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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4日上午，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学术报告会在本所报告厅举行。报告会由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栾景河研究员主持。所长王建朗研究员、副所长汪朝光研究员及本所同仁、近代史系部分研究生等二十余人出席本次报告会。  本次报告会的主题是《北洋时期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国近代外交之形成>之述怀》，《中国近代外交之形成》一书是川岛教授2004年在日本名古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专著之中译本，2012年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会上，川岛教授围绕着这本专著与听众分享了自己对近代中国外交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及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 川岛教授首先简单地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学术经历及正在进行的学术工作。他介绍道，从严格意义上讲，他目前供职的东京大学国际社会科学系东亚国际关系史专业，在日本属于国际关系领域，并非历史学范畴，但他本人所从事的主要是基于外交档案的外交史研究。目前，他的学术工作之一是与其他学者合作，进行一个有关“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开发与援助”的研究项目。 接着，川岛教授阐述了他在撰写《中国近代外交之形成》一书时的几个问题意识：其一，人们通常对北洋外交所作出的所谓“弱国无外交”、“卖国外交”等评价，是否符合历史真相？他在研读日、英等国外交档案的过程中，读到这些国家在与北洋政府进行外交交涉时遭遇挫败的描述，引起了他的上述思考。其二，在北洋时期军阀割据、南北分裂的状态下，中国外交究竟是如何进行的？他认为，在“分裂”与“统一”的截然二分法之下，以往有学者过于强调国内的政治分裂，进而忽略北洋政府作为当时的中央政府所取得的外交成就，而倾向于肯定广东革命政府的外交举措。其三，学术界有关清末到民国的外交史研究似乎存在着某种断裂。揆诸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学术史，川岛教授认为，在清末光绪新政时期的外交和国民政府时期的外交之间，存在着研究上的断裂，而他希望在研究中寻找二者之间的延续性。 基于上述认识，川岛教授与大家分享了《中国近代外交之形成》中的主要内容。该书的第一部分是近代外交行政制度的确立，主要爬梳了从晚清到民国中央外交机构的沿革、外交人员的专业化及外交官的选拔培养体制、清末地方涉外机构的设置及地方交涉署制度从清末到民国的变化，兼及广东政府的外交行政制度。川岛教授研究指出，在南北“分裂”的态势下，各个地方交涉署遇有华洋诉讼时，与北洋政府和南方政府的关系是复杂的，即便是北洋政府和广东政府之间在外交事务上也并非绝无往来。 该书第二部分的研究对象是晚清以来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历程以及中国“文明国化”的努力。这一部分围绕着中国“文明国化”的志向，探讨从清末到北洋政府时期中国为修改不平等条约所做的路径探索及取得的成绩。川岛教授指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是否“文明国化”逐渐被作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能够与他国缔结平等条约的标准，因而近代中国的一个课题便是致力于使自身“文明国化”、收回国权，进而成为family of nations的成员。 川岛教授介绍说，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他主要通过分析北洋时期中国与朝鲜、暹罗及中亚诸国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变化和具体的外交事件，探究清代的朝贡体制和传统夷夏观念在中国外交“近代化”过程中的连续性与断绝性。他特别指出，要检讨传统的朝贡体系、册封制度、宗主观念对于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关系的影响，不能只关注中国方面的表述，更应该注意了解那些所谓的“属国”对于自身与中国关系的认知与评价。 第四部分主要探讨北洋时期中央与地方在外交上的复杂关系。川岛教授表示，在这一部分中，他试图摆脱国内政局分裂、北京政府实际统治能力有限等先验性的观念，结合个案研究，具体地分析北京政府与广东政府、中央与地方在外交政策、特定交涉事件和国际会议的有关决策中，各自的作为以及各种力量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最后，川岛教授表示，在探研“中国近代外交之形成”这一课题时，他的一个潜在的思考是，外交对于那时的中国有着怎样的意义。 川岛教授的报告结束后，所长王建朗研究员就北洋时期内政与外交的相互关系，以及国际局势和世界潮流对近代中国外交走向的影响等问题，与川岛教授交换了看法。其他与会者亦就报告中感兴趣的问题，与川岛教授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最后，栾景河教授感谢川岛教授给大家带来这场精彩的报告会，他还与在座听众分享了自己对于丰富中外室学术活动形式的一些初步设想，并诚挚地表示欢迎大家到时积极参与。 整场报告会在亲切、友好的气氛学术中进行，与会学者、学生都感到受益良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