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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已经有了长足发展，形成以中国大陆学者为主体、以东方国家本土资源为基本素材的研究趋势。我们开展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是战后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向我们提出的崭新课题，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在以空前的规模与速度走向世界。世界各国急需了解中国的未来发展，急需更多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与外交。西方传统的经典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史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历史与现实，更无法为东方国家指出历史发展的路径。回顾近年的实践，我们对东方各国与地区既有的历史材料进行了重新编排与思考，既注意到各国交往的纵向发展，也注意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横向联系，形成一个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东方外交史。现在，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中国国内的东方外交史研究作一总结与评估，好的方面要加以坚持和发展，不足的方面要加以改进与提高。 一、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1.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召开了五次“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形成了对东方外交史的概念、内涵及理论方法的明确认识。2006年10月，外交学院联合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和《世界历史》编辑部，在外交学院召开了全国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专题研讨会，对“东方外交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时空范围”“东方外交史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互动”“东方外交的历史与现实”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获得了对东方外交史问题的深层次认识，许多问题被纳入探索的轨道。2009年9月、2010年7月、2011年10月和2012年9月，分别在澳门大学、辽东学院、重庆西南大学和四川大学召开了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和第五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外反映良好。2013年10月第六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中国台湾淡江大学召开。先后五次研讨会的成功召开表明，中国国内已经形成线索分明、体系完备和条理比较清晰合理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框架。 2.作为研究成果，我们推出了代表中国目前东方外交史研究水平与动向的几部论文集与论文。国内第一部东方外交史专集《东方外交史之发展》已经于2009年由澳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填补了国内此项研究的空白。第二届“东方外交史”研讨会论文集《东方外交与台湾》也已出版(澳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三届、第四届和第五届研讨会论文集正在出版中。一些论文也体现了大变革时代中国学者对外交史构建的总体思考①。它们自觉地运用新理论，尝试新方法，发掘新材料，展现了中国学者开创性和奠基性的成果。 3.突破传统外交史的政治史旧框架，将国家间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与人员往来纳入外交史的研究视野。传统的外交史多是政治外交史的框架，基本上是记述和叙事，缺少分析和深层次考察，这是最大的不足。我们已经尝试突破单纯的政治外交史的框架，关注国家与地区间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与人员往来，力图在编写内容、体系上有所突破。近年的外交史研究已经有了中国人的史观，研究内容空前地丰富起来。重新审视和思考外交史，是当前东西方关系以及东方国家主体意识进一步增强的体现。现在，世界大国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所有重大国际问题都有中国的参与和作用。在历史上，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误解、曲解的地方太多了，也太久了。我们现在有能力为当今社会提供一部信史和良史，尽到学者的责任。 4.加强了国际间的横向联系，从单一的国别外交史研究走向对东方国家的整体研究。我国的外交史研究长期受苏联历史编写的影响，除了以阶级斗争观点作为分析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外，就是对国家间的横向联系关注甚少，这恐怕与苏联所处长期的冷战国际环境有关。冷战结束后，中国学者不满足于这种状况，力图突出各国的相互联系与互动，从整体上把握东方国家历史的发展进程，只有如此，才能反映当今人类社会的时代特征，撰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反映人类历史运动的外交史。 5.东方外交史的各个分支领域都有某种程度的进展，许多问题被纳入探索的轨道。有的学者精于细密的考证，有的长于宏观的分析，使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尝试新方法，推出新成果，在各个分支领域都有明显的进步，理论范式、概念使用以及分析的角度都有一定的创新，出现新的学术增长点快速发展的可喜势头。有的学者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走出了国别外交史研究的局限，在时间和空间上接长了自己学术的产业链。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在传统史学受到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其他历史问题未有新的材料发现的情况下，东方外交史可能成为未来新的学术增长点。 6.确立了东方外交史编纂体系的基本框架。不解决外交史撰纂的体系问题，就容易把历史写成零碎材料的堆积，把历史看作杂乱无章的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过程，找不到历史发展的总规律与根本动力。就外交史而言，构成人类历史的主要内容就是各民族、各地区与国家的相互联系与交流，因此只有在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总体把握上开展研究，才能构成严谨、周密的编纂体系。所以，构建东方外交史编纂体系，可能要重新考虑以往外交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对西方史学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反思，如何发挥东方学者的长处和东方古籍材料的优势，重视使用近年考古发掘材料和档案材料，以及如何摆脱外交史编纂中欧洲中心论倾向的影响，等等。西方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并不能完全适合解释东方国家的外交实践，但可以适当地加以借鉴和有选择地吸收，经过剖光磨垢之后再应用于东方的治史实践。总之，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形势下，东方国家正面临着有史以来空前巨大的历史变革，应该以更为广阔的视野看待过去的历史，用全球视野撰写包括全人类在内的统一的外交史。 二、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研究重点与努力方向 正如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仍属于古老历史学科中年轻的学科一样，东方外交史又是我国世界史中的年轻学科。虽然我国史书很重视外交活动的记载，有丰富的材料，但是把它作为科学的学术研究，把它提升到关注人类社会命运并命名为“东方外交史”，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因此，就现有学术成果来说并不多，特别是在创建、引进、吸收甚至改编外交史著作方面还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此外，原创性的东西还有待进一步的开发，还没有出现为国内史学界公认的引领中国东方外交史研究的著作和领军人物。 我们的东方外交史研究应该更多地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命运，提取和发现那些对当今人类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选题。中国传统史学关注的是王朝的兴衰更替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在今天看来只做到这一点已经是不够的了，还应该在此基础上开展对国家间重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文明交流互动的成功经验予以总结，根据中国本土的史观与努力，对以往外交的理论、实践与外交模式作出概括与总结，发挥以古筹今的功效；除了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和比较研究外，还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开展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和国别外交，把大国外交作为重点，真正体现大变革时代外交活动的全球性、区域性和丰富性的特征，探索撰写一部接近历史真实的东方外交史已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注释： ①陈奉林：《东方外交与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兴衰》，《世界历史》2012年第6期；《东方外交史研究初探》，《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对东亚经济圈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09年第3期；《东亚区域意识的源流、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世界历史》2007年第3期；《冷战时期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探索》，《世界历史》200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