 首都北京固然是清朝的首善之区，国家重要政令大都在此形成、颁布。清朝皇帝在此更多的是以农耕世界的天子之姿君临天下。在农耕、海上等板块，清朝主要实施传统的 省、府、县制，个别地方残留着土司制。 夏都承德担负着清朝皇帝笼络北方民族之责。在这里，皇帝们更多的是以各藩部的大汗之姿出现在各少数民族首领的面前。与此同时，清朝皇帝还时常以天下共主之面目出现，接见前来进贡、朝贺、朝觐的各属国、属部或外国的使节。此时此刻，承德变成了清帝处理游牧、雪域2大板块，以及属国、属部事宜的政务中心。在游牧、雪域2大板块，以及西域，清朝实施“藩部”建制，即自治体制。 陪都盛京既是“八旗体制”的发祥地，也是连续不断地为关内八旗提供新鲜血液的后备基地。而清朝皇帝在八旗体制中，实质上扮演了总旗主的角色。关内八旗劲旅随着汉化的加深，愈益失却勇猛无敌的精神。惟有留在关外的八旗铁骑，长时间地保存强悍之气。唯其如此，整个东北在清朝疆域体系中，处于特殊地位。虽然整个东北实施将军体制，但细分之，在南部仍实施府、县制；在中部则实施“八旗”制；在黑龙江下游、外兴安岭、库页岛则实施“乌林”制度。 结语 公元前200年—1820年，漫漫两千多年，原本历史渊源不同、文化传承各异的5大文明板块最后融为一体。统合5大文明板块的粘合剂，则是中国固有的人文地理条件与文化传统。以下先就5个板块的人文地理条件，予以剖析之。 就“游牧板块”而言，蒙古草原处于最恶劣的气候带上，冬天是西伯利亚酷寒气候的延长地带；夏季的草原是戈壁滩炎热气温的纵深地域。那里几乎是10年一次的冬季暴雪或春季旱魃，导致牲畜死亡，牧草枯萎。此时，游牧民往往将目光投向黄河流域肥沃温湿的土地。况且游牧业属于单一经济，它需要农耕区的粮食、茶叶、铁器、各类日用品等来支撑其生存。在这种状况下，游牧民对农耕区的定期性推进便成了一条自然规律。这些草原之子，莫不属于头脑清醒、身强体壮与注重实际者。当农耕区政权腐败无能时，快如飓风的铁骑每每轻易地将其征服。毋庸置疑，这些征服者不但带来了固有的文化，而且还不同程度地接受农耕文化，并使之相互融合。人们津津乐道的盛唐文化，就是这种融合的产物。也就是说，出身于“游牧板块”的统治者，一旦他们成为“农耕板块”的统治者后，往往不自觉地成为农耕文化的继承者，乃至于代言人。 就“东北板块”来说，其与游牧板块有着大致相同的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艰难的生活条件，有着游牧铁骑同样的南下冲动。所不同的是，“东北板块”兼有游牧与农耕二大板块之长。唯其如此，康熙帝与乾隆帝最终担当了自战国时代生成、西汉业已成熟的“天下归于一统”理想或遗命实现者的角色。 在秦汉及其以前，“农耕板块”曾利用其先发优势，对其他板块起到过主导作用。同时，各大板块最终被统合于“中国”的粘合剂——“大一统”思想（或称为“理论”）也发祥并最终奠定于斯。但不可否认的是，自三国时代以降，由于生活手段与生产方式的局限，从“农耕板块”上孕育出来且由汉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中原王朝，往往善文治而乏武功，在底定中国疆域的最后几轮冲刺表演中，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看客，而不是表演者本身，而中原地域则经常提供表演舞台而已。“农耕板块”最终未能担负起统合中国的历史使命。 “雪域板块”介于印度、波斯、突厥与中原文明之间。但令人感兴趣的是“雪域板块”最终成为中国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究其要者，人文地理条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四周环绕着崇山峻岭的青藏高原，唯其东北部低缓，并且有若干个山口与“农耕板块”相连。这些山口既是吐蕃人祖先移住青藏高原的通道，也是其伴随着回归故土、回归母文化的潜在冲动所带来的东向发展与东向拓展的回路。并且，恰恰因为这相对便利的地理环境，为元朝开拓青藏高原，提供了切实的条件。 12—15世纪，“海上板块”是一个强势地带。元朝有着中原王朝所不具备的海洋意识，海运漕粮、越洋征战，无不空前绝后，但这些却被明朝的海禁政策所扼杀。应该说，海禁政策是中国后来失去富庶的鄂霍次克海、浩瀚太平洋的罪魁祸首。 至于5大板块得以统合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诞生于战国时代，最后烂熟于董仲舒、司马迁、司马光、李世民、脱脱、爱新觉罗胤慎等的“大一统”思想。司马温公曾对大一统之内核有过辨析：“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64]温公先生从更高层次上诠释“大一统”的同时，实际上在为其他文明板块入主中原正名。“大一统”思想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通过历代有识者的努力，难懂的、学术性的，而且常常是朦胧混乱的哲学转变为明白易懂的语言，最终简化为标语口号。所以，虽然在1820年以前，“中国”一直处于非统合状态，但各板块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却是一种将国家统合作为终极追求的“大一统”领土观。耐人寻味的是，在近2000年中，在统治的意识形态方面，各个板块都没有 出 现 什 么 新 东西。在这长长的时段中，没有新的领袖去寻求以新的统治逻辑为基础，建立有异于其他领袖所为的地方自治。人们心中的模式始终是“统一的帝国”，尽管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个“统一的帝国”是想象的或理念之物。各板块的人们很早就成功创造了支持这种看法的基础结构。这意味着，在近2000年时间里，要重新创建和重新形成帝国体制，总是有现成的意识形态资源和组织资源可以利用。中国各个时期的较强大的王朝，如唐、元、清等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的能力，确实依赖于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能够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论理。否则，如果国家只是力求用军事手段延长自己的统治寿命的话，就会在强制性资源和控制手段方面引起难以收拾的问题，从而造成国家的瓦解。因为唐、元、清即使在全盛期，相对于其1300多万平方公里以上的陆疆而言，其不足百万的军队，面对前近代极端落后的交通条件与以人力畜力为动力的交通工具，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唐、元、清时期的国家有能力根据各地的社会特点，改变策略和人员配备，以促进统合和控制。 上述可见，1820年以前，在“农耕板块”上诞生的中原王朝与其同期存世的——在其他板块上诞生的单于朝，或汗朝或赞普朝之间，是一种平行与平等的关系，既无主从与主次之别，更无正统与僭伪之分。疆域底定的“中国”，已经具备了近代国民国家的许多基本要素，它与在此之前的历代中原王朝、单于朝、汗朝或赞普朝，乃至于地方政权之间，则是一种“体”与“面”的关系，这个“体”是由若干个四维空间的“面”逐次演进，拼合而成的。不言而喻，这些“面”也是不同时空中的“点”、“线”漫长变化的轨迹；这些“面”的长久碰撞、整合，便形成“体”。换言之，除了1820年以降的清朝可等同于“中国”之外，其他历代中原王朝、单于朝、汗朝或赞普朝，乃至于地方政权，都不能与“中国”划等号，但它们是“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不可或缺的源泉。有如鄱阳湖是由赣、抚、信、饶、修等江河汇集而成，任何一条河流都不能等同于鄱阳湖一样。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固然环境的强有力的影响导致“东北板块”北部的土著居民过着渔猎与采集生活，导致“游牧板块”的土著居民过着游牧的生活。但不可否认，具有意志和主动性的人类自身，也是扰动自然秩序的一个因素。因此，没有绝对的决定论，只有人类主动的开发利用的可能性；没有命定论，只有人类的意志。 注释： [1] 笔者将中国疆域最终底定的时间确立在1820年。参见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 [2] 由于笔者认为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是各个文明板块相互拼接、彼此融合的结果,故本文称之为“统合”,而不用“统一”一词。“统合”与英文“unification”词义相近,有“联合”、“合一”之义。 [3] 该“板块”只是借用板块构造论（plate tectonics） 的名词,表明各个不同地域的动感的、立体的形态。 [4] 《大清一统志》：顺治初年开始着手修筑柳条边墙,南起今辽宁省凤城,经新宾转而西向至开原北,再折向西南到山海关与长城相接。这条边墙被称为“老边”。 [5] 当然,虽然许多地域未被本文划归到“农耕板块”,但这只是从大的方面、总的趋势来界定的。譬如西南地区,直到明朝中叶以前,虽则水田稻作在傣族、壮族、布依族等地区占有绝对优势,但刀耕火种农业在滇西地区、山地耕牧经济在凉山、渔业农耕在京族地区等,一直占有相当的比重。农耕经济是随着玉米、薯类植物的引进,稻作的推广,渐渐占有主导地位的。 [6] 伴随着中国本部疆域的底定,此疆域的外缘,环绕着一系列附属国或属部,其文明形态也因地域不同,或属游牧、农耕,或属雪域、海上等板块,彼此间差异巨大。但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探究。 [7] 参见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8] 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 [9] Telegin, D.Y., Dereiuka： A Settlement and Cemetery of Copper Age Horse Keepers on the Middle Dnieper（British Archaeology Reports.International Series 287）, Oxford, England,1986. [10] ［希］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卷4,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1] 《史记》卷110《匈奴传》。 [12] 从鄂尔多斯高原向西南方向至陇东高原、向东北方向抵科尔沁草原,北侧为战国秦汉长城,南侧为明代长城,二者在张家口交汇,呈横“ X”状分布。二者之间的狭长地带,即“农牧交错带”。 [13] 参见《史记》卷110《匈奴传》 [14] 秦始皇统一了中原,但后来被纳入农耕板块的朝鲜半岛四郡、河西四郡、西南夷地区、西羌地区、南越九郡、西域南路等地,皆系汉武帝开拓而来。 [15] 参见傅斯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6] 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7] 姚薇元：《藏族考源》,《边政公论》第3卷,1944年1月。 [18] 《资治通鉴》卷202,永隆元年七月条。 [19] 黄河文明与印度文明对吐蕃的影响人所共知,此不赘述。关于两河文明,特别是波斯文明对吐蕃的影响,向来知之者寥寥。为此,张云先生爬梳剔抉,多有令人惊奇的发现,请参见张氏《上古西藏与波斯文明》,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 [20] 参见［美］皮德罗.卡拉斯科著、陈永国译：《西藏的土地与政体》,西藏社会科学院1985年编印,第3页。 [21] 《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 [22] 《通典》卷190《吐蕃》。 [23] 张云：《唐代吐蕃史与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9—161页。 [24] 《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条。 [25] 《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 [26][27] 《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 [28] 姚薇元：《唐蕃会盟碑跋》,《燕京学报》第15期。 [29] 参见《清太祖实录》卷1、卷4、卷5；《清太宗实录》卷3、卷7。 [30] 参见《清太祖实录》卷1 [31] 参见《清太祖实录》卷1、卷3。 [32] 参见《清太祖实录》卷2、卷3。 [33] 《殊域周咨录》卷24；《全边略记》卷10。 [34] 李民：《建州闻见录》。 [35] 《满文老档》太祖5。 [36] 参见《满洲实录》卷2。 [37] 李民 ：《建州闻见录》。 [38] 参见［日］松浦章：《中国的海商与海贼》,山川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39] 参见［日］松浦章：《中国的海商与海贼》,第16页。 [40] 《明史》卷205《朱纨传》。 [41] 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20。 [42] 庄国土：《中国封建政府的华侨政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3] 《郑氏史料初编》卷1。 [44] （清）吴伟业：《鹿樵纪闻》。 [45] 参见道光《厦门志》卷5《洋船》。 [46] （清）黄叔璥撰：《台海使槎录》卷1,乾隆元年序刊本。 [47] 参见（明）许孚远：《疏通海禁疏》,《敬和堂集》。 [48] ［荷］包乐史：《巴达维亚华人与中荷贸易》,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83— 85页；《清高宗实录》卷189。 [49] ［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50] 参见田汝康：《17—19世纪中叶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51] ［日］松浦章：《清代的海洋圈与移民》,《来自于周缘的历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版. [52] 《汉书》卷 94下《匈奴传下》。 [53] 《旧唐书》卷 3《太宗纪下》。 [54] 参见《新唐书》卷1《高祖纪》、卷2《太宗纪上》。 [55]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8—189页。 [56] 《朱子语类》卷136。 [57]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3页。 [58] 《新唐书》卷50《兵志》。 [59] 参见《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 [60] 《元史》卷11《地理志》。 [61] 参见（清）杜臻：《粤闽巡视纪略》卷6。 [62] ［日］石桥崇雄：《大清帝国》,讲谈社2000年版。 [63] 参见《清史稿》卷4《世祖纪》。 [64] 《资治通鉴》卷6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