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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多姿多彩、极富传奇个性的人物。康有为文化个性所展示的异采和戊戌变法失败的关系，更是引人注目。今试作探讨，姑做引玉之砖。 梁启超曾对其师备极称颂：“其理想之宏远照千载，其热诚之深厚贯七札，其胆气之雄伟横一世，则并世之人，未见其比也。”（注：《梁启超学术论著集*传记卷》，第416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要言之，是讲康有为的文化个性魅力如“理想之宏远，热诚之深厚，胆气之雄伟”等等，时人无可及之者。 若考诸康有为本人的演讲、文章、诗词和平生所为，其英才之豪迈，其睥睨云天之气概，的确罕有其匹者。如他写于1879年的诗《秋登岳王台》和《苏村卧病写怀》（注：康有为的诗写于1879年，见罗书华、李灵年的考证，（《近代诗歌鉴赏大词典》第645页，毛庆耆主编），又见马自毅《康有为诗文选》第11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简夷之等编注的《康有为诗文选》第117页。辛弃疾、苏轼的词虽然豪迈，但缺少康有为、张孝祥、毛泽东的词那样的奇魄。），其高古旷远、横目八表的气势，怕只有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毛泽东的《念奴娇·昆仑》和《沁园春·雪》堪与伯仲。马洪林先生总结1996年青岛“康有为与中国近代化学术讨论会”的观点后认为：“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改革家，开创中国近代化时代的导师”（注：刘善章等主编：《康有为研究论文集·跋——康有为近代化思想的三维空间》第225页。1998年7月版，青岛出版社。）。 康有为之ｐáｎ①ｐáｎ①大才为天下所共识，自不必复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才和他的文化个性是什么关系，这种文化个性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与戊戌变法的失败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化建设应怎样正确对待这样一笔精神遗产。 一、惟我独尊的王者之气 文化个性，简言之，是指个体所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主要内容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方式来自于民族文化积淀，却又是经过个体的选择、放大和强化的部分。 康有为的文化个性可谓丰富多彩。本文只从与戊戌变法失败相关的角度对之进行讨论。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近代名家评传》的作者王森然在写《康有为先生评传》时引了一段梁启超对康有为的评述后，却删掉了梁至关重要的一句话。王著说：“先生有图章一，上刻‘维新百日，出亡十四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其气概若此”。“大自大千诸天，小至微尘芥子，莫不穷究其理，常彻数日夜不卧，或行坐，或游行，仰视月星，俯听溪泉，坐对林莽，块然无俦，内观意根，外察物象，举天下之事，无得以扰其心者。”（注：《近代名家传·康有为先生评传》第120页，三联书店出版，1998年北京第一版。）这几段话几乎照抄梁启超的《南洋康先生传》而不误。但此段话紧接其后还有一句为：“殆如世尊起于菩提树下，森然有天上地下惟我独尊之概”（注：梁启超著：《梁启超学术论著集·传记卷》第417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梁启超追随康有为20多年，对康有为自然是知之甚深。这话虽然是指康有为大彻大悟时的状态，但是也大致概括了康有为的文化个性特征。关于康有为的这一个性特征，蔡尚思先生在他的《再评康有为》一文中也说，康有为“惟我独尊，以孔子之后的唯一圣人自居”。（注：《康有为研究论集》，第3页。）。 考诸康有为一生行迹，可以看出这“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和“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王者之气（或许还有点霸气），是康有为文化个性的基本内涵。其他内涵也大致可以用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浩气；大局清醒、小事糊涂的书生气；急功近利、轻狂妄进的躁气；好大喜功、重名轻实的虚气来概括。 康有为自号“长素”。何为“长素”？长于素王是也。素王，是人们对孔子的尊称，意为不用加冕的王。这个自号已说明康有为不仅自视为圣人，而且是比圣人还要圣人。 康有为不仅自诩为素王，就连他的五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称号。 陈千秋号“超回”——超过颜回； 梁启超号“轶赐”——轶，超车之义；梁启超超过子贡（子贡，端木赐，赐乃其名，子贡是其字）； 麦孟华，号驾孟——驾于孟子头上之义； 曹泰，号越ｊí②——（孔ｊí②，即子思，孟子的祖师爷）曹泰有超越子思之可能； 韩文举号乘参，唐德刚谑之为“把曾参当马骑也”。 康门五哲之名，均见于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同一内容又见于《章太炎年谱长编》，其文曰：“梁卓如等昌言孔教，余（太炎，笔者注）甚非之，或言康有为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38页，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 1893年，孙中山慕康长素之名，托友转信致结交之意。康有为回复说：“孙某如欲结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数年后，康梁王（照）徐（勤）等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避地东京，孙中山也正在东京，遂三番五次约见康有为，康有为均避而不见（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二、成于斯，败于斯 康有为这种王者之气和戊戌变法的失败有着极大的关系。 康有为认为天下者，我的天下；责任者，我的责任；使命者，我的使命。所以当“英西ｓｈǎｎ③，日东眈，法南瞬，俄北瞰，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注：康有为：《强学会序》。）时，康有为就毫不犹豫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领导变法的历史重任。他积极奔走呼号，呕心沥血著述，虽一再受挫，却不遗余力，义无返顾。可以说，没有这种王者之气，就没有他那种神圣的使命感和崇高的责任感，也就没有那种气魄和胆略，也自然不会有那一介布衣书生领导的旨在“大变”、“速变”、“全变”的全国规模的变法维新运动，不会有一场波及全国的影响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 但是，这种从历史深处而来的王者之气，对戊戌变法运动也有不容忽视的副作用。康有为的王气，同时也隐含着不许他人任天下的霸气和轻视“群氓”的个人英雄之气。这三气又助长了他的骄气、虚气和躁气。而诸气的综合作用，酿成了康有为领导戊戌变法失败的个性因素。 1895年1898年这段时间，虽是中日甲午战争新败之后，却是改革的大好时机。此“好”之涵义有二： 其一，此前虽有一些人开始主张变法，但其变法的时机却远未成熟。50～80年代，从当时国际形势看，中国变法的榜样日本、俄国、德国、意大利之变革或刚实行不久，或虽已取得成绩，但其时效还需要一定时间方可显示出来。如1868年的明治维新，若不经甲午一战，中国朝野怎会认识到其作用原来如此不可估量？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成功恰在此时开始令世界各国所瞩目，也令中国朝野震惊。 其二，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之战，终于使中国朝野认识到所谓同治中兴之不足据。要求得国家富强，必须另寻新路。可以说，甲午战败后的中国，求变是中国人的共识（注：袁伟时：《慈禧和康有为的两面性剖析及其启示》，《东方文化》，1998年第1期；又《新华文摘》，1998年第5期。）。 这个好时机，对康有为这个维新变法的领袖而言，最重要的是当时举国上下要求维新变法这个共识的形成（所谓变法共识形成，当然不否认刚毅之流宁可亡国，不可变祖宗成法的谬识之存在）。 从当时清朝最高统治者看，光绪帝之维新变法要求自不必说（实际上，光绪帝出于种种动机，变法要求实在是太迫切了）。即使是握有最高实权的慈禧太后也是穷极思变的。 下面是两条广为引用的史料。其一，慈禧归政后，虽在颐和园颐养天年，但“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汤志钧著，转引自《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第一版。）这条史料出自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其二出自恽毓鼎记载的史料：“上既亲政，以颐和园为颐养母后之所，间日往请安，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注：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同引上书。）这种情况也可以从翁同ｈé④稍有不中慈禧之意便被罢黜一事证明之。这些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当时真正掌握朝政的是在颐和园“颐养天年”的慈禧，而决非“既亲政”的光绪帝。这同时也证明了光绪帝所有推新变法的举措，都是经慈禧首肯的。否则，变法运动决不会在慈禧鼻子底下搞下去。这说明清政府两个最高统治者都是倾向甚至主张变法的。 虽然按照当代现代化理论来说，清政府决非一个以现代化领袖为首的决策集团，但至少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一些现代化改革的方案。 再看当时清政府最高决策机构中的核心人物。其一为翁同ｈé④。翁曾先后两度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更在同治年间，又兼作太后师。如此算来，翁和同治、光绪、两宫皇太后（慈禧、慈安）均有师生关系。甲午战争后，主战的帝党势力上升，并演变为主张变法维新的政治力量，而帝党重要核心人物即翁同ｈé④。朝廷为了表示对其恩宠，于翁六十岁大寿时，特旨赐寿。 翁同ｈé④对变法维新而言，地位是如此重要，康有为自然是心向往之，且必欲引为奥援而后快。那么翁同ｈé④对康有为是何看法呢？他究竟给了康有为多少支持和帮助呢？这个问题曾被翁同ｈé④删改日记和康有为虚构自编年谱弄得扑朔迷离。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翁同ｈé④是朝廷重臣中支持变法最力的人物。在变法这个大方向上和康有为是一致的。 第二，虽然翁同ｈé④对康有为的大才非常器重，但他又认为康有为“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注：引自《翁文恭日记》，1925年版，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祖诒狂甚”“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直说经家一野狐禅也，惊诧不已。”（注：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第305至309页，岳麓出版社，1999年版，光绪二十年五月二日记注。）考诸康有为“语太讦直”之语，“狂甚”之态度以及当时学人对《新学伪经考》之反应，可知翁同ｈé④之心态是真实可信的（注：《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八月记载：见《新学伪经考》，类病狂者所为。同一反映又见于孙宝暄《忘山庐日记》第232页。）。所以，综观整个变法过程我们可以肯定，翁同ｈé④并未尽力支持帮助康有为的变法活动。其原因不是政见上有根本差异，而是惧怕因康有为轻狂躁进而贾祸，也有反感其狂妄的感情色彩羼杂其中。 当时清政府最高决策机构中的另一核心人物是李鸿章。甲午战败，李鸿章被开去直隶总督一职。此时的李鸿章亦欲思变，有仰慕强学会之心。但是当他“以三千元入股”表示支持强学会时，却遭到康有为师徒的严拒。这和几年后拒绝孙中山所表现的个性何其相似！从康有为的一贯主张看，他不是没有民主思想，然而他的民主思想似乎只是用作反对慈禧专制的工具和号召士大夫的旗帜（手段），并没有把民主当作一种政治理想（目的）来追求。 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主体的第二层次是现代化精英和利益集团。在这方面，支持变法的人从比例上看虽然不算多，但也不可忽视。“强学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早年发起的政治团体”（注：《戊戌变法史》第128页。）。“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帝党相结合的一个政治团体”，是旨在推动维新变法的组织（注：《戊戌变法史》第128页。）。我们且看强学会的支持者是一些什么人。强学会成立之初，先由翁同ｈé④为强学会划出预算，再由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房子作为会址。更有大学士王文韶（时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之各捐资5千元。还有现役军官如淮军提都聂士诚和毅军提都宋庆也各捐数千元。当时的强学会周围几乎麋集了所有在京的精英人物。这些人中，张之洞是当时中国有权势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员，时任南中国最重要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包括当时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和南京。张之洞地位之显赫、权势之显要，地方大员中无可出其右者。张之洞对维新变法的支持固然是他好大喜功，标新立异的个性使然。但更重要的，也是出自于他对时局和政局的见识（注：有人曾经专论张之洞在湖北的政绩和辛亥革命的关系，认为张之洞在湖北的政绩的确奠定了辛亥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才等各个方面的基础。见黎仁凯、钟康模著《张之洞与近代中国》第6、7章。）。故他对康有为的推崇支持也是出自至诚。康有为1895年10月被张之洞接到南京一往20天，成为张之洞的座上宾。此时，上海强学会成立，其机关报《强学报》创办，都是张之洞支持的，《强学会序》这篇重要宣言也是康有为起草后以张之洞名义发表的。当时张之洞在中国的地位不必多说，单是他13岁中秀才、16岁中解元、26岁中探花这一点就够他在那个时代自豪的了。但张之洞对这个比他小21岁的康有为却曲予优容，宠爱有加。按常情推断，康有为应该有知遇之恩吧。且看康有为自道： “入江宁后20余日……隔日一谈，每至深夜。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星海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注：《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 “隔日一谈”，“每至深夜”，其关爱之殷殷；“频劝”、“又使”、“来劝”，其忠告之切切，能不令人感动？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张之洞劝康有为勿言孔子改制之说，以免因学术分歧导致政治上的被动，不啻为睿智之忠告。但康有为竟全不把张之洞放在眼中。唐德刚先生提到此事时说，“这篇回忆还是他（指康）失意后追记。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其猖狂的态度，可能更甚于此。”这种拒老前辈兼同盟者于千里之外的态度，不能不影响到变法队伍的巩固和扩大。唐德刚先生说：“当年支持强学会的这批人，实在是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于当时保守派中的徐桐、刚毅和荣禄等人，这种集体力量之未能发挥，实在是和“强学会的崩溃血肉相连的。”（注：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第305至309页，岳麓出版社，1999年版。）而这个结果之出现，康有为的霸气王气骄气虚气等个性因素的消极影响岂可辞其咎！ 另一精英刘坤一，虽系行伍出身，却机敏过人，见识超群。曾因在张謇的奏章上改动一句话，而令一向以文才自负的张謇折服不已（注：《蔷翁自定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5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刘坤一又曾是东南互保运动中三大名督之一。根据袁伟时的看法，“公车上书的各项主张在同时期好些大臣（如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等）的奏章中也已提出来了。”（注：袁伟时：《慈禧和康有为的两面性剖析及其启示》，《东方文化》，1998年第1期；又《新华文摘》，1998年第5期。）说明刘坤一仰慕强学会，倾向变法维新是符合他的思想逻辑的。 至于湖南巡抚陈宝箴就更不必说了，他是地方大员中贯彻变法措施最力的人物。 另外，根据汤志钧先生统计，列名北京强学会或参预会务的22人和支持学会的14人中，虽然成员复杂，派系迷离，但若内外关系处理得好，实力也不可小觑。较有影响的除了康梁、麦梦华师徒外，文廷式、沈曾植、沈曾桐两兄弟、丁立钧、陈炽、陈仰垣，或属光绪帝党，或与翁同ｈé④关系密切。张荫桓时为户部左侍郎，变法前实为推荐康有为的主要人物（注：《戊戌变法史》，第139-142页。）。北京强学会筹资结会时，拟定陈炽、沈曾植为正董，沈曾桐、文廷式为副董。陈炽、沈曾植兄弟、文廷式都是光绪帝党的中坚人物。其中陈炽是维新变法的早期倡导者。沈曾植兄弟甲午战败后，常与文廷式、陈炽、汪大燮、徐世昌等聚会北京陶然亭，提倡西学，筹商改革救亡之策。汪大燮时任内阁中书和总理衙门章京，是除梁启超、麦孟华之外与康有为最为接近的维新派。上述强学会会员及其支持者除翁同ｈé④、孙家鼐为60岁上下外，其余的都在25岁至45岁之间，以40岁——45岁居多，这些人大都年富力强，经验丰富，有进取精神，至少在强学会成立之初，都是主张变法或支持变法的。 据唐德刚所列，戊戌变法前有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中年官僚如张謇、汤寿潜、张荫桓。前者是翁同ｈé④的得意门生，汤寿潜是变法早期倡导者。张謇42岁、汤寿潜38岁、张荫桓55岁。再加上一批具有改革思想的“高干子弟”，如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ｈé④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等等不下数十人。这些人由于其良好的教育背景，又处于新旧信息交汇之地位，其能量不可低估。 康有为若把这些力量统一在变法旗帜下，各用其所长，而不以惟我独尊之霸气示人，则结果可能是维新派内部比较一致，赞成支持变法的许多人不会匆匆离去甚至站到维新的对立面。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康有为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自然不会任用康有为领导变法，即使是光绪对他也是任用少而保留多。清朝最高决策集团中的李鸿章、翁同ｈé④对康有为的反感从前文叙述已不难看出。地方精英可以从张之洞的态度转变这一斑而得窥全豹。至于强学会同道们，可以从沈曾植和文廷式的态度略知一二。1898年6月4日，沈曾植遗文廷式书一封，“论时局，谓世事非变法不可为，而深忧变法之机将被康有为卤莽灭裂，中生变阻。廷式既览，以为数月以来情形，此函颇得其实。”（注：《文廷式文集》，第1504页，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青年知识分子如孙宝暄、郑孝胥则和张之洞一样，虽然热望改革，却同样对康有为的“大言”、“病狂”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不满（注：孙宝暄、郑孝胥不满康有为的态度见(23)注；又：郑孝胥主张变法，故光绪于变法开始不久就召见他赴京，和江标一起于9月9日被任为总理衙门章京。郑孝胥一路踌躇满志，慷慨高歌。如“江中闻鸡鸣，音响极抗烈。坐念祖豫州，要为天下杰。”“倚楼看雨有今日，坐忆宵来郁热时。待与官家区画了，秋风鲈脍是归期”。从其自期之高（自比祖逖、张翰）可见他对变法的信心。）。 康有为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他从中国传统文化那里继承了王者之气，却没能从先哲或从西哲那里继承民主之气。当他欲求“速变”“全变”“大变”而四面树敌感到危机四逼时，他就选择了政变的手段。 康有为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成分——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责任感，“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仁人烈士气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创造精神以及“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高贵人格。这是在他那个时代做一个政治现代化领袖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也是当今社会现代化领袖所必须具备的品质。然而，仅此远远不够。何况，即使这些品质，也含有逆现代潮流的许多地方。如“以天下为己任”包含有天下者，我的天下，“以天下为独任”的思想；“虽千万人，吾往矣”，包含有“天下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的独夫寡人思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包含有视众议为诺诺，视己论为谔谔（唯我正确貌）的救世主思想。而现代法理准则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注：陈岳等：《因特网平台上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互动》《国际政治》，2000年第12期第15-17页；谢邦宇、张劲草主编：《国际经济法原理*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世界图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3-37页。），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国家（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第二节。），社会是全社会人民的社会（注：李琮主编：《西欧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67-169页。）。任何国家、民族或个人都仅仅是全球化浪潮过程中的一个水滴，充其量也不过是一朵水花，而不可能是救世主。背离这一理念，违反这一准则，无论他个人才能多大，地位多高，都要受到重挫甚至是失败。康有为不例外，袁世凯不例外，汪精卫不例外，蒋介石不例外，英明如毛泽东者也不例外。这一现象，对现代化领袖的心性修养，对文化现代化的建设，其启迪意义还不够深刻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般下加木 ②原字亻加及 ③原字目加炎 ④原字龠加禾 【资料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