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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1901年间，中国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义和团反帝运动，此期间，美国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开始放弃鸦片战争后追随英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以门户开放为中心的对华政策，在北京谈判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拟对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作一分析和探讨。 一 从1898年10月义和团运动兴起，到1900年4月各国直接出兵干涉中国内政之前，是美国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对华政策的第一阶段。在此阶段，美国为保护在华的教会势力并扩张政治经济利益，主要从事了两方面的活动。 首先，美国与英法等侵华国家一起，要求清政府镇压义和团。义和团在直鲁交界地区兴起后，冲击了美国在山东的教会势力。美国驻华公使康格接到传教士的求援信件后，1898年底即向总理衙门提出交涉，认为“暴乱是广泛的，危险就要到来”，要求清政府采取措施以制止暴乱(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国，1899年）（U．S．Department of state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China 1899〉）（以下简称《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159页。）1899年2月到5月，康格又不断要求逮捕和惩罚义和团及其首领。到1899年底，直鲁交界地区义和团的活动趋于高涨，在临清的美国传教士明思溥等人频繁地致电美国领事及驻华公使，请求保护。康格则进一步向总理衙门加压力，要求镇压义和团，惩办镇压不力的地方官吏及山东巡抚毓贤。11月25日康格在给总理衙门的照会中指责毓贤的态度“助长了匪徒，他明显地对这个新近的运动负有责任”(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国，1899年）（U．S．Department of state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China 1899〉）（以下简称《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78页。）在12月5日的照会中，他又明确指出：鉴于毓贤不能控制局面保护外国人，“他应立即被革职，派能够而愿意的人去接替他”(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国，1899年）（U．S．Department of state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China 1899〉）（以下简称《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84页。）在美国和其它各国的压力下，12月6日清政府将毓贤革职，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十分明显，美国在义和团运动兴起时就积极主张镇压，在压迫清政府撤换毓贤的问题上起了一定作用。 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后，山东义和团仍在活动，这引起了美国传教士及统治集团的更大忧虑。1900年1月中旬，明思溥致函海约翰，希望美国政府命令康格尽力保护在山东的美国传教士(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国，1899年）（U．S．Department of state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China 1899〉）（以下简称《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90页。）海约翰随即命令康格“一定要采取你可能对这些美国公民所采取的保护措施”(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国，1899年）（U．S．Department of state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China 1899〉）（以下简称《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89页。）康格接此命令后，于1月底和2月初数次向总理衙门提交照会，要求清政府发布上谕，指明参加义和团、大刀会及隐藏这些成员的人都是触犯中国法律，必须彻底镇压。同时康格向海约翰提出从马尼拉派海军来中国的要求，并与英、法、德、意四国公使于3月2日和9日联合前往总理衙门进行交涉。他还建议各国在中国北部海域对清政府进行军事示威，或组成使馆卫队开进北京。在康格及美国传教士的要求下，美国兵船威林号于4月7日抵达大沽，英、法等国兵船也随后到达，开始对中国示威。同时，海约翰致电康格，指出在与清政府进行交涉时，美方“应该单独行动，不要与其它国家合作”(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国，1899年）（U．S．Department of state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China 1899〉）（以下简称《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111页。）显然，这时美国一方面较早地向中国派兵船进行军事威胁，同时又主张单独干涉中国事务而不愿与列强合作。 其次，在列强对中国的争夺中，美国为取得新的经济和政治权益，向各国提出了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义和团运动兴起后，美国资产阶级认识到这场斗争对美国在华贸易将起到不利影响，也认识到列强可能借机对中国进行瓜分，这就“提出了怎样保持美国现在和将来在华利益的问题”(麦考密克：《中国市场》（Thomas J．McCormick china Market America＇s Quset for informal Empire，1893—1901），芝加哥1967年版，第158页。）当时美国的海陆军力量较弱，不可能抽调太多的兵力来华。这就使美国在中国与各国的争夺中处于不利地位，使其在1899年把直隶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在福州、厦门设立租界的企图都归于失败，处于“在中国的势力有被全盘铲除的严重危险之中”(（美）泰勒·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62年中译本，第544页。）为避免这种结局，美国放弃了与列强争夺势力范围和表现军事力量的政策，采取了以外交攻势为主，以武力为辅的策略，希望通过外交途径为发展在华的经济实力扫除障碍。为此，美国政府于1899年9月至11月以国务卿海约翰的名义向英、俄、法、日、意、德等国提出了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各国对在华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实行同等的关税、港口税和铁路运费，也就是保持各国对华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对美国贸易的平等开放。这些要求被各国大部分接受，使美国既免除了被各国挤出中国市场的厄运，又为其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商业贸易利益打下了基础，也使美国在列强对中国的角逐中取得了较前优越的地位。 上述史实说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以及在与清政府的交涉中主张单独行动。都集中表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即放弃对英国的追随，在中美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二 1900年5月至8月中旬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是美国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对华政策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义和团运动席卷北部中国，更沉重地打击了各国侵华势力。美国与列强相勾结，积极主张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参与了八国联系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又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保持了独立性。其对华政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美国参与了对中国的武装入侵。继5月31日“使馆卫队”进京后，6月10日美军派一百余人参加了西摩联军向北京进犯，又参加了6月24日联军由大沽向天津的进攻及进攻天津城，以及8月初向北京的进犯。使馆解围后，美军也曾进攻紫禁城。到1900年9月下旬，在华美军增为5000人。其后，美军也曾参与对京郊三家店的进攻和对山海关的占领。美军还控制了长芦盐运使司公署和造币厂，掠夺到大量白银。在天津都统衙门中，美方也占重要地位，查理士·田贝担任秘书长，成为都统衙门的业务首脑，福脱曾担任都统衙门委员。在北京，美军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进行侮辱和枪杀，美国传教士也参加了烧杀抢掠，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侵略罪行。 其二，美国政府为取得清政府及封疆大吏的好感，以便将来索取更多的侵略权益，又以调停者的面目出现，其对华政策表现出与各国的不同，它进一步“完善”其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在这方面，美国在中国的外交棋盘上走出了重要的三步。 一是海约翰继续对中国采取独立行动，没有让美军参加攻占大沽炮台。美国政府虽同意5月底对北京出兵，但又主张采取谨慎态度，6月8日，海约翰致电康格，告诫他：“在切实可行的时候：以单独行动保护美国的利益”，只有在必要时才可与其它国家一致行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中国，1899年）（U．S．Department of state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China 1899〉）（以下简称《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143页。）6月10日，又训令他不要与其它国家结盟。6月14日后，各国海军准备进攻大沽炮台，美在华海军司令肯布夫则通知英国海军上将卜鲁斯说：他“未被授权向一个与我国保持着和平的国家发动任何战争行为”的权利。15日，又拒绝参加各国军队对塘沽火车站的占领(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第221页。）同一天，美舰莫诺开西号抵达大沽，肯布夫指示舰长崴兹：只有当美国人受到攻击时，莫诺开西号才能向中国人开火(瑞罗兹：《美国海军在太平洋》（Braisted William Reyrolds，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pacific），奥斯汀大学1958年版，第86页。）16日各国海军将领给直来总督裕禄和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的最后通牒中没有肯布夫的签字。17日美军也没有参加攻占大沽炮台的战斗。 二是在“东南互保”中阻止英舰开进长江。大沽炮台被攻占，清政府对外宣战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上海外国领事团商讨互保条件，希望保持东南地区的安定局面。对此，美国也积极介入。当张之洞察觉英国有派兵独占长江流域的企图时，于6月21日致电驻美公使伍廷芳，要他恳请美国政府提供帮助，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古纳随即代表各国领事向刘、张保证：美国及各国没有“在扬子江流域采取任何仇视的行为，或者是派兵登陆”的企图(《义和团》（三），第530页。）美国政府也作了同样的允诺。其后，美方对英国企图独占长江流域也进行了一定的扼制。 三是发表了第二次“门户开放”宣言。大沽炮台被攻占以后，中国局势迅速发生变化，英国积极参与对北京的征讨并增兵长江流域，沙俄企图独占满洲带来了“对美国出口的不好预兆”(摩根：《麦金莱与美国》（F．Wagne Morgan），William Mckinley and his America，塞瑞康斯大学1963年版；第202页。(，其他列强也各有打算。各国的激烈争夺，在美国国内也引起强烈反应，商业问题“大大占据了人们的脑海”(坎贝尔：《特殊的商业利益和门户开放政策》（C．Campbell Special Business Interests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纽黑文1951年版，第67页。）1900年5月至8月中旬，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阶段。美国积极参加了侵华战争，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第二次“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这个照会一是宣布要与各国一致行动以解使馆之围；二是对清政府表示了友善；三是在中国面临新的瓜分危机之际，提出了保证美在华利益的有效措施。诚可谓用心良苦，一举三得。这次照会提出的“维护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把美国的要求由经济利益扩大到政治领域，由只包括各国在华租借地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中国。它的提出，使“门户开放”政策的两个基本点：“商业机会均等”与“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已基本完备，表明这项对华政策的基本形成。 三 1900年8月中旬到1901年9月《辛丑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对华政策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义和团运动转入低潮，侵华各国在北京与清政府的代表开始了谈判。美国在谈判中及军事行动上又表现出自己特点。 首先，美国积极参加了北京谈判。联军占领北京后，美方较早承认了李鸿章的谈判代表资格并主张早日议和。对谈判中涉及的主要问题，美方都提出了本国的主张和要求。 关于向清政府提出谈判的基本条件问题。1900年10月4日，法国提出严惩罪犯、索取赔偿、建立使馆卫队及拆除大沽炮台等六条谈判条件。美国部分接受提案同时表明：对拆除大沽炮台持保留意见；不能长期参加对北京至天津间重要城填的军事占领(瓦格：《门户开放外交家柔克义传》（Paul A varg，open Door Diplomat．The life of W．W．Rockhill），波士顿1952年版，第43页。）驻华公使康格也提出谈判最好在上海或华盛顿进行，应把北京辟为通商口岸并改组总理衙门。10月31日又提出：为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动乱，应要求清政府颁布谕旨，命各地督抚及地方官吏切实镇压反外活动，如果在辖区内发生反外骚动且不能及时镇压，“该官员都应立即革职，并永远不得叙用或接受奖叙”(康格：《中国来信》（Sarah Pike Conger，letters form China），芝加哥1909年版，第198页。）其它各国公使也对六条提也修改补充意见。到12月22日，康格最后在拟订的议和大纲上签字。24日，各国公使将议和大纲交清政府的议和大臣奕劻，奕劻、李鸿章随即将大纲电告清政府，清政府于27日批准，谈判进入正式阶段。 关于惩办祸首问题。1900年8、9月间，英、德驻华公使及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都提出应惩办朝臣中支持义和团的祸首。在国内外的压力下，清政府先后四次发布上谕，对毓贤、载漪、刚毅等分别给以惩处。美国对这个问题的主张是：所谓祸首不但包括高级官吏，也包括地方官员；不应由列强直接惩办，而应由中国政府自己处理；惩办的刑罚尽量减轻，尽量减少流血。美国政府坚持宽容的原则，是希望由清政府自己去惩凶，以使它在世界面前恢复名誉，维持其统治而不使其瓦解。 关于赔款问题，各国代表都希望本国多索赔款且不影响今后在华利益。美国主张和原则是：赔款总数以四千万镑为宜；应以现金一次总付；中国政府要进行财政和行政改革等。美国提出减少赔款总数等主张，主要是从进一步发展对华商业贸易利益考虑的，海约翰曾指出：“更多的优惠和实行行政改革要比大量的金钱赔款更合乎需要。”(刘心显、刘海岩译，乔明顺校：《1901年对华外交档案》，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450页(客观地讲，要求降低赔款总额而以将来的贸易作补偿，这种以商品交换取代赔款掠夺的设想，掩盖了美国的侵略性。但美国企图在压低赔款总额的同时又虚报本国的损失，将索取赔款数夸大为2500万美元，这比实际损失和支出高出一倍以上，由此暴露美国的掠夺本性。 其次，美国在军事行动上仍保持独立性，并提出在华取得势力范围的要求。 联军占领北京后，美国为争取早日谈判，对联军向各地的“征讨”抱消极态度，认为这种征讨“多数是不必要的，它们正在严重地破坏圆满的前景”(刘心显、刘海岩译，乔明顺校：《1901年对华外交档案》，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53页）此后联军的军事行动美军大多没有参加，部分地减轻了直隶地区遭受联军的破坏程度。 美国一方面虽在军事上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它并不准备真正恪守“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的原则。1900年8月初，英军要在上海登陆，刘坤一、张之洞又求助于美国，代理国务卿艾地则表示：各国在上海登陆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假如我们认为有必要，也可以采取同样措施，“我们不能过问其他对这些口岸有条约权利的国家做相同的事情”(《义和团》（三），第531页。）英、法、德、日军队相继在上海登陆后，美国有关人员也极力主张采取行动。驻上海总领事古纳要求肯布夫在上海、南京、汉口各停泊一艘美国军舰，海军将领博德建议在中国北部选择一个海军基地，布拉福德督促美军夺取舟山群岛(瑞罗兹：《美国海军在太平洋》（Braisted William Reyrolds，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pacific），奥斯汀大学1958年版，第94—95页。(，肯布夫也建议美军派一万人来华，以便使美国在列强对中国的争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瑞罗兹：《美国海军在太平洋》（Braisted William Reyrolds，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pacific），奥斯汀大学1958年版，第106页。）这些要求对美国政府产生了影响，海约翰同意一项秘密计划，“一旦列强食言，美军将占领一个中国港口”（24）。到11月，美国政府即提出取得福建三沙湾作为海军基地和租借地的要求。这个要求由于遭到日本的拒绝又未能实现，它却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的野心，说明美提出“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这一原则的真正目的，是希望对列强有一定的束缚力，而当条件具备时，美国将放弃这种承诺，对中国进行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抢夺。 总之，在北京谈判阶段，美国在军事行动上没有过多行动，在谈判涉及的惩凶、赔款等问题上，为取得清政府好感以便发展美国在华的商业贸易利益，其态度又与其他列强有所不同。同时美国政府又提出在中国取得海军基地的要求，破坏了“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这些情况表现出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贪欲性和欺骗性。美国在谈判中的一些提议未被接受，是希望尽力表现自己而提法又过于偏激，希望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又军事力量不足的结果。从总体上讲，美国在谈判中达到了预期目的，正如柔克义所说：“我们在保持完全独立的同时，并能与各国协调一致地行动，……我们同所有参加谈判的国家保持了友谊，……为我们公民的损失获得了适当赔偿，对他们今后的保护赢得了保证。”(刘心显、刘海岩译，乔明顺校：《1901年对华外交档案》，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6页( 四 纵观1898—1901年间美国的对华政策，可以看出，这是美国对华政策承上启下的转变时期。在世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总格局下，在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激烈的角逐、勾结和争夺的过程中，美国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积极活动。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和评价其对华政策。 其一，外交政策是内政的延伸，它随着国内政治的经济的发展而改变，同时又受到与之相关国家的状况和国际关系的制约。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企图在中国取得势力范围而其它列强又捷足先登，在中国希望与列强较量又深感武装力量不足，需要与列强合作镇压义和团但又与各国存在矛盾。这些条件，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矛盾性：在八国联军侵华中表现得既积极又消极，既主张独立行动又不能不去合作；在北京谈判中既要求惩凶赔款又要求从宽从轻；在与列强的争夺中既主张维护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又企图在中国取得势力范围。如此种种；都促使美国政府始终把发展在华商业贸易利益放在首位，把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作为保障其经济利益的重要条件，为此两次提出对华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政策是在未知照中国政府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美国是把中国及其政府放在任人宰割的位置上，而不是要为中国谋利益。这一政策的提出并得到各国的承认，使美国在联军侵华及北京谈判中起到重要作用，也标志着美国在对华事务中追随英国时代的结束。在以后的几十年间，美国始终奉行这一对华政策，列强各国也都标榜“维护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的原则，由此也使这个政策的提出者美国的国际地位随之提高，逐渐成为在华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 其二，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及美国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活动，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利益。从局部上讲，美国没有参加一些具体战事及“征讨”，减少了一些地区遭受蹂躏的程度。但从总体上讲，美国并没有为中国主持正义，只是在与列强的争夺中出于自己利益，提出了一些表面上有利于中国但又未能付诸实施的主张，参与了联军及压迫清政府签订条约，使中华民族又遭受了空前灾难。这是毋庸置疑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问题上，美国表现出对华的友善态度，并以调停者的面目出现，因而具有欺骗性，确实迷惑了一些清朝官吏。此后他们遇事多请美国调停。1900年7月，刘坤一即认为，“排难解纷，必须由美国入手”(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987年版，第3册，“电稿三”，第1041页。(，张之洞也屡请美国调解长江危机，李鸿章还曾提出依靠美国来取得中国领土完整的保证(丹尼断：《美国外交的冒险》（Aifred Lewis Pinnes Dennis，Adventures in American Diplomacy，1896—1906），纽约1928年版，第224页。）他们并没有认清美国的真正面目和侵华本质。在义和团运动的中外交涉中美国仍以这种手段迷惑人们，使一些人对中美关系的实质产生一定程度的误解。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1993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