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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武装斗争及其向政治斗争过渡时期(1965—1993年) 1965年元旦，法塔赫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这是巴勒斯坦人自主抗击以色列的开始。1968年法塔赫取得卡拉迈大捷，从此发展为巴勒斯坦最有影响和实力的抵抗组织，1969年成功接管巴解组织。主张武装斗争的巴解组织由此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这标志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成熟。1967年“六五”战争后，巴解组织以约旦为基地袭击以色列，由于影响约旦的内外安全，在1970年的“黑九月事件”中被镇压，1971年又被全部赶走，撤往黎巴嫩。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发展壮大改变了当地脆弱的政治平衡，成为黎连年内战的主要原因之一，最终在1982年被以色列彻底赶出黎巴嫩，撤往多个阿拉伯国家。在约旦和黎巴嫩“国中之国”地位和基地的相继丧失使巴解组织失去了同以色列直接较量的可能，实力受到沉重打击，基本丧失了继续开展反以武装斗争的条件。1973年十月战争后阿以冲突转入政治解决阶段。1988年，巴解组织发表《独立宣言》，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首次接受联合国242号和338号决议，从而在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国的存在和1967年的以巴边界；巴解主张在上述决议及保障巴勒斯坦人合法民族权利基础上，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会。[10] 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巴勒斯坦问题被列入谈判议程。 5.巴勒斯坦国家雏形：自治区建立时期(1993年至今) 1993年巴解组织和以色列签署《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这标志着巴解组织通过谈判向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迈出了一步。《原则宣言》及其后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和文件构成了解决巴以冲突的奥斯陆模式，为巴勒斯坦分阶段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建国打下基础。1994年巴以双方签署实施《原则宣言》的《加沙—杰里科协议》。从此，巴勒斯坦开始了临时自治进程，巴解组织从流亡的民族运动转变成自己领土上的政府机构，巴勒斯坦国家的雏形已经出现。巴以从1996年开始就巴勒斯坦最终地位进行谈判，主要包括耶路撒冷地位、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犹太人定居点、边界划分和水资源分配等问题，双方分歧很大，谈判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加上双方极端势力的阻挠和政局的多次变化，和平进程一再受挫。2000年至2008年，巴勒斯坦爆发第二次武装起义(即阿克萨起义)，和平进程事实上陷于停顿，直到今天仍未真正恢复。 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 与阿拉伯世界的其他民族主义相比，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地位相当特殊，它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第一，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属于国家民族主义，以建立巴勒斯坦民族国家为目标，但它卷入了与犹太复国主义争夺同一块领土的生死斗争。如前所述，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西亚的阿拉伯人实现统一，尤其是在大叙利亚地区。但是，英法的委任统治使阿拉伯统一的梦想成为泡影，西亚地区出现的一系列委任统治地逐渐演变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包括巴勒斯坦。英国划定了巴勒斯坦的边界，确立了一种权力结构，建立了类似于国家的政治框架。在此框架内，传统精英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开始逐步形成。就此而言，巴勒斯坦的国家和民族主义先于民族产生，并展开了自身的民族构建(即发展民族认同)。有学者将这种晚于国家产生的民族定义为国家民族(state-nation)，以区分于西方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11] 摆脱英国统治、建立独立国家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目标。然而由于犹太复国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两个民族争夺同一块土地，形成了异常惨烈的冲突，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不成熟最终导致巴勒斯坦人未能建国，成为“没有国家的民族”。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根植于大众，能够有效地动员流散的群众，为实现建国目标而展开武装斗争。虽然未能正式建国，但作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载体的巴解组织起到了流亡政府的作用，在动员巴勒斯坦民族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在进行民族构建的同时，促进了国家的构建，这主要体现为巴解组织的发展。 第二，巴勒斯坦民族是一个没有明确的领土和首都、包括本土和流亡等不同群体的独特民族。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后，随着以色列的占领和外约旦对约旦河西岸的吞并，处于埃及管制下的加沙地带成为巴勒斯坦仅余的领土。1967年“六五”战争中，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整个巴勒斯坦都被以色列占领。奥斯陆模式下的和平进程开始后，巴勒斯坦通过“以土地换和平”，收回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但至今仍未划定最终边界，耶路撒冷的地位问题也悬而未决，而且以色列至今仍不断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扩建犹太人定居点。伴随着领土的丧失，巴勒斯坦人在地域上被分割成以色列本国、被占领土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三个区域的群体；在身份上，以色列本土的巴勒斯坦人成为以色列公民，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成为约旦公民(以色列占领西岸后并未予以并吞，仍由约旦任命官员管理)或加沙巴勒斯坦人，流亡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人成为难民或侨民，谋求建国的实际上是后两个群体。巴勒斯坦人保持着强烈的民族认同。由于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和耶路撒冷的“圣地”地位，19世纪结束以前就存在着巴勒斯坦认同的萌芽。[12] 对巴勒斯坦人造成巨大灾难的1948年战争也成为他们的共同经历和无法忘却的历史记忆。即使失去了共同的家园，巴解组织的武装斗争也时刻提醒着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显示着其民族特性，巩固和强化着民族认同。[13]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仍保持了民族意识，1988年他们甚至拒不庆祝以色列“国庆”，而称其为“灾难”。[14] 即使流散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人仍然保持着地域上的集中性。在寄居国的种种政策限制下，保持一定程度自治的难民营成为他们的主要居住地。 第三，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组成多元，领导层经历了从传统精英家族向知识分子等小资产阶级的转变。巴解组织是一个由不同派别组成的松散联盟，除法塔赫外，还包括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人阵)、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民阵)、人民解放斗争先锋队(闪电)、阿拉伯解放阵线(阿解阵)、人阵(总部)、巴勒斯坦共产党等派别。在遵守《巴勒斯坦国民宪章》的前提下，各成员组织可以保留自己的组织体系和政治主张，因此巴解内部的思想倾向既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有左翼思想。在宗教信仰上，法塔赫领袖多属逊尼派穆斯林，人阵领袖如乔治•哈巴什和民阵领袖纳耶夫•哈瓦特迈赫均为基督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