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当今中国，边疆问题呈现复杂态势，如何治理好中国边疆已成一个重大课题。基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认识，本文试图从前苏联边疆裂变的大致经过、前苏联在治理边疆民族问题上所实行的政策入手，探讨前苏联边疆治理的教训和启示，以期望有益于我国的边疆治理大业。 关键词：前苏联；边疆；民族政策；治理 纵观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积淀了边疆治理的宝贵经验或深刻教训，值得我国认真学习与借鉴。其中，前苏联边疆治理的深刻教训尤为典型。本文回顾了前苏联边疆裂变的图景，分析了前苏联边疆裂变的缘由，总结了前苏联边疆裂变带来的教训和启示。旨在期盼我国不论是中央政府层面，还是边疆民族地方层面，都要以前苏联边疆治理的教训为鉴诫，科学而有效地处理边疆问题、民族问题及其他问题，以确保民族团结、边疆安宁、国家稳定。 一、前苏联边疆裂变的图景 在上世纪80年代晚期至90年代初期，发生了一件震憾世界、影响深远的大事。那就是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瞬间四分五裂，各边疆加盟共和国割袍断义，分道扬镳，走向独立。 1986年12月，地处苏联南部边疆的哈萨克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爆发了一场民族骚乱。这标志着苏联边疆民族危机拉开了序幕。1987年8月23日，地处苏联西部边疆的、波罗的海地区的三个共和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首都，同时出现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活动，矛头直接对准1940年8月苏联政府以武力胁迫上述三国加入苏联的《苏德条约》。[1] 1988年秋季，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州出现了一次民族冲突事件。该州政治学院的师生非法集会，公然扬言：“我们不应该学俄语，那些外来户早就让我们腻歪死了”，“乌兹别克斯坦是乌兹别克人的乌兹别克斯坦”，“把鞑靼人、土耳其人、犹太人、俄罗斯人……统统赶出乌兹别克斯坦”……[2] 1989年，正值《苏德条约》签订50周年之际。在那一年中，波罗的海地区三个共和国的民族分裂分子更是加紧开展了舆论上的、组织上的、立法上的民族独立活动。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国家独立法案，决定从苏联中脱离出来，变成主权独立之国，并致电美国国会，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承认立陶宛为主权独立国家。1990年3月30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类似立陶宛的共和国独立法，表示要将爱沙尼亚变成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1990年5月4日，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独立宣言，定国名为拉脱维亚共和国，恢复1922年时该国宪法。 1990年5月，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打着复兴俄罗斯旗帜、大肆从事反共、反苏、瓦解苏联活动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在大选中夺取了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政权。1990年5月12日，波罗的海地区的三国首脑在塔林聚会，发表三国合作宣言，表示在走向国家独立道路上要加强相互合作。1990年5月到1991年12月间，因波罗的海地区三国的独立举动引发了苏联瓦解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南部边疆的南高加索、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中亚的五国也纷纷效仿，宣布独立。在同一时间，许多民族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的主体民族的分离主义也迅速膨胀起来，要求实现民族的独立。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与南奥塞梯自治州先是发布了主权宣言，尔后又要求脱离格鲁吉亚加入俄罗斯。连俄罗斯的车臣也宣布要成为主权独立国家。 1991年8月23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禁令。当天下午，位于莫斯科中心广场上的苏共中央大楼被俄罗斯当局查封。1991年8月24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联共产党解散，还签署法令禁止苏联共产党在军队、警察和国家机关的活动。1991年8月2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暂时停止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活动的命令。苏共中央书记处被迫接受解散要求，只是希望再开一次中央全会加以确认，但因叶利钦未加理睬，也就没有下文了[3]。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布列斯特签署文件，宣布建立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联合体。1991年12月21日，苏联11个共和国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签署了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把核控制权亲手交给了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的苏联国旗徐徐落下，而沙皇时代的红、白、蓝三色旗冉冉升起。1991年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实体和国际主体停止存在。于是，苏联一分而为15个国家。 二、前苏联边疆裂变的原因 针对前苏联边疆裂变的原因，我国理论界作了很多分析。如苏共被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列主义，削弱了党的领导，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长期拒绝改革开放，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了僵化与滞后；帝国主义进行颠覆破坏与和平演变活动……这些分析皆有道理，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有关边疆治理政策与法律犯了致命错误。 (一)宪法法律埋下祸根。基于团结和联合更多民族，引导一些国家加入苏联邦，从而建立尽可能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需要，列宁倡导各民族拥有自决权，并主张把这一权力写入宪法和法律之中。因此，在1922年苏联成立宣言和有关条约以及1924年的《苏联宪法》中，均承认该国各民族的自决权，并赋予各加盟共和国主权国家地位和自由退盟、分离出去并成为独立国家的权力。之后在70多年的时光中，苏联的领导人固守宪法法律中的原有规定，而没有根据形势的发展对宪法条文进行必要的修订，为苏联的最后解体埋下了严重的隐患。无论是苏联的学术界专家，还是党和国家的领袖，对宪法法律中规定的民族自决权、自由退盟权这把悬在苏联联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视若无睹[2]。这就埋下了裂变合法化的祸根。当上世纪80年代中期民族分裂主义盛行之时，其代表人物从这里打开了缺口，找到了合法依据，并与中央政府展开了一场法律大战，从而让民族独立运动贴上了合法的标签。 (二)民族政策严重失误。一方面，无论是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都曾经过早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问题不复存在了。这种错误预测和估计，让苏联各地长期以来在民族关系上报喜不报忧，故意掩盖实际存在的民族矛盾和问题，人为加快民族融合的进程。另一方面，苏联领导人又普遍认为，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民族纷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因此，解决民族矛盾、民族纷争的方法非阶级斗争莫属。这种错误认识和主张，扩大了阶级斗争范畴，加深了民族矛盾，造成了严重后果。又一方面，苏联政府继承了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民族沙文主义，大肆推行新时代的“俄罗斯化”。在语言上，强制推广俄语，限制各民族语言。在宗教上，扶持东正教，打击其他宗教[2]。尤其是让俄罗斯民族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享有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而其他非俄罗斯民族实际上处于附属的次等地位。而且，苏联政府以暴力手段推进社会改革，不遗余力根除民族特性。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开展了社会大改造运动，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干部进行清洗，并借机大量安排俄罗斯族干部进入各地各级政府，以加强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更有甚者，在“二战”期间，因车臣人、鞑靼人等六个小民族表现出自治倾向，就被苏联政府指控为判逆罪，尔后被赶出他们的故乡、流放到中亚或西伯利亚。这种“民族中心主义引起了非俄罗斯民族的不满”[4]，加深了民族矛盾和民族积怨。 (三)分离主义极端泛滥。早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边疆地区就发生过民族矛盾和冲突，就涌动过分离主义的暗流，但一直未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到了80年代中期，民族分离主义异常活跃，要求独立建国的呼声此起彼伏，一些边疆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愈显尖锐，但也未引起中央政府的应有警惕。事实上，正是在80年代中期，苏联边疆地区的民族分裂势力得以聚集、得以扩张、得以泛滥。而且，正是由于中央政府没有及时而有力地遏制，使得边疆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领导人有恃无恐，潜在地实现了“民族化”，[5]即实际上加入了民族分裂势力之行列。这些人凭借着双重身份、双重力量的优势和便利，巧妙串联，频繁穿梭，在找到合法依据、在利用苏联宪法赋予的双重国家主权和自由退盟权、在维护民族自主权和民族利益、在向中央政府索取更大自主权等等方面结成了统一战线。这一点，堪称助长了民族分裂，独立要求泛滥成为遍及全苏联的一种强大思潮、一场大规模运动的关键。 (四)戈氏改革制造混乱。首先，倡导政治上的“公开性”，实施无原则的“民主化”。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继任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新思维”。其中之一，就是倡导政治上毫无保留的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超阶级的人道主义和无原则的“民主化”以及“舆论多元化”。[6]致使社会上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的批评被上升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诋毁，致使民族关系领域的一些错误被转化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其次，指责苏联体制是“官僚专制制度”，批评苏联模式是“兵营式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政治体制存在种种弊端，特别是专制、集权特征浓厚，缺少民主政治要素。他还强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兵营式”的，管理太严格、太残酷，缺少人道主义。这些错误观点实际上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否定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从而大大助长了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再次，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实行政治多元化。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恢复“苏维埃全权”的原则，让苏维埃机构掌控国家大权，让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来决定国家和社会中的一切重大问题，而苏共不再发号施令。[1]这带来的恶劣效果就是：为反党反苏势力、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攻击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提供了武器和弹药，同时，也为其他政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土壤和阳光。短短几年间，波罗的海地区三国的民族主义组织，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组织以及俄罗斯联邦的民族主义组织迅猛壮大起来了。 (五)西方势力大肆煽动。客观地看，在苏联边疆民族地区演变和分裂过程中，西方势力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竭尽离间、挑拨、煽动之能事，并将这些手段贯穿苏联裂变的整个链条里。当看到东欧和苏联局部地区出现民族独立倾向时，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顾问布热津斯基就别有用心地说道：“东欧国家争取自身解放运动的进展和在苏维埃联盟内的非俄罗斯民族中独特的民族主义意识的日益发展，会很快使现有的苏联集团变成世界上民族冲突最激烈的场所。”“经常缠住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人的幽灵就是民族主义的幽灵。它既出现在苏联国内，亦出现在东欧。”[7] 当看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有助于实现苏联集团解体时，英国《南方》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央控制不了》的文章，“竟意味深长地吹捧戈尔巴乔夫：他是制定退却战略的大师，他正以此饮誉世界。这位苏联领导人正在巧妙地以日渐贬值的军事资产换取道义上的优势、更大的国际认可和合作。”[8]连布什、撒切尔这些著名政治人物也在多种场合表示赞赏戈尔巴乔夫，说他将是一个为世界做出重大贡献的伟大政治家。 当看到东欧和苏联裂变势头愈演愈烈之时，布热津斯基适时发表了《宁可混乱但不要镇压》一文，赤裸裸地又加了一把火：“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已成为历史，即使发生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反革命，大概也覆水难收了。”[9]马克•卡茨更是极尽挑拨之功夫：“当然，这些民族中的大多数认为苏联的统治是他们一切问题的根源。因为，如果苏联的力量表现出大为衰落，民族主义的叛乱就很可能爆发。”[10]更赤裸裸的是：在乌克兰对独立问题将进行全民公决的头一天，美国官方就放出风来：若多数公民赞成独立，美将给予承认。[1] (六)党和国家放弃控制。按说，苏共中央及各地党组织都有重要权力，中央政府及各地政府也握有重要权力，特别是苏联有一支强大的、世界级的军队，没有什么局面掌控不了。可奇怪的是，在1985年至1991年底之间，苏联的党和国家竟没有对边疆民族分裂活动采取过一次强硬的、有效的行动。在这一时期，苏联政局失控状况日趋严重，无政府状态迅速在全国蔓延。一方面，由于没有受到严厉的控制，苏共党内思想十分混乱，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从全盘否定斯大林到彻底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70年历史，从反对马列主义到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苏共分裂的趋势日益严重，一些共和国的党已经分裂，领导层内的斗争不断升级，党组织和国家政权陷于瘫痪状态。另一方面，也由于没有受到严厉的控制，反共反苏势力组织了形形色色的党派，策划了一系列大规模反共反苏游行和集会，夺取苏共在一些地区的政权。如波罗的海地区的三国分裂，就是其反共反苏组织)人民阵线迅速壮大，在大选中击败执政的共产党，夺取了共和国权力的结果。[1]值得一提的是，在苏联濒于彻底解体的前夕，爆发了一次党内一些高级干部企图控制局势的政治行动。此即著名的苏联“八一九”事件。这一事件的具体背景是：在边疆地区要求独立的狂风暴雨中， 1991年3月17日，苏联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全民公决，就“是否必要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盟保留下来”的问题交给全体公民表决。结果，投赞成票的达76.4%，投反对票的仅占21.7%，有1.9%票无效。这说明维护联盟国家的统一是大多数人民的意愿，也说明在危难时刻各族人民是顾大局识大体的。此时此刻，是苏联党和国家采取有力措施来扭转局势的一个重大机会。但戈尔巴乔夫不仅不愿这样做，而且与九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举行秘密会晤，欲将苏联国名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即变成一个松散的邦联，并决定于8月20日开始分批签署。这激起了党内一些高级干部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们在8月19日发动了政变，中止戈尔巴乔夫的总统职责，由副总统亚纳耶夫行使总统职责……但仅仅三天，这一政变就流产了。[6] (七)人民大众抛弃苏共。“8•19”事件，乃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毁灭的最后一搏。然而，这一关乎苏共生死存亡的举动却未得到人民大众，包括苏共1000多万党员的响应与支持。8月18日那天，正值周末，叶利钦等人都在乡间别墅度假，按说极易将他们逮捕起来。可是，被派去的反恐特别小分队，除组长一人外，其余成员全都拒绝执行命令。8月19日早晨，闻讯后的叶利钦率人顺利地回到俄罗斯议会大厦，开始从容不迫地部署反击行动。被派去攻打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军队也按兵不动，甚至发生倒戈，许多坦克调转了炮口。政变领导人亚纳耶夫等人发出的命令处处受阻，几乎没人执行。事变失败后，苏共的办公大楼、活动中心、研究机构以及银行存款，被俄罗斯当局查封和没收，可查封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人们不禁发问：“当年没有因为恐怖和饥饿而离开党的人民在哪里呢?当年在生死考验面前奋不顾身的党团员在哪里呢?当年无往不胜的苏联红军又在哪里呢?”[3] 三、前苏联边疆裂变的教训与启示 第一，要杜绝法律规定的漏洞。即在法律构架上，一个国家不能制定让中央和地方都有主权国家地位的规定，也不能让地方有自由退盟的规定。否则，将后患无穷。从苏联法律史可以看到：在苏联诞生之初订立的条约、宪法、法律之中，皆明文规定不仅中央政府即苏维埃联邦具有主权国家地位，而且地方即各加盟共和国也具有主权国家地位，此外，各加盟共和国还有自由退盟的权利。或许，在那一特定时期，为了让那么多地方、那么多民族加入苏维埃联邦这个大家庭，作出如此规定有其无奈性、必要性、策略性、战术性上的考量。然而，在之后长达70年来的时间中，竟然没人发现、倡导修宪、修法，果敢废除上述法律规定，却是极其失误的。因为，这为边疆民族分裂势力留下了法律缺口。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分裂分子从上述法律规定中不仅找到了独立的合法依据，而且找到了有力的宣传武器和斗争武器。 第二，要遵循民族发展的规律。即在民族工作上，一个国家不能人为地、强行地否认民族矛盾的普遍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否则，后患无穷。理性地看，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消亡都有其固有的逻辑、客观的规律。民族必然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直到国家和阶级消亡之后民族方能消亡。只要有不同民族的存在，就会不断出现新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而且，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的长期存在，是与社会发展中其他各种矛盾和问题交织在一起的，这又使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变得尤为复杂。苏联理论界和领导层的重大失误之一，就是错误地估计民族发展状况，过早宣布苏联的民族关系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而且盲目断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会再产生新的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于是，苏联既人为地、强制性地推行了加快民族之间融合进程的一系列举措，又人为地、强制性地掩盖实际上存在、实际上已经出现的民族问题。此外，苏联纵容大俄罗斯主义，引发了地方民族主义的激烈反弹。这一切为苏联的民族关系埋下了祸根，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要崇尚现代立国的原则。即在立国标准上，一个国家不能支持、纵容“地缘种族—国家”、“血统同缘—国家”、“种族宗教—国家”立国模式。否则，后患无穷。经过“一战”和“二战”血与火的洗礼之后，现代民主国家的立国原则被公认为是：“民族—国家”模式，它取代了以往的“地缘种族—国家”、“血统同缘—国家”、“种族宗教—国家”的立国模式。也就是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建立都是以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历史认同、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疆土意识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地缘种族”、“血统同缘”或“种族宗教”作为自己国家建立和存在的基础的。还需要指出，因为民族主义的终极目标往往在于立国、建国，所以，民族主义与上述立国模式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一个国家中的某一个族群选择了“地缘种族”、“血统同缘”、“种族宗教”作为独立建国的原则，那么这种民族主义就变成了民族极端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此时此刻，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对此就必须高度警惕，并要采取切实的、有力的行动。可是，当苏联边疆民族表达了这种诉求时，苏联中央政府却在控制上无所作为，甚至有些人还支持、纵容了这种诉求。 第四，要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局。即在对待分裂上，一个国家不能心慈手软、迟疑不决、退让半步。否则，后患无穷。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都只有保持统一、稳定的局面，才能对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建设、促发展、增实力；对外修好一切国际关系，共同携手搞合作、促交流、求双赢。马基雅维利针对当时意大利的分裂和衰败，曾经呼吁：国家要强大，首先要统一。[11]恩格斯在谈到当年德国的分裂状态时强调：“只有统一才能使我们在国内和国外强大起来。”[12]孙中山也说道：“统一成局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统一起来才是“真民治”，才能“与列强共跻于平等之城。”[13]因此，在遇到国内局部地区出现分裂活动时，中央政府必须高高举起国家统一是最高原则的大旗，旗帜鲜明、斩钉截铁、针锋相对来挫败分裂活动。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中亚地区五个共和国、波罗的海地区三个共和国就已经有了分裂活动，但苏联中央政府态度暧昧、睁只眼闭只眼，根本没有迅速打击、坚决禁止，以致于激起惊天大浪。 第五，要坚持党对国家的领导。即在政治管理上，一个执政党不能轻易放弃领导权、执政权、统治权。否则，后患无穷。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先锋队，它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作为群众性的政党，它聚合了大量党员，成为了社会中的主要政治力量；作为一个执政的政党，它吸引了各行各业绝大部分管理骨干和专家；作为各民族优秀分子的政党，它发挥着促进各民族大团结的凝聚作用；作为动员、联系群众的政党，它以各种机构、各种组织引导、争取广大人民群众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并有效地化解社会上的各种不满和矛盾。一句话，坚持党对国家的领导，可以确保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持续发展，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轻易放弃共产党的领导。苏联边疆裂变留给我们的一条重要教训，就是共产党自己放弃了对国家的以及边疆的领导权、管理权、统治权。 参考文献： [1]张植荣.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青觉，栗献忠.苏联民族政策的多维审视[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3]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M].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 [4]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M ].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5]吴楚克.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赵常庆，等.苏联民族问题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7]布热津斯基.共产主义之后的民族主义[J].美国外交季刊，1989，(冬季号). [8]吴楚克.民族主义幽灵与苏联裂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9]布热津斯基.宁可混乱但不要镇压[ J].新闻周刊，1990，(2). [10]马克•卡茨.苏联力量的衰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M].生存，1990，(1-2). [11]马基雅维利.君主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3]孙中山选集(上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