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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在中国边疆史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中国的边疆》一书是拉铁摩尔以边疆的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的代表作。文章通过对拉铁摩尔学术背景和社会条件的考察，揭示其在中国边疆史及地缘研究上的独特视角，着重分析他在边疆史研究上的理论和方法。 关键词：欧文•拉铁摩尔；中国边疆史研究；《中国的边疆》 在美国中国学研究史上，尽管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并不认为自己是个“正牌的汉学家”[1]，但他无疑是一位有重要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在中国边疆史(其中包括蒙古、土耳其斯坦、苏联的中亚部分等亚洲内陆的地缘环境)研究方面成果颇丰，蒙古史研究尤为专长，堪称美国的“蒙古通”。[2]《中国的边疆》一书即是拉铁摩尔以边疆的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的代表作。本文拟对拉铁摩尔学术背景和社会条件的考察，揭示其在中国边疆史及地缘研究上的独特视角，着重分析他在边疆史研究上的理论和方法。 一、拉铁摩尔的治学道路 拉铁摩尔在中国边疆史及其地缘研究上取得的成就，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中国和中国边疆长时期的直接经历；二是出于国际形势的需要和对现实政治的关心；三是特纳边疆史学派的影响。 首先，在中国和中国边疆生活的亲闻身历奠定了拉铁摩尔边疆观的重要基础。 拉铁摩尔1900年出生于美国的华盛顿，不满周岁即随其父大卫•拉铁摩尔(David Lattimore)来到中国。他父亲先后在上海南洋公学、保定高等师范学校、天津北洋大学执教。12岁那年，因其父不想让子女“讲着中国话长大”，拉铁摩尔便由母亲带着和弟弟妹妹一起去欧洲读书，先在瑞士接受两年教育，又到英国接受了五年中等教育。1919年，由于“经济原因”拉铁摩尔未能实现上大学的愿望而回到中国，他在天津的英国人开办的报社、商行任过职。由于职业的需求，他发奋学习汉语，还和各阶层的中国人—上至“东北王”张作霖大帅，下至苦力脚夫都打过交道。 机遇往往能够促成人生发展方向的改变，一次商业性的公务旅行为拉铁摩尔从事边疆史研究提供了契机。1924年，他押送一车皮羊毛到军阀混战中的内蒙古归绥(今呼和浩特)。当时他“感到每日忙于事务，十分枯燥无味，还是研究研究中国吧，于是开始钻研中国学。” [3]这次公务旅行，激发了他对边疆研究的热情。1926年3月至次年10月，拉铁摩尔又跟随骆驼商队进行了一次考察旅行。他从呼和浩特出发，穿过塔克拉马干沙漠，越过天山山脉到达克什米尔地区。在这期间，他完成了第一部论著《通向土耳其斯坦的荒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1928年该书的发表引起了学术界的注目，由于这本书“带来一些新的地理学和其他方面的消息” [4]，使他得以当年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奖金。他利用助学金到哈佛大学人类学学院的人类地理学“预备训练班”进修了一年。后又回到中国新疆、内蒙、东北等地调研，完成了《满洲:冲突的摇篮》、《中国在亚洲腹地的边疆》等有创见的论文。[5]《中国在亚洲腹地的边疆》在逐一考察中国各时期边疆状况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大致反映了他当时对中国历史和边疆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该书被认为是具有“最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对于西方人了解远东，“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贡献”， [6]由此确立了他在中国边疆史研究上的地位。 显然，拉铁摩尔的游历生活，使他切身感受到边疆的自然环境，也引发了他对地理学、边境历史学的兴趣。他写道:“我深感即使是地理环境，也因为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义，在那里我感到我不是不具备探索历史学的途径。” [7] 其次，出于国际形势的需要和对现实政治的关心直接影响到拉铁摩尔的边疆史和地缘政治研究。 1933年，拉铁摩尔在民办的国际亚洲问题调查机构“太平洋问题调查会”(IPR)工作。1934—1941年任该机构杂志《太平洋事务》季刊的编辑，此时他曾以该调查会的理事身份进行工作，以北京为中心，一边从事编辑工作，一边致力于边疆地区历史的研究。 1937年夏季，拉铁摩尔终于得到访问陕北延安的机会。在那里，他和《美亚》(Amerasia)杂志的编辑部成员比森(T.A.Bisson)、贾菲(Philip J.Jaffe)等人一同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期间，拉铁摩尔亲眼目睹了“残留着激烈动荡的边境史伤痕”的情况。[8]抗日战争爆发后，拉铁摩尔于1937年底回到美国，次年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聘担任讲师，1939年以后还担任过该校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应当说，拉铁摩尔的地缘政治研究与其边疆史研究相辅相成。早在30年代初的《满洲:冲突的摇篮》中，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东北地区的局势，指出这里已经成为战争的温床，从一开始就对少数民族的满族和蒙古族表示了极大的政治关心。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出于远东紧张局势的需要，拉铁摩尔被卷进了更现实的政治活动之中。1941年7月他被罗斯福总统推荐，飞往重庆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在蒋介石的手下任职了一年半。1943—1945年，拉铁摩尔转到美国战时情报局工作，后来担任太平洋作战部长，在旧金山等地从事情报活动。1944年6月受战时情报局委托，跟随华莱士(Henry A.Wallace)副总统访问了西伯利亚和苏联的中亚地区，还访问了新疆、重庆和乌兰巴托。这次访问对他来说，不仅是第一次获得进入外蒙古境内的机会，而且也获得了从苏联一侧观察边境变化的良好机会，这对于他以后展望亚洲中部的未来产生了重要影响。 40年代拉铁摩尔参与政治后更是将其边疆史研究成果应用于对亚洲地缘政治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他先后发表的《亚洲的决策》和《亚洲的形势》中，拉铁摩尔根据亚洲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后的国际局势阐述了他的独特设想，认为战后亚洲应建立游离于美、英、苏之外的“自由区”，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以振兴亚洲。在《亚洲的决策》中，他根据远东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形势指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于英、俄、日、中在亚洲腹地保持着均衡，那里的局势便保持着“呆滞”的稳定。而战后“在亚洲腹地，苏联的亚洲边疆，和亚洲的许多沿海地区之间，产生了一个新的均衡，这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均衡，而是力量的平衡，一时维系不坠，随时却有变动可能。”因此，战后这一地区的出路在于如何摆脱大国的控制走联合发展的道路。拉铁摩尔还告诫美国政府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不要干涉亚洲各国的内部事务。他说:“我们不能认为美国人能替亚洲画出一个权威的图案，我们不能认为亚洲会依循一条我们最理想称意的途径发展……我们和亚洲的关系是相互的。”他以中美关系为例，指出战后中国的发展主要靠中国人自己去创造，不要希望中国政府会依赖美国，如果发现“我们支持它，它就会被自己的人民所推翻，那时候就是说，我们已超越了一种直接外交的安全限度”，而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不舒适地逼近了这种安全的限度”。[9]拉铁摩尔阐述的亚洲论和中国论颇富先见之明，这从后来的中美关系的实际走向亦可看出。 其三，特纳边疆史学派也对拉铁摩尔的边疆史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关于这一点，赵敏求在中文译本《中国的边疆》的《引言》中进行了阐发。他首先介绍了美国历史学界以历史的“边疆观”论证该国历史的学术史和现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历史界形成了一个新的风气，以‘边疆’为历史现象的典型，用边疆去解释整个历史过程。”《引言》还指出:“第一位美国历史家采用这种历史的‘边疆观’的是邓勒”，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然而“这二十年来，历史的‘边疆观’差不多支配了整个的美国历史界。近年来出版的美国历史，都以在最初即行存在的‘边疆’影响，来解释各州的发展”。[10]在这里，尽管译者所称“这二十年来，历史的‘边疆观’差不多支配了整个的美国历史界”与事实并不相符，但他试图说明拉铁摩尔写此书无疑是受到美国“边疆观”历史学的影响，他所说的美国第一位“采用这种历史的‘边疆观”的历史学家邓勒，应为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姓名中“Turner”的音译。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是美国边疆史学的创始人。考察特纳和拉铁摩尔的边疆史观，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他们都很重视边疆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拉铁摩尔把边疆看成是反映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视窗，并透过这一视窗逐渐深入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内部，在历史的空间上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11]特纳认为:“美国的发展不仅表现为一个单线的前进运动,而是一个在不断前进的边疆地带上回复到原始状况,并在那个地区有新的发展的运动。美国社会的发展就这样在边疆始终不停地、周而复始地进行着。……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特纳还指出,边疆是“野蛮和文明的会合处”,“一部美国史大部分可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美国对边疆的拓展就是“文明”的扩张。[12]这些表述与后文论及拉铁摩尔的边疆“蓄水池”理论、中国的扩张主要是“文明的扩张”等十分相近。 与特纳一样,拉铁摩尔的边疆史观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缺陷。他过于夸大边疆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过多地论述了入侵和征服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把近代以前中国历史的基本趋势看成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扩张过程,把向外扩张和边疆移动简单地归结为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 拉铁摩尔比较容易接受特纳的边疆史观与其特殊的生活经历有关。尽管他长期生活在中国,但他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西方的。当他走上学术道路时又在哈佛接受了一年的训练,以后又在美国的学术机构和大学工作。此外,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初正是特纳边疆史学派在美国史学界发生巨大影响的时代,在这样的学术环境浸染之下,拉铁摩尔受其影响也是难免的。 二、《中国的边疆》一书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在亚洲腹地的边疆》为美国地理学会研究丛书(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Research Series)的第21种,1940年由该学会在纽约首次出版。此书出版后即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赵敏求将之译成中文,书名为《中国的边疆》,1941年12月由正中书局在重庆出版,1946年4月又在上海再版。《中国的边疆》一书是拉铁摩尔以边疆的观点研究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的代表作。 《中国的边疆》共四卷、十七章。卷一《长城的历史地理》具有总论性质。该卷分8章介绍了中国及其边疆的状况,并对长城边疆区域、黄土高原、以及中国东北、西北、西藏等地域进行了总体论述。卷二至卷四用9章的篇幅分别论述了从传说时代到帝国时代的中国社会和边疆问题。该书将中国的边疆和社会置于广阔的时空背景下,考察了诸多理论性的问题,如关于长城的历史地位、陆权和海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以及中国边疆的形成、边疆民族的语言差异、边疆均势以及中国历史的周期性循环等问题。 其一,关于长城边疆地域及其历史地位的论述。 在《中国的边疆》一书中,拉铁摩尔从自然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分析了长城边疆(边界)的形成。拉铁摩尔认为:“在外表上,中国的长城线是世界绝对边界之一。”“在长城以内的农业很盛,人口繁殖。长城以外则人口较少,散居亦稀。”长城内外除了自然因素的差别外,“还有其他的差别——包括种族、语言、宗教和政治组织——也可以依长城线来划分。”拉铁摩尔指出:“长城也只是近于一个绝对边界,它是环境分界线上社会势力的产物。……对中国长城地理的历史研究须要确切了解环境对社会的影响,社会对环境的适应,和各种不同社会在它们的环境范围中成熟、活动并发展,而且企图控制它的方式。”[13]在拉铁摩尔看来,长城线也只是一个大致的边界,长城边疆地区的形成是自然、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长城一带既是中国辽阔边疆的缩影,也是反映中国历史的视窗。 拉铁摩尔有关长城边疆的理论观点我们可以故存其论。应当指出的是,将长城作为边界线既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也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在中国历史上,“长城乃是宏观上巩固边防,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劫掠,拱卫中原的战略防线,并非就是位列最前沿的边境线,更非国界线。”但是,拉铁摩尔认为长城是人类最伟大的标志,代表着中国历史的象征等有关长城历史地位的论述,基本上还是值得肯定的。有研究表明:长城防线“不但保护了中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保证了中原地区的强大和统一，而且促进了边疆的繁荣，促进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定居民族在封建文明高层次上融合发展。”“两千多年来长城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产生的积极效应构成中华民族心理认同的客观依据”。[14] 其二，陆权和海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中国的边疆》特辟专节论述陆权和海权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影响。在阐述海权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时，拉铁摩尔指出:“西方势力确切对中国发生影响是在哥伦布时代的初期。直到那个时代为止，中国的‘外务’多半只限于长城边境，海外的‘外务’并不重要。直到最后的一个汉族王朝——明代(一三六八—一六四三)时，天主教的神父和葡萄牙及其他的外国商人才开始进入中国。……海上势力从此向陆上势力争取对中国的控制权。” [15]在拉铁摩尔看来，17世纪，满洲“征服”中国，这是远古以来对中国历史起到重要作用的机制最后一次产生影响。19世纪，进入中国的海上力量已势不可挡，长城以外的陆上力量似乎已经消沉。西欧的海权强国在远东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在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期间达到顶峰，也走向了崩溃。日本侵吞中国东北和侵略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陆权与海权的正面冲突。拉铁摩尔的上述观点显然受到了19世纪末以来马汉、麦金德等学者地缘政治理论的影响。 其三，边疆和边界的差别。 拉铁摩尔对边疆和边界两者之间的差异作了专门分析。他认为在讨论中国边疆的时候，必须分别边疆(Frontier)与边界(Boundary)这两个名词。“因为地图上所划的地理和历史的边界只代表一些地带——边疆——的边缘。长城的本身是历代相传的一个伟大政治努力的表现，它要保持一个界限，以求明确地分别可以包括在中国‘天下’以内的土地，及蛮夷之邦。但是事实上长城有许多不同的、交替的、与增补的，可以用来作各个历史时期分期研究的线。这可以证明这种界限的信念，不能成为地理的事实。政治上所认为明确的边界，却被历史的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疆。”他还认为:“这种现象也不是中国历史所特有的。罗马帝国在达到其对外发展的最高峰时，就企图划定明确的界限，把依附于罗马的欧洲和日耳曼及凡多瑙河诸蛮邦，与罗马的天下分割开。在近代，英国把印度帝国的疆界推出去后，就企图使这个政治边界绝对化并永久化。在这一点上，他们在东北有西藏群山作边界，地理帮了政治的忙，但是在西北方面，政治上很明确的界限却变成了一个过渡地带。印度西北边疆的都兰边界事实上分作‘已治’及‘未治’的两个部落区域，与中国历史上的内蒙古及外蒙古相似。”拉铁摩尔进而指出:“这儿所讨论的帝国边界，不只是划分地理区域及人类社会的界限，它也代表一个社会发展的最高限度。” [16] 这里，拉铁摩尔关于边疆与边界存在差异的理论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这不仅是边疆史研究上首先必须明确的理论问题，而且对于进一步探讨边疆政策、边疆社会以及边疆形态等理论都是有益的。 其四，边疆政策、边疆社会与边疆形态。 在《中国的边疆》一书中，拉铁摩尔还对边疆政策、边疆社会和边疆形态等边疆理论进行了阐述。他认为:“一个边疆政策无论其如何作最大可能的摇动，其长时间平均的结果却必然否认其范围或隔绝作用。无可避免地，维持边界的国家必然要干预到边界以外其所要隔绝的民族的事务这就显然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逐渐地，边界信念中的限制或者隔绝的意念，就会变成中立，而且这种意念也会从边界的本身转到边疆的民族，边疆政策发展成使边外野蛮民族中立的方法，使他们不对边界压迫，也不退出这个维持边界国家的干涉活动的范围。”在拉铁摩尔看来，这种中立政策的真实性是随着策略而变更的。它受地形、军事干涉的代价，维持边界国家及边外部落的个别发展阶段，贸易的风险和利润，及许多其他问题的影响。拉铁摩尔还从边疆社会的角度论述了边疆政策，他认为:“绝对边界的信念，在行政及政治上就变成一些地区；边界的本身，和它不同的居民；邻近边界的边疆部落，它们的外缘被认为外边地区；和在那外面不能改善的野蛮社会。这个政策的功效和过去一样，因为它代表维持边界的国家的利益，那个国内若干特殊团体的利益，及边疆部落团体利益的协调。” [17] 应当肯定的是，拉铁摩尔认为西藏、蒙古新疆和东三省等边疆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30年代中期，他就曾指出:美国关于中国完整的观念是:西藏、蒙古和新疆都是中国的一部分。”[18]拉铁摩尔批驳了“满洲国”的存在，指出:“所谓‘满洲国’，不用说比‘满洲’更为虚伪。它的意义是‘满洲人的国’。但是这既不是中国人用的名辞，也不是从满族所用的名辞翻译出来的。它完全是侵略者所用来表示侮辱的名辞，一种逃避不可掩蔽的真理的企图。‘满洲’原来是一个地理名辞，‘满洲国’则是一个政治的伪造，它强迫东北民众承认其被征服的地位。” [19] 必须指出，拉铁摩尔在论述边疆政策和边疆社会时，没有正确地分析中国境内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他用王朝疆域的观点来分析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称中原王朝为中国，少数民族为“蛮夷”，并把中国分为“本土”、“属地”来进行论述，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拉铁摩尔在论述边疆形态时谈到的边疆“蓄水池”理论。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往往是由边疆“蓄水池”地区的居民动向决定的，各王朝的兴衰可通过对这一带地区控制情况的考察反映出来。他以内蒙古的边疆部落为例，说明其地理上的历史功能并阐述了如下理由:“二千年来，中国历经北部侵略民族的攻击。这些侵略的民族时常建立国家，占有中国一部分土地，有时还建立统治全中国的帝国。在这种时候，一部分侵入的民族是进到中国去了。但是有一部分仍然留在北部邻近长城的地区。这些侵略民族的后卫在保护其原有的土地，以免受从更北部下来的敌对部落的攻击；但是，它也是一个‘蓄水池’，供给统治中国所需的官吏及戍军。‘蓄水池’以北是‘不能进步的民族的土地’，这些民族并没有追随‘蓄水池’领袖们征战。因为这个原因，内蒙古(这种边疆地区的典型)有一个超于其民族及文化重要性的地域重要性:它是黄河流域，有时也是全中国统治权的钥匙。在中国强盛的时候，它是中国政治及文化势力向外发展最有效力的地区；但是它在侵略者进攻中国的侵略路线上，尤为重要。” [20] 此外，拉铁摩尔研究边疆问题的方法和观察中国历史的视角也很值得我们重视。如注重实地调查、运用“移情”等手段研究中国和中国边疆史等。 其一，重视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 尽管拉铁摩尔只受过一年的正规大学教育，即1928—1929年在哈佛大学的一年学习，连大学学位也没有，然而后来竟能当上约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 University)等大学的教授，写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边疆和地缘政治的著作，成为中国史研究的权威，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实地生活、考察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拉铁摩尔的第一篇论著《通向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就是他自己两年前随骆驼商队从呼和浩特到克什米尔的考察记录。在以后的十余年间，拉铁摩尔先后考察了新疆、内蒙古、东北等地，成为“唯一一位曾在内蒙古、新疆和东三省这些中苏之间的边境广泛游历的美国人。” [21]《中国的边疆》一书正是他边疆考察和游历的代表作。 长期的旅行和考察，使拉铁摩尔形成了重视实证的学风。他的研究始终坚持“不是听他们怎么说，而是看他们怎么做” [22]的信条，并没有固定的理论模式和框架。他把一切理论都看做是应该经过学者检验的原始材料的一部分。总之，在拉铁摩尔看来，旅行是为了研究搜集资料，考察则是为了通过实际感受去理解和体验边疆和历史。 其二，运用“移情”的方法力图从中国内部去发现历史。 “移情”(empathy)理论是美国学者柯文试图摆脱“西方中心论”而总结的方法论。是指为了理解对方，应当设身处地地体会对方的思想、感情和处境。“移情”要求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应当“进入中国内部，开始了解中国人自己是怎样理解感受他们最近的历史。” [23]对西方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来说，“移情”是一种非常重要但又很难做到的研究方法。因为西方学者毕竟缺乏对中国生活的体验。 而拉铁摩尔则不同，他有着丰富的在中国和中国边疆生活经历。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能够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从自身的情况出发，通过自身的观点去加以认识，并通过不断解剖研究对象，将研究的中心由历史的外部逐渐移到内部。拉铁摩尔的这种研究方法是与当时费正清等人强调西方力量对中国冲击的研究角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中国的边疆》一书中，他以边疆史研究为入口，选择中国北部边疆为主要研究区域，通过对这一地区历史和现实的细微考察，逐渐深入到中国历史的内部，从而在历史的空间上向人们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史。 不惟如此，拉铁摩尔还认为美国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有“一种美国式的过分简单化的倾向”，在理解亚洲问题时“表现得特别幼稚和偏狭”。[24]其最大的缺陷是习惯“把欧洲放在一切观念之上”，拉铁摩尔指出:“倘若我们这种习惯不改，我们到头来不过是和影子搏斗，而不是处理实际政治。” [25] 当20世纪50年代美国朝野讨论“谁丢失中国”这一话题时，拉铁摩尔针锋相对地提出诘疑:“你怎么能失去你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东西呢?”“好像中国曾经属于美国似的”。[26]为此，他在《从中国向外看》(From China Looking Outward)中呼吁要尽量从中国向外看美国的行动，而不是主要地通过美国的政策争论的三棱镜去观察美国的行动，因为只有这样，美国学者才能在心灵的深处抹去其帝国主义的阴影。 可见，正是“移情”使得拉铁摩尔能够比较深入到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之中，获得了“局内人”的感受，从而能站在一个比较公正的立场上去看待和分析问题，而这是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所无法比拟的。 三、基本评价 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具有自己的特点，推进了中国边疆史的研究。 首先，从内容和方法上来说，拉铁摩尔对欧洲传统汉学研究都有突破。他不再以传统文化为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涵盖中国通史、边疆史、民族史以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而边疆史研究又是拉铁摩尔研究中国问题和亚洲形势的基本出发点。尽管拉铁摩尔也谈论中国传统文化，并把中华民族的发展归结为是一种文化的扩张，把汉民族传统文化与游牧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地区称之为边疆“蓄水池”，然而，在他那里，传统文化只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被加以运用。他的著述往往越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直接深入到中国历史的内部，具体地探讨边疆、民族等问题，并努力从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研究历史，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历史的综合性。同时，他还能够在系统考察每一历史现象的基础上，结合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其次，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主要是对内陆边疆的研究，这可与费正清的沿海贸易和外交研究互为补充。 中国近代沿海贸易和外交是费正清研究中国的入口和重点，而这正是拉铁摩尔所缺乏的。他指出:“费正清对中国约章和海关史之类的东西感兴趣。我对此一无所知。” [27]但是，反过来，费正清对中国内陆边疆的情况也知之甚少，需要借鉴拉铁摩尔的学术成果。他非常欣赏拉铁摩尔，认为拉铁摩尔的《通向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不仅是一部传奇式冒险旅游见闻”，而且还是“一位天才的观察家记录”；《满洲———冲突的摇篮》使拉铁摩尔“有资格在地缘政治学上称作创新的思想家”；而《中国在亚洲腹地的边疆》则赋予费正清“如今仍在探索的概念”。[28] 再次，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是以地缘政治学为其参照系的。 前已述及，拉铁摩尔研究中国问题主要是建立在边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也可看到，他的边疆史研究是以地缘政治学为其参照系的。事实上，拉铁摩尔的边疆史研究已交融到地缘政治研究之中。 在《亚洲的决策》中，拉铁摩尔根据远东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形势指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由于英、俄、日、中在亚洲腹地保持着均衡，那里的局势便保持着“呆滞”的稳定。而战后“在亚洲腹地，苏联的亚洲边疆，和亚洲的许多沿海地区之间，产生了一个新的均衡，这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均衡，而是力量的平衡，一时维系不坠，随时却有变动可能。”因此，战后这一地区的出路在于如何摆脱大国的控制走联合发展的道路。 拉铁摩尔还告诫美国政府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不要干涉亚洲各国的内部事务。他说:“我们不能认为美国人能替亚洲画出一个权威的图案，我们不能认为亚洲会依循一条我们最理想称意的途径发展……我们和亚洲的关系是相互的。”他以中美关系为例，指出战后中国的发展主要靠中国人自己去创造，不要希望中国政府会依赖美国，如果发现“我们支持它，它就会被自己的人民所推翻，那时候就是说，我们已超越了一种直接外交的安全限度”，而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不舒适地逼近了这种安全的限度”。[29] 地缘政治学是拉铁摩尔考察中国乃至亚洲和世界的重要参照对象。从拉铁摩尔的研究成果来看，他的中国边疆史研究是与亚洲论以及国际形势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方面的代表作品除了《亚洲的决策》和《亚洲的形势》外，还有:《亚洲腹地新的政治地理学》、《亚洲腹地:中苏之桥》、《从亚洲腹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地理》、《亚洲腹地边境:守势帝国和攻势帝国》、《历史上的边疆》等。在《亚洲腹地新的政治地理学》和《从亚洲腹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地理》中，拉铁摩尔分析了亚洲腹地地缘政治的变化，进而分析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 参考文献： [1]欧文•拉铁摩尔的讲演。参见青木繁、江头数马编译:《中国天地》，每日新闻报社1973年版，第195页。 [2]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问题及其地缘政治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几部分:一是对中国历史上的边疆研究。如《满洲:冲突的摇篮》(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1932年)、《满洲的蒙古人:其部落分化、地理分布，与满人和汉人在历史上的关系》(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Their Tribal Division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Historical Relation with Manchus and Chinese Present Political Problems.)(1934年)、《中国长城的由来》(Origins of the Great Wall of China.)(1937年)、《中国在亚洲腹地的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1940年)等。二是有关中国的地缘政治研究。如《亚洲的决策》(Solution in Asia.)(1945年)、《亚洲的形势》(The Situation in Asia.)(1949年)、《亚洲腹地新的政治地理学》(The New Political Geography of Inner Asia.)(1952年)《亚洲腹地:中苏之桥》(Inner Asia: Sino-Soviet Bridge.)(1952年)、《从亚洲腹地研究中国的历史地理》(An Inner Asian Approach to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1957年)、《亚洲腹地边境:守势帝国和攻势帝国》(Inner Asian Frontiers: Defensive Empires and Conquest Empires.)(1957年)、《历史上的边疆》(The Frontiers in History.)(1955年)等。三是关于蒙古史的研究(实际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边疆研究)。如《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Inner Mongolian Nationalism.) (1936年)、《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The Geographical Factor in Mongol History.)(1938年)、《蒙古在世界上的地位》(Mongol’s Place in the World.)(1949年)、《蒙古的民族主义与革命》(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Mongolia.)(1955年)《游牧民与人民委员:再访蒙古》(Nomads and Commissars: Mongolia Revisited.) (1962年)等。 [3]Owen Lattimore，“Preface”in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1928-58.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4] [日]矶野富士子:《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中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5]《满洲:冲突的摇篮》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出发，指出东北已经成为中、俄、日三国竞争的舞台；《中国在亚洲腹地的边疆》提出了边疆“蓄水池”理论。 [6]China Monthly.No.6，Jul.-aug.，1945. [7]青木繁、江头数马编译:《中国天地》，第195页。 [8]1937年6、7月间，拉铁摩尔作为《美亚》杂志访问陕北小组的翻译访问了延安。有关这次访问的记载有《中国共产主义的大本营:一次陕北之行》和《中国共产主义之当前与未来:统一战线理论》。此外还有休梅克(Kenneth E.Shewmaker)的《美国人与中共，1927—1945》。 [9] [美]欧文•拉铁摩尔著，曹未风、刘尊棋译:《亚洲的决策》，中外出版社(重庆)1946年版，第14、17、104—105页。 [10] [美]欧文•拉铁摩尔著，赵敏求译:《中国的边疆》，正中书局1941年12月初版。 [11]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史研究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87页。 [12] [美]特纳:《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见杨生茂编:《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5页。 [13] [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边疆》，第13、15、16页。 [14]曹大为:《长城:碰撞与融合的界碑》，载《中州学刊》1993年第6期。 [15] [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边疆》，第4页。 [16] [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边疆》，第158、158—159、159页。 [17] [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边疆》，第163、163—164页。 [18]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中译本，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 [19] [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边疆》，第71页。 [20] [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边疆》，第165页。 [21]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第72页。 [22]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第67页。 [23]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序”第2页。 [24] [日]矶野富士于整理:《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第66页。 [25] [美]欧文•拉铁摩尔著，曹未风、刘尊棋译:《亚洲的决策》，第41—42页。 [26]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第209页。 [27]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第39页。 [28] [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29] [美]欧文•拉铁摩尔著，曹未风、刘尊棋译:《亚洲的决策》，第14、17、104—10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