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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是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 正如中国边疆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一样，中国边疆研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以西北为例，作为乾嘉学派的组成部分，清人的西域史地学派实际是当时学界的风向标，一论既出，马上为世人瞩目。 19世纪以来，中国为列强环伺，面临瓜分豆剖的危机，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掀起了边疆研究热潮，特别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以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为代表，学人普遍将关注边疆视为国体存没的特征。20世纪前期，在民族危亡的激发下，边政学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视角。从19世纪中期到1949年以前的边疆学研究，经历了从中国传统的史学发生，到以现代多学科为基础的新的边疆学的质变，对当代政治文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边疆学研究进入全新的阶段。 回顾六十年来的学术史，作为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中国边疆学逐渐走向成熟。这一过程，与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同步。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迎来了蓬勃兴旺时期，可以视为近代以来，继19世纪后期、20世纪20至40年代之后，第三次研究高潮，其重要标志是： 中国边疆学研究实现了两个突破，一个是突破了以往仅仅重视研究近代边界位置与走向的积习，开始形成以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学学术史，这三大系列为重点的研究格局。另一个是以史地研究为基础，走出了纯史地研究的范畴，将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相结合，形成了贴近现实的、多学科的、贯通古今的学术特点。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边疆学研究的视角广阔、学者众多、成果丰富。 同时，中国边疆研究的特点逐步形成：对边疆区域的探险考察、对以往边疆探察史著的发掘与研究，是学界热点，受到不同年龄段的学者的共同关注，使中国边疆学研究集人文地理、探险发现、考古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的成果，具有更广泛的应用性，具有牵系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前沿位置。 以西北边疆史研究为例，19世纪后期开始的新疆探险发现，特别是1901年发现楼兰古城掀起的考古探险热，成为进入近代时期的标志。有关这一时期的中外著述，从80年代以来，编辑出版了《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探险与发现》《亚洲探险之旅》等丛书，刊布了《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档案史料》《斯坦因第四次新疆探险档案史料》等系列档案文献，以及芬兰马达汉（曼纳林）的《马达汉日记》等数十部有关书籍。 从1896年开始，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因在中国新疆、西藏、青海的探险考察，获取了世界性声誉。结束每次探险，斯文•赫定除了撰写洋洋数十万言的科学考察报告之外，与其匹配，同时总要出版一部面对普通读者的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探险考察纪实。此后，新疆探险家们往往遵从这个成例，在正式的科学报告之外，一定要撰写一部相应的纪实之作。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我的探险生涯》）与奥利尔•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并称为“中亚二记”，曾译成数十种文字，仅中文版就有两个译本（分别从英文、德文译出），先后出版了近十万册，不但风靡世界，同时倾倒了几代中外读者，许多青年就是因这两本书而走进了广袤陌生的西域。 作为边疆学学术史的组成部分，1992年、1996年在乌鲁木齐连续召开了以总结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的西北探险史成果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992年“西域考察与研究”会议，就“19至20世纪西域考察及其学术遗产评估”、“西域历史研究”与“西域考古与文化研究”作了专题讨论。1996年会议，则以“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丝绸之路考古”、“丝绸之路文化”为议题，分别出版了会议论文集。1992年国际会议之后，特别组织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有八个国家学者参加的考察队，作了一次影响深远的环塔里木探险考察，在考察的终点库尔勒市，考察队员专门讨论了探险史与边疆学的学术衔接问题。同时，会议的一个直接成果，就是开始编辑出版《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丛书。 可以说，有两次会议作平台，我们将19至20世纪西域探险纳入了边疆学的学术史库存，成为中国边疆学研究范例。 实际上，与我们更贴近的是中国学人的边疆区域考察纪实。 1917年，民国政府财政部官员谢彬单车远征，在新疆走了前无古人的路程，并以一部《新疆游记》记述了清朝鼎革之后新疆的现状，将西域的历史与未来纳入笔端。1919年“五四”前后，为解决西部交通问题，历时10个月、行程11万公里，林竞在中国西北作了跨越几个省区的考察，并且率先以“开发西部”标榜。他的《亲历西北》（《西北丛编》）一书，为西北边疆研究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内容。 中国学人有关边疆的考察纪实之作影响深远。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内蒙访古》一文，才华横溢、格调高昂、别有韵致，不长的文章探及中国西北民族兴替与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规律，常年列入中学语文的教学范文。当代学者的边疆考察实践超过了中外前辈，众多成果令世人瞩目，但是他们个人的探险考察经历，却鲜为人所知。他们用自己的实践，传承文明、感受文明，他们本身就是西北边疆学关注的内容。这是边疆学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的特点。近年陆续编辑出版了《中国边疆探察丛书》《边地文化探踪丛书》，以及《中国西部探险丛书》，在几种丛书之外，纪实之作比较有影响的尚有数十部，仅以西部（新疆）为例，有杨镰《最后的罗布人》和《黑戈壁》，以及穆舜英《寻找楼兰王国》，王炳华《沧桑楼兰》和《新疆访古散记》，张平《草原民族文化的灵魂》等等。 在边疆学研究过程，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评价19世纪以来外国人纪述探险过程的著述的学术含量。新中国成立后，这曾经是有重大争议的话题。 19世纪中叶，在日趋没落的清王朝统治之下，中国危机四伏，统治者既无力缓解国内众多矛盾，更无力抵御世界列强的入侵，盛极一时的清朝的衰亡已经不可逆转。在列强加紧侵华的大背景之下，众多的外国传教士、学者、商人、官员、旅游者，以及形形色色、身份迥异的探险家，纷纷涌入中国的边疆区域，从事探险考察可能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每个人所抱目的不同，方法各异，在对待当地居民以及中华文化等方面，态度、取舍更带有时代与个人色彩。然而，正是这些人撰写出版了可以组建一个专门图书馆的有关著述。他们从事探险的时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期间，他们旅途所经，又往往属于人迹稀少、古今文明屡经兴替的边鄙，有关文字记述相当罕见。除了某些以收集古物为唯一目的的探险家，比如勒柯克、格伦威德尔等等，他们对古代遗址的带有破坏性的发掘历来受到中外有识之士的一致谴责，其他大量的书籍毕竟出版在一个世纪之前，种种偏见与误差难以避免，而这正是我们今天边疆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所以，不能因为有片面性、局限性就忽视它们的价值，就将其置于视野之外。关于这一点，有这样一个例证： 1907年，斯坦因抵达了罗布荒原，他的目标简单明确：前往楼兰古城。在途中，他的驼队突然止步不前，原来路边出现了两个罗布人的伯克，他们身着大清的五品官服，官服蔽旧，已经出现了补丁，而且并不合身，但漂洗干净、缝补针脚细密，着装中规中矩。这两个伯克是清代康熙时册封的世袭官员，他们特意来向探险队的外国人检验护照。作为大清臣民，这是他们的职责与承诺。这真叫斯坦因感慨不已。他走遍西部，所到之处，通行无阻，腐败的官方无不唯唯诺诺，从不敢弗其意，根本不用出示护照。唯独在这罕见人烟的“荒凉得如同月亮上一样”（斯文•赫定语）的罗布荒原，却遇到不惧强权、维护大清国权威的罗布人。 斯坦因是敦煌劫经的始作俑者，但他的记述却为当时中国边疆地区的人文情感、政体结构，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笔。 总之，中国边疆学研究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学科，也是充分体现出人文地理、历史文化内涵的学科。六十年来的边疆史地研究取得的每一个进展，都与学科本身的内涵、外延密切相关。边疆学研究不仅仅是边界走向的确认，还与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变化的脉络吻合。它的每一个进展，又体现出贯通中国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特点。 只有对中国边疆历史发展情况有清晰的认知，才有合乎现代意义的边疆学。重视实地考察，是中国边疆学的明显特点。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学所取得的长足进步，使这个学科突破了学术藩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深入人心的具体例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