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基于重大现实问题和科学发展需要的原则，确定了近期中国边疆史地科研选题的重点，提出开展三大研究系列的构想，即1、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2、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关系；3、中国边疆研究史。这一构想在学术界同行中引起了反响：热忱建议者有之，积极著笔者有之。众人之灼见给我以启迪，现将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几点思考草拟成文，以求方家指正。 (一)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和边疆开发是中国边疆史地学传统的研究项目，它与断代史、地方史、民族史相互冲击又相互汇合，古今学者对此倾注了心血。今天我们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前提出发，提出了中国历代边疆政策、中国历代边疆开发、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中国历代边疆管辖制度等研究课题。新的研究界面的发现，以及这些界面周缘的扩展，必将不断拓宽人们的视野。纵观中国历史，自秦始皇建立中央封建集权国家以来，尽管兵燹资战祸频仍，却都不能阻遏统一的历史大潮，悠悠两千载，曾出现过四次统一大局面。秦汉开创了全国统一的先河。盛唐时疆域的开拓，扩大了中原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边疆地区的联系，出现了“华戎同轨”、“冠带百蛮、车书万里”的蔚为壮观的局面。及宋、辽、金各代，汉民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意识，共同克服了战争造成的种种困难，进一步发展了内地和边疆的开发与交流.蒙古族开创的元朝，成为我国少数民族统一全国的端绪，因使内地和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包容；而各民族之间亦出现了极富特色的大融合，并且一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传统结构和封闭的边疆观念。迄明清，特别是清前期，清政府在元、明两代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全国一统，疆域范围殆近今日版图.消除边疆地区新的割据势力和捍御外侮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内容。中国历史的进程表明，前一时期的分裂、战乱，在客观上都为下一时期更大范围的统一和发展准备了条件。这一特有规律，人们日益有所认识，并从不同角度进行有益的探索。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代、哪一朝都被边疆问题所困惑，统治者不能不相继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边疆政策。其自秦汉时期初具规范后，经唐、元、清诸强大统一王朝的补充、完善、渐成体系，其完整和丰富是他国历史所罕见的。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不仅与彼代彼朝的存亡兴衰休戚相关，而且对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形成和发展，也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即使今天，古代边疆政策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也时有待认真总结和评估的珍贵的历史遗产。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内涵十分丰富，为人们提供了研究的诸多层面，其中重要者至少有： 1、各代各朝边疆政策的多层次结构分析； 2、边疆政策中的共性，如边疆政制、边疆开发、边疆文化与宗教等； 3、历代边疆民族和近现代边疆政策； 4、引发边疆政策的制定的治边思想； 5、边疆政策横向与纵向的对比； 6、边疆政策所涉及的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文化诸领域； 7、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 可见。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近两年我们已经完成的专著性论集《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以及正在写作中的《清代边疆政策研究》，正是上述构想的初步实践。 (二) 边疆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两个时间层次的研究，即近代和当代的边界问题。 今天，开展中国近代边疆变迁史研究刻不容缓。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地方史等学科的丰富成果及其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以及研究队伍的素质的优势都为这项研究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同时，目前又有一个宽松和谐的研究环境。这一切是深化中国近代边疆变迁史研究的极有力的条件。基于上述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已经组织力量编著多卷本的中国边界变迁史。 当然，仅此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开展多界面，多层次的专题研究，诸如近代史上历次重大事件与边疆问题：近代不平等条约与边界问题；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与中外诸方的对策；近代边疆危机与边疆的社会变化，等等。 总之，这一领域关涉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与有关各国政治、外交、军事、民族等方方面面，广阔的研究天地足供学者们上下求索。 我们的研究，面临众多困难。在资料(特别是档案)的利用、研究成果的公开发表等方面，都需要我们努力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但毕竟坚冰已经打破、扬帆远航抵达彼岸的将是研究队伍中的勇者。 我们在进行近代边疆变迁史研究的同时，还应该将研究的视点投向当代边界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当代边疆问题是近代边界问题的延续和发展。建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本着公平合理和互谅互让的原则，先后与朝鲜、缅甸、蒙古、尼泊尔、阿富汗、巴基斯坦等邻国签订了边界条约。6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捍卫领土主权，在边界地区也进行过三次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自卫反击战。所有这一切都值得学者去探求原委、总结经验。西方学者早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投向这一领域，马克斯威尔的《印度对华战争》是大家较为熟悉的一例，其实，从1958年—1974年用西文出版的中印边界问题的论著即达百种以上，而同一时期我们只发表了几篇论文，出版了几本通俗小册子。苏联有关中苏边界的论著也在全世界大发行，越南、朝鲜的学者也不甘落后。相比之下，我国学术界除了70年代至80年代初在沙俄侵华史研究上有所进展外，研究的总趋向缺乏系统性、连贯性，近几年则明显地呈现出不景气。是我们学者认识不到当代边界问题的重要性么?是我们学者的研究水平不如西方或苏联学者么?都不是!同样是炎黄子孙，在西方学习的中国学者同样在进行着当代边界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成绩。崔剑华(译音)是一位在加拿大攻读硕士学位的年轻的中国学者，1983年加拿大莫塞克出版社出版了题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苏边界争端》的专著，全书除导论外，共分四章，分别题为：历史的负担，20世纪70年代的边界冲突，中苏边界谈判，“学术战争”。 窃以为，问题的症结有二：一是长期以来现实问题研究的不安全感，限制了学者们的思维；二是纵有敢闯研究禁区的勇气，也难以利用作为研究基础的有关第一手资料。建国近40年，当代边界问题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可谓凤毛麟角。具有爱国心和责任感的中国学者们为此痛心疾首，欲改变这一局面而奔走呼号，但禁区仍然故我，不成文的禁令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利剑悬于学者头上。 动荡多变的当今世界，复杂微妙的边界现状，开放改革的汹涌大潮，不能不使研究一者直面当代中国边界的诸多问题，从而迫使研究者通力合作，进行创造性探索、超前性研究。我们有理由期望这一领域的研究能得到党和国家决策部门的更多的提倡，更有力的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丁伟志同志最近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序》中写道：“正因为是科学事业，边疆史地的研究过程中，出现匡正旧说、提出新见的事，论断分歧、发生争执的事，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都是学术发展的契机。也正因为这样，边疆史地研究的成果所表达的只是学者们的学木见解，而不是代表任何社会集团的意愿，更不是代表政府在边疆问题上的政策和态度。切切不可把学者在边疆史地研究中发表的学术观点错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以过分的责怪，或过度的重视.只有各界人士把学人之占作为字人之言宽厚待之，字者才能在边疆史地这个有时还颇带敏感性的研究领域中放开于脚做事，边疆史地研究这块科学园地才能真正得以垦拓，得以繁盛。”我以为这一值得称道的见地一旦被人们所理解，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的繁荣便为期不远了。 (三) 系统收集、评述与概括本世纪以来我国学者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成果，是一件值得下大力的工作。 边疆史地的历史记载可谓汗牛充栋。浩繁的二十四史和多种地方志是研究边疆史地的资料库。文化是历史的淀积，而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在鸦片战争之后才得以发展，出现过两次高潮。 第一次时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敲开了闭锁的帝国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致西北、东北、西南边疆相继出现严重危机，以魏源、何秋涛、夏燮、梁廷楠、徐继畲、曹廷杰等为代表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学者深感大清帝国国势日衰，为捍御外侮、巩固边防，发奋潜心于边疆史地研究，他们的著作至今仍不失为警世之论。这一研究发展的势头至清末而不衰，从而促进了历史沿革地理学的发展，出现了丁谦、杨守敬等毕生致力于斯的学者，1911年出版的杨守敬、熊会贞合作编著的《历代舆地图》，是一部我国地图绘制史上的空前巨著。 第二次时在本世纪20—40年代。一批接受资产阶级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学者，痛心于深重的民族危机，希冀通过边疆史地研究，激发国人之爱国热诚，他们象矻矻播种的耕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收获。1916年和1920年出版的苏演存《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和白月恒(白眉初)《国界小志》可谓首发其端，20—30年代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谢彬《中国丧地史》(1925年)，葛绥成《中国边疆沿革考》(1926年)和《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1931年)。之后又有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略》(1938年)，夏威《中国疆域拓展史》(1941年)，蒋君章《中国边疆史》(1944年)，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1946年)等。这些著作尽管有种种不足，有些观点也未必尽善，但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的开创性作用和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显而易见的。30年代在中国史坛独树一帜的禹贡学会，在顾领刚的大力组织和推动下，致力于边疆史地研究，出版了《禹贡》半月刊，编印了《禹贡学会丛刊》。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边疆史地的论著和资料，还在于造就了一代边疆史地的学者。现已作古的顾颉刚、翁独健、韩儒林、冯家升、童书业、张维华、徐旭生、冯承钧、王日蔚、王金绂，以及今天仍健在的谭其骧、自寿彝、侯仁之、史念海、朱士嘉、顾廷龙、王静如、吴丰培等著名学者，都是驰骋于边疆史地研究学坛上的骁将。 但是，在我们向老一辈学者求教访问中，当我们细细翻检报刊论著目录时，发现以上所述仅仅是20—4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一个侧面(如果能说得上是重要的一个侧面的话)要了解20—40年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全貌，还有待进一步做细致的工作。当时活跃于这一领域的学人还有：丁实存、马鹤天、马宵石、张西曼、黄奋生、华企云、王桐龄、吴其玉、吴延燮、洪涤尘、楚明善、宫碧澄、曾问吾、刘立千、谢再善等；当时有影响的学术团体和机构还有：中国边疆学会、边政学会、新亚细亚学会、中国社会调查学会、东方学会、开发西北协会。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等；当时受人注意的刊物还有：边政公论、边政导报、边事研究、边疆研究论丛、边疆研究季刊、康导月刊、国闻周报、新亚细亚、中国边疆等。可见在相对集中时间里，出现了这么一批研究群体的本身，就是发展的明显标志。用群星灿烂形容20—4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并不为过。只是这些学人、团体和刊物，近30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被人们遗忘了。只要我们拂去边疆史地研究果实上的历史尘埃，它们仍能被我们所借鉴和吸收。 追寻20—40年代研究发展轨迹的工作很多。在宏观上，我们可评述20—40年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成就与不足：在微观仁，可研究学者、学术团体等个体的学术活动的成败得失。我认为对研究个体、研究群体的评述尤应重视、因为从个体到群体的过度和群体的形成是科学发展的标志和保证。就个体而言，我们应化大气力总结每个学人的学术成就与不足，调查20—40年边疆史地学工作者的学术生涯，以便获得生动和丰富感性认识，从而使我们对学人的评述更鲜活，更完整，更有立体感。 现在，我们正面临第三个研究的发展时期，这个发展时期，可以说经过建国后近30年中国近代史、帝主义侵华史、中外关系史以及民族史、地方史发展的准备而出现的，当今正处于方兴未艾之势。近十年来研究进程的评述，已引起学者的重视，只是对台湾、港澳地区的研究现状还应下大力予以注意。至于国外研究的进展更是不可忽视。“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唯有放眼世界，知人之长，才可补己之短。从而加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深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关于开展三大研究系列构想的提出与实践，必将推动和加速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进程。 思考的草成，不是思考的中止，而且新的思考课题又有萌生。诸如边界理论的研究；边疆史地研究与法学、外交学、民俗学、社会学、地理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的关系；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疆学其内涵与外延、对象与方法、现状与展望等等。我希望有更多的同行参加这有意义的思考行列，责无旁贷地推动正伴随着艰难的现代化进程而前进的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