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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世人皆知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江村”调查中发展出来的乡土工业的经验，这一模式经过四十年代对内地农村经验的总结，以及八十年代以来的小城镇调查等，已经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而持久的影响。在此之外，还有一派重视都市化和工业化，并以其为核心来通盘考虑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学说却相对地较少为人所知。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 特别凑巧的是，吴景超和费孝通作为这两派学说的代表人物，不仅有长久的师生之谊，而且在学术上能够相互肯定、相互欣赏、相互批评，成就了一段学林佳话。 乡土中国与放眼世界 吴景超生于1901年，长于费孝通9岁，他1922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美学习社会学，对芝加哥大学的都市社会学有深入的研究。吴景超的视野非常开阔，特别注意吸收世界范围现代化进程的资料加以比较，从中找出中国可以吸收的经验；他又特别注重搜集社会统计资料，尽可能以数字来揭示客观的社会现实。费孝通出身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跟随吴景超的清华同班同学吴文藻奠定了社区研究的路径，即注重运用人类学方法对具体社区，特别是农村社区作显微镜式的深入观察。用费孝通后来的话说：“吴先生在当时的条件下，放眼世界，看到世界中的中国的地位。我一下子钻到土里面去，到乡土中国里面去……” 综合世界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基本条件，吴景超依据人口密度和职业分布两点，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国家，人口密度颇高，但在农业中能够谋生的人，其百分数比较低；第二种国家，人口密度颇低，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百分数也比较低；第三种国家，人口密度颇低，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百分数比较高；第四种国家，人口密度颇高，但在农业中谋生的人，其所占百分数也比较高。每一种类型，他都举出几个典型的例子加以分析，而在他的心里，特别留意于以中国为代表的第四种国家应该如何在吸收世界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寻求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四种国家”分类的学说，以“世界上的四种国家”为题首发于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第75号，出版于1933年11月5日。吴景超1937年出版的论文集，也是他的代表作《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以这一篇论文为基础和核心，绝不是偶然的。 1934年秋天，24岁的费孝通先生进入清华研究院社会学部，师从俄裔人类学家史禄国教授学习体质人类学。在清华研究院，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接受更为专深的人类学专业训练，以便在研究实践上完成他的学术领路人吴文藻教授所心仪的社区研究。 当然，在保持燕京的学术交往圈以外，费孝通和清华的几位老师也有不少来往，特别是与潘光旦、吴景超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潘、吴两人也是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在清华求学时代的同学和好友。他抽空上过吴景超教授的课，自称是吴“正牌的学生”。吴景超1957年写的交代材料里介绍费孝通和他的关系时，第一条就说：“费孝通是燕京社会学系毕业转到清华研究院的，那时我在清华教书，他常来我家吃饭谈天。”除了正式的课业学习以外，还常在课后到老师家里“吃饭谈天”，可见关系之密切程度。而据费孝通自己说，他与吴景超的相识还在进入清华求学之前。 费孝通和吴景超在学术上走的是两种大不相同的路径，但对于吴景超的学术创见，他是很熟悉的，并且能够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加以提炼和吸收。他说：“我们互相欣赏，他的‘第四种国家’，我对他的这种分类，就是到现在还在用，这就是工农比例。现在讲小城镇，讲中国农村的发展，最后总要有一个比较，有个基础，就是工农比例。如苏北是三七开，到了扬州是五五开，过了长江是倒三七开。这样才能表示得清楚。实际上这个方法是我从他那里学来的。” 费孝通从吴景超那里学到了从工农比例来分析中国农村的发展，但是他的研究是注重从农村出发、从微观出发来理解中国社会，来寻求中国农村的发展模式。这与吴景超注重从都市出发、从宏观出发来寻求中国农村和城市社会发展道路有相当的差异。这两种路径，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尽管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是也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的。费孝通是一个聪明人，他从吴景超身上学到了长处，看到了吴景超的学术成就，同时也看到了形势的变化，看到了吴景超的路径不能达到的地方，从而采取新的办法进行研究，发展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学术思想体系。如果说早年费、吴差异多于相同，那么到了费的晚年，他却越来越体会到吴景超学术路径的长处了。这当然主要是时代形势的变化引起的。将近80岁时，他还表示，对世界经济的总的情况，以及宏观的认识要补补课，“乡下人要上街、要进城。我的头脑要从乡土中国进入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过去中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注重乡土社会的经验，从实际出发，从乡土工业和小城镇发展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当然也有其合理性；但长期局限于乡土经验，不能放眼世界，以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为核心来带动农村的发展，确实有其弊病。费孝通的心路历程，可以说真实反映了中国现代化所走过的这两个阶段。 有思想高度的肯定与欣赏 1938年夏天费孝通从英国留学归来，投奔业师吴文藻在云南大学设立的社会学研究室，后来吴文藻到重庆的国民政府任职，研究室改由费孝通负责，他召集一批刚刚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优秀学生一起以社区研究的方法从事实地研究，开创了社会学史上传为美谈的“魁阁”辉煌。 抗战时期费孝通除了在美国访问一年以外，先后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不过，他和吴景超也许是有直接或间接的学术交往的。证据之一是吴景超在这一时期先后为费孝通的两本新书写过书评，这两本书，一是在英国出版的英文版的《中国农民生活》（即《江村经济》），一是1941年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的油印本《禄村农田》。从书评的发表时间和原书的出版时间之间的距离极近来看，想必是费孝通直接给吴景超赠书，否则以当时战时交通的不便，进口的西文书、未正式出版的油印本都是难以及时地通过正常渠道流通到在重庆国民政府经济部任职的吴景超手中的。 吴景超对费孝通的成名作《江村经济》评价很高，他说：“据我所知，在英文及中文出版书籍中，描写一个区域里的农民生活，像本书这样深刻细密的，实在还没有第二本。”他对费著青眼有加的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费著以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一个范围较小的社区，值得在中国社会学界推广。他说：“我们看了这本书以后，觉得中国各地，应当有许多学者。用同样的方法，把各地民众的真正生活，描写出来，让大家读了，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有更深刻，更广泛的认识。”因为以中国幅员之辽阔，个人能认识清楚的地方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依靠地理的著作、游记或旅行得来的认识多是肤浅的、粗枝大叶的，乃至于与真相不符合，而费孝通的这一类书能够补救这种缺点。 在给费孝通《禄村农田》一书所写的书评里，他写道：“《禄村农田》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书。在我们学社会学的人看来，这本书的价值，在代表着中国的社会学，走上了一条新的途径。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国的社会学者的主要工作，在于介绍西洋的理论。真能利用西洋的理论与方法，到中国的社会里去做实地研究的，可谓绝无仅有。现在费先生带领着一班青年的社会学者，在云南切实的做了许多实地研究的工作，而且已有好几种油印成书。我相信这种风气的提倡，一定会替中国的社会学奠定稳固的基础，盖起庄严的建筑。” 看来，吴景超对《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的高度评价并不是简单地赞誉费孝通本人，而是与他对中国社会学发展方向的思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1947年9月，费孝通最重要的理论著作《生育制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景超读后大赞真是一本好书，随即写了一篇书评《婚姻向何处去？》在他主编的《新路》周刊上发表。他在文章开头一段就说：“费先生的书，我读了已经不少，但这一本书，无疑的是后来居上，在他所有的社会学著作中，要算最有贡献的一本。就在中国社会学界中，过去二十年内，虽然不断的有新书问世，费先生这一本书，内容的丰富，见解的深刻，很少有几本书可以与他站在同一水准之上的。” 将这样高的赞誉给予一位学界后辈，在吴景超来说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就算同辈，他也未见给予谁这么高的评价。事实上，吴景超一生写过很多书评，评介的中外著作都很多，但前前后后算起来，给一个人的著作写过四篇书评（另一篇评论的是下文将要叙述到的《中国手工业的前途》）的，除了费孝通以外，还找不到第二人。说费孝通是吴景超最欣赏的中国社会学家，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在费孝通从一个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到学界新秀，几乎每个成长阶段都能看到吴景超肯定、欣赏与支持的行为。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吴景超通过书评活动对费孝通的肯定、欣赏与支持不是简单的“捧场”，说一大堆肉麻的溢美之词加上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指出“白璧微瑕”。他的赞誉是有高度的，如前所述，他总是着眼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前途，指出费著的精要之处以及它的推广价值。 很具体而犀利的批评 吴景超对费孝通著作的批评也是很具体而犀利的，但所有批评都是“对事不对人”，保持了评论的价值和尊严。 比如，他在《禄村农田》的书评里，一方面肯定有别于普通“社会调查”而偏重于学理探讨的“社会学调查”所具有的方法论优势，另一方面又指出费孝通在运用这种方法论时表现出来的不足。其一是田野工作时间只有三个多月，有点太短。他认为至少得花一年时间，才可以把农作日历内所发生的事实，都观察得到。其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个案法和统计法并用，仅仅分析了五家的生活费用，数目太少。他认为，“只能用个案法，其目的则在细密的描写各家的生活实况，使读者对于各家过日子的酸甜苦辣，有清楚的认识。但是作者除叙述各家生活实况外，还算出他们各项生活费用的百分比，并以所得来批评恩格尔律，这不能不说是误用了统计法。统计方法，只有大量材料在手时才可利用。五家的统计，样本太小，即使结果与恩格尔律不合，也不能证明恩格尔律的不确”。 再如，对于《生育制度》一书，他认为费孝通片面强调生育行为损己利人的一面，因而将生育制度归结为全社会安排下来强迫人们接受的制度，并不是一种全面的分析。因为生育子女具有老年社会保障的经济功能，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宗教功能，即相信死后的灵魂需要子孙的祭祀才能保证在另一个世界里不过冻馁的生活，“经济的动机与宗教的动机，都可以使大多数的人，把生育子女，看做一种利己而非损己的工作。人种所以能够繁衍到今日，这是重要的原因”。类似这种讨论性意见，基本上每篇书评都占有一定的篇幅，有的甚至是主要的篇幅。 吴景超的评论意见很细致，全书的结构布局、章节编排顺序的合理性都没有逃过他的注意。如对《江村经济》一书，他说：“本书所注意的，是农村生活的两大方面，家庭与经济，作者先论家庭而后讨论经济。假如把这个次序改变一下，先讲经济生活而后论家庭，是否格外合理，加增读者的了解能力？林德教授的《中村》（通译《中镇》——引者），便是先讲经济的，我觉得他的办法，很可仿效。林德的书中，还谈到教育，宗教，娱乐，政治等问题。如欲读者对于一个区域中人民的生活，有整个的了解，这种种问题的叙述与讨论，是不可少的。希望作者于本书再版时，加入这些材料。” 关于中国手工业前途的辩论 1945年冬天，费孝通与西南联大的青年朋友袁方在昆明的一家小茶馆里闲谈，袁方说他要到成都去开手工业讨论会，两人便说了很多关于中国手工业的话。后来张之毅、张荦群也加入谈话，谈完后由费孝通把讨论的结果写成文章，作为四个人的共同成果，由袁方拿到手工业讨论会上宣读。后来这篇不长的文章作为时代评论丛书中的一个小册子，以费孝通拟的书名《人性和机器》出版。1946年小册子又在生活书店印了一次，所以颇有流传。 1947年费孝通在北平整理旧书时，恰好返回清华社会学系任教的吴景超在旁边，因为他们的这本小册子里点名提到了吴景超工业化的主张，所以就拿出一本给他看。不久之后，吴景超因不同意费孝通等在书中为他心目中“一定是逐渐衰微而终于消灭”的手工业唱赞歌而写了一篇商榷性的书评，题目是《中国手工业的前途》，发表在《经济评论》第1卷第20期上，同时他还口头约费孝通作文答复。但费孝通迟迟没有应约写回应文章。社会学会开会的时候，社会学界的同人因很关注这个问题，要吴景超和费孝通口头上讨论一次，所以他们便在会上有一次很热烈的辩论。 此前此后还有一些其他人，或赞成或反对地在刊物发表文章与费孝通讨论过《人性和机器》那本书的主张。看着这许多讨论，费孝通想说的话越来越多，便动手写了一篇答复吴景超的文章，《小康经济——敬答吴景超先生对〈人性和机器〉的批评》。 在这篇回应文章里，费孝通一方面答复了吴景超提出的种种质疑，更重要的是正面阐述自己关于乡土工业的一整套设想。他的想法是着眼于当时国力衰弱、民生凋敝的现实，寄希望于更新中国乡村中农工互补的传统，使包含乡村手工业在内的乡土工业能够切实地发挥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 费孝通从在江村调查时即已开始探索手工业和乡土工业的发展道路以及对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贡献，到写作这篇回应文章时已有超过10年的探索时间。而吴景超则是从上世纪20年代末回国初期就开始大力鼓吹都市化与工业化，一方面驳斥种种“以农立国”论调，一方面探索相关的许多具体问题，思考问题的时间将近20年。他们两人的成就，可以说代表了中国社会学家关于当时中国经济建设道路探索的最高水准。 如费孝通所说，他们两人在中国工业化的长远目标上是一致的，分歧的主要原因是针对当时“劫后灾黎”遍布、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社会现实，他因“心肠软”而提出了一套过渡性的办法，期望达到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经济标准，而吴景超则因“心肠硬”更看重根本解决中国工业化的问题。如此看来，费、吴的争辩，尽管给当时中国发展道路开出的药方不同，但其区分也仅仅具有阶段性的意义，即费更着眼于现实的可行性，而吴更侧重方案本身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可惜的是，以我们的后见之明来看，在那个内战硝烟正浓的年代，讨论这种与时局无关的缓不济急的问题，本身便是相当奢侈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