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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汇集了一大批杰出知识精英的西南联大教授会,秉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授治校”的传统,在联大校务管理和学校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二·一”运动发生后,原本非政治性的教授会也不得不在政治是非面前表明立场,它运用自己特殊的社会影响,采取一系列步骤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镇压民主的恶劣行径,给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以有力的支持。同时,教授会的内部矛盾也随着运动的深入而突显出来,发展为公开的对立。在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革面前,尤其是经过运动的洗礼,在闻一多、吴晗等进步教授感召下,更多的教授逐渐转向进步方面。 1945年底发生在昆明的“一二·一”事件,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全国民众反内战、争民主的要求和心声,短短数月间发展为一场波及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以“新的‘一二·九’”[1]名垂史册。素有大后方“民主堡垒”之称的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发源地。西南联大的广大青年学生,在中共云南省工委及其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的领导下站在运动的最前沿,是斗争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一二·一”运动能够在全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并迫使国民党政府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联大教授们对于学生的同情和支持。西南联大的百余名教授,虽然经历不同,政见互异,但在学生的民主斗争遭到国民党云南省当局迫害时,他们作为一个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精英群体,多次用西南联大教授会的名义发表文告,谴责当局者摧残民主的行径,直至以停课的特殊方式支持学生们的抗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教授,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始终与学生们并肩斗争。本文拟以“一二·一”运动期间联大教授会召开的9次会议为基本线索,对教授会、学校当局与学生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期对全面认识“一二·一”运动和联大教授群体在运动中的作用有所裨益。 一 联大组织体系中的教授会及其内部情形 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镇,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向有“教授治校”的传统,教授会的组织由来已久①。三校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2日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后,沿袭了这一做法。学校创建之初,共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工学院4个学院17个学系②。1937年10月4日,校常委会议首先推定了17个学系的教授会主席,负责主持各系系务③。学院一级设有院务委员会,由该学院院长、各系教授会主席及教授代表组成。1938年10月26日,西南联大常委会正式通过了《教授会组织大纲》。12月27日,联大教授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推选参加1938学年度校务会议的教授、副教授代表。自此,教授会成为西南联大学校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始行使其职能。可见,联大的教授会分为系和校两级,学院一级不设教授会,而实际上对校务发生作用的,主要是校教授会。 西南联大校一级行政架构,分别设有常务委员会会议、校务会议和教授会三个机构。校常务委员会是联大最高行政领导机构,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及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原定常务委员会主席由三常委轮流担任,因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常驻重庆,蒋梦麟也不常在昆明,常委会议实际由梅贻琦主持。1938年10月后,各学院院长和校机关各处处长得列席常务委员会会议。常委会之下是校务会议,1938年5月制订的《校务会议组织大纲》规定,校务会议由常务委员、常务委员会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与教授、副教授代表组成,以常委会主席为主席④。校务会议的职权为审议学校的预决算、学院学系之设立及废止、学校工程、建筑及其他重要设备、校务改进事项、其他常委会交议事项。校务会议之下就是教授会。 依照《教授会组织大纲》,校一级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校常务委员和常委会秘书主任为当然成员。开会时以常务委员会主席为主席。教授会主要负责审议下列事项:(一)教学及研究事项改进之方案;(二)学生导育之方案;(三)学生毕业成绩及学位之授与;(四)建议于常务委员会及校务会议之事项;(五)常务委员会及校务会议交议之事项。[2](p111)此外,选举参加校务会议的教授、副教授代表,也是教授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从上述规定及实践的情况看,教授会并非如有些著作所说的是一个单纯的咨询机构,只是负责听取学校常委的工作报告,向常务委员会或校务会议提出建议,而是被赋予了对一些事务包括重大事务的决定权。校常委会议和校务会议做出的决定,有时需要拿到教授会上通过。教授会做出的决定,校常委会议和校务会议也应予以认可。三者的关系颇近乎于冯友兰所述合校之前清华大学三级会议的情形:“评议会好象是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校务会议又好象是评议会的常务委员会。因为这三级会议还各有自己的职权,各有自己的名义。校务会议不能用评议会的名义办事,评议会也不能用教授会的名义办事。”[3](p288)⑤ 由于教授、副教授的调离晋升,有资格出席教授会的人数是不断变化的。按照1945学年第1学期的统计,西南联大教员总人数为378人,教授158人,副教授8人,教授、副教授占总人数的约42%。[4](p385)这166位教授、副教授,就是当年教授会的成员。其中又有12人,被选举为出席校务会议的教授会代表。[5](p549)但教授会每次开会都有人因出国研修或休假请假而缺席,出席者一般在100人上下。 教授会的会议也是不定期举行的。据现存的会议纪录,教授会共召开过31次会议。以学年计,1938年开会1次,1939年开会3次,1940年开会1次,1941年开会5次,1942年3次,1943年2次, 1944年4次, 1945年12次[5](pp519~567)。总的看来,一般情况下教授会开会次数不多,但遇有重大情况发生时则频繁召开会议,如1945年的11月到12月的一个月,正值“一二·一”运动期间,教授会共开会9次,几占8年全部开会总数的三分之一。 联大教授会在学生中和社会上的威望,归根结底是由教授们的地位决定的。就社会地位而言,民国时期大学教授高居于知识分子的上层,职业稳定,待遇优渥,受到全社会的普遍敬重,属 ①依照北京政府1920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当时北京大学就建立了教授会。1927年制订的《清华大学组织大纲》也规定学校设立教授会。 ②到昆明后增设了师范学院,学系也做过一些调整。 ③1939年6月以后,各系教授会主席改称为系主任,由校常委会聘任。 ④以后又增加了训导长。 ⑤清华大学的校务会议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各学院院长组成,评议会系由校行政当局与教授会的代表组成。 于社会名流之列。当政者为展示风度和胸襟,粉饰政绩,不管是不是出于真心,也时常做出礼贤下士的姿态,表示对知识精英的尊重和礼遇。说到学术地位,西南联大教授更是群英荟萃,集一时之选。文学院的冯友兰、闻一多、朱自清、唐兰、吴宓、洪谦、汤用彤、金岳霖、贺麟、雷海宗、郑天挺、向达、吴晗,理学院的叶企孙、江泽涵、陈省身、华罗庚、饶毓泰、吴有训、吴大猷、赵忠尧、杨石先、曾昭抡,法商学院的周炳琳、陈序经、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赵传、燕树棠、潘光旦、费孝通,工学院的施嘉炀、陶葆楷、李辑祥、刘仙洲、任之恭、章名涛、马大猷、梁守,师范学院的杨振声、沈从文、余冠英、袁家骅、查良钊等,无不是满腹经纶、造诣精深的学界翘楚,有的还是国内许多学科的奠基人,在国际学术界也有相当高的声望。如此强大的教授阵容,国内任何大学难以望其项背。虽身处战乱岁月,简陋的联大校园里,仍是群星璀璨,交相辉映,弦歌不辍。一向风气闭塞的边城昆明,也因西南联大的到来而得益,成为大后方的一个文化中心。 鉴于联大教授这一特殊群体所拥有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得到教授群体的支持,无疑能从很大程度上影响舆情,从而在同对方的博弈中增加自己的筹码。因此,国共两大政治势力都特别看重联大教授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取向,力图把他们争取到自己方面来。 蒋介石嫡系陈立夫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后,推行“以党治校”和党化教育,加强国民党对高等院校的控制。1939年,教育部专门颁令,要求出席联大常委会议的都必须是国民党员,并且要求院长以上的教职员都必须加入国民党,同时在联大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直属党部和三青团直属分团部,分别由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和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陈雪屏任书记长。为强化对师生思想活动的监督和控制,联大还遵照教育部训令设立了训导处。“这种公开地以党治校,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3](p295)然而,国民党的这种“生拉硬拽”的努力收效甚微。联大政治系系主任张奚若,本来是老同盟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却一直拒绝加入国民党。其他如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中文系系主任朱自清、教授闻一多等,都明确拒绝参加国民党。一些勉强加入了国民党的院长、教授,态度也十分冷淡。主持校政的梅贻琦,虽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仍对“以党治校”的做法不以为然,而是主张坚持蔡元培创立的“兼容并包”的治校宗旨。他曾说:“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6](p184)故大致说来,国民党在联大教授中的势力不大,也算不上不活跃。 中共团结争取联大教授的工作则进展顺利。1943年9月,中共南方局派华岗到昆明,做争取龙云的工作。华岗以云南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在昆明知识界开展工作。其间,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曾致信华岗,大意是: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是反抗的,他们也在探索,在找出路,而且他们在学术界,在青年学生中,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所以应该争取他们,团结他们[7](p566)。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华岗分别拜访闻一多、张奚若、曾昭抡、潘光旦、吴晗、费孝通等联大教授,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和友谊。由华岗倡议,他们组织起西南文化研究会,经常在一起聚会,研讨学术,交流对时局的看法,传阅中共领导人的有关著作。成立于1943年5月的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集合了一批大学教授、文化界知名人士、中学教师和地方实力派人物。联大教授吴晗、闻一多、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云南大学教授楚图南、周新民、尚钺、潘大逵,与著名的社会活动家罗隆基、李公朴等,都是民盟支部的重要成员。他们在支部机关刊物《民主周刊》发表文章,评论时政,揭露统治者的腐败,呼唤民主政治,在昆明社会各界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他们的积极推动,昆明的民主运动高潮迭起。如1944年纪念抗战7周年时事座谈会,双十节形势演讲会,护国运动30周年纪念晚会,鲁迅逝世8周年纪念会,1945年“五四”纪念大会,庆祝抗战胜利的联欢晚会等,均造成很大的声势,为沉闷的昆明政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 闻一多、吴晗等人都是声誉卓著的杰出学者,他们率先走出书斋,毅然投身民主运动,是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强烈责任感而做出的抉择。闻一多不止一次地对自己的胞弟、联大外文系教授闻家驷说过:“千百万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自己也在饥饿线上挣扎;不是我们不·52·想研究学问,现实逼得我们不得不走出书斋啊!”[8](p374~375)他在与数学系教授华罗庚谈心时说:“这些年我们不是亲眼看到国家糟到这个地步!人民生活得这样困苦!我们难道连这点正义感也不该有?我们不主持正义,便是无耻、自私!”[8](p140)闻一多还向本系同事王力教授宣传进步思想,介绍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政治清明。王力说:“这是我第一次受到革命教育。”[9](p92)社会学家费孝通后来谈起自己的从政经历时也说:“访美归来,国内政局日趋紧张。我忧心国事,1945年由潘光旦先生介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10](p230)著名化学家曾昭抡也积极参加民盟的活动,每次开会“闻一多先生一向是慷慨激昂的,而曾公则常常默默地听着,不太作声,有时插上几句话,不是讲什么大道理,而常是具体地建议做些什么事;凡是要他承担的,他没有推辞过”[11](p212)。至于张奚若,早就对国民党彻底失望[12](p60)。 客观地说,在联大的百余名教授中,像闻一多、吴晗这样政治上已经觉醒并敢于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的人为数并不多,大多数教授仍属无党无派的状态。联大教授均乃饱学之士,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有学者的良知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又大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①,接受过西方自由民主精神的熏陶,普遍地崇尚个人自由,向往民主政治。抗战期间,教授们的境遇也每况愈下,与普通百姓一样饱受生活的煎熬。据联大经济系教授杨西孟的调查,以1937年大学教授工资350元计,到1943年其实际购买力只有8元左右[4](p562)。化学系教授黄子卿有诗云:“饭甑凝尘腹半虚,维摩病榻拥愁居。”[12](p59)年仅37岁的历史系教授张荫麟贫病交加,无钱医治,抱憾而终。中文系教授萧涤非无力抚养自己的新生儿,只得忍痛送给别人。物理系教授吴大猷穿着带补丁的裤子给学生上课,还在自己家里养了两头小猪[13](p31、38)。就连梅贻琦的夫人,也不得不与其他教授夫人一道自制点心出售,甚至到校门口摆地摊出卖衣物。为解决生计问题,联大教授会曾多次开会,经校方向教育部提出增加薪金的要求,并推举代表赴渝反映教授们生活上蹇促困厄的真实情形。在内心深处,他们对国民党的专制和腐败是不满的,如一向不问政治的朱自清,在听冯友兰讲了国民党六大的会议情况后,也忍不住在日记中大发感慨:“使余等大失所望。老头子(指蒋介石)毫无远见,失去声望。彼全然背弃自己之信念,迟早将引起反抗。”[14](p347)可是,这些人要么拘泥于“君子不党”的传统和知识分子的“洁癖”,像旧时的士大夫一样独善其身;要么对国民党还存有某种程度的幻想,期望国民党能够刷新政治,改弦更张;要么出于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忌惮,担心受到迫害,仍然矜持而又谨慎地与现实政治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埋头致力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以上是抗战胜利前后联大教授会与教授群体的一般情形。 二 教授会的第一个声音:抗议! 八年抗战胜利,让饱受战乱之苦的全国民众看到新的希望。人们热切盼望国共两党能消弭争端,国家从此能够和平安定,推进民主政治,改善民众生活,重建被战争严重破坏的百业。当然,这也是生活在贫困线上的联大教授们的心愿。 民盟中央率先发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十项主张。中共方面顺应民意,于8月25日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实现民主政治的六项紧急措施。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电邀,亲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联大师生也密切关注着谈判的进展。9月4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三校学生自治会等举办“从胜利到和平”晚会,发表由吴晗起草、闻一多修订的《昆明教育文化界对于胜利后国是的意见》,提出根绝内战危机、改善民生、惩办汉奸的主张[15](p892~895)。10月1日,由联大政治系主任张奚若领衔,钱端升、周炳琳、陈序经、汤用彤等10位著名教授以“目击政治纷乱所加于人民之损害,亦既有年,值此治乱间不容发之际,观感所及,不容缄默”,联名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表达对国是问题的见解,要求国共两党立即同意召集 ①据某年的统计,西南联大179名教授副教授中,留美97人,留英18人,留日3人,总计156人,占总数的87%。26位系主任,除中文系外,皆由留学归来的教授担任。5位院长都是留美博士。见《北大与清华》,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63~264页。 包括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之政治会议,共商成立联合政府事宜,并强调废除个人专制、用人应重德能、禁止军人干政、惩办汉奸分子,强调其意见和建议“皆属今日当务之急,亦为国家根本之图”。[2](pp204~206)① 然而,和谈不过是国民党愚弄民众的障眼法。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把大批精锐部队调往内战前线。到9月中旬,已调集36个军73个师的兵力,分别沿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线推进,企图迅速控制华北、华东的战略要地和交通线,分割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的战略通道。10月10日,国共签署了《国共谈判会谈纪要》(双十协定)。13日,蒋介石就下达了进攻解放区的密令,要求军队将领遵照他手订的《剿匪手本》,“督令所属,努力进剿”。 为剪除异己,肃清内部,蒋介石还对地方实力派采取了行动。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经营地方近20年。抗战后期,龙云对蒋介石消极抗日不满,与中共建立联系并秘密加入民盟,联合国民党内其他派别进行反蒋活动。在龙云的保护下,昆明的民主势力得到较快的发展,更加招致蒋介石的忌恨。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调卢汉率滇军主力前往越南受降。10月3日,国民党政府中央军驻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率部发动事变,占领昆明全城。蒋介石立即下令,免去龙云军政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参议院参议长,委任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另派CC骨干李宗黄任国民党省党部书记、民政厅长兼代省政府主席,关麟征为省警备总司令,建立起控制云南的党政军统治体系。李宗黄赴昆时,蒋介石再三叮嘱,务必消灭云南的“三害”,即民主堡垒、学生运动和地方军政系统[16](p393)。李宗黄主持云南省政后,立即着手清除龙云的势力,对民主力量实施打压,昆明的政治空气陡然一变。几天后,华岗秘密撤离昆明,行前,告诉闻一多和吴晗,形势已经变化,今后行动要谨慎,注意保存力量[15](p913)。不过,昆明的民主运动并未沉寂。国民党罔顾民意,积极筹备内战,激起了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猛烈抨击。11月2日,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当前中国第一件事是停止内战,避免内战,消弭内战。国家一切的问题,都应该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谁要用武力来解决党争的问题,谁就负内战的责任,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的公敌。”[17](p102)3天之后,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真相,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18](p1167)。11月19日,郭沫若、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在重庆发起成立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国统区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民盟昆明支部也鲜明地表达了反内战的立场。11月22日,费孝通发表《美国你不应这样———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长文,批评美国政府助蒋内战的政策,表示“我们不能看见中国分裂、混乱和退化,同时也不能容忍政治机构的腐化,吏治的黑暗,思想和言论的控制,以及种种庇护发国难财的特殊利益的政策”。“政治的改善,必须先实现民主政治”[19](pp347~355)。吴晗也为《时代评论》撰文,痛心地指出:“中华民族真到了严重关头,休养生息不暇,怎么能再来一个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大破坏?”“再打内战下去,人人受罪,人人受苦,人人被牺牲,人人无活路。”他大声疾呼:“不为别人,单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也非反内战不可。”[20](p13) 为了响应全国的反内战浪潮,中共云南省工委与联大“民青”于11月22日商定,由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4校学生自治会出面,组织反内战时事晚会,反对内战,呼吁和平。 李宗黄得讯后,即于24日晚与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国民党军第5军军长邱清泉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并在次日报纸上刊登告示: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25日上午,李宗黄禁止云南大学出借会场。四校学生自治会接受“民青”提议,决定将晚会会场改在联大新校舍大草坪,由联大学生自治会主持。当晚,时事晚会在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举行,到会的各大中学师生及社会人士有6 000多人。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4位教授分别发表演讲,主张迅速制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晚会进行当中,第5军邱清泉部包围联大本部,用机枪、冲锋枪、小钢炮向会场上空射击,还用切断电源、派特务扰乱等手段·54·①朱自清在9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上午钱来访,请我等在对当前政局申述意见之电报上签名,内容谈及蒋之独裁统治。我同意签名。”见《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68页。破坏,但与会群众不为所动,秩序井然,坚持把会开完。费孝通讲的一段话代表了与会者的心声:“为什么我们要黑夜中坐在此地开会呢?为的是呼吁和平!不但在黑夜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是要呼吁和平!”[16](p74) 国民党军警用枪炮对付和平集会的学生,而其中央社却颠倒黑白,在26日发出“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报道,激起了联大师生的同声愤慨。同日,联大学生自治会通过罢课决议,率先进行罢课,抗议云南省军政当局的暴行。闻家驷也当即撰文《当真是匪警吗》,痛斥中央社捏造事实的行径。28日,昆明市学联组成由31所大中学校参加的罢课联合委员会,通过《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即《罢课宣言》)。该宣言提出的政治主张包括:立即制止内战,要求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并提出了四项具体要求:一、追究射击联大的责任;二、取消禁止集会游行的非法禁令;三、保障同学身体自由,不许任意逮捕;四、中央社改正诬蔑联大之荒谬谣言,并向当晚参加大会之人士道歉。 学生罢课后,联大立即召开校务会议,决定就军警袭击时事晚会一事向地方当局提出抗议,同时劝告学生复课。29日,西南联大教授会在代常委、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主持下召开第1次会议①,决定如下事项:(一)同人站在教育立场,对本月25日晚军政当局行为,认为重大污辱,应依校务会议决议原则加强抗议。(二)召集全体学生训话,劝令即日复课,由全体教授出席。除代理常委叶企荪、教务长潘光旦外,另推代表3人发言。(三)推举抗议书起草委员8人。抗议书内容由起草委员会全权负责。(四)推张奚若、钱端升、周炳琳代表本会向学生训话。(五)推冯友兰、张奚若、钱端升、周炳琳、朱自清、赵凤喈、燕树棠、闻一多为抗议书起草委员(冯友兰为召集人)。[5](p550~551) 值得注意的是,教授会决议“加强抗议”一项是出席教授会的82人一致通过的,其中包括国民党籍教授,抗议书也是用联大全体教授名义发出的。这表明李宗黄之流的暴行引起了教授们的公愤。抗议书称:“集会言论之自由,载在约法,全国人民,同应享受,大学师生,自无例外,且断非地方军政当局所得擅加限制者……举国方以进入宪政时期,而地方军政当局,竟有此不法之举,不特妨害人民正当之自由,侵犯学府之尊严,抑且引起社会莫大之不安。兹经同人等于本日集会,全体一致决议,对此不法之举,表示最严重之抗议。”[16](p86)就连国民党联大党部负责人姚从吾,在写给联大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等的信中也只能无奈地说:“我们对罢课,不但不能挽救,且只有随声拥护。”[16](p411) 是日下午,张奚若、钱端升、周炳琳作为教授代表向学生讲话,劝说学生复课。朱自清记录了劝说学生的经过:“上午开教授会,选出3名代表劝学生复课。下午3时学生在阅览室集合开会,会场内有许多墙报。开会发言时,学生们又将许多新的标语贴在教师的呼吁书前。讲话者都发出紧急呼吁。会议结束前,罢课委员会贴出通告,谓不久将提出答复。大部分教授离去,少数留下来。一个温姓学生②以诗歌似的煽动性语言作了答复,××③认为这是挑战,他以激昂的声调回答。听众反应愤怒,他们要继续罢课,我们失败了。一多上了讲台,将局面安定一下,他承担了不少义务。”[14](p377)④ 事后,罢联派人分头访问联大有影响的教授,发表《致各师长书》,争取教授的支持。罢课宣言起草者、“民青”负责人袁永熙找到闻一多、吴晗,希望民盟方面支持罢课。出于对学生的关心爱护,起初闻、吴对学生的罢课之举是有保留的。闻一多说:“复课只是一个策略,并非放弃斗争!”在袁说明了罢课的理由并暗示这也是中共方面的意见后,他们表示理解[21](p37~38)。随后,民盟昆明支部发表声明,指出“罢课是正当的惟一的抗议手段”,学生的要求“不但合理,而且合乎人情,合乎国法”,明确表示了对学生罢课的同情和声援[16](p88)。吴晗还写了《抗议非法的武装干涉集会自由》一文,帮助学生争取社会同情。 ①是为西南联大1945学年度第2次教授会会议,也是运动期间召开的第1次教授会会议,以下依次类推。 ②据联大学生党员、“民青”负责人之一王汉斌回忆,此人的真实姓名是温功智。见《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下),第273页。 ③据《闻一多年谱长编》第930页所引王泽(王子光)日记,此人为周炳琳。 ④上述内容为朱自清11月28日日记所记,日期恐误。28日召开校务会议,29日召开教授会,两次会议朱自清均出席,可能将两次会议记混了。据28日校务会议记录,当时仅决定次日召开教授会讨论罢课处置办法。 迅速席卷昆城的罢课风潮,令云南军政当局始料未及,李宗黄遵照重庆电示,制订了“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的策略。他们组织起“反罢课委员会”,派特务闯入学校,殴打、绑架学生,撕毁墙报,强迫学生复课。联大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也予以配合,指使学生中的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冒充无党无派同学,挑起修改《罢课宣言》的争端,企图在学生中制造分裂。但上述措施并未奏效。27日,李宗黄、关麟征召集全市大中学校校长开会,限各校于28日无条件复课。关麟征在记者招待会上扬言:“他们有开会自由,我就有放枪自由。”[16](p118)29日晚,李宗黄、关麟征等密谋对爱国学生实行进一步镇压。李宗黄声称:“必要时不惜流血!”[20](p68)一场针对爱国师生的腥风血雨正在酝酿之中。 三 罢教还是停课? 12月1日上午,李宗黄亲自坐镇指挥,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和三青团省团部、第5军政治部便衣队和军政部军官总队的数百名暴徒,分头袭击了联大新校舍、联大师院、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和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南英中学等学校。暴徒们冲入校园后捣毁校舍,见人就打,甚至朝手无寸铁的学生投掷手榴弹,施暴后呼啸而去。事件造成南菁中学教师于再、联大师院女学生潘琰、联大师院学生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遇害,另重伤25人,轻伤30余人。地质系教授袁复礼、电机系教授马大猷、钱钟韩,在制止暴徒行凶时亦被殴致伤。 突如其来的血案,让习惯与书本、仪器和粉笔打交道的联大教授们感到惊愕和悲愤。冯友兰追述当时的情形说:“我在家里,忽然听到联大新校舍内发出了两阵手榴弹爆炸的声音,看见吴晗匆匆地从他家里跑出来,对我说:‘开火了!杀了人了!学校赶紧想办法。’吴晗同我所住的西仓坡联大家属宿舍,也有许多歪戴帽子、流氓打扮的人出出进进,显然是特务来威胁。后来又有人来说,新校舍墙内落了手榴弹,炸死了4个学生。事态更加扩大了。”[3](p297)当日下午,联大校务会议决定于2日上午召开教授会会议,研究当前事态与对策。在次日的第2次教授会会议上,叶企孙、查良钊、袁复礼、马大猷等分别报告了联大各处遭袭情形与损失。会议通过5项决议:(一)推派周炳琳、汤用彤、霍秉权参加死难学生入殓仪式,代表本会同人致吊,并代表同人向受伤者致慰问。(二)请主席向地方军政当局交涉,万一学生坚持抬棺游行,请准予进行。(三)建议学校拨校园地以安葬本校死难2同学。(四)接受助教28人建议书中关于法律部分,组织法律委员会,负责研讨。法律委员会由周炳琳、钱端升、费青、燕树棠、赵凤喈及建议书具名之法律系助教2人充任之。(五)罢教问题延缓讨论。[5](p553) 罢教问题是闻一多等人提出来的。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联大党组织和民青负责人洪季凯就向闻一多、吴晗介绍了坚持、扩大斗争的方针和民青、罢联的部署。两人深表赞同,表示教授会的工作、民盟的配合等由他们负责。洪还和闻、吴商定从即日起每天碰头一次,互通情况,共商如何配合行动[21](p78)。故闻一多在第二天的会上提议,教授应以罢教来声援学生,但教授会内部对此意见不一,此议被暂时搁置。 当日下午3时,罢联在联大新校舍图书馆前举行死难烈士入殓仪式。6时,联大全体同学公祭烈士。在挂满会场的挽联、挽幛中,联大教授会的挽联格外醒目:“争取和平自由,洒尽热血,凛凛浩气传千古;肃清豺狼鬼蜮,完成遗志,矻矻丹心在吾人。”代常委叶企孙主祭,汤用彤、周炳琳、霍秉权代表全体教授吊唁。主祭人叶企孙“欲言无语,而停止致词,联大代表哽咽着勉强说了几句话”[16](p115)。 云南地方军政当局的暴行非但未能达到恐吓学生的目的,反而激起全社会的一片声讨,社会各界纷纷发表文告,表示对学生的支持。联大教职员56人写信慰问负伤学生,说:“暴徒肆意屠杀学生,捣毁学校,行似禽兽,恶逾匪寇,凡属血气之伦,靡不发指,地方军政当局纵容啸聚,视若无睹,其为嗾使主谋,显而易见,同人等痛恨之余,拟采取一切有效方法,诉诸全国人士,以申正义,而遏奸暴。”[16](p344)云南大学教职员71人联名发表《敬告各界书》,直指云南当局“开民国史上未有之恶例”。民盟云南支部再次发表声明,呼吁一切主持正义的人们支援学生的爱国行动。2日,联大讲师、教员、助教及联大附中教员表示一致罢课,直到学生复课时为止。3日,中央社发布消息,把经过精心策划的惨案说成是一场“误会”,企图为李宗黄、关麟征卸责。没有人相·56·信中央社的无稽之谈,张奚若就当面斥责关麟征说:这个事件是警备司令部有预谋、有计划地挑起来的[3](p298)。联大的国民党党部负责人也感到难堪和被动,他写道:从1日起,不管事的学生也起来了,助教、教员,联合附中的教员,组织了一个讲师、助教联合会,也参加活动。4个棺材停放在图书馆内,一方面进行募捐,一方面铺张祭吊,一方面四出讲演,闹得人心惶惶,秩序紊乱。抱怨李宗黄等“热心有余,见识太差”,“捣乱者希望的惨案,他们竟代人家造成了!”[16](p412)深恐众怒难犯,惨案发生后联大的国民党组织一度偃旗息鼓,停止活动。 3日,联大学生自治会发表《致教师书》,感谢教授会的支持,进而情恳词切地希望教授们罢教,“用满眶眼泪向各位敬爱的先生们呼吁”,“更放开手来主持正义”,“希望先生们更多行动的支持,我们希望先生们罢教”[16](p116)。4日,西南联大召开第3次教授会会议。与会教授围绕罢教问题激烈争辩6个多小时,“气氛相当紧张”[14](p378)。张奚若、钱端升、闻一多等力主罢教,多数人仍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分歧明显。最后表决,赞成停课者61票,赞成罢教者19票。会上通过7项决议:(一)法律委员会委员,除上次会议推定之周炳琳、钱端升、费青、赵凤喈、燕树棠及助教代表曹树经、闻鸿钧外,再加请蔡枢衡、章剑、李士彤及助教丁则良参加工作。(二)委托校务会议招待中外新闻记者,并以书面说明此项事件真相。(三)电请3常委即日返昆主持校务。①(四)委托法律委员会搜集有关本次事件之史料。(五)自即日起本校停课7天,对死难学生表示哀悼,对受伤师生表示慰问,并对地方当局不法之横暴表示抗议。(六)由校务会议迅速设法劝导学生复课。(七)促法律委员会加紧工作,务期早日办到惩凶及取消非法禁止集会之命令。[5](p554) 这次教授会会议,虽然未能达成“罢教”而是“停课”,即便“停课”,在联大也是史无前例的。随后,全市大中学老师298人联名发表罢教宣言。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向达、费青等联大教授和许多青年教员、助教都在宣言上署上了自己的名字,毫不动摇地坚持“罢课”立场。 在力争法律解决的同时,教授们也拿起手中的笔,讨伐李宗黄等人的残暴,抒发心中的愤懑。费青在《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说:“死,本是最可怕的恐惧对象,但到了感到活下去比死还可怕可痛的时候,恐惧这心理就会跟着消逝。若是人民的心理已达到了这个无所畏的境地,于是暴力政治便也失掉了凭借,而成为无能。”[16](p139)向达的《我要问》一文,对当局的暴行和中央社的造谣发出强烈质问,批评学校和教师们对于惨案的反应过于软弱。费孝通的《青年是解散不了的》,揭露了当局用勒令各中学提前放假的伎俩破坏学生斗争的阴谋。闻一多的《人·兽·鬼》,则把李宗黄之流比之为野兽,发出“人兽是不两立的”,“最后胜利必属于人”的呐喊。[22](p425)吴晗也在文章中指出,“‘一二·一’继承了‘一二·九’,上溯到五四反帝反封建使命,前人的血迹替后人指了路标,纵然万分艰苦,纵然前途修远,集合全民族青年人的力量,我们必然会到达,一定会到达”。[23](p133)外文系卞之琳、师院教育系陈友松、国文系肖涤非等教授,都有悼念死难烈士的感人诗作。外文系教授、著名诗人冯至的挽诗《招魂》[24](p254~255),更是激情澎湃,直叩爱国师生的心扉。 昆明的罢课风潮迅速影响到全国,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广西大学等高校以及延安、上海、成都、重庆、山东等地的青年组织和学生团体,一些民主党派、文化界教育界团体和社会名流,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昆明师生的声援。国民党政府面临的不仅是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还有来自国际上的压力。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并派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军事冲突,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要求中国停止内部冲突和吸收民主党派参加政府。而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来重庆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继续进行国共谈判,也需要一个相对宽松和谐的氛围。上述种种因素,都使得蒋介石必须设法尽快平息昆明学潮。 惨案发生后,云南军政当局曾导演了一出“公审”闹剧,抓了两名替罪羊作为“凶犯”枪毙。李宗黄、关麟征已成为千夫所指,无法掌控昆明的局面。于是,蒋介石下令新任云南省主席卢汉出面办理惨案善后事宜,并派教育部副部长朱经农、联大常委、北大代校长傅斯年来昆协助。蒋介石还密令卢汉,如学生拒绝复课,准备作“最后 ①时梅贻琦赴北平视察清华园接收情况,张伯苓、傅斯年均在重庆。 处置”,即解散联大,三校提前复员。12月7日,蒋介石发表了《告昆明教育界书》,责难学生运动“妨害青年学业,贻误建国前途”,要求学生“重视课业,遵守纲纪”,要求教职员“应导学生于正轨,为社会作表率,切不可任令罢课风潮再有迁延”,强调“一切问题以恢复常态为前提”。并声称政府“不能放弃其维护教育安定秩序之职责”,隐约透出威胁的意味[16](p437~438)。 8日,蒋介石下令将关麟征“停职议处”,云南警备总司令之职由青年军编练总监霍揆彰代理。当天下午,卢汉、朱经农、傅斯年与联大教授叶企孙、周炳琳、冯友兰、姚从吾等商量处理学潮的办法。次日,卢汉到联大凭吊死难烈士并与朱经农、霍揆彰同联大、云大等4校负责人和罢联代表谈判复课条件。此前,以联大为首的昆明各大中学全体学生于6日发表《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除重申《罢课宣言》中的各项要求外,还进一步提出:(一)严惩12月1日的主谋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二)当局应负担死难同学之抚恤费、受伤同学医药费。(三)赔偿一切公私损失。对于罢联提出的要求,卢汉只作了部分肯定的答复。至于最关键的严惩李宗黄等人一项,卢汉仅以“愿秉承蒋主席公允无私的意旨办理”[16](p236)一语应付,没有作出具体承诺。同日,卢汉发表《告各校同学书》,要求即日起复课,恢复常态。“若再不复课,听其酝酿演变,倘至理智不能控制情感之时,其后果宁复忍言”,“至惨案则应静候法律解决”[16](p439~440)。学生对这样的答复不能满意,与地方当局在复课问题上形成僵持。 四 复课:校方、教授会与学生的互动 傅斯年回到联大,开始还做出同情学生的姿态。他曾当面指责关麟征:“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象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16](p485)他又对联大学生说:“假如我有一点不站在同学的立场做,我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惨案不解决,我不回重庆去!”[20](p128)可是,在一封写给家人的信中,他却毫不掩饰对学潮的反感,说:“四个棺材一条腿,真奇货可居,全昆明闹得不亦乐乎”,“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16](p409)为了让教授会作出要求学生复课的决议,他在一些教授间进行活动,对他们说:这次罢课,蒋很怒,你们要叫学生赶紧结束,不然的话,蒋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都编入青年军[3](p298)。许多教授显然相信了傅斯年的说词,想要尽量避免出现这种结局。在10日的第4次教授会会议上,教授们作出了6项决议:(一)用本会名义函朱经农次长,请教育部转达政府:本会认为对于此次惨案应严惩凶犯及主使人,其中有负行政责任者,尤应先行撤职。(二)本会应竭力求上列议案中之办法尽早实现。(三)本会应即劝告学生复课(劝告方式由常委会酌定)。(四)接受法律委员会所草拟之呈监察院文。(五)其余各项呈文授权法律委员会全权办理。(六)招待新闻记者之书面说明改用书面分送各报馆。[5](p555~556) 决议既反映了学生的一些要求,也提出要劝告学生复课。担任教授会书记的闻一多在第一项下还记有“此项函件请本会推定之赴渝三代表面致朱次长,并口头说明内中所谓凶犯及主使人特别指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三人”[15](p943)的文字,被傅斯年以“未付表决”为由删去。但当天用西南联大教授会名义发表的《为此次昆明学生死伤事件致报界的公开声明》,仍毫不含混地指出:“暴徒闯入学校捣毁校具,殴杀员生,实为兼代主席兼党务主任李(宗黄)、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第5军军长邱(清泉),明目张胆所共同指使。”[16](p138)这次会议,教授们的立场出现了明显的分化①。闻一多在会后焦灼地对民青负责人说:教授们从学校利益考虑,都希望早些复课。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罢课不要拖得太久,过去我们在教授会上说话,多数人都支持,现在会上我们成少数派了[15](p945)。 14日由傅斯年主持的校常委会议决定:联大从17日(星期一)起一律照常上课并要求教师劝导学生复课。这一决定遭到学生的强烈抵制。15日,罢联发表《致各校师长同学的一封公开信》,重申七项复课条件,“如果今天这些条件得到圆满答复,我们今天就复课,如果明天得到圆满答复,我们明天就立刻复课”[16](p243、244)。13日凌晨返回昆明的梅贻琦,从朱经农处得到消息， ①姚从吾12月11日写给陈雪屏、郑天挺的信中说:“教授会无形中分成两个系统。一是国民党左翼,以枚荪(周炳琳)、西孟(杨西孟)、自昭(贺麟)为代表。一是C.P.,以一多为代表(一多不是C.P.,但他站在最左的一边,公然反对政府,又说是可以指挥学生会)。吴辰伯(吴晗)只能引起大家的反感,而实毫无能力。”见《一二·一运动》,第413页。 卢汉已接到重庆密电,如15日后不复课即准备采取行动,感到十分焦虑。15日,蒋介石致电傅斯年催促:“本既定方针加倍努力,务求如期复课。”[26](p275)随即由梅贻琦主持,联大常委会召集学生代表谈话。梅贻琦向学生申明学校规定17日上课的原由,与到时不复课则有被解散3校的后果。傅斯年、冯友兰、潘光旦、陈序经、周炳琳也发言劝同学尽早复课。然而,到17日的规定复课时间,几乎没有学生到教室上课。 梅贻琦非常沮丧,他召集教授代表谈话,表示自己要辞职。为“加压力于学生”[16](p409),傅斯年提出,如果学生不复课,教授就全体辞职。随后召开第5次教授会会议,有88人出席会议。会议的焦点集中在是否以教授辞职逼迫学生复课问题上,其中40余人同意傅的提议,闻一多、张奚若、钱端升等表示反对。在会上,闻一多与傅斯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傅斯年在讲话中多次说“蒋先生”如何如何,并指责有人利用学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闻一多听得不耐烦,起身反驳:“你一再提到蒋先生,难道要我们一起三呼万岁吗?”“‘一二·一’运动已经得到全国的支持,绝不会因少数人反对就会停止;西南联大是公认的民主堡垒,绝不是谁能解散得了的!”[26](p382)傅斯年恼羞成怒,居然破口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①张奚若不满傅斯年的蛮横,说道:“学生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托付给师长,死了人而且是惨死,教师怎么能撒手不管,这不但不配做老师,也不配做人!”[20](p130)言罢,张奚若、闻一多愤然离去[27](p486)。最后,会议作出3项决议:(一)本会代表于明日(18日)上午9时召集学生自治会全体代表,劝导学生复课,并听取其意见(上项代表以各系主任充任之)。(二)明日下午3时,请各系分别召集本系全体学生,由本系全体教授出席与学生谈话。(三)劝导学生时与说明本星期四务必复课,如不肯复课,教授同人只好辞职。[5](p557) 这次会议上,闻一多等提出反建议,即要求政府将李宗黄立即撤职,如办不到则教授全体辞职。此项未列入会议记录。17日的教授会会议,标志着教授会内部两种力量对立已公开化。在教授会内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罢课学生中间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现象。一些态度激进的学生坚持要长期罢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也有一部分学生流露出倦怠消极的情绪。“不少中间派同学对运动逐渐冷淡,坐茶馆聊天,瞧电影消遣。”[16](p351)领导运动的中共云南省工委对形势做了客观分析,认为如果继续无限期罢课,旷日持久,有遭受挫折的可能。就在省工委派人赴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后,《新华日报》刊登了联大、云大学校当局准备复课的消息②。省工委和“民青”从中受到启示,决定采用更加灵活的斗争策略,一方面以罢联的名义发表文章对蒋介石的文告逐条予以驳斥,同时也准备在一定条件下实行“停灵复课”。袁永熙回忆:“16日我们开会,大家认为长期罢课已经使一些人开始涣散,应当在适当时候结束罢课。于是决定修改复课条件。”[15](p945)洪季凯向闻一多、吴晗转达了中共和民青的新策略后,闻一多欣慰地表示,只要罢联有复课的倾向,是可以争取梅贻琦站在学生一边说公道话的。省工委指示“民青”委托闻一多做争取梅贻琦的工作。 身为一校之长而处在漩涡中心的梅贻琦,内心是极端矛盾的。他既对学生寄予同情,又怕学潮会愈演愈烈;既不满于当局,又希望尽快复课,恢复学校的正常秩序。18日下午,联大学生代表大会原则上通过了修改个别复课条件的决定。当晚,闻一多带着这个消息与梅贻琦恳谈了近4个小时。得知学生不再坚持先惩凶后复课,梅心有所动,表示愿意和政府当局进行交涉[21](p40、79)③。 ①张奚若19日对《罢委会通讯》记者张祖道的讲述,见《闻一多年谱长编》,第947页。参加会议的朱自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下午起至晚九时开教授会,会上傅与闻发生口角。”见《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81页。傅、闻争吵的情形还可参见《一二·一运动史》第130页所引王世堂的回忆。 ②1945年12月4日,中共云南省工委派联大学生党员、“民青”成员王汉斌赴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指示说,不能无限期罢课,要认真研究形势,在争取达到一定要求后就适时复课。《新华日报》12月14日刊登了卢汉前往联大吊唁被难师生、联大、云大当局决定复课的消息。1946年2月,云南省工委在重庆南方局向中央青委汇报工作时,冯文彬说,中央很关心运动进展情况,刘少奇当时曾说:是时候了,该复课了。见《一二·一运动》,第352、496页。 ③查《梅贻琦日记》,梅18日日程颇满,似无可能与闻一多作几个小时的长谈。另按郑伯克的回忆,闻、梅谈话应在19日闻一多与袁永熙、洪季凯谈话后。见《一二·一运动》,第353页。再,梅16日日记:“饭后四点光旦偕一多来,一多告学生方面可有转机,甚喜。”见《梅贻琦日记》(1941~1946),第191页。存此备考。 学生方面讨论修改复课条件期间,西南联大教授会于19日召开第6次会议。会议作出2项决议:(一)由本会公告全体学生,劝告星期四晨一律照常上课,其有因故不能上课者,勿对上课同学做任何拦阻之举动。在文告内并说明教授会决吁请政府对此次事变之行政首脑人员从速予以撤职处分,务期达到目的。关于非法禁止集会之禁令,由本会推代表3人与卢主席、霍总司令洽商,由现地方军政当局发表声明,对合法之自由决予尊重。(二)推周炳琳、冯友兰、赵传草拟上项文告,并代表本会与卢主席、霍总司令接洽。[5](p558) 当晚,发布了《教授会告同学书》。这篇文告既明确提出要“以去就力争”当局将李宗黄撤职,也表示同学如不复课“当有以自处”,显然照顾到两方面的意见,是调和妥协的结果。此后,学生情绪渐趋平复,师生矛盾开始缓和。 20日,梅贻琦主持召开第7次教授会会议,研究学生会提出的修改后的复课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惩凶;(二)取消禁止集会游行之非法禁令;(三)保障人身自由;(四)要求中央社更正诬蔑教授及同学之荒谬言论,请教授会会同罢联将事实真相交《中央日报》等报刊公布;(五)由政府负担安葬、抚恤、治疗费用,赔偿公私损失。梅贻琦等认为,修改后的条件“内容实较前更复杂,有已不成问题者,有不久必可实现者,现如多生枝节,则必迁延时日”[5](p560)。为此教授会决议:(一)请梅贻琦将教授会对于学生会函陈事项之意见,即告自治会代表,并切实告诫,勿得有拦阻上课同学之举动。(二)本日学生仅有一部分上课,难认满意,待看明后日情形如何,再作决定[5](p560)。是晚,梅贻琦对学生自治会代表发表谈话,对复课条件的解决逐项说明,实际上接受了复课条件。 同日,联大教授会发出指控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周绅等惨案主谋的《告诉状》。联大教授会法律委员会在罢联的配合下,详细调查惨案经过,搜集大量证据,由蔡衡枢、费青教授等起草了两件《告诉状》,分别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和重庆实验地方法院指控关麟征、邱清泉和李宗黄、周绅等。《告诉状》长达万言,列举确凿事实证据,指控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阻扰集会,妨害自由,聚众强暴,扰乱秩序,滥用权力,违法杀人,加侮辱伤害于教授,施毒打轰炸于青年”,“此等人犯,罪大恶极”,“苟不严惩,国将不国”[2](p215、225)。 时隔一天,教授会于22日召开第8次会议,听取学生自治会代表对罢课条件的说明。会议决议为:(一)在12月17日会议中,同人等曾有了解,请求政府将李宗黄先予以撤职处分,如不能办到撤职,则教授全体辞职。兹补充为“从今日起,以两个月为求此事实现之最大限度”。(二)学生自治会对于上课学生有剥夺其权利之举,应如何惩处,请由常委酌定[5](p562)。随后梅贻琦发表书面谈话,对教授会决议作出解释和说明。 这段时间内,梅贻琦多次就学生复课条件向卢汉、霍揆彰交涉。而蒋介石亦于23日电嘱卢汉:忍让为怀,谨慎处理。同日,李宗黄在万众唾骂声中调离昆明。傅斯年以强硬态度逼迫学生复课碰了壁,反而觉得梅贻琦对学生过于迁就,索性一走了之,心中却未免悻悻,在家书中说:“我走时,此局已定,有尾巴,我不赞成再让步,由梅料理,故我先走。”“梅月涵心中如何打算,我不能了了,他专听潘光旦等人之语,尤不可解,我岂能再代他受过。”[5](p410)梅贻琦再三挽留,傅去意已决,梅感叹“以后只好仍自支撑耳”[6](p192)。 25日,梅贻琦召集冯友兰、冯文潜、汤用彤、朱自清、查良钊、沈履等人商定给报馆的谈话文稿。26日,昆明《中央日报》刊登了梅贻琦和熊庆来对记者的谈话,使“一二·一”惨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至此,在梅贻琦和教授会的努力下,罢联提出的5项条件已基本得到了满足。23日,南方局也来信指示省工委,运动已在政治上获得重大战果,应改变斗争方式及时复课,以便巩固胜利,积蓄力量,把民主运动引向深入。在“民青”推动下,罢联代表大会在25日一致通过《复课宣言》,宣布自27日起“停灵复课”,在“一二·一”惨案祸首李宗黄等得到惩处后再为死难烈士举行公葬。这标志着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的罢课正式宣告结束。 在梅贻琦主持下,联大教授会召开第9次会议,也是运动期间的最后一次教授会会议。梅贻琦向教授们报告了各报发表“事实真相”的经过和全校学生上课的情况。由于学校秩序已渐次恢复,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复课后的一些具体问题及处理办法[5](p564)。 尔后,“一二·一”运动逐渐接近尾声。尽管后来也有2月17日的庆祝政协会议闭幕、抗议重庆校场口“二一○”事件和重新任用李宗黄的万人大会,3月4日为抗议任用“一二·一”杀人犯李宗黄和要求迅速拨发丧葬费而举行的一日罢课,3月17日为“一二·一”四烈士举行的盛大出殡游行及安葬仪式,但这些事件并未引发更大的波澜。除张奚若、钱端升、闻一多、吴晗、费孝通等教授以个人名义参与上述活动外,教授会未再为此召集会议或以教授会名义发布文告。 结 语 “一二·一”运动的意义在于,它推动了“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18](p1177),对蒋介石的专制统治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综观“一二·一”运动的发展过程,在这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西南联大教授会和联大的教授们不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而是推动运动向前发展并获得合理解决的一股力量,是历史合力中的重要一支。运动期间,先后召开了9次教授会会议,出席达763人次,通过决议36项。出席过会议的校级负责人和教授、副教授有135人,占应出席人数的80%左右,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时事晚会后发布抗议书,血案发生后的教授集体停课,以教授会和校方名义公布惨案真相,以教授会名义向司法机构控诉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惨案主谋,以及以教授全体辞职要求当局惩凶等等,种种举措无不反映了教授们对于学生的同情和支持。可以断言,没有教授会和教授们的支持,“一二·一”运动不会对当局形成如此强大的压力,也不会引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正如冯友兰后来所说的,教授会的权威“在学校正常的情况下,不显得有什么作用;但是遇到学校有对内或对外的大斗争的时候,这种权威就显出作用了”[3](p296)。纵然教授们不愿看到学校因持续罢课而陷入长期混乱,力主学生在适当时机复课,这不但是身为人师传道、授业、解惑职责所系,而且也避免了因冲突加剧而可能给学生带来更为严重的迫害。运动结束后,“民青”在一份总结经验教训的文件中说:“与教授的合作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一定限度,教授非但不会支持学生行动,有时还会起破坏的影响。”[28](p111)如果这是指个别与当局关系密切的教授尚可,如果是对整个教授群体而言,则是言过其实,有失公允了。 西南联大的教授会,本来没有任何政治色彩,教授们的关系总体来说是融洽的。虽说教授中间也有一些小圈子,但多是缘于师友同学关系或专业、爱好、旨趣的相投,而非政治上的结合。然而,“一二·一”运动给教授会的内部关系带来深刻的变化。“‘一二·一’运动结束以后,联大在表面上平静无事了,其实它所受的内伤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教授会从内部分裂了,它以后再不能在重大问题上有一致的态度和行动了。从五四运动以来多年养成的教授会的权威丧失殆尽了。原来三校所共有的‘教授治校’的原则,至此已成为空洞的形式,没有生命力了。”[3](p299)教授会表面上的一团和气不复存在,三种力量泾渭分明:闻一多、吴晗等民主教授,自始至终坚定地站在罢课学生一方,用自己的见识和经验为学生斗争出谋划策,成为名副其实的“青年导师”,并在教授会内部以特殊方式配合学生的斗争;傅斯年、姚从吾、郑华炽等右翼教授则秉承国民党当局的旨意,对学生的正义要求横加指责,企图用强硬手段迫使学生向当局屈服;梅贻琦实际上代表了大多数中间派教授的态度,他们对学生既同情又担心,期望学校尽快恢复秩序,全力促成事件的合理解决。驻昆明的美国外交官在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曾说:“中央政府对局势所采取的处置办法,其结果只会把许多学生推向共产党的怀抱。”[16](p475)教授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出席过全部9次教授会会议的哲学系教授金岳霖就说:“我是一个落后分子。斗争情况我没有全面的了解,根本谈不上。我只是跟着大家的进步,也得到一点进步。”[2](p111)知识精英在社会重大变化到来时必须做出自己的政治选择。教授会的分裂是历史的必然,中间派的分化同样是历史的必然。半年之后发生的“李闻惨案”,让以朱自清为代表的更多著名教授认清了国民党统治的残暴本质,自觉向中共靠拢,加入到争取民主的斗争行列中来。 参考文献： [1]周恩来.在延安青年纪念“一二•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延安:解放日报,194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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