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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杀无赦”警告萧振瀛与日人重开谈判 蒋介石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放心，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没有第三国的保证，决不与日本直接谈判。日本军部的“兰机关”负责人和知鹰二懂得蒋介石的心理，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饵，诱使蒋介石破例。1938年9月，蒋介石派原天津市长萧振瀛到香港谈判，由何应钦具体指导。孔祥熙未参预此项工作，但他对谈判非常关心，惟恐其不能成功。同年10月，他耳闻谈判因第三国保证问题陷入僵局，功败垂成，于21日致电蒋介石称：“弟意最重要关键，乃在对方之条件如何。至于方式，不难觅得合意途径。现在国内外状况，兄所深悉，倘军事确有把握，自无洽商必要，否则如条件相当，直接、间接无非形式问题，条件如能密商妥贴，则运用第三国出面，不致有何困难。”[1] 这封信再次表现出孔祥熙因国内困难而急于与日本妥协的心理，但是，萧振瀛与和知谈判的主要困难在于日方一面谈判，一面进攻，毫无诚意，因此，蒋回函称：“萧事与兄所谈者内容完全相反，我方并未争执形式问题也。此事我处被动地位，在我限度之内，能否接受，实在于对方也。”蒋并告诉他：“此事于武汉之得失无关，请勿虑。”[2]不久，蒋介石察觉日方谈判的虚伪，决心坚持抗战，下令停止谈判，召回萧振瀛。 第一次谈判失败，和知鹰二继续在东京政要之间活动。当时，日本正准备扶持从重庆逃出的汪精卫成立政权，和知觉得是个机会，决定利用此事再次迫使蒋介石派人坐到谈判桌前来。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次月，成立“中央党部”。17日，汪精卫致电重庆国民党中央，要他们毅然改图，努力与日本实现和平。同月，和知鹰二到香港，要其助手何以之转告重庆方面：汪精卫之事，经近卫、平沼两届内阁决定，又经阿部信行特使承认，奏明天皇，势难中止，但日本对汪之信念已经摇动，认为其人大言不实，贪索无厌。影佐祯昭本是汪之主谋，现在亦已失望，引为歉憾。目前日方之所以仍然支持汪精卫，在于无别路可走，不能不就既定政策，听其一试。何以之称：大约11月初，汪即可组织政府。意大利已劝日本促成此事，应允即日承认，德国则劝日本与重庆谋和。综观内外情形，尚在徘徊之际，最好乘汪精卫政府成立之前，断然成立全面停战协定，而将汪之问题包括于取消伪组织之中。中国如有和平决心，日本定以诚意直接谈判。军部方面，和知可与板垣征四郎负责；政府方面，可由政界元老松井石根、山之辅等出面商谈原则。和知要求何以之转告萧振瀛，或派专使来港商谈，或仍由萧先来，以资进行。[3]31日，何以之致电时在重庆的萧振瀛，告以上述各点。10月4日，何以之两电萧振瀛，声称和知认定汪精卫为“东亚和平之障，极愿剪除”，催萧即速来港。[4]10月6日，孔祥熙将何以之各电转呈蒋介石，同时致函，要求允许萧振瀛再次赴港，以私人资格与和知“慎密试谈”，同时“藉以刺探他方消息，备我参考”，函称：“弟意此次和支奔走各方，对于去汪事颇为努力，似可令仙阁前往一行，略与周旋，使其对我信仰益趋坚定。如能达到吾人之目的，不妨加以利用。否则仙阁不去，彼必感觉失望，甚或老羞变怒，反又趋于助汪之一途，则前途更多障碍。”[5] 函上，不料却引发了蒋介石的雷霆之怒。10月9日，蒋介石复函孔祥熙称： 兄与萧函均悉。以后凡有以汪逆伪组织为词而主与敌从速接洽者，应以汉奸论罪， 杀无赦。希以此意转萧可也。[6] 这封信，表面上对萧，实际上断然批驳孔祥熙的意见，语气严峻，没有给孔留一点面子。蒋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闻倭仍挟汪逆为奇货诱和，可笑，然我中央有求和之心理者，应注意痛斥之。”[7]可见，蒋的这封信针对范围较广，是有意说给国民党中更多的主和派听的。蒋介石此次之所以如此坚决、激昂，一是萧振瀛曾将去年在香港与和知谈判的部分情况透露给秦德纯，秦又秘密转告冯玉祥，其间讹传严重，冯据此向蒋及国防会议揭发，使蒋很愤怒。[8] 二是自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后，蒋即加强了对汪的批判火力，声称“汪逆卖身降敌，罪恶昭著”，“人人得起而诛之”，正处在和“汪逆”不共戴天的情绪中。[9] 同年11月，何以之在香港与孔令侃会谈，何称：倘中方确有接受和平可能，则和知愿赴重庆面洽。[10] 次年1月，何以之向孔祥熙的亲信盛升颐转达板垣征四郎的议和条件，并称：只要中方派大员前来，板垣可以亲自出马，甚至飞往内地亦可。[11] 对于这些情报，孔祥熙就不敢再报呈蒋介石了。 查究受日方之命到重庆接洽的蔡森、贾存德 自蒋介石严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后，孔祥熙虽不敢再向蒋转呈贾的情报，但仍命其在上海继续联系日方。 早在1938年，贾存德即与伪维新政府官员王子惠相识。王为留日学生，早期同盟会会员，与畑俊六、及川古志郎等日军头目都有联系。伪维新政府成立时，任实业部长。当年夏，王向贾等表示，如能给以自新之路，可随时脱离伪组织，牺牲一切，专诚为中央效力。贾存德等曾将王氏情形电告孔祥熙，孔即复电勉励,命其辞去伪职，伺机去东京团结日本主和派，抵制主战派。王奉令照办。1940年4月，王子惠自东京返沪，声称已将主和派人物闲院宫津子伯爵、头山满等联成一气，主张和谈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对手，反对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政权。王并透露，板垣征四郎想从速结束对华战争。5月间，板垣在面谈时口头提出五项条件：1. 声明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2. 中日以平等互惠之原则，经济合作。3. 共同防共。4.撤兵。5. 取消一切伪组织。[12] 在谈到第四条时，板垣表示，希望孔祥熙指定地点，以极秘密的方式与板垣等会面；如孔允许，约定会面日期后，可通知板垣，即由板垣等请求天皇下密诏，实行全面秘密休战。王子惠并称，板垣亲口表示，如孔祥熙同意，将亲自签名发出正式公文，望孔在6月6日天皇承认汪政权前对上述条件表态。[13] 6月26日，贾存德化名吴复光到达重庆，孔祥熙表示可以接受板垣的五项条件。但是，7月4日、8日、9日、10日，日机连续轰炸重庆，这使孔祥熙很不满，对贾存德大发牢骚，责问“日本人搞的什么鬼”，埋怨因此妨碍了向蒋的“进言之机”。[14]不久，板垣应允，自16日至22日止，停止轰炸一周。这一时期，孔祥熙情绪低落，告诉贾存德“事不好办”，要他“不要着急”。7月底，王子惠再派蔡森抵渝，会见孔祥熙，声称“如有谈判可能，彼方即行统一军、政、党意见，取消一切枝节活动，决定专责，以资进行”。[15]其后，日方急于得知蔡、贾谈判消息，致电称，将派专机到广州迎接蔡、贾。孔祥熙觉得这又是一次好机会，于8月24日致函蒋介石，摘抄蔡、贾报告及有关电报，函称：“敌思结束对华战事，以便南进，可以想见。弟意值此抗战严重、外交诡变时期，对于各方消息，似应互相印证，以冀把握机会，决定大计。”函末，孔祥熙特别要求蒋介石“阅后付丙，不必交存”。又附言称：“就最近国际情势观察，友邦对我实力援助甚少，我应设法别寻机会，以谋自立自主，蔡、贾所述各节，亦有可以供我利用之处。弟已告其设法各方鼓动，促成敌之南进。一则使其主战、主和意见分歧，分化团结力量；二则使其侵略政策转移方向，减少对我力量；三则证明敌人野心甚大，欧美列强亦必与之发生摩察，于抗战前途，或不无裨益也。”[16] 板垣曾向王子惠表示，可以发出亲自签名的公文。孔祥熙向蒋介石上书后，要求蔡森回沪，取到板垣正式公文。又命贾回沪，暗中监视王、蔡二人。其后，二人即陆续离渝，经香港回沪。8月下旬，蔡、贾的行踪被军统在香港的特务发现，戴笠亲自向蒋报告，蒋即命戴笠向孔祥熙查询。9月上旬，孔祥熙复函戴笠，谎称吴复光系中央银行某职员别名，因受敌伪注意，调令来渝。蔡系靳云鹏旧部，受靳之命来渝报告北方情形，二人均系“普通人员”，敌人不会相信，更不会赠以巨款。[17]其后，军统打入日方的特务毛丰又向戴笠报告，蔡森已于27日偕同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东条佑铃专机飞沪，此事系日本实业家背后策动，曾拨款二百万圆作为活动经费云云。[18]9月10日，戴笠将有关情况再次报告蒋介石。同月19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称：“敌人曾贿买山西人蔡某等二人赴渝，携孔先生假信而归沪。现由敌人特许设电台通电，尚在乌烟瘴气中，此事尊处想早已闻及矣。”[19] 20日，蒋将有关检举报告转给孔祥熙，要他回答。22日，孔祥熙复函，首称检举报告“所载各节，恐多揣测误会，以讹传讹，原报告人有意邀功，遂不免捕风捉影，或另有作用者希图对弟中伤。”接着，孔向蒋辩白：一是孔祥熙致函板垣及头山满问题，孔称：蔡、贾来渝时，携有日本老友名片，向弟问候，弟因多年故交，在情理上不能不理，因此在蔡、贾临行之时，以名片回报，所谓寄板垣与头山满等人的亲笔函件，绝无其事。二是蔡、贾与王子惠、板垣的关系与接受巨额资助问题，孔称：王子惠派人赴港迎接蔡某，或有其事，但蔡、贾到沪后，是否赴南京，已否晤见板垣，均不得知。孔承认：蔡、贾来重庆之前，确曾与板垣会面，也承认，二人可能得到日方资助，但他说：“敌方实业家因反对军阀厌恶战事，渴望真正和平早日实现者甚多，既派其来，或有赠送旅费之事。若谓拨款二百万元，恐未必有此巨额。”他认为这些情况，“真伪无从证明”，属于敌人“内部互相猜忌，设词毁谤”。三是关于蔡、贾的身份与贾存德往来沪、渝之间的目的。孔在重申“调回”说之外，又加了一个“迁移眷属”说。函称：“上海沦陷业已三载，敌伪方面无时不思毁我法币，俾我财政不能接济军事，对中行人员极力压迫，彼等既无寸铁，政府亦难为保障，故不能不有一熟悉敌情者为我刺探消息，藉便戒备。贾在过去，虽曾任此项工作，因其参加倒汪运动，为汪方特务队所注意，前已将其调回。此次赴沪，即拟设法迁移眷属。至蔡本非弟之属员，亦无任何名义，在无所谓调回矣。”[20] 蒋介石下令戴笠调查之后，陈布雷又于22日接到香港张季鸾的检举信，中云：“王子惠所贿买之蔡、贾二人之事，其情形甚堪发指。盖敌人以专机送至广州，而公然入渝，其归也，亦由敌人由港接至广州，而专机送往上海。此辈宵小，本无足深论，然敌人贿买之人而能公然出入重庆，且能带孔先生之假信而来，再不能以小事看矣。”[21] 陈阅后“甚感离奇”，立即转呈蒋介石。[22] 蒋阅后再致孔祥熙一函，严厉批评孔祥熙等人的行为“摇撼军心、人心”，显示“政府零乱”。[23] 同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军人之愚拙无才，比我国尤甚，而其幼稚欺诈，则非常情所能想像。若与之理会，必受无妄之祸。季鸾好事，庸之无方，为可叹也。” [24]这里批评到了两个人。前者是指张季鸾于不久前到香港与和知鹰二谈判，后者则批评孔祥熙与蔡、贾等人的招摇。 蒋介石的批评很严厉，显然，孔祥熙要认真想想对策了。9月30日，孔祥熙于八天之后才复函蒋介石，函称：“今细绎手示，对蔡、贾事实际情形，似尚有未尽明了之处，恐系根据一方面之情报所致。既承谆谆相诰，弟不忍不略陈衷曲，期解疑虑。” 孔函除说明蔡、贾的身份及离渝情况外，指责情报提供者“以讹传讹，竟至张大其词，骇人听闻。”孔函特别说明，在接待蔡、贾的整个活动中，自己对蒋既无隐瞒，又持慎重态度，没有文字贻敌，更未假借蒋的名义，函称：“一言丧邦，古有明训。事关国家兴亡，何敢擅自主张！当蔡来见时即本我兄素来之主张，晓以日本如不撤兵，不恢复七七事变以前之状态，决不与之谈判。此外绝无文字表示贻人手中，更何能涉及我兄名义？又何来我兄名片？蔡、贾两人谅亦无此巨胆敢事伪造。”接着，孔函强调掌握敌情，善于利用反间的重要：“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侦探重要，无人不知……今如有人，本其爱国热忱，窥得敌伪隐情，甘冒危险，不远千里而来，向我告密。若不假以颜色，使其乐为我用，势必为渊驱鱼，反被敌伪利用。弟虽愚，窃期期以为不可。故蔡之来谒，不能不见，惟所告之言，皆系勉以大义，并未派以任务，且暗示种种，使其有机会时，于不知不觉间言于敌方，以期于我有百利而无一害。”孔函还强调，从事这方面的活动难免遭人误解，甚至遭到攻击，但自己完全出于忠诚：“弟亦深知接见此种人物，难免物议，小则受人攻击，大则自招巨祸，然为效忠党国，使我兄抗建大业早日成功，故不惜利用各种机会，各方力量，期达目的，从未对自己本身之安危着想。”[25] 孔函接着分析日本少壮军人中的两派。甲派主张先用全副武力，解决中国事件，然后再行南进，此种主张对于中国最危险，非极力破坏不可。乙派主张用温和手段，得到中方谅解之后，再行南进。孔函由此论证利用乙派的必要及利用蔡森的正当。函称：“至乙派今日之肯降阶表示寻求和平者，确因千载不易得到之南进政策，今可不费力拾得之，故不容轻轻放过。弟既认定此时如能诱其南进，确属于我有益，前曾向兄言及，兄谓恐做不到，弟亦深知其难，不容强求，然苟有时机，弟以为不应放过，必随机设法暗示，希接近敌方者，于无形中促助其乙派之主张，故蔡来见时，弟亦晓以此意，暗示其促成。于上次报告中最后一页，业向我兄陈明。” 针对蒋函所批评的“摇撼军心、人心”之说，孔祥熙辩解道：“蔡此来，原出敌方之意。据情报所载，敌既派其前来，又复巨款运动，自系敌方力竭，敌方情急，适足以暴露敌人之弱点，足可摇撼敌人之军心、人心，而我之军心、人心，更当因此而益振，其理自明”。接着，孔祥熙又反驳蒋的“政府零乱”说。声称“蔡既来渝传达敌人之意，是时至今日，敌已深知欲谋全面之和、真正之和，非向我兄请求不可，亦非听由我兄裁决不可，似无零乱之可言”。 孔祥熙在逐一反驳蒋对谋和活动的批评后，着重说明自己对蒋的耿耿忠心：“在过去二年中，弟对于敌伪或其他方面，凡有利于我兄之抗建大业者，均不惜任劳任怨以谋利用者，一则因承我兄重托，付以行政责任，不能推诿，一则因我兄为最高领袖，身任统帅，意欲保护其威望，故决志为国为兄，自甘牺牲，决不愿使我兄因一言一动，受有半点怀疑，致被奸人藉口攻击。”[26] 函末，孔祥熙表示，将遵蒋之嘱命人查究此事。函称：“现蔡、贾事，既蒙尊嘱，遵即饬查，如有假冒招摇情事，贾当撤职严办，蔡已托人设法予以警告。”自然，这是孔祥熙对蒋的敷衍之词。 孔祥熙这封信写得很用心。在正函之外，还附有《情报摘要》两份。其内容之一是，褚民谊曾在南京宴会席间对人说：“先从倒孔入手，使重庆内政发生纠纷。”孔祥熙附呈这一情报，意在告诉蒋介石，所有反对他本人的行为，均有汪伪背景。其二是，张季鸾对人表示，衔蒋之命到港与日方谈判和平，到港前曾见蒋11次，等等。孔要求蒋阅读这些情报后“仍乞准予赐还，以便存查”，并称：“弟向不道人长短，在过去更不欲以此种复杂琐碎之报告，烦扰我兄心神。现在事既牵涉及弟，恐其中别有作用，不能不请兄注意，但仍不愿使他人知之，以为弟亦有所攻击，或影响人心也。” 张之赴港，确系受蒋之命。[27] 孔向蒋呈送有关张的情报，其潜台词是：你蒋介石不也在和日本人发生关系吗？孔祥熙这一手很厉害，蒋自然无话可说，追查蔡、贾一事不了了之。 蔡、贾回到上海后，即列席王子惠与板垣代表岩奇清七所举行的会谈。岩奇称：“中国的维新大业必须由蒋委员长领导才能成功”，“要共同防共，中国方面就需要邀请日本在华北边区枢纽地留兵协助”。会议记录提出，察哈尔、绥远铁路线及北平、奉天线各枢纽地均由日本驻兵。至此，贾存德才发现上了王子惠与日方的当，拒绝签字。会议不欢而散。1944年9月，贾存德在上海会晤日本“兰工作”负责人和知鹰二，得知和知与板垣之间存在矛盾，深感变化难测，打电报给孔祥熙，声称才识不足，难以胜任，自此退出与日方的谋和活动。[28] 可见，此前孔祥熙并未对贾采取“饬查”、“撤职严办”等举动。 孔祥熙对蒋介石的汇报有重大隐瞒 孔祥熙在1940年9月20日函中向蒋介石表白：“弟在过去，凡有所闻，均曾择要抄陈，后因奉命，亦即停止。”似乎他在与日方谋和中，所有重要事情都曾向蒋汇报，而且奉命即止，没有违背过蒋的意志。读者从上文中已可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下文我们将进一步提供新的论证。 根据日文档案，早在1938年6月，孔祥熙即派遣秘书乔辅三赴香港与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谈判。二人先后在6月23日、28日、7月1日、13日、18日、19日多次会谈。在7月18日的会谈中，乔曾转述孔祥熙起草的和平条件： 1．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对日好感，停止一切反日行为，希望日本也要为远东永久和平积极为日华关系好转而努力。 2．满洲国以签订日、满、华三国条约而间接承认。其次深切希望满洲国自发地成为满洲自由国，给中国人民以好感。 3．承认内蒙的自治。 4．决定华北特殊地区非常困难，但是中国承认互惠平等的经济开发。 5．非武装地带的问题，有待日本的具体要求提出后解决，中国军队不驻防，希望由保安队维持治安。 6．虽然还未充分讨论，但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或签订加入防共协定的特别协定等，必须再加研究。 7．中国现在非常荒芜而且穷困，因而对中国政府说来，（日方）虽有赔偿的要求，亦 无力支付。[29] 以上七条，包括实际上承认伪满，承认内蒙“自治”，设立非武装地带等问题，都是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谈判中，乔辅三向中村丰一称：“孔曾和蒋见面，除了蒋介石本身下野问题外，其他全部都和蒋商酌过的。”直到今天，也还有学者坚信乔辅三的这一表白。其实，档案资料证明，这些条件和蒋在对日秘密谈判中一贯坚持的条件完全相反；档案资料也证明，孔祥熙从未向蒋汇报过上述条件。上引8月11日孔祥熙致蒋函称，他之所以不拒绝和日方谈判，“原欲藉以观察敌情，供我参考，并未提及任何条件”。在其他函件中，孔也一再作过类似保证。可见，孔祥熙的上述条件是背着蒋擅自向日方提出的。不仅如此，连派乔辅三赴港谈判一事对蒋都是完全封锁的。现存蒋档中，孔有许多关于秘密谈判的汇报，但是，没有一件提到乔辅三。在必须提到的地方，也竭力掩饰。如1938年7月6日孔令侃致孔祥熙，又由孔转蒋的电报说：“据所派与驻港日领事密洽者报告：该领事称：‘钧座在位，各事总有办法。’言下似有议和须以委座下野为条件之意。当以此种观念决不能任其系怀，故照钧座在汉面谕，对该领事表示，目下政府系钧座负责主持，如确有必要时，钧座当可辞卸。”该电所称驻港日领事，指中村丰一；钧座，指孔祥熙；委座，指蒋介石。其中所称“所派与驻港领事密洽者”，显然就是乔辅三。之所以不称其名，说明孔祥熙父子不愿意让蒋了解乔赴港谈判的真情。 在对日秘密谈判中，孔祥熙对蒋介石所作的隐瞒非止一端。例如，前文已述，蒋一再嘱咐，令贾存德停止活动，孔也屡称“遵瞩”，但实际上一直在支持和指挥贾的活动。又如马伯援赴港谈判，明明是孔祥熙所派，但马伯援所写，经孔祥熙转蒋的报告却说成事出偶然：“伯援因事赴香港，适日友萱野长知亦在该地，时相过从。”之所以这样写，完全因为此前蒋介石已不只一次与孔谈话，要他停止谋和。此外，孔祥熙还长期利用曾是共产党员，后向国民党自首的胡鄂公[30]在上海与日方谈判，次数频繁，接触面很广，但是，孔祥熙也从未向蒋汇报过。 孔祥熙长期追随蒋介石，和蒋利益相共，荣辱与俱。但是，他却背着蒋一再向日方谋和，甚至在个别谈判中向日方提出丧权辱国的条件，其主要原因在于他对长期抗战丧失信心。从本文前引他写给蒋的多通信件看。他认为国内财政极端困难，国际援助又毫无希望，因此才一意主和，谋求妥协。 不过，也应该看到，孔祥熙与日方的秘密谈判除谋求妥协外，也还具有若干策略目的。例如：掌握敌情，扩大日本国内的主和派与主战派的分歧；阻挠、延缓汪伪政权的成立；引导日军南进，减弱中国战场压力等多种原因在内。因此，孔的谋和活动与汪精卫有别。1940年以后，孔的谋和活动基本停止。他在协助蒋介石掌控战时经济，保证抗战资源方面还是做了若干有益的工作的。 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 如上文所述，蒋介石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屡加批评、阻遏，而孔祥熙则一再坚持，多方联系，并且背着蒋向日方提出严重的妥协条件，这种情况说明，蒋、孔二人虽公私关系均极为密切，但二人之间在对日态度上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卢沟桥事变后，孔祥熙在伦敦致电蒋介石，分析美、英、苏三国的对华态度，反对立即抗战，电称：“中日事件，如非确有把握，似宜从长考虑。”“应付日本，仍须以自身能力为标准”。[31]21日，蒋复电称：“情势日急，战不能免。”30日，孔祥熙再次致电蒋介石，询问“中央今日作何主张”，蒋电复称：“中央必决心抗战，再无回旋之余地矣”。8月3日，孔再次电蒋，以“我军处处失利”为忧，蒋则复电表示：“战事果起，弟确有把握，请勿念，一时之得失不足计较也。”这些地方，说明二人间在对日抗战问题上确有分歧。1995年，我在《孔祥熙与抗战期间的中日秘密交涉》一文中，曾判断“蒋介石思想中，抗战成分较孔祥熙为多”。现在看来，这一看法还是可以成立，但是，当时我认为孔的议和活动“显然得到蒋的默认和支持”，这一看法需要修正。[32] 蒋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是一个民族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蒋强烈反对英国对中国的侵略，后来又反对日本侵略。1928年的济南惨案，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国家主权的侵犯，也是对蒋介石个人威权的羞辱。当年5月，蒋日记云：“倭军入城后，将我徒手兵及伤兵尽行射死，发炮二千余颗，人民死伤二千余，有一家尽死于一弹者，城内延火甚惨。呜呼！济南七日记之耻辱惨痛，甚于《扬州十日记》。凡我华人，能忘此仇乎？”[33]又云：“倭寇第一要求为总司令谢罪。呜呼！国耻身辱，其可忘乎！”[34] 因此，蒋有抗日的思想基础。但是，他又患有恐日症，认为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因而长期对日采取妥协政策，总想尽可能推延对日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接着沦陷，这就将蒋逼到了“最后关头”。他深知，如果他再不抗战，必将受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会处于全民的对立面。他也深知，如果他与日本议和，签订新的丧权辱国条约，他也必将遭到全民反对。1937年11月5日，蒋介石曾经“很机密地”告诉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35] 这确是蒋的肺腑之言。他在同年12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外战可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勉之，勿惑众议。”[36]，所谓“外战”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战争；所谓“内战”，即指包括中共在内的各爱国力量会起而推翻他的统治。1938年1月22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宁对外大败，毋使国内大乱。如国内大乱，则四分五裂，外侮更无已时而国灭矣！”[37]可见，蒋对这一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长期和日本打交道的过程中，蒋介石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者完全不讲信义，日本政府和军部之间存在矛盾，政府完全缺乏控制军部强硬派的能力，因而与日本虽可达成协议，但都时时有被撕毁的危险。1938年8月，蒋自记称：“倭非待其崩溃与国际压迫至不得已时，决不肯放弃其华北之特权，而中倭和平非待至国际干涉，共同会议则不能解决，故对倭不可望其退让求和，如其果有诚意，则必须其无条件自动撤兵之后方能相信也。”[38]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虽有恐日症，但卢沟桥事变后，他在对日作战的实践中却逐渐认识到，日本是个资源小国，其国力、军力与其不断鼓胀起来的野心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外虽强而中干，有其的虚弱一面。此外，蒋介石也看到了日本的野心终将驱使其和英美冲突，世界大战必将爆发，只要中国“苦撑待变”，抗战的胜利终将属于中国。1938年1月，正是南京失陷，中国抗战最艰苦，最难以看到希望的时候，蒋在日记中写道：“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又写道：“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形势到底必变，倭寇到底必败。”[39] 所谓“国际形势”，指的就是英、美、苏联合，国际共同干涉，以至出兵对日作战。以上，都是蒋介石阻遏孔祥熙谋和活动的思想原因，也是促使蒋在卢沟桥事变后的八年中，没有和日方达成任何妥协协议，将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思想原因。 一切战争都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作战到底，直至敌方完全被消灭或投降，一种是双方谈判，达成“和平”协议，适可而止。至于“和平”协议，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利于敌，丧权辱国，一种是有利于己，无损或基本上无损国家主权。以上种种，都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1941年之前，蒋介石长期陷在战与和的矛盾中，举棋不定。蒋曾寄希望于国际共同干涉或第三国调停，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也有过直接和日方秘密谈判，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事的幻想。这就是蒋虽对孔的谋和活动有所阻遏，但又显得力度不足的原因，也是蒋虽批评孔谋和，但又长期付以国家行政重任的原因之一。档案资料证明，蒋本人也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谈判，有关情况，请见本组论文的第3篇，《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40] [1] 《事略稿本》，1938年10月23日。 [2] 《事略稿本》，1938年10月23日。 [3] 何以之：《致彦超（萧振瀛），1939年9月31日。“蒋档”。 [4] 何以之：《致彦超》，1939年10月4日。“蒋档”。 [5] 孔祥熙：《致介兄》，1939年10月6日。“蒋档”。 [6]《革命文献》，1939年10月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 [7]《困勉记》卷56，1939年10月9日。 [8] 《冯玉祥日记》（5），1939年5月29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60页。 参见高兴亚：《冯玉祥将军》，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87页；施乐渠：《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投降阴谋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7页， [9]《严斥汪逆卖国降敌》，《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谈话》，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4年，第126页。 [10]《孔令侃为呈再晤何一之给孔祥熙的密电》，《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第75页。 [11]《盛升颐为呈评述日方和谈条件由给孔祥熙的密电》，《历史档案》1992年第3期，第77页。 [12] 《敌情报告录呈参考》，“蒋档”。据贾存德回忆，以上五条由板垣以铅笔亲自书写，交王子惠转贾。见《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片断》，《孔祥熙其人其事》，第128页。 [13] 贾存德：《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片断》，《孔祥熙其人其事》，第128页。 [14]贾存德：《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的片断》，《孔祥熙其人其事》，第129页，参见孔祥熙《致介兄书》，1940年8月24日。“蒋档”。 [15] 《敌情报告录呈参考》，1940年7月，“蒋档”。 [16] 孔祥熙：《致介兄书》，1940年8月24日。“蒋档”。 [17] 转引自戴笠《报告》，1940年9月10日，“蒋档”。 [18] 戴笠：《报告》，1940年9月10日，“蒋档”。 [19] 炽章（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19日，“蒋档”。 [20] 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22日。“蒋档”。 [21] 张季鸾：《致布雷先生》，1940年9月21日晨。“蒋档”。 [22] 《陈布雷日记》，1940年9月22日，内部排印稿，“国史馆”藏。 [23] 转引自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22日，“蒋档”。 [24]《困勉记》，卷62。1940年9月22日。 [25]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30日。 “蒋档”。 [26] 孔祥熙：《致介兄》，1940年9月30日。“蒋档”。 [27] 参见拙作《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 [28] 贾存德：《孔祥熙与日本“和谈”片断》。 [29] 日本外务省档案，S487号，中译文见《孔祥熙其人其事》，第135－136页。 [30] 戴笠：《报告》（1940年8月12日）：“有胡鄂公者，籍隶鄂省，曩为国会议员，嗣与李大钊等加入共党。民国廿三年间，经生处在汉破获拘禁，旋奉经准予自首，并交由生处运用。”见“蒋档”。 [31] 本电及以下各电，均见《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光碟，07A－00085。 [32] 《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收入拙著《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第450－452页。 [33] 《蒋介石日记》手稿复印本，1928年5月1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第6盒。 [34] 同上，1928年5月18日。 [35]《陶德曼致德外交部》，《德国外交文件》第1卷，第780页，中译文见中国史学会编《抗日战争》，《外交》（上），第164页。 [36] 《困勉记》卷45，1937年11月29日。 [37] 《困勉记》卷46，1938年1月22日。 [38] 《事略稿本》，1938年8月18日。 [39] 《困勉记》卷46，1938年1月10日、13日。 [40]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2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