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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23日，巴黎时间13时29分，法国中国学界一颗巨星陨落——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学科创始人、著名中国学家谢诺先生（Jean CHESNEAUX）因患胰腺癌医治无效，在巴黎家中溘然长逝，享年85岁。 在谢诺先生病故，法国学术、教育等各界同人，无不为之愕然、惋惜、哀痛；中国史学界同人也为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而感到悲伤。不到三天时间，我就连续接到十几位法国朋友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转告这一不幸消息。最早通知我的是法国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巴斯蒂教授（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她刚刚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举办的“开放的文化观念”国际研讨会（2007年7月4～5日），从北京回到巴黎。这次研讨会期间，我们还不止一次地提起这位共同的朋友。巴斯蒂教授对我说，来北京之前，她曾与谢诺先生通过电话，感觉他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谢诺先生希望近期能与她见一面。巴斯蒂教授答应他说，7月中下旬从北京回巴黎后，先到乡下去看刚刚出生的外孙，7月30日就去他府上拜访。我当时还请巴斯蒂教授转告谢诺先生，2006年11月26日我在他家与他进行“学术会晤”（2006年秋，我到巴黎查阅有关中法建交的档案和文献资料，并采访建交当事人、访问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谢诺先生在电话里与我商定会面时间时，诙谐地称这次采访为“学术会晤”（rencontre académique），因为他要从学术的角度，谈论他所经历和了解的“中法建交”）的时，我曾答应帮他寻找2008年秋天再来北京访问的机会，我已经帮他约好了访问时间，希望他注意健康，为旅行做好准备。我知道他为什么渴望2008年重访北京，因为2008年将是他第一次来华60周年。然而，7月30日原本是巴斯蒂教授按照实现约定，去拜访谢诺先生的日子，转瞬之间，却成了诀别，天人永隔，令人遗憾至极。 巴斯蒂教授告诉我，谢诺先生的葬礼将于7月30日举行，她也将与谢诺先生的亲属及生前好友，一同去向谢诺先生的遗体告别。7月31日，她通过电子邮件给我描述了谢诺先生的葬礼：“昨天，谢诺先生的葬礼在巴黎拉雪兹公墓举行，葬礼上除了通常的仪式安排，还播放了谢诺先生生前有关旅行和时间观念等方面的谈话录音，亲朋好友无不为之深深感动，并在莫扎特B大调巴松协奏曲中，向谢诺先生遗体告别。” 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谢诺先生的一生，是求知和贡献的一生。可以说，他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他除了研读、写作，就是旅行。之后，把读书和行路所感、所得，经过分析、研究，写下来贡献给他人。据巴斯蒂教授和里昂第三大学教授利大英先生（Grégory LEE）以及谢诺先生的家人讲，谢诺先生虽然重病在身，但一直在伏案写作，整理和修订上个世纪70年代完成的有关中国史研究的著作，并商定由里昂纸老虎书局（Maison d`Edition Lyonnaise – Tigre de Papier）再版他的四卷本著作《中国现代史》。真可谓“生命不息，笔耕不辍”。据说，他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在1988年之后的几次中国之行，深深地触动了他，促使他对过去的一些观点进行反思。这一点，他在2004年及2006年和我的几次谈话中曾流露过。他如此忘我地整天伏案工作，是因为他在病逝前两个月查出胰腺癌晚期后，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该做的事情，必须抓紧。我知道，他身体每况愈下，与他2006年年初的一次严重外伤不无关系。2006年我在巴黎，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到谢诺家中拜访。与以往不同且让我感到纳闷的是，他住宅大门的密码没改，而住户按钮上的名字却变了，而且我走的不是以前那个木制螺旋式狭窄、陡峭的私家楼梯，而是宽敞的公共楼梯。楼道的尽头敞开一扇门，谢诺先生端坐在门内的一张太师椅上，没有像以往那样亲自下楼为我开门。他微笑着起身与我握手，用中国话对我说：“欢迎你，老朋友”。几句寒暄之后，他把椅子搬回客厅里，关上门，接着问道：“说真的，你看我的身体有变化吗”？我说：“比2004年的这个时候要好，不见衰老，反见年轻了。”我说的是实话。他看上去满面红光，比以前也稍胖了些，话音仍是铿锵有力。他摇着头说：“你没听说吗？我今年年初大病一场，是中医，或者说是中国救了我的命。”我说确实不知道。他告诉我：那天，他准备往墙壁上挂一幅画，站在凳子上，弯腰取夹在两腿之间的画框时，突然身体失重，仰面摔倒在螺旋楼梯的台阶上，当即昏迷不醒。经医院抢救，苏醒过来之后，四肢却不能活动，语言也出现了障碍。医生告知家属，病人年事已高，没有骨折和颅脑损伤，已是不幸中之万幸，至于恢复四肢的活动能力，实在是回天乏术。西医没有办法，他也对自己的康复不抱太大希望，毕竟年龄不饶人。一位法国朋友来家看他，向他推荐了一位在巴黎行医且颇有名气的中国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针灸和服用中成药，加上他积极配合和面对疾病的乐观心态，他的语言和四肢活动能力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他非常感激这位中国医生，更崇拜中医药的神奇。我所说的他满面红光，比以前也稍胖了些，实际是他摔伤之后的半年多时间很少到户外活动的结果。这次意外之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而有生之年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他仍然很乐观，很坚强，我们会面的当天晚上，他还执意拄着拐杖步行，请我到距他家一公里以外的中餐馆共进晚餐。11月29日，我回国前去向他辞行时，他把事先准备好的两部法国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出版的有关古代中国的著作送给我，并说要把另外一些书籍赠送给里昂纸老虎图书馆。他很高兴，分手的时候一再重复：希望早些再见，2008年北京见。 谢诺先生的性格自强、刚毅、豪爽。他的动手能力特别强，让我十分佩服。这点是他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的地方。小到家装，大到镌石，他似乎无所不能。去过他家的人都会被阳台墙壁上悬挂的两块石匾所吸引。右侧石匾所镌为“太平”，左侧石匾所刻为“大同”。四个中文大字，涂以红色油漆，格外耀眼夺目。这是他上世纪90年代初的杰作，集中反映了谢诺先生一生中的思想和追求。 谢诺先生1922年10月2日生于巴黎，父亲是土木建筑工程师。谢诺先生1941年7月取得巴黎索邦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翌年7月又取得中世纪历史高等研究文凭。其间，他做大学兼职教师，讲授古文字学。 谢诺先生就读索邦大学期间，法国正遭受法西斯德国的侵略。他很早就投身抗德斗争，先后加入“基督教青年会”、“天主教文学小组”，特别是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组织——“法兰西抵抗运动”。1943年5月的一天，他在某教堂出口散发传单时，突然被盖世太保逮捕，被关进弗雷讷圣乔治城堡。获释后不久又再次被捕并判处15个月监禁，直至1944年8月巴黎解放才被解救出狱。1945年10月，谢诺先生担任日内瓦国际大学互助组织（l`Entraide Universitaire Internationale）秘书。未几，被该组织派遣，与其他三位同事到亚洲考察，为期两年。考察的内容主要是各国高校教学和学生学习条件等。当时，印度支那战争初起，任何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联系活动，都在法国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1947年7月，谢诺先生在印度新德里考察，曾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外交代表往来。之后，在曼谷考察时，又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取得了联系。在西贡考察时，他与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建立了关系。1947年9月，他由一位法国人和两位越南人陪同，对越盟进行采访。采访刚刚结束，他即被法国巡逻队逮捕，并被印度支那法国高级专员公署指控危害了国家的海外安全，并犯有叛国罪，被关押在西贡中央监狱达四个半月之久。后来虽然免予起诉，但却被驱逐出印度支那。 1948年1月，谢诺先生初次来到中国，先后访问了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战之中，但中国的许多事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深深地吸引了他。他在中国逗留长达六个月之久。这次中国之行，对他的未来起了决定性作用。1948年初秋回到法国后，他做出重要选择：放弃有关“中世纪康斯坦斯主教会议（1414～1418）”博士论文的撰写，入东方语言学校（即今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准备研究现代中国。从此，谢诺先生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0年，谢诺先生初步决定以“中国工人运动”为题，准备国家博士论文。1951年7月，他以优异成绩取得了中国语文文凭。1952年3月，他曾为巴黎文学院历史教师资格考生做有关现代中国的学术演讲，题目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社会”。应该说，从这时起他崭露头角，他的才华颇得布洛代尔（Fernand Braudel）、勒努万（Pierre Renouvin）和狄罗泽尔（Jean-Baptiste Duroselle）等著名教授的赏识，他有关东南亚及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也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1953年，他被任命为法国国家科学院（CNRS）助理研究员，同时在索邦大学勒努万和拉博鲁斯（Ernest Labrousse）两位教授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当时确定的论文题目是“1911～1927年中国产业工人”。准备论文期间，他还为索邦大学预科学生做过题为“1840～1914年之远东”的讲座。 1955年，谢诺先生发表的处女作《越南史》，成了西方了解和研究越南历史的第一部参考著作。就在这一年，年仅33岁的谢诺先生被选为高等研究实验学校第六系（即今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教授。从1956年起，他同时在巴黎政治研究学院（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任教。由于学识渊博、思想活跃，谢诺这位优秀而又热情的年轻教授在后来的20年间，一直受到法国及外国大学生的崇拜和敬仰，无论是授课还是演讲，教室或会议室里从来都是座无虚席。谢诺先生很有语学天赋，他不仅熟谙中文，而且通晓英文、德文、俄文及西班牙文。他不仅培养了一代研究中国、越南及东南亚历史的专家，而且影响扩大到了当时的第三世界。他的许多著述都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西文、葡文、中文和越南文出版。谢诺先生堪称一代宗师，为西方人了解和研究东方文明做出了极大贡献。 1957、1960年，是谢诺先生第二次和第三次来中国。他这两次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主要是做学术访问，为完成博士论文搜集中国方面有关民国初年工人运动的资料。其间，他不仅查阅了部分档案、文献，还采访了工人运动的参加者。谢诺先生的国家博士论文题目最后确定为“1919～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1962年，论文完成。巴斯蒂教授说，他的“这篇论文，是一位西方史学家在立足中国档案和史料并参考外国文献的同时，完成的第一部有关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 谢诺先生博士论文答辩之后即由巴黎穆顿出版社出版，成为20世纪60年代法国年轻史学派奠基著作之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革新了法国中国学。当时，法国中国学界基本没有人熟悉，更没有人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谢诺先生不仅是法国这一学科研究的拓荒者，他的研究也得到了国际中国学界的广泛承认。 1968年10月，谢诺先生任巴黎索邦大学教授，讲授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农民运动，以及第三世界的社会及民族运动等。1970年，古老的巴黎索邦大学分成七所大学，谢诺先生是巴黎第七大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从1971年起，开始在该大学讲授东亚历史，同时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院教授。 1977年，谢诺先生的四卷本《中国现代史》全部问世。据巴斯蒂教授讲，“这部著作不仅一直深受法国大学生的欢迎，而且在被译成英文出版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了美国学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学生推崇的教材。”[h1] 与许多法国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一样，谢诺先生在政治方面也十分活跃。1948年秋结束东南亚的考察回国后不久，他就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并且是一名活跃的党员。他积极参加并组织各种反对20世纪40～50年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肮脏战争”的活动。60～70年代，美国侵略越南期间，谢诺先生搜集了大量证据，并于1966年和1967年罗素裁判所（Tribunal Russell）两次在斯德哥尔摩和罗斯基勒开庭时，与凯恩（Marcel-Francis Kahn）、伟基业（Jean-Pierre Vigier）、史华慈（Laurent Schwartz）、勒贝留（Madeleine Rebérioux）等法国教授一起指控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他也曾是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被称为“毛泽东思想的同路人”。1968年以后，他经常发表对法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对法国教育制度和教育管理体制不满的言论。1975年前后，他开始从东南亚历史教学和研究中淡出；1978年夏，他决定提前退休。 有关提前退休，谢诺先生曾于1978年6月份致函澳大利亚、北美及欧洲国家经常在中国和越南问题研究方面与他保持联系的同行和机构。他的“这封信是用西方中国学家的‘通用语言’英语书写的”，比较简短，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告知过去的同行（ex-collègues）：近些年来，我不再把自己视为中国和越南问题的学术‘专家’。我逐渐放弃了专业研究，放弃了撰写学术著作和论文，放弃了参加大学研讨会和报告会，放弃了为一些专刊撰写报告，放弃了授课和讲座，放弃了指导博士论文，放弃了大学评审委员会委员的席位。我再不想从事上述任何一项活动。”在谈到这些“放弃”的原因时，他说：“我做出这个决定，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我对大学的现行体制本身，特别是对大学有关权利、资金和威望方面的把戏，越来越感到不满。二，我越发坚信，如果说专业研究（脑力‘劳动’）在我们的社会上确有一席之地的话，那么，也是由于这些专业研究与广义上（大学微观社会以外）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缘故，才被认为是正当合法的。我始终把我在远东方面的研究、著述和其他学术活动，看作既是在揭露帝国主义方面的政治贡献，又是在主张同中国和越南团结一致方面的政治贡献。这种政治忧虑不会改变，但不会再采取大学某一项‘研究’的形式去表现。”接着，他又写道：“我曾经问过自己，这种政治参与有哪些限制。毛泽东说过，‘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我既无意也没办法‘品尝’中国或越南。但我总可以尝几口多汁的法国吧！换句话说，我把我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了我自己的祖国方面。我希望，这次转向会让我更好地把我的脑力劳动纳入问责社会的某种实践中：发展原子能的得失、法国共产党的危机、反对中央集权主义的地区性运动、左翼知识分子的角色、1968年“五月风暴”（按：1968年5月法国爆发的由大学生发起的全民运动。5月底，戴高乐总统以军队为后盾，发表电视讲话：“我不会辞职，我有来自人民委托的权力”，“我将采取其他步骤”制止政局动乱的继续。“五月风暴”遂逐渐偃旗息鼓）的遗产。假如知识分子果真能够‘研究’这些问题，也只有同那些与上述问题相关的人密切合作。至于中国和越南，我被放在了缺乏想象力和没有生气的‘专家’及公共关系‘干部’的唯一的小圈子里。对此，我一点儿不感兴趣。”（见谢诺《知识分子的参与（944-2004）——一个特立独行史学家的历程》） 谢诺先生在告别大学讲台的同时，也告别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告别了越南史研究，告别了东南亚历史研究。当时，他56岁，应该说正是从事教学和研究的黄金时期。确实令人惋惜。然而，在与他的接触和谈话中，我从未感觉到他为当年做出的这样一个重大决定而后悔或遗憾。 确实如谢诺先生所说的那样，需要他去做和等待他去做的事情很多。离开讲台，他即投身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运动，如反对核试验。1985年“彩虹勇士”号事件发生后（按：7月10日深夜，停泊在奥克兰港口奉绿色和平组织之命正在赶往南太平洋法国核试验基地穆卢罗瓦岛，抗议即将进行的核试验的“彩虹勇士”（le Rainbow-Warrior）号被秘密炸沉。经新西兰警方调查证实，这是由法国海外安全总局情报中心奉国防部长和三军总参谋长之命所为，代号为“毁灭彩虹行动”。事件结局是，国防部长及三军总参谋长被迫辞职，海外安全总局局长被罢免，法国总理通过大使向新西兰总理表示口头道歉，法国总统正式向绿色和平组织道歉），他亲赴奥克兰，代表法国人民向新西兰人民致歉。1997～2004年，谢诺先生出任法国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 France）理事会会长、名誉会长；2004年起，任《环保与政治》（Ecologie & politique）及《文学半月谈》（La Quinzaine littéraire）杂志编委会委员及学术顾问。 谢诺先生常以“historien franc-tireur”（“特立独行史学家”）和“intellectuel franc-tireur”（“江湖墨客”）自称。事实确是如此。无论是研究历史问题，如中国历史、越南历史、澳洲殖民史、澳洲当代史等，还是研究现实问题，如生态环保、社会问题、建设政治文化等，他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且是什么时候想说，就什么时候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也绝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退休后的30年时间里，他比其他教授、专家、学者、知识分子更轻松，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 “老马识途”，是谢诺先生十分喜欢的一句中国成语。他很清楚这个成语典故，也明白它的引申意思，经常十分得意地自称“老马识途”。特别是近20年来，在有关中国的著述和演讲和谈话中，这句成语不时挂在嘴边。此言一点不虚。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他头脑依旧清醒，记忆力很好。例如，对于上世纪50～60年代有关近现代中国乃至古代中国的政治、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仍能脱口而出，特别是有关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等，讲得是相当准确。而且他的思想不僵化，思维和分析能力不减当年。自诩“老马识途”，也是在表明，虽然离开了法国中国学界，但有关近现代中国，甚至当代中国，他仍是十分了解，做起研究来，不比别人逊色，也没有落在别人的后面。确实，30年前，他曾以自己的学识为学生和同行答疑解惑，指导他们的研究，当今法国近现代中国学界许多成绩卓著的学者，如清末中国教育问题专家法兰西学院院士巴斯蒂教授、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问题专家白吉尔教授（Marie-Claire BERGÈRE）、近现代中国农民运动专家毕昂高教授（Lucien BIANCO）、近现代中国工人运动专家鲁林教授（Alain ROUX）等，或师从谢诺先生，或接受过谢诺先生的指导。30年后的今天，他以自己的博学，为更多的人领航。记得，2006年与他进行“学术会晤”时，他曾经这样说过：“法国和中国同样是对人类文明和进步有影响、有贡献的国家，尤其是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评价中国，也应该做三七开，功大于过。这是我半个世纪以来不断了解和观察中国得出的结论，应该没错。‘老马识途’吗！冷战时期，法国冲破阻碍，同中国建交，是明智之举，后来的许多事实都证实了这一点。”他还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是东方大国，也曾是世界强国，甚至是最强国。在不久的将来，世界还会是中国的。”我相信，谢诺先生的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说出的，是他多年观察、研究中国之后得出的结论。 我与谢诺先生之间的友谊和交往开始于1994年我在法国考察近代中国研究期间。他是法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开创者，对法国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十分清楚，是我考察法国近代中国研究期间采访的法国著名中国学家之一。初次去拜访他时，他已经告别法国中国学界16年。其间，他既不再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及东亚问题，也很少参加国内外大学或研究机构组织的各类学术活动。但是，他对中国的兴趣仍然十分浓厚，说起来滔滔不绝。他向我介绍了他从1948年初次访问中国开始，到1978年退出法国中国学界，这30年中自己的研究和近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及法国中国学在国际中国学界的影响和作用。那次长达3个小时的采访让我对谢诺先生充满感激和敬佩之情。此后，我每次访问法国，都要去他的家里看望他；他后来三次来中国时，也希望我能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他。 谢诺先生带着对未竟事业的遗憾，带着对人类和平的希望，也带着对中国的浓重情结，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先生，请一路走好！我们永远怀念您。 注：谢诺先生匆匆“离去”的素描，取自谢诺先生家属发来的讣告。文中所参考的资料，除了谢诺先生的《中国日记》和《知识分子的参与（1944-2004）——一个特立独行史学家的历程》，还有巴斯蒂教授纪念谢诺先生的文章《回忆中国学大师谢诺》（Souvenirs de Jean CHESNEAUX, maître chinois），以及法国越南史专家赫美礼教授（Daniel Hémery）为《法国工人运动、社会运动人物辞典——1940～1968》第二卷（Le Maitron,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u mouvement ouvrier, mouvement social, de 1940 à mai 1968, tome 2）撰写的词条“谢诺——一代史学宗师”。在此，谨向巴斯蒂教授和赫美礼教授表示由衷谢意。 附： 谢诺先生的主要著述： 《越南史研究初探》（Contribution à l'histoire de la nation vietnamienne, Éditions sociales, 1955） 《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Le Mouvement ouvrier chinois de 1919 à 1927, Mouton, 1962, rééd. éditions de l'EHESS, 1999） 《19-20世纪中国的秘密会社》（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chinoises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Julliard, coll. “Archives”, 1965） 《19-20世纪的东亚》（L`Asie orientale au XIXe et XXe siecle, PUF, 1966） 《越南——政治与历史研究》（Le Viêtnam. Études de politique et d'histoire, Petite Collection Maspero, 1968） 《19-20世纪中国的民变与秘密会社》(Mouvements populaires et sociétés secrètes en Chine aux XIXe et XXe siècles, Mouton, 1970) 《越南的传统与革命》（Tradition et Révolution au Viêtnam, ouvrage collectif, Anthropos, 1971） 《越南》（Le Vietnam, Maspero, 1972） 《中国农民运动（1840-1949）》（Le mouvement paysan chinois 1840-1949, Le Seuil, 1976）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关于历史与史学家》（Du passé, faisons table rase ? À propos de l'histoire et des historiens, Maspero, 1976） 《中国现代史》（Histoire de la Chine contemporaine, ouvrage collectif, Hatier, coll. “Histoire contemporaine”, 4 vol., 1970-1977） 《法国共产党——一种生活的艺术》（Le PCF, un art de vivre, Lettres nouvelles/Maurice Nadeau, 1980） 《要勇往直前，不断冒险——十年百姓斗争连环画，1970-1980》（En avant vers de nouvelles aventures, dix années de luttes populaires en bandes dessinées, 1970-1980, ouvrage collectif, Larzac-Université, Millau, 1980） 《孙中山》（Sun Yat-Sen, Bxuxelles, Editions Complexe, 1982） 《从政治角度解读凡尔纳》（Une lecture politique de Jules Verne, Maspero, 1971, rééd. 1982） 《论近代化》（De la modernité, François Maspero-La Découverte, 1983） 《横跨太平洋》（Transpacifiques, La Découverte, 1987） 《近代化-世界》（Modernité-monde, La Découverte, 1989） 《太平洋上的法国——从布干维尔到穆卢罗瓦》（La France dans le Pacifique, de Bougainville à Mururoa, La Découverte, coll. “Cahiers libres”, 1992） 《与时俱进》（Habiter le temps, Bayard, 1996） 《中国日记——1988、1995、1998》（Carnets de Chine, 1988, 1995, 1998, La Quinzaine littéraire-Louis Vuitton, coll. “Voyager avec”, 1999） 《旅行的艺术》（L'Art du voyage, Bayard, 1999） 《凡尔纳——世界一瞥》（Jules Verne, un regard sur le monde, Bayard, 2001） 《知识分子的参与（1944-2004）——一个特立独行史学家的历程》（L'Engagement des intellectuels 1944-2004. Itinéraire d'un historien franc-tireur, Privat, 2004） [h1]出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