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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近十年之际，The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at Harvard University: A Fifty Year History, 1955一2005的中译本终于面世。对于想深入了解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历史的学人而言，当满怀期待翻开书时，恐怕难免不有点失望。正文部分仅195页、约11万字，这对于当今世界头号中国学研究重镇的五十年历程而言，似乎太过单薄。好在这本薄书的内容却不单薄。作者查阅了众多该中心留存的资料，如年度报告、历史记录、行政文件、备忘录和东亚研究委员会的文件等；访谈了众多学者，包括中心主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其他学者或图书管理员，仅作者在英文版自序中所列出的具体被访人名，就达62位之多，因此本书具有坚实的史实基础。在书中，作者以中心五十年来九位主任的任期为线索，简要勾勒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如何从1955年的一个研究项目，发展为当今美国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现代中国学研究中心。 谈论哈佛东亚研究中心，自然不可回避其创始人和推动者费正清。费正清自小就追求卓越，立志要成为一个一流学者。他一生著述颇丰，编撰的57部著作中，尤以《美国与中国》《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中国对西方的反应》和《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为西方中国学研究的经典著作，对中西方学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费正清的研究和教学不仅直接影响了三代美国的汉学家，而且间接影响了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其实，费正清最突出的贡献，恐怕在于作为一个杰出的学术企业家，开创了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先河。 创业之初，万般艰难。在20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美国，中国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刚刚成型。费正清面对的状况是，基本没有美国学者能够讲流利的汉语，基本没有美国学者能在研究中运用中文或日文文献，也几乎没有关于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和政府文档的英文目录或介绍。可以说，高水平研究人才严重匮乏。因此，费正清的首要目标，是培养训练有素、具备从事中国研究所需专业技能的学者群。为此，费正清的一揽子方案中包括如何选择可塑之才，将其培养成研究型中国学人才。他首先注意观察所授课的硕士学生，当发现那些对亚洲感兴趣、资质聪慧的学生后，他会做工作，劝他们进入中国研究领域攻读博士学位。然后定期资助他们，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并将研究成果出版，因此从1958年起，费正清所写的每个年度报告都强调中心主持或参与的大量学术作品出版。他还关心学生的事业发展，想法设法帮助毕业学生得到好的职位。（本书第20—21、32页，以下凡引自本书者，只标明页码。） 薛龙在书中谈到费正清培养学生的一个细节。那就是每周四下午，费正清在家中举办茶话会，邀请学生参加。“费正清往往作为主持人，确保他的研究生们见到那天来访的教授，并鼓励每个人和其他所有人都进行交谈。今天费正清中心的很多学术联系人都是当年参加那个聚会的研究生，他们常常很兴奋地回忆当年的周四下午茶会。费正清和费慰梅的这一传统并未因1977年费正清退休而中断。”（第30页） 费正清关心学生的具体事例在其他书籍中也有生动陈述，可以印证并加深我们的认识。陈衡哲和任鸿隽之长女任以都，很可能是费正清的第一位中国学生。她当年博士毕业之时，美国还是男人天下，女性地位极低，作为一名中国女性，要找到一份工作尤为艰难。费正清主动留她做了一年助理，之后还推荐她到霍普金斯大学的好友拉铁摩尔身边做事。她自言费正清常帮她的忙，每次申请补助，都请他写介绍信。后来任以都成为宾大（并非私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上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的一位女性正教授，并筹组了该校的东亚学系。（《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邓鹏在《费正清评传》（天地出版社1997年版）中也列举了一个费正清培养学生的典型事例。1960年代中期，其得意门生汤姆森（James C. Thomson Js.）的朋友为他在国务院找了一份工作，汤姆森有些心动。而费正清为了让汤姆森完成学业，使尽浑身解数，甚至找到汤姆森在哈佛读书的女朋友戴安娜·巴特勒，通过她成功让汤姆森继续留在哈佛。之后，汤姆森在国会的朋友又邀请他去华盛顿工作，费正清再次从中干预，背地里跟学生的朋友签订君子协议，终于让汤姆森顺利完成学业。汤姆森毕业后曾作为中国研究专家任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后因抗议美国插手越南战争，辞职返回哈佛任教，之后成为波士顿大学的历史教授，在美国与东亚关系这一领域里有杰出建树。为了培养一个人才，费正清如此不遗余力，令人叹服。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1955—2005》一书，在正文中简要介绍了费正清最著名的弟子如列文森、克雷格等26人的事迹与学术成绩。（第21—30页）通过查阅1954—1980年从哈佛历史系或历史与东亚语言项目获得博士学位且从事中国研究的毕业生的记录，作者在附录A列出费正清的学生名单高达113人，许多为中国学者所熟悉的著名学者，如史华慈、柯文、孔飞力、艾恺、余英时等等，都名列门墙之内，这些人几乎垄断了美国各主要大学的中国研究和教学职位。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是费正清的两个主要业绩之一，只有法国的年鉴学派才能与费正清所创立的学派相比。可以说，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方面最大的学术企业家”。 费正清所开创的优秀学术传统为后来者承继并超越。研究中心的第二位主任傅高义积极扶植富有天资的优秀学生，想方设法引导他们更加深入地参与哈佛举办的有关亚洲的活动。（第61页）第四任主任孔飞力担心因就业市场黯淡，很多研究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合适工作而离开学术圈，而且很多才华横溢的研究者只能到缺少研究机会的非一流学校任教，且难以晋升，因此就任中心主任几个月后，就恢复并重组了中心的博士后项目，以让最优秀的年轻学者和各大研究中心保持紧密的联系，帮助他们出版研究成果。为此，研究中心将绝大部分资金都投入博士后项目上。（第88-90页）马若德首次出任中心主任后，注意到哈佛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师资匮乏，积极招募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学术新秀。（第112—114页）第一位担任中心主任的非哈佛毕业生华琛也继承了费正清中心的传统，非常关心自己的研究生的成长，总是想法设法支持学生的进步。为了更积极、更频繁地参加中心的学术活动，华琛想让学生们作为组织者和参与者帮助管理中心的研讨会、讨论班和学术会议。他还优先分配办公场所给研究生，并在中心专门留了一个大房间，作为学生研究和出版项目的工作场所。（第123、128页） 毋庸讳言，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崛起无法回避其客观凭借——哈佛大学。余英时先生曾在《费正清与中国》中认为，“哈佛不但是美国历史最久、声望最隆的大学。而且在东亚研究方面也具有最宏厚的基础：它的藏书（哈佛燕京图书馆）和东亚语文、古代史以及文学史的课程（远东语文系），在美国各大学中都是遥遥领先的。因此以哈佛大学为基地而发展中国近代和现代史的研究，费正清自然比别人占了很大的优势。他的东亚研究中心60年代得到各大基金会的大力资助，差不多在美国形成了一枝独秀的局面，这是和哈佛大学分不开的”。（余英时：《费正清与中国》，《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附录，第598页）另外，费正清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与华盛顿的紧密联系，对他开创事业肯定有所助益。这些客观事实，作者基本都回避了，书中浓墨重彩的是以费正清为首的主任们，如何通过主观努力开创并延续一个学术研究重镇。这样的处理方式虽不够周全，但也可以为中国学术研究机构如何发展、壮大提供有益的借鉴，而这无疑正是本书中文版出版的最大价值。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50年史：1955—2005》，[美]薛龙著，路克利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2月第一版，29.8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