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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难有作为的“泥鳅”首相 2011年，日本又换了一位新首相，他就是野田佳彦。这位在竞选时自称“泥鳅”的政治家，后来者居上，力压其他几名候选人，登上了总理的宝座。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之所以把票投给野田，大概是希望他能踏踏实实地干点事情吧。 现在看来，这种希望大概要落空。从野田几个月的表现来看，其实并没有比前几任首相好到哪儿去。据说他的日子很难捱，已经萌生退意。看来，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政治家，想要玩转日本政治，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有一种意见认为，日本政界之所以平庸而没有生气，主要是因为缺乏具有雄才大略的人才。但这恐怕只是点出了表象，而非本质。日本政治的困难在于：客观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惯性的力量，或者说惰性的力量却继续左右着国家的走向。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日本政治越来越被束缚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难以施展拳脚。 二、对美外交的困局 自古以来，外交就在日本的国家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古代遣隋使、遣唐使对于日本历史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近代岩仓使节团也为日本近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战后日本的迅速成长，套用前日本首相吉田茂之言，是“败于战争、胜于外交”。 战后日本外交的精髓是追随美国。日本的一些极端分子，例如石原慎太郎，就讥讽日本是美国的小老婆。话说得难听，却也道出了几分实情。战后的日本首相，凡是能和美国处好关系的，其执政之路就比较顺当，反之则难以善终。小泉纯一郎和美国打得火热，虽然他把日中关系搞的一团糟，但依然在位长达五年之久。另一位首相田中角荣是有些独立意识的，结果却触怒了美国。据说，令他身败名裂的洛克希德事件就是美国的阴谋。 可是，客观形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日本的对美外交也遇到了新的课题。 其一是中国的崛起。中国现在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日本关系的重大可想而知。可以说，如何正确地和中国打交道，同样事关日本的前途和命运。以前，日本只需要追随美国就能保证高枕无忧，外交问题简单、容易操作。现在，影响日本外交的关键因素增加，外交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难以把握分寸。按说，如果日本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制定现实的外交路线，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实际上，近代以来日本人头脑中形成的对华优越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他们以一种冷静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强大。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或者不安，日本倾向于进一步倒向美国的怀抱寻求安全、寻求心理的平衡。 其二是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一方面，追随美国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另一方面，追随美国也伴随着痛苦和屈辱：冲绳的军事基地尤其是日本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痛。近年来美军普天间基地的搬迁难产，反映了其中矛盾的尖锐和不可调和。鸠山由纪夫在2009年提出把普天间美军基地搬出冲绳，甚至搬出日本，获得了选民的广泛支持。民主党在当年大选中获得胜利，该项政策宣示功不可没。当然，由于美国的反对，鸠山也是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的。在挑战美国遭遇挫折之后，日本政府改变了方针，决定按照美国的意愿，把基地搬迁到冲绳的名护市。可是，在该问题上要获得地方政府、地方居民的理解和合作，并非易事。当地居民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已经成为日本政府推行亲美政策的一大制约因素。 战后初期形成的亲美政策，虽然有客观形势的制约，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符合日本利益的。现在的亲美政策则不一样：它演变为一种惯性，或者说一种传统，甚至是一种文化。在很多情况下，它不是考虑是否对日本有利，而是考虑美国的脸色是否好看。虽然日本媒体热衷于把日本的命运托付于日美同盟，但实际上日美关系已经面临空壳化的危险，因为日本扮演的角色是被动的、从属的。去年，野田为了讨好美国，贸然决定参加排除中国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只能证明日本不过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廉价工具。看来，日本外交的一些做法严重背离了国际形势的客观要求。 三、财政问题的魔咒 2011年，美债、欧债问题令人惊心动魄，至今还替它们捏着一把汗，不知道最终能否顺利解决。不过，如果要说债务问题，日本要比美国、欧洲严重得多。 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日本的债务余额连年飙升，不断创下新纪录。目前，日本的债务总额超过1000兆日元，也远远超过名义GDP的200%。对比之下，去年美国债务不过是GDP的100%，意大利债务不过是GDP的129%。换个角度来看，2012年的国家预算中，日本国债所占比例将近50%，这也远远高于美国。 日本巨额债务的积累过程其实反映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国无远虑，必有近忧。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后，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执政党还是政治家个人，纷纷寻找花钱的门道以赢得政治支持。一方面，通过国家财政提高国民待遇、提高选民待遇来捞取选票的政治手法蔚然成风；另一方面，贪污腐败者有之，铺张浪费者有之，好大喜功者有之。这样，大把花钱的做法，就像吸食毒品一样，一旦上瘾就一发不可收拾。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国家财政拮据，征收消费税被提上政治日程。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国家的财政状况亮起了红灯，财政支出的风格到了改变的时候。但是，没有人认真对待这种警告。日本人普遍认为不景气是暂时的，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还会重新回归。以这种思维为前提，以举债来维持开销并刺激经济增长便成为一种政策选择。20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低迷，大肆举债逐渐常态化，并在这条道路上越陷越深。显而易见，在经济高速增长这种暂时现象的迷惑下，日本财政支出规模过快、过度膨胀，却没有充分预见和考虑到经济可能出现的萎缩，从而导致后来财政支出和经济现实的严重脱节。 那么，为什么欧洲美国的国债问题都闹得沸沸扬扬，情况更为严重的日本却很平静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际市场认为日本的消费税税率尚有很大的上调空间。 2011年底，民主党税制调查会提出了分两步走的提高消费税方案。具体而言，就是在2013年10月将5%的消费税提高到8%，2015年4月再进一步提高到10%。野田表示会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以完成这一艰难的政治课题。 但野田折戟沉沙的可能性很大。从民意调查来看，提高消费税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国民的赞成。这并不是说，选民的觉悟不高，只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无视国家面临的严重问题。解决债务问题应该是一个配套工程，以确保各个阶层的公民公平地负担自己的责任。可实际上，既得利益阶层旧态依然，不肯放弃自己的利益。有日本媒体指出，民主党曾经承诺的消减国会议员人数、降低国家公务员薪俸的提议，都没有兑现。在政治家、官僚们继续享受特权的情况下，却要求广大国民来为财政亏空埋单，在道义上难有足够的说服力。另外，民主党在2009年大选的时候承诺不提高消费税，野田的相关表态相当于自食其言。故而，在野田表示推动消费税增税方案后，已有若干名国会议员脱离民主党，甚至有媒体预言民主党即将“空中分解”。可以预见，如果野田的政治目标不能实现，日本型的债务危机也就为期不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经济遭遇的打击将会是毁灭性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绝大多数日本债务为本国金融机构所消化，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当然，虽然可能性很小，但并不排除野田会艰难地通过上述方案。即便如此，上调消费税税率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此举无疑会进一步剥夺国民财富，抑制国内需求，并对日本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所以，如果要问这些年日本首相最头疼什么问题，最可能的答案就是缺钱、没钱。多年来以借债度日的窘境，日甚一日地压迫着执政者的神经。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随时有破产的危险。显而易见，野田选择通过征税来解决该问题，只能给自己套上沉重的枷锁，他注定没有多大胜算。 战后日本很难出现一个长期执政的首相。在一段时期里，日本舆论将此归咎于日本的众议员选举制度。他们认为，日本实行的中选举区制度是日本各种政治弊端的根源，它妨碍了日本走向稳定的两党制。冷战结束之后，改革众议院选举制度一下子成了舆论的中心。可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选举制度改变之后，日本的政治形势没有变得更好，反而变得更糟。确实，2005年大选自民党获得大胜，2009年大选民主党大胜，都控制了众议院三分之二的议席，但这并不能保证自民党、民主党获得稳定的执政地位。2007年自民党失去了参议院的控制权，致使安倍晋三内阁垮台，福田康夫、麻生太郎两届内阁举步维艰；2010年参议院选举之后，民主党也遇到了朝小野大的局面，处处受到在野党的掣肘。这种状况，就是日本所谓的“扭曲国会”，它成为日本政局不稳的重要因素。面对日本政治出现的新问题，现在日本又有人呼吁恢复原来的中选区制度。如此折腾，日本政治不乱才怪呢。 事实上，政局的稳定与否，是和日本的政治经济形势息息相关的。日本政局的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内问题的艰巨性、复杂性，反映了其政治、经济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而频繁地更换领导人只不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述形势的特点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野田这位“泥鳅”首相难以改变日本政治的演变趋势，他可能又是日本政坛上的一个匆匆过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