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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5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20余位学者参加会议，收到论文近20篇。其中约有2/3论文集中在清末民国时段，兹将这一部分主要论文的观点，作一简要介绍。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景和的《中国近代早期国人眼中的欧美生活》一文，以《走向世界丛书》为中心资料，分析早期出国使节的日记和游记中有关欧美世界日常生活的记述。这些记述涉及欧美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如穿衣戴帽、饮食起居、车马交通、婚姻嫁娶、丧葬礼俗、男女社交、两性伦理、医疗卫生等。作者的思想前提是，这些最基本的生活内容是生活的第一主题，解决好这第一主题，人生才有意义，社会才有意义；人生要从关心这第一主题始，以关怀这第一主题终；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大多为此展开，人类的文学艺术大多以此为基点，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多以此为基本内容。作者发现中国近代早期出国的国人对西人日常生活非常关注，这是由于日常生活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主题；这种关注又导致两种文化的接触与对话。将社会生活史内容纳入中西文化交流史框架内予以考察，在以往的研究中也零星地有所体现，但将其置于人类生活第一主题的高度，并注重从国人对西方日常生活的关注来分析文化接触的问题，应该说是对社会史研究的深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左玉河的《民国初年的国家祭孔典礼》一文，叙述民国成立至1915年袁世凯政府关于国家祭孔典礼废而复立的历史过程。他认为，民初尊孔活动有两条基本线索，一是孔教会、孔道会等民间孔教组织发起的尊孔读经及国教运动，二是北洋政府内务部、教育部等官方机构倡行的祀孔活动。两者有联系，又有差别，互相影响，在民初形成了一股尊孔读经思潮。这一思潮的出现，与国人的信仰危机有密切关联。孔教会和袁世凯之倡导尊孔祀孔在主观动机上均不是为帝制活动打前哨战，但他们都在尊孔的旗号下公开进行帝制活动，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废孔的革新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很自然让人产生尊孔导致帝制复辟的强烈印象，新文化运动将批孔的矛头直指帝制复辟便是一种很自然的历史结局。以往的研究已经对袁世凯尊孔与帝制活动的关系进行了辨析，但左文注重揭示民初各派势力所共同具有的社会文化背景——即信仰危机，分析他们之间的同异，较好地展现了民初尊孔思潮的复杂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检秋的《坤角如何走红——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民初京剧》一文，详述民初京剧舞台之外的社会文化环境，解释为什么在当时坤角能够在京剧舞台上迅速走红，成为值得注意的社会文化现象。他认为，坤角的由禁而盛，京剧的高度商业化，坤角适应男性主导的观众审美需要以及礼俗改良对京剧舞台革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不同意以往的研究过分强调京剧舞台上生角、旦角在晚清与民初的地位转换是受政治气候影响的结果，认为传统社会的戏剧作为文化娱乐，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像20世纪下半期那样密切，要更多地从社会文化环境来解释社会文化现象。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少兵的《20世纪上半叶京津妇女慈善事业转型的比较分析》一文，以北京市档案馆和天津市档案馆的档案为主，结合报刊资料，比较了京津妇女慈善事业的现代转型。他认为，就长期救助某一弱势群体而言，民办较官办更灵活更有效更有生命力。目前学术界对于民国以来传统妇女慈善事业的现代转型问题研究不多，且多是宏观性的泛论，缺少对各城市妇女慈善团体的具体分析，而李少兵的这篇论文比较具体地展现了京津两个主要城市妇女慈善事业的基本面貌和差异。 日本立命馆大学非常勤讲师杉本史子的《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潮和女学生的动态——以“民国日报”及其副刊为主要资料》一文，梳理了1919年夏至1924年夏这五年时间里，上海《民国日报》及其副刊所报道的14次女校校内纷争，通过这些规模和强度都不大的学潮来观察女学生的心理状态和各种具体要求。作者发现了不少影响妇女运动历史趋向的具体事实，诸如：民初以来女校课程中重视家政科，自然科学和英文教育水平低于其他学校，而受到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女生已经不满足于清末民初占主导地位的贤妻良母式教育，直接而明确地向学校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男校一样，对于新文化运动之前那种严格的学校管理方式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大部分具有反抗性别压制的色彩，如检查书信、严禁外出、压制学潮等；新文化时期的女校校长和女教师是清末民初接受贤妻良母教育的一代，与新一代渴望跟上社会变革步伐的女生存在不小的代沟；女校学潮的发生，与新媒体的鼓吹和部分激进女生对其的有意利用分不开。她的研究有利于把握新文化运动时期女子教育的一般状况以及女子对这种教育的反应，为以往较为笼统的学生运动研究增加了突出的性别色彩。 《历史研究》编辑雷家琼的《“五四”后十年间逃婚女性的社会生存环境》一文，以从上海《民国日报》整理出来的103件案例为核心材料，着重分析“五四”后十年间逃婚女性的家庭和男方家庭对其逃婚的反应，法律对逃婚女性的实际支持力度，又以萧红和谢冰莹等案例来观察女性逃婚后的实际生活感受。她发现：逃婚女性的家庭和男方家庭对其逃婚普遍采取不谅解态度，有关法律规定尽管不断进步，但由于社会上流行的婚龄普遍偏低，法定的男女最低婚龄和男女成年年龄的规定之间存在差距，所以在法律实践中，女性渴望婚姻自主的愿望往往得不到法律的支持；逃婚女性即使已成功逃离她们所畏惧的家庭，但在社会上的生存空间仍非常狭窄，即使个人能力出众的女性，也依然饱尝艰辛。包含逃婚在内的近代女子抗婚，已有不少研究有所涉及，但本文对报纸所报道的实际案例所蕴含的信息进行比较全面的社会史分析，在研究材料的拓展上予人以启发。 关于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新贤妻良母论”，站在妇女解放立场的以往研究一般持批评态度，将围绕这个问题所展开的论争描述为进步与反动对立的两极斗争。韩国国立全南大学 BK21事业团博士后研究员俞莲实在《塑造母性：民国时期“母性”话语和妇女的现实》一文里，追溯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瑞典妇女运动家爱伦凯的母性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情况，指出一些男性知识分子对新女性拒绝母性、缺乏母爱感到某种焦虑，因而在接受爱伦凯母性论的基础上建构了他们的“新贤妻良母论”，参与这种“母性”诉求的还有影响面更加广泛的产品广告；不过，母亲形象的建构，女性自己并不是完全置身事外，有些女性主动地、积极地遵行社会赋予的母亲角色并为社会提供了模范母亲的形象；女权主义者站在女性自身权利的立场上，着力揭示母性论背后隐含的男权逻辑以及所谓“母性”的虚幻性，她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三点：儿童公育、国家社会对母性的尊重与保护以及生育节制。俞文揭示的男性知识分子和激进温和两种类型的新式女性对“母性”的复杂态度表明，各人所处的不同地位以及所持的不同价值观决定了他选择哪一种话语建构；尽管激进的新女性指出了母性论背后的男权逻辑，但仍不能忽视妇女的传统职责。 以往的家族史研究多集中在华南和江南地区，对近代的东北地区家族形态甚少关注。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赵英兰的《近代东北汉族家族社会探究》一文，从东北汉族家族的形成过程分析其规模、居住形态、分布、管理与职能，认为东北地区开发较晚，家族制度表征较弱，实际是关内家族制度的移植，其结构特点为家族规模不大、分布相对涣散、族产薄弱、祠谱不发达；但家族已不仅仅是简单具有血缘上的意义，更具有经济、政治、行政和文化上的功能与作用，在力求家族内部秩序合理化的同时，也积极进行着地方政权参与和家族维系活动，形成以一定的家族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网络。本文对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东北移民社会的特点及其历史趋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