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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代东胡族的势力未曾到达辽西滨海地区，主要分布在辽东、辽西和朝鲜半岛北部的短茎式青铜短剑，是古代东夷诸部族共有的一种短兵器，与东胡族无关。战国时期燕国北部的长城分内、外两线，其外线长城就是后来的秦长城。将《诗经•韩奕》中的“追”字释为“濊”，并无充分的依据，不能由此得出东北曾存在韩侯国的结论。古肃慎在今牡丹江流域，将“貊国”比定在“二江”流域，位于今张广才岭以西，从方位上说，与“肃慎在白民北”的记载并不矛盾。 关键词：东胡；涉貊；貊国；燕北长城；错简 近几年来，国内外学者在东北地方史研究领域倾注了许多心血，特别是在东北古代史研究领域，与以往相比，取得了很多突破性进展和可喜的成果。研究者结合文献记载，借助于许多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把东北古代史的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但迄今为止，在这一研究领域，仍有一些具体的学术问题存在分岐和争议，大家的看法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刘子敏先生在《史学集刊》2005年第4期发表了《也谈古朝鲜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针对《史学集刊》2004年第2期上发表的拙著《关于古朝鲜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了商榷。拜读之后，受益匪浅。同时又觉得刘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的一些问题，仍有进一步商榷和探讨之必要，故撰此文。 一、关于东胡人的势力是否到达辽西滨海的问题 刘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批评我“武断否定了孤竹国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主人东胡曾生活在辽西滨海的历史事实，妄将箕氏朝鲜的领土和势力‘塞’进辽西滨海地区”。“没有搞清楚裴矩‘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的说法是错误的”。又说“《孟子》有云‘孤竹之君居北海’。这‘北海’显然是指今之渤海。如果结合考古发掘资料来进行考证，可知孤竹国的领土至少在商末周初业已达到辽西地区，其中应包括辽西滨海地区”。“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是否到达辽西的渤海之滨，这可由考古发掘的资料加以证实。考古界在锦西县乌金塘发现了战国时期(当在燕人拓疆于东北之前)的青铜短剑墓，墓中出土了青铜短剑、铜戈、铜斧、铜刀、铜凿、铜镞、盾形饰与铜泡等。证据凿凿，孤竹、屠何、东胡人皆曾生活于辽西滨海地区，这里哪会有箕氏朝鲜的统治地盘!齐桓公北伐是历史上一件大事，但并无任何信息透露过齐桓公曾同箕氏朝鲜作战”。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我在拙著中并未武断否定古代孤竹国的势力到达辽西滨海的历史事实。恰恰相反，我认为在箕子东走朝鲜之前，不但辽西的滨海地区是孤竹国势力范围，而且辽东的东夷部落很可能也与孤竹国有一定瓜葛。在古人的地理概念中，“辽东”包括今辽河以西的部分地区、辽河以东及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孤竹之君是商王室的同姓诸侯，姓目夷(墨夷)氏，应为东夷之伯。众所周知，高句丽最强大时其西部势力亦仅达辽河。《隋书•裴矩传》：“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就明确说明辽东之地，也曾是孤竹国的势力范围。《隋书》虽晚出，但起码证明隋唐时期的人是这样认为的。后来的东夷高句丽、夫余等民族的尚自习俗以及卵生创始神话传说，很可能都与商人及古孤竹国有一定的关系。对此，在刘先生的论著中也予以肯定。正因为东夷部族与商人及孤竹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箕子于亡国后才会率五千人东走朝鲜。由此看来，裴矩的话就不能视为无根之言。 第二，孤竹国经过商周鼎革之后，发生了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故事，其国势衰微，原来控制的滨海部族应是归属了箕氏朝鲜，即裴矩所谓“以之封于箕子”。到春秋齐桓公北伐之时，孤竹国已沦为山戎的与国。关于孤竹国的都城，唐李泰《括地志》：“孤竹古城在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齐桓公“北伐山戎，刺令支，斩孤竹而南归”。(卷6)齐军只抵今河北卢龙一带，并未到达箕子朝鲜的势力范围，怎么会与箕子朝鲜作战呢? 第三，坦率地说，对刘先生认为东胡人曾到达辽西滨海之说我是持否定态度的，主要是我们对考古资料认识的不同导致了看法的分岐，这就牵涉到对曲刃青铜短剑文化的起源及族属认定的问题。 对曲刃青铜短剑文化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有日本的秋山进午、朝鲜的金用、黄基德，我国的乌恩、林沄、靳枫毅、迟雷、翟德芳等。按考古器型学的分类方法，曲刃青铜短剑可分为短茎式、銎柄式和匕首式三类，其最早的祖形应是短茎式。秋山、靳枫毅、迟雷认为曲刃青铜短剑最早起源于辽西地区，林沄、翟德芳则认为应起源于辽东地区。我是赞同后一说的，认为曲刃青铜短剑最早应起源于辽东地区。靳枫毅先生分析说：“值得注意的是，英金河以北、老哈河下游、教来河中下游，以至西刺木伦河流域一带，基本不见B型(短茎式)剑，而多见A型(銎柄式)和C型(匕首式)。英金河以南、老哈河中上游、以及教来河中上游以南，与大凌河中上游以北地域为混出A、B、C三种类型混合区域。混合区内又出现两种趋向，位于老哈河上游两岸和靠近老哈河流域的地方，如宁城县、建平县一带，A型和C型比较发达，数量较多，B型较少，且多属早期类型。教来河以南，靠近大凌河而远离老哈河的地方，情况正相反，B型较发达，数量增多，而A型和C型甚少，渐趋消失”。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较密集的老哈河和西刺木伦河流域，主要是銎柄式和匕首式短剑，连主曲刃青铜短剑起源于辽西说的迟雷先生也承认“銎柄式曲刃剑应是此种剑(短茎式)的一种变体”。主起源于辽西说的学者们认为宁城县南山根遗址M101出土的一把短茎式曲刃剑年代最早，大约在西周晚期到春秋初，并认为辽东地区出土的同类短剑轻薄，是辽西短剑之流。秋山先生最近著文甚至说辽东发现形制比较原始的短剑是一种不实用的“宝器”。实际以上说法是很难使人信服的，迄今为止，辽东地区辽阳的二道河子、抚顺的大甲邦、清源县门脸和土口子、新金县的双房，都发现了形制比较原始的短剑，当时社会根本不可能制造那么多不实用的“宝器”，而剑身相对轻薄正显示了其原始性。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新金县双房M6出土的短剑，剑身短，“节尖与剑尖很近，约占剑身的四分之一，形制较原始”。辽东地区与形制较原始的青铜短剑共出的钵口式弦纹陶壶(朝鲜考古学界称其为美松里式陶壶)，曾在旅顺于家村积石墓中发现过。于家村积石墓地与于家村遗址上层文化年代相当。于家上层经碳十四测定，为距今3230±90年(树轮校正为3505±135年)、3280±85年(树轮校正为3555±105年)，相当于商末周初。双房M6出土的迭唇筒形陶罐，在与于家上层年代基本相近的上马石上层遗存中就曾发现过，甚至在辽东半岛的小珠山三期(距今4000—5000年)也能找到其祖形。双房墓地虽然未经碳十四测定，但其早于西周晚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故辽东地区的青铜短剑显然要早于南山根M101，也证明曲刃青铜短剑不是起源于辽西，而是起源于辽东。 至于刘先生在文章中所提到的锦西县乌金塘出土的青铜短剑和其他青铜器，则属于考古学界具体划分的十二台营子类形文化。其典型的遗址除乌金塘外，还有朝阳县的十二台营子、凌源县的三官甸子、喀左县的南洞沟、锦西的寺儿堡等。刘先生立论的依据就是把十二台营子文化视为东胡族的遗存，实际上从考古学文化的综合面貌分析，这是站不住脚的。这正如翟德芳先生所论：“十二台营子类型文化与分布在西刺木伦河及努鲁儿虎山以西的南山根类型文化相比，文化内容相差甚远，十二台营子类型文化根本不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系统，与辽东存在着亲缘关系”。考古学界和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就是东胡文化，而现在的考古发现证明，这种文化遗存分布的范围，北起西喇木伦河北的查干木伦河和乌尔吉木伦河，南达河北的滦河上游，东南以努鲁儿虎山东麓的大凌河上游一线，并向北延伸到教来河，西南大体上以七老图山为界。我认为銎柄式和匕首式短剑是短茎式短剑的流，主要分布在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域内，应主要是古代东胡族使用的一种武器，而短茎式剑起源辽东，也是三种形式短剑的源，主要分布在辽东、辽西和朝鲜半岛北部，是古代东夷诸部族共有的一种短兵器，使用这种短剑的部族与箕子朝鲜有一定关系。所以认为古代东胡族的势力并未达到辽西滨海地区。至于刘先生文中所说“夏家店上层文化对东北地区的影响是颇为明显的”，及“这种文化传到朝鲜半岛，已是强弩之末”的说法，我不能赞同。 二、关于燕的北长城问题 刘先生在文章中又批评我“力图用所谓的‘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来重新解释《盐铁论•攻伐篇》关于‘燕袭东胡，辟地千里，度辽东而攻朝鲜’的记载，认为燕之北长城可分为内外两道线。……内线应是燕昭王时所筑，外线应是燕武成王第二次拓疆时筑，史书所记‘度辽东而攻朝鲜’指的是第二次东扩”。并认为我“搞错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他将秦长城看成了燕国的外线长城。第二件是错将遂城县的碣石山置于清川江的人海口。……关于燕武成王拓疆的事件，却令人费解。从《史记•燕召公世家》的记载看，武成王在位前和在位时，燕国遭齐、韩、魏、楚的攻击，国力衰微，哪里会有力量在长城的东西两线扩疆拓土呢!” 关于燕的北长城问题，阎忠先生《燕北长城考》一文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和考证，并绘出了燕北长城内外两线的示意草图。据冯家升、王伊同、金毓黻、傅斯年、李文信等学者研究，秦汉长城的东段都是在燕长城的旧基上修缮起来的。考古工作者经过多年的踏查和研究，也确证燕的北长城分内线和外线两道。据多年从事长城考古和研究的冯永谦先生说：“燕、秦、汉长城，在今河北省的承德，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辽宁省朝阳、阜新、沈阳、铁岭等地，都有长城发现。……最近笔者又由辽宁省长城协会组织对过去长城调查尚未解决的地区进行深入了解，收获很大，于长城结构上的认知也更加具体。燕、秦、汉长城，在内蒙赤峰、辽宁朝阳和阜新等地，分为两道长城，我们称之为‘内线长城’与‘外线长城’，内线长城在南，是燕国秦开破东胡后所筑的长城。外线长城在其北，是燕国后来拓地扩建成的长城，也是后来秦、汉所沿用的长城。” 《史记•朝鲜列传》：“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同传又记：“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障塞，即长城和守卫长城的小型城堡。考古发现的大宁江长城，就是燕北长城在朝鲜半岛的内线长城，而所谓“全燕时”所筑的障塞，即燕在朝鲜半岛的外线长城，也就是秦长城。由此看来，燕的北长城确为内外两线，其外线长城，也就是秦长城，拙文所论，并非是单凭想像的无根之言，亦不是错把秦长城看成是燕的外线长城。至于燕第二次东扩和筑外线长城的时间，《史记》称为“全燕时”，即燕国强盛时，故我赞同史学界一些学者的推断，认为“大约是武成王时期”。在刘先生论著中，对史料上所记的燕国第二次东扩史实亦持肯定态度，但不同意武成王时期之说则是刘先生的一家之言。刘先生为了证实自己箕子朝鲜的西部势力从未越过清川江的观点，置史料中秦开“攻(古朝鲜)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朝鲜遂弱”的记载于不顾，在另一篇论著中说：“不可否认，秦开在拓疆之时曾进攻过古朝鲜和古真番，但进攻并不意味着吞并。事实上，燕军对朝鲜只是征服，更没有兼并其土地。燕朝战争结束后，燕军寻即退出了古朝鲜的领土，满番汗曾是古辽东和古朝鲜的边界”。不知所论何据?至于拙文中把秦长城的终点碣石山比定在清川江入海口附近，则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感谢刘先生的批评指正。 三、关于涉貊问题 关于涉貊问题，应该说是一个很复杂的学术问题。刘先生认为我和许多学者“对涉、貊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和空间搞不清楚，就难免出现了许多失误之处”。 我认为不但我没有搞清楚，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说，包括刘先生在内的研究者，也不见得就算搞清楚了，各人的看法，只能视为一家之言而已。拜读了刘先生的相关论著之后，简言之，我认为与刘先生的看法分岐主要是：刘先生主涉、貊为两部分人说，而我则认为涉即貊。在《涉貊浅论》一文中已阐述了我的不成熟的看法。刘先生在大作中有“辽西之秽”、“辽西之貊”、“辽东之秽”、“辽东之貊”说。对这种看法，笔者实不敢苟同。刘先生说：“至于原始族群的‘发’和‘息慎’，在进入青铜时代以后亦分化成了诸如《王会篇》中所记载的肃慎、秽人、发人、高夷、良夷等新的民族共同体，关于这些民族的分布情况，大致是可以得知的。肃慎分布于今长白山东北部，其地域包括了我国的延边地区、牡丹江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东北地区，向北直达黑龙江下游。秽人的居地应当是考古界命名的‘西团山文化’分布区。高夷的居地应在浑江流域，良夷即乐浪夷，他是古朝鲜的前身”。 对刘先生的以上论述，我的看法是：《逸周书•王会解》所记的东北诸部名称，严格意义上说，是不能称其为民族的，只能称为部族；今延边地区和朝鲜半岛的东北地区，并不是古肃慎人的居地，而是古涉貊人的一支沃沮人的分布区。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发现的“团结文化”，被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公认为战国到秦汉时期沃沮人的文化遗存。沃沮人从广义来说，属于古涉貊族系，而不属于肃慎一通古斯族系。 刘先生又说“关于辽西之秽、貊，我们在《诗经•韩奕》、《管子》等古籍中都能找到某些线索”。并推断“韩侯之国”的地理位置说“依笔者之见，既然韩侯之国的首都是为‘燕师所完’，那么其地也不会离辽西太远，应在医巫闻山附近地区，即今辽宁省阜新和北镇一带”。刘先生提到的《诗经》中有关涉貊的记载，即《诗•大雅•韩奕》：“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为伯”。因为陈硕甫在《毛诗传疏》中把“追”释为“涉”，故许多学者在研究古代东北民族问题时，几乎所有涉及涉貊的论著都引这一节，作为涉和貊在西周春秋时就分为两族的依据。并根据郑玄笺：“其后追也貊也为猃狁所逼，稍稍东迁”，认为东北地区的涉貊人是从北方迁徙过去的。刘先生显然也是这种观点，所以才会有“辽西之秽”和“辽西之貊”说。 我对此的看法是：首先，陈硕甫把《诗经》中的“追”字释为“涉”，并无充分的依据，显得很牵强；第二，郑玄对“燕师所完”一句的解释是“师，众也。溥，大也。燕，安也。大矣彼韩国之城，乃古平安时众民所筑完”。如此则韩城与燕国就毫无关系了；第三，再查诗的开头有“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还有“韩侯娶妻，汾王之甥”。所谓“维禹甸之”的梁山，无疑是指今山西的吕梁山。东北的韩侯也不大可能跑到今山西去娶“汾王之甥”，诗中所说的韩侯，显然就是指周初封在今陕西韩城县的韩侯。诗中的追、貊，应是指位于韩国北方的少数民族，而与东北地区的涉貊人扯不上关系；第四，猃狁是秦汉时期匈奴的先人，西周春秋时期，分布在猃狁之东的也不是涉貊人，而应是东胡的先人，故《诗经》中所记的追、貊不可能是东北的涉貊人。周代东北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韩侯之国”。所谓韩侯建国于阜新和北镇一带的说法只能是刘先生的一种推测。 再看《管子》的记载。“(齐桓公)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滨海诸侯莫不来服”。“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卷5)《说文解字注》：“貉，北方貉，豸种也。从豸，各声。”清段玉裁引汉郑玄注：“北方日貉、日狄”。《周礼•大甸猎祭表》注云：“貉，读为十百之百”。许多研究古涉貊的论著都认为貉与“貊”字相通，应是指同一部族。实际上古貉字虽与“貊”字相通，但在古籍记载中有时是指不同的族群，二者不容相混。如《尚书大传•多方》所记的大貉、小貉，《孟子•告子下》所记的貉，都是指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与东北的古涉貊人无关。上引《管子》第一条中的胡貉，位于晋国的北方，与东北的涉貊亦无关系；第三条中秽貉，与山戎、孤竹并列，也应是指东胡一类的游牧部族。而且经有的学者研究，《管子•小匡篇》的内容潺入了后代学者托古伪作的成分，其记载是否可靠尚有疑问。所以我认为所谓“辽西之秽”和“辽西之貊”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四、关于辽东之貊及《山海经》所记“貊国"的地理位置问题 刘先生在文章中对我关于燕的辽东郡之地原来不是古貊人居地、《山海经•海内西经》中所记的貊国不在清川江东北而在北流松花江流域的说法，感到“令人惊讶”。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拙著中并未否认辽东地区存在貊人的历史事实，只是认为燕所设的辽东郡之地不是古貊人的故地。关于辽东之貊，史书上有时就直接称高句丽为貊人，如《三国志•高句丽传》记载王莽时高句丽反叛之事时严尤就说“貊人犯法，罪不起于驺”。《三国史记》载有“梁貊”(应是居住在今辽东太子河上游的一个小部族)，史书还记载居住在今丹东市叆河流域的小部族为“小水貊”。梁貊和小水貊后来都加入到了高句丽民族共同体之中，且其原居地都在燕所设的辽东郡之外。遍查《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辽东郡的诸郡县历史沿革中都没有系貊人故地的记载，所以我认为燕的辽东郡取之于古貊人之地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山海经•海内西经》：“貊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关于这里所记貊国位于什么地方，我与刘先生有不同看法。刘先生认为貊国位于今朝鲜的慈江道一带，我则认为在今东辽河东北的辉发河与北流松花江流域。《山海经•海内北经》：“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刘先生认为“列阳就是貊国的所在地”。我认为这一说法值得商榷，既然史书明确记载貊国在汉水东北，那么若能确定汉水是今天的哪一条江河，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刘先生立论的依据是定汉水为今朝鲜半岛上的清川江，按清川江古称沛水、汉水，《汉书•地理志》：“沛水出塞外，西南人海”。是一条从东北向西南流的河流。“貊国在汉水东北”，如果认为汉水是今清川江，从方向上如何解释上述的记载呢?显然是讲不通的。 《山海经•海内东经》又记：“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四蛇围之”。《山海经•海外北经》：“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山海经•大荒北经》：“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附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毫无疑问，所谓的“鲋鱼之山”、“务隅之山”、“附禺之山”，应是指一座山。此山位于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间，其位置在今东北地区不容置疑。故我取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之说，认为汉水为今东辽河，鲋鱼之山为今东辽河发源之萨哈亮山，《山海经》所记的貊国位于今北流松花江和辉发河流域，也就是刘先生所说的古秽(涉)人居地，亦即后来夫余人建国之地。 刘先生不同意我的以上说法，认为东辽河古无汉水之称，“鲋鱼之山并非今萨哈亮山，更非务隅之山，因为古帝颛顼与其九嫔不可能葬于萨哈亮山”。“将貊国的地望比定辉发河流域及北流松花江流域与历史实际相差殊远，因为该地既非近燕，而燕国不可能远征到上述两江流域”。并认为将“白民”与“貊国”画等号，亦过于附会，按“肃慎在白民北”之说，其方向相差殊远。我认为要想证明东辽河就是《山海经》所记的汉水，确实缺乏直接的史料依据。但以上所说的间接证据，足已证明我的看法。五帝之一颛顼是传说时代的历史人物，此人的事迹与北方和东北地区有密切关系。他死后是否葬在东北，也是一个不容易解开的历史之谜。2004年12月，借参加学术会议之机，到河南内黄县考察了颛顼之墓，想寻找一下史料上所记的“鲋鱼之山”。内黄的颛顼之墓位于黄河滩上，远远望去，一片漫漫黄沙，根本就没有什么山。而且据相关记载，知内黄的颛顼之墓是唐宋以后才建起来的，时间很晚，所以此地颛顼墓是否真实颇值得怀疑。再说嫔妃的概念是秦汉以后才出现的，所谓“九嫔”之说显然也是后人附会之说。袁珂先生认为，《山海经》的“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作成于战国初期到中期，“五藏山经”五篇和“海外经”四篇，大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后。“海内经”四篇，成书最晚，是汉初人所作。(P19)我们不能把神话传说当作信史，颛顼是否葬在鲋鱼山之阳，只能视为一种传说。如果按刘先生的说法，颛顼不可能葬在今萨哈亮山，那么他死后葬在今朝鲜半岛清川江发源处之山的可能性就更小了。燕国拓疆后所建辽东郡东北部已达今东辽河流域，这已由发现的燕北长城和长城沿边的考古遗迹为证，如燕的外线长城在今吉林省梨树县北一段沿东辽河南岸蜿蜒而行(参见阎忠先生文中所绘的示意图)，怎能说“二江”流域不近燕国呢?古肃慎在今牡丹江流域，将“貊国”比定在“二江”流域，位于今张广才岭以西，肃慎位于貊国东北，从方位上说，与“肃慎在白民北”记载并不矛盾。我认为“鲋鱼之山”、“务隅之山”、“附禺之山”，就是“夫余之山”。北流松花江古称粟未水，即涉水。《唐书》记有“夫余川”，应指今北流松花江或辉发河。何秋涛认为“‘夫余’二字急读为涉”。涉水即夫余水，夫余的族名很可能与所居之地的山水之名有密切关系。 五、关于“衍文说"和“错简说"问题 拙文在论述真番郡地理位置时谈到了周振鹤与刘先生关于《后汉书•东夷传》一段史料辨证问题，即周先生提出的“衍文说”和刘先生提出的“错简说”。《后汉书•东夷传》的相关记载是：“至元封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丽，自单单大岭以东，沃沮、涉貊悉属乐浪”。《汉书•地理志》玄菟郡条之下有应邵注：“故真番，朝鲜胡国”。《史记•朝鲜列传》索隐：“应邵云，玄菟，本真番国”。这些都是真番郡位于乐浪郡之北的直接史料证据。 周振鹤先生为了证明真番不在乐浪之北的观点，在其所著的《西汉政区地理》一书中提出了新的说法：“应邵原话本是‘故真番、朝鲜胡国’。注于《汉志》玄菟郡下。此注本来含混不清，不能确指玄菟是真番故国或朝鲜故国，最多只能解释为：玄菟是朝鲜真番一类胡国。而索隐所引又裁去朝鲜二字，并加以改写，变成‘玄菟本真番国’。这样的注文怎能引以为据?”“又《后汉书•东夷传》载：‘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句丽’。有人从文字上一一对应去看，以为临屯地罢入了乐浪，而真番郡地并入了玄菟。这种看法未免过于机械。而且由于认定真番郡地须并入玄菟，继而推论真番郡地位于朝鲜之北，这就由机械而盲目了。……因此推测《后汉书》所载‘以并乐浪玄菟’的玄菟二字乃衍文，涉下‘玄菟复徙居句丽’而衍”。 对于周先生的“衍文说”，刘先生开始是持赞同观点，但后来经过进一步研究又改变了看法，认为这是一种“动外科手术”的证史方法。“若将其中两个‘玄菟’中的一个作为衍文来处理，似乎解决了玄菟郡和真番郡的去向问题，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试想，如果将其中的一个‘玄菟’拿掉之后，这‘玄菟复徙居句丽’的‘复’字应作如何解释”。(P176)笔者十分敬佩刘先生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由此可见其对相关历史问题的艰苦探索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赞同刘先生的看法，并认为周先生对《汉书•地理志》及《史记•朝鲜列传》所记的史料解释过于牵强，也不同意他对《后汉书》所记史料的“衍文说”观点，这在拙文中已做了简单论述，在此不赘。 刘先生在否定“衍文说”的同时，又提出了“错简”说，即主张将《后汉书•东夷传》的相关记载改正为：“至元封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玄菟、真番，以并乐浪。自单单大岭以东，沃沮、涉貊悉属乐浪，玄菟复徙居句丽”。认为“这样纠正后的文字，意义明确，逻辑关系顺畅，反映了作者的原意，也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P177)刘先生在文章中对“错简说”特意作了说明：“错简，古人以竹简刻书，按序编列，若连缀竹简的绳子断了，则易使竹简编排次序发生颠倒而造成文句错乱，故后人便以‘错简’来指古书中文字颠倒错乱，笔者曾辨析过的《后汉书•秽传》昭帝始元五年的记事就是一个典型的错简之例”。 我的看法是：错简现象一般发生在秦汉之前，当时纸尚未发明出来。先秦古籍的错简现象一般都是一条史料或几条史料发生前后颠倒和错乱，不大可能只发生几个字的颠倒现象；《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后汉书》是范晔担任南朝宋宣城太守时所著，范首任宣城太守的时间是宋文帝元嘉元年(公元424年)，这个时期早已不用竹简著书，怎么会出现错简现象呢?经改正后的史料虽符合真番不在乐浪之北的观点，但不见得就真正反映了《后汉书》作者的原意，更不见得就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所以我仍然不同意刘先生的“错简说”。 刘先生是学界前辈，作为后学，我诚惶诚恐写下此文，所论不敢自以为是。拙文“改史求证”之说，也许言重了，请刘先生谅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