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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开埠通商与东北城市运动述论

http://www.newdu.com 2017-11-03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 费驰 参加讨论

    摘要:开埠通商是东北城市运动的两大主题即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的加速器。晚清东北开埠通商后,一方面促进了东北城市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数目和城市规模增加;同时助推了东北城市近代化的步伐,这体现在城市功能结构、城市面貌的变化,以及城市建设与管理向近代化发展等方面。
    关键词:晚清;开埠通商;东北;城市运动
    鸦片战后,随着殖民者侵略野心的膨胀,曾经远离列强视线的中国东北逐渐成为其角逐的焦点。强迫中国开埠通商是殖民者侵略东北的重要手段。随着列强对东北侵略和掠夺的步步加深,从1861年营口开埠起至1911年间,历经俄日租借大连商埠,中外商约谈判使东北增开商埠,及至日俄战后东北全面开埠,清政府在东北共开辟了营口、大连湾、奉天府、安东县、大东沟、辽阳、凤凰城、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葫芦岛、旅顺口西澳、吉林省城、宽城子、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绥芬河、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齐齐哈尔、瑷珲、海拉尔、满洲里等28处商埠。开埠通商后,东北城市发展的动力和模式发生重大变化,成为其发展的重要阶段。
    一、开埠通商与东北城市化
    所谓城市化是指由于近代产业的发展,使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变化,也就是在农村地域中城市要素逐渐增长的过程。简言之,就是城市产生和生长扩大的过程[1]。
    城市化的标志很多,其中城市人口的增长是一个关键要素①。东北开埠通商后,由于实现了分散的小规模生产与国内外大市场的有效衔接,使城市商业贸易繁荣起来,外企及民族工业也渐次建立,城市经济发展空间的扩大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大量人口涌向城市,城市人口膨胀起来。如营口,在开埠前不过是个只有1000-2000人的小码头,然而开埠后的1875年人口超过5000人,1901年人口达到1.3万人,至1909年12月营口已经有8806户,46577人。新旧市街还有629户,2120人[2]卷2,第1447页。据奉天巡警局调查,1909年奉天城人口大约为166374人(不包括暂住人口)[2]卷1,第395-396页,第412页。按1909年4月的统计数据,吉林省城城内户数12386户,81179人[3]卷5,第322-325页。据统计,新民1860年以前人口约为1万以上,到1907年城中经营实业者29878人[3],至1909年2月调查新民城中共有9156户,52076人[2]卷4,第2805页。开埠仅2年,新民府城中人口增长了22198人,几乎为1907年的2倍。1909年7月辽阳城内有户数5000余,人口41366人,另有日本人86户,276人(除铁路附属地)[3]卷1,第1496页。1909年10月统计的齐齐哈尔城人口大约5万左右[2]卷7,第139-140页。1909年4月,法库城有3528户,22118人[2]卷2,第1358页。凤凰城,人口8817人[2]卷3,第1825页。1909年7月统计宁古塔城男女计13659人[2]卷5,第665-666页。满洲里1905年为3000人,1910年常住人口超过8000人[4]。1912年哈尔滨城市人口为68549人。1900年安东人口仅为5000人,开埠后,1907年4月安东县有31093人[2]卷3,第1959页。从统计数据可见,开埠城市人口除延吉、龙井、珲春、凤凰城、满洲里、绥芬河等边疆城市外,其余城市人口均已过万,几乎占当时东北50座人口过万城市的40%。其中奉天府、吉林省城、长春人口已经超过10万;新民、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城市人口也已达到5万以上;安东、营口等城市的人口为3万以上。
    另外,城市数目和城市规模增加也是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标志。东北开埠通商后,大量商埠城市由是产生并得到发展,大大加速了区域城市化进程。东北商埠城市的发展大致可分成3种类型:一种为新辟商埠的老城市如奉天、吉林省城、齐齐哈尔,在原有城市的基础上由于开辟通商口岸而进一步发展起来。这类商埠城市经济基础好、交通便利,且一直是政治中心。因此,开埠通商后,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第二种是铁路枢纽性商埠城市如哈尔滨、长春、绥芬河、满洲里,随着铁路的建设而兴起,开埠通商后则迅速发展成近代城市。交通形式和交通路线的改变,使新的交通流量占主导地位的交通路线上的城市的区位价值发生变化,土地的利用价值也发生变化,从而促进交通枢纽城市的崛起。开埠通商后,利用交通优势,发展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成经济中心城市。第三种是,以开埠为主要动因的港口贸易城市如营口、安东,通商开埠后,从乡村状态迅速演变为城市形貌。同原始城市、传统城市相比,开埠通商城市是一种新型的开放型城市。以通商贸易为特征的城市开放性经济决定了它必然要与外商交往,与其他国内、国际城市,以及它能辐射到的广大乡村腹地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以及文化的交流,保持城市正常的新陈代谢。清末,商埠城市已经成为新兴工商业城市的主体,其中部分城市如奉天、哈尔滨等已经成为区域性甚至全国性的经济中心城市,初步形成了以这些城市为中心的区域性和全国性经济网络。清末东北万人以上的城市共计50座,其中属于1840年前已有的老城22座,占44%,其余28城,都是在1840年至1911年兴起的,占56%[5]。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通商开埠对城市化运动的促进作用。
    二、开埠通商与东北城市近代化
    城市近代化是指城市由简单的商品经济社会向复杂的工业经济社会转变的历史演进过程。
    城市近代化的主要表现之一是城市功能结构的变化。中国传统城市的功能结构是以军事防御及政治职能为主。因此古代城市体系是一种缺乏横向联系的垂直结构,城市与城市之间主要是一种行政统属关系,其联系的纽带是行政指令而不是经济的相互交往[7]。中国开埠通商后,纯粹经济功能和典型专业化城市的出现,不但打破了传统封闭的行政城市格局,且建立了开放型的经济交往机制,经济开始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杠杆,城市职能开始发生转变。由于开埠通商使城市与广阔的资本主义世界联系起来,就打破了传统城市的封闭式结构,城市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对外贸易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开始步入近代化的发展道路。如安东原为边外荒原,直到光绪年间始设县治。安东设治以来一直仅是一个木材销售征税关卡,但“开埠通商,迨安奉路筑,交通益便,商业益兴”。清末,安东城内“大小商户凡三四千家”[8]60,“国内则津沪各地,国外则英日诸邦,富商大贾纷至沓来,银行公司相继设立,商业极称繁盛,益辟市廛以广用,而西式楼房门楣益增修”[8]751。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与国际市场发生了密切的经济联系,其经济辐射能力和聚集能力较开放前出现巨大飞跃。从“1908年安东货物输出入情况”可见,安东不但是东北区域的凤凰厅、宽甸、怀仁、通化、临江、辑安等地方市场货物的输转中心,而且与华北的上海、山东芝罘、北京甚至与华南的宁波都有贸易交流,其中与山东芝罘的往来最密切;在国际市场中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日本、朝鲜。安东开港后,作为鸭绿江岸惟一的吞吐港口,对外贸易成为安东城市的主要功能,在城市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随着商埠区域及市场范围的拓展,安东发展成为鸭绿江流域货物集散、转运的河港型中心城市。
    从城乡人口及城市居民职业比例也能反映出城市的功能结构状况。据奉天巡警局调查,1909年奉天城人口大约为166374人(包括外国人,不包括暂住人口)。同年,奉天府所属人口总计为144573户,608971人[9]。城市人口已经占据总人口的1/4强。按1909年4月的统计数据,吉林省城城内人口为81179人,其中从事农业者为386人,学生319人,无职业者7643人,苦力10635人,官吏2722人,兵卒453人,警察1014人,役人3451人,其余从事各种工商业人数大约为54556人[2]卷5,3227-325,高达67%以上。据统计,新民1907年经营实业者共有126824人,其中城中有士79口,农961人,工6875口,商21963人,共计29878人。职业分配比例商占多数,大约占城市总人口72%;工次之,占23%;农又次之;士最少。在乡村,务农最多为76132人,工次之为14522人,商又次之为5228人,士最少为1064人[3]。合计从事工商人数为48588人,占全部辖区人口的38%。清末东北商埠城市居民人数在总辖区中占有的比例已经大大超过此标准。而从职业结构来看,清末东北商埠城市中从事工商业人数已经远远超过政、军、学界人数,可见工商业者已经成为城市的中坚,这与传统城市中官僚士子占统治地位有了本质的区别。因此,我们姑且不论统计人口数据的方法与准确性,但上述系列数字足以说明,东北的通商开埠使城市职能结构发生变化,经济功能逐渐成为其主体,这是商埠对城市近代化促进作用的一种表现。
    同时,开埠通商改变了城市面貌,推动城市建设与管理向近代化发展。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市道路的规划与修建及城市交通管理。首先,随着开放区域的扩大,中国绅商认识到,“苟其街道之垫隘如故,舍宇之卑陋如故,水泉之咸涩污秽如故,捕务之不修、盗贼之不禁也如故,游匪蠢役之敲诈讹索也如故,则货物阗溢而远人不来,虽欲通之而乃塞之矣。”[10]强调建设城市改善环境的必要性,否则,开埠通商根本无法收到招徕外商、发展经济的效果。其次,“修筑马路以挽路权而辟商埠也”。如开埠前,长春城内户籍繁稠,街道狼藉而土性又极松浮,过风则飞尘蔽日,遇雨则泥淖满街。甚至车马倾陷阻塞行人,中外商民同深诟病。日、俄领事不但在大庭广众屡肆讥评长春不修路政,日领事甚至谋求“代行开筑或合股共修”,如果一经其手,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实际情况就促使政府决定“及早兴办,以壮观瞻而免垂涎”。在无法筹到所需巨款之前,先仿照哈尔滨办法,饬令四街铺商每家各将门前之道接段修理,资本较小,或无铺面之处,再以官款拨助[11]226-227,官绅齐心合力以解燃眉之急。长春商埠局成立后,出台了长春城市建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长春自开商埠租建章程》,体现出政府改善长春交通路况的意图。开埠之初即投入12万元改善主干道路,先兴筑西南路道署前一条短马路暨大北门外一条小马路。至民初商埠地共建有16条马路和34条街巷。再次,以服务便利发展城市经济为原则。如吉林商埠地址在巴尔虎、朝阳、东莱三门之外,本拟共修马路三条以便交通,巴尔虎、朝阳两门均为旧有路线,稍事扩张既可,而东莱一门近连江沿,地势逼窄,不适合修筑马路,且由该门进城至粮米行大街迂回曲折,不方便,后调整,在朝阳、东莱两门之间另辟一门兴修马路一条,向城内可直达白旗堆子粮米行等处,向城外可“直趋商埠中央”,这样“交通尤便”,有利于发展城市经济[12]。最后,加强城市交通管理。长春商埠局制订的《长春商埠巡警公所章程》之《管理马路规则》明确规定,“对在辖境内的马路,巡警公所有直接管理之权”;每日清晨沿路铺店应将门前自行打扫洁净;春夏秋三季沿路各店铺每日须泼洒清水三次;马路禁止各项如下:重载大车猪羊牛马各群;不准停止车辆及横拦各物阻碍通行;牵拉骡马不准在马路上往来盘旋;车马穿行马路须由过沟石上行走,不准通过明沟;马路及便道不准摆列各项贸易小摊,其许可者不在此限;马路及两旁便道不准抛弃秽物;车马往来须靠左边行走,等等。否则处10元以下5元以上或5元以下1角以上罚金,甚至5日以下1日以上之拘留[11]178。又如,安东“开埠以来,由警察厅历年修筑”马路,继之市政实行后,“逐年兴修新式马路”,这样,“已修之路规则整齐,卫生队遂逐日扫除,一洗途潦污秽之旧而涣然更新”[8]132。城市路况的改善及交通规则的实施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亦为城市市容、城市文明的体现。
    第二,整顿规划商业秩序。如《长春商埠巡警公所章程》强调“凡在商埠营业者,无论中外商人均应遵守本公所所拟定管理章程”。同时对在商埠营业者包括字号营业、地址门牌、资本若干等都备有详细存案。并制订详细规则整顿规范行业秩序,如《官立市场管理规则》规定:于卫生有害之物、易于引火及一切危险之物、鸦片烟及一切法令已禁之物、临时法令禁止之物等不得营业;各项设摊营业须照公所发给执照之号数摆列,不准顶替及私自互相更换;须受管理员及弹压巡警之指挥,不得任意摆列致碍行人;各项车辆以及骡马牲畜均不得入市场之内,以免拥挤;各项棚摊于所租之地位及其摊前务须打扫洁净,洒以清水,以免尘埃飞扬。收市后应将自用器具收拾整齐,不准任意纵横;市场应用之度量权衡,须与现时通用者一律。银钱价值须与钱市一律;闭市时间以晚十一钟为度。又如《管理中外当铺规则》之第4条规定,当铺当入物品若来历可疑,即报知本公所或就近巡警区域;《管理旅店规则》规定,旅店遇有以下各事须立刻报于该管巡警区署:带有军械及违禁之物者;携带妇女幼童迹有诱拐之情形者;语言举动形迹可疑者;遇有旅客入店时行李无多,随后渐见加增及任意挥霍者(如店主知其根底,毋庸呈报,店主应负其责任);孤身女客疑有逃亡者;旅客死亡非经公所区署查验其衣箱物件,不得率行移动;旅客不携带行李货物无故出店,五日不归,并不知其所去向者;旅客去后有遗忘物件者等[11]173-175。第三,保护城市环境。如《保护马路树木规则》第2-7条规定:马路两旁树木不许攀折;沿路树木不准拴系骡马;往来车马擅折树株,守望巡警即行拘区听候罚办;擅伤树株之人查其果有公事在身,可询记其姓名住址释之,但报告区所;凡故违本规则者,照违警律处罚;若有偷盗沿路树木者,照违警律加倍惩罚。值得一提的是:长春设立专门为衙署张帖示谕的告示牌及商业张贴告白之用的招领牌、商业告白牌、戏团报单牌等各项广告牌。《广告牌》明确规定,除戏园报单牌于各该园门前酌员设立外,告示牌立于衙署门前,商业告白牌均设于冲衢处所;各项广告牌设立以后,凡衙署示谕,商业告白均分别张贴牌上,以示整齐;商业告白牌设立以后,凡商业各项告白均须张贴牌上,不得仍在临街墙垣任意张贴;戏园报单牌设立以后,各戏园报单均应张贴牌上,不准仍前任意满墙张贴;各项广告牌每月应洗刷一次[11]179,181-182。这些规则的制订既美化了城市环境,也增强了环保意识,是城市近代文明的体现[13]。
    总之,开埠通商后,贸易口岸在成为外国倾销商品和输入资本场地的同时,也率先引进了西方近代工业、交通和技术等。在这一特定社会经济条件影响下,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尤其沿海、沿江地区)迅速解体,导致了中国城镇体系的职能组合结构的根本变化[14]。同时,城市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对外贸易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从东北城市近代化的路程同样可以找寻到通商开埠对城市运动的促进印迹。因此,在强调东北开埠中的殖民侵略色彩的同时,必须看到,开埠通商是东北城市运动的加速器。
    注释:
    ①由于统计方法等多方面原因,现存资料的人口数据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主要依据(日本)关东都督府陆军经理部:《满洲地方志(草稿)》第1、2、3、4、5、7卷提供的数据,同时也参照了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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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段妍.民初东北市民新式娱乐生活探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71-75.
    [14]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32.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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