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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吴文藻先生是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的奠基者。而早年在留美求学期间，他参加了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并且，他先后发表了《一个初试的国民性研究之分类书目》、《民族与国家》、《马志尼的国家主义及意大利的统一》等重要论著，亦为其国家主义观之结晶。本文旨在通过对吴文藻先生早年参与大江会的活动及早期有关国家主义的论述来透视其国家主义观。 关键词：吴文藻；大江会；国家主义观 国家主义产生于18世纪而盛行于19世纪的欧洲，是欧洲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产物。原旨以民族主义为主要特旨，强调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后来含义逐渐发生了变化，在理论上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1](P190)国家主义是在甲午战后，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之际开始传入中国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历经了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军阀混战的局面，而在文化学术领域则呈现出百家争鸣、思潮迭起、学术人才辈出的景象。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一度成为流行于中国知识阶层中的一种社会思潮。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有感于中国正处于内乱和外患交迫之时，纷纷表示“欲救中国自然要实行国家主义，要救中国确实非实行国家主义不可”。[2](P3)组织、成立国家主义社团，倡导与实践国家主义则成为他们当时的自觉意识与首要目标。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吴文藻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之一。 吴文藻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的发展与研究，为中国民族学体系的建设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学术界对吴文藻先生在中国民族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贡献给予充分的关注，也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3]然而，对青年时期的吴文藻的国家主义观则关注较少，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 一、接触新思潮，参加大江会 吴文藻(1901-1985年)，江苏江阴人。十六岁时，考入清华学堂插班初二年级学习。清华学堂是留美预备学堂，一切免费。学制八年，前三年是初中，后三年是高中，最后二年相当于美国大学的二年级。课程和教材也与美国相仿，基本上都是美国的英文原文教材。 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由于受到“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激励，吴文藻也走上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当时，他也加入到清华学生的游行队伍之中，参加示威游行。此外，他还写过一些反帝爱国的宣传品。五四运动以后，吴文藻广泛接触到了各种新思潮和社会政治理论。当时，他曾经订阅了大量杂志，如《新青年》、《醒狮》、《新潮》、《解放与改造》等，详细阅读了许多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的文章。[4]在这期间，他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世界观逐渐得以确立。特别是，他对《少年中国》、《醒狮》等杂志中关于国家主义的相关论述，也较为关注，这对其日后选择国家主义奠定了基础。 1923年，从清华学堂毕业，带着“学习西方，振兴中华”的宏愿，吴文藻赴美留学。在同学潘光旦的介绍下，吴文藻进入了美国东部新罕布什尔州著名的达特默思学院，插入社会学系本科三年级学习。1925年，吴文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时刻关注国家命运的他，尔后在哥伦比亚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写出了《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学说》。随后，他又以《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的中国鸦片问题》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 在1923-1927年的留美学习期间，吴文藻除了平日紧张的学习，一直与清华的同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就“救亡图存”等问题相互交流。1924年，吴文藻参加了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等一批清华留美同学在芝加哥成立的政治性社团——大江会，正式打出了国家主义的旗帜。吴文藻选择了国家主义，中华民族成为他激情投射的对象。他也成为了我国早期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大江会的前身，经历了通信小组与大江学会两个阶段。1923年春，在清华1921级和1922级留美同学中逐渐形成了两个通信团体。[5]他们互相以书信形式报告消息，讨论所关心的问题。1923年9月，以通信团体成员为骨干组织了“大江学会”，初步形成了日后大江会的雏形。1924年9月，大江学会一些成员与1923年赴美留学的部分留学生相约齐集芝加哥。经过热烈的讨论，最终确定了组织名称——大江会。这个名称“起初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用以象征中国之伟大悠久。”[6](P50)同时，提出“鉴于国家的危机处境，不愿多谈世界大同或国际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宜积极提倡国家主义。”[7](P57)大江会的主体是清华1921级、1922级、1923级的同学，截至1925年6月，成员有29人，吴文藻亦列名其中。[8] 在5大江会章程6中，对会员有着这样的规定，“会员须绝对实践大江的国家主义，并且须绝对服从大江章程、细则及多数通过之议案。”同时，也对“大江的国家主义”进行了解释，即“中华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9](P181)国家主义是当时在留学生中普遍存在的一股非常有力的社会思潮，对身处其中的留学生有着重大的影响。大江会成员闻一多，通过文学创作来宣传国家主义，实践“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他在美国的许多文化活动，都以国家复兴为圆心，如他的《长城下的哀歌》，便是“悲恸于已逝的东方文化的热泪之结晶”。[10](P200)之后，又完成了《七子之歌》一诗，正是其国家主义的呼声。 吴文藻参加了大江会，这个国家主义团体，也遵从了大江会的章程，履行会员的义务，实践着国家主义。然而，每个人努力的方向有所不同。闻一多除了通过文学创作来宣传国家主义外，还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吴文藻则有所不同，他较少参加政治活动，主要是从学术领域，通过学术论著来回应和实践国家主义。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言“当时他的主导思想是以学术研究为祖国服务，实践国家主义”。[4] 二、阐释国家主义内涵 学术研究并不是在真空的环境中所进行的智力游戏，它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作者当时的思想及当时整个社会的状况和要求。从学术领域，为谋求国家的独立自主与繁荣富强，正是青年时期的吴文藻，宣传和实践国家主义的重要途径。吴文藻不仅在思想上积极宣传国家主义，而且也在学术上、理论上为改造中国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潘光旦的影响下，吴文藻由政治学改为攻读社会学。他连续在《大江季刊》、《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国家主义的文章。这些早期论述，无一不代表着吴文藻的国家主义观在学术领域的实践成果。 《大江季刊》是大江会的会刊，虽然只出版了两期，却是会员们宣传国家主义的主要阵地。(注：国家图书馆只藏有第一期；北京大学图书馆两期均有藏。)1925年，吴文藻在《大江季刊》上发表了题为《一个初试的国民性研究之分类书目》，目的是从学理上介绍国家主义的源流、派别、以划清“国家与邦国邦、国家与国民邦之区别，国家与种族、民族、人民、政府、主权、社会等之区别，国家与国民性、国家主义之分别”。[11](P732)该文分两大部分，其一为普通参考书，介绍了有关19世纪以来的世界思潮、国家主义的著作；其二为分类参考书，介绍了有关立国要素、国家主义及各国学说派别的著作。 吴文藻将国家主义与种族主义、爱国心等进行了比较，指出“国家主义是国民自觉，以主张自由抉择一切之政治的表示，是促进自由民族之团体生活之手段，对于个人认国家团体之优越，对于全人类社会做相当之退让，是社会演化中之一种生活过程”。[12](P158)在介绍各国国家主义学派及其著作时，吴文藻又十分注意作者的性格和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他分别介绍了德、法、意、英、俄、美、印等国的国家主义学派。并且，指出“爱国心是国家主义之基础，不仅可服务于本国，亦可服务于全人类。”[12](P174) 正当国内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如何在新时代开创一个民族自觉、确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一时成为政治理论界关注的要点。吴文藻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民族与国家》一文。此文是吴文藻试图探讨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关系的又一重要论述。此文开宗明义，“近来国家主义之团体风起云涌，国家主义之鼓吹甚嚣尘上，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鼎足而三，在最近的将来大有驾乎二者之上的趋势。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二者在侧重点上、在译名上都有争执，一方认为自己要优于另一方”。而吴文藻则想做一番更基本的概念辨析工作，“兹篇之作，非欲比较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二标识之优劣得失，亦非欲评衡孙中山之民族主义，第欲舍主义而专阐民族与国家之真谛，及二者应有之区别，与相互间应有之关系。以必经此一番明辨，始有比较或评衡可言也。”[13] 在辨析民族与国家概念的基础上，吴文藻提出国家主义的界定，“国家乃政治学，国际法学，社会学，及其他种种社会科学研究之对象，故国家系一最普通之概念，举凡学者，政论家，政治家，演说家，新闻记者，以至于引车卖浆者之流，莫不用之。国家所表现之特性曰国民性，或曰国性。弱小民族根据其特殊之民族性，而欲自由兴邦，独立建国，共隶于同一统一政府之下；被虐待之国民性，或被压迫之民族性(以亡国而由国民性降为民族性者)，欲独立自主，组织民族国家，建设统一政府以谋经济之自由抉择，政治之自由发展，及文化之自由演进；凡此皆可谓之国家主义。”[14] 吴文藻对世界民族国家发展现状亦有着正确的认识。他认为“在西方学术界，发挥国家主义之真精神最高尚最纯洁者首推马志尼。他是晚近国家主义之鼻祖，可为客观研究的第一对象”。[15](P61)他认为中国虽无国家主义之渊源，但可以借鉴西方思想。遂将研究对象锁定马志尼，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马志尼的国家主义及意大利的统一》。同时，他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也有着正确的认识，认为“今日的世界是强大的国家实施帝国主义，弱小的国家提倡国家主义两潮相冲最激烈的时代。被虐的诸弱小民族，受尽不平等的待遇，现在发生了一种新的觉悟，要求独立自由，，我们中华人民亦在被虐的民族之列，居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已有八十余年之久。”[15](P1)因此，吴文藻强调的国家主义具有合理性，突出了中华民族与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性与对立性。 通过对马志尼的国家主义的论述，吴文藻总结出国家主义发生的两大基本条件，“其一，非国民性成立，国家主义不能发生；其二，非具伟大文明以引起国民羡慕，且非由他国之侵略主义与帝国主义胁迫，国家主义不能发生”。[15](P69)最终，吴文藻将国家主义推及到中国，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国家主义产生的基本条件。他强调，“反观今日之中国，产生国家主义的条件都已具备。列强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侵略已有八十余年，中华民族已顿起了一种新觉悟、新精神。五千年的灿烂文明足以引起国民的羡慕。中华民族有特殊的国民性，可以贡献于人类文明”。[15](P80) 三、小结 面对祖国危急之秋的吴文藻，深受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产生了富有浓厚感情的国家主义观。在赴美留学期间，他参加了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并在学术领域宣传国家主义，《一个初试的国民性研究之分类书目》、《民族与国家》、《马志尼的国家主义及意大利的统一》等重要论述，无一不在阐述着他的国家主义观。 而且，吴文藻认为，中国的国家主义也绝不是排他的盲目的国家主义，而是宽容合理的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也必将成为国人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手段。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16](P3)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国家主义也曾是促进中华民族自觉地理论之一，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进程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17]总之，吴文藻所提出的国家主义不仅顺应了当时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潮流，而且也有着自己的思想特色，侧重反对帝国主义和提倡国民性及民族气节，特别是着重从学术领域来实践国家主义。他对国家主义的解读与宣传，以及在学术领域所做出的不懈努力是我们应该给予关注的。 参考文献： [1]吴雁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三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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