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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国学者曾说，20世纪中国史研究已有把中国革命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的倾向。是的，相比中国近代史的其他领域而言，中共革命史研究的弱化不是很明显吗？然而，当我们回顾历史，并和现实结合起来的时候，实在没有理由轻视或“告别”中共革命史研究。 之所以说不可轻视，当然是因为中共革命史有其研究的必要。而这种必要，除了政治需要以外，更须从理性角度，思考和挖掘其学术意义，这恰恰是一些学者较少注意的。 其一，中共革命是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关键问题，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历史研究的对象，可以是过去发生的一切。但只有那些重大问题、关键问题，或者说影响、决定着国家民族命运的问题，才是最值得研究的历史对象。因为关键问题搞不清楚，其他一切无从谈起。可以肯定地说，在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历史风云中，中共革命就是这样一个问题。透过这一历史，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演变，也可窥见中华民族的苦难、矛盾、传统和变化。倘若忽略这样一个重大领域，中国近代史的最终结局将很难解释。当今史学界有一股鄙视主流、追求边缘的风尚，许多历史问题变成“一地鸡毛”，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应该高度警惕。 其二，中共革命在全球民族革命史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具有可资比较的典范意义。如果将中共革命的价值仅仅限于中国历史或中国近代史，是远远不够的。除此以外，还要从世界民族革命的历史视角去理解。20世纪是一个风云激荡的革命世纪，中共革命正处于这一沉重而绚烂的历史舞台之上，当属于整个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因此，需要立足全球视野，进行各个地区革命史的比较研究，充分发掘中共革命的独特性和世界价值，为人类革命史的研究提供具体实证和理论贡献。 其三，中共革命史对新中国的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集体化时期，许多的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均渊源于此。中国亿万百姓的行动和命运，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中共革命的历史及其结果的影响。至今，中国社会仍有诸多方面呈现出革命遗产的特征。因此，在新中国的历史进程里，不可不关注“革命传统”的重要价值。也只有深入研究中共革命史，才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新中国发展的脉络。所谓传统，不能仅仅限于当今热闹非常的传统文化——“国学”，它还应包括历史长河中逐渐累积而成的其他方面，中共革命的遗产就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从而具有“传统”的意义。 中共革命史研究的弱化，除了学界的“忽视”以外，还在于思维方式的老化。以中共根据地、解放区的研究而言，迄今许多成果依然沿袭着固化的革命史书写套路，更准确地说是党派史观范式。最为典型的就是单一的“政策——效果”模式，比如在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之中，基本上就是中共政权的政策演变、农民接受并获得了利益以及革命积极性提高的三步曲。换句话说，共产党正确的领导方针与农民革命认同之间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民众的一切行为都是理所当然的。显然，这种认识将中共革命神话化了，它忽略了农民的犹豫和挣扎，忽略了共产党遇到的困难和障碍，遮蔽了中共革命的复杂、艰难与痛苦。总之，将一道革命难题变得不费吹灰之力。这种表面上“高大全”式的称颂，实则贬低了共产党的伟大。 那么，如何改进革命史的书写方式呢？在汲取传统研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可以尝试两种新的方法： 一个是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像共产党那样，对农村社会进行了巨大规模的改造，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由此变得空前频繁、密切。也正是这一历史变动，为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提供了用武之地。使用这一方法之后，就可以揭示为传统研究所忽视的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复杂面相。 另一个方法是，注重中共革命史与中国“大乡村史”的连接，也就是将中共革命的因素纳入乡村史范畴，反之亦然。这一方法并非人为的臆造，而是中共革命和中国乡村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所决定的。在中共革命中，农民始终是主体力量，农村始终是重要依托，中共革命实质上是农村革命、农民革命。由此，中共政权与农村、农民的关系就是最值得重视的核心问题，决定了中共革命在中国近代乡村史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使得我们有可能也必须从乡村史视角考察中共革命史。只有将其纳入乡村史范畴，才能避免就革命论革命，真正理解中共革命的起源、变迁与曲折。反过来，就乡村史而言，中国近代乡村史的研究应该包括所有在乡村发生的历史现象。由此，它就不能仅限于传统乡村以及向近代转型的乡村，还应将中共革命纳入乡村史研究的范畴。否则，就很难说是完整的乡村史，也不能深入理解中国乡村史的发展趋向。 目前的中共革命史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似乎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革命史学者虽然认为农村与农民是中共革命的核心问题，但很少有人从乡村史角度给予解释。结果，就导致了两种倾向：或者认为革命策略的贯彻非常简单，譬如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能够一以贯之，所向披靡；或者在农民对革命政策的犹疑、退缩现象上，表示难以理解。两种倾向的产生，都是因为他们不熟悉中国乡村历史，不知道农民对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制度的认同和依恋。否则，就会明白乡村社会传统对革命政策的制约，革命政策的实施没有想象的那样顺利，农民的迟疑心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正因为此，才需要中共政权克服一系列困难，进而实现预期的革命目标。这才是中共革命历史的本来面目。反过来，中国乡村史学者也很少关注中共革命史，在他们的论著中几乎没有中共革命的位置。这种倾向同样导致了对中国历史认识的偏离，比如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很大程度上源于土地分配和封建剥削，而现在学界似乎越来越认为土地分配是高度分散的，租佃比例不大，主佃关系和谐。如果说它对以往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的极端化理解有一定纠偏作用，但同时又陷入了另一淡化社会矛盾的极端。倘若对中共革命有所认知，就会发现，果真如此，中共革命尤其是得到农民支持的一场革命将无从谈起，难道革命的发生是一个偶然的意外吗？显然，不研究中共革命史，就很难准确地把握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 以上所述，或可称之为“新革命史”。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