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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宋初确定了通过北伐收复燕云地区，以扭转被动局面的御辽战略思想。宋太宗在两次北伐失败后，放弃以往的主动战略，转而实施全面防御的部署。宋真宗朝继承了“守内虚外”的思想，因此最终与辽达成“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订立，固然维持了长期的北部和平局面，但却给宋朝的国防战略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使宋廷过分依赖议和的手段，轻视了武备建设，从而令边防陷入长期被动挨打的境地。 关键词：御辽；战略转变；全面防御；澶渊之盟 宋朝以“无内患而有外忧”、“声容盛而武备衰”著称，反映了其对内统治虽相当稳定，但边患威胁由来已久的事实。针对宋朝突出的边患现象，特别是宋辽和战等问题，学界已有相当多著述论及。[1]（P67-68）然而，就北宋主要边防重心—— 御辽战略演变及影响的问题，似仍有探究的必要。 一、宋太祖朝的对辽战略及其成效 宋朝建立初，辽朝凭借实力继续占据燕云十六州，控制了中原御北的主要防线——中部和东部长城及关隘，从而在地理形势和军事攻击上对内地王朝构成直接而巨大的威胁。如所周知，宋太祖君臣在确定统一方略上采取了“先南后北”的部署，即暂时对强大的辽朝及其所支持的北汉实施防御策略，而对南方诸割据政权发动剿灭战争，及至南征结束后再行北伐，最终收复燕云地区，以改变被动的北部边防形势。于是，宋廷在调动主力进行南征的同时，虽然对北汉先后发动过两次围攻，对辽却一直采取骚扰和牵制的策略，所谓“来则掩杀，去则勿追”，[2]（卷266，《钱若水传》）避免与辽直接发生大规模军事交锋。但宋太祖仍未放弃最终收复幽云地区的目标，还设置封桩库，积蓄金帛，从赎买和北伐两方面做准备。 在上述战略思想指导下，宋太祖朝对辽的军事部署侧重于积极防御，同时又包含必要的机动反击的内容，一定程度上汲取了中唐五代利用藩镇守边的经验。当时，宋在与辽及北汉接壤的前线地区，派遣了一批强悍的将领驻守要地，其中李汉超屯关南（以今河北省高阳县东为中心），马仁瑀守瀛州（治今河北省河间市），韩令坤镇常山（以今河北省曲阳县西北为中心），贺惟忠守易州（今河北省雄县西北），何继筠领棣州（治今山东省惠民县南），以防御辽朝；又沿太行山、潞州（治今山西省长治市）、晋州（治今山西省临汾市）和隰州（治今山西省隰县）一线驻军，分别以郭进、李继勋、武守琪和李谦溥等人镇守，以对付北汉。宋中央不仅对这些将领及其家族给予诸多方面的优待，还赋予他们相当大的用兵及经济自主权，从而在兵力有限的情况下，极大地发挥了其作战效用，“凡军中事皆得便宜，每来朝必召对命坐，厚为饮食，锡赉以遣之。由是边臣富赀，能养死士，使为间谍，洞知敌情；及其入侵，设伏掩击，多致克捷，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2](卷273，《马仁瑀传》)宋人对此议论颇多，其中以苏辙《栾城集》（中华书局1990年《苏辙集》校点本）卷二一《上皇帝书》为代表。而与此同时，辽朝穆宗皇帝的统治却十分残暴，上层内部的斗争也非常激烈，辽穆宗本人又“荒耽于酒，畋猎无厌……赏罚无章，朝政不视，而嗜杀不已。”[3]（卷7，《穆宗纪下•赞曰》）最终被左右所杀。辽景宗登基后，急于稳定统治，其主要精力皆在改革内政。所以，在辽穆宗、景宗在位期间，暂时放弃了主动南攻的战略。 因此，在宋太祖一朝，对辽采取的战略及其部署取得了应有的成效。在此期间，宋辽虽发生了局部的冲突，特别是围绕北汉而发生了多次交战，但在总体上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决战。到宋太祖后期，宋辽之间关系有所缓和，双方曾互遣使臣议和，甚至互贺正旦和对方皇帝生辰等节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见诸于宋辽双方的记载，如《辽史》卷8《景宗纪上》；《宋史》卷3《太祖纪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开宝八年三月己亥、七月庚辰、八月壬戌、十一月戊寅。 二、宋太宗朝伐辽战略的实施及转变 宋太宗登基后，很快便统一了南方。太平兴国四年，宋统治集团按照原定战略规划展开对北汉的进攻。在大败辽朝援军的同时，灭亡了北汉刘氏政权。宋军虽最终取胜太原之役，然也已成疲惫之师。在此情况下，宋太宗未能考虑敌我军情，不顾反对意见，贸然决定乘胜伐辽夺燕。辽朝则充分利用幽州城池及周边地理优势和骑兵快速机动反应的特点，部署大军以逸待劳。[3]（卷9，《景宗纪下》、卷84，《耶律沙传》、卷83，《耶律斜轸传》《耶律休哥传》《耶律学古传》）根据先师漆侠先生估计，宋辽双方会战的兵力对比大致为十五万对五六万。[4]但宋军单纯数量上的优势，却为其他多种不利因素所削弱，结果大败而归。 幽燕之役失败后，宋太宗并未放弃北伐的思想，一方面暂时调整对辽军事部署，采取防御战略；另一方面则积蓄力量，等待征讨的时机。从文献记载可知，从幽燕之役结束至太平兴国七年辽景宗死去的三年间，辽军频频南攻，宋军大致处于防御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场上双方互有胜负，宋军并未丧失优势。如：太平兴国四年九月，宋军在满城(今属河北省)大败南攻的辽东路军，并缴获大批物资、牲畜。[5]（卷20，太平兴国四年九月丙午）[2]（卷271，《赵延进传》）辽军主帅韩匡嗣“弃旗鼓遁”，辽西路军也被迫撤军。[3]（卷74，《韩匡嗣传》、卷84，《耶律善补传》）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辽军一部从雁门关（今山西省代县北）进犯，宋将杨业率军将其击退。[2]（卷272，《杨业传》、卷4，《太宗纪一》）次年十月，辽景宗亲率军南下，在莫州（治今河北省任丘县）击败宋军。但在宋军的顽强反抗下，辽军只得班师。[3]（卷9，《景宗纪下》、卷83，《耶律休哥传》）[2]（卷4，《太宗纪一》）太平兴国七年四月，辽景宗再度率军进犯至满城时，被宋军打败。另外两路辽军从西线南下，也分别被宋军击退。[3]（卷9，《景宗纪下》、卷84，《耶律善补传》）[5]（卷23，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庚申） 到辽景宗死，辽圣宗即位，辽太后萧氏摄政后，宋廷认为对辽用兵的时机成熟，[5]（卷27，雍熙三年正月戊寅）[2]（卷463，《外戚上•贺令图传》）于是终止防御战略，着手北伐进攻部署，试图收复燕云地区。 雍熙三年初，宋太宗不顾许多臣僚的反对，下令大举三路北伐。但此次大规模会战的结果，却是以宋军全面失败而告终。分析宋军此次北伐失败的原因，在于宋、辽两方面的因素所导致。从辽朝方面来看，其统治者上下同心，采取了积极的应对之策。任命名将耶律休哥负责关键之区的南京（即幽州）防务。当宋为北伐积极做准备时，耶律休哥密切关注宋军的动向，加紧备战，[3]（卷10，《圣宗纪一》、卷83，《耶律休哥传》）对北宋的进攻已有充分的准备。加之辽军得地利之便，又有骑兵机动灵活的优势，足以弥补兵力相对较少的弱点。战争爆发后，辽萧太后与辽圣宗则亲率援军赶赴前线，以鼓舞士气。[6]辽军在战术上采取了集中兵力、诱敌深入及以逸待劳之策。其部署重点放在南京地区，打击的重点也为宋东路军，及至成功后再对其余两路宋军各个歼灭。就北宋方面而言，虽有军队数量上的优势，又经过长期的物资准备，可谓投入作战的实力超过了辽朝。但北宋作战的不利因素却同样明显：其一，以步兵为主的大规模队伍行动相当迟缓，远不如对手灵活；其二，对军需保障的依赖十分突出，遂为辽军提供可乘之机；其三，最重要的是宋太宗对军事将领过度控制和束缚，使将帅陷于被动，乃至于不敢作为的境地，这便从根本上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7]正因为如此，北宋第二次北伐仍然失败。 如从文献记载来看，在宋东路十万大军的作战过程中，主帅曹彬显得极为被动，完全缺乏对战场主动权的把握和预见性。当其强势进逼之初，辽将耶律休哥在大部援军尚未到达的情况下，采取“夜以轻骑出两军间，杀其单弱以胁余众，昼则以精锐张其势”的策略，同时“又设伏林莽，绝其粮道”。[3]（卷83，《耶律休哥传》）结果宋军缓慢进至涿州后不久，粮秣便已告罄。在此情况下，曹彬未作出相应安排便下令退师，以解决粮饷，从而丧失了宝贵的时间。及至曹彬再率部携粮草攻涿州时，辽各路援军已陆续抵达。经过不断交战，宋军兵困马乏，只得又退军，终于遭到辽军重创。[5]（卷27，雍熙三年四月乙卯、五月庚午）[3]（卷11，《圣宗纪二》）而宋西路军主帅潘美在关键时刻也显得无所作为，听任监军王侁等干扰军事行动，致使大将杨业孤军葬送。[2]（卷272，《杨业传》）[5]（卷27，雍熙三年八月）对此，清人王船山即一针见血地指出：“曹彬之谦谨而不居功，以避权也；潘美之陷杨业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将避功而败可无咎，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而无有不败者矣。”[8]（卷2）曹、潘等将领曾在宋太祖朝有过赫赫战绩，之所以在雍熙北伐中表现拙劣，实与宋太宗猜忌、钳制将帅的态度有关。 雍熙三年六月，宋太宗一面下令全面撤军，另一面起用多位宿将镇守河北前线要地。与此同时，派大臣张齐贤知代州（治今山西省代县），与潘美同守河东之北门重镇。以后，宋廷继续调整部署，在对辽前线，特别是缺乏天险的河北前线驻扎重兵，采取分区与重点驻防相结合的原则，形成全面防御的态势。北宋在河北地区的御辽防线为两层，第一层沿拒马河布防守军，重点则在霸州（治今河北省霸县）、雄州（治今河北省雄县）、遂城（今河北省徐水县西）、保州（治今河北省保定市）等要地；第二层以沧州(治今河北省沧州市东南)、莫州（治今河北省任丘县）、高阳关（今河北省高阳县东）、定州（今属河北省）为重镇，构成支撑防线。河东地形复杂，相对易守，因此主要以代州、并州（治今山西太原）为两层防线。 第二次北伐失败后，宋太宗集团产生了辽军不可战胜的认识，从此放弃主动北伐，而致力于全面防御，同时将注意力集中在加强内部统治方面，于是形成了“守内虚外”的统治思想。[9]端拱二年，何承矩提出一套利用和改造河北沿边河塘以防御辽军的构想，即：从顺安砦(今河北省容城县北)以西引易水，挖渠导流向东注入大海，以形成东西长三百余里，南北宽数十里的河塘地带。既可利用其开展屯田，种植稻谷，也能在御辽前线形成水网地带，借此阻挡契丹骑兵的冲击。在顺安砦以西直抵西山的百余里无水地带，则选派精兵据险防守。[2]（卷273，《何继筠传附承矩》）从纯粹防御的角度考虑，该方案有一定的价值，它可以弥补河北无险可依的地形弱点。宋廷很快就采纳了这一建议。但该方案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失去燕云带来的地形上的劣势，在秋冬枯水、封冻季节，辽骑兵南下并不可能受到很大的阻碍。 辽朝在取得第二次反击战胜利之后，士气大为高涨，统治集团重新评估对手的实力，及时调整了对宋战略，即放弃此前的以防御为主的军事部署，而采取了积极南攻的战略方针。从此，辽军时常发动对宋战争。雍熙三年十一月，萧太后与辽圣宗亲率大军南攻河北，同时用偏师向河东发动进攻。辽军先在望都（今属河北省）大败宋军，[3]（卷11，《圣宗纪二》、卷83，《耶律休哥传》）又在君子馆(今河北省河间市北)与宋军发生激战，结果宋军惨败，“死者数万人”。[2]（卷259，《刘廷让传》）[5]（卷27，雍熙三年十二月乙未）随后，辽军深入进攻，纵兵抢掠。[3]（卷11，《圣宗纪二》、卷12，《圣宗纪三》）经过此次会战，北宋军队不仅损失惨重，而且斗志大受挫伤，“自是河朔戍兵无斗志。” [2]（卷259，《刘廷让传》）而辽军则从此敢于长驱直入，经常深入宋境。在宋太宗统治后期，宋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三、“澶渊之盟”的产生及其对此后北宋国防的影响 宋真宗即位初期，继承了以往的御辽战略思想和军事部署。但面对自宋太宗朝后期以来辽军不时的南进，却一筹莫展，惟有被动应战。可以说，宋廷陷于极大的边防困境，茫然不知出路何在。 咸平二年秋，辽军兵锋深入河北。当时统率八万之众的宋军主帅傅潜坐守定州，畏惧避战。宋真宗虽屡遣使“督其出师”，并亲自北上，但傅潜依旧不敢出师。辽骑兵所向披靡，并在瀛州大败宋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咸平三年正月甲申；《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一•康保裔传》；《辽史》卷一四《圣宗纪五》。《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咸平三年正月甲申、《宋史》卷六《真宗纪一》记载此事在咸平三年正月初，又记载康保裔战死。《辽史》卷一四《圣宗纪五》记载战事发生于咸平二年十二月，并记载俘虏康保裔，今据《辽史》所记时间及康保裔下落。此后，辽军连年南下，宋军只能依托城寨进行消极抵抗。咸平六年四月，辽数万骑兵在望都又取得大胜，歼灭了王继忠率领的宋军。[5]（卷54，咸平六年四月丙子）[3]（卷14，《圣宗纪五》、卷85，《耶律奴瓜传》） 辽朝经过多年南下战争，熟悉了北宋的河北防御状况，掌握了对手作战的弱点。辽统治集团决定对宋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试图以重兵突击河北，然后长驱直入，问鼎中原。景德元年闰九月，辽萧太后与辽圣宗倾全国兵力南下。辽军在围攻瀛州遇挫后，不再进攻坚固的城镇，而采取避实就虚之策，一路势如破竹，兵锋直逼开封以北重镇澶州(治今河南省濮阳市)。当辽军大举南攻之际，宋统治集团内部就如何应对出现了争论，最终宋真宗做出亲征的姿态，率群臣抵达澶州城，极大地鼓舞了宋军的士气。辽军虽然从三个方面进逼澶州，但经过长时间行军作战，已成疲惫之师，在澶州城北遭到宋军的有力反击，其先锋大将萧挞凛被射杀，士气受到挫伤，[5]（卷58，景德元年十一月甲戌、丙子）[3]（卷85，《萧挞凛传》）一时战事出现僵持的局面。在北宋进行有力抵抗的形势下，辽统治者意识到继续进攻已很难获得大的进展，而孤军深入中原，面临补给困难的严重问题，又有退路被切断的危险。于是，辽统治者决定议和，以便体面撤军，并借机攫取必要的经济利益。宋统治集团，特别是宋真宗及大部分朝臣长期惧辽，既认识到御北边防体系存在的严重问题，又缺乏与辽军决战和打持久战的信心，因此也希望抓住机会和谈，以结束战争，缓和北部的边防压力。正是在此局面下，辽、宋双方停战议和，最终签订“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的产生绝非偶然，就宋朝而言，可以说是宋太宗朝以来治国思想与国防战略转变后的必然选择。宋太宗第二次北伐失败后，统治集团已放弃积极、主动战略，实施了全面防御辽朝的部署。端拱初，宰相李昉引前朝故事，向宋太宗建议停止用兵，“深以屈己修好、饵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2]（卷265，《李昉传》）宋太宗朝后期，宋廷遂尝试与辽议和。如淳化五年，宋曾先后两次遣使入辽请和，不过都遭到辽朝的拒绝。[3]（卷13，《圣宗纪四》）宋真宗君臣利用辽军主力深陷内地、无力继续作战的机会，达到了议和休战的目的，自认为突破了长期无法解决的北部边防困境。“澶渊之盟”的订立，使赵宋统治集团避免了与辽朝的一场殊死决战，也使其片面地获得了一种启示，即：通过金帛赎买的办法也能够消弭边患，并且代价比用兵更小。因此，宋辽议和后，当政者在以往“守内虚外”的基础上又有所退步，视议和为医治边患的一剂“良药”，《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作者也认为：北宋王朝“是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政治为特征的”，“依靠军事手段不能打败契丹人的国家”，便与辽议和，“宋辽缔结的澶渊之盟成了处理日后冲突的一个样板”。见该书导言，第21－22页。这便不能不对宋朝以后的国防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 据记载，景德二年，宋真宗在幸临国子监时对文教繁盛的局面表示赞美，并说：“国家虽尚儒术，然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5]（卷60，景德二年五月戊辰）宋人曹彦约对此指出：“臣前读《符瑞篇》固已略举用兵之害矣，上而为君不免宵衣旰食，下而为臣不免罢于奔命。此古之圣贤所以偃武而后修文，息马而后论道也。真宗皇帝四方无事之语发于景德二年，是时澶渊之盟契丹才一年耳，而圣训已及此，则知兵革不用，乃圣人本心，自是绝口不谈兵矣。”[10]（卷1）即说明宋真宗对澶渊之盟深表满意，对用兵动武则表示怀疑。于是，一时宋廷君臣奢谈太平，朝堂上下羞言武备。当政集团对武将价值的认识也进一步降低。如宋真宗曾对身边的朝臣说：“自契丹约和以来，武臣屡言敌本疲困，惧於兵战，今国家岁赠遗之，是资敌也……武臣无事之际，喜谈策略，及其赴敌，罕能成功。好勇无谋，盖其常耳。”[5]（卷68，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丁卯）大臣冯拯则提出“边方不宁，武臣幸之以为利”的观点。[5]（卷67，景德四年十二月戊午） 澶渊之盟以后，北宋放松了对国防的建设。良将马知节在任职枢密院期间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反对轻视武备，“当是时，契丹已盟，中国无事，大臣方言符瑞，而知节每不然之，尝言：‘天下虽安，不可忘战去兵。’”[2]（卷278，《马全义传附知节》）[11]（卷19，《马正惠公知节神道碑》）但长期遭到冷遇，无法作为。据宋人王素追忆：马知节与王钦若、陈尧叟同在枢府，“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即宰相王旦），至则见冀公（即王钦若）喧哗不已，马则涕泣”。[12]由此可窥见其代表的军事将领所受到王钦若等主和文臣压制情况之一斑。可以说，宋统治者之所以敢于轻视武备，是因为对澶渊之盟及议和手段的极大依赖所致。 以后，富弼在《条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沉痛地指出： 国朝以兵得天下，震耀武威。太祖皇帝待北敌仅若一族，每与之战，未尝不克。太宗皇帝因亲征之衄，敌志遂骄，频年寇边，胜败相半。真宗皇帝嗣位之始，专用文德，于时旧兵宿将，往往沦没，敌骑深入，直抵澶渊，河朔大骚，乘舆北幸。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以结欢好。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缙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5]（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 富弼的以上议论，在说明澶渊之盟益处的同时，更指出宋真宗朝以来，“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的严重问题。 上述状况持续到宋仁宗朝对夏交战时，武备废弛的严重后果遂暴露无遗，所谓“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麒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13]（卷37，《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而许多带兵将领怯懦无能的情况也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如韩琦反映：“魏昭昞、王克基未尝出离京阙，便使领御戎，昨来暂至延州，皆已破胆。”[14]（《附录一•韩琦诗文补编》、卷2，韩琦《周历边塞陈利害奏》）以后，还有人指出：“即今武吏多不愿临边，有不得已就职者，皆畏避……边臣有才者寡，可用者少。”[15]（卷31，《论边臣》）这种苦果令宋廷继续在老路上被动挨打，最终仍以“庆历和议”而暂时化解与西夏的冲突。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对夏战争最为紧张之际，辽朝又利用宋廷处于艰难境地的机会，派使臣以索要关南之地为名，向宋廷进行经济上的讹诈。而北宋也不敢放弃因与辽议和带来的北部安全感，无力改变北部被动防御的战略与军事部署，遂不得不每年再向其增加岁币数量。[5]（卷137，庆历二年九月癸亥、乙丑）[3]（卷19，《兴宗纪二》）宋仁宗朝以后，虽在对西夏的政策上出现了反复，出现了多次主动进攻的情况，但对北部边防却未做出任何变动，长期依赖议和的保障。北宋后期，“士大夫多以讳不言兵为贤，盖矫前日好兴边事之弊，此虽仁人用心，然坐是四方兵备纵弛，不复振”。[16]（卷下）直至北宋末，宋徽宗统治集团才利用辽朝即将灭亡的机会，抛弃了与辽的议和协议，导演了用兵收燕云的闹剧。不过，这种愚蠢的举动也很快为自己敲响了丧钟。[2]（卷472，《奸臣二•蔡京传附攸》） 综上所述，北宋自建国伊始便面临丧失燕云地区带来的巨大军事压力，为解决这一国防上的困境，宋初确定了通过北伐，收复燕云，以扭转被动局面的战略目标。但经过两次北伐的失败，宋太宗集团放弃了以往的“守内虚外”战略思想，转而实施全面防御的部署。宋真宗继承了“守内虚外”思想，因此最终与辽达成“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订立，是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以北宋付出经济代价换来的结果。它固然维持了长期和平局面，但却对宋朝的国防战略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使得宋廷过分依赖议和的手段，轻视武备建设，从而在边防上长期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到靖康之难及南宋时期，宋统治者仍继续迷信议和的手段，打击抗战力量，国势日益窘困，不能不说是与“澶渊之盟”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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