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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徐世昌在东三省任总督时，积极推进教育改革，采取改革教育行政机构、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等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推动了东三省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促进了东三省教育的近代化。 关键词：徐世昌；东三省；文化教育改革 清末是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起步阶段。历经数度亡国灭种的生死考验，清朝中央政府终于认识到学习西方历行新政的重要性。文化教育作为向西方学习的重要内容，被清廷确立为改革的既定目标。清廷颁布了详细的文化教育政策，确立了鼓励发展文化教育的方针，设立了文化教育的专职管理机构，大大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1907年，清廷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东督二载期间，顺应历史潮流，落实清廷文化教育政策。他在前人的基础上除旧布新，采取包括改革教育行政机构、兴办新式学堂、创办图书馆和报纸等一系列措施，积极推进东三省文化教育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促进了东三省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改革教育行政机构 设立教育行政机构是实施新式教育的基础。东三省原仅由奉天府丞兼任学政，掌理三省学务。1906年4月，清廷始以停止科举、办理学堂之故，下诏裁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务，且归督抚节制。东三省遵章办理，三省各设提学使一员:奉天张鹤龄、吉林吴鲁、黑龙江张建勋。东北地区教育制度遂由废科举、举学堂为之一变，而教育之全盘迈向近代化，亦以此为发端。徐世昌认识到“学务之盛衰，视乎行政机关之完密与否”[1]。因而莅临东北之初，便着力进行教育行政机构改革。 1.奉省教育行政机构改革。1906年，奉省将原学务处易名为学会公所，作为“提学司使行政之所”，“一省学务之总汇”[2]。张鹤龄遵照部章分设各课，并设置省视学员。徐世昌到任后决定改课为科，将原有课长、课员分别改为一二三等及额外科员。并添置编校员、译员:编校员负责编校教科书、《教育官报》等；译员负责翻译往来公文、书牍及编译书报等。设议绅若干，以为司使参谋。公所下设六科:总务科分机要、案牍、庶务三股；实业科、普通科、专门科各分教务、庶务二股；图书科分编译、储备二股；会计科分度支、建筑二股。后因专门科事务较简，并归普通科办理。每科设正副科长各一员，科员视事务繁简酌置。规定省视学员负责巡视各府厅、州、县学堂及官绅办学情况，以辅佐司使筹划学务。各府厅州县亦相应设立视学官，以掌理地方教育事宜。公所内还设教育官练习所，选聘外国教师，教授教育学、管理法、教育行政学等。 2.吉省教育行政机构改革。吉林学风闭塞，因而政府劝学任务较为繁重。1907年，徐世昌在省城创办劝学公所，并派监督、会办、委员、司事及劝学员若干人经营其事。公所还附设师范简易班，以培养劝学人才。劝学公所举办一年，效果显著，“一时小学生徒皆增数倍”。各府厅州县纷纷响应，原有劝学所改良者及原无劝学所创设者，“都凡十有七处”[3]。徐世昌认为“欲教育之普及，必须改良私塾始”。[4]他和吉林巡抚陈昭常商定在吉林府劝学所试办私塾改良会。先派劝学员召集辖区内塾师，由提学使组织命题考试，合格者给予凭证，准其开馆教书。再定期召集合格塾师入会听讲，学习教育、国文、格致等课。历行数月，积累了一定的改良经验后，渐次推广，饬各属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照例仿行。以期塾师于管理、教学方面的水平能有所提高。 31黑省教育行政机构改革。黑龙江本为满蒙游牧之地，从前童试亦附于吉省，“无所谓学，安有所谓教育行政?”[5]废科举、兴学堂是我国教育一大改革，而对于黑省则非改革，乃为教育之创始。1905年，黑省设学务处，附于军署文案处内。1906年学务处独立，以分巡道总理其事，下设教务、庶务两提调，是为黑省有学务总汇之始。学务处改为学务公所后，循例下设六科。徐世昌考虑黑省地方开通较晚，财政困难，遂决定提学使兼理劝业事务。而各科员亦有兼职。公所内设科长四名，无副科长。正科员五名，副科员六名。总务、普通、实业、会计四科事务较繁，每科设科长、正科员、副科员，计三人；图书科兼理发行任务，设正、副科员各一名；专门科只设副科员一名，兼省视学员。满、蒙翻译工作由议绅兼理。其宣讲、劝学等事务均归教育总会办理。 二、兴办东三省文化教育事业 1.举办新式学堂。东三省新式学堂一般分为师范、普通、专门、实业四类。在普通类中，又有中学堂、高等小学堂、两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女子学堂之别。为改善奉省师资匮乏的现状，徐世昌尤以“注重师范为第一要义”[6]。认为师范教育乃为“教育之母也”[7]。1905年省城设立师范传习所，为奉省创办师范学堂之始。1906年添设初级师范学堂、女子师范学堂、乡间师范传习所等。徐世昌东督后，扩大师范生招生名额，将省城原简易、初级师范学堂合并，添设优级选科及初级本科，从而定名为两级师范学堂。省城设小学教员补习科，专研究管理、教授诸法。本溪、昌图、安东等地设立师范传习所，辽阳、新民等地设立师范简易科，铁岭设立女子师范学堂，博多勒噶台五旗设体操专修科。在对普通类学堂改革中，徐世昌从蒙小学堂入手，“端其根本，以正植之始”。他饬司使拟定小学堂办学规则，划定课程计划，使课程规制逐渐统一。全省各地广设初等、两等、高等小学堂、女子学堂、半日学堂等。省城、锦州、铁岭设立中学堂。添设的专门类学堂包括:方言学堂，择中学堂学习程度较优的学生入学，分别学习英、日、俄各国文字；蒙文学堂，招收蒙古王公子弟入学；奉天法政学堂，“以育人才而饬吏治”。[8]实业学堂有省城中等农业学堂、中等森林学堂、营口官立中等商业学堂、铁岭工艺传习所等八处。[9]据统计:奉省1906年共有各类学堂658所[10]，学生28195人，1908年学堂增至2113所，学生85438人；吉省1906年学堂仅40余所，学生3100余人[11]，1909年初学堂188所，学生9166人；1909年初，教育相对落后的黑龙江亦是“专业、实业、师范、普通各校灿然具备。”计有学堂158所，学生6945人。 2.选派留学生。徐世昌视留学为“兴学之要务”，认为此举不仅可以开通风气，亦能“取外洋所长，以医吾短”。且“立宪时代，非得高等人才不足以资任用”。[12]由于经费和办学条件的限制，东三省留学以奉天为主。奉省正式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始于1906年。徐世昌东督后，进一步加快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步伐。1907年至1909年初，奉省共计遴选官费留学生47人，赴东西各国学习师范、法政、工商、警监等。此外，1908年有原赴日学习速成师范科后考入高等师范学堂或高等师范预科者，计5人，均给官费。[13] 1905年吉省始派留学生。徐世昌东督后，与巡抚朱家宝、提学使吴鲁一再商酌，将留日毕业生张松龄等5人送入日本法政大学专门科学习；崔恩培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柳乙青送入早稻田大学；俄国留学生李垣入俄国皇家大学。后徐又饬提学使补助留日自费生3名，以期“日后毕业而归，大造于吉省也”[14]。 3.建立图书馆创办报纸。建立图书馆。奉天图书馆筹设于1905年，1908年10月落成开馆。图书分为法治、文史、数理、农工商、欧美日本译书等类，并代卖图书，减价发售；1907年黑龙江图书馆建成，内设藏书楼、检发室、阅览室等。馆藏经史子集、东西各国图书及译印精本。各省官私书籍亦先后运到。馆内还设有古物保存会。此外，为了“推广军学”、“增进军人之智识”[15]，还设有东三省军学图书馆。创办报纸。徐世昌东督期间，官方创办的报纸主要有《白话报》、《东方晚报》、《教育官报》、《黑龙江官报》等。这些官方报纸以开通官民知识、鼓吹宪政并提倡实业、开拓利源为宗旨，切实起到了一定的宣传激励作用。 三、筹措文化教育经费 徐世昌主持东北新政时期，百业待兴，各项改革都需要经费，作为改革重点的文化教育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徐世昌不断鼓励社会各界捐款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多方筹集资金。东三省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的经费来源主要有:(1)政府拨款:即由省府厅州县各级政府所拨之款。(2)产业收入:主要是省劝学所、省宣讲所、省教育会及地方教育机构的产业租赋收入。(3)地方筹款:多是由地方绅民议定、禀地方官呈报立案设立的款项。一般由地方政府或商会管理。(4)学费收入:向学生收取杂费及招收自费生收取学费也是文化教育经费的来源之一。 三省文化教育经费的筹措以奉省为大宗。据统计:1908年，奉省筹措文化教育经费1584364两，[16]其中仍以政府拨款为主，地方筹款为辅。 1908年，吉黑两省除筹措学款总额与奉省差距较大外(吉省不足奉省的二分之一，黑省不足奉省的五分之一)，其经费来源和构成比例则与奉省相似。三省大多数文化教育事业是由政府兴办的，而财政的紧张不能不影响到经费的拨给。徐世昌虽然百般筹措，文化教育却依然处于经费相对缺乏的状态。这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深入和发展。 四、历史评价 东北的文化教育改革在徐世昌的主持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东三省多为满蒙部落牧猎之场，文化教育并非所长。昔日“在东各旗与汉民之以科举兴者，殆千百中不二三焉”。“吉林之东，长春之北，恒有亘数百里不毛之地。孑遗之民，曾谋生之不暇，又何以言学哉?”且承兵燹之余，“生息休养之政甫具萌芽，而欲责编户之氓，使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以从事于问学，又谈何容易”。[17]徐世昌并未因三省教育文化落后而稍有懈怠。他知难而进，会同三省巡抚与学界要员实地考察各类办学机构，因地制宜筹划教育改革方案:从文化教育管理机构改革入手，救敝启新，循序渐进；委派专员深入民众，力倡兴学，动其观听。使“无学不足以成人，无人不能以立国”之思想，渐渐深入人心；广推学堂及各类文化教育机构，1909年初，“奉省学龄儿童就学率已及百分之十一”，[18]三省的办学质量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两载以来，“凡于所学如针投芥，如水融乳，无丝毫之或逆”，徐世昌对自己文化教育改革甚为满意的说:“东省众志卓起，有不甘终居人后之势，较内省之致力于学，尤为齐一。”[19]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清末东北文化教育改革不可避免地带有旧时代的缺陷和弱点。例如:地方政府办学经验不足，某些教育政策尚未完善；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一些地方官为追求政绩，片面强调兴办学堂的数量而忽视质量，甚至导致某些官办学堂管理混乱；师资培养周期过短，素质普遍较低，从而影响到教育质量的提高。另外，科举旧制虽被废除，但科举残余却未根除。最典型的是毕业奖励政策，尤其是实官奖励。这导致学生把学习作为获得文凭的手段，把文凭作为获取官职的工具，而忽视真才实学的培养。但这些毕竟是在改革前进和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我们不能苟求于前人。 参考文献：[1][2][3][4][5][6][7][8][9][10][12][13[16][18]徐世昌.东三省政略[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14]琚鑫圭，童富勇，张守智.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11][15][17]徐世昌.退耕堂政书[A].选自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23[C].台湾:台湾文海出版社. [19]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卷[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