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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在《中共五十年》（原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一书中，颠倒是非，造谣污蔑， 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些重大事件加以歪曲和篡改，对党的—些领导人恶毒地进行攻击，千方百计为他过去所犯的“左”、右倾错误辩护，其中对于遵义会议的污蔑和歪曲，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历史是任何人都篡改不了的。 一、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伪造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吗?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要求中央政治局“修改”遵义会议的决议，“即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不是犯了个别的理论错误，而是制订了一条错误的党的政治路线”， 并“捏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谓“遵义会议前夕（即1934年底，），由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中国革命遭到了失败”，而毛泽东“挽救了中国革命”等说法，“无非都是毛泽东对遵义会议历史的彻头彻尾的伪造，其目的是为了抬高他的个人地位，打击共产国际的领导，以及那些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的中共领导人”。因此，遵义会议决议是“反党、反共产国际的”，是“反对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的。 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果真“修改”了遵义会议的决议，“伪造”遵义会议的历史吗?根本没有。为开展整风运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编辑的《六大以来》，原文收录了遵义会议的决议，只字未改，就是有力的证明。 在整风运动中，对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同遵义会议决议相比，确实有了新的认识。这是因为遵义会议是在紧要关头的长征途中召开的，会议着重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指挥上的问题，还来不及、也没有可能系统地研究并纠正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因此，在遵义会议决议中，仍然肯定了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指出博古的错误“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在整风运动中，才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料来系统地研究并解决政治路线上的问题。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对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路线问题的讨论，确认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经过全党的整风学习，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深刻地分析了这条“左”倾政治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造成的恶果及其产生的根源，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中国共产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长征，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个决议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的政治路线虽然有了新的认识，但这显然是对遵义会议决议的深化，是全党认识提高的结果。它经过中央的会议正式通过，为全党所公认，怎么会是“伪造”的呢？ 对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连王明本人也曾多次地充分肯定过，并承认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犯了严重的政治路线错误。在1945年4月20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决议的那一天，他给任弼时并毛泽东及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表示自己对决议的态度。信中说：这个决议“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性的意义。它说明了毛主席是我党有史以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思想上和事业上的代表”。“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底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我对于七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这些新的认识和估计，表示完全服从和同意”。1949年3月10日，王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也承认对他的错误“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分析很对”，“我全部同意，拥护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在认自己的错误，认为指出我的错误都是对的”。1950年11月6日，王明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再次申明说：“现在我再向中央正式声明一次：我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对于王明曾多次肯定、同意、拥护、接受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一再承认自己犯了“左”倾路线错误，怎么到了《中共五十年》一书中，便成了毛泽东对遵义会议历史的“伪造”呢？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提出过许多正确的主张，对于推进和帮助中国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发出过很多错误的指示，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那些错误指示在中国的贯彻，根本不是什么“正确路线”。对这样一条给中国造成很大危险的路线进行批评和反对，是完全应当的。对党内错误的纠正，对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纠正，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反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王明在这里用这些可怕的罪名和大帽子吓唬人，只能说明他讲不出什么道理，只不过靠谩骂攻击而已。 二、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与长征初期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吗？ 为了证明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进行了“伪造”，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用了很多篇幅，举了很多“事例”，来说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及长征初期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他说：“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党中央基本上执行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正确的、共产国际的路线和‘九一八事变’（1931年）后逐渐得到发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此，中国革命无论在苏区还是在国统区，无论在敌占区还是在东北伪满统治区，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可是，实际情况怎样呢？正是在中共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左”倾错误的指导下，不仅白区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的损失，连中共中央在上海也呆住了，只好转移到中央苏区；就是蓬勃发展的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湘赣、中央苏区等革命根据地，也一个个丧失了。到中央红军长征前夕，虽然还保留有川陕、陕北根据地，海南岛及留在南方各省的红军还在坚持游击战争，在当时红军的编制根本没有28万到30万人。如果革命一直顺利发展，白区党组织和革命根据地为什么会遭受严重损失呢？红军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进行艰难困苦的长征呢？ 对于中共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危害，王明自己也承认过。他在1945年4月20日写给六届七中全会的长信中说：“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又由此次会议所译[阐]明总结”。“四中全会后派去各苏区的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机关不仅未能起到加强苏区领导和有利于苏区工作的作用，相反的，闯下了许多滔天大祸”!“因此，四中全会的确不仅是对党毫无功绩，而且是对党造成严正错误的会议，是使‘左’倾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成为‘左’倾路线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开始的会议”！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代表会议召开期间，因王明生病未到会检讨自己的错误，会议代表富振声写信给毛泽东和大会主席团表示不满，王明看到这封信后，在写给毛泽东及大会主席团的信中，也承认富振声所指出的他的错误，“是一笔既重且多的债，至今尚未还”，并表示“我自己比任何同志都更不满这一点，而这也是经常使我痛苦不安的”。可是，他自己已经承认过的关于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这些错误，怎么到《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又成了正确的呢? 按照王明的说法，“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基本上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特别是1933年末到1934年初，红军同第十九路军签订了共同抗日反蒋的协定。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左”倾领导统治的中央提出的只是“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即“只要士兵，不要长官”，甚至把所有反蒋的派别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例如“左”倾中央于1932年2月15日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虽然肯定了十九路军士兵的英勇抵抗，但仍指责“蔡廷锴等同帝国主义勾结”，“同国民党的南京政府一样”；并把陈济棠、孙科、张发奎、李宗仁、冯玉祥、陈铭枢等都说成“反革命派别”[①]。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谈得上与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在福建事变时，也正是由于没有与他信密切合作，才失去了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一个大好机会。正是遵义会议决议，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按照王明的说法，在长征初期“左”倾中央的军事指挥也是正确的，因而没有造成多少损失。当时，由于周恩来、朱德的工作，红军的确曾与广东军阀达成协议，因而红军的行军比较顺利，没有发生大的战斗。但是，当红军行进到湖南、广西境内时，情况便不同了，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大军，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两岸。中央红军在渡过湘江时激战一星期，虽然大部分过了湘江，但由于采取甬道式的大搬家，行动迟缓，遭到惨重损失，第34师未能过江，整个部队人员损折过半。聂荣臻在回忆这次战斗时说：“这时，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经过一路上的各种减员，过了湘江，已不足四万人。”[②]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哪里是红军没经过什么战斗，是因为新兵逃跑才损失3．2万人，到遵义时还有4．8万人?王明一再吹嘘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路线的正确和取得的成就，不过是为了否定遵义会议罢了。但历史事实证明，说谎言的不是毛泽东，正是王明自己。 三、毛泽东在组织问题上是错误的吗?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遵义会议是根据毛泽东的“密谋”召开的，他在组织问题上是“错误”的．主要表现在：1、“他成立了‘毛－洛联盟’，进行派系斗争”，“力图篡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为自己)和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为洛甫)”。2、“遵义政治局会议无权撤换中央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总书记”；3、当时政治局有12位委员，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能够指望的票最多占1／3，因此“他总是拒绝进行任何表决”，而是在长征途中“以阴谋煽动手段嗾使必须到会的军人，在必要情况下通过起哄来支持他”。这纯属诬陷不实之词。 首先，遵义会议是靠毛泽东的“密谋”召开的吗?是结成了“毛一洛联盟”，进行“派系斗争”吗?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的确曾向一些党和军队的干部包括犯了“左”倾错误的干部如王稼祥、张闻天等做思想工作，向他们解释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党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他们两人在遵义会议上也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并没有什么“毛－洛联盟”，也没有什么“密谋”。毛泽东对于遵义会议的召开虽然起了重要作用，但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主要是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连串失败促使党和军队的许多干部觉醒的结果。刘伯承在回忆中便说：“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③]正是在这种广大干部对“左”倾领导越来越不满的情况下，才有遵义会议的召开。这种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况，怎么能说是“派系斗争”呢？ 其次，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最多只能得1／3的票，是靠军人“起哄”才成功的吗?当时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是6人，而不是王明所说的7人：邓发当时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在这6名政治局委员中，按王明所说张闻天、陈云是支持毛泽东的，朱德立场不清楚，博古、周恩来是反对毛泽东的。事实上，朱德、周恩来对毛泽东一直是非常尊重的，是支持毛泽东的。由此可见，参加遵义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博古外都是支持毛泽东的。在当时参加会议的4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除何克全(凯丰)外，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也是支持毛泽东的。因此，当时支持毛泽东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占绝对多数，根本不存在什么毛泽东“煽动”军人“起哄”。 再次，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毛泽东分别“篡夺”了党中央总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吗?事实上，遵义会议上只是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入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常委在分工时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④]。另外，从1931年6月向忠发被逮捕后，党内就没有再设过总书记。博古虽然是党内的最高负责人，但实际积务仍然是书记。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也不是在遵义会议上，而是在会后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途中，于1935年2月5日前后在鸡鸣三省一带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的。到3月11日前后，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虽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但周恩来一直是红军总政治委员，直到1935年7月18日在四川芦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让绐张国焘担任为止。王明连当时中央有无总书记、周恩来何时不再担任红军总政委都不清楚，便说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让张闻天“篡夺”了中央总书记，而自己“篡夺”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足以说明他对毛泽东和遵义会议的攻击和污蔑毫无事实根据。 四、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使党和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吗? 为了否定遵义会议，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还罗列了许多“罪状”，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推行的政治和军事路线，“使党和红军遭受了沉重而巨大的损失”，如“完全抛弃了红军关于‘北上抗日’的重要战略口号”，“忽视”红军与地方各派系结成统一战线的“正面经验”，使部队在两星期内就“损失了两万六千人”；“没有执行共产国际领导上制定的正确方针”，进入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开辟新的苏区根据地，而是“无目的地”在贵州、云南“轻率地同敌人作 战”，不“尽可能地保存有生力量”；并且在阿坝、毛儿盖在党内和红军内部两次“制造分裂”，“使党和红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以后又使西路军“受到了打击”；等等。总之，按照王明的说法，遵义会议后的实践也证明这次会议是错误的，后果是不好的。但事实恰恰同王明所说的的相反。 首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未再次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未能与黔、滇、川的地方军阀结成统一战线，但他在实际上是一直坚持这样的目标和实行这样的策略的。长期以来，他就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当时他之所以未能这样做，只是因为黔、滇、川的地方军阀，已奉蒋介石之令在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没有实行的条件和可能。当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他便成功地与他们结成了统一战线，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当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 张国焘提出南下时，他仍然坚持北上，率军前往抗日的前线。历史已经证明，忽视统一战线的经验，企图实行反对一切的极左方针的，恰恰不是毛泽东，而是王明等坚持“左”倾错误的领导者。 其次，毛泽东并不是没有打算进入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创造新的根据地，尽可能地保存有生力量，反而无目的地在贵州、云南轻率地同敌人交战。遵义会议的第一个议程，就是“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⑤]。会议之后，红军立即向川黔边境前进，企图渡过长江。但川军早巳在长江南岸布防，土城一战，红军失利，过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已无可能。于是红军四渡赤水，穿插于川、滇、黔边境地区，而后佯攻贵阳，直插云南，终于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到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实践证明，毛泽东指挥红军灵活机动地转战于黔、滇地区，正是保存有生力量、相机过江的正确决策，是中国近代战争史上的成功范例。在这些战斗中中央红军虽有伤亡，但除土城战斗损失较多外，其余战斗并无多大损失，因而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还有3万人，根本没有什么两星期之内就损失两万六千人的情况。 再次，众所周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分裂完全是由张国焘造成的，西路军的失败则有复杂的原因。王明为了攻击毛泽东和遵义会议，竟不顾客观事实，为张国焘开脱罪责，反而将造成分裂和失败的责任扣到毛泽东头上。这说明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已公然站到叛徒张国焘的立场上去了。 从上面可以看到，王明为了否定遵义会议，攻击毛泽东，用尽了各种手法。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处于危急的时刻，纠正了“左”倾领导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从而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已为历史所证明。遵义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转折，作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到成熟的标志，已经载入史册，光照千秋。王明妄想依靠造谣污蔑等手法来否定遵义会议，是根本办不到的。 （原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5期） ----------------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33-34页。 [②]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27页。 [③] 刘伯承：《回忆长征》，《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④] 陈云：《遵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议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⑤]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