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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顺治元年开始，摄政王多尔衮成为清朝主要决策者。由于战略形势的巨变，为了得到朝鲜的物资援助，多尔衮及时调整了朝鲜政策，使得清与朝鲜的关系由征服与被征服者的关系开始向传统的宗藩关系转变。自顺治元年到顺治七年，虽然时间很短，但由于处于清王朝建立全国性统治的关键时刻，多尔衮的朝鲜政策承上启下，对清与朝鲜实现长期稳固的宗藩关系意义重大。除勇猛果敢、具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之外，史料记载多尔衮具有多重性格，在摄政初期顾全大局、治军较严，后期则独断专横、脾气急躁、耽于享乐，因此这一时期的朝鲜政策也打上了多尔衮个人的鲜明烙印。本文主要从多尔衮摄政这一时期对皇太极制定的朝鲜政策的继承与调整以及其个人对政策实施的影响两个层面来阐述天聪年间至顺治初年的清廷对朝政策。 一、皇太极对朝政策及多尔衮与朝鲜王廷关系的建立 1.皇太极两征朝鲜及其朝鲜政策 对朝鲜的经营始于努尔哈赤时期。努尔哈赤后期，包括皇太极在内的部分后金贵族已经认识到朝鲜在明清战争中占据很重要的战略地位，认为不可搁置朝鲜而先攻辽东。一方面是出于军事战略的需要。辽东战役中溃败的明军，退至近边海岛和朝鲜境内，同时大批辽东难民越江逃至朝鲜北部，明廷一度十分重视对这部分汉军(即毛文龙部)、汉民的接济和组织，以图对后金侧翼进行威胁和牵制。与此同时，天命八年(1623)朝鲜发生宫廷政变，其结果对后金政权极为不利，主张怀柔、保持中立的光海君被废，仁祖即位，义理派掌握了朝政，表示要与明朝“协力讨虏”，加大对明军的粮草军需的支援，对后金后方形成相当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出于经济的需要。明清战争导致后金失去与明朝的交易渠道，朝鲜成为后金军民生活、生产用品以及贵重消费品的主要来源地，后金希望与朝鲜扩大贸易规模，但仁祖即位后，后金与朝鲜的贸易也难以为继。正是出于消除军事威胁和打通贸易渠道两方面的考虑，后金决定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天聪元年(1627)，继位伊始的皇太极命阿敏等人率军进入朝鲜，后金兵锋所至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毛文龙逃窜皮岛，朝鲜国王携王室、大臣逃往江华岛。后金军一路南进，直指汉城。朝鲜屈从于后金的武力威胁，迫不得已与后金议和，虽仍然维持与明朝的宗藩关系，却不得不与后金建立“兄弟之国”的邦交关系。多尔衮此时年纪尚幼，没有参与这次行动。 天聪七年(1633)，皇太极令诸大臣奏议征明及朝鲜、察哈尔三者何先。皇太极把朝鲜放在整个战略中来通盘考虑：在稳固后方的基础上，在辽西走廊与明军决一雌雄。稳固后方的主要行动就是要进军朝鲜，一方面摧毁毛文龙部明军基地，一方面瓦解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并将朝鲜变成自己的军备物资供应基地。 清崇德元年(1636)末，皇太极亲率数万大军出征朝鲜，长驱直入，不到一个月时间即已兵临汉城。朝鲜国王匆忙逃入汉城左近的南汉山城。清军围而不攻，立栅困之，又击溃全罗、忠清等朝鲜援军。时年24岁的睿亲王多尔衮率领一支满蒙联军参战，“入长山口，克昌州”，又“进攻江华岛，克之，获朝鲜王妃及其二子”。（注：《清史稿》卷218《多尔衮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以下同。朝鲜仁祖有三子，世子时在南汉，多尔衮俘获的是第二子凤林大君和第三子麟平大君。）江华失陷，朝鲜遂降清称臣。 2.多尔衮与朝鲜王廷关系的建立 正是在江华岛，多尔衮与朝鲜王廷有了第一次直接接触。朝鲜史籍称此时的多尔衮为“九王”：“虏将九王抄诸营兵号三万，车载三板船数十，进屯甲串津，连放红夷炮，水陆军劻勷不敢近。贼乘虚急渡……(朝鲜兵)望风而走……大君募勇士出击，不能敌，或死或带伤而归。俄而大兵围城，虏王遣人呼于城下曰：‘屠城易耳，顿兵不进者，诏命也。皇帝已许和，急遣官来听。’……(大君)行至阵门，虏王令译官道之人，致敬礼焉。日晚，大君与虏王联骑入城，留兵城外，分路东西，令彼我勿相杂糅，戢其军兵，无得杀戮。令诸阵许还被掳士女，请大君修简于行在，令宰臣驰启……虏王还渡江，蒙兵作乱，焚掘杀掠殆尽无遗。”（注：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589—3590页。以下简称《李朝实录吴辑本》。）朝鲜史料描述的多尔衮颇有大将风范。在迫使朝鲜签订城下之盟后，皇太极率先向北撤军，朝鲜世子、大君等其他质子随多尔衮军行动。这使得多尔衮有更多机会结交朝鲜王室并展示他的个人魅力：“丙子，上往见九王于城山阵中。城山在城西十里地……戊寅，九王撤兵还，以王世子及嫔宫、凤林大君及夫人西行。上幸昌陵西以送之，驻马于路旁，与九王相揖。九王曰：‘远来相送，实切感谢。’上曰：‘不教之儿，今将随往，愿大王指教之。’九王曰：‘世子年岁既加于俺，而观其处世，实非俺之所敢指教。况皇帝厚遇之，愿勿虑焉。’上曰：‘诸子生长于深宫，而今闻露宿累日，疾恙已作，幸于道路，使得寝处于房堗。’九王曰：‘谨奉教。万里之别，必费心虑，深恐国王之致伤也。世子虽往，亦必不久还来，幸勿过虑。师行甚忙，请辞焉。’世子、大君拜辞而行，上涕泣而送之曰：‘勉之哉，勿激怒，勿见轻。’世子伏而受教。”（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599页。）指挥江华之战的多尔衮“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又善护朝鲜王妃、王子，且“致敬礼”，表现出成熟的政治谋略。多尔衮对军兵的约束以及对朝鲜王室善加保护、以礼相待的举动都赢得了朝鲜王廷的好感和感激，所谓“有私恩于国王”，从而为他与朝鲜王廷之间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奠定了基础。 3.崇德年间的朝鲜事务 皇太极班师回军之时，命令朝鲜舟师协助清军攻取皮岛(朝鲜称为椴岛)。在皮岛战役中，清人发现朝鲜“炮手精锐，椴岛之役，赖此成功”，朝鲜舟师恰可弥补清军水军的薄弱。不仅如此，朝鲜军队助攻明军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清人声称使用朝鲜军队“非必用于战阵，盖欲助为声势，使闻于中国也”。（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23页。）籍此打击明朝。此时清朝的朝鲜政策建立在清朝强权政治基础上，以军事压迫和物资掠夺为主线，不但逼迫朝鲜彻底断绝与明朝的传统政治关系，同时要求朝鲜出兵出粮以助攻，成为清的战略后方和军备基地。朝鲜并不甘心臣服于清，清廷的诸多需索更让朝鲜总处于疑惧的境地，朝鲜“义理派”、“斥和派”还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们仍暗中奉明朝为自己的“上国”、明朝皇帝为唯一“天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朝鲜仍与明朝保持秘密往来，并总是企图以拖延等方法婉拒清朝要求朝鲜派兵出粮参加明清战争的要求。在互不信任的氛围下，双方关系并不稳固。整个崇德年间，清廷不断向朝鲜派出“查勘敕使”，施以武力压迫和威胁，直接操控朝鲜军政事务。 清崇德五年(1640)，因怀疑朝鲜暗中通明谋叛，清廷对朝鲜派出“查勘敕使”，英俄尔岱率一部清军坐镇义州，命令朝鲜领议政、都承旨等大臣到义州受审。另派内院官查布海等赍敕书入汉城宣敕，并审视三田渡碑、南汉山城。清崇德六年(1641)，正当锦州战役进行之时，朝鲜王廷密通于明朝“汉船”，并接济粮馔，且朝鲜民众多有“潜通中原”者。这一情况被清廷掌握。清廷再次派出“查勘敕使”，朝鲜上下“震惧”。清使入汉城后，先住三田渡视察碑阁，再会同朝鲜大臣审案，当场诛杀潜通明朝的黄一皓、崔孝一族属，令朝鲜“百官聚观其尸”，及到义州，又将朝鲜越境采参人枭示于境上。清崇德七年(1642)秋，由于明朝降将洪承畴等人的告发，清廷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朝鲜几年来暗通明朝的实际情况真相大白：“阁臣崔鸣吉、兵使林庆业等潜通明国，私书往来。明国船至，曾馈送银币、人参、米谷，且彼此交相货易。”（注：《清太宗实录》卷63。）朝鲜高级官员暗中通明的事实出乎清太宗皇太极的意料，震怒下的皇太极派出了规模最大的一次“查勘敕使”，命令朝鲜国王将领议政崔鸣吉为首的朝鲜大臣押送凤凰城待审。清使固山额真英俄尔岱、户部承政车尔格、内院大学士刚林、学士罗硕等携朝鲜世子进驻凤凰城执行审讯，结果崔鸣吉等数位朝鲜大臣被判有罪，押解至沈阳拘囚。因朝鲜高级将领林庆业逃往明朝以及告密者李珪被朝鲜国王抢先密旨处死，清太宗又派罗硕等人赍敕入朝鲜，追问林庆业下落，并追究国王擅杀李珪之罪。使臣将朝鲜王廷反清派大臣械送沈阳，同时被捉囚沈阳的还有林庆业的兄弟家属等人。崇德八年(1643)春，清太宗再遣户部启心郎布丹等前往汉城，“宣谕百官”，“次谕都民”，公布查案结果。使臣沿途向朝鲜官民宣谕皇敕，“盖彼中重其事之意也”。（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13页。）此次查勘历时半年，在清廷强力压迫下，朝鲜不得不改奉大清正朔，与明朝反目成仇。（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20页：“是时我国犹不忍背弃大明，凡祭祝之文及公家藏置文书皆书崇祯年号”，朝鲜仁祖觉得“祭文及祝帖不书清国年号，虽出于不忍之心，似涉于欺瞒神祇”。因此下令“自明年并令直书”。）其后明朝军船再次接近朝鲜时，朝鲜王廷命令“不接话、不给粮、不许近岸”，又“与之交战”，并将“生擒九人”解往沈阳。（注：《备边司誊录》，仁祖十九年辛巳十月二十二日，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82年影印本。以下同。）清廷嘉许，对朝鲜押送官赏赐“视旧例倍之”。（注：《清世祖实录》卷2。） 连续3次“查勘使团”延续4年之久，给朝鲜王廷极大的震撼和压力，朝鲜反清派势力遭到沉重打击。朝鲜以金尚宪为代表的“义理派”或被拘押沈阳或被流放边地，反清势力被驱逐出朝鲜王廷，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走向稳定。 4.崇德朝朝鲜政策的实施者 在清前期缺乏有效行政制度与监督约束体制的情况下，政策实施者个人对政策实施结果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这些人与多尔衮时期的对朝政策的实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翻检朝鲜史籍，“龙胡”(龙将)、“马胡”(马将)、“郑译”是崇德年间涉朝事务中最多见的几个名字。“龙胡”者，朝鲜称“龙骨大”，即英俄尔岱，长期主管户部，是清军后勤总管。“马胡”，朝鲜称“马夫达”，即马福塔，礼部重臣满达尔汉之弟。（注：满达尔汉在天聪五年也曾出使朝鲜，“致使命而还”，随后授为礼部参政。） 早在天聪年间，英俄尔岱即以参将身份多次出使朝鲜，主要任务是与朝鲜互市，为清军和八旗贵族筹集物资。天聪八年(1634)，马福塔“与户部承政英俄尔岱如朝鲜互市……自是通使朝鲜，马福塔辄与”。（注：《清史稿》卷228《满达尔汉传》、《马福塔传》。）崇德初皇太极兵临南汉之际，英、马两人来往于双方军阵之中全权负责谈判事宜，引导朝鲜国王出降的是他们，后来赍敕册封国王的也是他们。征朝结束后，英俄尔岱“旋授议政大臣”，其后皇太极将“东事则专委于龙马两将”，（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27页。）英俄尔岱、马福塔在长期与朝鲜人打交道的实践中成为朝鲜问题专家，成为崇德期间皇太极朝鲜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崇德年间英俄尔岱任议政大臣兼户部承政，马福塔任户部参政，两人均在户部效力，但英、马两人的权限已不仅仅是办理军备物资采买事务，事实上，清廷对朝鲜的一切政务联络和政策的实施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两人执行的。因此，此时朝鲜使者到达沈阳后不是去礼部而是要向户部报到。（注：比如，1638年朝鲜右议政申景禛率谢恩使团赴清：“臣一行到沈阳，翌日往户部。龙将问曰：所干何事？……又提起向化侍女等事……臣等答曰：向化一，汉人九，我国逃还一人押来矣。两将曰：何其少也……”见《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19页。由户部主管朝鲜事务一直延续到清世祖亲政之初。） “郑译”即朝鲜人郑命寿。（注：郑命寿，满语音译名为孤儿马红、古(顾)尔马浑等。有关郑命寿用事及出身、结局等，杨海英《清初朝鲜通事考》论之甚详，载于《清史论丛》2001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命寿，平安道殷山贱隶也，少为奴贼所掳，性本狡黠，阴输本国事情，汗信爱之。”（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2598页。）郑命寿虽身为通事，因熟知朝鲜宫庭政治内幕，与英俄尔岱、马福塔相为腹心，并得到皇太极信任，此人在清初的朝鲜事务中有很大的能量。 英俄尔岱、马福塔加上郑命寿形成一个处理朝鲜事务的核心团队，他们经常仗势欺人，操纵事机，且贪婪无状，对朝鲜王廷百般索取。朝鲜王廷对此也是敢怒而不敢言。（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16页：“敕使回还时，义州刷马三百余匹，庙堂请移咨该部，酌定驭数。”这些“刷马”都是为敕使们运送礼物或贸易物品的，朝鲜不但要出马出力帮助运输回国，而且需小心不能走漏风声，因为“英、马两人专管东事，不可以贪滥之状闻于上国，惹起疑怒”。）而郑译等通事官员则“敕行时横恣，赎人时操纵”，（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32页。）激起朝鲜人更大的愤慨。崇德四年(1639)，沈馆(朝鲜世子驻所)朝鲜官员郑雷卿、姜孝元等人，向清国刑部首告郑命寿等通事官员收受贿赂、盗窃贡物，结果却是“清国杀侍讲院弼善郑雷卿”，“书吏姜孝元亦一时被杀”。（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43页。）郑命寿等人的地位并未受到任何影响。 崇德五年(1640)，马福塔在出使朝鲜后暴毙，清人怀疑是义州朝鲜人下“慢毒”和“诅咒”而致。次年英俄尔岱乘查勘朝鲜通明事之机，命令敕使逮杀朝鲜义州府尹黄一皓。（注：清太宗在致朝鲜国王的密书中提及此事：“至于使臣马夫达、通事刀里同病而死，京中诸医言受慢毒。此医者之言，但真与伪，安从知之。朕想来或官中有恶念之小人，兵间被害之仇家，报怨肆毒，亦未可必。”见《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58页。）双方的仇恨可见一端。 5.崇德年间多尔衮与朝鲜王廷的关系 多尔衮在攻击江华岛时，与朝鲜王室建立了联系，权高位重的多尔衮是朝鲜需要刻意结交的人物，留驻沈阳的朝鲜世子比多尔衮年龄稍长，双方关系比较密切。例如，崇德五年(1640)，朝鲜世子第一次归省，“质可王、九王等请世子于其家行饯宴，一大君及从臣等并参”。（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657页。） 整个崇德年间，多尔衮与朝鲜王室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发展成为一种私人性质的良好关系。多尔衮当上摄政后说：“朝鲜国王因予取江华，全其妻子，常以私馈遗。先帝时必闻而受之。”（注：《清史稿》卷218《多尔衮传》。） 二、摄政王多尔衮对朝鲜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病故，多尔衮手握重兵、拥有实权，为避免八旗的分裂，多尔衮拥立皇太极第9子福临继位，自己与济尔哈朗联合辅政。在其后的几年里，多尔衮一人独揽清国军政大权。在清国面临着入主中原的历史时刻，多尔衮秉承皇太极的朝鲜政策，继续使用英俄尔岱等人管理朝鲜事务，并在清人入关继承大统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逐步把朝鲜政策纳入到传统宗藩关系的轨道上来，归还质子、释放罪臣、减免岁贡、停止刷还女真人等政策，都是多尔衮继承和发展皇太极朝鲜政策的重要举措。 1.归还质子，释放罪臣 “丁丑约条”中规定：“(朝鲜国王)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朝鲜国王在沈阳有两位质子，另有其他大臣质子9人。（注：崇德五年(1640)朝鲜世子归省时，清朝要求朝鲜将“元孙”与麟坪大君送沈阳“替换”，亦即必须同时保有两位朝鲜王子在沈阳作为质子。9位大臣，即三公六卿。）朝鲜世子驻留“沈馆”并有一批朝鲜官员辅佐，“沈馆”在初期清国与朝鲜各种交涉事务中具有非比寻常的作用。每年正旦大朝，由朝鲜世子率领诸质子以及使团使臣行觐见礼；清方文书敕令经常直接交由“沈馆”，由其派专员送归本国。皇太极时期，朝鲜质子是一个很重要的砝码，是迫使朝鲜王廷就范的一个保证，皇太极也许真有实在不行就以朝鲜世子取代朝鲜国王的想法，对此朝鲜仁祖国王且疑且惧。 多尔衮执政伊始，为“市恩”于朝鲜，主动安排了朝鲜世子的第二次归省，此时朝鲜国王对其世子的嫌隙已深，（注：“是时世子久留渖阳，广建馆宇，私殖货利，酬应清将之求索。又以其赢余赎得我人之被掳男女至于累百人，或留止馆中，或移置野坂，以备使令，皆不许放还本土，不欲使大朝知之。”朝鲜仁祖国王下令撤换世子沈馆的主要官员。《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20页。）此举反而引起朝鲜国王、大臣的疑虑。顺治元年(1644)四月，朝鲜世子归省返回沈阳，旋即跟随多尔衮向山海关进军。五月，多尔衮进入北京城，李自成将“宫殿悉皆烧烬，唯武英殿岿然独存”。多尔衮进驻武英殿，令朝鲜世子驻于“武英殿前廊”，因“地窄人众”，世子“告于九王，得殿东一室，比前稍宽，且有床卓器仗矣”。（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29页。）朝鲜世子随军行动乃沿袭皇太极的成例。但清军入关后，战略形势的突变改变了清国统治者心目中朝鲜的战略地位。对于清国而言，明朝的瓦解使得朝鲜不再具有重要的战略同盟者地位，朝鲜开始向传统意义上的藩属国转变，成为清国一统天下的最好臣属样板。在这样的形势下，世子归国成为必然。 顺治元年(1644)六月，朝鲜世子自北京回到沈阳，朝鲜方面“呈文以请世子东还”。九月，朝鲜世子、凤林大君及其他朝鲜质子随清帝“移都北京”。十一月初一日，清朝“皇帝率诸王祭天坛告登极。还御皇极殿，受贺颁诏”。朝鲜“世子、大君亦随参”。仅10天后，新封“叔父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召集朝鲜世子、凤林大君，宣布：“未得北京之前，两国不无疑阻。今则大事已定，彼此一以诚信相孚。且世子以东国储君，不可久居于此，今宜永还本国。”另外“三公六卿质子及李敬舆、崔鸣吉、金尚宪等，亦于世子之行，并皆率还”。仅留“凤林大君则姑留与麟坪相替往来”。（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38页。）多尔衮希望出送世子大君后，朝鲜“勿以出送之故移易其心，以基两国无疆之福”。并告戒：“年少台官自前好生异议，坏了国事，今后慎勿复踵前习。”（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4页。）归还质子、释放罪臣是多尔衮对朝鲜采取的重大举措，终结了两国战争状态下的遗留问题，对于朝鲜方面调整心态起到很大的作用，也标志着清朝的朝鲜政策由军事压迫向传统礼治的实质性转变。 顺治二年(1645)正月，朝鲜世子东归，紧接着“世子既令永还，大君亦许东归”，五月凤林大君也回到朝鲜，至此朝鲜质子全部归国。朝鲜世子在归国后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凤林大君还没回国，他已被毒死。（注：谥为“昭显世子”，“世子年三十四，有三子三女”。“世子东还，未几得疾，数日而薨，举体尽黑，七窍皆出鲜血。以玄冥覆其半面，傍人不能辨其色，有类中毒之人，而外人莫有知者，上亦不之知也。”《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50页。）从仁祖国王诛杀昭显世子嫔妃、遣返多尔衮送给世子的宦官宫女，接着立凤林为世子等举动来看，世子被毒杀是有预谋的行动，但其目的并非为了反清。六月，清使工部尚书兴能、礼部启心郎邬黑、通事官郑命寿以谕祭世子出使朝鲜，多尔衮以“皇叔父摄政王”名义致书慰问朝鲜国王，清使又“以摄政王之意传言：东方人心不淑，当此之时，若以幼稚元孙为嗣，恐危疑不安也”。仁祖国王“乃告之以实”即已经确定立凤林大君为世子，于是“四使皆喜曰：‘国王已有定计，则东方之幸也’云矣”。（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51页。）多尔衮虽然迅速派出使团赴朝察看情势，但显然并未打算深究朝鲜世子之死。对多尔衮而言，朝鲜的稳定才是最重要的。 2.减免岁贡，停止刷还女真人 崇德八年(1643)九月，清廷向朝鲜颁发“减岁币敕”，减免岁贡物品约十分之一。同时颁发“减使臣礼单敕”：“朕闻差去使臣，俱以明朝旧例，所得礼物太多，民颇不堪，此非善政也。故特减其数，以为定例。至于房妓、鹰犬，尽行裁革，只迎送宴接等仪如故。沿途宿歇处使行人役，或乘机讨索扰民者，亦未可知，当令使臣到彼，于食用之物，斟酌减省。”（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18页。）这两个敕书是随着清世祖的“即位诏书”一并颁发的，清太宗曾于当年五月“聚各部官”讨论“敕行时房妓折银、七处宴享及岁币杂物减除事”，其后英俄尔岱、范文程“来到世子馆所立传汗命曰：‘敕使往来一从汉使誊录，故贻弊本国多矣。今则两国为一家，朝鲜之民即我民也，宜思革弊之道，故今已改定誉录，所当及今送使，而适值农时，虑有民弊，令俺等宣示减省节目耳。’仍出示敕草云”。（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15页。）因此，此次减免岁贡议定于清太宗，而颁发于多尔衮。 从停止刷还女真人的行动中，也可以看出多尔衮在忠实地执行着皇太极既定的对朝政策。顺治元年(1644)四月，清廷颁敕，对朝鲜境内“兀良哈”“凡前在尔国者俱免送还”，敕书明确提及：“我皇考在时，以朝鲜莫非吾土，何必令其刷送，当时虽未及降诏，遗旨尚在。”（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26页。）指出这是清太宗的“遗旨”。清太宗崇德初年，清廷对刷还政策的实施极其严厉，刷还人等包括“兀良哈”等女真人(朝鲜称为“向化人”)、原辽东汉人逃入朝鲜境内者以及被掳朝鲜人逃回者等。清廷多次籍此对朝鲜进行查勘、威逼，实为朝鲜一大心病。因此，得知清朝停止刷还的命令后，朝鲜人大感诚为多幸。 清军取得北京后，朝鲜有了要求进一步减免岁贡的理由：“大国既得天下，富有四海，我国岁币亦宜变通。”并以路远难行为理由，要求“节使兼行”、“岁币方物皆命输致于渖阳，使臣只赍表咨入往”。多尔衮在准许朝鲜质子还国的同时，又同意了朝鲜减免岁贡和岁贡运输负担以及使者兼行的请求：“念岁贡币物，尽属民膏，今将旧额苎布四百匹，苏木二百斤，茶一千包，准与蠲免。各色绵绸二千匹量减一千匹，各色木绵一万匹量减五千匹，布一千四百匹量减七百匹，粗布七千匹量减二千匹，顺刀二十口量减十口，余悉照旧输纳。其元朝、冬至、圣节贺仪如旧，因途道遥远，三节表仪俱准于元朝并贡，以彰柔远之意。”（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1页。）至于岁贡运输，朝鲜方面运至牛庄，牛庄至北京由清朝方面雇车辆押运。顺治二年(1645)，多尔衮遣使吊祭朝鲜世子，又颁敕令：“减岁币：细麻布一百匹、诸色绸七百匹、诸色木绵布四千一百匹、苏木二百斤、茶一千包、佩刀二十把。”（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52页。）多尔衮数次减免朝鲜岁贡，一方面是对皇太极朝鲜政策的继承，一方面也是为了得到朝鲜物资帮助的一种策略。 3.稳定朝鲜，解决军需 入关之初，多尔衮头等大事是尽快安定北京的形势，饥荒的威胁从顺治元年(1644)夏清军进入北京之初就开始出现了，（注：有多种史料记述了当时北京的粮荒，朝鲜人也说：“南方路绝，漕运不通，燕京米价极贵，斗米直银三钱，柴草之难，比来尤甚。”清军与朝鲜人都在吃半腐烂状的“陈米”，“亦且告罄”。参见《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37页。）时多尔衮令朝鲜世子协助筹粮，冬前先送五千石，春来又送五千石，必充万石之数，可充其欲。顺治二年(1645)夏天，北京面临着更为严峻的饥荒和瘟疫的威胁，而朝鲜粮食是多尔衮惟一有指望得到的，多尔衮不得不把解决危机的主要希望寄于朝鲜的支援。事实上，归还质子、新世子册封、减免岁贡、释放罪臣等对朝鲜的“恩惠”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一种交换的筹码。 顺治二年(1645)初，多尔衮派出敕使专程赴朝鲜筹粮，要求朝鲜向北京“运米二十万石”，且必须赶在入夏前运到。（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2页：“郑使言于臣等曰：‘北京，不可不准数入送，而若过七八月，则虽亿万石，终归于无用’云。”）朝鲜质子东还成为敕使们的重要筹码：“彼每言东宫、大君今已出来，此后更无顾藉于大国，故如是搪塞云。”年前朝鲜刚刚平定了一起预谋中的政变，“人民皆有涣散之心”，但朝鲜仁祖国王对清王朝将取代明王朝已不再怀疑，因此在多尔衮的“既施大惠，而又以温言求助”的情况下，即便面临“土崩之患”，也不得不“为之曲从”，“终以十万石给之”。（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2页。）接下来，朝鲜采取非同寻常的速度和措施执行此任务：“一月之内，整备米船，调发沿海之民，以充水手。而列邑守令虑其逃散，拘囚狱中，使其父母妻子不得相见。及其发船，守令躬自押领以遣之。其父母妻子兄弟各持酒食，拦道而馈之，相携痛哭，惨不忍见。”（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6页。）最后朝鲜实际运至北京的白米有“五万七百八十余石”。（注：《清世祖实录》卷21。）清军能够度过入关后最初的饥荒危机与这次朝鲜顷力相助不无关系。顺治三年(1646)初，多尔衮已度过难关，也知道朝鲜已尽了全力：“尔国凶荒，人将相食”，因此将其余“再运之米，尽数蠲免”。（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55页。） 从崇德二年(1637)始，经过10年之久的磨合，到顺治三年(1646)，清与朝鲜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清军入关后，其政治中心也随之转移到北京；明朝灭亡，朝鲜也不再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入关后的清朝贵族开始全面任用汉官、使用礼治传统统治方法；朝鲜贡品也不再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而且在粮食危机的解决过程中朝鲜的确帮了大忙，清朝对朝鲜政策的修改已是顺理成章的事。对朝鲜方面而言，朝鲜终于从清朝的强力压迫和武力威胁中解脱出来，多尔衮执政的清政府给了朝鲜很多“恩惠”：归还质子、释放罪臣、减免岁贡、停止刷还等等。更为重要的是，朝鲜人终于相信清王朝将取代明王朝，这意味着朝鲜将自己的心态调整到以传统的方法去臣事清朝。在建立了相对信任的基础上，清朝与朝鲜平稳地迈向了传统宗藩关系的老路。 三、多尔衮执政后期的朝鲜事务 专横自大且脾气急躁的多尔衮在最后几年的执政生涯中，在朝鲜事务上打上了自己鲜明的烙印，对朝鲜事务的处理明显具有僭越自大、用权自专的倾向。 1.僭越自大 顺治元年(1644)，护送朝鲜世子东返的清朝将官交给朝鲜国王的第一份“敕书”是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同署的，其书曰：“摄政亲王致书于朝鲜国王：曩者先帝在时，藩王有馈遗于诸王者，则必奏知而受之。今皇上幼冲，一应政务，皆予等摄之。予等事幼主摄国政，而受外藩之馈，殊觉不宜。自今以后，贵国无烦致礼也。”（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521页。）执政之初的多尔衮表现得似乎有礼而谦逊。次年，因世子病故致慰朝鲜国王时，多尔衮使用“皇叔父摄政王书慰朝鲜国王”的名义。顺治五年(1648)多尔衮加封“皇父摄政王”。顺治七年(1650)，因多尔衮丧妻，朝鲜官员试探询问礼仪规格时，“郑敕(郑命寿)答言：今此皇父王妻丧，礼单物目，视皇帝无异，宜以三起方物备送云。”（注：《备边司誊录》，孝宗元年庚寅三月初九日。）其后多尔衮又因其母丧以“皇父王”名义颁“敕谕”于朝鲜，朝鲜人发现，“皇父王今番始称敕谕，则事与前例有异……皇父王既曰王，则事体与皇帝不同，宜称殿下，不可称陛下。而敕使言其国中尊奉，与皇帝无异，又令陈慰进香，是尊之以皇帝之礼也”。（注：《备边司誊录》，孝宗元年庚寅三月十二日。）在朝鲜人眼里这时的多尔衮已“与皇帝无异”。（注：《备边司誊录》孝宗元年庚寅九月初七日：“皇帝、摄政王自处少无分别，在此礼节亦无异同。今番奏文似当一体为之，其间名号称谓之间，稍有变文宜当。”） 2.贪索无度 多尔衮是个“贪欲”极大之人，酷爱狩猎和宴享，嗜烟酒、好女色。朝鲜成为多尔衮满足其贪欲的后方基地。英俄尔岱、郑命寿也千方百计满足他的需要，有时类似于敲诈或者抢劫。 顺治元年(1644)，英俄尔岱指示朝鲜：“世子、大君之东还，皆九王之力，须以倭剑、清蜜、粘米、青黍皮等物以致谢意。”（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48页。）朝鲜送往北京的大米有五千石专送摄政王。顺治三年(1646)，英俄尔岱又说：“今番减米乃九王之力。九王喜吸南草，（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26页：“南灵草，日本国所产之草也。其叶大者可七八寸许，细截而盛之竹筒，或以银锡作筒，火以吸之，味辛烈，谓之治痰消食，而久服往往伤肝气，令人目翳。此草自丙辰、丁巳年间越海来，人有服之者而不至于盛行。辛酉、壬戌以来，无人不服，对客辄代茶饮，或谓之烟茶，或谓之烟酒，至种采相交易。久服者知其有害无利，欲罢而终不能焉，世称妖草。转入沈阳，沈人亦甚嗜之，而虏汗以为非土产，耗财货，下令大禁云。”）又欲得良鹰，南草、良鹰并可入送，以致谢意。”（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55页。）朝鲜史料记载：“丙戌十月甲申，清人来索梨二万六千六百个、柿六千八百个，分定于京畿、洪清、黄海、平安、咸镜道。甲午，清差到义州，求梨、柿各数万个，桦皮数万张，猎狗十头，督纳甚急，贸迁挽输，州县不胜其扰。”（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61页。）顺治四年(1647)，英俄尔岱令朝鲜此后赴朝廷谢恩使者须与皇帝一样致送摄政王礼物，定为恒式。 “薄施而厚望”是多尔衮向朝鲜征集军需物资时惯用的手段。顺治元年(1644)减免岁贡换来的是急需的粮食，顺治四年(1647)减免“岁币中大米九百石，木绵二千一百匹，绵绸二百匹，弓角二百桶，顺刀十柄，胡椒十斗，及方物中黑细麻布代白细苎布”等物品，同时“催纳桦、铁，桦皮三万张，铁三万斤”，且“不可减数”。（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67页。）顺治五年(1648)，英俄尔岱死后，郑命寿成为多尔衮在处理朝鲜事务时最得力的助手，对朝鲜的盘剥更甚于前。（注：这时朝鲜方面给郑命寿的“密赠”贿赂银一次达五千两，而起初仁祖在南汉山城给英俄尔岱、马福塔的贿赂银不过每人二千两。） 3.逼迫婚媾 顺治六年(1649)，朝鲜仁祖国王去世，孝宗继位。孝宗暗怀反清之志，打击亲清派，任用义理派官员，修筑山城，整顿军备。清国派出吊祭、册封使团发现“接待大异于前，西路则减馔品，严讥察；入京则通官受辱于守门之人”。（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78页。）两国关系再一次出现危机。多尔衮迅速派出祈青古、巴讫乃为首的使团赴朝鲜。这个使团由六名敕使组成，使团规格之高前所未有：祈青古为内院大学士，巴讫乃时继英俄尔岱任户部尚书，郑命寿也作为“第六使”参与其中，使团中“皆是摄政王所亲”。“六敕出来，曾是未有之事”，清使且于一路打听孝宗“之子女几人”，声称将有“镇定之事”，引起朝鲜王廷一片恐慌：“清使奄至，朝野疑惧”。（注：《备边司誊录》，仁祖二十七年十月十一日，十二月二十七日；孝宗元年庚寅二月初八日。）朝鲜王廷猜测多尔衮的用意是“彼国素多狐疑，必於新立之初倍加讥察”。（注：《备边司誊录》，仁祖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而这些都是多尔衮虚张声势的把戏而已。 多尔衮派出的庞大使团于顺治七年(1650)三月到达汉城。这次使团公开的使命是查勘，向朝鲜王廷问罪，罪名有：“专谢册封，不谢吊祭”，“不专疏谢恩，兼乏谢献之仪”；“皇叔摄政王赠馈，亦不曾有谢恩本章，虽具有礼物，而单上不书皇叔父摄王”；“岁币等物，国王必欲尽心，而使臣敢以木花不实为言，欲退其期限”；“假托倭情，欲为探试之地”，“欲以所获朕之汉人船只，不送于此，而送倭馆，又欲修筑训练”；“放逐旧臣”等等。（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85页。）而该使团最重要的使命直到使团快进入汉城才宣布：“九王新丧夫之(夫之即古阏氏之称)，故欲与国王结婚。”多尔衮为此以“皇父摄政王”敕谕朝鲜国王：“予之诸王暨贝勒众大臣等屡次奏言，自古以来，原有选藩国淑媛为妃之例，乞遣大臣至朝鲜，择其淑美，纳以为妃，缔结姻亲。予以众言为然，特遣大臣等往谕亲事，尔朝鲜国业已合一，如复结姻亲，益可永固不二矣。王之若妹若女，或王之近族，或大臣之女，有淑美懿行者，选与遣去大臣等看来回奏。”（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87—3788页。）清使之所以对结亲一事一直秘而不宣，是担心“国王必不能独断，将问于群臣”。而“群臣必曰，岂可与此辈结婚云尔”。清使劝诱朝鲜国王：“若婚媾既成，则群臣不敢欺侮，而大国亦当专信。”郑命寿直截了当对孝宗国王说：“当以查问曲折归奏皇帝，然若成婚媾，则查事亦可少缓。”（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80—3783页。）至此，多尔衮之心昭然若揭。 对于朝鲜而言，孝宗国王继位之初确有暗中集聚力量与清朝抗衡的企图，但在清廷的威势压迫下，义理派很快土崩瓦解，纷纷辞官避祸，亲清派再一次得势，在本来“其患难测”的情况下，“捐一女子以纾国难”，孝宗自觉万幸，因此“无留难之色”，对通婚“直为快许”。清使“巴讫乃等皆相顾而叹”，“有喜色”。（注：《备边司誊录》，孝宗元年庚寅三月十三日。）查勘事务随即草草了事。 多尔衮得到“王女淑美”的报告后，即派遣梭红等率领一队亲信人马径自赴朝接亲，但“恐王以为轻亵”，于是解释说：“诸王大臣合称丧事虽重，王上悲痛不已，当念国事重大，妃位不宜久虚，层次陈请，子勉从众议。”而且“予意先行通信，随具六礼，然后迎亲”。但是“诸王大臣又复合称朝鲜路远，如依循礼节，恐往复之间，稽延时日”，所以“予复勉从，谕令速行进送”。多尔衮还准备了彩礼：“送纻彩六百匹、赤金五百两、银一万两。”（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799页。）作为惯例，多尔衮同时免除了向朝鲜征集“桦皮”的任务。“桦皮减除之举，不但于我国(朝鲜)得免莫大之弊，清国自以为大惠。”（注：《备边司誊录》，孝宗元年庚寅四月十六日。）这次的“大惠”交换来的不是粮食军需而是朝鲜女子。 敕使们最后选定16岁的朝鲜宗室锦林君恺胤之女，孝宗“以宗室女为养女”，封其为“义顺公主”，又“以工曹判书元斗杓等四人为婚礼都监堂上，主管宗室女治装”。顺治七年(1650)四月，朝鲜孝宗亲自出城送义顺公主之行。义顺公主的随行人员中有侍女16人，及女医、乳媪等数人。与此同时，多尔衮“率诸王贝勒猎于山海关，朝鲜送女至，王迎于连山”，并“即日成婚”。（注：《清史稿》218卷《多尔衮传》。）据朝鲜方面护送人员报告：“九王初见公主，颇有喜色，待臣等亦厚。及至北京，以公主之不美，侍女之丑陋，诘责万端。”且“观其辞气，甚凶且秘，每因事归责于君上”。显然，多尔衮把一己之私凌驾于两国政治关系之上：“九王云：‘自先汗施恩本国甚厚，我亦有私恩于国王，而每以倭衅请筑城练卒，必尔国上下皆有异志也。且侍女之选进，自明朝已有旧例。今日之举，欲观尔国之所为，而尔国不肯精择，公主既不满意，侍女亦多丑陋。尔国之不诚，于此益可见矣。’”（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801、3802、3803页。）同年九月，清敕使再次赴朝：“今行所干，专在侍女，本国若选送色美者，则皇父王必见而悦之，向之所疑，皆可冰释。”朝鲜只能打起全副精神来执行“皇父王”的旨意：国王派亲信宦官“与宰相押坐于备局，相议拣选”。并“分遣京官于两界，择侍女年少貌美者各三四人，京中则令捕盗从事潜访闾阎女子之美者”。大肆搜捕美女的行动引起朝鲜上下一片恐慌：“被选者或有自剪其发者。父母兄弟，呼泣道路，龆龀之儿，嫁娶殆尽。”（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804页。）十月，多尔衮又派敕使赴朝颁其母“祔庙”敕。接二连三的敕使使团赴朝，不但使朝鲜举国遑遑、无不疑惧，而且国储荡竭、民不聊生。到十一月的时候，新选侍女赶赴清国，另一位淑安公主也定行于今年。值得朝鲜人庆幸的是，这一切都因多尔衮的突然死亡而猝然结束。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死于喀喇城，“追送侍女，亦自中路还送”。三个月后，朝鲜得知多尔衮被“削号黜庙，籍其家产于官，分其诸姬于诸王”。（注：多尔衮之朝鲜妃义顺公主“亦归于白阳王之子”。顺治十三年，锦林君恺胤以谢恩兼冬至使如清，请求清廷放其女归国，清帝“特遣太子太保议政大臣哈什屯则令送归国，俾依亲自守。”朝鲜国王“命户曹给义顺公主月廪，以终其生。”见《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848—3849页。）此时郑命寿虽仍为通事官随使团出使朝鲜，然“气色则与前顿异，大有忧惧之色”。（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814页。）两年后，失去靠山的郑命寿终被“夺其官、籍其家”，朝鲜孝宗坦言：“我国人民之喜幸，曷胜言哉！但虑其他日起废而复用也。”（注：《李朝实录吴辑本》，第3834页。）对此人的所作所为仍心有余悸。顺治十年(1653)清使团在“郑译被罪後，始为出来”时，要求朝鲜“凡干接应及站路，自前弊端，必须与大通官等参酌相议，永为定式。毋踵前习，可免日後无穷之弊”。（注：《备边司誊录》，孝宗四年癸巳十月二十八日。）着手恢复被郑命寿等人搞乱了的传统仪制。 四、对多尔衮朝鲜政策的评价 皇太极的朝鲜政策基于武力征服和军事压迫，一方面力图瓦解明朝与朝鲜的传统宗藩关系，严厉打击朝鲜“义理派”，培植主和派、亲清派势力；另一方面因战争需要，要使朝鲜成为清朝的军用物资后方基地。主要方法是以武力压迫为主，同时施以减免岁贡等“恩惠”。 摄政王多尔衮秉承皇太极的朝鲜政策，并在清人入关、朝鲜战略地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采取归还质子、释放罪臣、减免岁贡、停止刷还女真人等重大举措，逐步把朝鲜政策转向传统宗藩关系的轨道上来，对于朝鲜方面调整心态起到很大的作用，也标志着清朝的朝鲜政策由军事压迫向传统礼治的实质性转变。多尔衮的朝鲜政策承上启下，对清与朝鲜实现长期稳固的宗藩关系意义重大。 崇德年间，多尔衮与朝鲜王室一直保持一种私人性质的联系，这对于他制定和实施朝鲜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执政后期的多尔衮任用亲信、独断专横、脾气急躁、耽于享乐，朝鲜不幸成为他满足个人欲望的目标。而他任用的英俄尔岱、郑命寿之流发迹于崇德年间，这些“朝鲜事务专家”通常都带有那种战争期间形成的征服者的心态，对朝鲜需索无度、凌辱过甚，甚至假借皇权圣旨，对朝鲜政务横加干涉，成为传统宗藩关系中的不谐和音。 随着清世祖的亲政，郑命寿被废，朝鲜王廷终于摆脱了被欺压被凌辱的处境。清世祖起用了明朝人仕清国者来处理朝鲜事务。新一代的朝鲜事务管理者更多地遵循礼治的传统方法，更重要的是清世祖不像其父皇太极那样曾经以武力征服朝鲜迫其为臣，也不像其叔父多尔衮那样与朝鲜交往时总带有浓厚的私人色彩，在清世祖眼里，朝鲜只是一个与大清一直保持密切关系的属国，多尔衮执政早期确立的朝鲜政策得以沿袭，清朝与朝鲜得以保持传统的建立在礼治基础上的宗藩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