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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东北人口绝大多数为移民，而近代期间移民就高达2000万之多，主要是来自华北，其中以山东移民为最，河北次之，两省占移民总数的90%以上。探究其动因：一方面是来自原住地的推力，另一方面是来自移住地的吸力，是两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华北因人口稠密，自然灾害频仍，苛捐杂税繁重，使本来就极度贫困的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更加困窘。为了谋求生存，广大华北灾民被迫越海闯关，迁居到地域毗连、人口稀少，资源丰富的东北。特别是清末民初，华北灾民更是成群结队地拥入东北，形成了空前未有的移民大潮。 关键词：代中国；东北；华北；移民动因 一、华北人口迁移的社会、经济因素 华北是中国开发较早，也是人口稠密的地区，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繁衍生息，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方式和自然环境，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形成了自己的亲族和社会关系。更何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历来又有安土重迁的思想。那么，既然是如此，到了清末以后又为何形成人口迁移的大潮?其原因： 第一，地租沉重，捐税繁多。地租是中国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也是中国广大农民最沉重的负担。鸦片战争前，中国多半采取实物地租的形式，多数地区一般在一半左右。到了近代，随着土地的高度集中，地租也不断上涨。例如浙江省上等田，地主所得为60%—70%，只有劣等土地，地主方与佃户平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各省，地主所得部分，具在50%以上。华北省区地租，“农民所得收获普遍实行与地主平分制”。看起来并没有南方各省那么严重，“但佃农除交纳金外，承租时还要缴押租，平时又有种种对地主的额外贡献及徭役式的体力服务。”实际上合计起来与南方诸省相差无几，“可见地主剥削农民之甚了。”[1](P53-54) 清末以后，各地普遍实行货币地租，地租的上涨率极快，尤其是民国时期更为严重，农民的生活日趋恶化。如民国初年，济南附近农民“每亩田的一年收入约九元五角内外，而农民对地租及其他赋税，一年就要缴纳七元五角，那么一年劳劳碌碌的耕种不过净收二元左右，农民生活的困迫不言可喻。农民在这种横征暴敛之下自然都要流亡到别地方去了”[2](P32)。据《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27日报道，军阀张宗昌督鲁以后，田赋增长之快，额度之大，“每亩赋银一两先增至四元四角，又增至八元八角，最多时增至二十元四角八分。”这样，农民劳碌一年毫无收获，还要欠债过日子。而华北各省区家庭手工业又不发达，且又天灾人祸连绵不断，如此往复，恶性循环，在痛苦中挣扎的广大劳动人民为了谋求生存只有被迫迁移他乡。 除此之外，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支付巨额赔款，便调整税收政策，增加税收。太平军起义后，南方各省多已失去控制，北方各省便成为征敛钱粮和摊派赔款的最重要地区。各省为完成政府的摊派任务，在原来的捐税之外又增加新税，如粮捐、亩捐、串票捐等，数不胜数，岁盈千里，竭泽而渔，苛捐杂税愈演愈烈，广大贫苦农民力不能胜，弃田逃亡者比比皆是。 民国以后，北洋军阀分裂，地方军阀各自为政，为争夺地盘，穷兵黩武，无限制地扩充军队，各省财政自然亏空，入不敷出。如山东1919年在田中玉出任督军兼省长时，全省财政的收入1100万元，而军费支出就达600万元，收支不足额100万元。到1925年张宗昌任山东督办时，山东的财政顿时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变化，军费支出已达5000万元，收支不足额达460多万元[2](P31-32)。亏空部分完全落在老百姓身上，在已经过于繁重的捐税上继续增加额度和另立新的税项，强迫征收，诛求无厌。到1928年，按正额累计，山东的苛捐杂税竟征至1939年，百姓叫苦连天，只好携眷离乡，闯关越海，迁徙东北，觅食求生。 第二，灾荒荐至，民生凋敝。历史上，华北一直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据统计，山东、河北、河南三省自1823年至1911年的88年间，就有7400多个县次遭受各种自然灾害，其中山东、河北两省就有67万多个村庄。仅“1877—1878年的饥荒使河南、山西、山东、直隶四省约有八百万人死亡”[3](P32)。 在自然灾害中，水灾波及最广，危害最大。特别是黄河，每到雨季，便泛滥成灾。据统计，仅在1856—1911年间，就出现特大灾3次，大灾14次，中灾22次，小灾13次，合计52次。灾害平均次间年数1.1，累计成灾县数966，平均年成灾县数17.3[4](P32)。 华北不仅是涝灾频发的地区，而且旱灾、蝗灾、风灾也常常相互为因，酿成极为严重的灾荒。其中发生次数最多、最严重的是旱灾和蝗灾。而旱灾和蝗灾且有连带的关系，一经发生，则赤地千里，颗粒无收，饥民满目，哀鸿遍野。仅从光绪二年(1876)至光绪五年(1879)的三年间，山西、河南以及山东之一部分，毫无雨水。据华洋义赈会报告云：在此次空前巨灾之时期中，因受饥饿疾病及强暴之侵害而牺牲者，约有900—1300万人之多。进入民国以后，灾害更是连年不断。仅1920年的河南、河北、山东等五省大旱中，“灾民二千万人，占全国五分之二，死亡五十万人，灾区三百十七县。”[5](P41-45) 1927年，直隶、山东两省春季播种期间遭受旱灾和风灾。之后，又遭到蝗虫的侵袭，绝大多数农作物不是干枯而死，就是被蝗虫吃光，几乎颗粒无收，酿成了严重的灾荒。据华洋义赈会山东分会的调查，山东沂水、黄县、日照、莒县、济宁、临沂菏泽、定陶等56县受灾，“面积二十四万方里，灾民约二千万人。山东全省共一百零七县，全省三千八百万人口，那么被灾的人口已经占十分之六的巨数。”[2](P33)“灾区中之居民，有田不得耕，有房不得住，于是颠沛流离于道路，辗转而赴东三省者，不下百余万人。”[6](P16) 对于19世纪的水、旱灾害情况，邓拓先生曾对关内的18省区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其中华北的河北、山东、河南、山西受灾次数列居前10名，而河北居全国之首，水灾次数达52次之多；山东居全国第5位，水灾次数达35次。旱灾受灾次数河北仍居全国之首达47次；山东达30次，居全国第二；河南排列第五，达20次[5](P58-60)。 从以上的统计数字中不难看出，华北省区的灾情为我国历年的重灾区。每一次自然灾害，都是一次灭顶之灾。由于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使广大农民毫无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国家贫穷，外债累累，无力救济灾民。广大灾民为谋求生路，只好外出逃荒。因此，灾荒造成人口的大量迁徙是历史的必然。 第三，干戈频仍，匪患猖獗。华北不仅是自然灾害的多发地区，而且也是战争频发、匪患猖獗的地区。近代以来，无论是外国的侵略战争还是国内战争都为华北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山东、河北遭到了列强的杀戮和战火的洗劫，人民饱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和战争之苦。太平军北伐，与清军激战了两年之久，战火燃烧了华北大部。战争中，清军肆虐，生产遭到破坏，生灵遭到涂炭。 特别是民国以后，华北在军阀统治时期，不仅是战争的重灾区，而且也是军阀为了发动战争进行征钱、征粮、征物、征兵的主要地区，军阀所到之处，洗劫一空。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等军阀混战，波及地区之广，残害地方，破坏生产，荼毒生灵。革命军北伐时期，奉、直、晋、鲁北方军阀联合抵抗，集中了大量兵力混战于北方各省，仅山东一省就集中了军阀兵力达25.5万。不要说战争的蹂躏，“单就这许多军队的战费和军费的负担来说已经是非常繁重的了”。据济宁兵灾救济会1927年10月统计，在北伐战争中，仅山东为战祸所波及的就有13个县，受灾人口达490余万人，受灾的耕地面积达1450多万亩，被征收的牲畜，牛26万多头，骡12万头，驴44万头[2](P28-32)。 在1930年的河南大战中，因战事死亡人口达12万，受伤人口1.95万，逃亡在外者达118.5万，被军队拉夫达129.77万，其中因以致死者3万，而兵士之死尚不在内。此次战争，“财产损失估洋四万八千五百三十三万余元，被毁房屋损失估值洋五十二万余元，被焚房屋估值洋三千八百一十五万余元，总计为六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万九千余元，而间接及无形之损失尚不在内。”[5](P105) 清末民初，内忧外患迭至，天灾人祸频发，广大灾区人民走投无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便铤而走险，弃农为匪。民国以后，军阀混战不休，散兵游勇充斥社会，失去了军阀的控制，加入了土匪的行列。尤其是在战争蔓延的地区，土匪的势力格外猖獗，几乎弄成遍地皆匪的情势。他们乘社会动荡和秩序混乱之机，大肆活动，危害百姓。而山东和河南是土匪最为泛滥的地区，比比皆是。山东有“鲁国多盗”之称，河南有“土匪王国”之名，可见土匪之泛滥成灾。 第四，人口过剩，土地饥饿。华北经几千年的开发，生齿日繁，地狭人稠。就全国人口而言，鸦片战争后增长比较缓慢，但华北人口增长的速度却仍然较快。1840年，山东的人口为31987566人，到半个世纪后的1890年，人口已经发展到37113444人。河北，1840年人口为21309886人，1890年为23636343人。河南，1840年人口为24682249人，1890年为25700483人。半个世纪中，尽管华北人口不断大量向外迁移，但人口总数仍在增长。以山东为例，年增长高达10—20万人[7](P457-471)。 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人口增长之快，密度之大。1840年，山东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207.71人，到1898年人口虽然外流，人口密度仍在上涨，已达到246.24人。人口上升速度之快，但耕地面积的增长却极为有限。康熙二十六年(1687)，山东有耕地近亿亩，到光绪十三年(1887)，耕地增加到12590万亩，200年间耕地面积只增加了26%，而人口却增加了近4倍。无地少地的农民超过半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耕种数千年的土地，磷、钾等矿质养料无法补充，土地愈种愈薄，收获愈来愈少，“饥民逐日增多。”[8](P74-75) 江浙地区的人口虽然密度大，但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发达，城市人口所占比例大。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主要是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村人口众多，耕地面积很少，土地贫瘠，工业不发达，又缺少辅助的家庭手工业，一遇有天灾人祸，生存极为困难，因此只有到人口稀少的东北求食谋生。 据南开大学1926年对“山东1149户移入东北的农民”的调查，“其中因苛捐杂税繁重”，“生活困难移入东北的有737人，占64.1%”。因水、旱、蝗虫等灾害移入东北的有164人，占14.3%。因兵灾匪患移入东北的有150人，占13%。因土地缺乏移入东北的有56人，占4.9%[9](P13)。 二、东北吸纳移民的有利条件 华北由于人口过剩、土地饥饿，再加上天灾人祸交加，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更是雪上加霜，生存极端艰难，被迫寻求新的生活出路。新的生活的出路在那里?东北便成为华北人民移居的首选之地。因此，清末民初华北人民像潮水一般涌入东北。清末以后华北人口为何大量迁移东北?其原因： 第一，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东北地域广阔，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而且人口稀少，1840年东北人口：辽宁240多万人，吉林32万多人，黑龙江只有25万多人，东北三省加在一起也还不到300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6.13，东北北部的黑龙江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只有0.54。而山东、河北、河南三省区的面积只不过50多万平方公里，而同时期三省人口已达到近7800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151.29人，山东人口密度已达到207.71人，就是人口密度最小的河北省也已接近100人(94.98人)。山东、河北、河南三省的人口是东三省人口的26倍，人口密度是东三省的24.68倍。到19世纪末的1898年，东三省总人口为760多万人，人口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为14.56人，而黑龙江也只有2.73人。同时期山东、河北、河南三省总人口为8850多万人，人口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为171.55人，人口密度最大的山东已达到246.24人。华北三省土地面积比东三省小一倍，但人口总数却多十倍以上。这就为人口稠密的华北人民迁移东北创造了广阔的地域条件。因此，华北的人口从清末开始大量流入东北，民国时期更形成移民大潮。1900年到1930年间，关内移民“每年有50—100万左右贫民流入东北，后来多数在此定居。如1927年，关内流入东北人口为938472人，留下定居的有544225人，占58%；1928年，关内流入东北人口1021942人，留下定居的达780342人，占76%”[10](P46)。 东北不仅地广人稀，而且矿产资源丰富，为世界各国所注目。其中储藏量较大的是煤和铁。铁之埋藏量有7亿吨，煤有20余亿吨。金之埋藏量亦富，阿尔泰有金山之号，东北被呼为金穴，于此可见其想引世人之注意。清初，政府严禁关内人民进入东北进行开采，直到18世纪后半叶，政府为旗人生计，才允许在辽宁的锦州地区开采煤矿近代以后，俄人偷越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进行盗采黄金。东北解禁后，关内灾民除因生活所迫移民东北垦殖外，不乏也有一部分人受黄金的诱惑移入东北，加入淘金的队伍。东北森林面积广阔，满洲森林自鸭绿江东北至乌苏里江，又西北折至黑龙江额尔古纳河。面积1240余万町，积材44.5亿有余，“松林千里，一望无际，类太古时物，车马横过，三百里不见天日”，“绵绵延延，横互三千里，实我国莫大之富源也”[11](P52-56)。 同时东北又有丰美的物产，有名的三大物产，就大豆、盐和石炭三种，就民国十六年的计算，大豆输出30178280石，盐输出264829757石，炭输出7124976吨，这都是巨数的输出[12](P38)。东北物产之丰富，获取食物之容易，在北大荒有“棒打獐鹿瓢舀鱼，野鸡飞入饭锅里”之佳话。林传甲在他1914年所著的《龙江旧闻录》中说，逃荒到东北者，几年之后便可改变生活状况，“有乞丐腰缠数百吊，数年作苦数千金者”。“但使人能力作，无不致富者。”东北森林茂密，珍贵木材及其他紫貂、碧狐、金沙、东珠亦足使人歆羡，因此亦有许多人为此类名贵产品所吸引。 第二，土质肥沃，物产丰饶。东北不仅地域广阔，而且耕地面积之大，可耕地达3亿亩之多。东北北部有松花江、嫩江两大河流，南部有辽河，在地理上形成了松辽平原，连亘于黑、吉、辽三省之间。因此土地的生产力实不让江、浙两省最饶沃之地。 到20世纪20年代末，满洲已耕种之农田约3050万英亩，然尚不过全面积12.5%[11](P46)1925年东北已有耕地人均达8亩之多。就是到了1931年，人均耕地仍能达到8亩多。而同时期的山东人均耕地不到3亩，开发了几千年的山东，已没有再开发的余地。 东北松辽平原土地广阔，盛产大豆、高粱、玉米、水稻、小麦、大麦、荞麦、谷子等农作物。其他还有棉花、果树、烟草、花生、蚕业等等。不仅如此，而且土质肥沃，粮食产量之高。1931年东三省谷物亩产186斤，比山东解放前正常年景亩产125斤要多出61斤[13](P58)。 东北大豆子粒丰满，含油分14%—22%，含蛋白质31%—41%。品质之佳，为世界所称道。虽各国叠经验种，终鲜成效，盖大豆之地理环境，(低温高燥之平原)惟满洲最适也。东北大豆产额居世界第一，远销日本、俄国、丹麦、英国、南洋群岛等国家，博得世界之赞誉。20世纪20年代末，“大豆为吾国出口第二大宗，几与蚕丝颉颃，而远在茶市之上，于世界贸易场中占百分之九十。如更采取新法，加工精制，前途更未可限量也。”[11](P46-47) 其次是高粱、玉米和小麦。高粱也被称为红粮，在东北农作物中种植面积仅次于大豆。但只不过是未被世界各国所认识，未能打开国际市场。所以种植面积之大的原因，是当地人民以高粱米为主食，也被东北人称之为“东北大米”。玉米到1925年产量已经达到1268.18万石。小麦主要种植在东北北部，最初为当地人民所消费。中东铁路建成以后，俄国在哈尔滨等地建立了面粉加工厂，小麦的产量骤增。到1913年，仅哈尔滨就有俄人设立的面粉加工业15家[12](P8)。 除此之外，东北地租照关内也轻。光绪二年(1876)，奉天所属地租，一般为收益的14.4%至33.3%交给地主。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后，地租虽有所升高，但奉天也只约占总收益的19%—47%，而吉林和黑龙江较奉天更低。到宣统二年(1910)，东北地租无多大的变化，而山东已经上涨到50%—66.7%[13](P267)。 第三，地域毗邻，交通便利。河北与东北壤地相接，只是一关之隔，北宁路修成以后，从上车到下车中间只需一夜的时间就可到达东北。山东与东北隔海相望，由烟台到大连只有90海里的距离，只是一舟之便。人们始可不必翻山越岭，经过那没有人烟的中间地带，直接从海上泛舟或乘车到达东北。 近代交通运输的形成，使山东、河北人民不仅从海上，而且可以从陆上乘车直接到达东北中部的吉林和北部的黑龙江。据统计，其中31.7%由北宁路出发，22.9%从青岛出发，13.8%由烟台出发，13.7%由龙口出发，13.6%由天津出发，另有4.3%由其他地点出发，可见移民大部是由交通便利之点出发。“从这点看来，东北移民的成绩，与其交通的便利，是极有关系的。东北三省内铁路的长度，在亚洲中只次于日本和印度，与关内的交通，则有北宁铁路和大连、营口两大海港。交通如此便利，移民的大量输入是平常的事。”[13](P54-55) 同时东北的自然环境和河北、山东相差不多，寒冷对于这两省的人民来说并不会发生多大的恐惧。因此，清末特别是民国以后，迁移到东北的华北移民每年都在50万人以上。 第四，移民实边，筹饷济用。19世纪50年代末，英国强迫清政府牛庄开港，沙俄侵略东北北部边疆，北国大门洞开，边疆危机日益严重。咸丰十年(1860)吉林将军景淳奏请，要求开垦吉林乌拉阿勒楚喀、双城堡等处禁荒，容纳流民，接济京饷同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奏请，“旷地既有居民，预防俄人窥伺，并可借资抵御。”要求由户部颁给移民执照，“准其永远为业”。到光绪中期，政府开始组织招垦，东北全面开放，“数百年封禁之地利，遂至荡然无存”。清政府为了加固边防，接济京饷，解禁东北，并开放官荒、围场，招民开垦。甲午战争后，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势力侵入中国东北，并采取各种手段，向中国东北推行“试点”移民和“满铁附属地除队兵移民”[14](P17)，中国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清政府为达到移民实边，开荒济用，就地筹饷的目的，允许关内移民自由进入。同时，东北地方官府还实施了某些移民的优惠条件，主动吸引移民。东北开禁吸引了移民，移民开垦了荒原，扩大了耕地面积，“昔日边荒，渐臻蕃庶”[15](P705)。到清末东北耕地面积已达到近15000万亩，比1860年增加了11倍还多，不仅使东北土地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利用，而且起到了移民实边和接济京饷的作用。 第五，产业开发劳力需求。由于铁路、码头军港和工业的建设以及农业经济的商品化，极大地促进和吸引了华北人民移殖东北。中东铁路的修筑，“除技术、铁轨以外，所有工程的劳力，全由中国工人担负。”中东铁路开工后，中东铁路局在天津、山海关等地设立招工处，招募铁路修筑工人。应招者大多数是山东、河北的破产农民，他们羡其工资较高，因此应募者络绎不绝，仅“1898—1900年应招者先后达20万人”[16](P36)。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东北进入自建铁路时期，修筑铁路的工人需求增加。 沙俄为了称霸太平洋，修筑旅顺军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他们便唆使华人工头到山东、河北招募劳工。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完工之后便长期居留于辽宁了。在沙俄统治时期，旅大地区人口不过30万，而到日本统治时期的1911年，则增加到49万人。”据统计，移居到辽宁的“主要是在大连营口、鞍山、抚顺、安东(丹东)、沈阳等城市、工矿区和铁路交通运输业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17](P39-41)。伴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其他围绕着人们生活所需要的泥土工、木工、铁工等行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改变了过去移民单一的农业人口。 三、移民鼓励政策的推动 清末民初，华北省区灾祸连绵，战争频仍，广大的灾区人民生命受到威胁，生活毫无出路，被迫逃荒避难。灾民们大多数身无分文，但为何能翻山越海，千里迢迢到达东北，并耕田做工，安居乐业?其原因： 第一，社会各界的救济和援助。华北人民移居东北，“乃为逃荒之举，其对于自身前途的命运全无把握。徙以故乡生路已绝，不得不迫而出此至于出关以后之生路，亦惟有听之天命而已。”因此，“移民的救济问题，是刻不容缓之问题，不可不急救解决者也。”[18](P19)于是，各大报社、新闻媒体纷纷倡议，组织公私团体、救济机关，对灾民进行援助，以防颠沛流离，生命无保。在全社会的呼吁下，东北三省、山东、河北社会各界纷纷设立“红会”、“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万国红十字会山东分部”、“世界红十字会”、“悟善社”、“同善社”、“慈善社”、“栖流所”等慈善机构，设法救济灾民。各慈善机构和团体的救济方法也是多种多样，有设立“粥厂”的，也有设立“穷人庇寒所”的等等。 各地赈灾机构也积极设法救济灾民，对移民东北的灾民给予生活上的援助。如山东省赈灾办事处对迁居东北的移民补助、食宿都进行了详细周到的安排，并制定了《山东赈务办事处移民简则》、《山东赈务办事处难民招待所简则》等条例简则规定：以运送粮食空车输送灾民于东三省各县区以营生活；各粥厂对欲赴东三省者，制造清册，以备查核，发给乘车标识，乘车后供给饮食，下车后所赴之处本处负安插之责，发给“迁移执照”；难民之缺乏旅费及食宿艰难者，特于沿途设立招待所，以接待难民，供给一宿二餐等。 社会各界不仅在生活上对迁居东北的灾民给予援助，同时在交通方面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1927年11月12日，胶济铁路局局长赵蓝田通电各路局：“鲁省比岁以来，灾患频降，民生凋敝，今夏旱蝗告侵，生计日蹙。今当秋冬交迫，各县人民乘胶济火车赴外省谋生者日多，困苦流离之情令人生悯，应速设法救济。望贵路援照办理设小工票车，以利灾民，共速实行!”命令下达之后，首先将胶济铁路的第20次列车作为专门输送移民的专列。此后，根据移民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车次量列车自济南开发，经青岛连运直至大连的车费只需大洋4元[2](P39-40)。 据《国际协报》1927年5月3日报道，“地方行政当局对集体移民给予帮助，要求首先拨给居住区用地，在居住区里应为每五个人修建一间简易住房，为每五百人打一眼井，设一盘简陋的碾磨建筑物应由公家出材料，但由移民出资。此外，公家发给每个移民购买一把镰刀、一把锄头、一把丁字镐的钱，一石五斗谷物实物，还特别发给十美元，以购置家庭用具”。以上所有物资，以贷款形式解决，只要移民出示担保便均可得到供给。东北地方当局和社会团体还专门为灾民成立了移民救援会，对凡是无处栖身的移民，移民援救会尽可能地给予接待，为他们安排食宿，并将他们送到迁居的地点。吉林和黑龙江两省还派出地方官员在中东路沿线各站接待移民，提供咨询，给予帮助，介绍移民垦殖的地点和前往各地点的路线中东铁路也积极配合社会各界，对移民进行减价运送。从长春至哈尔滨每张车票原价为“3卢布50戈比”，减价后为“1卢布92戈比”。不仅“用货运列车的加温车运送这些难民。同时，每个车厢免费运送五名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十岁以下的小孩”[19](P10-11)。 正是由于华北和东北地方当局以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援助，才使得华北省区的众多流离失所的灾民顺利到达东北，得以安定的生产和生活。 第二，移民垦殖的优惠政策。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实际上对东北已经放弃了封禁政策。沙俄侵略东北，割占领土后，“清廷亦感东北之急需开发，故除多设官司，改善交通外，复于各重要市镇设置驿站，以致人民闻风向往者日众。”[20](P106)到光绪六年(1880)便公布了放荒、免税、补助的法令。至此，清政府对东北实行了200多年的封禁政策被彻底解除。 此后，清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对移民一改过去的限制政策，采取了积极态度，实施移民优惠垦荒政策，鼓励移民开发东北，巩固边疆，增加国家税收。清政府为安置移民，在吉林设立特别官署，派任委员专使，订立土地法规和移民奖励办法，办理移民事务。光绪六年(1880)，东北当局对土地使用规定，“不问阶级如何，每户只得使用土地三十六亩”。对于移民的奖励方法规定：“(一)凡可耕未垦之地，每百亩定价四串，卖与人民，但每人以购千亩为限。又无资购买愿领地耕作者，每百亩纳地税六百文。(二)官有荒地，付民间开垦，初免税五年。俟垦地基础固时，每百亩纳租金六百六十文。此五年免税，专为垦地最少者而规定之。至开垦达数千亩以上者，经若干年纳税之后(以垦之多寡定年限之长短)。即归为己有矣。(三)毗连南乌苏里地方，气候寒冷，地味亦瘠，热心开垦者甚少，故凡愿移居此地者，不独免纳租税，且政府补助经费三十二两，藉资购置农器牛马，建设家屋。半纳现金，半给食料。”[21](P188) 光绪七年七月初一日(1881年7月26日)，吉林省发布《宁古塔、珲春等地招垦告示》，对珲春、宁古塔等地的移民垦殖实行优惠政策，“免缴押荒，应收大小租每垧六百六十文，须俟五年后再令纳租”，“其余一概官钱均不摊派”。又因移民多为灾民，生活困难，无力购买耕牛，由当地政府从朝鲜统一购买，政府“收其半价，令三年内全数缴清，将未缴之半价，匀作两次分缴，俾贫民不致竭蹶”。移民建造房屋，“每户或盖二间或盖三间”，“每间给津贴银八两”。按照对移民优惠条件的规定，迁居到东北的移民都可以获得土地，或向当地的地主和团体租赁土地。黑龙江省政府也发布移民优惠的《黑龙江沿边招民垦荒章程》，开放垦荒地段19处，并对垦殖的移民，遇有青黄不接时，由官立银行查核实在人口，酌情给予贷款等政策。 东北地方当局对移民购买土地普遍实行优惠政策，特别是东北北部的黑龙江省，较山东要便宜一倍以上。20世纪20年代，山东6亩1垧的中等质量的可耕土地“价格为350—400美元”。而东北北部土质肥沃，产量较高的珠河县，10亩1垧的可耕土地“价格在250—300美元”左右。生荒地价格更为便宜，根据质量和位置分为三等，“一等为10美元，二等的为7美元，三等的为4美元。”[19](P11) 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援助下，华北省区的破产农民和灾民，像潮水一样涌入东北，东北人口从1840年的300万人迅速增加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3000万人，使昔日之“兽居鸟处之野”，今日竟成为“熙熙攘攘”之地。近代东北移民不仅缓和了华北的社会矛盾，同时也为东北的开发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乔平.中国的移民殖边[J].清华月刊，第42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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