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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满蒙联姻政策是清朝民族政策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同前代相比，清朝的满蒙联姻具有制度性以及大规模、多层次、持续性等特点。这种联姻政策所形成的姻亲关系，对满蒙两族的长期和好、对清廷统辖与治理边疆蒙古地区乃至利用蒙古族的军事力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促进满蒙汉各族在政治、经济、风俗文化各方面的互相融合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清朝；满蒙联姻政策；特点；积极影响 以联姻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是古代王朝、政权、部族之间时常采用的一种手段。而重视以联姻方式来巩固其统治，在中国封建王朝中，可以说首推清代。清代爱新觉罗皇族的政治性联姻，已逐步形成一种制度。其联姻范围、人数均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在联姻形式上也表现为多样性。这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一、满蒙联姻的发展过程 清代满洲皇室与蒙古王公实行的世代“满蒙联姻”，这是清代的一项重要的国策，成为清王朝柔服蒙古部落、巩固统治的羁縻措施之一，它在清史中占有重要一页。总结起来，发展过程有以下几个阶段： (一)产生阶段：清太祖努尔哈赤为了联合科尔沁蒙古左翼战胜其他各部而统一北方，于161年主动向科尔沁部明安贝勒求婚，明安亲送其女嫁努尔哈赤，这是满族努尔哈赤家族与蒙古族的首次通婚，也从此揭开了满蒙联姻的序幕。1614年，努尔哈赤的四贝勒皇太极娶明安兄莽古斯之女哲哲为大福晋，此女即后来的孝端皇后。1615年，努尔哈赤又娶了明安弟洪果尔贝勒之女为侧福晋。之后还有努尔哈赤的大贝勒代善娶蒙古扎鲁特部钟嫩贝勒之女；三贝勒莽古尔泰娶扎鲁特部内齐贝勒之妹；努尔哈赤十子德格类也娶了扎鲁特部额尔济格之女。1617年，努尔哈赤将其弟舒尔哈齐之女与内喀尔喀巴约特部恩格德尔为福晋，开了满洲贵族女下嫁蒙古各部的先河。 在这一阶段，满洲与蒙古的联姻主要限于漠南蒙古的科尔沁部和内喀尔喀五部。 (二)发展阶段：1626年，皇太极成为后金的最高统治者，自此至顺治时期，继续经营与蒙古的联姻，使其得到空前发展。 在这一阶段，联姻的人数和范围都有所扩大。具体表现为：第一，大力巩固和发展了与旧盟友科尔沁部的通婚友好关系，皇太极的一后四妃中有三位是科尔沁贵族姑娘。同期，还有努尔哈赤十二子阿济格、十四子多尔衮、皇太极之子肃亲王豪格等均娶科尔沁蒙古姑娘为福晋。顺治帝的后宫中，纳入六名蒙古族女子为后妃，所立二名皇后皆为科尔沁蒙古之女。第二，加强了与漠南蒙古其他各部的联姻。在敖汉部归顺半年后，他就将哈达公主下嫁给旗扎萨克琐诺木杜棱；七年后又将其长女固伦端敏公主下嫁琐诺木杜棱之子班第郡王。第三，采用联姻方式怀柔自己从前的对手。1632年，皇太极亲征察哈尔部，林丹汗不战弃地而逃。1634年，林丹汗在赴青海途中病死于大草滩。次年，林丹汗之子额哲降后金，皇太极不计前嫌毅然将二女固伦温庄公主马喀塔赐嫁，额哲成了额驸，拉近了与察哈尔部的关系。 清军入关后，顺治帝继续忠实地执行联姻漠南蒙古的政策，这是清廷稳固后方统治，取得他们军事上的支持进而统一全国的重要措施。 (三)完善阶段：这一时期，清廷与漠南蒙古缔姻往来更为频繁。雍正朝至乾隆中期以前，常常出现一年几起漠南蒙古贵族迎娶宗室女的现象。1732年，康熙帝长子的三个女儿出嫁科尔沁部和敖汉部。随着喀尔喀蒙古和套西蒙古的归附，康熙帝不失时机地与漠北势力最大的土谢图汗部缔结了姻亲，将扎萨克图汗部亲王策旺扎布纳为额驸。这样，联姻的地域出漠南蒙古推广到漠北和漠西蒙古，范围大大地扩展了。乾隆朝满蒙联姻达到高峰，乾隆60年间，嫁与蒙古的皇家女儿多达179人，最多的年份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出嫁八人。 清廷通过联姻进一步强化了同漠南蒙古的政治联盟，将归附的漠北、套西蒙古用血缘纽带紧系于中央的统治之下，以实现其政治大战略———平定准噶尔的大业。 (四)因循沿袭阶段：1758年，清廷最终取得了对准噶尔战争的胜利，蒙藏地区的统治秩序日趋稳定，清朝进入相对安定时期，满蒙联姻只是作为一种既定国策加以沿袭，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清朝政权从满蒙贵族联盟逐渐转变为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权，对蒙政策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满蒙联姻来看，下嫁蒙古贵族的宗女人数大量减少，道光朝至清末大约有30余名宗女出嫁，绝大部分是下嫁八旗满洲、蒙古旗人。 二、满蒙联姻的特点 清朝的满蒙联姻长达300年(1612——1912年)，据皇家的族谱《玉牒》所记载，在这300年中，满蒙联姻共559次，其中出清廷嫁给蒙古的公主、格格达432人次，娶蒙古王公之女163人。与前代的和亲政策相比，清朝的满蒙联姻有如下特点：首先，清朝的满蒙联姻与汉唐“和亲”最大的不同，是它的制度性。制度性联姻，体现在爱新觉罗家族的指婚制，即清皇室及宗室王公子女，由汗或皇帝掌握其婚配权。这种指婚制，从清入关前一直持续到清末。在乾隆以后，由于宗室繁衍，需指婚的人太多，因而把指婚的范围缩小到近支宗室，但对于远支宗室子女，仍可因政治需要而“特旨指婚”。[1]在乾隆时，指婚制得到进一步完善。根据《宗人府则例》所载，大致每年年底，蒙古扎萨克、八旗衙门将符合条件的蒙古王公子弟、八旗官员子弟上报，再由专管皇族事务的宗人府将这些子弟的简况及宗室王公及岁之宗女列名具奏，面呈皇帝指婚。鉴于有些宗室王公不愿将女儿远嫁蒙古，当时的指婚甚至带有强制性。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乾隆帝获知有的亲王、郡王将女儿隐匿不报，提前私聘与京师旗人，谕令将私嫁女儿者罚俸一年，并强调：“嗣后凡亲王郡王之格格俱遵照旧例，候朕旨指给蒙古台吉等……私行许聘京师旗人者，著永远禁止。”[2]指婚制的严厉推行，保障了清廷与蒙古各部王公贵族持续性的联姻。可以说，清王朝满蒙联姻的次数远远超过以前各王朝和亲人数的总和。[3] 满蒙联姻的制度性，还体现在清廷围绕指婚制而制订的一系列制度。如关于下嫁蒙古之宗女来家省亲的规定。顺治十四年(1657年)规定：公主等人来京需“报院请旨”，不得私来；雍正元年(1723年)进一步明确：“公主等下嫁蒙古，非奉特旨留京者，不得过一年之限。”[4]《大清会典》规定：“格格等下嫁蒙古部落者，例于十年来京一次。”其在京居住期限，公主60日，近派之郡主亦准住60日，以下逐级递减10日。清廷通过以上规定，限制公主回京的时间，以利于其发挥对所在蒙古部的羁縻与监督作用。另外，还有关于下嫁蒙古的公主、格格及其额驸的各种待遇，所生之子的爵级、如何入京朝觐、赐恤致祭和“备指额驸”等规定。这些制度都是前朝和亲所不具备的。 第二，清朝的满蒙联姻是以联姻为手段来促进满洲贵族与蒙古王公之间的政治联盟，用“姻好”巩固“盟好”。二者之间大规模、多层次、持续性的互相通婚，是其有别于前代和亲政策的又一特点。[5] 清以前各朝的和亲，大都以中原王朝的皇室女遣嫁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首领，通婚是单向的。其目的是借和亲消除双方之间的对立状态，以求得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睦相处。通婚的人数有限，大多持续的时间也比较短。而清朝的满蒙联姻则不同，从其产生之初即要与蒙古王公贵族结成政治性联姻，以加强为清朝直接服务的力量。满蒙联姻与清王朝相始终。它改变了往代通婚单向出嫁的形式，采取双方互相嫁娶。不仅皇室女出嫁蒙古，而且清帝、王公贵族也娶蒙古贵族之女为后妃、福晋。蒙古方面上自亲王、郡王，下至台吉、塔布襄，各阶层都有很多人与满洲宗室通婚。清王朝满蒙联姻的次数众多，其地域囊括了漠南、漠西、漠北蒙古。[6]通过这种大规模、多层次的持续联姻，清廷与蒙古王公各阶层建立起广泛的血缘关系。这种特殊的亲属关系使蒙古王公产生了与清王朝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亲密感，成为维护清皇室统治的重要势力。 三、满蒙联姻的积极影响 首先，作为清代奉行不替的基本国策，联姻蒙古在清建立全国统治和巩固政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清入关前，满蒙联姻用血缘纽带使蒙古王公成为清进取中原的牢固同盟。入关后，满蒙联姻虽然成为君臣间的联姻，但这种血亲关系把双方结成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利益一致的整体，正如顺治帝对蒙古王公所说的“朕世世为天子，尔等亦世世为王”[7]。蒙古王公贵戚及其统治的强悍骑兵为满洲贵族统治中国冲锋陷阵，在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噶尔部及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等数次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以平定准噶尔部为例：科尔沁蒙古“以列朝外戚，荷国恩独厚，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有大征伐必以兵从，如亲征噶尔丹及剿策妄阿喇布坦、罗卜藏丹津、噶尔丹策凌、达瓦齐诸役，扎萨克等效力戎行，莫不懋著勤劳。”[8]喀尔喀赛因诺颜部额驸策凌在征伐噶尔丹策凌战役处于不利的情况下，率领蒙古骑兵于额尔德尼召重创敌军主力，扭转了整个战局。在西域之役，“喀尔沁贝子扎拉丰阿，科尔沁额驸索诺木巴尔珠尔，喀尔喀亲王定北将军成衮扎布，其弟郡王霍斯察尔，阿拉善郡王罗卜藏多尔济，无不率领王师，披坚执锐，以为一时之盛。”[9]上面提到的扎拉丰阿、索诺木巴尔珠尔、成衮扎布和罗卜藏多尔济皆为额驸。“有清蒙部，实多勋戚。天、崇开国，康雍御准，咸同之间，荡定粤捻，均收其助。”[10]正是对蒙古王公贵戚在建立与巩固清王朝统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概括总结。 其次，满蒙联姻是维护巩固边防治理和巩固边疆的重要保障。众多的皇室宗女下嫁蒙古王公及其子弟，使得蒙古很多部的领主长期与清皇室保持姻亲关系。按清制，下嫁蒙古的皇族之女的后代，均为有爵级有地位的贵族，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世袭扎萨克王公，有的身任盟长、副盟长之职。这些皇室姻亲形成了蒙古牢固隶属清王朝的一股强大向心势力。康熙十四年(1675年)，察哈尔部亲王布尔尼乘“三藩之乱”之机，决意举兵反清，但响应者寥寥。究其原因，清廷联姻的蒙古上层和清廷的“亲如一家”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我等与大清结亲，蒙恩甚厚……布尔尼决不可从”，[11]则是这种关系的最好的诠释。清廷联姻的蒙古贵族势力，成为清王朝稳固统治蒙古的可靠保障，对于蒙古的治理和北部、西北部边疆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正如王钟翰先生所指出的：清朝统治者“将满、蒙联成一体，休戚相关，使整个北方不再发生对抗、分裂的局面。这一点来说，清王朝在对待蒙古人的办法上，是成功的，是卓有成效的，因而客观上对巩固祖国边疆和加强民族团结方面，是起了积极的进步作用的。”[12] 第三，清朝皇室贵胄和蒙古王公的血统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满蒙两民族之间的融合。由于满蒙民族之间的长期通婚，人数众多，又繁衍了更多的具有满、蒙民族血分乃至含有汉族血分的混血后裔，对于民族融合，也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更重要的是在满蒙联姻的促进下，两族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广泛的交流，加速了社会进步。如努尔哈赤在学习蒙古语文的基础上主持创制了满文，才有许多“满文老档”以及后来创造的“新满文”书籍的大量文献流传至今，成为研究清史的珍贵史料。 满蒙联姻，不仅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绝无仅有，即使在世界范围的民族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13]当然，我们还应看到，是作为封建王朝的一项政治政策，清代的满蒙联姻仍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参考文献： [1][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中华书局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6]杜家骥.清朝的满蒙联姻[J].历史教学，2001(6). [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93)(中华书局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华立.清代的满蒙联姻[J].民族研究，1983(2). [7][清]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2)[A].内蒙古要略二[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93. [8][清]祁韵士.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17)[A].科尔沁部总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昭木连.善待外藩[A].啸亭杂录(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0]赵尔巽.藩部世表一[A].清史稿(卷209)[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康熙起居注(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王钟翰.试论理藩院与蒙古[A].清史研究集(第3辑)[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13]戴逸.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A].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