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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边疆史地学是清代中后期兴起的一门学问，在近代它又深化发展，并与西北的考古发现联系在一起。罗振玉的边疆史地学研究，顺应了这一最新潮流，他搜集和辑录了大量的西陲古物与边裔金石碑刻，刊布了一些传世史料，并从事边疆史地学的研究。 关键词：罗振玉；边疆史地学；敦煌学；西夏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亚探险热的兴起促使中国的边疆史地学与古物学研究产生良性互动。古物学巨擘罗振玉对于边疆史料的辑录、校勘与研究，又推动了边疆史地学与古物学的进一步结合。罗氏的著录与研究，不仅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国际学界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本文针对当时的国际学术潮流，对罗氏的边疆史地学成就予以梳理分析。 一、四裔金石文献的辑录与西陲古物的刊布 近代的考古发现，突显了四裔碑刻的学术价值。罗振玉在研究敦煌写本文献和西陲写经题记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西陲古物和边裔石刻的宝贵。他在《〈西陲石刻录〉序》中称：“宣统纪元，又得见敦煌古卷轴，据唐写本《李氏再修功德记》，补石本阙泐百余字，为之狂喜，不异曩得三汉刻时也。去岁校写《石室佚书》，复据《李氏再修功德记》及索勋碑，得知张义潮家世，据以作义潮补传，以补正前史阙失。”这段研究经历使他认识到：“窃谓古刻之裨益史氏，以边裔石刻为尤宏。”[1](135)这一观点与国学大师梁启超的观点不谋而合，梁氏谓：“大抵碑版之在四裔者，其有助于考史最宏。……何则？边裔之事，关于我族与他族之交涉者甚巨，然旧史语焉不详，非借助石刻而此种史料遂湮也。”[2](56~57)二人对于边裔石刻的推崇并非偶然，斯文赫定就曾大胆断言，“求之吾辈今日，实生于东方探检之时代也。发明新地之期虽已过去，然探检之事，尚未有艾。古物研究已启其端，近数年内所新发见者，如仆华(Bower)所得之写本书，彼得老夫斯克(Petrovsky)马喀尼(Macartney)图德留尔(Deutreuil)之书及予与博士所发见之邓昙乌利(Dendan-uilic)喀喇屯(Kara-dung)各城均示古物学之进步”[3](2052)。这些古物的发现，为边疆史地学的研究起了促进作用。 1914年，罗氏为推动西陲史事的研究，先后出版了《西陲石刻录》与《西陲石刻后录》。作为最早的西陲石刻史料集，此书的刊布，揭示了西北的考古学研究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西北史地学的升温与考古资料的辑录，与罗氏的提倡是分不开的。两书之中《西陲石刻后录》的价值较大，此书刊布了大谷光瑞第三次中亚考察的成果，共著录了15种高昌史料。这些史料曾在大谷光瑞举办的西陲古物展上展览过[4](27)，当时住在京都的罗振玉也冒暑往观，并在大谷探险队员吉川小一郎的帮助下，获得了这些古物的照片， 1914年在《雪堂丛刻续编》中刊布。《西陲石刻录》的价值，则在于它刊布了一些比较稀缺的石刻史料，尤其是它刊布了端方从德国拓回的《且渠安周造寺碑》。池田温高度评价了罗振玉的录文：“因此杨守敬、王仁俊、罗振玉、王树楠、方若氏等杰出的金石学家得以相继对本碑加以考证，发表了跋语。通过这些研究……许多难读的异体字也被正确地解读出来，对文意也取得了大体正确的理解。在数种录文中，罗振玉氏《西陲石刻录》所收者较为忠实地保存了原字形，可确定为标准。”[5]可见此书的文字校录工作是相当精善的。 在西陲石刻史料的辑录上，罗氏还于1932年编印了《高昌专录》一书，该书在《西陲石刻后录》的基础上，吸收了黄文弼西域考察的最新成果。全书共著录高昌墓志史料105种，其中80多种史料的释文是根据他所收集的拓本、照片过录的，其余24种则沿用黄氏《高昌砖集》的录文[6](137~138)。与黄氏《高昌砖集》相比，此书在录文方面可供参考，并且校正了砖志铭文中干支、朔闰的错误。故而是从事吐鲁番研究必不可少的一部资料书。 北陲石刻史料的价值也十分重要。北陲之中，以和林的地位最为突出。和林在古代是蒙古高原的政治中心，匈奴、蒙古的发祥地，突厥、回鹘的旧王庭所在地。因此和林地区的金石资料，与中国古代史的关系极为密切，是研究边疆史和民族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和林地区的金石最早经李文田辑录，罗氏在1929年又对李氏著作进行了增补和校定，于1929年编为《重校定和林金石录》。《重校定和林金石录》的特点在于利用了拓本，而以往学者所能利用的主要是照片，两者之间是有所不同的[7](71~72)。因为拓本上的文字比照片清晰，所以罗氏的录文比李氏原书更准确。尤其是和林《九姓回鹘可汗碑》，原碑断成8截，其中数段被俄国某军官窃去，藏于圣彼得堡博物馆，外人无法罗致拓本。这也导致国内学者所拥有的资料大多残缺不全。王国维曾根据伯希和的《摩尼教考》及沙畹诸氏的研究，补充了数段佚文，并加以缀合研究，读通了前人从未读通的文字，罗振玉在王国维缀合的基础上，又新释出了一些文字，并纠正了王国维的误文，录文的质量进一步提高[8](1745)。 在边陲金石资料的辑录上，罗氏及其家人功劳甚著。他们所刊的史料，包括了西陲、北陲和东陲三方面的史料。在东陲的金石史料上，罗振玉指导其子罗福颐从事《满州金石志》的编辑。此前东北的金石资料零星见于《吉林通志》中，未独立成篇，数量也不多，罗福颐则将它们编成专著。全书共分六卷，著录古金石刻百余品，搜辑是比较完备的。书中史料，大多源于罗氏的私家珍藏。该书的优点在于文字著录比较精确，搜集的新资料比较多。尤其是《辽太后哀册》，更是海内外驰名的学术资料，因为在哀册文中有用契丹文字书写的，是研究契丹文的重要资料。罗振玉声称：“于是满洲古刻，不仅入东方士夫之目，并腾于世界学者之口矣。”[9](263)契丹文字的著录，是外国学者关注此书的主要原因。 在罗氏刊布的边疆史料当中，《流沙坠简》是最著名的。这部著作由罗振玉和王国维共同完成，是根据沙畹的《奥莱尔•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所获汉文文书》改编的[10](140)。鲁迅在《热风•不懂的音译》中高度评价了此书：“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作的，要谈国学，他才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11](419)伯希和也对它称赞不已：“人们无法将殷商甲骨文与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名字分开，沙畹(Chavanne)为斯坦因(Stien)考察团搜集的中国资料所写的著作，必须要添上这些中国学者的修正和补充。”[12](416)该书与西北史关系最密切的还是王国维的考释，罗振玉主要负责古书部分的考释。从资料刊布的角度来讲，则罗振玉的贡献最大，因为这个资料是他写信请求沙畹提供的，编印体例也由他确定，编成之后又由他负责出版。 西陲的考古发现，经罗氏刊布的还有《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西夏学者勒骨茂才所编的一部汉夏双语字典，是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黑水城遗址发现的。罗振玉共刊布过两种版本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其一是不完整的影印本，后刊于《嘉草轩丛书》中。其二是罗福成的摹本， 1923年由上虞罗氏石印出版。第二个版本是比较完整的足本(仅缺一页)。在西夏金石资料的辑录上，罗氏的功劳也很大。他所辑录的《西夏官印集存》，是中国最早的西夏官印资料集。此书刊于1927年，由罗振玉和罗福成共同完成。全书共著录西夏官印33方，按年代先后排列，无年号印则附于最后。在中国历史上，最早识别西夏官印并从事搜集整理的就是罗氏两父子。西夏官印，前人不能断定时代，后来才知道是西夏文。1927年，罗氏将自己收藏的西夏官印编成此书，并在罗福成的帮助下，将官印上的西夏铭文，翻译成汉文，以便于研究[13](96)。《西夏官印集存》的编印，为世人提供了更多的西夏文材料，推动了西夏学的发展。 在罗氏所辑的古器物资料中，有一部《四朝钞币图录》，收录了金、元、明、清四朝的钞币。王国维在《二牖轩随录》评价说：“近上虞罗氏印行《四朝钞币图录》一书，中有金钞五种，元钞三种，明钞一种，咸丰宝钞四种，咸丰户部官票四种。古钞板钞币之存于今者，殆网罗略尽矣。其图式并于书，罗君并作考释一卷，附于其后。其时金时钞板五，出土稍久，已有亡佚；元至元二贯钞铜板，为新出土之物，又至元一百文楮钞，则藏俄都亚细亚博物馆，据写真片录入，皆人间未见之物。”[14](151~152)此书收录了一件俄罗斯圣彼得堡亚细亚博物馆的藏品，说明罗氏与国际学者交往的密切。全书共著录17种钞币，明钞只有1种，其余16种全部是金、元、清三朝的钞币。众所周知，这三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罗氏所刊布的金石、器物资料，弥补了过去学界过于倚重纸质文献的缺陷。这些金石和器物资料，大多是边疆史和民族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是边疆史、民族史研究的可信资料。 二、传世文献的整理与边裔史事的考证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出土遗物是零星的、片断的，要将它们转化成综合的史学研究，还需要传世文献的统系与部勒。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中说：“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15](266)金石器物的出土，虽为古史研究提供新素材，但若无通人为之刊布整理，则这些资料仍为私人手中的玩物，或古董商肆中的陈列，并不能转化成学术资料。因此新资料的利用离不开整理，而新史料的整理疏通，又离不开对传世史料的依赖。王国维在《〈殷虚文字类编〉序》说：“此新出土之史料，在与旧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16](697)王氏的议论是相当精采的，新史料的刊布固然十分重要，传世史料的整理也不可或缺。 在珍稀边疆史料的整理研究上，罗振玉先后刊布了《四夷馆考》《大元海运记》《黑鞑事略》《山中闻见录》《西游录》《前北征录》《后北征录》及《北征记》等著作。这些著作，有的在中国已经失传，只有在日本才有保存；有的则存世甚少，濒于澌灭。罗氏以各种途径得到这些史料后，将它们刊布流传，从而延续了古籍的生命。这些史籍的刊布，给边疆史地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材料。在他所刊的诸书中，还有一些新发现的前人遗稿，如《西夏姓名录》，这是著名西北史地学者张澍的手稿，后被罗振玉购藏刊入《雪堂丛刻》中。这些稀世版本及前人遗稿的刊布，给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奠定了资料基础。 此外，还刊布了一些与民族语言或东方语言有关的书籍，这些书籍是研究东方语言的重要参考书。他刊布的《华夷译语》是四夷馆所编的诸蕃语言与汉文的对译辞典，是古代从事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翻译的大型参考书。《华夷译语》的女真文部分，则由罗福成据德国柏林图书馆和日本东洋文库藏明钞本汇编为《女真译语》，也由罗振玉印出[17](1373)。除了少数民族语言字典外，他还刊布梵文字典。罗氏刊布的梵文字典共有三种：《悉昙字记》《天竺字源》和《涅槃经悉昙章》。这些典籍的刊布，对于学习梵文、解读敦煌西域所发现的梵文文献是有重要帮助的。《悉昙字记》罗氏依日本宽治七年的古钞本影印，这在日本也是最古的善本[18](359)。《天竺字源》是日本东京博物馆的藏品，罗氏向其商借并影照刊布[19](371)。《涅槃经悉昙章》则是现存最古的梵文字典，此书中土佚失已久，罗福苌于日本书肆中购得后即由罗振玉影印出版[20](1371)。这三部梵文字典的刊布，对于中亚语言的解读及敦煌西域梵语文献的解读，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除了刊布边疆及民族语言文献之外，他还指导儿孙从事边疆史地学的研究。乾嘉以来，研究边疆史的主要集中于蒙元史领域，罗振玉的风格，则与此稍有不同。在他影响下，其子罗福苌、罗福成和罗福颐先后走上西夏学的研究。在西夏传世文献的整理上，罗福苌与罗福颐合撰了《宋史夏国传集注》，共分十四卷，部帙巨大，功夫细密。罗福颐又独撰《西夏文存》一卷、《外编》一卷，这几种著作均刊于罗振玉的《待时轩丛书》中。罗继祖的辽史研究，则是在罗振玉的指导下完成的。罗振玉认为，二十四史中，辽史研究的人最少，又加上有最新出土的碑志史料，是有很大开拓余地的。因而他指示罗继祖编撰《辽史校勘记》和《辽史拾遗续补》。罗氏诸子及长孙先后走上边疆史的研究，与罗振玉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罗振玉在边疆史地考证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瓜沙史事的考证，二是西域高昌史事的考证，三是西夏年号的考证。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开辟了中古史研究的新纪元。 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就有学者利用敦煌西域文献，考证边疆史事。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迹录》、蒋伯斧的《沙州文录》及曹元忠的《沙州石室文字记》是这方面的典范。但由于条件限制，学者手中所能利用的文献有限，因此还谈不上系统的综括研究，对于当时学界影响比较有限。罗振玉也写过一些单篇文献的考证，如《敦煌写本曹夫人赞跋》《敦煌写本曹议金四疏跋》《敦煌写本曹元深施舍疏跋》《敦煌写本曹良才画象记跋》《敦煌写本曹仁贵〈仲秋状〉跋》《敦煌写本陈产彦□等献物牒跋》等等，这些文章大多是对文献本身的纵向分析，而非横贯众多史料的综括研究。而《补唐书张义潮传》和《瓜沙曹氏年表》则不同，这是综论瓜、沙史事的开篇之作。在《补唐书张义潮传》中，罗振玉根据敦煌文献与传世史籍的记载，重新勾勒出了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的事迹，这是将史料融会贯通之后的历史写作，并非单纯的文献考证。此文数经改易，内容不断丰富，除了叙述张义潮的事迹之外，还加入了李明振平定索勋重立张氏子孙之事，并考定了西汉金山国的史事[21](180~182)。《瓜沙曹氏年表》则对曹氏归义军的世系展开了探讨，并在序文中考证了曹氏归义军的历史[22](183~184)。这两篇文章都是补正史籍的经典之作。 二是根据高昌出土的墓志及写经题记，考订麹氏高昌的年号与世系。1914年8月，罗振玉观看大谷光瑞西陲古物展，写成《麹氏高昌系表》一文， 1916年刊入《雪堂丛刊》。1919年，他又根据新得的《麹斌造寺碑》及《麹信墓志》补订，刊入《永丰乡人杂著》。1932年，他又获得了高昌墓志百余种和若干写经题记，又对麹氏高昌的世系与年号进行了最后的增补，刊入《辽居杂著乙编》[23](182~183)。 三是西夏历史的考证。罗振玉的西夏史研究，得到了其子罗福成和罗福苌的帮助。正因为罗福成、罗福苌兄弟破译了西夏文，罗振玉才得以展开后续的研究。他根据西夏官印的凿款，结合《宋史》《感通塔记》《施经发愿文》及《掌中珠序》的记载，对西夏的年号展开了综合研究，并重新校正了李兆洛《纪元编》一书[24](96)。 在中国学术史上，罗振玉是最先将西域考察的成果引入年号与朔闰领域研究的学者。陈垣在《〈二十史朔闰表〉例言》中没有提及罗振玉，不过据笔者研究，罗氏在利用新出土文献考证中国的历法与年代，颇有成绩，他利用《沙州图经》订正了《十六国春秋》对西凉年号的记载错误；利用高昌写经与出土墓志，重塑麹氏高昌的年号与世系；根据西夏语解读的最新成果，重新订正了史籍对西夏年号记载的错误，并重新校正了李兆洛的《纪元编》[25](195~196)。 西方学者在中国的考古发掘活动，引发了各方面学者的极大关注，敦煌学、吐鲁番学、西夏学应运而生，这些学问的成立与罗氏的提倡是分不开的。他不但刊布这些最新的资料，而且积极利用这些资料考证边疆历史，并指导其儿孙从事边疆史地的研究。他的学术路子，与前人略有不同，他既重视新资料本身的分析，又重视新旧史料的融会与结合，以二重证据的方法对西北的史事展开重建。这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对边疆史地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及研究方法的变通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结论 近代学术与以往学术不同之处在于中西学术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成为常态。西方考古家在盗掘中国文物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带到了西方，欧美的汉学研究更趋热闹。而西方的考古发现及与之相关的考释、研究，又刺激了中国学者奋起直追与之相抗衡。罗振玉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学者相继到中国考古探险的时代，为了适应最新时势的变化，罗氏主动负起了沟通国际汉学的重任。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做法不同，他们比较重视对中国边疆历史的探讨。这一点也刺激了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罗振玉就是受这种风气影响的学者，他的关注点与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是始终相通的。从他所刊布的资料来看，其来源是很丰富的，他所刊布的金石资料，既有大谷光瑞的收集品，也有中瑞联合考察团在西北所获的最新成果，又有俄罗斯、日本在满蒙等地考古的最新成绩，种类无疑是很丰富的。他所刊布的古代文书与西夏文字，则又与斯坦因、科兹洛夫的考古探险密不可分，这种主动沟通汉学刊布学界最新成果的表现，证明了罗氏的学术体系是开放的、进取的，同时也说明了他的治学眼光是宽阔的、包容的。这种开放的精神与宽阔的眼界是后人治学的楷模，值得我们效仿。 其次，罗振玉对边疆史地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不但有辑录新兴史料的贡献，又有整理旧史料的成绩，还有综合利用新旧史料展开史事重建的创举。这种全面又新颖的表现，实在是让人惊叹的。就此而言，他的成就实不能仅用“研究”两字来概括的。他不但自己从事研究，还引导子孙继承家学继续做研究。像这样子孙三代沿习不缀从事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实在是不多见的。 再次，就近代的史学革命而言，中古史领域的革命是从边疆史事的考证开始的。罗振玉作为敦煌学和吐鲁番学的开创者，他的边疆史地学的考证，其影响就不仅仅限于地方史，而是及于古代史全体的。他综合利用敦煌、吐鲁番的社会经济文献，并搜集金石铭文与古代器物，逐渐将材料消化，融会贯通之后形成综贯的史事研究，如《补唐书张义潮传》《瓜州曹氏年表》《沙州曹氏年表》《高昌麹氏系表》，以及西夏年号的研究等等。 罗振玉并非近代边疆史地学研究的中心，却代表了近代学术的方向。传统史籍对于边疆史事与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载，语焉不详，这就有赖于金石资料与考古资料的补充。罗振玉所辑录的边裔金石刻与西陲古器物，大都是前所未见的史料，从其性质上来讲，都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除了文字方面的史料之外，还有实物方面的史料，如西夏的古官印可以考证西夏的印玺制度，流沙简牍可以考证古代的简牍形制，金、元钞币可以考证古代的钞币制度，这些实物史料的流传可以弥补传统史学的不足。在考证上，罗氏结合传世史料与新发现史料，广征史实对历史展开考辨与重建，这种二重证据法的应用，为后人研究历史树立了典范，其影响是深远的。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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