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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举办“中国疆域理论研究论坛”，来自院内外的20多位学者就中国疆域理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关于中国古代疆域理论相关概念、术语的辨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中心毕奥南副编审在题为“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的发言中，指出“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是边疆理论的五个基本概念，它们大致形成在先秦时期。在历史演进过程的各阶段，“疆域”概念不仅在指称对象上不同，而且说话主体与被陈述或描述对象的关系也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应将“疆域”概念与具体历史语境相结合，进行系统的考察。他认为：“天下”具有包括“中国”与包括“四夷”的广义、狭义之分，要准确理解具体文献中所言“天下”，就要在理解王权泛化理论的基础上，将其置放于历史语境里考察；“四海”与其说确指地理方位，不如讲只是代表先秦时期人们对周边部族区域的笼统指称；“中国”不仅古今有别，而且历史上的“中国”随王朝更替而范围有所变化，不能以“中国”概括历代王朝；“疆域”、“版图”都指统治范围，“版图”是指行政区域，“疆域”在表达王朝统治范围时，比“版图”表达的范围更加宽泛。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中心刘为副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刘正寅研究员都认为，毕奥南关于“疆域”等概念、词义的辨析在边疆理论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们又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刘为认为：概念的辨析大致包含对不同时代词义的变化以及对概念的演进历史，对相同或相似的词汇或概念的认识和使用方法，对学术用语、政治用语和习惯说法，对新概念与旧事物、历史现象的辨析等四个方面；概念的变化跟随历史进程而变动是必然的，但同时还应看到其中的“不变”，比如“大一统”思想和“中国”概念都是如此。刘正寅指出，“天下”这个概念不仅中国有，世界上其它国家也有类似的概念，但如果把视角扩大到世界，只有中国把“天下”的理论继承了下来，演化成“大一统”概念。从秦汉起，大一统的现实把大一统的观念强化了、升华了。狭义的“天下”也并不限于王朝实际控制的范围，比如东晋虽然控制很少领土，但仍将未能控制的北方看作现实中天下的一部分。历史上，中国国家和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并没有精确的边界。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世明教授做了以“知识型：民族国家的空间框架与近代史学和法学的学科底层语法规则”为主题的发言。他认为，20世纪中国史学是以民族国家为范围和书写框架的；西方近代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进行的；近代以来各个学科都是这样的，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分析单位就是民族国家。他得出的结论是，历史学和法学之间虽然如俗语所言“隔行如隔山”，但当我们越过熟悉的知识景观的界线，远离已习惯的位置感的保障进行游历实验，就会发现一个全新的空间进入视野，即学科底层实具相通的话语语法规则建构，比如19世纪传统的主流历史学和法学均以民族国家为“普遍的概念装置”。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张永江副教授对张世明的观点进行了评议。他基本认同张世明关于20世纪各个历史学派的基本理论取向是构建民族国家框架的观点，同时就张世明所提马克思史学派隐含着民族国家的框架存有保留意见。张永江认为，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时代，一般认为到鸦片战争以后国民才觉醒，但是如果不从现代化的角度看，清朝前期确实有了民族国家的趋势和整合。 二、关于中国古代疆域观念的形成、发展及其规律、影响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中心于逢春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是“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他认为，只有解答清帝国是否具备或何时具备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要素，清帝国是否存在着近代意义上的国家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清帝国的国家疆域和国家边界是否存在着有意识的自我认定、法理确定，清帝国的国家疆域和国家边界是否取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承认等问题，才能判定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究竟应设定在何时与何处。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随着欧洲列强在全球的扩张和殖民体系的建立，“世界”面孔渐渐清楚地浮现出来，而清代统治者在接受西方近代地理学知识和受到边疆地区的强势外来者挑战的双重影响下，对于国家疆域的认识和观念已大异于前代王朝；伴随着“嘉庆志”与“嘉庆图”的登场，标志着清帝国已具备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基本要素——领土、主权与国民（臣民）意识，虽然这些要素有时还很微弱或时隐时现；清帝国已存在着近代意义上的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清帝国对其疆域和边界具备有意识地自我认定、法理确定；清帝国的疆域和边界已取得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承认。 毕奥南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李治亭研究员对于逢春的研究结论、研究方法给予肯定，同时又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毕奥南指出，清朝前中期对欧洲地理学知识的吸纳到底到何程度，仍需确定；“中国疆域”的“中国”应是“历史上的中国”，具体看应该指清朝，这是一个需要澄清的古老概念，因为在不同语境，“中国”的含意有所不同。于逢春认为，嘉庆时清帝国已具备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基本要素，但在中国作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重要标志的“国族”（nation），即人们常说的“中华民族”名号此时并未出现（相反清朝实行的是民族隔离政策），而传教士所称“中华帝国”，与其说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毋宁讲指传统王朝帝国。李治亭认为，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关键在于边疆统一，对边疆的真正统一与实施国家行政管辖，应是中国疆域最后形成的一个重大标志。清朝对边疆的统一的标志，包括舆图与“一统志”所展示的边疆“内地化”，即设治，有了明确的划界：一是边疆统治辖境的确定，即地区间的界限；二是与邻国的界限；三是征税（始于嘉庆）、边界卡拉即巡边制。李治亭指出，于逢春对这些内容有所涉及，但他尚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同时也忽略了清朝继承和发扬历代“大一统”思想以实现自我确认的问题。 边疆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在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过程中做出的突出贡献，也是本次会议关注的内容之一。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云研究员的发言主题是“西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及其启示”。他认为，西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有一个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的过程。唐朝至元朝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政治上交往频繁密切、军事上焦灼争锋与思想文化上的积极回应。他对唐、元两代的不同情况进行了理论性的探讨。吐蕃和唐朝的密切交往，开始了吐蕃对另一个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先河，在思想意识领域，西藏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基础在唐朝时期应该已经初步奠定。对于元朝，他分析了“蒙藏同源说”和“蒙藏汉同源”的形成背景、内涵和意义，指出这是元朝西藏地方纳入中央王朝行政管辖之下以后才会出现的，而且是西藏地方认同元朝中央政权、认同古代中国的一个具体例证。 对张云以上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结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尚衍宾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中心孙宏年副研究员在评议时都给予肯定，并认为边疆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发展、中华民族形成和中国历史疆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需要学术界继续深入探讨。尚衍斌强调讨论中国的“大一统”问题，不考虑边疆民族是不完整的。孙宏年建议作者对西藏地方认同中国“大一统”的问题在其它时期的表现情况，继续加以研究。 三、中国古代藩属观念和宗藩体制的形成、发展及其对中国疆域的影响 在题为“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以西汉时期为中心”的发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中心李大龙编审以西汉时期为中心，从不同藩属体系互相作用的角度来探讨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他认为，宗藩是近代的概念，而藩属观念的形成时期很早。西汉王朝是将藩属观念由理论付诸实践的较早的王朝，以西汉王朝为核心的藩属体系的出现又是不同藩属体系碰撞、重组的结果。李大龙指出，从藩属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很难用现代的一些疆域理论来确定西汉王朝的疆域范围，形成于西方文化基础之上的现代疆域理论并不适合于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无论是从古代中国历代王朝的疆域思想，还是从具体边疆治理实践看，用一条线来划定古代中国一个王朝的疆域范围的努力都是难以实现的，而且这种努力也不符合古代中国历代王朝疆域构成和不断演变的实际。无论是从藩属理论还是从具体实践结果看，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的疆域的构成都是包括了不同的区域的。核心的区域是中原，或称之为“中国”；在中原地区之外是边疆民族的分布区域，即是王朝藩属的分布范围，古代中国的疆域就是在藩属地区的不断“内地化”过程中形成的。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李鸿宾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中心李方研究员对李大龙的观点进行了肯定，同时也就相关问题提出了他们的见解。李鸿宾教授认为，中国传世的文献在谈及当时王朝控制的范围这个问题时，基本上将王朝所控制和不直接控制的地区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并对这些区域进行观念上和以行政为主的实质性界定，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五服”体系。他强调，有的人拿长城做界限界定中原王朝北方的边界，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历史上所谓的疆域，如果有界限的话，那么这条界限有以下儿个特点：一是这条界限不是很固定的，而是随着双方力量强弱而转移；二是我们看待这条界限，若以中原王朝为观察角度，其界限应该说是周围势力若归顺王朝或在王朝统治管辖之内，那么它就在中原王朝之内 , 其疆域也就是中原王朝的疆域；反之亦然。李方认为，西汉初的藩属体系中应该包括诸侯藩国，而李大龙仅讨论边疆民族政权，未谈诸侯藩国问题；藩属制度研究有其重要价值，但与古代疆域形成有关系的制度和学说较多，有朝贡体制、册封体制等等，对于这些，我们都应该讨论研究，藩属制度也应该全面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祁美琴副教授的发言主题是“对清代朝贡体制地位的再认识”。她认为朝贡体制从明到清是由盛至衰，清政府更加重视朝贡。清朝朝贡关系的变化主要是将西洋诸国从朝贡范围内逐渐剔除，中国境内周边民族因内附而退出了朝贡行列。她还提出，宗藩关系作为朝贡关系的实质性所在，其变化显然应该与朝贡关系是一致的，随着清代朝贡对象的单一化——限于属国——的变化，宗藩关系也不再具有多重或双重意义；朝贡体制存在的基础是贸易关系，明朝是朝贡贸易的极盛时期，但朝贡贸易不在清朝对外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清朝则是衰落时期；清朝朝贡关系的实质是政治，而非贸易。 李大龙研究员和边疆中心许建英副研究员对祁美琴的有关论述给予了评议。李大龙表示赞同祁美琴关于朝贡体制不等同于朝贡贸易体制的观点，认为她关于长期以来朝贡制度被认为是古代中国与边疆民族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交往的惟一持久而普遍的关系的论断，是恰当的。李大龙进一步提出：第一，在朝贡体制的研究中，不仅要区分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而且还要区分其在不同领域的作用。朝贡体制不同于朝贡贸易体制，接受这一体制的不同对象对它的认识也是不同的。第二，朝贡体制和藩属体制是相伴而存在的，藩属体制经过长期的发展，近代之后有两个发展趋向，一是边疆的内地化，一是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朝贡体制的发展似乎是与藩属体制同步的，一个发展方向是演变为赋税，另一个则发展为国际贸易关系。许建英认为相关问题仍需深入探讨：第一，对于明清朝贡体制异同，应该对其相同之处和相异之点分别加以总结和分析，仅从统治方式的变化分析朝贡关系的变化似乎显得不够。第二，朝贡制度和朝贡贸易显然不同，虽然后者是前者的重要内容，但朝贡贸易体制不仅仅是明朝所特有的，它可以说伴随着整个朝贡制度的兴衰。第三，对于清朝朝贡体制的特征，以明朝划分朝贡关系的标准来确定清朝的特点显然是不合适的，应该从清朝自身的情况来研究其特点，否则研究就会陷入削足适履的境地。 此外，大家对边疆理论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问题也发表了许多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中心马大正研究员指出，边疆中心目前已经提出了构建中国边疆学的任务，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边疆理论，而边疆理论包含的内容仍需要细化；无论是边疆理论，还是边疆学的构建，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的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古代疆域理论，要有世界眼光、观念，但中国历史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用西方近代以来的观念生搬硬套。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中心厉声研究员提出，边疆理论研究是基于我们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实证研究又包括许多方面，如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边疆治理、近代国家疆域和边界的确定等问题；边疆理论研究要注意方法论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既要在历史的继承、延续上考虑问题，又要注意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还要把视野放大到世界范围，必须注意到周围国家的边疆和边界研究，因此要坚持历史和现实分开、学术和政治分开的原则，结论要慎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吴楚克教授提出，疆域形成史和疆域理论研究是有机统一的，但疆域史不等于疆域理论，疆域理论的研究也是边疆学研究的内容；疆域理论可以作为边疆学的一部分，但疆域形成史不能成为边疆学的基础,等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